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共8篇）

二律背反 篇1

摘要：“立场预设”是指组织或个人依据自身的阶层、地位和偏好预先对问题设定好自己的观点或态度。立场预设的问题在中国媒体中表现比较典型, 而媒体本身却又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立场预设被认为会导致新闻失实、报道失真;另一方面, 媒体面对受利益驱使伪造信源、歪曲事实、编造证据的行为, 唯有“立场预设”才能探明真相。在特殊传播环境下, 正确利用立场预设需要媒体人创新采访路径, 不仅要会正面“证实”还要会侧面“证伪”。

关键词：立场预设,二律背反,证据,假新闻

“二律背反”作为哲学基本概念, 最早由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通俗地说, 是指两个相互排斥而又被认为是同样正确的命题之间的矛盾。 (1)

何谓“立场预设”?通过知网检索, 发现对于“立场预设”目前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或严谨的解释, 其实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由“预设”和“立场”两个词组成的合成词。“预设”作为逻辑语义学中的重要概念, 于上世纪60年代进入语言学领域, 在1892年由现代逻辑奠基人、德国哲学家弗雷格提出, 又称“前提”、“前设”或“先设”, 指的是言论发表者在说出某句话、陈述某个观点时所做出的假设, 以证明自己话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可靠性。即说话者事先设置好了前提, 保证所有语句的合适性都在这个前提下发生。“立场”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特指特定的阶级立场, 二是指对待问题所持的态度和观点, 即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有的态度。 (2)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将“立场预设”定义为组织或个人根据自己的阶层、身份、地位和好恶预先设定对待某一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一、“立场预设”逆行于新闻语境

“立场预设”是一个甚为流行却又富有很强批判味道的新闻词汇, 新闻界认为其有悖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争议一直存在, 所以很多时候它被坚决否定。普遍意义上, 将整体性的多元思维以单一个体立场替代, 一味以个体化观点和想法对社会进行描述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实际新闻生产中, 以“立场预设”对新闻事实进行不当取舍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多记者已形成了“刻板印象”和习惯性反射。诸如遇到消费投诉就立刻想到一定存在某个假冒伪劣商品或无证经营的黑心商家, 在深入实地采访双方当事人之前就产生了道德偏向;见到一些弱势个体盲目地施予同情, 并本能地将其不幸的责任一味地推给社会与政府, 不查清原委便发声问责。如果在采访之前就已经对要采访的事件形成了价值判断和情感倾斜, 那么就很容易导致记者在采访中一意孤行、“合理想象”、视而不见、两耳失聪的情况, 而忽略甚至无视与“立场预设”相悖的事实, 而有时相悖的事实往往才是真相, 这样就导致了报道的失实, 误导大众, 妨碍了人们对外部社会环境的正确认知和把握。可以说, 如果允许“立场预设”的存在, 我们的新闻会变成记者的个人文学, 完全丧失公正立场。

二、“不能立场预设”就不能去伪存真

“立场预设”经过一些争议, 再经一定的歪曲渲染, 好像新闻毒瘤一样, 很少以光明正大的形象来辅助新闻报道。其实, 这完全是一种盲目莫名的恐慌, “立场预设”是现代社会知识化的必然结果, 很大程度上是媒体人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是非判断。

在现实社会中, 事件真相往往错综复杂, 媒体揭示事实探究真相的角度、方式和技巧也很重要。“立场预设”不应被盖棺否定, 怀疑一切并不是否定一切, 它可以有, 甚至在社会生态比较复杂的中国, 它必须有。

(一) “求证”与“操纵”的对抗

理想状态下的新闻真实往往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组织、意识形态、市场或是个人偏见等内外因素的制约、影响甚至是扼杀, 严重损害了新闻真实。在这许许多多的操纵力量下, 新闻真实往往被建构成“片面的真实”、被扭曲成“虚假的真实”、被选择成“特定的真实”, 处于追求真实却又被操纵的无力又矛盾的境地。

很多事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水落石出, 人们首先接收到的往往都是表象和假象, 加上背后利益集团故意隐藏真相放出烟幕弹混淆视听, 所以根据自己的偏见和想象去判断事实往往会差之千里。

也就是说, 事实和真相并不一定是无条件开放式一次性呈现的, 它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干扰信息出现。新闻报道是一个不断去伪存真的过程, 以前的判断可能被后续调查发现的新事实推翻, 但这并不能定论之前的报道就是“假新闻”。需要指出的是, 在调查并没有完成、没有充分证据或信源可疑时, 记者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 克服自己的偏向、臆断和猜测, 用事实说话, 用现有能调查到的事实来靠近真相, 而不能依据推测想像出的碎片去拼凑和臆断出完整真相。

(二) “立场预设”与“倒逼真相”相互关照

媒体的“立场预设”源于公正理性的思辨, 但不能把合理的预设污蔑为谣言。比如今年5月四川女司机被打事件中, 开始网上很多人质疑男司机行为暴力, 指责其无故打人毫无人性——在初期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 特别是之前有过类似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 很多新闻和评论都建立在这种立场预设基础上。当然, 后来行车记录仪监控画面公布显示女司机之前的多次恶意变道行为激怒了车上载着老婆孩子的男司机, 而记者后来前往医院采访该女司机时她依旧不承认自己的不当驾驶行为。那之前的立场预设算不算造谣或媒介审判呢?当然不算, 一方面只是“怀疑”, 大家的怀疑源于他们确实看到了事件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完整的全部, 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 正是这种质疑才促使更多影像证据得以披露, 全面地还原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 使信息逐步透明, 正是这种合理的“立场预设”才推动了时间的进展。

可以说, 几乎所有涉及到司法公正的案件最终曝光在人们眼前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事件发生——新媒体推动网民大规模讨论——传统媒体火速跟进, 引出合理怀疑——推动事件进一步发展 (3) 。

还有一些公共群体事件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 一些媒体用“立场预设”来“倒逼真相”:你拒绝说出真相, 我就不断质疑, 用合理的立场预设制造出的质疑声倒逼有关部门进行回应, 让真相公之于众。当真相被一些人“捂”住见不得光时, 当信源已不再可靠时, 我们当然不可以再老老实实相信捂着新闻的人。

(三) “立场预设”与严谨求证相互依存

在中国媒体中立场预设的情况表现比较典型也比较普遍,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应敢于并负责地对预设立场进行有力求证。《人物》杂志曾刊出一篇名为《厉害女士》的报道, 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河南“爱心妈妈”袁厉害”有隐情”和“有问题“的立场判断。但后续调查并没有得到充分证据证明袁厉害存在房产问题, 以及她用等级区别对待弃婴和利用弃婴谋取利益的行为。比较遗憾的是, 这篇报道在后来没有取得任何过硬的证据和有价值的补充来推动调查进展, 因此在文中只能以“事实上”来弥补这一弱势便不难理解。

所以, 该不该立场预设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立场预设”本身, 而是在调查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记者没有取到支撑原有立场的强有力证据, 如果没有并且依然不对自己的报道方向作以调整, 还在一意孤行将新闻文字“纠正”和“校正”到本身已经错误的轨道上, 可谓“为了颠覆而颠覆”, 出了硬伤便在所难免, “立场预设”被误读和曲解也便情有可原。

(四) “立场预设”与“假的真新闻”水火不容

与信息相对匮乏容易陷入两难境地的传统媒体相比, “立场预设”更适应新媒体形势下复杂案件发生后演变成网络热点事件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的自身传播特性决定了其往往会处于信息断层中, 经常由于不能够清晰判断案件是否存在司法腐败, 而陷入难以决定是否参与公开报道的窘境。这时如果不公开报道, 一方面事件会在新媒体上发酵, 导致自身舆论监督的缺位, 很有可能会放纵了司法腐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曾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存在腐败问题, 能源局新闻办速度回应称此事是谣言, 并要表示要追究造谣者的责任。可后来刘铁男果然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而落马, 这种极具转折性的剧情后来不禁成为人们的笑谈。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当事部门还没有调查就急忙站出来否认, 视举报为“造谣”, 而最终却证实了所谓举报者的“造谣”恰恰是真相。由于很多信息甚至是话语权都垄断在一些机构和部门手中, 这种垄断使信息更容易被掩盖、被操纵、被扭曲, 事件发酵产生的负面影响猛于民间谣言。此时, “立场预设”无疑有助于使得真的“假新闻”和“造谣者”得到惩治, 阻止了“假新闻”发声的扩大化、垄断化。因此, “立场预设”在求证的过程可以击碎假新闻。当下的中国, 信息仍然不能完全透明在阳光下, 真的假新闻和假的真新闻都需要“立场预设”来打。

三、正确发挥立场预设作用需要创新采访路径

纵观马航失联事件, CNN、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绕开马来西亚官方通过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和波音公司获取关键数据进行发布, 拼凑相对完整的信息流倒逼马航反证。而中国媒体缺乏对信息的筛选、甄别和深度挖掘能力, 预设立场后不能够证实, 导致了信息搁置。比如一些媒体根据澳大利亚女子曾进入驾驶舱与机长合影的举报, 对机长、副机长进行“阴谋论”式的猜测, 还有一些媒体捕捉国际舆论的只言片语来无端揣测马航事件牵扯到各国军事利益等, 这些猜测的真实性却无从考证。

我们中国媒体还是过分依赖传统的采访路径, 迷信到达“现场”求证, 这类传统的采访方式仅在官方机构足够权威和可信时才适用, 而马来西亚一开始就遮蔽了不少事件真相, 西方媒体质疑与证伪式报道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 “立场预设”是指组织或个人根据自己的阶层、身份、地位和好恶预先设定对待某一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对新闻工作者而言, 无须讳莫如深, “立场预设”是一种思想、学识和人格的集中体现;对新闻机构而言, “立场预设”是其人文关照、社会价值和理想抱负的具体体现。因此, “不能立场预设”是绝对而片面的。它的硬条件并不是“能不能”“立场预设”的问题, 而是“立场预设”所包含的“大是大非”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 是能否指向“专业”与“正义”的问题。

理性客观地看待“立场预设”, 灵活创新地调整采访路径, 媒体既要会正面“证实”, 也要会侧面“证伪”, 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权力行使、建构社会正义和表达人民立场;才能有力净化当今社会是非不分、乱象丛生的舆论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转播中国声音。

注释

1郑涛.《何兆武史学理论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2周霖.《教育理论思维与教育理论发展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1

3胡菡菡.《刑事案件报道“合理怀疑”原则初探——兼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新的新闻伦理要求》[J].新闻记者.2009 (12)

二律背反 篇2

康德黑格尔审美论的二律背反

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都贯串着二律背反的存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中出现的二律背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其对矛盾的解决并不能让人满意.实际上二律背反是无解的,这决定于两个方面:一.生活过程中的一切都是背反的存在;二.话语表述和现实生活永远是背反的.,话语生活和现实生活不可能“同一”.努力解决背反的意义在于无限地接近生活的真实、理想的完美.

作 者：潘道正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4刊 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EDUCATION SCIENCE)年，卷(期)：23(1)分类号：B561.31关键词：二律背反 话语生活 现实生活

二律背反与排中律 篇3

尤金《哲学辞典》“二律背反”条目中说“二律背反的基本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要证明人类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事物的本质是无法认识的,就是要树立反科学的不可知论观点,并替它辩护”。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二律背反”条目中说:“康德强调,这4组二律背反不是任意捏造的,它建筑在人类理性的本性上,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由此看到了理性认识的辩证性,看到了哲学史上各对立派别主张的冲突,指出独断认识的片面性,为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②我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对的,尤金错了。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言》中都提到了四种二律背反。第二条是:

正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单一的东西构成的。

反题:没有单一的东西;一切都是复合的。

尤金的译文就是:世界上一切都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简单的东西,一切都是复杂的、可分割的。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谈到康德的二律背反时说:“这两个规定,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的。这就是对这两个规定的真正辩证法的看法,也是它们的真正结果”。列宁的批语是“真正的辩证法”。③黑格尔说的就是合题。

如果用字母来标志,正题是A,反题是B(非A),合题就是A·B=C或C=A·B。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上)中,在“审美判断力的辩证论”第56节鉴赏的二律背反的提示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写道:

关涉到鉴赏的原理显示下面的二律背反:

正命题:鉴赏不植基于诸概念……

反命题:鉴赏判断植基于诸概念……④

在第57节“鉴赏判断的二律背反之解决”中,康德写道:这种双重意义或评判的角度对我们的先验的判断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两个规定,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就是说,如果使用排中律,二者择一,不管选择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真的,都是错误的。

关于“二者的统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得清楚:

健康的理智(按指形而上学思维)……时而坚持并肯定这一观念,时而又坚持并肯定正相反对的那一观念,它自己处处与真理作对……由一个错误到另一个错误。……真正讲来,这些不真的东西的本性要迫使那知觉的理智去做的,乃在于把这对立观念加以结合,并因而把它们扬弃,如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观念、杂多和单一的观念、与一个非本质的东西必然相联系着的本质性和一些具有必要性的非本质的东西的观念,——以上种种对立的虚妄不实的观念其本性就要求知觉的理智把它们加以结合,从而把它们加以扬弃,然而它却并不这样做,……它并没有获得关于这些抽象概念的真理,但它却证明了它自身的非真理性。⑤

把对立面结合起来加以扬弃,这就是黑格尔要求的统一,这就是C=A·B。这与“肯定一方,排除另一方”完全是两码事。无论统一于A,还是统一于B,都是错误的。只能统一于C=A·B。

康德和黑格尔把两方面的话都说到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也曾说到“超感官世界即现象世界”;“超感官界不是现象界”。“超感官世界”指的就是本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也是既可分,又不可分。只抓住其中一句话,就不符合作者原意。

王宁一也写了“既扬弃又保留”的词句。黑格尔《逻辑学》中说的是“扬弃=结束=保持(同时保存)”⑥;在《精神现象学》中说的是“扬弃在这里表明它所包含的真正的双重意义,这种双重意义是我们在否定物里所经常看见的,即:扬弃是否定并且同时又是保存”⑦。但是王宁一在回答哲学问题时,却认为必须使用二者择一的思维方法,只留下一个不可分性。这就正是单独看一个规定,就不是真的。

王宁一那个非此即彼的结论,只剩下了一重意义,只剩下不可分性。可分性呢?扬弃了,对王宁一而言,“扬弃”就是否定了,不保存了,所以他说“可分性拜拜了”。王宁一作出的是一个选言判断。

黑格尔的结论,恰恰是双重意义:一切都是可分的,一切都是不可分的。对黑格尔而言,“扬弃”是否定同时又是保存。可分性并没有拜拜,它就存在于统一性之中。黑格尔作出的是一个综合判断。

黑格尔就曾遇到过王宁一这种观点,他下面的话,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说的:

把“在绝对中一切同一”这一知识拿来对抗那种进行区别的、实现了的或正在现实的知识……是知识空虚的一种幼稚表现。⑧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所说的话,就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们视为在性质的统一性上是一个东西,而只能视为在组成的统一性上是一个东西”。音乐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正是这种关系,二者组成统一体,是不可分的。二者的性质是可分的。一个是物质性的,一个是精神性的。

我和费邓洪始终说的是“既可分又不可分”。不带偏见的读者定会发现,我们只是不赞成孤立地提不可分性。人家说了两个方面,你只抓住一个方面,去反对人家的两个方面。就是用片面性去反对全面性。王宁一却硬说我们是“孤立地提可分性”,“反对不可分性”。

二律背反不容易理解,特别是在有些哲学家语言晦涩的情况下就更难理解。其实,不可分性就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所说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所谓同一性,一是指对立面相互依存,取消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二是指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可分性就是说的矛盾的斗争性,它始终存在。这矛盾的斗争性就也被黑格尔称为“不同一性”。这里也是二律背反:正题: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反题:矛盾双方具有不同一性。二律背反就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列宁说得好“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⑨王宁一以为他提出了我们不能回答的难题:“请把形式去掉吧,让我看看内容是否存在。请把内容拿走吧,让我看看在音响结构丝毫不动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结果”⑩。于是他就自认为他的理论安如磐石了。其实,这只能证明对立面相互依存。证明了对立面相互依存,却并不能据此而推翻对立面的相互区别和斗争。王宁一嘲笑可分性,就是嘲笑矛盾的斗争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辩证法。过犹不及,真理多向前走出一步就是谬误。

阿萨菲耶夫那句常被引用的话“他在听,但没听到”。说的就是,人们听见了乐音运动(形式),而未能听懂精神内涵(内容)。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因为形式与内容是性质不同的东西。

你说他否认可分性,他就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内容和形式只是具有不可分性却不存在可分性呢?”当你相信他承认可分性的时候,他却又说可分性拜拜了,只剩下不可分性了。黑格尔在批评“斯多葛主义”时所说的话,好像就是针对王宁一说的;“如果你向他指出事物的同一性,那末它就会向你指出其不同一性;对于它刚才所宣称的不同一性,如果现在你再向它提出来,那末它立刻就会转而指出其同一性。它所说的话事实上就好像顽皮任性的小孩子的吵闹,一个说甲,另一个就说乙,一个说乙,另一个就说甲,而他们通过这样的互相争辩,借以获得彼此处于矛盾争辩状态中的乐趣。”

黑格尔的这些话,斯多葛主义者是不会同意的。这也没有关系,地球照转。只要读者看见了这些话,黑格尔的目的就达到了。

背离辩证法,是要受到惩罚的。黑格尔留下的教训就是:一个辩证法家最终发现了绝对真理,矛盾不复存在了。可是时至今日,矛盾仍然继续存在。

排中律和矛盾律是亚里士多德的贡献。他的《工具论》为后世开创了逻辑学。其基本原则是:同一事物不能同一时既是而又不是。如果你说“同一事物既是又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对于事物的静止状态是完全适用的。我在《音心对映是如何可能的?》中说过,它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并不等于错误。形而上学适用于事物的静止状态,辩证法适用于事物的运动状态。中国大百科全书“矛盾律”条目也说“逻辑矛盾与哲学上所揭示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种辩证矛盾是根本不同的。”我说过,形而上学或辩证法都可能发生误用的问题。

王宁一说,“‘非此即彼并非知性特有的智慧,它还是辩证思维的组成要素哩”。这话只在辩证法承认形而上学有其适用范围的意义上才有其合理性。接着王宁一说,“‘非此即彼只有加上‘除此以外都是鬼话,那才是形而上学的信条。”我的回答是:“非此即彼”就是寻求唯一正确的解释,它就表明,除此以外,都不正确。这与“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并无本质区别。“除此以外都是鬼话”不需要外加上去,它就在排中律的应有之义之中。

恩格斯承认形而上学有其合理的适用范围,并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关系比作高等数学与初级数学的关系。高等数学从来都承认初级数学是自己的基础,这绝不是以初级数学冒充高等数学的理由。恩格斯说形而上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王宁一正是把树木当成了森林,理由就是树木是森林的“组成要素”。他就用“要素”代换了本质。根据“两条腿”是“组成要素”,如果就得出“鹅有两条腿,你也有两条腿,因此你就是鹅”的结论,岂不荒谬?

王宁一在批评费邓洪时说:“‘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东西这命题,对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说,的确是一杯难咽的苦酒。如果总是喜欢把对立的两极作非此即彼地看待,这种惶惑不解就很难免。”王宁一在这里就把“非此即彼”称作“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他需要的时候,非此即彼就又一变而为辩证法了。这是诚实的态度吗?

王宁一在答费邓洪的文章中还说“如果以为‘二律背反等于错误,那真是对辩证思维的莫大误解。”在这里,他就把二律背反看作辩证法。可是当我用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时,他却斥之为“按下葫芦起了瓢”。二律背反又成了错误的了。同样的话,在他嘴里说出来就是对的,在别人嘴里说出来就是错的。一而再,再而三,坚持其双重标准,何其不平等乃尔!王宁一先生,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力?

王宁一说“必须进一步追问,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究竟统一于何方?就是说逻辑的要求你还必须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回答”。他的回答就是“完了?完了!‘事实上的可分性就这么拜拜了?拜拜了!”这样,他就只剩下一个不可分性了。王宁一举出水不能分为氢气和氧气为例,来说明对立双方的统一。从这个例子中,正可以得到一个与我和费邓洪的观点一致的结果。可是王宁一把事情颠倒过来了。王宁一认为,不可分性A与可分性B是对立的双方,必须统一于不可分性A,于是就排除掉可分性B。这里确实用的是非此即彼的标准。那么根据同一逻辑,氢H与氧O是对立双方,非此即彼,二者择一,他就应该在氢H与氧O之中二者择一,他意识到,如果二者择一,无论统一到氢气一方或氧气一方都是错的,当然应该统一到水H2O=C那里去。这完全符合我和费邓洪的判断,正题与反题结合从而达到扬弃即统一。请问王宁一先生,你这是“二者择一”吗?这不正是“亦此亦彼”吗?王宁一嘴里说,必须非此即彼,二者择一。他的实际行动却恰恰是亦此亦彼。他竟然立即把这个C换成了A,不过,这个A不是H与O之中的一方,而换成了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矛盾中的一方。这可真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使用的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怎么能得到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呢?此中奥妙,值得研究。让我们一步步来分析。

第一步,把可分性A这一抽象概念转换成具体物氢气H,也就是设具体物H代表概念可分性A,把不可分性B这一抽象概念转换成具体物O氧气,也就是设具体物O代表概念B不可分性。第二步,在对水的分析中,得到一个亦此亦彼的结论:不是统一于H(代表概念A可分性),也不是统一于O(代表概念B不可分性),而是统一于二者结合即第三者H2O=C(A·B=C,正题与反题的结合、扬弃、统一)。第三步,从具体物转换回抽象概念,应该怎样转换呢?秘密就在于此一转换之中。这个具体物C(水)应该换转成什么抽象概念呢?C既不代表概念A可分性,也不代表概念B不可分性,概念C恰恰代表“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统一体”。王宁一把概念C(既可分又不可分的统一体)转换成了概念A不可分性(对立的一方),肯定是转换错了。这样一来,从“亦此亦彼”的判断中得到的结果,就被“二者择一”的判断结果换掉了。就这样,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也许是有意地偷换概念,也许是粗枝大叶地疏忽,两者都是可能的。

王宁一认为他的水再也不可分为氢和氧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物体是由物质元素构成的。物体生灭,物质元素不生不灭,物质元素永远可分可合。水化为气(物体分解为元素),气化为水(元素化合为物体),循环不息,天上才会下雨,地上才有江河。他忘记了,水也是一个将要被扬弃的环节。如果水再也不可分了,老天岂不是再也不下雨了?

一个人,他说自己是什么观点,他说他使用的是什么思维方式,这是一回事。而实际上,他真正的观点和真正的思维方式,完全可能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

王宁一宣称排中律就是辩证法,这就证明了,他所自称的辩证法原来就是形而上学。王宁一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对排中律的批评,他岂能没看见。排中律认为“某物或者是A或者不是A,第三者是没有的”。黑格尔说:“正是这个命题中就有第三者,A本身就是第三者,因为A可以是+A,也可以是-A”,“可见某物本身就是那个本来应当被排除的第三者”。王宁一如果读懂了,他还在硬说排中律就是辩证法,他就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如果他没有读懂,他就是在写自己不懂得的东西。他的冷讽热嘲不过更加反衬出假科学制造者的傲慢而已。

王宁一以“兼对某些成说的质疑”为副标题,好像他有了什么新发现,其实这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旧闻,还是经过断章取义而改变了面目的旧闻。

1 尤金.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电子版)

3列宁.哲学笔记[M].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34页

4 康德.判断力批判[M].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6页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3页

6 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版1973年版第122页

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

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32页

10 王宁一.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再答茅原先生[J].《音心对映论——争鸣与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11 王宁一.概念的漩涡[D].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1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页

13 马恩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14 王宁一.概念的漩涡[D].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5 王宁一.概念的漩涡[D].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茅原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

二律背反 篇4

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现代意义上的广告诞生于17世纪初的英国, 它“是由广告主付费, 将经过处理和加工的特定信息通过传播媒介传达给目标受众, 进而达到改变或强化人们观念和行为的目的的、公开的、非对面的信息传播活动”[1]。而美学则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西方的古典美学思想, 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 “极盛于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 即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时代。”[2]美学作为一门学科, 诞生于18世纪中叶, 其标志是德国古典美学大师鲍姆加通1750年出版《美学》一书[3]。

广告美学是广告学与美学交叉发展的产物, 广告美学属于“应用美学”[4]的范畴。既为一门应用美学, 广告美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美学毕竟有所不同。传统西方古典主义所说的美是形而上学的唯美, 其实质是超功利的, 是纯粹的美, 而美学就是一种关于人类审美活动的哲学。如康德 (Immanuel Kant) 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一个审美判断, 只要是掺杂了丝毫的利害计较, 就会是很偏私的, 而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人们必须对于对象的存在持冷淡的态度, 才能在审美趣味中做裁判人。”他进而对美下了这样的定义:“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个对象或一种形象显现方式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快感的对象就是美的。”[5]可见, 西方古典美学认为美的特点在于不涉及“利害计较”, 因而不涉及欲念和概念, 即美是无功利的, 或者说是超功利的。

广告的本质是为了增加销售, 它是逐利的、务实的, 就这一点来讲, 它与美学或审美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之所以会出现广告美学, 按照学者冯蔚宁的说法:“经过现代广告策划和运作的实践与磨合, 原先似乎水火不容的超功利的美学范畴与纯功利的广告诉求找到了一种契合点和平衡处。这就使超功利的美学得到现实的接纳, 使纯功利的商品、服务等广告引进了美感, 从而创造出了广告美学。”[6]

广告美学的发轫, 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广告传播活动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环境间的调适性, 亦即如何让广告活动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进步、美化人文环境、陶冶大众情操。新闻史家戈公振 (1927) 曾经对广告如是期许:“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 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人类生活, 因科学之发明日趋于繁密美满, 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和指导人生之功能……故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 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7]

广告作为“推销出品之一种手段”, 它揭示的是广告的功利性, 这也是广告的基本属性, 它应该以“真”为内核;而“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 说的则是更高层次的问题, 即广告在追求“真”之外, 还应努力追求“善”并最终达成“美”。广告要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其自身所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基本问题即在广告传播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特别是在当代的中国广告传播实践中, 存在着三种较为突出的“二律背反”: (一) 功利性之于审美性; (二) 科学性之于艺术性; (三) 真实性之于假定性。本文对这些现象将逐一展开分析, 并试图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二、“二律背反”之一:功利性与审美性

广告美学属于应用美学的范畴, 这是显而易见的, 功利性是广告美学的基本特征。广告大师奥格威 ( (D.Ogilvy) 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销售, 否则便不做广告。他又说:任何广告都是对品牌的长程投资。广告是为了销售, 是为了投资, 这些再直白不过的言辞都道出了广告的功利性本质。另一方面, 广告为了吸引人、打动人、说服人, 还必须借助华丽的外衣, 并以艺术的表现手法, 谨慎、巧妙地向目标受众传达信息。这就需要在广告的策划、创意、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借助美学的力量, 让受众在接触广告作品的时候产生美的感受。这便产生了广告传播中的第一个“二律背反”——功利性与审美性。

广告传播中的功利性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功利性是广告的基本属性, 一切其他的属性都从属于功利性。广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 便以商业性和营利性作为其根本目的。这一点在商业性广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是在非商业性广告, 如公益广告、社会广告中, 广告的功利性也是十分突出的, 因为它们说到底还是为了向受众传达一种观念、一种思想, 并希望藉此影响受众心中原有的观念、思想, 以期达到传播目的。

广告传播中的审美性从属并服务于功利性。广告传播的审美性即我们常说的“广告要给人以美感, 能够激发起人心中对美的渴望和追求, 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 净化人的心灵, 塑造美的社会人文环境”。要做到这一点, 广告传播必须注重艺术性, 注重创意的力量。广告艺术派大师伯恩巴克 (W.Bernbach) 说过:“广告创意是赋予广告生命与灵魂的活动”, “一个广告没有创意就不成其为广告, 只有创意, 才赋予广告以精神与生命力”。关于广告创意, 丁俊杰在《现代广告通论》 (2007) 中给出过一个形象且直观的公式:“广告创意=创异+创益”[8]。所谓“创异”, 就是要求广告要与众不同, 独辟蹊径, 这样才能在众多同质化的广告信息中脱颖而出, 抓住受众的眼球。对于这一点, 营销大师阿尔·里斯 (Al Ries) 在《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一书中曾说过, 寻找创意的空间, 一定要有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如果一个人都往东来, 想一下, 你往西走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哥伦布所用的方法既然有效, 对你也能有用。”[9]所谓“创益”, 则是要求广告创意一定要以产生效益为根本目的, 再好的创意如果不能为广告主带来收益, 那也是无效的广告, 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这又说明了广告传播的功利性本质。

由此可见, 广告的功利性与审美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功利性是第一位的, 审美性是第二位的, 功利性决定审美性。一方面, 审美性服从和服务于功利性, 另一方面, 审美性反过来促进或制约功利性。在现代广告的运作中, 审美性正受到全社会越来越普遍的关注, 这是有其现实驱动力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 广告传播的审美特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诉诸消费的需求尽管仍然很重要, 然而它已经不再生硬和赤裸了, 综合化的审美包装了它, 无论是广告语言的运用还是剪辑造型的表达, 文化与内涵被一再重申和强调。因此, 可以说, 当前影视广告 (其他类型的广告也同样适用-笔者注) 审美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其诉求点更多地集中于受众的共鸣感情和精神愉悦。”[10]

三、“二律背反”之二:科学性与艺术性

广告业界和学界对广告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争论由来已久。广告的科学性渊源可以追溯至1 8 9 8年美国人路易斯 (E.S.Lewis) 提出的AIDMA广告法则。三年后, 即1901年, 斯科特 (W.S.Scott) 在芝加哥的一次集会上提出要把广告发展成为一门科学, 并于1903年和1908年分别出版了《广告理论》 (The Theories of Advertising) 和《广告心理》 (The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 两书。随后不久, 希克斯出版了《广告学大纲》和《广告心理学》两部著作, 被认为是广告学的两块基石。1923年, 美国人克劳德·霍普金斯 (C.Hopkins) 出版了著名的《科学的广告》一书, 对广告科学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6年, 全美营销学和广告学教员协会成立。《科学的广告》出版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广告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确立[11]。

“广告的科学性”指的是广告从策划到调查、创意、制作、传播直至信息反馈、收集、处理等环节都要遵循科学的法则, 这样才能确保广告传播不至于偏离方向, 从而达到传播目的。在科学性的指引下, 现代广告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体系, 包括广告调查、广告策划、产品分析、市场区隔、受众心理分析、创意策划、广告制作、媒介策划与组合、广告发布、效果监测与评估, 等等。这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正被用来指导广告实践的每一个环节。

时至今日, 广告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已不可动摇。这一点, 可以从广告学教育在世界各国高等学校中迅速展开的事实得以确证。广告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 现代广告起步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其历史必然性。18世纪, 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海外掠夺, 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广告业的发展, 英国也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广告业最发达的国家, 并将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二次大战前。二次大战后, 美国迅速崛起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 世界广告业的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 纽约麦迪逊大街由于集聚了大量广告业的精英而成为世界广告业新的标志。广告业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广告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 广告学教育迅速进入美国的一些大学, 成为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随着广告学研究的深入, 广告的科学化愈发得以完善, 其对广告传播的指导作用也日益增强, 广告科学性的大旗也因此被越来越高地擎起。

与科学派相对, 广告艺术派的大师们则主张广告是打破陈规的艺术, 而非建立定律的科学, 广告创意表现需要艺术的想象、艺术的空间和艺术个性的张扬。他们认为广告的生命在于从美的角度来刺激人的联想和想象, 并对文案的表象进行感知, 进而达到理解、认同, 并逐步产生欲求, 最后达成在此欲求影响下的行动。广告艺术派的代表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广告大师, 如伯恩巴克、信奉“与生俱来的戏剧性”的李奥·贝纳 (Leo Burnett) 、主张“五步创意法”的詹姆斯·韦伯·扬 (J.W.Young) 、乔治·路易斯 (George Lois) 等。其中, 路易斯的观点十分激进, 他曾说过:“定位是屁。”“如果广告是科学, 我就是女人。”[12]放眼古今中外的优秀广告作品的创作, 无一不具有出色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 能够在瞬间抓住受众, 其在向受众传达美感的同时, 将广告中包含的产品和服务或观念性的信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达出去, 达到了广告艺术化、审美化的境界。

广告的艺术性带给受众的是艺术的审美愉悦, 而要做到这一点, 广告创意必不可少。在今天这样一个“眼球经济”时代, 广告尤其需要提升自己的创意水平, 因为信息爆炸极易使得那些立意低下的广告作品迅速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正如刘泓 (2011) 在《广告美学》一书中所言:“一个成功广告必须具备伟大创意和完美表现的基本品格, 广告的成功首先在于其创意表现得不平凡, 具有强烈的心理震撼力, 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芒, 牢牢地吸引大家的目光, 激发起大家的兴趣, 使心灵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创意是一盏神灯, 指引着现代广告走向更高的台阶。”[13]

由是观之, 广告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广告的科学性体现的是广告的商业性, 或曰功利性, 因为广告是一种付费的传播活动, 广告主的付出是为了得到回报, 没有回报, 广告活动就不会存在。要获得广告投资的回报, 就必须借助科学的手段, 采用科学的方法, 通过详尽的广告策划、市场调查、产品分析、受众分析、媒介策划以及广告效果测评等环节, 确保广告信息能够准确、清晰地通过适当的媒介通道传达给目标受众。这是广告作为一种商业信息传播手段的内在规定性。广告的科学性决定了广告传播的信息内容、媒介载具、目标受众以及效果测评方式。而要使广告作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在一个越来越“过度传播” (over communicated) 的社会环境中被受众注意到并引发受众的阅读兴趣, 就必须借助艺术性的手段予以包装。这便是广告艺术性的视角。因此说, 广告是从科学开始, 以艺术为终结。

四、“二律背反”之三:真实性与假定性

姚力在《论电视广告的美学特征——广告与文学艺术比较谈》一文中以电视广告为例, 论述了真实性与假定性是电视广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笔者下面借用她的这一观点谈谈普遍意义上的广告的真实性与假定性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

“真实性是一切文学艺术共有的美学原则……文学艺术的真实性, 指的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真实性的标准, 并不在于艺术形象与生活原貌是否一模一样, 而看其是否体现了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是否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它是作家、艺术家在客观生活的基础上, 经过提炼、加工、概括后创造的艺术真实, 并不是对生活原貌的复制与照搬。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 又高于生活真实, 因而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 因而更带普遍性。”[14]抛开广告的功利性, 或曰商业性, 仅就其艺术性而言, 可以将之纳入应用艺术的范畴, 因此广告也应遵守艺术真实性的普遍原则。

所谓“假定性”, “一般是指通过艺术媒介对客观环境的非原样的表现”[15]。实际上, 所有的艺术与媒介都是以其特有的手段和方式去假定现实。文学艺术的假定性,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 借助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所提供的独特的表现手段, 对生活素材进行提炼、集中、概括、加工、改造的幅度, 或变形的程度。加工改造的幅度或变形的程度越大, 与生活原貌的差距越大, 假定性越强。”[16]广告作为一门应用艺术, 其假定性体现得要比纯文艺更为突出, 这是由它的商业属性所决定的。广告, 无论是平面广告还是电波广告 (包括广播广告和电视广告) , 抑或是眼下正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广告, 都是一种付费的信息传播活动。广告主希望借助各种创作手段——如平面广告中点线面的和谐运用, 黄金分割的比例尺度, 均衡美与韵律美的巧妙结合等;电波广告中广播广告的听觉美学 (语言、音乐、音响) , 电视广告中色彩、灯光、影调、构图、镜头的推拉摇移以及蒙太奇等手法的综合、合理运用;互联网广告中的Flash以及音、文、声、画等元素的合理搭配, 以及与受众的互动交流等等, 来充分展示产品的特点。这便有偏离真实性而滑向假定性、夸张性甚至是虚假性的可能。

广告的真实性就是要求其传播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 而不是虚假的;广告的假定性则允许广告可以采用艺术手法对其传播的内容进行适当的美化, 有时甚至是夸张的处理, 以达到突出自身, 改变受众的态度, 唤起受众的购买欲望。这里便存在一种“二律背反”现象。如何把握真实性与假定性之间的关系, 找到二者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对于广告传播活动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这便又回到了一个老旧的话题——“广告真善美”的问题。

广告美属于“社会美”[17]的范畴。社会美分为社会产品美、社会生产实践美、人性美及社会交往美。既然“社会美”是存在于社会生活领域的美, 那么, 广告活动的主体无疑同样具有追求“社会美”的权利和义务。“广告传播的‘社会美’建构, 按照‘社会美’本身的特性, 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方面:广告产品的形式美、广告生产过程的实践美、广告从业者的人性美以及广告营销过程的交往美。其中, ‘交往美’指的正是广告从业者与广告主、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18]这便要求广告传播必须遵循真实无欺, 践行“真”和“善”。“真是广告的基础, 善是广告的灵魂, 在真善的基础上, 创造出优美的或出奇制胜的形象, 就是广告力求的真善美的统一。”[19]

在真实性与假定性之间, 真实性是第一位的, 假定性是第二位的, 真实性决定假定性, 假定性服从和服务于真实性。

五、历史的观照视角

广告传播中的上述三种“二律背反”现象并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语境中表现出程度的差异和和表征的不同。这里面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内在规定性。在功利性和审美性的“二律背反”中, 早期的广告传播受到当时的经济基础的影响, 普遍存在着偏重功利性而轻视审美性的现象, 其外在表现形式多为“告知式”的和“直接邀约式”的广告, 鲜有创意与艺术审美价值。这一点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广告传播中尤为明显。后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上产品极大丰富, 卖方市场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 传统的产品营销和生产营销逐步让位于品牌形象营销, 广告传播也逐渐重视起市场调查、策划以及创意, 广告的外在形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审美元素, 广告美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人们视野的。

在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二律背反”中也存在着与上述相似的根源。早期的广告 (包括西方国家的广告) 中普遍存在着重科学性而轻艺术性的倾向, 这从广告传播理论的演进中就可以看出。广告理论从4P (产品、价格、地址、促销四个单词第1个字母缩写) 发展到4C (消费者、成本、便利、沟通四个单词第一个字母缩写) 直至IMC (即“整合营销传播”的英文缩写) , 表现出的是一条逐步迈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脉络。当消费者真正成为“上帝”的时候, 广告传播也就必须从原来生硬的“科学”转变到更加人文化的“艺术”, 重在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唤起消费者心中对审美的追求。

而在真实性与假定性这一“二律背反”中, 真实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广告人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今天为什么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呢?这还要回到我们的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寻找答案。广告活动是人类社会众多实践活动中一种, 广告活动脱离不开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 其中对广告活动影响较大的外部环境有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科技环境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 特别是同质化竞争在更广泛层面的蔓延, 迫使许多企业想方设法去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 于是一些夸大其辞甚至是弄虚作假的广告作品流向了社会。这些问题需要市场在规制层面予以纠正, 也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秩序。当然, 广告业界的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他律与自律是确保广告传播活动沿着正确道路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两种驱动力。

六、重建广告真善美

处理好广告传播中的上述三个“二律背反”, 需要对整个广告生态环境做出整治, 从广告本体自身来看, 根本的则是要找到“二律”间的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确保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失衡。而平衡的关键, 正是我们过去常说而后来一度被人淡忘了的广告传播要坚持真善美的原则。

真善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建立, 这便是孔子建基的儒家美学、老子建基的道家美学, 并在此二者的基础上融合发展而成的“儒道互补”[20]的华夏古典美学。刘悦笛就此写道:“儒家忧患天下国家, 关注的起点仍是人的生命价值, ‘成仁’的伦理境界正是生命的理想归宿。儒家美学就在‘社会性’内展开, 审美的‘乐’不仅是实现‘礼’的途径, 更是‘仁’境的内在品质。这样, ‘善美合一’的境地就成为儒学孔门的旨归。道家忧患的是宇宙人生, 天道的运行必然落归于人道, ‘与道冥一’的境界正是存在的终极皈依。道家美学就在‘自然性’中展现, 在道化生万物、人复归天道的圜圆运动内, 主体的自由飞升指向绝美的极境。这样, ‘真美同一’就成为老庄哲学的终极指向。”[21]可见, 儒家美学推崇的是“美善合一”, 而道家美学追求的则是“美真同一”, 于是, 二者融合而成的华夏传统美学则必然指向真善美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在西方古典美学中也有体现。如法国启蒙哲学家狄德罗 (Diderot) 就曾说过:“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和善之上加上一种稀有的光辉灿烂的情境, 真或善就变成美了。”[22]

正如胡智锋等在《电视受众审美研究》一书中所言:“真善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三种方式, 分别反映了人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和审美活动的能动过程及其结果。真是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善是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目的要求及其实现, 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及其感性形式, 它们既是人类实践活动内容互有不同的三个方面, 又是实践活动不同价值形态对于人类的全面展开。”[23]对于广告传播而言, “真是广告的基础, 善是广告的灵魂, 在真善的基础上, 创造出优美的或出奇制胜的形象, 就是广告力求的真善美的统一。”[24]要言之,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语境下, 在社会上价值多元、文化多元、利益多元深入发展的当代, 广告传播作为一种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其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中表现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尽管原因错综复杂, 但都可以从“人类活动的最高境界——审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因此, 重提广告真善美, 重建广告真善美对于当代广告业而言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七、结语

长期以来, 在广告传播中一直存在着的三种“二律背反”现象——功利性之于审美性;科学性之于艺术性;真实性之于假定性。此三对“二律”彼此之间存在一个辩证的关系——彼此依存, 互为表里;但这并非意味着三对“二律”之间是平等、均一的, 而是总有一方处于相对更为根本、更为第一性的地位。相较于审美性, 广告传播的功利性是根本的、第一位的, 脱离了功利性也就不会有审美性, 甚至也就不会有广告活动。相较于艺术性, 科学性更为根本、更为核心。现代广告的运营是一个科学的体系, 传播什么、向谁传播、何时传播、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传播的效果如何测定, 这些都要由广告的科学性来确定;在此基础上, 才能考虑如何传播的问题, 即广告要有创意, 要艺术化, 要有审美性, 这样才能在一个“过度传播”的社会中抓住受众的注意力, 引起受众的兴趣。相较于假定性, 广告传播的真实性无疑是更为根本的旨归, 没有了真实性一切都无从谈起, 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坚持真实性的基础上, 广告又要借助一定的假定性 (如适当的夸张) 来增强和彰显自身, 这便与艺术性 (如创意) 具有了内在的互融性。

二律背反 篇5

关键词：二律背反 形而上学 理论困境

从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古典哲学强调“本理论”认为人是独立于自然界的存在，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强大的，人还未认识到人作为主体而存在。随着近代哲学的兴起，近代世界被认为是主体对客体“知识化”的时代，其核心问题是主体性问题即主客观的问题。近代哲学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属于“知识论”哲学，被认为是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强调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对于客体的把握，存在被思维的融化，被我的范畴所容纳。卢卡奇在近代哲学的框架下分析资本主义的现状，寻找解决扬弃物化意识的途径，通过否定康德提出的“不可知论”认为康德未解决二律背反的问题，沿着马克思的思维逻辑考察资本主义二律背反的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卢卡奇运用黑格尔的主要理论辩证法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首先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进行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现状，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根源就是指资产阶级思想上的二律背反。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本质上指理性主义的现代形而上学。它表现在理性主义体系化原则要求与非理性主义界限之间的矛盾。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就是无产阶级“物化意识”乃至全部物化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无产阶级“物化意识”的扬弃和革命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当务之急就是要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进行批判。[1]

一、卢卡奇对“二律背反”即形而上学的深刻批判

站在卢卡奇与马克思思想真实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学者徐崇温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首先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解释。”[2]张一兵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生产关系的批判延伸到生产力的批判。”[3]可见，随着研究卢卡奇理论学术性的增强，在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卢卡奇的思想就已经得到了学界研究卢卡奇思想的学者们的普遍认同，新世纪物化理论成为研究的焦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维度上研究卢卡奇具有真实的理论价值。

卢卡奇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过程中，他吸取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理论精髓，沿着对商品形式的批判逐渐过渡到对物化意识的批判的路径。卢卡奇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根源在于劳动产品合理化和机械化为商品。在卢卡奇著作中这样描述过这种现象，机器大工业生产是从资本主义初期产生的手工工厂逐渐过渡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生产方式，是工人劳动逐步合理化的过程，反应工人本质力量的质的特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消除。随着分工越来越细，工人劳动过程也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局部性的操作，最终导致工人同自己生产的产品之间的紧密联系被阻断，工人的工作也逐渐成为一种简单机械的操作过程。在这个劳动合理化的过程中，而且也正因为由于这种合理化过程，合理计算劳动的标准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最初的平均的劳动时间转变为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过程的加强而作为可以按照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被固定下来了。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制约着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合理性的原则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抽象化，最终使得人对世界的态度的转变，即人们只能通过直观的态度认识世界，无法深入理解和把握真实的世界。

卢卡奇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社会结构的商品化对资本主义进行双重批判。认为社会结构的商品化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人们的思想，这一点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不谋而合。就卢卡奇的观点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达到了马克思的高度。在这里，卢卡奇提出了一个概念“时间的空间化”。时间指感性对象化历史生成的过程，空间指物质的广延性。时间和空间本属于不同性质的东西。“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面对不依赖于意识、不可能受人的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即作为现代的系统而表现出来的一个机械——有规律的过程，直观态度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观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这种态度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时间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凝固成一些在量上可测定的物。人们劳动时间的抽象化即劳动抽象化的过程，使得衡量劳动的标准不再谈论劳动的质量的差异而用数量决定了一切。通过时间来确证人的存在方式进而转化把人的存在方式下降为用数字来测量。这个过程就是时间的空间化过程。人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同他们的人格相对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成孤立的原子而存在。

二、卢卡奇思想本身的形而上学性及其理论困境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不是第一个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个意识到时代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4]要言之，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具有思辨性质的现代性批判为卢卡奇现代性批判提供了理论渊源。作为近代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坚定继承者，卢卡奇在黑格尔哲学“绝对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主客体辩证法，主张通过实践的原则扬弃物化意识。他认为主客体问题在历史过程中，只有当客体不仅作为事物的客体也作为事物的主体，主体既可以作为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人类实践的活动的产物，从而克服主客体的物化，无产阶级所谓的实践原则才能成为可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觉醒。

随着社会发展凸显现实问题的增多，市场经济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精神的缺失。正如卢卡奇所说的物化的状态，物化不仅包括客观方面商品结构的物化还包括主观方面人的心灵的物化。物化的普遍性不仅影响着社会中每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世界越完善越彻底越具有规律，人类面对世界就越直观，我们依靠科学，依靠理性主义，现实世界便彻底被合理化和概念化，人们面对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面对合理化的世界成为单向度的人，越来越成为没有批判性的人，成为只有直观态度的人。“一方面清楚的是，现实越是彻底地合理化，它的每一个现象越是能更多地被织进这些规律体系和被把握，这样一种预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现实’和‘行为’主体的态度越是接近这种类型，主体也就越发变为只是对被认识的规律提供的机遇加以接受的机体。他的‘行为’也就更局限在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以使这些规律根据他的意思，按照他的利益（自动地、不受他的干预地）产生作用。主体的态度——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将变成纯直观的”。[5]在资本主义物化状态下，无产阶级面对现实丧失了批判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物化失去了其独有的意识。所以无产阶级何以可能超越这种物化结构获得自身的觉醒？卢卡奇本身也是“二律背反”的。

卢卡奇内在理论的局限性体现在卢卡奇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物质基础，只是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近代形而上学进行哲学上的批判。卢卡奇对黑格尔疯狂的迷恋，未认识到黑格尔只是近代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历史的过程中只看到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在于工人如何从客体提升为主体，认为只有在辩证法的范畴内阶级意识才能被提出。黑格尔在近代哲学的范围内研究意识和存在的问题，是圆圈式的哲学，从自我意识出发认为任何事情都在历史运动中把握，为历史找到思辨的非历史性的把握，体现了抽象的形而上学性，属于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从抽象的人出发，从意识出发归结于意识。提出“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其世界观是唯心的。而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以现实的感性的个人即从事劳动实践的人为出发点。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高于卢卡奇的，卢卡奇未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到底。

卢卡奇的思想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自己学说的一贯看法，他揭示了社会普遍的物化现状，对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拥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学术界对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研究现在依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对于其理论研究的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找到其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逻辑。就像葛伟阳，俞良早在其著作中写道：“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样对于今天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6]卢卡奇的理论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警示作用，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变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时期，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于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健康的关系，建构国家的上层建筑以及学术界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样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绪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探析[D].2008：54-55.

[2]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6-57.

[3]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摩…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4]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译林，2011，51.

[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商务印书馆，2014，154.

二律背反 篇6

关键词：二律背反,信息技术,信息载体

近来细读了张辑哲先生于2002年4月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论信息技术史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文,张辑哲先生用“二律背反”一词(康德语)来描述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信息的“质”与“量”始终是中互逆的关系。更甚说“,电子技术及其介质的出现”“,信息的速度、效率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前几次演变不可比的陡增之势,信息的确定性与可靠性却面临灭顶之灾”等云。最后,作者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警语“:面对当今所谓的‘信息时代’,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地起哄,鼓噪,贸然行动,如什么‘告别纸笔’之类的耸人之语”。读罢,不得不敬佩张先生对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质与量的关系现象作出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但敬佩之余,仍觉文中尚有需商榷之处。

1.在信息技术发展史中,信息的“质”与“量”并不是绝对的“二律背反”。张辑哲先生在《论信息技术史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文中提到“信息技术有两条基线:一是其技术性追求,即信息处理的速度与效率……二是对信息质的维护和保证程度,即信息的真实性、确定性与可靠性在被处理过程中能得到何种程度的技术性保障。”张先生将这两点类似于信息的“质”与“量”,即“二律背反”现象“:在信息技术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信息处理的速度、效率越来越快、越来越高;而信息在被处理过程中的真实性、确定性、可靠性程度却越来越差、越来越低……”这一类比结论似乎欠妥。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信息技术为什么而存在。任何技术都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信息技术也是如此。信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自古就有,人类也是自古以来就在利用信息资源,只是利用的能力和水平很低而已。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只能利用大自然给予的器官及功能来进行信息的简单处理,所得到的信息确定性和可靠性定然不高。随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活动的深度与广度的不断发展,人类的信息器官功能已明显滞后于行为器官的功能,而为得到确定可靠的、有质量的信息,人类只有把关注的焦点转到扩展和延展自己信息器官的功能方面,于是信息技术应运而生。由此可知,信息技术的存在就是为了确保获取、加工和传递信息的真实性、确定性、可靠性,而不是相反。正如周玲在《对〈论信息技术史上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文的思考》中所说“:试想在信息技术发展史上有哪一种信息技术会导致信息的质量越来越差呢?若果真如此,怎么能被人类选择为获取、加工、传递和利用信息的根据呢?”其次,张辑哲先生认为“纸张似乎是信息确定性与可靠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在这一防线已被电子技术所突破,使信息的确定性与可靠性陷入一种万劫不复之地”。此说法过于绝对且片面,令人作疑。正如前几年日本的311大地震,当日,日本地震测控中心在探测到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就通过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向日本民众发布了海啸预警,因此,在海啸到达大陆的前十分钟内,震源附近的居民采取了相关的防护措施,使得海啸对日本的人员伤亡大大减少。这不得不归功于日本先进的地震检测、防御系统,及时收集并发布了确定可靠的信息。从这件事件中可看出,信息技术和信息确定性、可靠性是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归根到底,信息技术只是一种工具,一个手段,它自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在于人们怎么去运用它,是为信息处理造福还是去制造恐怖破坏信息安全。但必须明确一点,对信息内容造成危害的,绝不是信息技术本身。

2.从信息内容看,信息的质量并不仅仅体现在其物质载体的恒定性和耐久性上。张辑哲先生认为“从信息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上看,其递减之势虽不如速度、效率明显,但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且主要体现于其载体物质的恒定性、耐久性的差异之中,……当物质形体以越来越短的时间分解消亡时,其所承载的信息内容也就随之分解消亡,其确定性与可靠性程度也就因此而随之递减”。此说法犹如一句俗语: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笔者不妨随着张先生的逻辑思路展开想象:以中国信息载体的物质形态为例,几千年来有金石、竹木、缣帛、纸张、电子介质等几次大的演变,金石等载体非常坚固耐久,因此可以保存至今,所以它们的可靠性和确定性是最高的,而缣帛、纸张则由于质地问题,年代久远会分解消亡,从而导致记载的信息内容遗失,可靠性和确定性递减。那么,流传于今世的文献资料大多应该是以金石等载体的形式出现的,纸张等载体所占的比例少之甚少。但事实却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清两代中央和部分地方机关档案共74个全宗,1000余万件,其中除明代档案3000余件外,主要是清代档案,包括1607年至1911年以及溥仪退位后住在紫禁城和寄居天津时期形成的档案,绝大部分为汉文纸质档案,也有满、蒙古、藏文档案和清代早期形成的少量满文木牌、满文老档等。此数据就足以说明:金石等载体虽坚固,恒定性和耐久性强,但自身存在着众多缺点,如不易携带、书写艰难等,所以流传至今的载有文字的金石数量必然不多,纸张的质地虽然耐久性不如金石,但它的数量必然是大大超出金石的,其信息传达速度也必然高于金石。因此,在纸张分解消亡之前,它本身所记载的信息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了下来,代代相传。耐久性和坚固性不够持久的载体,其数量往往较多,传播范围往往较为广泛,代代沿袭,更有利于传承,这并不影响信息内容本身的确定性和可靠性。

3.“信息时代”的实质绝对不是“信息的量泛滥成灾的时代”。张先生在《论信息技术史上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文中指出“:当今的所谓‘信息时代’。实质上主要是信息的量泛滥成灾的时代。在泛滥成灾的信息海洋中,到底有多少真实、可靠,有价值、有意义的高质量的信息……”对此,笔者认为这只是张先生的一家之言。信息时代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生产活动的范围广泛的工作过程中引入了信息处理技术,从而使这些部门的自动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其次,电讯与计算机系统合二为一,可以在几秒钟内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而使人类活动的各方面表现出信息活动的特征;最后,信息和信息机器成了一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参与了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和原动性活动。在这个时代中,信息(知识)成了社会的主要财富,信息(知识)流成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的获取将进一步实现平等化、民主化。由此可知,信息时代的本质特点是信息在全世界的广泛利用,是信息的质与量共同利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的量泛滥成灾的后果。此外,张先生的论断中,隐含地割裂了信息的质与量的关系。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辩证法指出:质和量是事物两种不同的规定性,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方面质是量的基础,世界上没有无质不量,量总是一定质的量,质还规定着量的范围。另一方面,质总是一定量的质,没有一定的量也就没有质,量制约着质。这种质与量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充分体现在“度”中。由此类推,信息的质与量也是这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将信息的质与量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理清信息现象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总之,信息时代是信息质与量“泛滥成灾”的时代。

4.电子技术出现,不会让信息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存现灭顶之灾。张辑哲亦在《论信息技术史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中道出“:电子技术及其介质的出现,则是一个’质’的飞跃:速度、效率的变化出现了一个前几次演变不可比的徒增之势;信息的确定性与可靠性却面临灭顶之灾———因信息内容与其物质载体的可分离性即二者之间不存在可见的一一对应的固化关系而从根本上失去了保证,濒临崩溃之地”。换句话说,假如信息内容与其物质载体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一一对应的固化关系”,信息的确定性与可靠性就会“从根本上失去保证,濒临崩溃之地”。笔者对此疑惑不已。例如,一首古诗,不仅可以刻在石壁上还可写在纸张、缣帛上,更可以用数码相机(电子技术)拍摄下来。不同的载体记载着同样的信息内容,且信息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并没有说因古诗刻在石壁上就可靠性、确定性高,而纸张缣帛上或者是相机上的可靠性、确定性就不高。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再者,笔者认为信息的物质载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会寻求长久保存信息的途径。任何信息载体的寿命总是有限的,其保存年限相对人类的历史需要总是短暂的,仅靠原始记录形式来保存信息是有局限性的。正如周玲在《对〈论信息技术史上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文的思考》所言“:信息对载体的依附并非一成不变,它不一定要依附初始记录载体才能存在,人们可以借助翻拍、翻印、翻录等复制形式来延续它的存在……”最后,张先生的这一论断过于以偏概全,把电子信息技术等同于互联网技术。事实上,互联网技术仅是电子信息技术的“冰山一角”,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互联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完全否认了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性。诚然,电脑病毒、电脑犯罪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管中窥豹”,更不能妄断,电子技术的出现使得信息的确定性和可靠性面临灭顶之灾。当前,以信息资源管理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应用很是广泛,政府信息平台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此系统只能从固定的端口接入,并有账号密码,方能进入,然后获取系统当中的信息内容。这样的政府平台,是相对独立的局域网,理论上是不存在被病毒或者黑客入侵的可能性,再者,政府平台内的信息内容,大多属于政府文件,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所以,政府平台不仅能够使各项信息内容快捷高效的在各部门之间传达,而且能够保证信息的确定性与可靠性。

二律背反 篇7

一个好的师长为了他的学生、弟子能成才、成器就必须严格, 因为每个人生来不可能是完美的, 需要在老师的教育和打磨之下, 不断地改过自新, 才能不断地进步成熟, 所以, 中国古人向来崇信“严师出高徒”。而且师长的地位是在弟子之上的, 弟子对老师的尊奉就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我们从孔门弟子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就可见一斑。

而谋臣在中国儒家的伦理规范中是要求绝对服从于君主的权威的, 这也就是儒家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 一种等级秩序。君权是至高无上的, 作为谋臣, 直谏往往会触犯君威, 会被指责为以下犯上。这样的谋臣前途命运幸运的情况下是不被重用而郁郁不得志, 若遇到性格残暴不仁的君主时还会丢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张昭辅佐孙策、孙权兄弟二人开创并巩固了东吴政权, 是东吴的开国元勋。张昭作为孙策、孙权兄弟二人的谋臣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他作为孙策、孙权兄弟二人的师长就有些隐蔽而不易被人察觉。其实我们从张昭的人生轨迹中是可以发现张昭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当好孙策、孙权兄弟二人的老师的。这一点, 首先是由于孙权的哥哥孙策极为赏识张昭, 孙策对张昭极其信任和重用, 甚至像历史上齐桓公视管子为“仲父”一样对待他, 他遂与孙策结为兄弟, “升堂拜母”, 孙策将“文武之事, 一以委昭”, 孙策临终时嘱咐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 外事不决问周瑜。”由于孙策的赏识, 再加上年轻的孙权在刚刚接替孙策的大业时, 又是张昭一手扶上马的, 张昭也就逐渐地认同了这种师长与谋臣的双重角色。加之作为一位饱读儒家诗书的儒士, 当他感到自己遇到了心目中真正的人生知己, 可以终生追随, 值得自己去辅佐的人主时, 他认为应该竭其一生的精力, 用其智慧, 效忠于孙氏基业。哪怕自己的直谏在孙权听起来不那么顺耳, 并因此影响他自己的仕途利益 (张昭一生并没有升为丞相) , 但他仍要竭尽愚忠, 死而后已。

张昭是一个读书人的出身, 史书上记载张昭从年轻时就“博览众书”, 尤专精于《春秋左氏传》和《论语》, 喜欢评品历代旧君王之事。他为人高傲, “弱冠察孝廉, 不就”, 后来刺史陶谦推举他为茂才, 他也拒绝, 惹怒了陶谦, 将他拘禁起来, 多亏赵昱倾心营救, 他才得以脱险。这说明他看人眼光极高, 一般的人他都看不上, 所以, 直到张昭遇到孙策, 他才算真正找到了可以终身追随的将军。孙策死后, 张昭又尽心辅佐孙权, 恪尽职责。孙权对他也不薄, “权以昭旧臣, 待遇尤重”。平日里, 张昭不拘言笑, “容貌矜严, 有威风”, “昭每朝见, 辞气壮厉, 义形于色”, “权常曰:‘孤与张公言, 不敢妄也。’”可以感知到张昭说话时气场很甚, 由于他内怀圣人之道、正义之道, 所以言辞气势夺人, 在场的人无不深受威慑, 正如孟子所说“吾善养浩然之气也, 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 配义与道”, 不仅孙权有些惧怕他, “举邦惮之”, 吴国的臣民都有些畏惧他。在孙权的心目中, 张昭是一个严肃的师长, 令人敬畏。《三国志·吴书》张昭传中记载:

权每田猎, 常乘马射虎, 虎常突前攀持马鞍。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 谓能驾御英雄, 驱使群贤, 岂谓驰逐於原野, 校勇於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 奈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 以此惭君。”

有一次孙权乘马射虎, 老虎突然向前攀持孙权的马鞍。事后, 张昭极为忧愤, 生怕孙权不知自己身肩大任, “变色而对曰”, 脸色极其严肃, 指出了人君之道在于驾驭群臣英雄, 仅凭勇力去与猛兽老虎较量, 万一失手, 岂不让天下人笑话?这番话说得孙权颇为羞惭, 在张昭面前竟然像一个犯错的的学生一样, 连忙认错:“年少虑事不远, 以此惭君。”可是, 事实上孙权并不是一个任老师、任张昭摆布的英雄。这之后孙权专门做了一个射虎的车, 乘着车无所畏惧地去射虎, “时有逸群之兽, 辄复犯车, 而权每手击以为乐。昭虽谏争, 常笑而不答”。其实, 孙权与张昭在射虎的态度上都有一定的道理。孙权作为武将之后, 又适逢“豺狼满道”、群雄并起的乱世, 要想在众豪杰当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凭借武力与智慧打拼天下, 不断壮大自己的地盘, 所谓自古以来君王都不废田猎, 从西汉汉武帝到东汉光武帝, 再到曹操“逐鹿中原”, 田猎是君王平日里练兵的演练场, 只有平时就不断地培养勇敢大胆的性格与意志, 摆脱懦弱与胆小, 到了真枪实战时才会无所畏惧, 指挥若定, 从容拼杀。孙权不是一介书生只能文不能武, 而是英武勇猛的少主, 连曹操都甚为钦佩:“生子当如孙仲谋, 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而张昭为一介文士, 以为君王最重要的品质并不在于武艺的高强, 而在于驾驭群贤的能力, 历史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不就败倒在武艺逊于他的刘邦手下了吗?再加上他感觉自己有托孤的重任, 唯恐孙权有个闪失, 所以张昭拳拳忠心溢于言表, 去忽视了孙权的身份是君王, 自己的身份是大臣, 应采取委婉的进谏策略:对孙权的尚武精神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完全否定, 在劝谏时, 可以首先肯定孙权作为吴国君王的盖世英武, 这本是一件好事, 是吴国的骄傲, 也是吴国将有好的前途的希望所在。然后再进言射虎要大胆而谨慎, 要把安全保障措施做到位, 因为孙权您是我们吴国的群臣和百姓的龙头哇!

张昭总的来说书生气很重, 是一个管教严厉的先生。而在政坛中, 权力、权威始终是第一重要的, 这是政坛中的一条定则, 绝非孙权所创。君王首先需要的是政治权威, 而不是一位老师, 因为君王如果失去了权威就不成其为君王了。张昭却恰恰在这一点上犯了禁, 在众人的面前屡次扫了孙权的颜面, 孙权怎么会重用他为相呢?或者可以这样评价, 张昭作为孙权的老师还是成功的,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推测, 孙权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严厉的老师, 就像严父一样, 孙权才会一直走得较稳重, 一步一步成熟起来, 成长起来。但同时张昭又是孙权的臣子, 直言冲撞君王, 使君王的政治威信受到影响就是未能恪尽臣子的本分。尽管在他看来, 他的进言都是“忠言逆耳利于心”, 他进“忠言”才是真正的忠臣, 哪怕会因为得罪孙权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直谏理想。他的直谏过于理想化, 没有站在孙权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去考虑。在孙权不断成长的过程中, 他不仅需要像张昭这样的直谏, 也不能缺少委婉的谏言以维护他的君王地位。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中还记载了一次日常的饮宴场合, 张昭又一次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孙权酣饮之过:

权於武昌, 临钓台, 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 惟醉堕台中, 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 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 谓曰:“为共作乐耳, 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 当时亦以为乐, 不以为恶也。”权默然, 有惭色, 遂罢酒。

饮酒作乐这件事可大可小, 只要不是天天如此狂饮烂醉, 肉池酒林, 偶尔松弛一下, 娱乐一下, 这在君王中是很常见的, 但是, 张昭却担心孙权会天天这样, 渐渐堕落下去, 最终像纣王“糟丘酒池长夜之饮, 当时亦以为乐, 不以为恶也”。孙权不愧为大丈夫, 真英雄, 听了张昭的斥责不仅没有恼羞成怒, 而是“默然, 有惭色, 遂罢酒”。张昭的一席话似乎是醒酒的良药, 顿时解了孙权的酒, 孙权猛然清醒, 无比惭愧, 君王也是人呐, 非圣人也, 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 真英雄也!孙权或许确实需要张昭这样一位耿直的“硬骨头”、“刺头”来发现他身上难免的缺点与不足, 这一点, 孙权想得明白, 但是孙权会重用张昭吗?不会。因为君王可以犯一时错, 但如果他还有权威的话, 他还可以挽回暂时的败局。一旦政治权威丧失了, 君王拿什么挽回败局呢?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中还记载这样一件孙权与张昭较劲的史实, 这段史实耐人寻味:

权以公孙渊称藩, 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 昭谏曰:“渊背魏惧讨, 远来求援, 非本志也。若渊改图, 欲自明於魏, 两使不反, 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权与相反覆, 昭意弥切。权不能堪, 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 出宫则拜君, 孤之敬君, 亦为至矣, 而数於众中折孤, 孤尝恐失计。”昭熟视权曰:“臣虽知言不用, 每竭愚忠者, 诚以太后临崩, 呼老臣於床下, 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 与昭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 称疾不朝。权恨之, 土塞其门, 昭又於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 昭固不起, 权因出过其门呼昭, 昭辞疾笃。……权载以还宫, 深自克责。昭不得已, 然后朝会。

在劝谏孙权不要过于轻信公孙渊的不只张昭一人,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记载:“举朝大臣, 自丞相雍已下皆谏, 以为渊未可信, 而宠待太厚。”别的大臣也劝谏过孙权, 众大臣们不像张昭那样偏执, 不可理喻, 不可思议, 却不知张昭潜意识里一直把自己当做孙权的老师, 甚至是父亲, 所以, 他说:“臣虽知言不用, 每竭愚忠者, 诚以太后临崩, 呼老臣於床下, 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爱之深也就会恨之切, 他有一种恨铁不成钢、恨子不成器的心理在里面。而孙权对张昭的感情也很复杂, 一方面孙权把张昭当做自己的谋臣, 而在深层次里孙权又因为与张昭是多年的患难之交而实际上是把张昭视为自己的老师, 甚至是父亲, 所以孙权才会对张昭说:“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 出宫则拜君, 孤之敬君, 亦为至矣, 而数於众中折孤, 孤尝恐失计。”说完孙权“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 与昭对泣”, 这是一个相当感人的场景, 孙权与张昭二人在经过前面那段各自赌气、较劲的暴风雨之后, 彼此都发现自己是真爱着对方, 尽管这种真爱在张昭那里又表现得像一个老小孩一样又固执, 又十分地可爱。我们要知道, 孙权也不是一个圣人, 他也有猜忌心和杀伐心,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最后对孙权有一段总体的评价:“孙权屈身忍辱, 任才尚计, 有句践之奇英, 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 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 果於杀戮, 暨臻末年, 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 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孙权连儿子都赐死, 对张昭这样固执、这样顶撞他, 都没有向他下毒手, 可以想见他们二人之间是怎样深厚的感情!

张昭身为师长与谋臣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人生抉择, 因为他看准了孙氏兄弟二人确实是具有雄才大略的盖世英豪, 值得辅佐, 以便共同成就东吴基业;另一方面, 也是孙氏兄弟在创业的过程中需要这样一位以儒家思想来所造自己人格、以儒家理想来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儒士来作为他们的老师。由此, 张昭的直谏就不难理解了。

摘要：三国时期吴国的两朝元老张昭为什么进谏时总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孙权在当政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失误呢?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张昭一生同时担当了师长与谋臣两种角色, 肩负了两种使命。由于对应着不同的角色这两套理论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同时二者又是相冲突的, 所以, 张昭的直谏在常人看来有过于偏执之嫌。

二律背反 篇8

苏曼殊一生先后结识了“斜插蓬蓬美且鬈”的静子, “殷殷勖以归计”的雪鸿, “无量春愁无量恨”的百助, “尽日伤心不见人”的金凤, “捣莲煮麝春情断”的花雪南等女性。而苏曼殊诗中也多以她们为人物原型塑造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或为抒情主人公, 或为诗人倾诉对象。诗作中, 诗人与女性之间关系纠葛既有情爱之深切, 亦有身世难言之悲恸, 更有有情人难成眷属之伤痛。“曼殊的《本事诗》十章, 全为百助而作。”[2]百助和苏曼殊同为身世不幸, 两个天涯沦落人相识相知, 互相倾诉互相安慰。《本事诗》 (第二首) :

丈室番茶手自煎, 语深香冷涕潸然。

生身阿母无情甚, 为向摩耶问夙缘。

丈室之内, 百助为曼殊煎茶, 百助低语向曼殊感叹自己生母无情。面对百助“深”“冷”的低诉, 同有身世难言之痛的曼殊, 又焉能不动情。《本事诗》 (第八首) :

碧玉莫愁身世贱, 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 半是脂痕半泪痕。

诗句前两句苏曼殊安慰百助, 劝她勿以身世卑贱;后两句写“脂痕”、“泪痕”点点, 落到苏曼殊袈裟, 而他误以为是凋落的樱花。只是, “泪痕”不知是百助的还是曼殊的, 亦或是二人同落泪。可见, 苏曼殊诗中写女性形象一方面是由于他所结识的女性与自己同有身世不幸的遭遇, 而以此在他的内心形成“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身世悲慨之感。换言之, 写诗中的女性实是悲曼殊自己。这是苏曼殊“凡心”所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幼时的身世不幸始终在苏曼殊心里留下阴影。苏曼殊身为“一个私生混血儿, 生活在封建色彩很浓的家庭里, 难免要受到种种的歧视和虐待。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 使他自小养成了怪癖的性格, 对家庭失去了感情。”[3]失去家庭的联系依托, 在“明日飘然又何处?白云与尔共无心”的浪迹生涯中, 同是沦落人的百助、金凤等更能激起诗人蒙尘的凡心。而另一些形象在诗作中更是直接吐露男女痴情。《本事诗》 (第五首) :

桃腮檀口坐吹笙, 春水难量旧恨盈。

华严瀑布高千尺, 未及卿卿爱我情。

诗后两句, 苏曼殊化用李白《赠汪伦》的诗歌意境, 以“千尺瀑布”比喻百助对自己的痴情, 难怪前人评说此诗表现出曼殊“同爱他的女子之间的感情已经达到了相当深邃的地步。”[4]此类诗作更多的是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抒写曼殊自己情爱难以成全的别恨。如《东居》 (第十七首) :

人间天上结离忧, 翠袖红妆独倚楼。

凄绝蜀杨丝万缕, 替人离别亦生愁。

而此时曼殊所生之愁尚未痛彻心肠, 只是“替人离别”而“生愁”。更为深沉的愁苦是当他直面爱而不能爱的矛盾纠葛之时, 《本事诗》 (第六首) :

乌舍凌波肌似雪, 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剃时!

这并非苏曼殊对深爱着的女性绝情, 相反正是他情到深处, “人到多情情转薄”。而在此种精神摧残之下, 苏曼殊又从这种对女性情爱的“凡心”转向“禅心”求得饮鸩止渴式的解脱, 《寄调筝人》 (第一首、第二首) :

禅心一任蛾眉妒, 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 与人无爱亦无嗔。

生憎花发柳含烟, 东海飘零二十年。

忏尽情禅空色相, 琵琶湖畔枕经眠。

苏曼殊想从“凡心”心结的迷惘中向色空的“禅心”境界跳脱, 可越是如此“凡”“禅”的背反性越是强烈。既与人无爱无嗔, 又何必要“寄调筝人”呢?既然“怨是亲”, “情禅”又怎能“忏尽”呢?所谓的跳脱于“禅心”不过是苏曼殊力求借以佛法对被情爱纠结的“凡心”矛盾的消解罢了。

苏曼殊入佛学禅、凡心情爱, 都是他困顿的生存境遇中寄托自我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何苏曼殊在“凡”“禅”之间的二律背反性。“二律背反”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概念, 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5]一方面, 苏曼殊渴求凡世的情爱;另一方面, 他又入佛修道。而“凡”“禅”又是不能统一的, 入“凡”必绝“禅”, 入“禅”必绝“凡”, 而苏曼殊偏偏亦“凡”亦“禅”、亦僧亦俗。之所以在他的精神空间出现这样的背反, 在于苏曼殊在“凡”“禅”之间从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归宿, “凡”“禅”都只是他希求寄身世外的精神生存方式。首先, 从曼殊“凡心”来看, 在他爱情诗作中, 女性形象出现与现实断裂的类型化的塑造倾向。诗作中的女性较多呈现出贞洁、哀婉、出绝尘世的理想化面貌。如“收拾禅心侍镜台, 沾泥残絮有沉哀”的“调筝人”, “丈室番茶手自煎, 语深香冷涕潸然”的百助, “疏柳尽含烟, 似怜亡国苦”的玉鸾等。曼殊将对女性的情爱看作情感世界的寄托, 他对女性的情爱是柏拉图式的, 诗中女性对于他而言是心象投射的对象, 所以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呈现类型化、理想化的倾向。写这些理想的女性其实也有“纯祖香草美人遗意”的意蕴, “故文情并丽, 踵武楚骚, 得香草美人之意”[6], 只是不同于屈原的政治寄托, 而是精神世界的寄托。尽管在诗作中抒写男女情爱、离愁别恨, 但苏曼殊终未完全为“凡心”所赘, 他终未向凡尘的现实情爱世界迈出坚实的一步。“多情毕竟是无情”, 这正是曼殊对待女性、对待情爱的态度。曼殊故师庄湘曾“欲以女雪鸿妻曼殊, 曼殊垂泪曰:‘吾证法身久, 辱命奈何?’”[7]这亦表明, 苏曼殊心中向“凡”却并未为情所痴, 他是“最能以意志支配行动的人”。在他的自传性小说《断鸿零雁记》中, 曼殊忍痛写道:“余实三戒俱足之僧, 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 高义干云, 吾非木石, 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 遭世有难言之痛, 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 扰吾姊此生哀乐耶?”[8]尽管是小说语境, 但这种悲叹也多少诉出曼殊有别于深爱着的女性的初衷。再者, 曼殊狷介孤高的性格也是让他不容于凡尘、不容于情的一个因素。章父言曼殊:“既易服, 性愈率达, 歌筵舞席, 参与不检。顾欢足方寸, 独恬事外, 同游者以此比诸维摩。”[9]身为“不从流俗, 奢豪爱客”的“独行之士”, 苏曼殊是不能将自己的生命意志完全托付于女性、托付于家庭的。

在这种“多情”“无情”的矛盾纠结中, 他又寻求“禅心”消解悲愁、哀叹自我, 诸如“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忏尽情禅空色相, 琵琶湖畔枕经眠”。表面上看, 似乎苏曼殊从佛法中得到解脱, 看清“色空”。实则不然, “禅心”入佛亦是苏曼殊在困顿的生存境遇中委身于世的寄托方式。曼殊入佛本就不是真正为佛法感召式的皈依, 也就是说他出家的“动机”不纯。柳无忌言:“ (出家) 以前, 没有迹象表明他对宗教, 尤其对佛教产生过任何兴趣, 也没有任何家庭影响和教育促使他立暂修行”[10], 从一个“革命志士”到“和尚”的“这种变化是很剧烈的, 但也可能是很简单的”, 只是为了逃避家庭为他安排的婚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但促使苏曼殊出家的真正原因应当远不是这么简单。苏曼殊本就是“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的革命青年, 亦有“革命诗僧”之称, 然而当时革命潦倒, 辛亥革命流产殆殇, 曾经的革命同志刘师培夫妇的变节更是对他的一次重大打击。他既没有得到发挥革命热情的机会, 又遭受好友的变节背叛, 以及始终让他耿耿于怀的“有难言之恫”的身世遭遇。种种遭遇, 让他对世情、家庭失去了信任, 个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暗的色彩。究其种种, 苏曼殊入佛求禅并未为佛法真正感召, 而是对种种精神打击的逃避, 是遁世之策。所以, “禅心”远非苏曼殊容身之所, 他也深知“天生成佛我何能”, 参禅之境也只是“斋罢垂垂浑入定”。“凡心”未了, 又怎能入定呢?虽已入佛, 苏曼殊仍然恋恋凡尘, 甚至大破戒律, 比如吃花酒。柳亚子言:“曼殊在上海吃花酒, 大概有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在国学保存会藏书楼, 即一九〇七年;第二个时代在太平洋报社, 即一九一二年;第三个时代在第一行台, 即一九一三年”, 于右任说的则更为细致具体:“曼殊于歌台曲院, 无所不至, 视群妓犹如桐花馆, 好好, 张娟娟等, 每呼之侑酒”。曼殊亦与名妓相交结, 《有怀》 (第一首) :

玉砌孤行夜有声, 美人泪眼尚分明。

莫愁此夕情何限?指点荒烟锁春城!

如果说苏曼殊入佛是对困顿生存境遇的一种妥协姿态, 那么此类行为则是曼殊对命运的反抗与不屈。而这种反抗并未真正让他从内心的煎熬中解脱出来, “是空是色本无殊”只是希求佛理升华的自我慰藉而已。

革命理想的破灭、身世的难言之恫、同志好友的变节背叛、狷介孤高的性格、生存境遇的艰难, 让苏曼殊精神空间进入一种对世界与自我的怀疑状态, 人生归宿虚无缥缈。他既渴求女性的凡世情爱, 又因无法成全自我情爱而向禅心求解, 在这种追求、投入、徘徊、复有孤独决难的生命动向中交织着苏曼殊凡禅倾向的二律背反。这种凡禅的二律背反只是他在极端矛盾痛苦的生存境遇中, 在入世与出世、反抗与动摇、自尊与自卑之间钟摆式的转变。

摘要：苏曼殊一生“亦僧亦俗”, 又有“诗僧”“情僧”之称, 他的诗作中, 爱情诗占半数之多, 亦尤为人们推崇。本文解析其诗作中的女性形象, 并由此探究其在凡禅倾向之间的二律背反性。

关键词：苏曼殊,女性形象,凡禅倾向,二律背反

参考文献

[1]黄沛功.燕子龛诗序[M].苏曼殊全集 (四)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

[2]柳无忌.苏曼殊及其有人[M].苏曼殊全集 (四)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

[3][4]马以君.燕子龛诗笺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5]康德.邓晓芒, 译.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6]冯印雪.燕子龛诗序[M].苏曼殊全集 (四)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

[7]柳亚子.苏玄瑛新传[M].苏曼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苏曼殊.断鸿零雁记[M].苏曼殊全集 (一)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

[9]章父.燕子龛诗跋[M].苏曼殊全集 (四)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