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论文（共9篇）
共富论文 篇1
“先富”与“共富”的概念都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 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那么, 怎样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才能真实地反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呢?下面就此问题进行一些再探讨。
一、“先富”与“共富”统一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中
我们应该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阐明“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我们说“先富”是“共富”的必经阶段, 没有“先富”就不能实现“共富”;“共富”是“先富”的必然结果, 离开了“共富”, “先富”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面, 就会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尖锐对立。而无论是“先富”, 还是“共富”, 实现“国家富裕”是最终目的。而要实现“国家富裕”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 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 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 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 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 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
如何才能使生产力发展呢?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速发展, 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也就是说, “先富”是为了“共富”, 一部分地区的快速发展, 是为了大部分地区的加速发展。或者说,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是为了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是一个大国, 人口众多, 地域广阔, 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就能充分调动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地区的生产积极性, 挖掘其生产力发展的潜力, 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突破。
要使生产力得到最好最快的发展, 就应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让一部分人通过自己勤劳努力先富起来, 是实现按劳分配和让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必然结果。由于个人的资质、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努力程度、家庭条件、社会地位、发展基础等情况的不一样, 人们对生产力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就不会一样。只有把他们贡献的大小与他们收入的多少结合起来, 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贡献。而社会是个人的集合, 每个人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一般来说, 在合法的前提下, 贡献越大的人, 就越富裕。反过来说, 在合法的前提下, 越富裕的人, 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对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也就是说,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能够刺激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展。故邓小平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勤劳致富是正当的。”[2]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是要让那些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 先富起来。由于历史发展、自然环境等情况的不同, 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基础不平衡, 发展条件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各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同步进行。有条件的地区就先富起来, 没条件的地区就后富起来, 有什么的条件就实现什么样的发展, 这样就能充分利用中国一切可以利用的生产力发展的资源和条件, 实现社会生产力最快最好的发展。可见,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都是发展生产力的突破点。
无论是“先富”还是“共富”, 总离不开一个“富”字, 而人民的富裕离不开国家的富裕, 国家的富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先富裕起来就是先发展起来, 就是生产力先得到发展。只有实现“先富”, 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新的突破, 从而带动全国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实现社会生产的大发展, 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对此, 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生产, 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3]可见, 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先富”是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 也是“共同富裕”的突破口;“共富”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又为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 “先富”与“共富”是统一的, 双方统一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中。
二、“先富”与“共富”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
我们还可以用邓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来解释“先富”与“共富”的关系问题。
1992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在这之前, 邓小平已经多次论述了这种思想。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算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1986年, 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就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 第一是发展生产, 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 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 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2]邓小平的这些话语反反复复阐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思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最重要的体现, 社会主义必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即允许“先富”是为了“共富”。可见, “先富”与“共富”不是相互对立的, 而是统一的。
当然, “先富”并不等同于“共富”。我们必须既要看清它们之间的联系, 又要看清它们之间的差别。“先富”意味着人们的富裕程度有所差别, “共富”则意味着人们贫富差距的缩小。从“先富”发展到“共富”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从两者之间的联系看:“先富”能带动“共富”。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并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可见, “先富”是“共富”的基础, 是实现“共富”的手段, 通过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 “先富”可以通向“共富”的道路。
从两者的区别看, 如果听任“先富”的自由发展, 就会出现贫富差距的加大, 就会偏离“共富”的发展轨道。可见, “先富”与“共富”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党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制定新的政策, 引导“先富”向“共富”的方向发展。因此, 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先后提出了“先富”政策和“共富”政策。从表面上看, “先富”与“共富”政策是相矛盾的, 相对立的, 实质上两者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政策。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 且贫富差距很小, 社会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生产力, 而“先富”政策能最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1992年, 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共富”的政策。这时, 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先富”的政策, 生产力已有较大的发展, 人们的贫富差距已逐渐加大, 虽然发展生产力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 但贫富悬殊的问题不解决, 既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本质, 又会加剧社会的各种矛盾, 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生产力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 邓小平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 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分配不公, 会导致两极分化”, 因此, 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4]那么,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邓小平说:“解决的办法之一, 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 太早这样办也不行……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要研究。可以设想,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邓小平的“共富”政策就是要引导“先富”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的具体体现。可见, “先富”与“共富”政策是不同时期适应不同社会需要的不同政策, 两者都是为了维护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 都是英明正确的政策。两者是统一的, 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
三、“先富”与“共富”统一于“科学发展”之中
虽然“先富”与“共富”都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 两者虽已成为历史, 但其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与当今的“科学发展观”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不妨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科学发展还要讲求发展的变化。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 又从质变到新的量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 即科学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发展,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先富”与“共富”就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政策。
“先富”政策是为了生产力的发展, “共富”政策是为了生产力的更大发展, 也是生产力更大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把“先富”当做是社会发展的“量变”的话, 那么, “共富”则是社会发展的“质变”。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自然就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先富”政策是邓小平同志根据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征提出来的, 而“共富”政策则是邓小平同志根据改革开放十多年后的新特征提出的。根据实际情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实事求是地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的政策, 体现了发展的科学性, 也体现了发展的连贯可持续性。因此, “先富”与“共富”是与时俱进的连贯性政策, 双方不仅不会对立, 而且是统一的, 它们统一于“科学发展”之中。
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先富”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发展积极性,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即使是今天我们在强调“共富”的时候, 也不能否定“先富”, 或削弱“先富”政策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里有一个正确看待“共富”的问题。我们说“共富”意涵着缩小贫富差距, 但缩小贫富差距不等同于消灭贫富差距, “共富”不等同于同步富裕。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实现“共富”应允许一定贫富差距的存在, 甚至是允许贫富差距在一定范围内的扩大。而缩小贫富差距的办法不能是“劫富济贫”, 而只能通过打击和限制非法致富及提高“后富”者收入的办法去实现。也就是说, 我们的“共富”应该是包容了“先富”的“共富”。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保持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重要的体现, 它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贯彻好“共富”政策, 必然会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进而会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贯彻好“共富”政策, 还能缓解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社会矛盾,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安定的环境, 从而使整个社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 我们在肯定“先富”时, 必须注重“共富”, “先富”应以不破坏“共富”为前提。
科学发展观尤其讲求发展的协调可持续与统筹兼顾。根据这一精神, 中国社会要想得到科学发展, 就要兼顾各个方面的利益, 既要鼓励“先富”, 又要照顾“后富”。“先富”不仅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是国家的富裕, 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要受到鼓励与支持。同时, 也要照顾到“后富”者的利益。国家除了引导“先富”带动“后富”之外, 可利用政策调济等手段, 对后富地区和后富人群进行扶持和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从而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 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这样做, 既可以减轻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 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稳定的社会环境, 使中国经济能够可持续性发展, 又可以为后富地区和后富的人群提供较好的发展机会, 使广大人民充分享受到因国家的发展而带来的各种权利, 增强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和投身建设祖国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 也可以增强后富地区和后富人群的社会购买力, 扩大社会需求, 从而刺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此, 朗咸平论述道: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内需推动力, “利益归于少数人, 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这种错误的改革思路误导着最近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对于这种错误思维,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改进。”[5]其意思是说, 无论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讲, 还是从发展经济讲, 我党都应该制定新政策, 控制少数人不合理地占有过多的社会财富, 让广大人民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以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社会经济的更好更快地发展。可见, 兼顾“先富”与“后富”, 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缩小贫富差距, 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总之, “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先后提出, 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双方统一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中, 统一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 统一于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之中。美国一位伦理学家这样说道:“发展学科就是要研究如何达到更加人道的经济, ‘更多人道’和‘更少人道’的词语必须根据‘充裕’和‘充实’的重要区别来加以理解。当人们的生活‘更加充实’而不是‘更加充裕’时, 社会才更加人道或更加发达。”[6]其意思是说, 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 更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先富”与“共富”政策的提出, 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 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精神。它不仅仅是一个分配的问题, 而是关系着整个中国社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正确理解“先富”与“共富”的关系问题, 对于贯彻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31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3-37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57.
[4]冷溶, 等.邓小平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1364.
[5]郎咸平.改革须以全民为基本[J].当代经济人, 2006, (1) .
[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铦, 温平, 李继红,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7.
共富论文 篇2
百村共富结硕果，富而思进创新篇
----广州市开展“百村共富工程”活动调研报告
为全面总结我市近三年来开展“百村共富工程”活动的情况，探讨如何使这项活动在我市农村深入、持久、健康地开展下去，由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委农村基层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百村共富工程”活动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调查组历时三个多月，深入各区、县级市及部分镇村，全面调查了解活动情况，还组织召开了多种类型的座谈会、研讨会，分析“百村共富工程”活动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研究进一步开展“百村共富工程”活动的新对策、新措施。现将有关情况及我们的建议报告如下：
一、“百村共富工程”活动成绩显著
1997年4月，市委、市政府决定从全市先富起来的地区挑选100个集体经济综合实力强，有向外发展的要求的村，与100个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的村结成对子，开展“百村共富工程”活动。据初步统计，到1999年底，共有103个富裕村与102个欠发达村签订了帮扶协议书。在共富活动中，富裕村帮扶欠发达村共投入资金2586.47万元，其中无偿投入1480.43万元；为欠发达村兴办集体经济项目近百个，投入1545.29万元；兴办公益事业100多件，投入888.98万元。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近三年的实践，百村共富工程活动进展顺利，成绩喜人。
一是壮大了欠发达村集体经济的实力。被帮扶的欠发达村，由于自然条件差，市场发育程度低，人均年收入仅3000元左右，集体年纯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下，相当部分村只有3万元左右。为了帮助欠发达村尽快脱贫致富，参与“百村共富”活动的富村，都坚持把帮助结对村发展集体经济放在工作首位，千方百计帮助选项目，找路子，帮助建立符合自身条件和特点的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经济项目，为发展集体经济打好基础。如天河区的10个村筹集130多万元资金在从化神岗、太平两镇购买铺位10间共410多平方米，使扶持的村每年各增收5000元以上，有的达到3.5万元。番禺市石基镇石岗东村，为结对的文边村引进了总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占地100亩的企业福田化工厂，文边村以土地作价投入，每年收取土地管理费和租金100余万元，每5年递增20，1999年文边村的集体纯收入近200万元，是结对子前10余万元的近20倍。“百村共富工程”活动的深入开展，有力地促进了欠发达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初步改变了欠发达村的落后面貌。
二是改善了欠发达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欠发达村一般都地处山区，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在百村共富活动中，各富裕村普遍重视帮助搞好综合基础设施建设，资助建造村委办公楼，修桥建路，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如：天河区结对村在从化兴建村办公房6幢共1900平方米，还资助一批办公用品；海珠区石溪村支持从化光联村2万元维修4公里村道；增城市东华村资助长岭村改善小学校舍；海珠区土华村资助3万元给结对村发展老人活动中心；沥滘村资助5.09万元给结对村改造自来水，解决村民吃水难问题等。富裕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深受当地干部群众好评。
三是改变了欠发达村干部的思想观念。通过百村共富活动，使欠发达村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艰苦创业教育。他们通过与富裕村艰苦创业精神对比，找到了贫困落后的根源，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信心。并且从富裕村那里学到了管理、营销、洽谈、签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要发展经济，必须了解市场，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天河区共投入20多万元，无偿资助从化市太平镇、神岗镇10个结对村的优秀青年到华南农业大学大专班学习。一些富裕村也组织科技人员到结对村开设短期培训班，帮助欠发达村培养各类农业技术、管理专门人才。思想观念的转变，对欠发达村寻找发展路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是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集体经济薄弱，甚至滑坡，使部分欠发达村党支部、村委会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难以发挥带领村民致富的模范作用。开展百村共富工程活动，不少欠发达村在富裕村的帮扶下，集体经济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壮大，少数欠发达村每年增加收入10万以上，一般可增收几万元。欠发达村的党支部、村委会战斗力、凝聚力大大加强，基层农村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携邻共富、睦邻同安 篇3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我认为，在这次周边外交座谈会上，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谋划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周边外交的大棋局、总思路，即“奋发有为，稳中求进，携邻共富，睦邻同安”。这既是未来中国发展壮大的内在需要与可能所决定的，也符合中国周边国家的利益。
我觉得，2013年中国周边总体形势较2012年有所改善。美国近年来先后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紧接着我们看到中国周边个别国家误判形势，以为有美国撑腰，相继对中国发起挑衅。2013年，尽管美国既定的方针没有改变，但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两党较劲导致政府不能正常运转，奥巴马的政策转趋内向，受到很大制约，以至于连重要的国际会议APEC都没能出席，这是前所罕见的。中美两国元首已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2013年12月上旬，美国副总统拜登先后访问东京、北京、首尔表明，尽管日本针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反应强烈，但当前奥巴马政府对中、日、韩的政策不是挑你们斗，而是努力避免发生冲突的风险。日本想利用美国“再平衡”政策对抗中国的做法，并不完全符合美国的口味。
2013年也可以说是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开局之年，中国周边外交非常出彩。但是，我国周边地区也确实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棘手的问题和挑战。例如，中国同陆地邻国的关系相对稳定，但海洋权益方面的矛盾相对突出。与此相关，日方拒不承认钓鱼岛领土问题的客观存在和曾经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严重影响。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一年来的言行使日本同中、韩等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宣布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安倍内阁反应格外强烈，希望看到中美、中韩关系出现裂痕，并企图拉拢东盟国家向中国施压。我们希望中日关系早日改善，但不能一厢情愿。安倍内阁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后，还将通过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谋求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力部署。2014年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还可能遇到来自安倍内阁的挑战。
这次周边外交座谈会表明：中国的周边外交在继承中有发展、创新。新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这一点没有改变。“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再次得到确认。中国外交的思想精髓和真谛都没有改变，这些今后也应当继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首次概括为中国周边外交要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这次周边外交座谈会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周边外交要特别重视两个平衡：
一是道义与利益的平衡，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对外关系中，只有讲原则、讲道义才能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在传统外交上是讲道义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强调道义，伸张正义。现在重新讲道义，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更多的是讲是非曲直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从道义和利益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外交维护本国国家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但不同的利益观、义利观无疑也会影响外交的偏好与决策。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讲利益很正常，但不能唯利是图、为富不仁、嫌贫爱富。我国的企业、商家无论在国内还是走出去，都尤需要更好地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维护我国的领土主权与安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要重视对核心利益的科学界定。维护核心利益的方式也不能简单化、绝对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和周边部分国家的领土边界、海上划界问题尚未解决。这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利益，需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或缓解。暂时解决不了，可以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与此同时，中国应当增强国防力量，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二是保持“积极进取”和“稳中求进”的平衡。我觉得，这是对“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新诠释。我认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是超越某一时期战略或策略层面概念的哲学大智慧，而不能把这两者完全对立起来，作为两个非此即彼的外交政策选项去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全面地研判国情与世情的发展变化，奋发有为，稳中求进。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国周边外交可以大有可为，其基本方针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句话：
第一，与邻为善。国与国之间“与邻为善”是人与人之间“与人为善”的一种发展。与邻为善就是要对周边邻国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当然，与邻为善也是有原则的，不能与“敌”为善，对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必须做坚决的斗争。但既然要与人为善，即便对少数与我为敌国家的人民仍要努力保持友善。面对个别对我国不友善的国家，把政府与人民加以区别是必要的、可能的，也是有效的。
第二，以邻为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普遍实现了伙伴化，2013年在这方面又有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同周边邻国关系质量与分量的提高。提高我国伙伴关系的质量，将是未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努力方向。
第三，携邻共富。中国周边邻国中，既有贫穷落后的国家，也有比中国还要富、经济科技水平还要高、资源能源还要多的国家。“携邻共富”就是要和上述所有不同类型的周边国家根据平等互利原则开展全方位合作，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繁荣。中国欢迎周边各国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船，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的发展。这样，中国才能搭上周边国家发展的顺风车，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睦邻同安。中国的睦邻政策是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之上的，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安全。“睦邻同安”，包括中国与周边各国在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国内安全及国际安全两个大局方面加强合作，争取实现可持续安全。对于借口维护自身安全保障而损害别国安全利益和国际安全的行为，必须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予以坚决抵制和反对。
我们在重视周边外交的同时还要保持外交的平衡感，同时重视同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欧洲各国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总之，中国周边外交不能只是盯着某一个局部，而应在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的系统性、协同性方面下工夫。
共富论文 篇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其中贫富差距的逐步加大已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由2010年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1]。基于这种现状,为了进一步寻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缩差共富的途径和方法,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影响我国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当前的环境背景,提出了切实可行缩减贫富差距的具体途径,以期为政府真正解决缩差共富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贫富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1.1地区发展不平衡
1.1.1城乡差距通过对涪陵区新妙镇中关村进行了深入调查,本文发现目前该地区居民住宅之间距离过于遥远,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实施不到位。其中村里大部分居民还在沿用传统挑水的模式,整个村的经济发展相当落后。虽然在村政府的帮助下,集体种植果园,但交通不便利,导致大量的水果腐烂[2]。从这一情况分析不难看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其经济建设、教育和医疗上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实现真正脱贫的必要因素,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有赖政府的支持,在这一方面我国大部分乡镇却无法与城市相比。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城乡居民经济差距加大根源于国家政策倾斜,当前我国国家政策对于农村人在城市的身份问题的处理上引致农民在经济、政策方面保障不足,因而导致其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其二,在农村大部分留守在家的居民从事的工作都是传统农业,基本上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然而城市里的企业是新型现代化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有效提高,工资待遇自然是相对较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1.1.2地理位置差距商品经济的发展始于沿海城市,这使它们在接受市场商品经济上赢得了先机,并最终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内陆城市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发展初期,由于交通运输、信息不完善等因素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不平衡则进一步加剧的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在地理方位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东部以加工业为主要行业,拥有大量物资的西部是以资源供给为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由于经济、科技的不断进步,东部的发展模式很明显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它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3],让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财力等重要资源不断向东部靠拢,进而使得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加大。
1.2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造成贫富差距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社会竞争起点的不平衡,致使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我国社会多样化,不平衡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基础,造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占有和发展机会上不平等,并不断加大两者之间的差距[4]。根据时政和个别地区贫富差距的研究可以得出:生产技术落后和农村发展滞后导致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具体表现为低端人群的生产技术落后,对于农村以及部分中心型城市中,由于存在在生产技术的滞后,以手工和人工为主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使得同样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降低,同时加之社会本身的相对落后,导致人才的紧缺,致使相关先进生产力和生产理念无法及时引入,进一步导致技术处于相对弱势的人群在价值创造上出现的低效率情况,导致整体社会价值总量的降低,且分配到个人身上的价值减少。
1.3法律政策的不健全
1.3.1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老年贫困生活,已经在老一辈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这又恰恰只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冰山一角。在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下,国有企业等部门的保障制度是不能随着保障主体的流动而流动的,其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小。另外,社会保障收不抵支出现财政性危机,不但成为各国政府的沉重包袱,同时也使我国政府处于一种被动局面,它诱使很多中底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越来越低,进而导致贫富差距更加凸显。
1.3.2公权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性导致的贫富差距公权力资源配置受到高度关注是源于2006年的轰动中国的“嘉利来”案件,所谓公权力是由国家为基底的一种政治权利变成了一种极其特别的资源。公务员可以说是公权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典型,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国家公务员,他虽然拥有国家规定的优厚待遇,占有着极其优良的公权力资源配置,但却没有真正为老人民办实事,做大事;反而利用公权力为其谋取超额利益,从而造成新的不公平,并最终使得官员与普通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
1.4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不合理造成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具有调节、监督作用。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层面和再次分配层面中,政府作为公共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责任重在维护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但是它赋予的法定垄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凭借着行政性垄断的特殊优势,使得部分国有企业没有经过市场竞争却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财富,从而使得垄断部门的优势进一步加大了国民收入的差距。其二,在二次分配严重乏力的情况下,这种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形成的贫富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趋于拉大的逆向分配效果,具体表现为财产和财产收入差距逐步加大,经济增长、平等和稳定可持续目标不一致,且这种并存的情形格局将延续下去。
1.5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冲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直接了导致收入差距的增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1.5.1所有制改革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计划经济下所有制结构单一的格局,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围绕经济利益的相互竞争。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壮大并且收入分配以效率为主且极具弹性,这使得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另外,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也进一步加剧了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1.5.2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加上一些企业盲目的套用别人的模式来改制,致使一些国企越改越烂,部分职工因下岗而失去经济收入。与此同时,企业的这种改制使得管理层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相差已达千倍以上,其中还不包括福利及灰色收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管理层自定薪酬所致。
1.5.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相对充裕,相对来说资本便成了稀缺要素,资本报酬远远高于劳动报酬。我国的资本大多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只要拥有“强资本”,相应的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5],从而导致掌握不同生产要素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另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进一步加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一直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他们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遇,也包括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间存在着的巨大,人社部多年来的调研都涉及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既包括垄断行业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1.5.4宏观调控政策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一方面对于部分地区的政策支持和部分行业的限制管理加大了该地区和该行业与其他地区、行业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居民工资收入缺乏有效调控措施。
2实现缩差共富的主要途径
2.1提高农村生产力利用科技改造农村第一产业发展。在重庆市涪陵区十字村,徐天府肉兔养殖基地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养殖方式集中养殖,做到“产、供、销一体化”计划养殖,订单-养殖模式,向绿色、有机食品发展。由于国家政策对回乡创办一定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有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因而目前已有一部分农民经过专业培训后创办了农业企业,从而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在农村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带动性。
通过教育,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投资,农村的独特性决定了在提升投资的过程中要考虑文化因素并体现农民价值观的变化。我国收人与教育的相关度的实证计量研究表明:各种受教育年限的边际报酬与劳均收人弹性均为正值,农民纯收人水平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9]并且随着农村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均收人弹性也会逐渐增大,即高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人弹性更大。本文认为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更具有意义,并且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训应该有一个连贯性,这样才能使农村劳动力真正掌握一项技能,从而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
2.2经济政策缩小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等的发展不平衡,所以做好对贫富差距的控制必将要从源头经济上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针对不同问题所导致的区域经济不平衡进行规划。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首先,通过政策消除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即在国家宏观统筹的角度,将经济扶持政策进行调整,即加大对西部偏远山区以及中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倾斜;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除在经济源头上寻求解决贫富差距的对策之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缩差共富,具体实现途径有:
2.2.1进行收入再分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障分配制度的公平性与适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可以在社会生产初次分配之后,对社会上处于分配得到较少的一方给予更多的社会再次分配,这在一定程度可以缓解社会处于弱势一方群体的收入。从初次分配抓起,将市场机制引入再次分配领域,缩减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带领我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2.2.2大力扶持微型企业、扩大就业量从长远目标看,解决低收人群体人员的“脱贫”问题,应主张自主创业。一个完善的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是最需要的,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解决目前低收入者就业机会的一大来源,继续鼓励和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为其制定特殊帮扶政策能够为低收入者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连带性福利。对于落实现有下岗再就业优惠政策,农村低收入群体人员的收入则可利用国家扶贫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2.2.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需要考虑社会保障的各责任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更要考虑到其保障水平与国家生产力水平是否相匹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进而达到缩减贫富差距目的。具体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增加基本的保障额度;二是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化深度,实行部分社会保障强制性购买,来有效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等问题,除低收入人群可享有较大比例的政府财政扶持,不进行强制性购买外,其他收入人群可按照不同标准来有选择地进行强制性购买社会保障中的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三是强制企业来逐步增加其员工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并将生育保险作为公司对于女性员工的法定福利,来达到提高企业中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的目的。
除此之外,应充分发挥财税制度的调节作用。以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等收入实行累进征税,而对其他所得实行20%的比例税率为例[6],由此造成普通工薪阶层与高层次的收入阶层的巨大差异,然而高层次的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并不仅仅局限于工资薪金,所以,本文基于此种难题,引入“消费税”概念,它主要是调整征税机关与我国内资企业和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之间在对自然资源的耗费程度、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与获得收益比率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通过消费税来达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思路如图1所示。
2.3进一步完善社会财富分配的调整体系国家通过制定一定的财政政策,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旨在达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7]。从目前已有的政策实施力度和实施效果来看,还远未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平,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各项政策措施的调整,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失业救济、扶贫、对基础教育、医疗的补助等社会保障措施。此外,还应从政府权力方面着手,改进政治权力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效用的对策,加强和完善政府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作用,通过实施公共财政,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来加快政府功能改革和权力机制改革。
综上所述,比较完善的社会财富分配调整体系应该具备将财富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的功能机制,通过财富调整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良性循环。
2.4积极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应积极改革其行政管理体制来减少收入差距,导致目前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中心即是资源中心和分配中心为依据的所有权垄断形式的分配模式。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2.4.1根据现实需要从职能和机构配置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出发来科学合理地设置政府机构,必须做到政府管理体制要精干、高效、廉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注意按照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职能转换的需要,积极推进行政管理改革。
2.4.2积极实现政事分开,合理划分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的职能,改变政府对事业单位管理方式等行政管理方式创新。规范政府与事业组织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建立起现代事业制度。如政府要开放投资领域,取消民间资本准入限制,创新项目投资形式。探索融资手段,拓宽融资渠道,要积极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2.5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人口素质。我国很早就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战术。因此,政府不仅应巩固“两基”、实行“普九”,还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人,着重努力提高全民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应对农村贫困地区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更应该努力改善农村教育,即可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缩小因文化差异带来的贫富差距。
3结论
本文从经济学这一视角来看待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做了简要分析,对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及解决办法做出了简要诠释的同时,也深化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知。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用科技改造农村第一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进而达到缩减城乡差距的目的,并且利用经济政策、税收调整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小收入差距,实现整个社会的缩差共富。
摘要：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寻求缩减贫富差距的原因及对策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键的焦点,这不仅为稳定社会秩序具有一定作用,而且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能够进一步促进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对贫富差距加大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然后找出了中国贫富差距形成的具体原因,最后从公众自身角度提出了缩差共富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缩差共富,基尼系数,生产力,教育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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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论文 篇5
筹资办厂，克服困难创大业
***村位于钱集镇东北部，与张圩乡接壤，全村共620多户，2600多口人，有可耕地面积3800亩。过去，由于这里地处偏僻，村情较差，不仅集体经济薄弱，群众发展经济意识也不强，经济收入较低。***从1980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苏南务工。在外闯荡十多年，他虽然付出了一定的艰辛，但也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内心深处积蓄很大的经济发展热望。1998年，他响应镇党委、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号召，自筹70万元资金，在本村办起一个瓦楞纸厂。当时在钱集镇，个人在村级办厂，***还是第一人，因此也在全镇引起很大的反响。说起办厂，***至今还深有体会：“一个人办厂，不仅仅需要有一种勇气和胆量，更要品尝许许多多别人难以体会的艰辛，经受住一切困难和考验”。当初，由于资金不足，***走亲拜友，磨破嘴皮借钱。一开始，一些亲戚朋友都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不敢轻易借钱给他，以种种借口推辞。有时候，为了借到一笔钱，他是一次不行，再去第二次、第三次，他也不知挨过多少人白眼，面对多少个嘲笑。最终，一些亲戚朋友被他的真诚感动，同时，镇党委、政府也在关键时刻对他予以了大力支持，使他顺利筹集齐资金，购置了设备。然而，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由于自己不懂技术，一开始生产就很不顺，出不了产品，有时出了产品也不合格，机器也三天两头出故障。有时候，接到厂家的订单，却不能及时付货，使利于厂家对他持怀疑态度，中止合同，造成了很多损失。有的好心人就劝他，与其这样不出效益，倒不如干脆收手，停止生产，这样避免更大的损失。也有的人散布谣言，说他的厂子地点“风水”不好，倒霉的事情还在后头。面对这些，***虽然有些疲倦，但他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企业之所以会出现问题，重要的是技术跟不上。于是，他从河南高薪聘请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对他的机器设备和操作流程进行一次彻底的“解剖”，终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在技术员的精心指导下，很快，机器正常运转了，顺利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也从技术员那里学到了许多技术。对于产品的质量，***从不马虎，精益求精，如果有一点不合格，他都坚决返工，决不让不合格的产品出厂，由于他严格把关，保证了产品质量，也嬴得了客户的信赖，使厂子越办越红火。如今，他生产的产品远销苏、锡、常和江阴等地，供不应求，年生产瓦楞纸1700吨，年产值达2800万元，实现利税51万元。企业的兴办，还吸纳了本村46名富余民力进厂务工，人均年收入达7000元。
甘当“红娘”，引进项目富乡亲
***村有许多富余劳力，除了一部分常年外出务工外，还有一部分人留守家中，有的因为没有一技之长，除了做做一些家务、农活，服侍老人、照顾孩子外，好多人无所事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在闲聊甚至玩扑克、打麻将中打发日子。这些，***看在心里，急在心上。他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己富了算不了什么，只有大家都有事情做了，都有钱赚了，才有意义。他时时留心，为村民找到致富的好项目而努力。今年春节前，他在与本村一名外出务工人员的座谈中得知，无锡一个军工企业对外寻求合作伙伴。这是一个手工编织帽风带业务，恰恰最适合不出家门的留守人员操作。于是，他多次前往无锡，找到客商，积极向客商介绍本村富余民力多的优势，要求将这个项目放在***村。在务工青年的积极协助下，春节期间，无锡的客商到***村进行实地考察，确信该村有编织的条件后，决定在***村设立帽风带编织点。一开始，有些妇女由于不熟悉编织业务，认为有难度，只有10多个妇女勉强领料编织，***就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动员，还让自已的妻子带头学习编织，然后手把手教给他人。很快，很多人便熟悉这项技术，大家纷纷自觉加入编织行列，特别是一些留守妇女更是热情高涨，连一些粗手大脚的男劳力也从事起这项业务。本村村民张云贵，以前喜好赌博，是当地出了名的“赌命汉”，虽多次受到处理，但是还是小赌不断，为此，欠下了不少赌债，闹得家庭不和。引进帽风带编织项目后，***主动找到张云贵，引导他学习编织技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起初，张云贵认为***是多管闲事，又认为自己一个大男人，干不了那细活。***就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还让技术人员对他单独指导，很快，张云贵掌握了这一技术，也迷上了编织，现在，他的技术比一些妇女还好，每天收入都在30元以上。说起这件事情，张云贵感动地说：“以前，自己只知道拚命的赌钱，把什么都输掉了，现在，多亏了***这个“红娘”，使我体会到用自己的勤劳赚钱是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事情”。
重庆国企 缩差共富促民生 篇6
—— 摘自国务院国资委的评价
新年伊始，重庆市国资工作会议在该市南坪会展中心召开。会议回顾了2011年重庆国资走过的历程，部署了2012年国资工作，提出了硬朗而富有突破性的措施。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重庆市副市长凌月明主持会议，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作国资工作报告。参会代表共计320名。会议表彰了先进集体104个、先进个人157名、科技创新团队54个、科技创新英才16名。
会议认为，2011年，重庆市立足内需全球配置资源，对标先进深化改革调整，转变方式加快发展赶超，围绕中心加强党的建设，实现了“十二五”的精彩开局，重庆国有企业在重庆市缩差共富战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支撑带头作用。
2011，为重庆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黄奇帆：过去一年，重庆市经济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多项经济指标的增长居全国第一，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最值得重视的是三个指标：工商企业户数增长第一，这代表了持久的发展力，说明这个地方发展真正有后劲、市场环境好；二是进出口贸易增长全国第一，其中转口贸易占到32%，这说明重庆成为内陆的口岸，代表了重庆中心城市、交通枢纽、贸易等功能的极大增强；三是基尼系数下降，代表了民生导向、缩差共富的正确方向。此外，从发展的角度看，还有两个指标我们比较看重：一是GDP增长全国第一，而且它是全方位发展，是可持续的；二是国资居全国前列，达到1.5万亿元，从2002年以来的9年时间，我市国资翻了三番，领跑全国。应该说，重庆国企为重庆国民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崔坚的《重庆国资工作报告》，可看到重庆国企2011年工作的十大亮点：
亮点一：发展势头好中加快
一是重庆市国资委所属企业全年新增资产2 575亿元，是国资委成立时的1.5倍。总资产突破1.5万亿元，达到1.52万亿元。实现经营利润和存量资产增值收益417亿元，同口径增长19.1%。三大板块中，“八大投”投资额首破1 000亿元，金融企业利润突破100亿元，工商企业营业额首破2 000亿元。二是中央和外地在渝企业总资产增长13%，达到3 56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 474亿元，增长14%，实现利润162亿元，增长12%。三是区县所属企业总资产增长39.7%，达到5 99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50亿元，增长27.2%。四是企业亮点纷呈，实现多个点位的领先赶超。商社集团、建工集团、机电集团、重钢集团、化医集团、能源集团、轻纺集团、太极集团上榜中国企业500强。庆铃集团商用车产销量连续5年位列五十铃海外第一。建工集团1年斩获三个“鲁班奖”，开全国先河。四联集团坐上全球大尺寸蓝宝石衬底技术委员会主席单位交椅……
亮点二：缩差共富担当中坚
国资系统缩差共富“十大工程”全面启动，串起数十个点位，形成了国企担当民生责任的多条功能作用链。一是在市财政局、市国土房管局、市城乡建委、市林业局等部门支持下，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投资建设公租房，推动农村“三权”融资，形成帮助农民多方式进城发展的功能作用链。国企净增就业岗位4.3万个，发放“三权”贷款107亿元，新开工公租房821万平方米、提供房源近10万套。二是转向补贴微企资本金，开展产业或股权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形成了帮助微企创业、带动非公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链。去年，国资委所属企业上缴收益282亿元，帮助非公企业融资1 238亿元，与13.2万个中小微企业形成了产业链，国资委所属企业中的非公资本比重达到42%。三是通过打造发展硬环境，搭建园区平台，推进招商引资，打通国际物流通道，形成了推动全市开放发展的功能作用链。机场路扩建，江北机场T2航站楼，“612”和“803”工程、悦来水厂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用，高速公路新开工1 000公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增加2.5倍。西永微电园、保税港公司、江北嘴公司，强力支撑我市IT产业、金融发展和开放高地建设。四是在市金融办及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帮助“两翼”区县工业园融资，整体承建、管理园区或布局产业，选派经营人才挂职区县帮助园区招商，形成了主推区县产业发展的功能作用链。去年，国资委所属企业在区县建成项目36个，实现营业收入308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在建项目71个，计划投资403亿元。五是在市农委、市商委等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农投集团、商社集团、高速集团等，推进农民土地作价入股组建农业企业，实施“集团+农户+合作社”和整村连片开发，推动“农商对接”、“农超对接”，开展农畜产品远期交易，开辟物流“绿色通道”，形成了稳定农产品收购价、市场价的功能作用链，并实现有效供应。
亮点三：扩大开放加速前行
国资委所属企业股权引进外资实到11.39亿美元，境外投资取得重大进展。一是规模稳步增长。协议投资连续两年超过30亿美元，占全市一半。二是资源类投资再传捷报，重钢集团澳矿开工，粮食集团境外基地首批50万吨优质大豆运回国内，轻纺集团收购全球第四大汽车密封条企业德国萨固密集团，以交运集团为主导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三是“一石三鸟”战略初见雏形。机电集团依托收购的英国PTG项目，已建立海外创新、营销、研发中心，回投重庆的PCL螺杆机床加工基地即将动工，四联集团收购的加拿大蓝宝石、法国汤姆逊研发团队等项目落户重庆，并用近60%的股份引入新创建、德胜等其他经济主体，实现蓝宝石及LED产业一期投产，二期开工。
亮点四：调整转型换挡提速
一是在市环保局、市煤监局等部门的帮助下，大项目密集上马或竣工投产。重钢集团老厂关闭，新区和西昌铁矿、靖江物流基地一期建成投产，化医集团MDI一体化项目正式开工，庆铃集团6项整车技改扩能项目合拢，产能扩至12万台，能源集团2×66万千瓦安稳电厂二期、年吞吐能力3 000万吨洛碛储煤基地开工，机电集团联手渝富集团、对外经贸集团组建全国第二大直升机产投公司，商业集团朝天门商贸城开工，双福国际农贸城主体工程基本设施完工，民生公司推动船型大型化、标准化，新增动力2.2万吨。二是在市科委、市质监局等部门支持下，新技术、新工艺加速运用，新产业、新市场快速增长。珞璜电厂形成重庆地区首套大型烟气脱硝装置，城投集团新能源项目进入市场推广阶段，交通开投着手打造全国最大的电动客车基地，对外经贸集团获得西部首家、国家商务部近10年唯一批准的冻鸡产品进口资质，电信公司增长主力由话音业务转为移动3G、有线宽带和信息化应用，船舶公司建立国内唯一的海上风电工程研究中心。三是在市水利局、市旅游局等部门的帮助下，战略重组深入推进。重组旅投集团，实现旅游资源整合、管理体制调整和交旅集团托管；重组水务资产，推动全市进入“大水务”时代；重组悦来公司，推动国际博览中心、悦来会展城初见形象；重组站场集团，成立交通枢纽集团，组建金融后援服务中心、兴农担保集团、电煤储运集团等，进一步完善了国资布局。
亮点五：改革创新给力发展
着力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创新，改革创新成为国企超常发展的“发动机”。一是在市发改委、重庆证监会等部门帮助下，坚持把整体上市作为国企深度转换机制的重要抓手，中汽院上市获中国证监会批准，重庆银行、川仪股份、民生轮船、建工股份、燃气股份进入中国证监会发审程序，粮食集团、轻纺集团、化医集团、交运集团、西永公司等取得重大进展或阶段性成果。二是在市政委等部门支持下，自主创新再结硕果。轨道集团承编的《城市轨道桥梁设计规范》被国家住建部列为国家标准，水务集团“SFG-I型非金属链板式刮泥机”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重钢集团三峰环境获全国唯一“国家环境保护垃圾焚烧处理和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牌子，机电集团双极高温风机填补国内空白，能源集团全球首套瓦斯抽放钻机远程控制系统试制成功，西南证券、医药股份管理创新获国家级一等奖，国资委所属企业新建国家级技术中心两个，新增有效专利381项、中国驰名商标5个。三是在市财政局、重庆银监会、重庆保监局等部门支持下，投融资创新成效显著。“八大投”推出平台类企业工作基本完成，国资委所属企业实现融资额1 875亿元，其中引进公积金和保险、社保资金实现零突破，达到10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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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六：系统合力显著增强
国资体制优势充分发挥，国资系统形成前所未有的整体合力。一是产融结合快速发展。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庆铃集团、渝富集团、农商行联手挺进汽车金融行业，化医集团财务公司获准金牌照经营，机电集团获准申请组建企业财务公司，四联集团、进出口担保率先组建我市首家国有小贷公司。二是抱团发展进入新阶段。机电集团、对外贸易集团、交运集团、建工集团等一大批集团自主联合，市场化运作，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物流配送、建筑施工等多个领域的互补合作。三是“大国资、一盘棋”格局初现。渝富集团为金融和工商企业注资51亿元，推动国企改革的杠杆功能进一步发挥，国资委所属企业与中央和外地在渝企业、区县所属企业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资源共享机制进一步完善，监管合力进一步增强。
亮点七：领军团队加速成长
着眼于国资体系的长治久安和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把领军团队建设作为企业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一是在市教委等部门的关心下，大手笔实施高端人才培养，基本完成国资委直管企业高管的EMBA培训，国资系统通过短训、选训等方式，培训中高管人才1.1万人次。二是大力度优化班子结构。国资委直管企业领导平均年龄降至50.3岁，研究生以上学位人员达到154人，占比4%。三是多领域打造专业团队。国资系统呈现出研发团队、并购团队、营销团队等各类领军团队茁壮成长、各类人才快速集聚的新局面。
亮点八：安全稳定成效显著
坚持稳定也是业绩、安全就是民生，千方百计监促企业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国资委所属企业连续两年实现“重特大安全生产零事故”，在册职工连续三年实现上京在市“零上访”。
亮点九：党的建设固本强基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围绕中心抓党建、着力民生带队伍、丰富载体创品牌、创新机制提水平，国有企业成为全市党的建设的一面旗帜。
亮点十：监管服务并重推进
坚持市场化的监管方向，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坚持多方协同监管，在审计署特派办、财政部专员办，市编办、市财政办、市审计局、市法制办等部门支持下，监管效率明显提高，服务质量有效改善。一是国资委前后台管理模式实现常态化。前台处室推发展、后台处室抓保障，有力支撑了企业的大事推进和难事化解，被国务院国资委评为“是对国资监管方式的有益探索”，并在全国推广。二是监管体系和制度进一步完善。国资委组建起专门负责董事会管理的处室，“外拍内设”监事会体制基本实现全覆盖，监事会监督检查实现常态化、系统化。三是日常监管成效明显。建立起依托信息系统的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四是积极服务央企、区县，帮助解决了船舶公司总部建设和中汽院上市、搬迁中的相关问题，并正在推进国企支持长安跨越落户万州，支持四川广安工业园、贵州毕节能源基地和贵州遵义桐梓电子工业园建设等。
谨慎 睿智 清醒地面对2012
谈到2012年的任务，黄奇帆说，要进一步加强海外投资，除了协议外资继续推进外，还要扎实推进海外投资的实际投资到位数，逐渐做大重庆的GNP。成立一个重庆海外投资基金，支持海外投资，这个基金由政府先出一笔钱，然后引入国际投资集团和民间资本，再结合银行贷款，形成一个几十亿美元的基金，采用私募基金的管理方式来运作。要在香港注册成立一个窗口公司，以此为平台在香港融资，可以把钱拿回重庆投资，也可以直接进行海外投资，还可以入股重庆的海外投资项目。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集团上市，比如重商行、建工集团、四联集团、燃气公司、民生轮船等，既可以争取在A股上市，也可选择在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地上市。要充分利用香港利率低的特点，争取多到香港融资，让重庆和香港的金融更好地联络起来。
当然，2012年的形势极其复杂、非常严峻，国有企业面临预判和应变能力的大考，面临资金吃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收窄、经营风险增大等多重考验。面对复杂形势，重庆国企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智、大勇、大谋，冷静思考、智慧应对、创新大进。总体思路是：以民生导向、缩差共富为统领，以“稳中求进”、做强做优为目标，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夯基础、提效率、增活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在经济调节中的杠杆作用、在缩差共富中的基础作用，2012年在全国国资系统排位形成保四争三望二的态势。逆境挑战意志，危难方显智慧。重庆市府、重庆市国资委要求重庆国企：
必须谨慎、睿智、清醒地牢记国企作用的五大功能：
1.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弱或者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国企发挥支撑力、带动力、引导力的作用。像高速公路、铁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国企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2. 国有企业作为共和国经济系统的“长子”，要发挥半个“家长”的纽带调控带动作用，反映政府调控意图。换句话说，就是国有企业除了自己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外，还要作为国家的经济工具，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服务到社会上去。
3. 发挥政府第三财政的作用。看得见的收入表现为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看不见的收入表现为国有企业用它的资本、资产以及信用，为政府直接投资办一些政府公共服务的事项。
4. 中国经济“走出去”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是做大GDP的主力军。当今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是国企。拿重庆来说，过去两年重庆10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国企占70多亿美元，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5.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力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依靠。国有资产在促进公平共富、防范两极分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必须谨慎、睿智、清醒地重视五个战略：
1.把握好“稳”和“进”的关系。“稳”是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础，任何时候都必须牢固；“进”就是发展，不进则退、不进就垮。“稳”是“进”的前提，“进”是更长远、更可靠的“稳”。
2.全面深化民生导向发展战略。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国有企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扩大内需、发展生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就是按照党和政府的意图，经营好资产，服务好民生。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既是党执政的基础和理念问题，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问题，国有企业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3.抓紧解决国企发展的瓶颈问题。一些企业集团资本布局较散、资产结构较差、资源储备缺乏、资金运行质量不高等问题仍未见彻底改观，成为影响集团主业发展、提升赢利水平、巩固赢利基础的重大瓶颈。一些企业集团管理体制、组织构架、管理基础和赢利模式再造，严重滞后于集团的资产体量、产业布局、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成为影响集团跨国、跨区经营和提高管理效率的重大制约。一些企业集团的高管骨干、高端人才、尖端技术、知名品牌仍很短缺，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4.正确处理与各种经济主体的关系。这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客观要求。央企、民企都是中国实力，在渝央企和民企都是重庆力量，要充分借用中央企业的资金、资源和影响力等优势，充分借鉴民营企业在对外并购中的灵活性特点，积极构建三方共赢机制。要坚持市属、在渝央企、区县所属企业“大国资、一盘棋”，推动监管体制机制的一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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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创新。这是重庆高速发展的三个基本着力点，也是重庆国有企业快速超越的三把“金钥匙”。要坚持以深化改革解决影响国有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解放生产力。要坚持以扩大开放推动全球化配置资源为我所用，发展生产力。坚持以探索创新抢占发展先机，赢得发展优势。
必须谨慎、睿智、清醒地解决国企大而不强等六方面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尽管我们国企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绝不能骄傲自满、妄自尊大，必须谨慎、睿智、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重组，改变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的问题。
抓好国企发展，关键要抓好企业的治理和管理，治理得好，管理得好，有好的机制，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企业总能适应，获得更好发展。所谓治理，应对的是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情况下如何规范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三者的关系，通过制衡与协调减少代理的成本、规避风险、提高效率，以实现股东权益极大化的目标；所谓管理，分为两个层次，总部的职能是战略性决策，下属生产、经营单位(子公司)的职能是在给定的资源和市场约束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利润极大化。治理和管理只是简简单单两个词语，但所有企业都离不开这两个问题，大家都要好好想一想，企业在治理上结构清楚不清楚，到位不到位；在管理上是否做到决策科学化，生产经营是否实现利润最大化。
黄奇帆指出：当前，国有企业在治理和管理上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司治理在结构上重叠、复杂，相互制衡，协调关系缺乏清晰的定位。二是企业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企业大而不强，管理的重点没有真正转向技术、人力资源和劳动生产率方面，而这正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本。三是组织架构中链条过长，在权力配置上过度分权，总部配置资源、协调内部交易的权威不够、能力不强；在功能上董事会和管理层未能获取其应有的权力，没有充分行使其应有的职能，制衡不力，效率受损。四是资产配置上存在与核心链条无关的产品多元化的问题。五是企业价值链的管理中存在“大而全”的状况，未能根据不同交易特征确定相关的交易结构，即交易的内化和外包。六是企业内部为争夺有限资源出现的寻租行为，也就是腐败问题。
国资系统的同志如果把这六个问题想得透一点、消化得到位一点，那么，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风云变幻，只要治理结构好，管理结构好，就能够克服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总之，要切实改进企业的治理和管理，使企业在长骨架的同时，更好地长肌肉，长血脉，健全五脏六腑，关键在四个方面有所体现：一是资产负债率要下降；二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包括产品利润和资产重组后的溢价增值；三是使国有资本收益30%用于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的考核办法具体化；四是产生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家，企业家队伍逐渐年轻化。
（责任编辑：胡 正）
共富论文 篇7
一、共同富裕: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终极目标
邓小平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邓小平晚年, 面对中国当时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他警醒全党:“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 这样发展下去, 总有一天会出问题”。[2]他强调:“十二亿人怎样实现富裕, 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 这都是大问题, 等等。分配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 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方案解决这些问题。”[3]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 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整个过程要牢牢把握共同富裕这个“大原则”,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
二、循序渐进: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特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客观条件千差万别, 不可能齐头并进。在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进程中, 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 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国情。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正是立足这一基本国情提出来的。目前, 我国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同样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造成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复杂的, 解决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过程必定复杂。分好财富“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当前我国的分配格局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型”, 而且是一个底座很大的“金字塔”, 离“橄榄型”分配格局还相差较远。根据经验,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约每年可能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据此推算, 我国要由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20%多提高到50%左右, 需要几十年时间。而要达到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即到达80%左右,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构建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制度创新: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保障
我国30多年改革实践证明, 没有政策机制保障、没有“顶层设计”, 一项改革举措就很难推行下去, 也很难取得成效。当年一系列鼓励“先富”的政策和制度, 为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保障。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的两个关键点是“调高”与“提低”,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提低”。目前, 我国的中低收入群体主要涉及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 要想提高这些群体的收入水平, 同样需要政府的健全制度及创新机制。比如要创新教育制度, 促进教育政策公平, 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创造条件。国家财政要公平地对待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 并相应地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比重。再如,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中低收入群体面临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这“三座大山”的经济压力, 逐步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等等。
总之, 在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 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这个目标, 不断加强各方面的政策制度保障, 有先有后, 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对当前我国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实践有多方面的启示。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导向是共同富裕, 实现过程要把握节奏、循序渐进, 要加强制度保障。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先富共富,橄榄型,分配格局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3) :152, 17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3) :152, 172
共富论文 篇8
一、由先富到共富是共同富裕的一条捷径
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如何从时空的运动中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经历过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是邓小平作出了科学的规划, 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即有先富到共富, 有序致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途径, 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但这样的发展途径并不是一个自发随意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或缺, 它将通过政策调整和机制运行, 发挥调节贫富差距和稳步推进有序致富, 防止两极分化的作用和功能。“如果富的越来越富, 穷的越来越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也就是途径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轨迹发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映, 科学地提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更是长期以来积极探索求解的实践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 如何走上一条在经济较快发展中人民较快地富裕的捷径呢?邓小平早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 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 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3]。“这是加速发展, 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
二、先富到共富具有明确的规定性
邓小平共同富裕和关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思想, 具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1.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 小生产思想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 因此, 绝对平均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再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偏差,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把共同富裕视为平均主义, 容不得出现一点先富后富、多富少富的差别。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 “左”的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在分配领域里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把按劳分配中包含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把如计件工资和奖金等较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报酬形式, 统统砍掉。其结果只能是同步贫穷、同等贫穷。对此, 邓小平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实际上是共同落后, 共同贫穷, 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2]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先有后, 有高有低, 波浪式、非平衡发展, 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刀切”、“齐步走”, 追求无差别境界, 追求绝对平衡, 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 平衡只是相对的, 而不平衡是绝对的, 事物发展总是呈波浪式向前发展的, 即使是共同富裕还会有不同, 绝不会一模一样。因此, 共同富裕不能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 更不等于平均主义。奔向富裕实际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过程, 要求所有地区、所有人一齐富裕起来, 这是不切实际的。因此, 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同时, 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是有序的, 其有序性的效率高于无序性的效率。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 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2]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 打破了“大锅饭”,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对此, 邓小平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 新办法比老办法好。”[2]“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 除了个别例外, 全国人民的生活,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2]
2. 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两极分化有原则区别。
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 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 从而避免两极分化。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 其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因而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巨大积累, 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 造成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的阶级分化。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 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两极分化产生的条件。而且“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 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 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只要我们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2]。1986年9月, 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 就是说, 不会导致富的越富, 贫的越贫。坦率地说, 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2]1990年12月, 邓小平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 情况就不同了, 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2]1992年初,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也说:“如果富的越来越富, 穷的越来越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
三、先富是为了辐射致富和有序共富
让辛勤劳动、合法经营的人先富和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 从而通过发挥“辐射效应”, 形成“辐射共富”。
1. 邓小平讲得很清楚, 要让“那些辛勤努力成绩大”的人先富。
先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来实现。这些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 创造了较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他们的劳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他们应该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而光荣的。对于遵法守法, 通过合法手段抓住机会搞经营而致富者, 这也是正当的, 是党的方针政策允许的, 是值得鼓励和允许的。而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 使“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 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3]。
2. 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 先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 “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2], “能发展就不要阻挡”[2], “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 可以更广大地开源”[2]。由于自然、文化、经济结构、历史等多方面综合因素的作用, 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在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邓小平还具体地要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 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邓小平认为, 上海目前也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 也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 先富裕起来, 这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 而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构想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 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 要用全局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3. 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是从辐射致富, 进一步在地区间达到有序共富的战略理念。
邓小平在1988年9月提出了“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时候, 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精髓是从“先富到共富”。在邓小平看来, 对东部沿海优势地区的优先发展, 重点支持、政策倾斜, 就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取得良好的效益, 使该地区尽快富裕起来, 然后以此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有序致富、先富到共富, 邓小平在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具体设想, 他说:“可以设想,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间题。到那个时候, 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 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由此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很显然, 这是一个有效缩小地域差距, 逐步摆脱落后状况, 消灭贫穷, 实现有序共富的过程, 也是一个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过程。在进入世纪之交、中国总体实现小康目标的时候,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进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 即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强调国家要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西部支持的力度, 东部地区要在率先发展中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发展, 最终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这是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的坚持、丰富和发展。
四、防止贫富差距过大, 必须筑堤引流
防止贫富差距过大, 避免两极分化, 必须实行“筑堤引流”。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致富行为可以不采取什么限制措施。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 也要有一些限制, 例如, 征收所得税。还有, 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 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 决不能搞摊派, 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 但是应该鼓励。”[2]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并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加以调整和调节, 进一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 避免两极分化的出现。改革越是向前推进,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越是成功, 越要注意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这个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此后, 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不搞两极分化, 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 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 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2]
对于出现的贫富差异扩大现象, 邓小平指出要采取切实措施, 防止两极分化。先富后富, 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 不是“两极分化”。为了使“先富后富”的政策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致于走到两极分化, 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措施。其中包括, 第一, 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他说:“只要中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第二, “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个人, 也要有一些限制, 例如, 征收所得税”。第三, 对困难群众, “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 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第四, “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 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等等。实践证明, 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五、在发展道路上注意解决新问题
实践证明, 先富带后富是一条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 是一条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在处理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问题上, 目前还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认真加以分析和解决。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之间的差距过大, 而且有愈来愈大的趋势。早在1993年, 邓小平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4]。一是要对中国发展起来后如何富裕以及富裕起来后如何分配作为大问题研究, 当做大事来抓。他说, 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 富裕起来以后怎样分配, 这都是大问题。二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基础上仍然有一个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 不能仅仅满足于公有制制度这个基础。他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 实际上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三是必须注意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要用各种手段、方法和方案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问题。他说, 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又说, 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 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 会导致两极分化, 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看,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些话高瞻远瞩, 又有很强的预见性。这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有先富与共富科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由过去那种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由过去的平均主义守穷到讲究效率、兼顾公平, 收入分配领域出现差距, 这本身是事物发展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性是其规律性的反映, 但非平衡不等于失衡。我们主张和力求在非平衡中努力追求和保持相对平衡。因此, 在当前, 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矛盾, 首先要在解决分配不公和后富人们的问题上下工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在坚持“先富后富”这个大政策的同时,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在保护合法收入的基础上,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整顿不合理收入,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保障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缓解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并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政府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二次分配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正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所强调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结构, 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逐步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加大执法力度, 加快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这些重大的决策和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同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科学思想完全统一, 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至今有的把邓小平理论定为“先富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共富论”的观点, 显然是片面的, 不科学的, 完全是一种误解。而且这种割裂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观点, 十分有害。因此, 全面地解读、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先富与共富的科学思想, 对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推进解决当前分配不公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1-07-02.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23-375.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52.
共富论文 篇9
程学斌说：我2004年就开始在纸杯上做研究，当时是想能不能把袋装解酒茶直接与纸杯连成一体，同时想把茶叶也置于纸杯内，这样不但美观，还不会使所泡茶的茶叶上浮，喝茶就很方便又卫生，肯定会成为一种受欢迎的产品。
于是他着手研究，在合肥工业大学王教授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反复的实验，终于摸索出了制作技术：只要将所需的茶叶或其他饮品直接隐藏于纸杯内，用茶滤纸通过压力并加热，使其与纸杯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过滤层”。就这样“一次性隐茶纸杯”开发成功了，并同时研制出了专用生产设备“隐茶杯机”。
正宗专利“隐茶杯”生产工艺严格，每20只用复合袋包装，加内热缩袋，多层密封严密，能使茶叶保质完好，生产出不同口感、不同档次、不同茶叶的“隐茶杯”。压茶所用的“圆形茶滤纸”是关键的材料，材质采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100％原木浆PE淋膜纸杯制作，机械化生产加工成形，安全卫生。有了好的产品，为防有人仿冒，2005年他向国家专利局申报了专利，同时还在商标局注册了“隐茶杯”商标。
经过一年的发展，传来喜讯：在2005年12月14日晚22点35分安徽卫视《金点子行动》栏目播出，程学斌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为2005年“全国十大发明人物特别奖”。
2006年8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了程学斌的专利(专利ZL200520113904.0)，而且经过改进的高新型全不锈钢YXLJ-AAAA“隐茶杯机”设备，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出品合格率100％，产量高又节能、功效快、操作安全方便、设计合理等优点，
龙健在设各开发上，加大了科技投入，不断与全国最有权威的科研院校合作，除前期得到教授的支持，现又得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陆兴培高级工程师和戴所长的大力合作，他们对新代“变量隐茶杯”自动多功能设备技术创新上给予了通力支持!同时，设各的温控系统都采用了全智能化，传动系统采用了电动自动化。设备稳定性好，出品合格率高，使用方便，设计合理，质量有保障!使投资创业者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2007年9月份程学斌又开发出了高新自动型ZL-GXBL“三合一变量隐茶杯机”全不锈钢多功能自动设备，一机多用(三合一：买自动变量隐茶杯机+送隐茶杯机件+送自动加茶叶机件)，杯底和杯壁自由变换，调节茶叶量，彻底解决了茶叶被压封在底部空间过小，无法快速冲出茶味的难题，全国独创。他决定正式面向全国招商。
由于创意独特，产品先后荣获“中国知名品牌”、 “国家质量十佳放心品牌”、“全国商业优秀科技创新产品奖”、“中国消费者放心购物质量可信产品”、“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质量合格产品”、全国“重质量、守诚信”优秀单位等荣誉。
紧接着，为了适应市场及消费者的需求，程学斌对“隐茶杯”的压茶工艺进行了突破性的改进，使茶滤纸到杯底的空间实现了可调性，能适应不同饮品(如各种有形茶叶、解酒茶、各类周体饮料等)和水量配比的科学化，使饮品在杯内充分浸泡出汁，饮料类冷热两饮，浓度可完全按需调节，因此被他命名为可调“变量隐茶杯”。
新代可调“变量隐茶杯”的消费市场更大了，同时占领五大行业市场(纸杯市场、茶叶市场、饮料市场、养生保健茶市场、广告业等)!
新代可调“变量隐茶杯”整个杯底和杯壁的结合，有足够大的空间实现可调，满足未经破碎的有形茶叶泡茶需要，有利于提高茶的档次，在泡茶过程中，茶叶在其中游刃有余，宜于快速出汁，保持茶形，使饮茶者充分享受茶的醇香。同时，针对这一足够的空间，根据不同种类茶的情况调节用量，保证茶水适当的浓度比例，从而获得色、香、味、形俱全的饮茶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程学斌在全国拥有了很多优秀的加盟商和加盟分厂，其中有一些都是受不良企业欺骗后转而前来寻求帮扶合作的人。如江西的残疾青年万晓明，被伪劣“隐茶杯”设备欺骗后经过多方面打听，了解到“隐茶杯”及设各的发明人是程学斌，便找到他说明了被骗情况，程学斌十分同情他，不仅免去了2万元机器费用，还免费让他学习技术，并帮助他在当地投资办起了隐茶杯生产厂，晓明生产的隐茶杯系列产品，已经销售到九江市众多的行政事业单位、宾馆及大型超市等。程董现已陆续帮扶了很多地方的创业者，如：湖北武汉、广东珠海、江苏无锡等等，程学斌坚持走帮扶创业者之路!
据许多已经走了弯路的朋友说：买了那些所谓“隐茶杯”设备，都是用“台钻”或“气缸双头”改装的，质量差，不能连续生产使用，生产废品特高，根本不可能“日产2万只”。
为了规范市场，实现共赢，发明人程学斌先生还制定了支持中小创业者的规范建厂政策：
一、决定在全国拿出创业奖励基金，支持投资创业者，当场兑现!
二、创业者要正确理解认识“商标”与“专利”的区别和作用。龙健正宗专利才能规范市场，全国范围媒体广告支持。
三、创业者要正确理解认识“隐茶杯”及“变量隐茶杯”系列产品的生产标准化，必须按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生产，原材料要有QS许可证，确保杯内茶叶或饮品的保质期。
四、经营龙健正宗专利“隐茶杯”和“变量隐茶杯”的经销商，另赠送系列产品。
临近采访结束，龙建公司胡经理说：“变量隐茶杯”自问世以来，不仅赢得了国内众多创业者和商家绝口称赞，而且也吸引了外国商人的眼球。2007年8月成为第四届中国，焦作国际赛“两赛一节”指定饮茶用杯供应商。这表明者龙健的成熟和实力的证明，同时，也是龙健给予焦作隐茶杯分厂的扶持!并长期帮扶创业者购买设备建厂自己当老板!该项目投资小、风险低、操作简单、年利丰厚，特别适合个人创业和家庭创业。许多创业者拨打财富热线0551-5322747向我们申请加盟并打款预订保留地方垄断权和专利权。其实投资创业者想到地方办厂，只要懂经营和管理，卫生、安全和品牌意识要强，正规合法经营；龙健公司提供一切合法的有效证件、生产岗前培训和经营指导，营销策划推广方案，为创业者提供一切免费服务，快速推广专利产品占领市场，使联盟者早日获得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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