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律

他律（精选12篇）

他律 篇1

春节, 是行贿受贿的高发期, 所以本期特别关注一下廉洁问题。

近些年来, 企业出现贪腐分子已经不是偶然事件了。一些企业高管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到了不择手段、利令智昏的程度。这一现象严重玷污了社会风气, 影响了社会和谐, 同时也败坏了企业的形象。毋庸讳言, 当前企业廉政形势严峻, 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企业廉政建设中, 防范是非常关键的。企业廉政风险防范涉及很多方面, 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即自律和他律。

自律, 就是自我约束,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贪, 不该做的事不要做, 不该说的话不要说。自律, 说着容易, 做起来难, 一些企业领导就是因为没有管住自己, 而堕入了深渊。所以企业廉政风险防范, 首先企业领导要有廉洁自律意识, 加强党性修养, 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无论官做多大, 掌握的财富有多少, 都能做到两袖清风, 一身正气, 问心无愧。这样的企业领导, 一定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是企业发展的好带头人。

人的自律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自律的有无、强弱, 离不开客观因素的作用。所以, 企业进行廉政风险防范一定要重视他律。他律, 就要发挥党纪国法、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作用, 加强对有关人员的廉政教育, 提高他们的防腐倡廉意识。在此基础上, 还要全面构建企业廉政的教育制度、监督体系, 健全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针对容易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的业务、流程、环节、岗位及人员, 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堵塞管理漏洞, 营造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企业环境, 防患于未然。这就是他律的作用和力量。

我们相信, 只要切实增强企业全员尤其是各级领导者的自律意识, 大力强化企业经营管理的他律机制, 就一定会筑起防范廉政风险的坚固大堤。

他律 篇2

自律是治国之本，商纣王不自律，导致国破人亡，唐太宗自律爱民、深得人心，开创了贞观之治，为以后的开元盛世打下基础。可见自律有多么重要。

自律决定了我们的成绩，在自律中，第一和倒一总会被追平，不自律，第一可能会一落千丈，法式成功的秘诀就几个字，认真，自律，谦虚;你不自律，再认真再谦虚也没用，你自立一学期，你成功一学期，你骄傲一学期，在万物之道中自律才是一条捷径，别人走几年的路，你自律一点，只用走几个月，到头来你反而会收获更多。别人三年的初中，不自律，就与高中再见，你自己的初中路，自律一点，走了三年高中梦就实现了。

十几年后的同学聚会上，自己一定是最出人头地的，别人问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自己只会回答：“我只是当初比你们自律了一些，而现在我比你们自律的更多罢了。”他们会怎么回答，是恍然大悟后的称赞，还是追悔莫及的抱头痛哭，是恨自己当时少自律了一点，或者是恨自己根本就没有过自律，还是因为自己的偷懒少了一次自律，而失去机会去上高中。

音乐批评的自律与他律 篇3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音乐批评 自律与他律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批评道路的回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崎岖坎坷、波澜起伏的历史，近现代中国音乐艺术的命运与历史一样经历了不平凡的岁月。中国音乐的发展与时代的变更、交替同呼吸共命运，用音响、乐谱、文字共同编织出了一副壮丽的时代图画。这一时期的音乐家、音乐创作与表演、音乐理论研究等诸方面都同一个新兴的术语——“音乐批评”联系起来，由此，音乐批评作为一种综合性的音乐活动和理论与实践学科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领域中的“显学”。

追其音乐批评的历史，可以是说是伴随音乐的诞生而产生的，就我国而言，从古代文论典籍所记载的“论乐”故事以及人物对话、独立文论（《乐记》《荀子·乐论篇》《声无哀乐论》等）、诗词歌赋中都或多或少的都涉及到音乐批评，但这些所谓的“批评”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输入，特别是早期政治改良家、留学回国人员以及有着前瞻眼光的先贤们开始致力于新文化的传播与学堂教育工作，因此这些人的乐评活动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批评的滥觞。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颠覆时期。两千年封建专制下的官方文化、帝王文化在此画上了一个休止符。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一个旧的文化体制的终结，必然会有新的文化体制来代替，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看，国家的内外纷扰、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民心理的无所适从等社会历史因素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一种主导性的文化体制，因此多元文化、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从当时的音乐批评群体上看，这一时期又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滥觞时期的音乐批评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音乐批评家已经开始由“非专业”向“专业”转型，在音乐批评方面有着突出建树的代表人物有肖友梅、刘天华、王光祈、赵元任、青主等，从音乐史的角度看，这些人不仅是近现代第一批专业音乐家，更是在各自领域（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研究等）具有开拓创新性的“元老级”人物，他们从各自的专业和研究领域去审视和探讨中国音乐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有益于中国新音乐发展的见解。

三十年代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赢得民族自由走向独立自主的时代，同时也是战争纷扰、党派斗争的时代。中国新音乐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深刻的体现出了艺术与政治思想的“同类不同属”的关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从文学艺术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分翼——左翼音乐运动，通过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和传播及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一时间成为这一时代音乐活动的主流，在这种主流趋势下，音乐批评活动也是异常的活跃，左翼音乐家们纷纷拿起笔杆广泛而深入的阐述“抗战音乐”、“国防音乐”的新音乐观念。

四十年代，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成为两大政治阵营，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利益都极力推行各自的政治主张，分别在文化艺术领域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文艺发展的实施方针。国民党方面采取“复兴礼乐”的主张，用儒家思想作为在文化上立党的政策，这种以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下关于文艺的政策成为当时音乐批评发展的动因。因此，这一阶段的音乐批评的属性多是反映政治需求和官方意愿的。

二、自律论与他律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批评家的特质

自律与他律是不同学科体系中所运用的词汇，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两者作为哲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发展。20世纪德国音乐美学家菲利克斯·卡茨在《音乐美学的主要流派》中第一次将自律论和他律论引入到音乐美学领域。

自律论美学认为音乐的规律和法则来自于音乐本身，而不是独立存在于音乐之外的他物，音乐不能反映任何外在的客观实在，包括人类的情感，音乐的内容就是音响和结构。他律论认为制约音乐的法则和规律来自音乐之外，也即音乐是受外界的法则来支配，音乐本身体现了某种外在于音乐的客观实在——人类的情感，而这就是音响之外的内容，也正是这一内容的性质决定了音乐的形式，决定着音响结构和整体的发展。

从音乐美学的语境中观照自律论与他律论，实际上是在论述音乐本体、功能、形式、内容与情感的属性及其关系问题。自律论与他律论中的音乐的“规律和法则”实际上是在阐述音乐是音乐的自我约束还是他物约束，而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学术争论如同哲学派别一样，各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支持，成为音乐美学的两大理论派别和体系。

在音乐批评的语境下论述自律论与他律论的问题，主要着眼于所要研究的音乐批评的主体——批评家，就其批评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从而对主体进行归属。笔者移植音乐美学中的自律论和他律论的观点嫁接并引申到音乐批评研究范畴，认为自律论音乐批评指的是批评家以自己专业的、独特的眼光对过去和时下的一切音乐事象进行批判和论述，或者是批评理论上的探讨，并勾勒出音乐艺术在今后的发展前景，其批评的属性完全是个人的见解，不受外界的因素所干扰，不为任何的有功利性目的阶级和派别、意志而服务，即纯粹性的音乐批评。

（一）自律论及其特点

自律论音乐批评主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专业性。作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工作者，他所做的任何的努力都是致力于音乐的发展，因此在他的批评文论中始终是围绕音乐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展开，他所关注的是关于音乐艺术的一切活动包括创作、理论、实践等各方面，因此他所审视和批评的对象是多方面的。其次就是根据自身所学专业的方向，能够敏锐的觉察到自己专业发展的状况并能够及时的对其进行批评，从而有效的总结和发现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供一定的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个特点是自主目的性，也是自律论的一个本质特征。自律论批评家的本职任务就是专注于音乐事象的批评，而不做任何功利性、主义性的宣讲，在批评过程中有其独立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但这并不代表其无目的性，自律论批评家的目的就是通过自身的专业素养对批评的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观照，在此基础上对批评对象进行系统的表象论述和理论层面上的评价和探讨，进而基于两者而指出其发展的方向和规律，为之后的实践探索出发展的航向。

（二）他律论及其特点

他律论音乐批评与之相反，它的批评的主体可以是专业的，也可以是非专业的，本身具有一定的阶级观念和政治立场，用一定的评价标准去审视和批评一切的音乐事象，在批评过程和结论中必然与其评价的标准相吻合，而批评主体自始至终都一直坚持和恪守自己所奉行的批评标准。

他律论音乐批评主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群体性和党派性。这是由于同受时代的影响或者是同一学识、思想所支配的。这些批评家的共性在于在同一时代下深受同一种思想或者是教育体系影响，针对同一音乐事象进行的相同或相近的批评，从而形成一种群体批评观念。其次就是党派性，这是指在某一党派或政治团体的阶级意识的主导下，针对有利于其政治利益的实现的相关文艺（或音乐）主张、政策、方针、纲领等以及在这些政治意识指导下的文艺实践活动作为批评对象，从而形成一定的批评主体。这些批评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方针、政策的解读，运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去审视时下的音乐事象，并对其进行价值评判，而他们价值评判的标准则是看所批评的对象是否符合和反映其党派的利益诉求。

官德建设需要制度“他律” 篇4

以制度来治理权力是根治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重要举措。新一届执政者已发出对公共权力治理的指令,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点对重展执政权力公信力至关重要。公共权力运用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能为公共权力的善用提供他律制衡机制的保障。权力行使中如果缺少程序制度环节制约,权力主体又缺乏有力的道德自律能力,就很可能导致公权私用和权力滥用。正如公共行政研究者赫尔曼·范纳所指出,“尽管道德规范,内心自律以及所有使它们发挥作用的办法,为行政管理具有创新性、灵活性以及富有成果提供了保障,但在现今还没有任何东西比基本的政治控制和政治责任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完全“依赖和信任行政人员的良知或主观道德责任感总会导致权力滥用”。

制度机制在维护公共权力阳光运行与官德建设中具有根基地位,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信档案制度,到责权绑定的问责制和程序机制建置,再到用人机制的改革与监督机制的严格化,我们还有许多制度机制建设任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自律与他律作文 篇5

网课不比上课好，老师的监督弱了许多，在学校老师能无死角监督。但现在，老师为了省时，大多用的抽查，抽查得到的一些数据不够全面、准确，总会有漏网之鱼。现在班主任为了模仿学校的学习，给我们加了一个早读，早读比学校早读早，但没有老师监督了，有些同学就无视早读了，七点多，等早读结束了才从床上爬起来，准备上第一节课了。这样的同学看似休息时间长了些，但损失了许多，为什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一天中背东西最快的时候，其它一定不如早晨背东西快。

有人起不来，这是因为不自律，闹钟定的再多，还不如有一颗自律的心，有时，一些人心中想：反正没老师，不学习也不知道。于是，早读就被略过了。再一些早读的人也有些不是自律的人，是他律，被动着学习，效果一定不好。

生活中，自律的事往往都是一些小事，不闯红灯，不横过马路，不在开车时看手机……这些小事都反应出了自律，若是这些小事有人不遵守，就会酿成生死离别。

自律和他律的有機結合 篇6

這兩件內容不同卻互有關聯的事先後出現並非偶然，而是體現了特區政府在堅持“科學施政”基礎上加強廉政建設的理念與方針：要求公務員們將自律和他律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廉政建設逐步推進到自覺的階段。

自律是廉政的

起點和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告訴我們，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依據。一個政府能否做到廉政，關鍵在於公務員的內在素質。因此，通過各種方法手段促使廣大公務人員發自內心地廉潔奉公，是廉政建設的起點。

促使公務員們自覺廉政的方法有很多，可以加強理想和信仰教育，可以開展職業道德培訓，也可以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或政策規章，要求遵照執行。從國外的成功經驗來看，制定被稱為“陽光法”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種很有效的措施。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起源於近代的歐洲，大約在230多年前，瑞典就形成了包含要求官員申報財產內容的、被稱為“陽光法案”的制度。世界上第一部有關財產申報的明確法律則是英國在1883年制定的。那以後一百多年間，世界各國陸續制定了多種不盡相同的財產申報法律，由於強調官員（和特定身份人群）的財產公開化、透明化，無異於將隱私置於光天化日之下，因此這類法律法規被形象地稱為“陽光法”。

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民眾對於官場中的貪腐現象深惡痛絕，參考借鑒西方經驗制定“陽光法”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中國共產黨及其國家機構順應民意，較早就開始了這方面的探索。1988年，全國人大起草了《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後因種種原因未能付諸實施。1994年全國人大曾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計劃中的立法項目，但醞釀多年仍未能進入實質性的立法程序。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名頒佈《關於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從政策和規章制度的層面開始實施官員收入申報工作。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阿勒泰地委公佈《關於縣（處）級領導幹部財產申報的規定（試行）》，被譽為新中國廉政史上的“破冰”之作。從此，（準）官員申報財產並有條件向社會公示的制度逐漸在內地推開，成為廉政建設的重要舉措。

澳門特區政府在這方面也進行了有效的努力。2003年7月22日，時任行政長官的何厚鏵簽署《第一一/二00三號法律（財產申報）》。該法律從2003年9月1日起生效，用以“規範‘公共職位據位人’及‘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提交財產申報書的義務”。其中規定了包括“行政長官與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行政會成員”等在內的8類公共職位據位人，以及包括“公務員”、“保安部隊人員”、“海關人員”等在內的5種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必須按照法律規定提交財產申報。爲了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立法會2011年啟動了修改完善該法律的程序，並於當年12月16日一般性通過了修改法案。本次又經過細則性討論並最終通過，表明特區政府在廉政建設的道路上又邁出了堅定的一步。

本次修改主要體現在申報財產的對象和申報（公佈）財產的內容兩個方面。修改法案明確了公共行政部門的公共職位據位人包括局長、副局長，或等同局長、副局長職位的據位人，也包括辦公室主任。修改法案也規定，財產申報和公佈的內容，包括澳門和海外的不動產、商業企業或工業場所、股份、資本參與以及在非營利組織擔任的職務等，使監察範圍涵蓋該等人員的非財產利益。這些修訂內容應當說符合全球的立法趨勢，體現了與時俱進。

陽光法之所以有效，一個重要原因是公開、透明，便於監督。而外部監督是建立在被監督者自覺接受監督的基礎上的。這裡就對被監督者的自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財產申報書是當事人自己填寫的，申報本身就是自律。在申報現場，申報書將被當面封存，不到必要時不得調閱和公佈。這就要求申報者首先把好自己的關。要對自己嚴格要求，實事求是地申報財產，為廉政建設奠定基礎。

澳門政府官員和大多數公務員在自律的問題上做得不錯。但是也不排除少數人心存僥倖，認為這一法律涉及那麼多人，個別人即使有一些問題也未必會被發現。須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要在申報時故意隱瞞，終究會暴露並得到應有的懲處。2012年5月本澳媒體曾經報導過一個“公務員申報財產不實，被判監禁”的案例。財政局的一名公務員毛某，與兩個同事勾結幹預招標，結果自己的計算機公司中標。廉政總署查明，毛某在1998、2000和2002年三次財產申報時故意漏報自己的計算機公司。檢察院除控告上述三人“濫用職權罪”外，加告毛某“虛假之當事人陳述及聲明罪（不實申報）”，最終判處監禁1年，緩刑2年，罰款3萬元。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當引以為戒。

他律是廉政的監督與保證

內因固然是事物發展變化的依據，但僅有內因還不行，事物的發展變化同樣離不開外部條件。“自律”是指主體對自己約束和嚴格要求，但光憑主體的自覺性還遠遠不夠，往往也需要外部監督，“他律”（客體對主體的約束）就是一種有效的外部監督。陽光法切實貫徹執行正是對自律行為的有效監督。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對公務員“他律”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認真貫徹執行“陽光法”。一方面，要加強官員財產申報的法制建設。西方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大部份西歐國家已將“陽光法”納入反貪污、反賄賂、反腐敗的法律體系之中。另一方面，還要加大違反“陽光法”的處罰力度。除了刑事責任外，還可以採取行政處分、扣發薪資等處罰方法。英國對於隱瞞或虛報財產者要處以罰金並判處7年以下徒刑，美國相應的處罰則是5年以下徒刑。香港的處罰更加嚴厲，在1997年公佈的《香港防止賄賂條例》中也規定了政府雇員必須如實申報自有財產的責任，否則經過公訴，可以罰款100萬元港幣並處以10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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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違反“陽光法”的處罰是一種被動的他律，反之，還可以建立一類主動積極的“他律”機制。政府官員的績效評估制度就是一例。

行政公職人員通過自己的工作崗位服務社會，大部份人能夠奉公守法，恪盡職守；不少人努力奉獻，開拓創新；但難免有一些人得過且過，敷衍了事。如何調動廣大公職人員的積極性？單憑一般的教育、引導，光靠公務員的自覺性遠遠不夠，還需要強有力的外部監督機制。績效評估正是比較科學的方法。俗話說“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在制定科學依據的基礎上，經過實事求是的考核評估，必定能比出優劣，找到差距，產生外部約束力，發揮強有力的監督作用。

績效治理或評估制度也是科學施政的重要手段。澳門特區政府下一年度《施政報告》中坦言，“政府在推出政策後，因為執行力的問題，效果有時未能盡如人意”，所以“需要徹底檢討並積極改善”。《施政報告》明確表示：“明年，我們將建立政府績效治理制度，把部門的執行力和執行結果、對既定政策是否有具體且有效的行動回應、政策是否達到目標，作為評估績效的重要指標，首先開始實行領導官員的績效評審制度，促進和增強公務人員的責任感、服務意識和職業倫理修養，目的在於從制度上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

這段話既表明了特區政府的立場與態度，又反映了先進的施政理念，更體現了外部監督（他律）對事物內部事務產生重要影響的科學原理。績效評審制度是績效管理制度的組成部份，也是現代管理學中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有效方法。其內容十分豐富，包括考勤制度、考核評審制度、薪酬制度、晉升制度、獎懲制度等許多方面，而考核評審是其中的核心環節。

爲了科學合理地執行績效評審制度，必須遵循一致性、客觀性、公平性、公開性等原則。在這方面，特區政府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值得改進完善的地方。現代管理的原理和實踐表明，評估標准的科學化和評估主體的多樣化是績效評審的兩個關鍵。首先，爲了力求評估標準科學化，就不僅應當注重數量指標，而且更應當注重質量指標。我們有些政府部門按照程序辦事井然有序，卻不追求效率和效果，無端地耗費時間和資源。有什麽辦法將工作中質量、效率的差異也評審出來，這是擺在特區政府面前的一大難題。其次，評估主體萬萬不能單一，特別是不能自評（自己評自己）。近年來許多媒體和民間評估機構自發地開展對政府部門和主要官員的評估，既客觀公正，又提供了多元化的評估方法與評估結果，無疑有利於更准確地對評估對象作出公正而準確的評價。但願此類多元化的評估充分發揮多元化的“他律”作用，成為特區政府廉政建設的有利外部條件。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他律 篇7

一、何谓“过关”

人的一生中遇到的各种灾难和厄运, 例如疾病、寿短、宅盗、无子等等, 这些在民间被称为人生之“关煞”。人们认为, “关煞”是命中注定的灾难, 要顺利通过生命历程中的各道“关卡”就必须用某种仪式“过关”。傩仪活动中的“过关”, 又称“打十二太保”, 是为未满12周岁的小孩平安度过“关煞”, 或者说, 使仪式主体从亚健康状态过渡到健康状态而举行的生命过渡仪式或生命危机仪式。

所谓生命危机仪式, 劳埃德·沃纳认为, 是仪式的主体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转换时刻。所有社会都会将这样的时刻仪式化而将其打上公众性的标志, 以此来强调个人或群体在其居住的社区中的重要意义。[2]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 提到一位土著思想家的见解“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 用以说明“位置”在自然宇宙中的重要性:“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有其位, 因为如果废除其位, 哪怕只是在思想中, 宇宙的整个秩序就会被摧毁……从外表来看, 仪式的繁文缛节可能显得毫无意思, 其实它们可用一种对人们或许可称作‘微调’的东西的关切加以解释:不使任何一个生灵、物品或特征遗漏掉, 要使它们在某个类别系统中都占有各自的位置。”[3]这样看来, 傩仪过关的功能便超越了其表面的目的, 一方面伸延到了人们的深层心理中, 传达出对于事物的认知欲求, 一方面伸延到了更广义的文化之中, 成为一切文化事物的价值的显现。事实上, 失落和恐惧感的产生, 便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失范。因此可以认为, 傩仪过关的本质就是引导人们走向万物共生各安其位之路, 实现精神的根本转变。[4]

二、“关煞”的“他律”意蕴

“关煞”的他律性, 有些类似于“原罪”的他律性。尽管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可比性, 但是, 作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对“关煞”的功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了解到它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

简单说来, “原罪”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的, 从而延续到后代, 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罪。这个“罪”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或行为上的罪恶, 而是一种违背了神的旨意, 一种不仅从行为上可以判定, 从人的思想上也同样可以判定的罪。《马太福音》第5章27、28两节记载耶稣的教训:“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5]在对原罪的论述中影响较大的, 当属奥古斯丁。在他对原罪的描述中, 可以总结出原罪的几个基本特征:“1.它是生而具有的;2.它已成为人性的一个部分;3.它使人具有犯罪的倾向;4.它导致各种具体的罪 (sins) 。在这几个特点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了原罪和具体的罪之间的区别。原罪并不是贪婪、骄傲或者残暴等等之中的一种, 但正是由于人生而具有的、已深深植根于人性中的原罪的存在, 才使得上述那些或其他具体的罪必然发生。”[6]

人一出生, 就处在与上帝的隔绝之下的人类, 一生都应该追求永恒的至善, 努力达到上帝的境界。也就是说, 上帝永远在上, 人一生都要以上帝为方向, 受与生俱来的道德上的外力约束去努力实现。牟宗三在引述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段话后写道:“……基于上帝底意志最初是诉诸恐怖与权威, 最终亦必落于需要有世界底知识, 这知识或是经验的或是理性的。这些原则俱是他律, 盖因为其所含的实践规律皆取决于作为目的的一个对象, 对于这对象必须先有知识。”[7]这一段话非常简明地表达了牟宗三对于康德道德他律的理解:依据康德, 除了基于利益、基于存有论的圆满之外, 基于上帝的意志而产生的道德, 也是他律道德。“原罪”体现的是以一种他律的方式去追求至善至真, 表现出人对神的敬畏和仰视, 同时, 在过程中较为被动地接受这样的事实。

“关煞”, 同样认为人生来就被神或高于人的存在所控制, 一生会遇到诸多困厄, 在这种情况下, 人同样需要寻求更为和谐完善的生存之道, 人不得随心所欲, 而是在“关煞”这样的先验意识下不得不约束行为和思想上的诸多不轨以解除灾难。从这一点来看, “关煞”的他律意蕴和“原罪”的他律意识如出一辙。不一样的是, 面对“关煞”, 人寻求的是更为积极的自我解决方式, 要走出现实困境, 走出精神困境, 他们的方式更具有现实功利性, 在傩坛仪式中, 他们以繁杂的手段积极不倦地与神沟通, 试图解煞以获得人自身的平稳。对傩信仰者而言, “关煞”只是人自出生以来要面对的厄难, 并非难以越过, 只要怀着敬畏之心, 尊重彼此, 同样可以顺利“过关”。在明确了“关煞”的本质之后, 人的被动恐惧转变为充满希望的对未来的主动渴求, 由“关煞”而引起的人生矛盾从而有了转化的契机。从傩的实践性解决方式来看, “关煞”与“原罪”意识上都是人对神对高于人的存在怀有敬畏之心, 也认识到人自身的有限性, 但傩仪活动的目的却具有更积极的现实意义, 它从内在结构上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与人心和谐, 与万物和谐的生态意义。《易·乾文言》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8], 正是黔东傩的精神本质和最终目的的注解。

当客观世界以其固有的必然性制约着原始初民, 而他们缺乏与之抗衡的力量之时, 便会陷入迷惘和惶恐的境地。他们懵懂地用主观的想法认识一切, 从最初的敬畏、膜拜所有生命存在, 到与之建立联系, 亲近沟通, 逐步发现生命的整体性。自然生命整体的和谐在于每一个独立生命体的和谐, 也在于生命体之间的和谐, 最后, 人在曾经自失的迷惘中, 实现对自身主体的反思, 找寻解除生命厄难的方法, 傩坛仪式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整个生命系统的共存融合, 傩的生态观在傩面具、傩舞、傩音、傩仪的发展演进过程中, 悄然进行着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摘要：黔东傩的“过关”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活动。“过关”发端于人心中的“关煞”这个虚幻却千百年来左右人们思想的观念。这一心理形态有些类似于存在主义的焦虑却又并非完全相同。“关煞”的他律性与“原罪”的他律性的比较, 让我们对“关煞”的功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了解到它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

关键词：傩,关煞,他律

参考文献

[1]《思南府续志》卷二.道光版.

[2]转引自梁正海, 柏贵喜.《傩仪“过关”的象征表达——土家族象征文化研究之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参见[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版.第14页.

[4]张建建.《冲傩还愿——贵州傩仪的结构类型意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年10月版, 第130页.

[5]《圣经·新约》,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6年版, 第5页.

[6]高喆：《“原罪”释疑》，《研究生论坛》.

[7]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9-10页.

他律 篇8

媒介应该是社会真实的记录者和社会精神的守望者, 正因为如此, 人们往往把媒介从业者称为“社会的良心”。虽然我国媒介从业者在积极宣传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时传播国内外各领域的信息、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 我们也应当看到, 少数媒介从业者无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媒介文化缺失, 致使媒介形象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严重受损。从2008年的山西“封口费”事件到2009年的“中印海军对峙”等假新闻, 可谓让我们痛心疾首, 我们有理由担心, 在社会公众面前, 媒介将面临“失去起码的信任底线”。固然, 这些问题的出现, 可以视之为媒介伦理道德方面的危机, 但是, 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视角, 是否可以视之为媒介文化的极度缺失呢?人之所以成为人, 是需要一种“文化自觉”的, 体现在媒介人身上, 则需体现“媒介文化的自觉”。当下, 是唤醒我们媒介人“媒介文化自觉”的时候了。

一、媒介文化建设需要针砭媒介种种时弊

1.“新闻腐败”, 媒介蒙羞

2008年9月20日,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 1名矿工丧生, 煤矿未向上级报告, 而闻风而至的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在出事煤矿排起了长队———不是为了采访报道, 而是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而此前的7月14日, 河北蔚县李家洼煤矿井下炸药爆炸事故发生后, 矿主买通当地官员与记者, 使这起特别重大伤亡事故瞒报达两个月之久。据报道, 在山西, “煤老板”送给记者两个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新闻报道的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封口费”这样的行为不只是封住了某些记者的口, 同时也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显然, “有偿不闻”同“有偿新闻”一样, 都是新闻腐败。像山西“封口费”类似的“有偿不闻”事件, 并非特例。一方面, 很多记者视收取采访对象红包、礼品等为正常, 对新闻工作者的守则和纪律置若罔闻, 这些与记者队伍职业操守格格不入的不良现象甚至逐渐成为业内的“潜规则”。另一方面, 新闻腐败由于媒介、记者深受资本及权力两种外力的挤压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媒介依靠前者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却受制于企业强大的资本挤压, 导致一些舆论监督稿件“胎死腹中”, “矿难”如此, “三鹿奶粉事件”亦是如此, 更有甚者当媒介、记者受到权力的不正当干预时, 一些本该披露的事件却使媒介出现“集体失语”的现象。

2. 造假新闻, 屡禁不止

近年来, 随着媒介市场的发展和活跃, 新闻报道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改观。但与此同时, 一些捕风捉影、夸大歪曲甚至编造事实的假新闻也频频在各种媒体上兴风作浪, 不时让读者瞠目结舌。

2009年2月3日, 一条关于我海军护航编队的爆炸性“新闻”出现在各大网站上。文章称, 1月15日, 我海军在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任务的三艘战舰遭到“不明国籍的潜艇”跟踪, 并最终在曼德海峡西海岸成功将其逼出水面。新闻配图使用的都是在印度洋海域频繁出没的印度海军潜艇。这条爆炸性的消息发出后, 国内主要新闻网站几乎都进行了转载并放在显著位置, 也引起了境外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这篇在网上被广泛转载的文章源自《华西都市报》和《青岛早报》的长篇纪实报道《剑指黄金水道—中国海军索马里护航》, 刊发日期为2009年1月18日和19日。最终, 这则新闻经有关部门查实, 是一条出自社会撰稿人抄袭与拼凑的不折不扣的假新闻, 相关责任人受到惩处。

《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多年每年岁末都会推出当年的十大假新闻, 中宣部等有关部门也时常通报批评虚假新闻, 可为什么虚假新闻屡禁不止, 并有”做大”和蔓延之势?以上述假新闻为例, 一方面是由于媒体竞争日益激烈, 专门向媒体报告线索或提供作品的“自由撰稿人”应运而生, 其层次良莠不齐, 相当一部分就成为虚假新闻的炮制者, 他们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背后主要受金钱驱动;另一方面, 编发这些稿件的媒介负责人对此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这些媒体为了攫取更多的新闻来源、争取所谓独家线索而广泛采用“自由撰稿人”来稿, 却缺乏对稿件来源和情节的严格审核。正是由于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文化自觉的缺失, 使一味追求“卖点”的假新闻屡禁不止, 极大地影响了新闻宣传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公信力。

3. 虚假广告, 助桀为虐

长期以来, 虚假广告如同过街老鼠, 虽然人人喊打, 却一直无法得到彻底根治, 除了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深受诟病外, 媒介公信力更是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

近年来, 一批形式创新的虚假医药广告陆续浮出水面———将广告包装成医疗健康节目, 邀请名人担任主持或嘉宾, 由演职人员冒充专家、学者做疗效证明甚至是虚假疗效证明, 从而麻痹观众, 误导消费。如2009年3月, 中央电视台又曝光了一则虚假广告, 由著名笑星笑林代言的包治百病的“玖玖理疗裤”, 在东北、河南及湖南, 那些出于广告费为“玖玖理疗裤”摇旗呐喊的报纸和电视, 全然就是虚假广告传播的“帮凶”。

其实, 不良广告肆虐媒体, 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利益对于媒体来说, 刊播不良广告, 如同饮鸩止渴, 这柄双刃剑, 在带来滚滚利润的同时, 也在侵蚀着媒体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并毒害着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 (3) 如今, 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越来越高, 而广告尤其是医疗类广告成为媒体经济效益的重要来源, 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 新闻媒体离不开广告收入, 但媒体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放弃良知、放弃舆论引导的责任, 不能将信息传播的公共权力变成媒介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是一种背叛职业理念和背弃职业道德的行为。

二、媒介文化建设应当关注媒介自律的现实路径

无论是“新闻腐败”、虚假新闻还是虚假广告的存在, 都为传媒行业敲响警钟。当传媒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源和空间不足时, 如新闻道德意识弱化和媒介文化缺失, 极易发生像“新闻腐败”这样的“权力寻租”现象;而市场机制引发了媒介本身和新闻从业人员行为的多种选择, 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从业人员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 这和媒介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虚假新闻”和“虚假广告”传播, 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自律不完善的情况下, 媒介受利益驱动的产物。因此, 媒介自律应该得到整个行业的重视, 而媒介伦理的自律, 正是媒介文化自觉的使然。

首先, 媒体要加强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素养是文化的基石, 媒介素养提升, 才有可能建立媒介文化。实现媒介从业者自律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来自传播主体内部, 即传者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新闻职业道德观念, 形成职业良心、职业荣誉心和职业品德, 这个内化的过程, 本质上是媒介文化认知、再造的过程, 或者说这是在媒介组织和媒介人员中, 酿就媒介文化氛围, 寻找媒介文化自觉的过程。媒介从业者要想有效地在新闻工作中不断地反省、纠偏, 就应当将优良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职业精神, 这也就是形成自己的媒介文化自觉。但凡“封口费”事件的相关记者有起码的职业精神和媒介文化, 也就不会发生那可耻的一幕。

其次, 完善多层次媒介自律监督体系, 健全惩戒追究制度。内化为良心的职业精神和提升为自觉的媒介文化固然重要, 但却无法代替媒介自律监督体系的建立。尽管从1991年起,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就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此后又经过两次修订, 但由于这种行业自律性约束不具有法律的规定性与强制性, 且缺乏可操作性, 效果不甚理想, 为了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还应尝试建立多层次的自律监督体系。第一层是媒介内部的自律机构, 由科室主任、编委、总编辑或社长、台长等兼职组成, 这些专业人士精通新闻职业道德要求和新闻知识, 通过层层审核从源头杜绝媒介时弊。第二层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中国报业协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告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分别推行相关行业的评议制度, 聘请业内专家担任传媒内部监察员, 将虚假广告、虚假新闻等监管的裁决结果在报刊、杂志、电视, 以及互联网上公布, 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并且采取相应措施追究其违规行为。第三层是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媒介时弊。当前网络传媒迅猛发展, 为公众监督引入媒介自律体系、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公众可以利用网络更好地实现对媒介时弊的揭露, 也更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而产生很大的更大的监督效力, 从而对违规的从业人员形成巨大威慑力。

三、媒介文化建设亟需进行媒介他律的制度安排

对于媒介来说, 自律固然重要, 但是他律更为必要。任何“社会顽疾”的治理都离不开“制度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文化的深度指向就应当体现为一种他律、一种制度。由此来说, 媒介文化就是一种制度文化。

媒介自律是一种基于对媒介职业基本职能的认识, 为维护职业名誉而发自内心对职业行为的自我约束。媒介自律的特点在于, 它有许多一般性的原则, 但还有更多的面对具体问题进行的利弊权衡, 因而带有一定的弹性, 能够创造出一种伸缩有度的职业活动的空间 (4) 。而他律带有强制性, 指的是法律、制度、纪律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约束, 有较强的惩戒作用。

从近期发生的“中印海军对峙”假新闻的处理中, 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新闻行政主管机构“他律”步伐的加快、虚假新闻报道查处进程的提速。今年1月18、19日《华西都市报》、《青岛早报》刊登了经查实为“自由撰稿人”杜撰的假新闻, 违反《关于加强军事新闻宣传管理的通知》和《报纸出版管理规定》, 并经网络转载、改编后在国内外流传, 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在事情发生一个月后的2月20日,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 四川省、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分别对《华西都市报》、《青岛早报》给予警告、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责成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整顿, 并在全省通报批评。目前两家报纸已分别刊发更正致歉声明, 并对相关责任人做出辞退、停职等处理。新闻出版总署更将这一事件的造假者列入新闻从业不良行为记录数据库, 终身禁止其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从假报道出笼, 到查实处理, 仅仅一个月, 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无独有偶, 今年2月16日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国家中医药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医疗和药品广告监管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再次对虚假医药广告进行整治。《通知》在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对违规广告和医疗健康节目立即进行清理的同时, 提高了对违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追究等级, 这既坚定了公众对打击违规医疗、药品广告的信心, 也让公众看到了整治医疗、药品广告市场的前景。这两个举措表明, 目前媒介他律有向前推进的趋势。

然而, 就总体来看, 在虚假新闻、虚假广告及其他媒介时弊层出不穷的情况下, 似乎只有影响过于恶劣的事件, 如“纸馅包子”、“中印海军对峙”、山西“封口费”等受到惩处, 还有许多例都未得到及时清查和处分, 甚至在上述《通知》出台后, 仍有如“玖玖理疗裤”这样的虚假广告堂而皇之地在电视台、电台播出。由此, 媒介他律如何建立长效机制, 建立各项部门联动的执法机制等问题, 亟需我们适时应对。当然, 关于媒介他律, 更深刻地触及到了新闻立法的问题, 中国媒介事业大发展的今天, 此问题已历史性地放在了我们面前, 由此也深深触及了媒介文化建设的根本———媒介文化制度建设的法律层面。■

参考文献

[1]杨保军:《实现新闻自律的途径及其关系》, 《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2]谭云明:《自律: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根本途径》,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期。

[3]黄瑚:《新闻伦理学》, 第33页,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他律 篇9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音乐审美

众所周知, 音乐的诞生是一件古远的事情。自有人类以来, 节奏、和声、旋律等这些音乐的基本要素就露出了自己的萌芽。与此同时, 人们关于音乐属性的探讨自然也相伴而生。这也意味着, 在某种意义上, 音乐与关于音乐的思考构成了人的文化属性的重要内容。对此, 无论是中国古典乐论还是西方音乐美学, 都有过明确而具体的表达。

1.东方文化下古典音乐的审美

音乐在中国人的文化世界里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览中国古代思想史, 可以发现, 中国人对音乐文化的重视可谓是一以贯之的。早在《左传》里已有“乐以安德”的记载, 孔子的名句“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也广为人知, 而庄子关于“至乐无乐, 至誉无誉”的判断更是体现出朴素的辩证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音乐之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功能。且不说孔、庄、墨等古典思想家的言论, 仅仅是《礼记·乐记》中就有许多关于音乐的审时度势功能的强调。比如, “审声以知音, 审音以知乐, 审乐以知政”, 突出的是音乐的外在属性与社会功能;“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声音之道, 与政通矣”, 着眼的也是音乐对于政治的预示功效。

中国文化里作为艺术的“乐”, 一直是与作为社会制度建设之核心的“礼”相互追随、相依为命的。《礼记》中同样有这样的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礼与天地同节。和, 故百物不失;节, 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 幽则有鬼神。”也就是说, 所谓“乐者为同, 礼者为异。同则相亲, 异则相敬”。可见,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 音乐的意义主要在于为族群社会的世俗统治提供方便。因此, 强调音乐的服务功能与世俗功效, 这一点构成了古典乐论的基本观念。

不过, 在这个主流倾向之外, 有一个另类的声音值得注意, 这就是魏晋时代音乐家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这篇同名美学论文中, 嵇康批判与否定了以阮籍《乐论》为代表的汉以来的官方音乐思想, 提出“声之与心, 殊涂异轨, 不相经纬”的声心二元说。他认为, 音声只有“自然之和”, 即音的单复、快慢、高低、美丑的变化与协调, 人听音乐之所以发生不同的情感变化, 不在于音乐作品内容本身, 而在于人们主观上预先有了一定的情感。因此, 嵇康坚持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理想, 着力于对音乐自身的自律性的强调。正如他所指出的:“夫天地合德, 万物贵生。寒暑代往, 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 发为五音。音声之作, 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 虽遭遇浊乱, 其体自若, 而不变也。”[2]如果人为地将音乐拘限于政治、经济、伦理等外在维度中, 实际上会造成对其独立不迁特性的侵犯。在此基础上, 嵇康进一步指出, 对于儒家所谓的“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说法, 应持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乐之为体, 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 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 人之所悦, 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 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此, 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 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 故因其所自。”[2]这就是说, 不能盲目地夸大音乐的世俗功效而忽略其内在意义。

总之, 儒家美学对音乐外在功能的强调与嵇康对“声无哀乐论”的张扬, 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乐论中的两股合力, 二者既相伴而生又相互抗衡, 深刻影响着我们对音乐的基本理解, 在艺术理想上形成了以实用理性为基础的中国音乐精神。

2.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审美

在西方音乐史上, 其实有着近似的表现, 即同样在他律论与自律论之间徘徊。一般认为, 以近代管弦乐为代表的西方音乐文化有两大组成部分:以有声语言为媒介的声乐和作为舞蹈伴奏的器乐。在漫长的时代里, 两者或各领风骚, 或浑融为一, 共同构成了音乐的基本内容。然而, 实际上, 如今被视为艺术界“无冕之王”的音乐却始终不是一种自足的存在。作为一种最能感发人心意的艺术, 它曾长期被宗教与政治据为己有。颁布于1947年的罗马教皇通谕《耶稣基督日》中明确宣告:在教会活动中, “应当首先考虑到基督教社会生活的要求, 而不是艺术家的审美力。为了歌颂天主教, 艺术应当把自己的声音与歌颂逝去的几个世纪的美好赞歌融合在一起”。[3]由此也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在传统宗教艺术的氛围里, 艺术家总是不得不失去自己的个性, 以便使自己完全变成神的自我表现的工具。”[4]而世俗政治对音乐的利用, 更是有目共睹。没有哪一次登基大典能少得了音乐的助兴, 没有哪一级政治领袖不曾以音乐作为自己攫取权力的工具。由此, 得出如下结论并不显得突兀:西方音乐自觉不自觉地长期处于他律论的笼罩之下。

直到19世纪中期, 作为一种富有力度的挑战, 以汉斯立克为代表的音乐理论家才正式提出了自律论美学, 认为“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 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 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 ———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 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1]这一说法的理论目标是切除音乐与一切外在因素的联系, 只注目于音乐本身, 将节奏、和声与旋律看成是音乐的全部, 标举一种孤高而自负的音乐美学。今天看来, 自律论在推动音乐的形态研究、确立音乐的本体地位方面功不可没, 但由于其视野之局限性, 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画地为牢的陷阱中, 终究有空谷足音之嫌。

总之, 这就是音乐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几乎相似的遭遇:西方音乐长期在神权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夹缝中生存, 中国音乐则在族权政治与实用理性的交织下挣扎。虽然它们在不同时间里都曾倾听过“音乐自主性”的呼声, 但始终不足以摆脱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自立, 这是必然的。

二、不同音乐观差异下的音乐审美

自律论与他律论在音乐美学史上的双重变奏, 就显得既必要又尴尬。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 我们对音乐属性的理解始终无法深入下去。而在笔者看来, 要解决这一尴尬, 必须将问题还原到更大的美学视野, 重新审理音乐的价值之争, 重新探讨美学史上的一个公案, 即究竟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问题。

1.为人生而艺术观

“为人生而艺术”始终是一个摄人心魂的口号。在讲述自己的创作使命时, 不少艺术家都有过类似的表达。比如, 在谈到音乐的意义问题时, 演奏家梅纽因这样说:“音乐好似明灯, 驱赶着心中的黑暗, 照亮了心房”, “音乐之所以生存并呼吸, 就是为了昭示我们:我们是谁?我们面对什么?在巴赫、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音乐中, 存在着一条介于我们自己与无限之间的通道”。[5]这在某种程度上正预示着, 为了人生而写与演、为了人生而听与读, 是艺术家不言而喻的选择。而事实上, 在艺术欣赏的实践中, 也无时无刻不印证着这个结论。因此可见, 作为口号的“为人生而艺术”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上的合法性———通过对“人生”这个大题目的强调, 它似乎已将艺术的目标楔进了生活的裂缝, 为我们领会艺术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角度。

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理论上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实践上的合理性。艺术史的实践恰恰告诉我们, “为人生而艺术”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这是因为, 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 这里所谓的“人生”, 实在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强调“为人生而艺术”, 在客观上容易使艺术逸出应有的边界, 堕入渺茫的外在陷阱中, 从而使艺术的服务对象转换成无所不在的“社会”。可是, 当个体的人在“社会”面前依然空洞无依时, 艺术服务的对象只能继续往下挪移, 最终不得不成为“阶级”、“集体”乃至“党派”的工具[6]。这个令人悲哀的现象导致的结果是:纵然“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漂亮而大气, 却在客观上剥削着艺术的超验色彩, 威胁了艺术的审美之维, 因此并非一个有多大价值的诗学命题。

2.为艺术而艺术观

如果说“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有破产的危险, 那么, “为艺术而艺术”又有怎样的命运呢?不妨先简单看一下后者的发生史。一般而言, 文论史上的“为艺术而艺术” (Artfor Art’s sake) 一语出自19世纪中期的法国小说家戈蒂叶, 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思想构成有效的呼应。此外, 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瓦莱里,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佩特、史文朋等, 都为这一理论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在《谎言的衰朽》这篇对话中, 唯美主义的旗手王尔德以自己特有的尖锐指出, “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它和思想一样有独立的生命, 而且纯粹按自己的路线发展”。同时, 艺术必须远离现实走向抽象, 而“艺术越抽象、越理想化, 就越向我们揭示出时代的特征”。“最高的艺术抛弃人类精神的重担, 从一种新媒介或新物质而不是从任何艺术热情, 或任何高尚的激情, 或人类意识的任何伟大觉醒中得到更多的东西”[7]。

这一理论所昭示的艺术至上、消解彼岸、为感性正名的艺术理念, 暗示了时代的转型趋势, 表现出与启蒙现代性相对抗的精神品格。所有这些, 都构成了它的价值所在。但必须承认的是, “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有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它人为地切断了艺术与道德、艺术与生活的联系, 虽然呈现出一种片面的深刻, 却无法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事实上, 自这一理论诞生以来, 它一直为人所垢病的正在于此。众所周知, 在艺术之根中,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伦理品格, 它能唤醒人的道德意识, 帮助人树立起一种健康的伦理观念。同样,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创造, 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也是必然而必要的。脱离了具体生活的艺术, 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必须重新申明艺术的道德维度, 必须重新强调艺术的生活维度, 重新延续好被“为艺术而艺术”所切断的艺术与道德、生活的联系。

总之, 作为两种各有偏颇的理论, “为人生而艺术”事实上一直在替“文艺工具论”鸣锣开道, 其结果不仅为艺术中的粗制滥造提供了庇护, 也让艺术家沦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相形之下, “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提出多基于艺术家的自我保护需要, 是他们为摆脱政治恐怖主义和经济市侩主义而构筑的一道文化屏障, 但由于其先天之不足, 也不得不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 有必要来一个华丽转身, 在自律论与他律论的背后另辟蹊径, 由艺术存在的根源出发, 张扬一种新的价值理念, 为音乐的属性问题寻找别样的思想生长点。

3.为生命而艺术观

“艺术在根本上仍然在于使生命变得完美, 在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 使生命神性化。”尼采在《权力意志》中的这番断言为我们思考艺术价值问题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这就是关注艺术与生命的关系。这同时意味着, 在我们将自律与他律之争置换成“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之争后, 在我们从艺术实践角度分别发现了这些理论的逻辑缺陷后, 一个值得珍视的判断逐渐浮出了水面———“为生命而艺术”。

实际上, 早有不少学者表达过类似的见解。比如,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就曾鲜明地指出:在艺术世界里, “舞蹈的、诗歌的、交响乐的、绘画的美走进永恒的生命”[8]。可谓是一语中的。但如果考虑到他所谓的“永恒”指向的是十字架上的信仰, 那么我们对他所张扬的“生命”却又不免保持一份求真的警惕。也就是说, 在一个凡俗的时代里, 我们对艺术的判断应该建立在最基础的土壤上, 即发现它与人的生命的血肉联系。由此出发,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音乐不仅仅是声音, 而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位, 以情感为旨归, 以祝福人生为方向的艺术。

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当画家通过注视客体对象把握宇宙的有形存在时, 音乐家通过复现无形的旋律而努力进入存在的神秘之维。因此, 如果我们承认, 在眼前这个受物质规律支配的经验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形态不同却真实存在的超验世界的话, 那么, 音乐显然是人类通达超验世界时一种值得珍视的途径。这其实意味着, 真正的音乐并不仅仅是声音, 而是以音乐家的生命热情为源泉的艺术创造;它所打动的也不只是听众的耳朵, 而是一扇扇慨然敞开的人的心灵。在这种以生命为本位的艺术面前, 狭隘的心胸、自大的民族主义都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正如罗曼·罗兰所强调指出的, 格鲁克和莫扎特之所以对人们来说如此亲切, 就是因为他们属于我们所有人。其他民族从中看到了自己, 所以他们热爱它, 与它成为亲密的友伴。[11]这当然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气概, 但它对地域、种族、性别等一切人类界限的超越是以内在的方式进行的, 缓慢、平稳、不着痕迹, 却也因此而富于更充足的力度。

音乐以人的情感为旨归。众所周知, 比任何别的艺术样式更能影响人们的心情这一事实, 一直是音乐得天独厚的一大优势。在细致比较过相关的艺术样式后, 汉斯立克得出如下的结论:“少量的和弦即能把我们投入一种情调, 而一首诗必须用较长的解说, 一幅画必须经过不断的沉思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绘画、诗歌、雕刻或建筑不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某些心情状态下, 音乐还能影响我们, 它的力量恰好在这时比平常还更强烈。”[9]这的确是把握住了音乐的特质。可以说,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才能理解《礼记·乐记》中的“唯乐不能为伪”的意义, 才能体会尼采将酒神精神作为悲剧诞生之动力的原因所在。失去了对个体存在的生命关怀, 消解了对人的情感的摹仿、再现与创造, 音乐不仅将显得无所适从, 而且有成为苍白乏力的噪音的危险。因此, 如果说真正的艺术家指的是走出凡庸生活、走向创造境地的精神主体的话, 那么真正的听众则指的是在音乐里发现了心灵之无限丰富的个体存在。在艺术家与听众之间, 在有形与无形之间, 在短暂与永恒之间, 音乐, 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人的情感是这座桥梁下一个不变的基础。

音乐以祝福人生为方向。“艺术作品不论创作在何时, 它总应赋予人一种幸福感, 应以情感形式给人揭示出生活的丰富性, 让人经常回到现实世界, 使人有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并感受到这个世界。”[3]艺术史家的这番话恰如其分地说明, 音乐的目标不仅是希望成为贫弱无依者的慰藉, 而且是希望成为一种积极的存在力量;音乐的功能不仅是帮助人排忧释苦或消遣解闷, 而更多地体现于对创造性生活的推波助澜之中。的确, 几千年的音乐史无不在昭示着这一事实:引导个体的人进入饱满的生命状态, 是无限丰富的艺术实践的存在使命。换而言之, 当音乐以光彩照人的方式超越了它与政治、宗教、哲学乃至绘画的联系之后, 当音乐走出他律论与自律论的观念牢笼之后, 在我们身上唤起、强化、保持一种永不枯竭的生命感, 便成为它的第一选择。这同时意味着, 正因为有了音乐的祝福, 人们才发现了生命与审美的同一性, 才沟通了有限的肉体存在与无限的精神空间, 才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理由。

综上所述, 正如德国莫里茨·盖格尔所说:“每一个新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新的深度, 并且因此而重新创造人类存在。”[10]音乐, 正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这一结论。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我们对围绕音乐而展开的自律论与他律论之争的回答。总之, 如果说能够不断激励创造与发现的冲动是艺术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的话, 那么, 只有“为生命而艺术”才准确地把握住了艺术的价值与使命, 才为我们深入思考音乐的属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角度, 值得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特别的珍视与对待。

参考文献

[1][奥]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杨业治, 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

[2]嵇康.声无哀乐论.于民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3][俄]雅科伏列夫.艺术与世界宗教.任光宣, 李冬晗, 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4][美]弗雷德里克·斯特伦.人与神.金泽, 何其敏,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5][美]耶胡迪·梅纽因.人类的音乐.冷杉,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6]王洪琛.现代视野中的唯美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4 (4) .

[7][英]王尔德.谎言的衰朽.萧易, 译.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8][俄]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 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9][法]罗曼·罗兰.罗曼·罗兰音乐散文集.冷杉, 代红, 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他律 篇10

关键词：《时序》,政治教化,学术风气,统治者态度,他律论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代表性著作,体大而思精,对后世文学理论、创作及批评等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对此关注颇多,但对其文学史观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序志》篇云:“崇替于《时序》”[1]608,即从该篇中可以总结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祖保泉先生说:“《时序》是一篇简要的文学流变史。”[2]

所谓“时序”,时即时代,序即次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1]527,《时序》篇即以时代的推移为顺序,论述自上古时代至宋齐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刘勰的文学史观则是建立在对各阶段文学发展状况的历时性梳理之上。在刘勰看来,“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1]527,外在因素决定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可见,在叙录历代文学演变的过程时,刘勰选择了他律论模式作为线索,构成了“质文沿时,崇替在选”[1]546的文学史观,自成体系。本文从政治教化、学术风气及统治者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释,试图分析《时序》篇所体现出的刘勰他律论的文学史观。

一、政治教化

自孟子“知人论世”说起,作家作品与“世”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礼记·乐记》中首次明确提出文艺是社会政治形势的反映:“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观政事之得失、民心之所向。政局平稳时,乐调舒缓而愉悦,是为“治世之音”;政治乖悖时,乐调怨怅而愤怒,是为“乱世之音”;国家沦陷、百姓困苦时,乐调哀愁,寄托哀思,是为“亡国之音”。诗乐既是人们宣泄情感的方式,也是社会现实在人民生活中的真实再现。政治环境的改变影响着文学的题材内容选择与发展趋势,文学作品亦能反映出政治的治乱面貌。

刘勰的文学史观亦重视文学兴衰与政治教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必然规律。在《时序》篇中,刘勰提到,唐尧时代道德昌盛、教化普及,从老农所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3]的《击壤歌》,到儿童吟唱“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4]的《康衢谣》,都赞颂了帝尧施行仁政,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安居乐业,民风淳朴而天下太平。虞舜时,“造《南风》之诗”[1]138,祈求南风“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5];又与臣民“相和而歌《卿云》”:“日月光华,弘于一人。日月有常,星辰有行。”[6]歌颂帝舜的禅让之举如日月星辰之更替,崇高而伟大,均是“心乐而声泰”之作。刘勰对文学“顺美匡恶”[1]138作用亦有着明确的认知。《诗经》中《生民之什·板》与《荡之什·荡》皆为讽刺周厉王之作,可见如若君王昏庸败德,人民苦不堪言,产生的文学作品便充斥着怨愤之情。自春秋时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荡然无存,诸侯割据纷争不断,在一定程度上却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诸子百家游说天下宣扬自家学说,文化上便形成了“六经泥蟠,百家飙骇”[1]527的局面。三国鼎立、军阀混战的汉末时期,动乱的政治局势促使建安文学形成“梗概多气”的特征。可见,“兴废系乎时序”[1]542,刘勰对于政治教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有着充分而深刻的认知,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受时局的影响,也是时代特征的间接反映。

二、学术风气

“文变染乎世情”[1]542,在刘勰看来,世代学术风气的变化亦会影响文学的发展。《时序》篇中,刘勰首次提出楚辞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1]527的观点。战国诸侯争权夺利,试图以最小的损耗获取最大的利益,纵横家的智谋与策略便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他们的说辞铺张扬厉,“先立地步”[7],力求在言语间向君主分析其利害关系与局面,从而使君主相信并采纳他们的理论。他们对于君主的情绪与心理把握得十分准确,深知游说君主断不可直言其过失,需借用譬喻、寓言等手法,有时甚至通过虚构与想象丰富说辞的内容与形式,以达到其讽谏的目的。《明诗》篇云:“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140,屈原在《离骚》[8]3-31中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引类譬喻,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意象系统,以此向楚王陈述自己的美政理想,宣泄因楚王听信谗言、疏远忠臣而郁结于内心的愁绪,并对违背准绳、阿谀奉承之人予以尖锐的讽刺。又如《抽思》[8]134-141以秋夜寒风起兴,于漫漫长夜中寄托自己沉重而缠绵的忧思,叙述自己进退两难、窘迫不已的惨痛遭遇。可见,楚辞敷张渲染、譬喻连类的文风与纵横说辞确有颇多共通之处,因而刘永济先生认为刘勰这一观点恰恰符合楚辞文体的流变过程,与章学诚“战国文体出于行人辞命”的说法“可谓旷世同调”[9]。

正始年间政局混乱,司马氏政权黑暗、争权夺利,文人大多转向消极避世,老庄之道与清谈风气因此盛行。《时序》篇曰:“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1]537刘勰所谓“轻澹”,意指受正始之音影响。张立斋先生注曰:“轻者脱俗,澹者远务。”[10]这时的作品多谈玄理,“诗杂仙心”、“率多浮浅”[1]143。嵇康、阮籍二人身处乱世,壮志难酬,遂将老庄之学寓于创作之中,以隐晦的玄理寄托遥深,这也是正始文学的普遍风貌。到了东晋,玄学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尽管当时的政治形势极为艰难,但文学作品却“辞意夷泰”,平和清淡。玄言诗人们反对关心时务,宣扬消极人生态度的玄言诗成为东晋诗坛的主流。《时序》篇云:“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541-542《明诗》篇亦载:“江左篇制,溺乎玄风”[1]144。自此,西晋以来的玄学清谈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淹没在忘却世情的玄学风气之下,诗歌以老庄为宗旨,辞赋也成为了老庄思想的注解。刘勰对此认知明确,也证明了其关于学术风气影响文学发展的观点。

三、统治者的态度

刘勰认为,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学的态度对文学的发展与成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谓“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1]527,统治者的喜好或轻视必然会对其统治下的文学命运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1]在论及战国文学时,刘勰指出了七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七雄逐鹿,韩魏崇尚武力,燕赵任用权诈,秦国甚至视儒生礼教为“五蠹六虱”,唯有齐楚两国文学繁荣。齐国修建高门大宅、楚国扩建兰台宫广揽天下贤士,孟轲被齐国尊为宾师,荀卿则担任楚国的兰陵令。学术风气清新,也促使了“书”、“赋”等文体的萌芽和发展。齐国稷下学者颇具文才,当时人称“谈天衍,雕龙奭”,楚国则有屈原、宋玉横空出世。造成这种同时代文学发展不均衡状况的原因,正是统治者对待文学的不同态度及其采取的不同的政治策略,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提供了使文学发展兴盛的环境与土壤。

汉武帝时期,经历了文景之治,西汉至武帝时政治形势稳定,经济状况良好。武帝即位之初便尊崇儒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用以“润色鸿业”的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他曾在柏梁台上与臣民饮宴赋诗,也曾在瓠子决口时亲临视察,创作忧虑人民苦难的《瓠子歌》,并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重用主父偃、公孙弘、倪宽、朱买臣和司马相如等人。这时的礼乐制度交相辉映,文章辞藻竞显华丽,刘勰更是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后代“莫与比盛”,评价极高。

“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1]534刘勰认为,统治者若能对创作充满热忱,便能更显著地推动文学的发展。自汉室恢复,东汉光武帝重视图谶之说,而对文章辞采有所轻视。到了明帝、章帝时期,儒学再次受到帝王及权贵的尊崇。又如《时序》篇在评价“三曹”时有言:“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1]537曹操本是爱文学之人,《魏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12]其子曹丕创作了《典论·论文》这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论著作,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更是才高八斗的创作奇才。曹氏父子礼待文人,诸多有才华的作家纷纷汇聚在他们周围,纵笔挥洒、舞文弄墨。这之中最著名的便是“建安七子”,他们争相驰骋于文坛,意气勃发,施展才情,与三曹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形成了慷慨刚健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曹丕之子曹睿亦继承了父祖的大业,“制诗度曲”,并设立崇文馆,招集文人贤士,何晏、刘劭等大批有才华的文人,“迭相照耀”[1]537。

“枢中所动,环流无倦”[1]546,这里的“枢”,即指帝王对于文学的喜好与提倡。可见,刘勰十分重视统治者对于文学发展态势的影响,认为这不仅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政治气候,也是形成一代文风的关键。

他律 篇11

关键词： 班主任 他律 自律 德育目标

德育是教育的应有之意。班主任是学校教育中的特殊教育工作者，通过班级组织对学生进行教育，帮助学生成长。班级是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学生共同成长的环境，如何让学生在班级中健康、自由地成长，在成长中逐渐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养成其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培养其团结合作的公民精神，锻炼其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些都需要一定的规约对班级共同生活和学生个人生活进行保障。陶行知说：“教是为了不教。”在班级中利用规约引导学生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能力。

一、他律：由不完美走向完美的必要手段

人的存在是一种不完美的存在，这种不完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完美不仅体现在作为个体的“人”上，还体现在作为群体意义的“人”中。个体的人的不完美自出生起，其机体就被各种不自由束缚，群体的“人”，其存在也是一个由混沌走向有序、由不完美逐渐走向相对和谐的状态，正因为“人”的不完美，所以追求完美成了人的一种诉求。人追求完美的过程即人寻求自由的过程，然而，追求完美之路是一条曲折的矛盾之路，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学生作为人发展的一个特殊身份，客观上被人的先天不完美挟制，具体表现在：

首先，学生身体机能的不完美。学生的身体器官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机体功能的最佳状态的到来需要特殊营养和照顾，否则健康成长、成才的先天物质保障将会大打折扣。为此，教育者要从有利于学生身体健康的角度，为学生选择适合的营养、运动、环境等，而不能任由学生随意而为，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学生，越需要教育者的干预。在班级生活中，班主任为保障学生健康成长，带领学生开展适合于学生年龄特点的教学活动，禁止学生吃不健康食品、从事危险活动，这种外在他律不能仅仅视为班主任行使其职责，其中包含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对教育事业的沉甸甸的责任。

其次，学生的认知发展不完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已经证明了人的认知有四个阶段，即：感知运算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同样，科尔伯格的儿童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和六个阶段也证明了儿童道德认知发展要经过：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因此，班主任在进行德育时，针对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实施适当的他律，帮助学生利用最佳资源结合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使学生认知、情感的发展少走弯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班集体的建构需要一定的规约。自从夸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度以来，班级不仅从最初单纯的提高教师教授学生的效率上被人们认可，更为重要的是班级是以年龄相近、智力相当为原则组建起来有益于学生共同学习和成长的一个特殊组织而被世人认可，它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场所。然而，班级仅仅是学生的聚集之所，而非学生的心灵归属之所，由“聚众之所”的班级走向“心灵栖息地”的班集体，是班主任工作的一项重要更目标。营造班集体的过程中，班主任要引领班级成员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学习与生活、娱乐等关系。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中，如何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成长，班主任必须借助一定的规约，引导学生在民主的前提下制定班级规约，这是对班级成员的约束，更是对班级健康成长的保障。班级是班级成员共同生活的场所，因此，班级的共性特征，要求学生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如果每个学生都从一己私利出发行事，则必然会造成公共生活的混乱。显而易见，公共生活的混乱反过来不利于学生个体的生活。这样的矛盾困境中，调和性的公共契约是对公共生活有序进行的保障。

二、科学民主的他律是为了自律

如陶行知所言：“教是为了不教。”当下的他律是为了形成儿童的自律，他律与自律是纪律的两个方面，他律是来自外部的纪律，自律是来自内部的纪律。只有依循教育规律制定的他律符合科学民主的要求，才能真正实现自律。教育中符合教育规律的他律的表征有：

1.他律的动机是为了学生自律。作为外部纪律的他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人的压制，它限制了人的随性而为的行动。班主任借助他律实现班级集的健康成长是班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班主任如果简单从自己工作的效率出发，无视学生的成长需求，片面强调外部纪律“不是引导他们去制定使他们遵守的规则和纪律，或与他人一起改变这些规则和纪律，而是把一种现成的制度和要求即绝对服从的命令强加给他们……因此，儿童的服从有时是屈服于外界的遵从思想”这样的他律只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脆弱的他律是不可能发生持久的作用”[1]。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动机是行为的先导，班主任制定外在他律的动机如果是为帮助学生培养自律意识、自律能力，那么即使偶尔采取的行为方式并非为学生所理解或认同，但他的行动不会偏离轨道太远。如果班主任仅仅从自己工作的方便出发，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而无视学生的身心承受，这样的外在他律从客观上来说都不具备道德的意蕴。

2.他律纪律的内容必须是道德的。外部的纪律必须是道德的，体现在外部纪律的内容道德、形式道德、程序道德之中，其中内容道德是核心。从逻辑上讲，没有道德的内容无法培育出具备道德素养的人，之所以强调他律的内容必须是道德的，是基于现实中存在太多不道德的他律。主要体现在：（1）措辞非人性。很多的班规只见“禁止”不见引导。例如：禁止放学后在学校逗留。（2）具体内容非人性。例如某班规定“禁止课间游戏”，这显然违背了儿童游戏的天性。这些非道德的他律都是从教师的外在权威着手，基于对儿童“本恶”的人性假设，而采用的简单以恶制恶的方式管理學生，其导致的后果是教师与学生的对立和学生奴性人格的增长。更有甚者打着“为了学生好”的道德标杆，从事非道德的教育和管理，如：下课禁止学生走动（上厕所向老师报告），这样的规定，班主任言之凿凿为了学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管理不出事，而用非人性、非人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囚禁。

3.他律的程序必须是民主的。民主的他律即是在教师引导下，与学生民主协商，自下而上共同制定符合学生需要的制度规则。民主不仅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还是一种生活样态，班级是培养学生民主意识、民主生活能力的学习场所。正如杜威认为“民主主义它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2]，“纪律必须通过自由而获得”[3]，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对学生的自由而言，不是要不要纪律的问题，而是要怎样的纪律和以怎样的方式形成纪律。与民主相对立是专制，即他律的程序、内容完全自上而下来自教师，教师以所谓的“为了学生好”而放弃了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过好生活——民主自律的生活，这是与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教育管理方式。

三、他律走向自律的桥梁

班级管理由他律走向自律，让学生自由人格得以彰显，是学生对班级文化认同、内化和践行的过程中逐渐过渡的。从科学、民主的管理学角度分析，营造健康、向上向善的班级文化，班主任的着眼点有很多，但人性制度的创建、一视同仁的制度落实和自律精神的养成，是帮助学生由不自由的他律走向自由的自律的一种可行路径。

1.人性制度：他律走向自律的制度保障。班级是学生学校生活的主要场所，为保障班级生活的正常运行，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具有“自明性”。制度不僅仅是对学生的一种外在规约，更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力量和教育手段，发挥制度的育德功能。人性制度即是制度产生育德功能的前提，人性制度意味着制度的出发点必须基于“儿童”立场，基于儿童的立场要求制度的内容是学生现阶段能够理解和能够承受的；基于儿童的立场就要求制度与儿童的发展相一致，而不是背离儿童的发展；基于儿童的立场就要求考虑到儿童成长的身心特点，而儿童立场只是基础终结点在于“成人”——把学生培养成为健康、积极向上的国家公民。在此基础上他律才具备“合法性”，制度、学生、道德之间才可能彼此融合，实现最终学生班级生活的他律走向自律。

2.制度落实：他律走向自律的实践。制度不仅仅是以成文的形式展示于班级墙面成为班级环境的摆设，更应该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达成的这种契约在班级生活中实践，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方能真正帮助学生形成自律。写得好的制度如果不去执行，那么永远只能成为摆在墙壁的装饰，不会对学生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为此，制度的落实，是将制度从空中落到实处产生实质性效果的关键。制度落实中涉及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涉及制度的监督性问题，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确立制度的公信力，才能让学生在大环境的影响下看到他律对自身带来的益处，而不至于对外在他律排斥。

3.自律精神的养成：自律人格的生成。他律虽然是基于人的不完善的需要而提出的，但终归是对人的一种“不信任”的表达方式。自律才是人之为人的表征，自律之人才是最终自由之人，才能最终成为自己的主人，否则将永远生活在他人编制的藩篱中，最终的结果是作茧自缚。所以形成自律人格，要依赖他律这种方式，但更应该从他律之外寻找出路，教育者可以充分激发学生主体意识，挖掘学生心灵中自律的种子，让学生在行动中体会由自律所带来的快乐与成就，逐渐使学生从感知自律的喜悦走向主动寻求自律。自律是学生成熟，成为自由之人的必要条件，没有自律意识的人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总之，班主任在班级德育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好规约的他律作用，以承认学生的成长性为起点制定外在规约，进而在公平、工作的环境中践行规约，最后实现规约对学生生活的内化，帮助学生成为能自由学习、生活的人，这是班主任德育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拉宾诺威克兹.杭生，译.皮亚杰学说入门：思维·学习·教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305-306.

[2]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7.

[3]蒙台梭利，任代文，主译.幼儿教育科学方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7.

他律 篇12

报纸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史, 公元前60年, 古罗马政治家恺撒把罗马市以及国家发生的事件书写在白色的木板上, 告示市民。这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汉代的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 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 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因此, 新闻工作者对于事件真实度和舆论的倾向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舆论的巨大压力作用对司法独立和公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就以报纸为引子来探讨由媒介审判而引发的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自律和他律问题的反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 媒介所强调的监督权越来越被重视。[2]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 媒介在传播过程中, 在履行沟通情况, 提供信息;思想宣传, 引导舆论;传授知识, 开阔眼界;提供娱乐, 丰富生活;提供服务, 方便受众这些社会职能的时候, 也难免和社会发展发生碰撞。媒介对案件进行大量报道的同时, 容易发生因主观因素驱使而导致的“过度监督”转化为媒介审判。一些媒体人一味地追求其想要达到的社会效果而不顾法律未定性的结果进行传播和宣传, 这不仅误导受众视听, 妨碍司法公正, 更重要的是对当事人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0多年前涉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刘涌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2001年1月9日, 在一审公开宣判之前, 新华社就发表了《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电讯稿, 随后4月25日, 又播发《“黑道霸主”刘涌是如何“当”上人大代表》的电讯稿。许多媒体都纷纷转载这两篇电讯稿, 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二审判决之后最高法院再审判之前, 有关媒体报道了刘涌二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消息, 随即在互联网上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很多网民发表热评质疑法院的判决。短短数天内, 即有两千多人跟帖, 社会上掀起了对此的质疑和种种猜测之风。而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再判决的结果是判处刘涌死刑立即执行。

从刘涌案可以看到媒体将舆论监督的权利运用的淋漓尽致。众多媒体在法院判决之前已经将刘涌描绘成一个罪恶滔天、死有余辜的罪犯。尤其是在刘涌被判死缓的阶段, 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报道。在媒介舆论引导下, 民意很可能被引入一个非理性的轨道。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刘涌很可能死的并不冤枉, 但是他的死亡之路上却掺杂了太多法律之外的东西。”此外, 深圳的梁丽案, 杭州飙车案, 孙伟铭案, “我爸是李刚”案等等都无不显示出新闻媒介舆论对司法造成的压力和影响。

然而《宪法》规定了新闻自由, 并且媒介具有舆论监督的话语权。那么作为当下最富影响力的媒介之一——报纸, 如何区别和划分媒介正当的话语权和过度监督呢?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新闻自由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在法律的规范内活动, 新闻自由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所以, 新闻自由最基本的前提是不得违背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国家宪法、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规定范围内, 新闻媒体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报道计划, 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政策宣传、典型报道、普法教育和舆论监督, 但不允许发表于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议论和观点, 否则就是一种违纪行为, 就会受到法律和法规的制裁。因此, 舆论监督并不是媒体审判。新闻舆论监督无碍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媒体无所作为。媒体报道的意义在于将一些群众关心的案件公之于众, 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同时也告诫法官:众目睽睽, 请谨慎行事, 公正办案, 客观上起到督促法官依法及时、准确断案作用。

新闻最基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媒体人的工作是要把真实的事件呈现给受众,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了解, 起到教育民众、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而出现“媒介审判”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 部分媒体人没有实事求是的恪守真实性原则, 掺入个人主观色彩和想当然的判断等导致了过度的监督。因此, 划分监督和过分监督最根本的方法是考量媒介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导致“媒介审判”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呢?首先是我国现有的在新闻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备, 对新闻媒体的合法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在这个信息高速流转的时代, 新闻媒体所报道出的消息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 甚至是无法控制的舆论浪潮。对于司法案件这一倍受关注的报道, 更容易把握不住尺度, 从而导致“媒介审判”。其次是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 部分新闻工作者没有足够过硬的业务素质, 没有遵守最重要的真实性原则。一方面新闻从业人员对一些专业知识缺乏认知和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精熟明晰的判断力, 采访不深入, 偏听偏信, 信息不全, 或者断章取义等等就妄自为事件做了定性。还有职业道德问题, 新闻从业者被人们冠做“无冕之王”, 但是近几年的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现象屡见不鲜, 2008年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 有6家媒体竟然收了“封口费”, 充耳不闻, 拒不报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面对这一现象如何解决呢?首先, 是针对相关法律法规尚有欠缺方面做出调整, 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其次是司法部门对案件须进行公开审理, 让公民有知情权。面对媒介失真的报道, 政府应该及时修正偏差, 以正确的声音引导正确的舆论。第三, 媒介的自律, 包括行业自律, 各新闻媒体自律和新闻从业者自律。[3]其一, 媒体和记者必须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二, 所报道的内容必须是合法, 不得侵害法律规定的他人的权利。其三, 增强纪律观念, 严守新闻纪律。其四, 增强道德观念, 加强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第四, 媒介的他律。新闻媒体在开展舆论监督的同时, 也必须接受监督。纪律惩戒与法律制裁是新闻他律的主要内容, 也是规范新闻活动的有力措施。在中国, 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和法律规范的范围内活动, 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也不例外。此外, 新闻媒体之间和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人民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

大众的崛起, 民众素质的提高, 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大众媒介成为一种构建社会的主动和主导性力量。如果我们不能适当合理地利用这种力量去迎合社会的发展需要, 而却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社会的进程和发展, 那么媒介就失去了它的天然意义。司法与媒介的追求和最终价值是统一的, 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公正, 那么媒介就要懂得如何能帮助司法公正公开, 又不过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相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自律和他律, 为社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自由, 媒介所强调的监督权越来越被重视。但由于缺少相应完备和健全的法律法规, 包括报纸在内的媒介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容易发生过度监督而导致的越俎代庖的“媒介审判”行为。本文就从报纸为出发点, 探讨从媒介的审判看新闻媒体监督的自律和他律。

关键词：媒介审判,新闻监督,媒介自律,媒介他律

参考文献

[1][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242575.htm.

[2]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介的身份危机和重建[M].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