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他律

道德他律（通用9篇）

道德他律 篇1

一、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理论概述

皮亚杰在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上独辟蹊径，把对规则的研究作为整个研究的起点，即从儿童对游戏规则的态度入手，逐步深入到儿童道德认识的本质。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与幼儿认知发展相联系并且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相连续又相区别的阶段。

前道德阶段(0—2岁)，属于感知运动阶段。这时的儿童只满足于动作的快感，并不受任何外来规则的约束，也即“在共同游戏之前并不存在真正的规则”，有的只是由某些经常重复的动作惯例和动作规律性的运动图式。这个阶段的儿童根本谈不上对规则有义务的意识和道德的含义，属前道德阶段。随着生长，其情感相应地和自己的动作发生了联系。

道德实在论或他律阶段(2—7、8岁)，属于前运算阶段。所谓“他律”，即儿童的道德判断受他自身以外的价值标准所支配和制约，成人是儿童的一切道德和一切真理的源泉，每个儿童都按照违反或遵从权威的规定去判断是非，他们的第一道德感是服从，是对成人权威的单方面的尊重。父母和其他年长者通常喜欢通过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强制儿童遵守他们所制定的规则。这种强制一般不会遭到儿童的反抗，因为他们对成人的权威和成人道德的完善性具有单方面的服从。但由于认知的局限，儿童并不能真正理解成人制定规则的意图，也不能理解道德规则的发生和它们的运用。道德规则对年幼儿童具有强制性，“并不是因为它们总结了什么是正确的或公正的，也不是因为它们能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使人们以公平的方式达到相互愿望的目的”，[1]而仅仅是因为这些规则是成人所制定和命令的。他们对道德评价、判断时，只注意行为的客观效果，而忽视行为者的主观动机。

道德相对论或自律道德阶段(9—13、14岁)，属于具体运算阶段。随着儿童道德观念的发展，他律道德必然被更高层次的自律道德(即协作道德)所取代。所谓“自律”，即儿童的道德判断受主观价值标准所支配，儿童在道德发展方面产生了相互尊敬的情感以及合作的或自律的道德，儿童是非判断的主要根据是行为者违反社会规范的动机，而不是行为的客观原因。根据皮亚杰的观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儿童开始明白规则并不是绝对的，只要求盲目服从，而是大家相互尊重并基于互惠原则而共同制定的。儿童为了维护彼此间的团结必须尊重规则，但并不是盲目服从，而且一旦大家一致同意，规则还可以被灵活地修改。所以在儿童的意识方面，规则已不再是权威的意志，而是公共关系中彼此都能理解、都能同意、都愿遵守的一种“人造的社会物”，并且自己也非常严肃地包括在内，既有权利，又有义务，蒙罩在规则之上的那层神秘的色彩消失了。它不仅仅变得十分清晰，其旨意也渐渐内化进了儿童的心里。因为道德规则对于儿童来说更加内在化了，其约束力也更加强了。

皮亚杰关于儿童道德发展理论，对我们当前的幼儿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然而，现实的德育实践仍然存在偏差。

二、问题：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启示下幼儿道德教育的偏差

1. 现行幼儿道德教育超越了儿童的年龄特征。

皮亚杰指出了儿童道德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渐进的过程，因此，要针对儿童的年龄特征科学地进行道德教育。皮亚杰肯定，恰当的教育可以促进儿童道德的发展，但教育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即它不能超越儿童道德发展的一般进程，否则，儿童不能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观念，从而导致教育的失败。在现实的幼儿德育工作中，我们试图对儿童进行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热爱社会主义这种宏观的、大道理且公式化的道德教育，往往忽视了如爱小朋友、爱小动物、爱幼儿园等与幼儿道德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根本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2. 忽视了集体协作的道德教育方式。

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判断水平是包括他律到自律两个阶段的，而且从他律到自律是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但儿童的道德观念不会自然地产生和发展，它不仅需要儿童间的相互关注，还需要家长和教师的积极引导。他说，家长和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去构造被儿童所适应、为儿童所学习的社会环境”。[2]皮亚杰特别强调儿童同伴之间的协作而反对权威的强制，认为同伴合作是道德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他主张“在学校里创造一个使个人的实验与反省得以共同进行，彼此相助，互相平衡的场所”。[3]他倡导“小组工作”(即集体活动)，认为这种方法准许儿童共同追求他们的目标，并让儿童在实际活动中具有主动性，有利于儿童的道德发展。然而，这种儿童同伴之间协作的道德教育方法往往被忽略。卢乐珍等人于1993年对北京等六省市幼儿教师的调查发现：在德育的途径和方法方面，有62%的教师主张“评比是教育孩子的常用方法”;有37%的教师主张“通过游戏进行德育”;有15%的教师认为“主要通过常规教育来进行德育”;更有13%的教师主张运用惩罚。[4]

3. 过分强调了成人权威。

皮亚杰说过：“当儿童自己积极探讨的体验和使用的愿望足以保证正常的智力发展时，试图从外部去转变儿童的心理是无用的。所以，从道德和理性的双重观点看，成人必须是合作者而不是主人。”[3]

三、求解：培养幼儿道德自律的方法探索

1. 以游戏促进幼儿道德发展。

在游戏中，教师通过设置道德情景，对幼儿进行道德判断训练，将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渗透在游戏之中，不仅可以促进幼儿自主性道德的发展，还可以起到以德育促进智育之功效。

2. 鼓励同伴交往，创造集体协作。

只有通过儿童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充分发挥儿童的自主性、能动性，才能促进儿童道德观念的发展与道德水平的提高，由他律走向自律。

3. 建立和睦、亲切、民主的师生关系。

皮亚杰曾说过，没有情感上的沟通，智慧的交流是无法达成的，而真正的道德交流(不是表面的服从和高压手段的强制)也是如此。教师和幼儿应建立起合作关系而不是专制关系，教师和幼儿一起制定课堂和游戏的纪律和规则。

4. 与儿童开展对话。

成人应该虚心地倾听儿童的道德思考，以平等的态度与儿童进行交流和对话。没有平等的智力和道德方面的交流，试图让儿童充分自律是不可能的。自律必须建立在儿童与外部道德主体的相互尊重上。

5. 注重道德知识的传递。

教师及家长的道德面貌和道德行为对幼儿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幼儿道德教育中仍然应强调成人的榜样作用。

参考文献

[1]Daniel K.Lapsley.Moral Psychology[M].WestviewPress, 1996.1.

[2][美]B.J.沃滋沃思著.周镐等译.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3][5][6][瑞士]皮亚杰.儿童的道德判断 (The Moral Judg-mentoftheChild) [M].纽约:自由出版社, 1965.

[4]刘霞.我国幼儿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学前教育研究, 2001.3.

道德他律 篇2

公民道德建设贵自律重他律。“自律”就是德治，“他律”就是法治。在强调“自律”，提高每个公民道德素质的同时，还必须严格“他律”，采取法治手段。

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杂物，是中国人几千年的陋习。为何诸如此类的小事总是禁而不止呢？与国外有些地方相比，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自律”与“他律”失衡了。

据说，新加坡法治多用重典，政府规定，凡在大街上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大小便不冲等，只要被巡警发现，都要受到严厉处罚。一般情况下，第一次罚款1000新元（约合人民币6500元）；第二次加倍；第三次除处以罚款外，还要穿上号衣上街扫马路。不论是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所有人都是如此。所以，在76％的国民是华裔的新加坡，街道清洁干净，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杂物等现象。

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首先要在“自律”方面下功夫，力求全市人民人人认真学习，个个从我做起，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其次，要加强“他律”，重视法治，以铁的手腕为创建活动保驾。

把自律与他律、德治与法治统一起来，相信几年后，泉州一定能像新加坡那样卫生文明。而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则公民的道德面貌也必将焕然一新。

模拟辩场

正方一辩阐述观点：

各位老师，同学，对方辩友你们好。我先阐述一下我方观点：自律重于他律。中国连逢众多喜事之后，中国人将通过自身努力，在2008年奥运会以崭新的面孔来出现在世人面前。北京人更是担负着代表国人的重任。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提高自身素质被提到日程上来。而这一切必须通过纪律来体现。纪律又分为自律和他律。我方认为自律重于他律。领导干部需要自律，当代大学生要自律，民族素质提高更需要自律。

自律是内因，他律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具备一种自律能力。这样在某些情况下，人才能“出淤泥而不染”。目前，法律是日益在完善，可犯罪的人依然不见减少，其原因是不言自喻。所以说，自律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每个人有很高的自律能力，那国家的各种机器将不需存在，人人都将和平相处。反之，即使是在严格的法律监督下，人们也将是我行我素。因此，自律重于他律。

刘少奇同志曾深刻的给自律下过一个定义，那就是即使在个人独立，无人监督的，有做任何坏事可能性的情况下，应该是“慎独”，不做任何坏事。“慎独”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自律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总依赖于他人是不切实际的。他人的监督必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随时随地跟着你。所以，一个人的品质、道德修养究竟如何，关键还是他的自律能力。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在全民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现在不少高校都提出要增强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动性，不断的提高他们自我教育的意识

和能力，这不是有利的说明了自律的重要性吗？所以说：凡事都要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最后，我更加肯定重申我方观点：自律重于他律。

正方二辩

2001年7月13日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它圆了中国人百年的梦想。那么要想在奥运会展我国人风采，如何进一步提高公民的社会道德素质，变成了国家考虑的第一件大事，这也符合我国“以德治国”的战略目标。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本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谈到这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自律与他律到底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首先提出我方观点：自律重于他律。一个人首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才是融入社会的。所以，人应该具有自主性。其实，人的素质并不是要到紧急关头才表现出来，而是无时不在的。这样的话，自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总想让别人作用于你的意识，来约束你，万一在只有自己的危险时刻，你将做出什么选择？

社会上的不少犯罪青年，自甘堕落，毫无追求。尽管有家长的管制，法律的管制，国家的管制，但他们屡次犯罪不悔改，这都是由于他们自身没有严格的律己精神决定的。再讲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吧。现在，我们面临着六科会考，成功与否不取决于考试制度的压力，家长的压力，老师的压力，而是取决于你的自身压力，对学习的正确态度，和自我的约束能力。学会自我管理，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主动的去探索，你怎能不成功呢？假如天天连作业都不完成，而依赖于教师与家长的监督，学习中没有严格的律己精神，那失败将属于你。

一个人，如果他活着，每天都在依*着别人对他的管理，那他的思想是不健康的。有人说：“如果全民的素质都提高了，那个别人想不提高都难。”你们不觉得这句话说的很缺乏理智吗？这句话只适合于个别人想想，假设中国十多亿人都这样想：等大家素质都提高了，我再做也不迟。那领路的人又是谁呢？谁又有这样大的本事，凭一己之力，调动起整个全民去提高个人素质，那他真神了！

所以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自我严格要求自己。”只有提高了自身的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我方认为：自律重于他律。

正方三辩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科学、文化、艺术等多方面也在不断地向前跃进。为了与丰富多彩、高速发展的社会相融合，为了在2008年奥运会时把一个崭新的中国展示给世界，为了迎接来自世界各方面的挑战，我们应以高素质和高道德去迎接它。

如何去有效提高我们自身素质呢？我方认为自律重于他律。自律是文明社会做文明人的需要，它要求我们在没有外在的监督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不因无人监督而肆意妄行。

刘少奇同志讲，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约束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我们提高道德修养，格守自律，也应从小处入手，从点滴做起，对细节思想不放松，细小事情不放过，以求防微杜渐。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告诉我们，苹果是从真孔般的小黑点开始溃烂的；铁锅是从一斑锈蚀开始穿洞的；一个人的失足，往往是在“小恶”上不慎而逐渐酿成的。因此，我们需要记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名言。不要等发展大了再使别人采取他律。自律是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素质修养的一种自我约束力。

在很多情况下，他律不可能处处约束人的行为。而我们更需要自律。在大街上捡到钱包，是应该放入自己的兜里还是交给警察？在商店被多找了零钱，是假装不知道还是还回去？这些现象反映出：他律和自律哪个更重要。试想，法律规定着人们行为的限度。他制约着你，监督着你，使你不做出犯罪的行为。但如果人缺乏自律能力，他律只能是一纸空文。衡量人

品质是在无人知道的情况下，他将做出什么选择，这是自律的表现，这比别人评价我们更有效。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律，使我们自身素质不断提高。

乔叟曾说过一句话：“一个将法律施用于他人的人，他自己当然应该服从这一法律。”这说明什么？我们不言而喻。国家为什么提出以德治国，其原因很明了嘛。自律对促进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律。我们自律能力提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脚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正方四辩

各位老师，同学，对方辩友你们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道德建设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为了加速公民道德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而实现这个素质的基础，必须要以“五爱、四有”为基础。四有中纪律这一项更重要。

纪律分为他律和自律。那么自律和他律哪个更重要呢？根据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哲学观点。

他律总是要通过自律来实现的。自律是他律的载体，没有了自律，他律就没有了对象，就推动了原有的意义。就如警察和小偷，有了警察，小偷还是存在呀！而小偷这个主体，不去通过自律去实现，还是无计可施，他律显然没有了意义。社会主义的有些犯罪者，自甘堕落，知法犯法，尽管有法律的严格管理，还是滑向犯罪的深渊。“莲出于淤泥而不染”完全是由于自身的约束力使其不改变高贵的情操。

如果完全依赖于他律，当他律这个外界环境一旦消失，自己将失去约束，就会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可见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律呀！

文天祥被敌人抓获，视死如归。没有人给他以外界压力，而凭借的正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就是这种自律精神，才留下了“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佳句。

朋友，你希望整天生活在他人的监督之下吗？那样的人生是真正的人生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独立生存？为了避免完全依赖与外界的约束，让我们自己来把握生命的风帆，去搏击风中的海浪吧！

自律与他律 篇3

近些年来, 企业出现贪腐分子已经不是偶然事件了。一些企业高管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到了不择手段、利令智昏的程度。这一现象严重玷污了社会风气, 影响了社会和谐, 同时也败坏了企业的形象。毋庸讳言, 当前企业廉政形势严峻, 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企业廉政建设中, 防范是非常关键的。企业廉政风险防范涉及很多方面, 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即自律和他律。

自律, 就是自我约束,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贪, 不该做的事不要做, 不该说的话不要说。自律, 说着容易, 做起来难, 一些企业领导就是因为没有管住自己, 而堕入了深渊。所以企业廉政风险防范, 首先企业领导要有廉洁自律意识, 加强党性修养, 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无论官做多大, 掌握的财富有多少, 都能做到两袖清风, 一身正气, 问心无愧。这样的企业领导, 一定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是企业发展的好带头人。

人的自律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自律的有无、强弱, 离不开客观因素的作用。所以, 企业进行廉政风险防范一定要重视他律。他律, 就要发挥党纪国法、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作用, 加强对有关人员的廉政教育, 提高他们的防腐倡廉意识。在此基础上, 还要全面构建企业廉政的教育制度、监督体系, 健全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针对容易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的业务、流程、环节、岗位及人员, 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堵塞管理漏洞, 营造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企业环境, 防患于未然。这就是他律的作用和力量。

自律与他律作文 篇4

自律实际上就是自己约束自己，靠别人是永远行不通的。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唯有自己，才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

那些成功人士，像马云，俞敏洪等没有一个人是靠别人的管束来成以大业的。自律的人，他们会明白在应该的时间该做什么，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自己最大的力量发挥出来。

上网课期间，为什么有的同学没有长进，有的却一跃千里?这也是自律的表现，当利益与自律者相遇，自律者自然会将微薄的，无用的利益抛之脑后。

无规则不成方圆，也是为自律者搭建的通道，自律遇到规则，则是自由。做事没有丝毫的违心之感，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自然也就没有强烈的束缚感，对身心成长亦大有好处。

原则是一个问题，每人心中都有一条底线，只不过是或虚或实罢了。有人守不住底线，自然酿就大错，既然自律，底线也一定更为凝实。就算到了最后关头，也一样会悬崖勒马，幡然醒悟。原则意识才是不犯错的最后一道防线，警钟敲响，自有人迷途知返。

运动员训练的刻苦人们是有目共睹的，但没有一个人逃避，还记得全红婵在疫情期间的训练视频。果然，自律的人是最可怕的，付出的苦，化为成功。

自律者，必自强。

要想自律，那就坚持去做一件事，这不是速成，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当真正喜爱上的那一刻，才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自律过，便不惧困难。

道德他律 篇5

关键词：周易,道德修养,自律,他律

《周易》强调人应按照天道自然的秩序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同时它又有人应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 应该去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周易》中有一种既是“他律”同时又是“自律”的伦理思想。易学中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 不同于孟子的“自律”, 也不同于荀子的“他律”, 而是强调“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些理论家就提出了“他律”与“自律”的相关思想, 只不过往往只强调其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比如大思想家孟子主张“自律”而反对“他律”。荀子则与之相反, 主张“他律”而反对“自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们两人对于人性问题的理解有着根本相对立的观点。孟子认为, 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道德观念完全是天生就有的, 不用学习就会, 不虑而知, 与生俱来, 为人心所固有, 因此, 道德修养不必向外追求, 只要作一番扩充存养的内省功夫, 就可由尽心以知性, 由知性以知天。荀子则从“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出发, 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 “凡礼义者, 是生于圣人之伪, 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荀子.性恶》) 因此, 荀子把道德修养看作是一个“化性起为”的过程, 即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 用客观外在的礼义来改选人性。究竟道德是为人心所固有, 还是客观外在的呢?由于道德和人们的具体行为联系在一起, 本质上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既不能单纯解释为个人的内心世界, 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由外界所规定的一套规范的总和。孟子和荀子割裂了这种关系, 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 因而关于道德修养的主张, 各有所见, 也各有所偏。孟子主张“自律”而反对“他律”, 就其强调发挥主体的高度自觉而言是有道理的, 但不能解释只有扩充存养上下功夫而不用客观准则来衡量, 何以自然合乎礼义。荀子主张“他律”而反对“自律”, 就其强调只有用客观准则来衡量才能合乎礼义而方是有道理的, 但不能解释礼义既然与人性相违反, 何以人必须忍受这种外在的强制, 用礼义来伤害扭曲自己的本性。

关于“他律”的思想, 《易传》中认为, 道德修养应以天道自然为学习的对象, 以客观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为衡量的依据, 以后天的学习积累为修养的基础。《系辞》所谓“知崇礼卑, 崇效天, 卑法地”, 是说智与礼两种道德都是效法天地而来的。《乾卦·象传》:“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说, 君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仿效天道, 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是取法于大地。《大壮·象传》:“雷在天上, 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益卦·象传》:“风雷, 益。君子以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这是说, 应以客观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大畜·象传》:“天在山中, 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升卦·象传》:“地中生木, 升。君子以顺德, 积小以高大。”这是说, 道德层次的提高依赖于后天的学习和积累。我们看到, 《易传》的这些思想与荀子的主张是极为相近的。

除了重视“他律”以外, 《易传》还强调“自律”的思想, 因而与孟子的“自律”主张有些相似。《晋卦·象传》:“明出地上, 晋。君子以自昭明德。”俞琰解释说:“明德, 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 自有此明德也。夫人之德本明, 其人明者, 人欲蔽之耳。人欲蔽之, 不能不少昏昧, 而其本然之明, 固未尝息也。忽尔省察而知所以自明焉, 则吾本然之明亦如日之出地, 而其明昭著, 初无增损也。自之一字, 盖谓由吾自己为之耳, 非由乎人也。” (《周易集说》卷十二) 俞琰的解释尽管带有后世理学的色彩, 但是总体上看, 它并没有违反《易传》的主旨。按照《易传》看来, 人如能承继一阴一阳之道, 并且修养而为自己的善性, 就有了固有之明德。明德常常被掩盖和忽视, 这就需要通过一番反身修已的内省功夫, 使明德昭明彰著地呈现出来。《震卦·象传》:“沣雷, 震。君子以恐惧修省。”《蹇卦·象传》:“山上有水, 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损卦·象传》:“山下有泽, 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易传》所谓的恐惧是一种自我警惕, 是对人性可能会丧失、人格不能完满实现的忧患。由于经常存有此种恐惧之感, 所以激发出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至于修养的方法, 一方面是“反身修德”, 即修养品德以增其善;另一方面是“惩忿窒欲”, 即克制忿欲以损不善。《大有卦·象传》:“火在天上, 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这个“遏恶扬善”的过程, 就其强调“自律”而言, 其实是和孟子所说的扩充善端、求其放心的过程十分接近的。

《说卦传》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实际上就是“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思想。所谓“穷理”就是强调“他律”的意思, 因为天与人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 故向外穷理与向内尽性是同一回事, 不存在矛盾。所谓“尽”是说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显发自性固有之无穷德用, 这也就是“自律”。《乾卦·文言》:“君子学以聚之, 问以辨之, 宽以居之, 仁以行之。”《坤卦·文言》:“直其正也, 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 义以方外, 敬义立而德不孤。”这些说法都是强调必须同时在“穷理”与“尽性”两方面作文章, 才能实现内外之道。就本源的意义而言, 人莫不有命, 莫不有此本体, 但却处于不自觉的蒙昧状态, “日用而不知”, 所有必须通过一番向外穷理、向内尽性的修养功夫才能回到自己的精神本源。

要实现“他律”和“自律”相结合, 就要向外穷理以求自己的智慧聪明睿智, 就像天之高明;还要对内尽性以求自己的人格气象恢宏, 就像地之博厚, 这就达到了所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参考文献

[1]《易学今昔》余敦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2]《周易现代解读》余敦康华夏出版社

道德他律 篇6

一、何谓“过关”

人的一生中遇到的各种灾难和厄运, 例如疾病、寿短、宅盗、无子等等, 这些在民间被称为人生之“关煞”。人们认为, “关煞”是命中注定的灾难, 要顺利通过生命历程中的各道“关卡”就必须用某种仪式“过关”。傩仪活动中的“过关”, 又称“打十二太保”, 是为未满12周岁的小孩平安度过“关煞”, 或者说, 使仪式主体从亚健康状态过渡到健康状态而举行的生命过渡仪式或生命危机仪式。

所谓生命危机仪式, 劳埃德·沃纳认为, 是仪式的主体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转换时刻。所有社会都会将这样的时刻仪式化而将其打上公众性的标志, 以此来强调个人或群体在其居住的社区中的重要意义。[2]

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 提到一位土著思想家的见解“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 用以说明“位置”在自然宇宙中的重要性:“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有其位, 因为如果废除其位, 哪怕只是在思想中, 宇宙的整个秩序就会被摧毁……从外表来看, 仪式的繁文缛节可能显得毫无意思, 其实它们可用一种对人们或许可称作‘微调’的东西的关切加以解释:不使任何一个生灵、物品或特征遗漏掉, 要使它们在某个类别系统中都占有各自的位置。”[3]这样看来, 傩仪过关的功能便超越了其表面的目的, 一方面伸延到了人们的深层心理中, 传达出对于事物的认知欲求, 一方面伸延到了更广义的文化之中, 成为一切文化事物的价值的显现。事实上, 失落和恐惧感的产生, 便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失范。因此可以认为, 傩仪过关的本质就是引导人们走向万物共生各安其位之路, 实现精神的根本转变。[4]

二、“关煞”的“他律”意蕴

“关煞”的他律性, 有些类似于“原罪”的他律性。尽管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可比性, 但是, 作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对“关煞”的功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了解到它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

简单说来, “原罪”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的, 从而延续到后代, 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罪。这个“罪”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或行为上的罪恶, 而是一种违背了神的旨意, 一种不仅从行为上可以判定, 从人的思想上也同样可以判定的罪。《马太福音》第5章27、28两节记载耶稣的教训:“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5]在对原罪的论述中影响较大的, 当属奥古斯丁。在他对原罪的描述中, 可以总结出原罪的几个基本特征:“1.它是生而具有的;2.它已成为人性的一个部分;3.它使人具有犯罪的倾向;4.它导致各种具体的罪 (sins) 。在这几个特点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了原罪和具体的罪之间的区别。原罪并不是贪婪、骄傲或者残暴等等之中的一种, 但正是由于人生而具有的、已深深植根于人性中的原罪的存在, 才使得上述那些或其他具体的罪必然发生。”[6]

人一出生, 就处在与上帝的隔绝之下的人类, 一生都应该追求永恒的至善, 努力达到上帝的境界。也就是说, 上帝永远在上, 人一生都要以上帝为方向, 受与生俱来的道德上的外力约束去努力实现。牟宗三在引述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段话后写道:“……基于上帝底意志最初是诉诸恐怖与权威, 最终亦必落于需要有世界底知识, 这知识或是经验的或是理性的。这些原则俱是他律, 盖因为其所含的实践规律皆取决于作为目的的一个对象, 对于这对象必须先有知识。”[7]这一段话非常简明地表达了牟宗三对于康德道德他律的理解:依据康德, 除了基于利益、基于存有论的圆满之外, 基于上帝的意志而产生的道德, 也是他律道德。“原罪”体现的是以一种他律的方式去追求至善至真, 表现出人对神的敬畏和仰视, 同时, 在过程中较为被动地接受这样的事实。

“关煞”, 同样认为人生来就被神或高于人的存在所控制, 一生会遇到诸多困厄, 在这种情况下, 人同样需要寻求更为和谐完善的生存之道, 人不得随心所欲, 而是在“关煞”这样的先验意识下不得不约束行为和思想上的诸多不轨以解除灾难。从这一点来看, “关煞”的他律意蕴和“原罪”的他律意识如出一辙。不一样的是, 面对“关煞”, 人寻求的是更为积极的自我解决方式, 要走出现实困境, 走出精神困境, 他们的方式更具有现实功利性, 在傩坛仪式中, 他们以繁杂的手段积极不倦地与神沟通, 试图解煞以获得人自身的平稳。对傩信仰者而言, “关煞”只是人自出生以来要面对的厄难, 并非难以越过, 只要怀着敬畏之心, 尊重彼此, 同样可以顺利“过关”。在明确了“关煞”的本质之后, 人的被动恐惧转变为充满希望的对未来的主动渴求, 由“关煞”而引起的人生矛盾从而有了转化的契机。从傩的实践性解决方式来看, “关煞”与“原罪”意识上都是人对神对高于人的存在怀有敬畏之心, 也认识到人自身的有限性, 但傩仪活动的目的却具有更积极的现实意义, 它从内在结构上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与人心和谐, 与万物和谐的生态意义。《易·乾文言》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8], 正是黔东傩的精神本质和最终目的的注解。

当客观世界以其固有的必然性制约着原始初民, 而他们缺乏与之抗衡的力量之时, 便会陷入迷惘和惶恐的境地。他们懵懂地用主观的想法认识一切, 从最初的敬畏、膜拜所有生命存在, 到与之建立联系, 亲近沟通, 逐步发现生命的整体性。自然生命整体的和谐在于每一个独立生命体的和谐, 也在于生命体之间的和谐, 最后, 人在曾经自失的迷惘中, 实现对自身主体的反思, 找寻解除生命厄难的方法, 傩坛仪式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整个生命系统的共存融合, 傩的生态观在傩面具、傩舞、傩音、傩仪的发展演进过程中, 悄然进行着不断地修正和完善。

摘要：黔东傩的“过关”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活动。“过关”发端于人心中的“关煞”这个虚幻却千百年来左右人们思想的观念。这一心理形态有些类似于存在主义的焦虑却又并非完全相同。“关煞”的他律性与“原罪”的他律性的比较, 让我们对“关煞”的功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了解到它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作用。

关键词：傩,关煞,他律

参考文献

[1]《思南府续志》卷二.道光版.

[2]转引自梁正海, 柏贵喜.《傩仪“过关”的象征表达——土家族象征文化研究之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参见[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5月版.第14页.

[4]张建建.《冲傩还愿——贵州傩仪的结构类型意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年10月版, 第130页.

[5]《圣经·新约》,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6年版, 第5页.

[6]高喆：《“原罪”释疑》，《研究生论坛》.

[7]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9-10页.

浅谈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自律与他律 篇7

一、自律

1. 语言使用上的自律

近几年来, 内地许多主持人在主持语言上有着港台化的倾向, 并且有着泛滥态势。一打开娱乐节目台, 便可听见“哇、耶”等语气词, 这些原本是港台主持人的主持语言风格, 现在众多大陆电视节目主持人口中频频蹦出。甚至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主持过程中时常出现发嗲的声音。这些现象直接影响到观众们对电视节目的评价。而为了扼杀这股邪风邪气, 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求主持人自律。对主持人的主持语言必须进行一定的要求。首先, 在主持过程中, 除了一些特殊的需要之外, 主持人必须使用普通话进行主持, 严禁使用其他不当的表达方式和模仿港台腔。其次, 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也必须严禁随意夹带些许外语或者方言进行主持。

2. 观众引导方面的自律

在语言上要自律之外, 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对观众的引导方面也必须自律。比如, 央视某娱乐节目主持人由于在节目中为某一减肥产品注入广告词而惹祸, 因为产品效果不如其在广告中所吹嘘的那么神奇, 也没有娱乐节目中那些广告明星们那般突显效果, 消费者意见很大, 最后甚至危及到这一娱乐节目及其参加娱乐节目明星的形象。可见, 在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主持过程中, 乱接广告, 对消费者进行错误向导, 也直接影响到观众对电视娱乐节目的满意度和评价。因此, 主持人必须对观众向导性质方面进行适当的自律。首先, 主持人不得私下从事广告等本节目之外的经营活动。其次, 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不能从事以个人赢利为目的节目主持、录音、录像、配音等社会活动。

3. 职业道德方面的自律

职业道德方面的自律是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必须实行的操守。每个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都必须具有真诚、可敬的职业操守。只有主持人坦诚、表里如一, 才能得到观众们的信任。比如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栏目主持人何炅和谢娜以平等、真实、自然的主持风格获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可, 他们在节目中用坦诚的态度调动被采访明星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最真实的心路历程。他们在《快乐家族》特别节目中, 通过对被采访明星工作中、生活上、舞台上进行真实的采访, 为的是在进入嘉宾的内心世界之前, 先“滚入她的生活”。可见, 我们需要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在采访和主持过程中必须技巧娴熟、话语得体、配合默契、坦诚应对。

4.“善心”的自律

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具有引导观众, 传达信息的重要作用。其中善意、善心的传达是主持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主持人必须以善意为出发点来帮助、启迪嘉宾与观众, 以真诚的、贴近生活实际的态度, 在“以人为本”原则下本着“善心”去主持, 从而帮助更多的人, 并引导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比如娱乐节目“中国最强音”, 何炅和朱丹本着挖掘挖掘有潜质、声音优质的歌手, 真诚、和善、积极地关注歌手们在生活中对待音乐的态度。为中国打造草根音乐联赛季。

二、他律

1. 法律的监督、制裁

关于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他律, 首先一个便是法律的约束。法律对主持人的监督和制裁主要包括主持人受贿罪、新闻侵害名誉罪、诽谤罪等等。但是在现行法律中, 以上罪行的责任往往都归结于主持人所在的单位, 而对主持人本身的责罚并不多。这样以来, 法律对主持人的监督和制裁却效果不大。因此, 必须制定针对主持人行为的法律。对主持人过错行为采取针对性的惩罚措施。从而充分约束主持人主持过程中的行为。

2. 传媒单位监督、规范

除了法律对主持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之外, 第二个他律途径便是主持人所在单位的监督和规范。由于主持人跟其所在的单位存在管理和隶属的关系, 主持人必须遵守其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 遵守其职业道德规范。通过单位的监督和规范能有效约束主持人的行为。

综上所述, 节目主持人是电视传媒的重要元素, 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已经成为电视媒介是否能够承担这种使命的一个关键环节。但是, 在现实中, 节目主持人却出现了“无心挖掘生活中的真、善、美, 热衷于哗众取宠;无视自身的引导示范作用, 以丑为美, 以“性”招揽;挑战道德底线, 以残忍、恶俗博取收视率”等问题。所以, 必须加强主持人的自律和他律, 采取两者的结合, 以提升节目质量节目主持人是电视传媒的重要元素, 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已经成为电视媒介是否能够承担这种使命的一个关键环节。目前, 个别主持人无意去挖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善美, 而仅仅只是哗众取宠;也有个别主持人不注重自身的示范指导作用, 往往以丑为美, 以“性”招揽;挑战道德底线, 以残忍、恶俗博取收视率。要真正扭转这股低俗化风气, 节目主持人必须立足于真诚、善意, 必须自律。通过自律以及他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1]刘溯.艺术中的“道”与“术”美术教育中的道与术[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2011 (03)

道德他律 篇8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音乐审美

众所周知, 音乐的诞生是一件古远的事情。自有人类以来, 节奏、和声、旋律等这些音乐的基本要素就露出了自己的萌芽。与此同时, 人们关于音乐属性的探讨自然也相伴而生。这也意味着, 在某种意义上, 音乐与关于音乐的思考构成了人的文化属性的重要内容。对此, 无论是中国古典乐论还是西方音乐美学, 都有过明确而具体的表达。

1.东方文化下古典音乐的审美

音乐在中国人的文化世界里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览中国古代思想史, 可以发现, 中国人对音乐文化的重视可谓是一以贯之的。早在《左传》里已有“乐以安德”的记载, 孔子的名句“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也广为人知, 而庄子关于“至乐无乐, 至誉无誉”的判断更是体现出朴素的辩证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音乐之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功能。且不说孔、庄、墨等古典思想家的言论, 仅仅是《礼记·乐记》中就有许多关于音乐的审时度势功能的强调。比如, “审声以知音, 审音以知乐, 审乐以知政”, 突出的是音乐的外在属性与社会功能;“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声音之道, 与政通矣”, 着眼的也是音乐对于政治的预示功效。

中国文化里作为艺术的“乐”, 一直是与作为社会制度建设之核心的“礼”相互追随、相依为命的。《礼记》中同样有这样的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礼与天地同节。和, 故百物不失;节, 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 幽则有鬼神。”也就是说, 所谓“乐者为同, 礼者为异。同则相亲, 异则相敬”。可见,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 音乐的意义主要在于为族群社会的世俗统治提供方便。因此, 强调音乐的服务功能与世俗功效, 这一点构成了古典乐论的基本观念。

不过, 在这个主流倾向之外, 有一个另类的声音值得注意, 这就是魏晋时代音乐家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这篇同名美学论文中, 嵇康批判与否定了以阮籍《乐论》为代表的汉以来的官方音乐思想, 提出“声之与心, 殊涂异轨, 不相经纬”的声心二元说。他认为, 音声只有“自然之和”, 即音的单复、快慢、高低、美丑的变化与协调, 人听音乐之所以发生不同的情感变化, 不在于音乐作品内容本身, 而在于人们主观上预先有了一定的情感。因此, 嵇康坚持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理想, 着力于对音乐自身的自律性的强调。正如他所指出的:“夫天地合德, 万物贵生。寒暑代往, 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 发为五音。音声之作, 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 虽遭遇浊乱, 其体自若, 而不变也。”[2]如果人为地将音乐拘限于政治、经济、伦理等外在维度中, 实际上会造成对其独立不迁特性的侵犯。在此基础上, 嵇康进一步指出, 对于儒家所谓的“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的说法, 应持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乐之为体, 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 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 人之所悦, 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 不在此也。夫音声和此, 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 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 故因其所自。”[2]这就是说, 不能盲目地夸大音乐的世俗功效而忽略其内在意义。

总之, 儒家美学对音乐外在功能的强调与嵇康对“声无哀乐论”的张扬, 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乐论中的两股合力, 二者既相伴而生又相互抗衡, 深刻影响着我们对音乐的基本理解, 在艺术理想上形成了以实用理性为基础的中国音乐精神。

2.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审美

在西方音乐史上, 其实有着近似的表现, 即同样在他律论与自律论之间徘徊。一般认为, 以近代管弦乐为代表的西方音乐文化有两大组成部分:以有声语言为媒介的声乐和作为舞蹈伴奏的器乐。在漫长的时代里, 两者或各领风骚, 或浑融为一, 共同构成了音乐的基本内容。然而, 实际上, 如今被视为艺术界“无冕之王”的音乐却始终不是一种自足的存在。作为一种最能感发人心意的艺术, 它曾长期被宗教与政治据为己有。颁布于1947年的罗马教皇通谕《耶稣基督日》中明确宣告:在教会活动中, “应当首先考虑到基督教社会生活的要求, 而不是艺术家的审美力。为了歌颂天主教, 艺术应当把自己的声音与歌颂逝去的几个世纪的美好赞歌融合在一起”。[3]由此也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在传统宗教艺术的氛围里, 艺术家总是不得不失去自己的个性, 以便使自己完全变成神的自我表现的工具。”[4]而世俗政治对音乐的利用, 更是有目共睹。没有哪一次登基大典能少得了音乐的助兴, 没有哪一级政治领袖不曾以音乐作为自己攫取权力的工具。由此, 得出如下结论并不显得突兀:西方音乐自觉不自觉地长期处于他律论的笼罩之下。

直到19世纪中期, 作为一种富有力度的挑战, 以汉斯立克为代表的音乐理论家才正式提出了自律论美学, 认为“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 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 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 ———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 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1]这一说法的理论目标是切除音乐与一切外在因素的联系, 只注目于音乐本身, 将节奏、和声与旋律看成是音乐的全部, 标举一种孤高而自负的音乐美学。今天看来, 自律论在推动音乐的形态研究、确立音乐的本体地位方面功不可没, 但由于其视野之局限性, 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画地为牢的陷阱中, 终究有空谷足音之嫌。

总之, 这就是音乐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几乎相似的遭遇:西方音乐长期在神权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夹缝中生存, 中国音乐则在族权政治与实用理性的交织下挣扎。虽然它们在不同时间里都曾倾听过“音乐自主性”的呼声, 但始终不足以摆脱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自立, 这是必然的。

二、不同音乐观差异下的音乐审美

自律论与他律论在音乐美学史上的双重变奏, 就显得既必要又尴尬。它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 我们对音乐属性的理解始终无法深入下去。而在笔者看来, 要解决这一尴尬, 必须将问题还原到更大的美学视野, 重新审理音乐的价值之争, 重新探讨美学史上的一个公案, 即究竟是“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问题。

1.为人生而艺术观

“为人生而艺术”始终是一个摄人心魂的口号。在讲述自己的创作使命时, 不少艺术家都有过类似的表达。比如, 在谈到音乐的意义问题时, 演奏家梅纽因这样说:“音乐好似明灯, 驱赶着心中的黑暗, 照亮了心房”, “音乐之所以生存并呼吸, 就是为了昭示我们:我们是谁?我们面对什么?在巴赫、莫扎特、舒伯特等人的音乐中, 存在着一条介于我们自己与无限之间的通道”。[5]这在某种程度上正预示着, 为了人生而写与演、为了人生而听与读, 是艺术家不言而喻的选择。而事实上, 在艺术欣赏的实践中, 也无时无刻不印证着这个结论。因此可见, 作为口号的“为人生而艺术”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上的合法性———通过对“人生”这个大题目的强调, 它似乎已将艺术的目标楔进了生活的裂缝, 为我们领会艺术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角度。

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理论上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实践上的合理性。艺术史的实践恰恰告诉我们, “为人生而艺术”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存在着巨大的逻辑漏洞。这是因为, 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 这里所谓的“人生”, 实在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强调“为人生而艺术”, 在客观上容易使艺术逸出应有的边界, 堕入渺茫的外在陷阱中, 从而使艺术的服务对象转换成无所不在的“社会”。可是, 当个体的人在“社会”面前依然空洞无依时, 艺术服务的对象只能继续往下挪移, 最终不得不成为“阶级”、“集体”乃至“党派”的工具[6]。这个令人悲哀的现象导致的结果是:纵然“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漂亮而大气, 却在客观上剥削着艺术的超验色彩, 威胁了艺术的审美之维, 因此并非一个有多大价值的诗学命题。

2.为艺术而艺术观

如果说“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有破产的危险, 那么, “为艺术而艺术”又有怎样的命运呢?不妨先简单看一下后者的发生史。一般而言, 文论史上的“为艺术而艺术” (Artfor Art’s sake) 一语出自19世纪中期的法国小说家戈蒂叶, 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思想构成有效的呼应。此外, 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瓦莱里,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佩特、史文朋等, 都为这一理论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在《谎言的衰朽》这篇对话中, 唯美主义的旗手王尔德以自己特有的尖锐指出, “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它和思想一样有独立的生命, 而且纯粹按自己的路线发展”。同时, 艺术必须远离现实走向抽象, 而“艺术越抽象、越理想化, 就越向我们揭示出时代的特征”。“最高的艺术抛弃人类精神的重担, 从一种新媒介或新物质而不是从任何艺术热情, 或任何高尚的激情, 或人类意识的任何伟大觉醒中得到更多的东西”[7]。

这一理论所昭示的艺术至上、消解彼岸、为感性正名的艺术理念, 暗示了时代的转型趋势, 表现出与启蒙现代性相对抗的精神品格。所有这些, 都构成了它的价值所在。但必须承认的是, “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有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它人为地切断了艺术与道德、艺术与生活的联系, 虽然呈现出一种片面的深刻, 却无法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事实上, 自这一理论诞生以来, 它一直为人所垢病的正在于此。众所周知, 在艺术之根中,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伦理品格, 它能唤醒人的道德意识, 帮助人树立起一种健康的伦理观念。同样,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创造, 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也是必然而必要的。脱离了具体生活的艺术, 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必须重新申明艺术的道德维度, 必须重新强调艺术的生活维度, 重新延续好被“为艺术而艺术”所切断的艺术与道德、生活的联系。

总之, 作为两种各有偏颇的理论, “为人生而艺术”事实上一直在替“文艺工具论”鸣锣开道, 其结果不仅为艺术中的粗制滥造提供了庇护, 也让艺术家沦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相形之下, “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提出多基于艺术家的自我保护需要, 是他们为摆脱政治恐怖主义和经济市侩主义而构筑的一道文化屏障, 但由于其先天之不足, 也不得不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 有必要来一个华丽转身, 在自律论与他律论的背后另辟蹊径, 由艺术存在的根源出发, 张扬一种新的价值理念, 为音乐的属性问题寻找别样的思想生长点。

3.为生命而艺术观

“艺术在根本上仍然在于使生命变得完美, 在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 使生命神性化。”尼采在《权力意志》中的这番断言为我们思考艺术价值问题指示了一个新的方向, 这就是关注艺术与生命的关系。这同时意味着, 在我们将自律与他律之争置换成“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之争后, 在我们从艺术实践角度分别发现了这些理论的逻辑缺陷后, 一个值得珍视的判断逐渐浮出了水面———“为生命而艺术”。

实际上, 早有不少学者表达过类似的见解。比如,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就曾鲜明地指出:在艺术世界里, “舞蹈的、诗歌的、交响乐的、绘画的美走进永恒的生命”[8]。可谓是一语中的。但如果考虑到他所谓的“永恒”指向的是十字架上的信仰, 那么我们对他所张扬的“生命”却又不免保持一份求真的警惕。也就是说, 在一个凡俗的时代里, 我们对艺术的判断应该建立在最基础的土壤上, 即发现它与人的生命的血肉联系。由此出发,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音乐不仅仅是声音, 而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位, 以情感为旨归, 以祝福人生为方向的艺术。

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当画家通过注视客体对象把握宇宙的有形存在时, 音乐家通过复现无形的旋律而努力进入存在的神秘之维。因此, 如果我们承认, 在眼前这个受物质规律支配的经验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形态不同却真实存在的超验世界的话, 那么, 音乐显然是人类通达超验世界时一种值得珍视的途径。这其实意味着, 真正的音乐并不仅仅是声音, 而是以音乐家的生命热情为源泉的艺术创造;它所打动的也不只是听众的耳朵, 而是一扇扇慨然敞开的人的心灵。在这种以生命为本位的艺术面前, 狭隘的心胸、自大的民族主义都无法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正如罗曼·罗兰所强调指出的, 格鲁克和莫扎特之所以对人们来说如此亲切, 就是因为他们属于我们所有人。其他民族从中看到了自己, 所以他们热爱它, 与它成为亲密的友伴。[11]这当然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气概, 但它对地域、种族、性别等一切人类界限的超越是以内在的方式进行的, 缓慢、平稳、不着痕迹, 却也因此而富于更充足的力度。

音乐以人的情感为旨归。众所周知, 比任何别的艺术样式更能影响人们的心情这一事实, 一直是音乐得天独厚的一大优势。在细致比较过相关的艺术样式后, 汉斯立克得出如下的结论:“少量的和弦即能把我们投入一种情调, 而一首诗必须用较长的解说, 一幅画必须经过不断的沉思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绘画、诗歌、雕刻或建筑不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某些心情状态下, 音乐还能影响我们, 它的力量恰好在这时比平常还更强烈。”[9]这的确是把握住了音乐的特质。可以说,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才能理解《礼记·乐记》中的“唯乐不能为伪”的意义, 才能体会尼采将酒神精神作为悲剧诞生之动力的原因所在。失去了对个体存在的生命关怀, 消解了对人的情感的摹仿、再现与创造, 音乐不仅将显得无所适从, 而且有成为苍白乏力的噪音的危险。因此, 如果说真正的艺术家指的是走出凡庸生活、走向创造境地的精神主体的话, 那么真正的听众则指的是在音乐里发现了心灵之无限丰富的个体存在。在艺术家与听众之间, 在有形与无形之间, 在短暂与永恒之间, 音乐, 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人的情感是这座桥梁下一个不变的基础。

音乐以祝福人生为方向。“艺术作品不论创作在何时, 它总应赋予人一种幸福感, 应以情感形式给人揭示出生活的丰富性, 让人经常回到现实世界, 使人有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并感受到这个世界。”[3]艺术史家的这番话恰如其分地说明, 音乐的目标不仅是希望成为贫弱无依者的慰藉, 而且是希望成为一种积极的存在力量;音乐的功能不仅是帮助人排忧释苦或消遣解闷, 而更多地体现于对创造性生活的推波助澜之中。的确, 几千年的音乐史无不在昭示着这一事实:引导个体的人进入饱满的生命状态, 是无限丰富的艺术实践的存在使命。换而言之, 当音乐以光彩照人的方式超越了它与政治、宗教、哲学乃至绘画的联系之后, 当音乐走出他律论与自律论的观念牢笼之后, 在我们身上唤起、强化、保持一种永不枯竭的生命感, 便成为它的第一选择。这同时意味着, 正因为有了音乐的祝福, 人们才发现了生命与审美的同一性, 才沟通了有限的肉体存在与无限的精神空间, 才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理由。

综上所述, 正如德国莫里茨·盖格尔所说:“每一个新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新的深度, 并且因此而重新创造人类存在。”[10]音乐, 正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这一结论。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我们对围绕音乐而展开的自律论与他律论之争的回答。总之, 如果说能够不断激励创造与发现的冲动是艺术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的话, 那么, 只有“为生命而艺术”才准确地把握住了艺术的价值与使命, 才为我们深入思考音乐的属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角度, 值得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特别的珍视与对待。

参考文献

[1][奥]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杨业治, 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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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洪琛.现代视野中的唯美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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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罗曼·罗兰.罗曼·罗兰音乐散文集.冷杉, 代红, 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道德他律 篇9

关键词：大学生宿舍,网络伦理,“自律”,“他律”,价值结构

“自律”指道德来自于自我觉醒中的自主意识。而“他律”则是对外在因素的尊重, 从而达到规范自身行为能力的目的。网络伦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是几乎没有学者对大学生宿舍网络伦理所表现出来的“自律”与“他律”价值结构进行分析, 因而导致大学生宿舍网络伦理道德成效不显著, 进展不大。本文以此入手, 试图对大学生宿舍网络伦理“自律”与“他律”的价值结构作一番探析。

一、大学生宿舍网络伦理“自律”与“他律”问题与特征

大学生宿舍网络行为“自律”与“他律”意识淡漠。笔者在2015年5月对河北省内六所不同类型高校进行宿舍网络文化抽样调研时发现, 20.6%的同学认为可以在宿舍随心所欲上网;5.1%的同学认为自己已上交网费, 在宿舍上网无可厚非, 11.0%的同学认为宿舍网络恶化了学术抄袭的行为, 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河北省大学生宿舍网络行为“自律”与“他律”意识淡漠。

大学生宿舍网络收费“自律”与“他律”行为缺失。现阶段, 河北省内六所高校基本都在大学生宿舍内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出了宿舍网络付费策略。但是很多学生想尽办法来逃避宿舍网络收费。另外在调研中, 6.4%的同学经常在宿舍违规使用电器;32.6%的同学偶尔违规使用电器。可见, 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行政监管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大学生宿舍网络管理“自律”与“他律”观念落后。河北省内六所高校大学生宿舍网络已成为各校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它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 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思想心理和行为方式也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网络信息时代要克服传统的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弊端, 及时更新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观念, 充分发挥“自律”与“他律”的价值作用, 以适应新形势, 分析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二、大学生宿舍网络伦理“自律”与“他律”价值表现及成因分析

伦理道德“他律”的价值是对个人欲望的适当把握, 通过行为规范来明确界定下来, 从而能形成一种约束力量, 表现出“自律”的价值所在而最终实现“自律”与“他律”的有效结合。大学生宿舍网络是一种由封闭型的道德向开放型道德转化的伦理道德类型, 容易导致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观念丧失, 也是对现实伦理情感的一种巨大挑战。在道德“他律”向“自律”转变的过程中, 道德认识是前提, 它给活动注入了强烈的内在能动力, 并形成主体意识和向上发展的强烈愿望。经过实践, 形成一种认同感和内在要求, 这是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转变的一个过程, 道德实践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实, 根本原因在于适应了利益的需要, 失去了利益的驱动作用, 会让道德主体失去道德“他律”向“自律”转变的动力。大学生宿舍网络行为、收费和管理“自律”与“他律”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和特征主要根源在于涉及到了大学生群体的切身利益, 伦理道德的“自律”与“他律”价值结构在利益的冲击下, 无形之中会失去应有的调节作用。

三、大学生网络伦理“自律”与“他律”价值应对策略

1. 更新观念

其一, 树立不断学习观念, 提高自身能力素质。首先应该主要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的学习, 提高其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辨识能力。其次, 提高敏锐的网络信息概括加工意识。再次, 用积极认真的态度来提高大学生宿舍网络管理技术水平。其二, 树立平等待人观念, 加强网络思想交流。其三, 树立以情动人观念, 注重情感交流和心理养成。

2. 慎独内省

第一, 提高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自律意识。人类的自律意识对道德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只有具备强烈的自律意识, 才能充分发挥人格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并规范自己的网上行为。第二, 注重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技巧方法。首先,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技巧方法。其次, 置身网络、转变角色的技巧方法。

依规强控。首先, 在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中需要引入长期性和实效性思考机制来解决目标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传统意义上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模式主要是以管教为主, 这就压制了学生的个性, 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而且在现阶段, 如果不对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进行正确的引导, 对大学生未来的成长成才是极为不利的, 而且也阻碍了河北省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 大学生宿舍网络文化伦理道德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 但是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通过“自律”与“他律”价值结构的引入, 并且在四点措施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 相信能够为大学生宿舍网络伦理道德的加强和改善提供一个内在的支点和角度, 并为未来的高校教育教学提供一些重要的理论保障和道德支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