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

中国道德（精选12篇）

中国道德 篇1

今年, 我们迎来新中国六十华诞, 第六届公民道德论坛选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主题是再自然再贴切不过了。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在发言中强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要让广大青少年认识到, 今天欣欣向荣的国家面貌和安居乐业的人民生活的得来, 从根本上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认为, 在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里, 爱国主义都被看作是一项首要的公民美德。只有维护好祖国的独立、完整和安定, 才能维护好每一个公民生活和工作的自主、自由和安定;只有首先维护好、发展好国家的根本利益, 使祖国永远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 才能维护好、发展好我们每一个公民自身的切身利益, 实现我们追寻幸福生活的理想。

爱国主义作为情感、理智和行动三者交融的有机整体, 是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的统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根源和主干的中原文化, 以爱国主义和尊道贵德为主线的道德传承, 千百年来绵延不断, 道德典范层出不穷。“爱国精神代代相传, 但在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过去, 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是爱国;今天, 立足岗位、开拓创新是爱国。”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的副总经理秦文贵如是说。

中国道德 篇2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诞生之后，由于孔子和历朝历代贤人的努力贯输，忠孝 思想就慢慢形成了人们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忠孝思想主宰了中国人几千年，是维系国家和家庭不可或缺的纽带，自从有了这根纽带，国家的**和家庭的矛盾就成不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诞生之后，由于孔子和历朝历代贤人的努力贯输，“忠孝” 思想就慢慢形成了人们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忠孝”思想主宰了中国人几千年，是维系国家和家庭不可或缺的纽带，自从有了这根纽带，国家的**和家庭的矛盾就成不了主流，总可以平息**，化解矛盾，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家庭的温馨和睦。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人民安居乐业。

???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哪一个没有“忠孝”思想意识？宋朝的岳飞、明朝的文天祥他们都是具有中国传统“忠孝”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们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弃孝尽忠舍身报国。中国人如果没有“忠?孝”思想，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十三亿人民，也许早就象欧洲那样分裂成无数个小国，象中东地区长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更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样伟大的胜利。“忠孝”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发扬光大，决不能淡化和削弱。一旦抛弃了“忠孝”思想，国家和民族就会遭受重大的灾难。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更多地提倡个性和自由，有几千年传统的“忠孝”被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东西而逐渐被国人摈弃。尤其是文革中，“忠孝”思想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很多家庭因父子、夫妻政治观点不一致，闹得父子反目，夫妻离婚。十年**，把一个即将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国家搞成一团糟。更可怕的是抛弃了传统的“忠孝”思想，毁坏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造成了现在一些人的诚信危机，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少数政府官员的堕落腐败。

??? 在国人中倡导“忠孝”思想，并不是要恢复封建社会的愚忠愚孝，而是要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孝敬父母、孝敬尊长的良好社会风气，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再现中国礼仪之邦的风彩。当然，国家也应该视人民为父母，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对那些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百姓，要积极救助和扶持，帮助他们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几年来，中央提出“以德治国”的策略，通过“以德治国”来缓和矛盾，解决多年来困扰国人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在国人中补上“忠孝”思想教育这一课，那么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刘汉风）孔子的“忠孝”思想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主宰了中国人几千年。由于 “忠孝”思想小可保证家庭的温馨和睦、化解邻里矛盾，大可保证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人可以说，“忠孝”思想是维系国家和家庭不可或缺的纽带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忠孝合璧，家国一体”思想还有什么意义吗？

夏学銮：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因为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这种“家国一体”在意识形态上实际上是进行批判的，因为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化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思想为理论依托，它们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

现在我们讲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近年来的“国学热”就是在批判地使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已经很好地被吸收了，比如“忠孝”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好的部分，甚至可以看作是其精髓。对于忠孝合璧，其实它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文伦理的体现，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只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地使用，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

记者观察：“忠孝”在社会主义转型期有什么特殊性呢？

夏学銮：封建社会的“家国一体”具体表现在物质化方面，“家国重构、忠孝合璧”等封建社会的东西随着经济等物质形态的变化发生了改变。目前我们在批判地使用传统文化时，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要求来一分为二地区分其精华和糟粕。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个世俗社会，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文化形态包括感性文化和理性文化两个方面，由感性文化到理性文化的层面转变也是转型的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提出也反映了我们由世俗社会向神圣社会转变的要求，转型的完成也是有其标志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忠孝”已经是我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而“忠孝观念”上升为一种理性文化，它可以看作是转型期完成的标志。

“忠孝合壁”与“和谐家庭”“和谐社会”

记者观察：家庭可以看作是组成国家的细胞，你认为与建设“和谐社会”相比，我们建设“和谐家庭”有什么重要意义？

夏学銮：古人认为，人伦之道自夫妇始，家庭和睦有助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现代家庭继承了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国家并且以法律的形式把赡养老人和保护未成年人这些传统美德制度化，从法制上保证了家庭的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包含着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这两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同时包括供养和社会化两种基本的社会功能。处理好家庭关系，做到夫恩妇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保证家庭关系和谐，才能为社区和谐和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观察：和检验“和谐社会”相比，检验“和谐家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夏学銮：遵纪守法、夫妻恩爱、敬老爱幼、文明民主、勤俭节约、睦邻爱国是一个和谐文明家庭必须具备的特质。它们既是量度和谐家庭的指标，又是检测和谐家庭的标准。

记者观察：最后你能说一下“忠孝”这一传统文化观念对于“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意义吗？

夏学銮：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传统的礼义廉耻等是有亲缘关系的，可以认为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一个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传统观念的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包括“忠孝”在内的传统价值观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包括促进家庭和谐，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双亲与子女的和谐等等，一定会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这个系统全面工程要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来考虑，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性的和谐社会非常重要。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作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借鉴或者参考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汤一介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所谓的儒，释、道三个思想传统，其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和谐社会的一些构想，当然这些构想在历史上并没有实现过，因为它只是一种理想，甚至于还有一些是空想成份，所以一直也没有得到实现，尽管没有得到实现但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可以参考的价值。

汤一介主要介绍了儒家关于理想和谐社会的构想。他说，儒家的一部经典叫做《礼记》，这里面有一篇叫礼运，其中有一段是孔子谈“大同社会”的话，这个“大同社会”的话分解一下大概可以有四个要点：第一个也是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最好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它是为大众的，不是为个人的，这是它的一个要点；第二，孔子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应该能把有道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让他们来为社会服务，使得这个社会能够非常讲信用，非常和睦相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第三，他认为是各种人都能够有他的适当位置来为社会贡献他们的力量，比如说孤寡老人或者是有残疾的人也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养，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来生活，所以这样就可以保持社会每个人都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第四，这个社会是诚信的社会，是没有欺诈的，也没有偷盗的，是一个夜不闭户的美好社会。所以孔子认为这种社会就叫“大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既要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首先，要从认识上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不管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涵义和标准做怎样的理解，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和谐社会概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应该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社会构建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

其次，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关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人们多从现代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从传统文化方面认识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中”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反映达到理想的目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执中致和”，就是通过正确方法，实现美好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境界。故此，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的各种要素相互协调，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运行有序，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具有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的社会。“和”的本义是风调雨顺。《说文解字》中“和”也写作“咊”，从口禾声，从口表示入口的食物或发自口中的声音。禾声，则反映它来源于农作物之禾。只有风调雨顺，禾苗才能茁壮成长并喜获丰收，所以殷周时期有大量向天帝卜禾的记录。从此来看，“和”也就是顺。和谐社会应该是人各得其所，地各得其用，物各得其流的社会。《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又说，因为“和”字流行，从而使得“盉”、“龢”二字皆废，这说明在上古时期，“和”也写作“盉”、“龢”。五味调和曰“盉”，五音调和曰“龢”。“和”用调味器“盉”与乐器“龢”作为象征，说明“和”的状态不仅要让人感受口味好（生理上的快乐），还要悦耳（精神上的愉悦）。因此，和谐社会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意义，更在于它的精神意义，不仅要物质丰富，更要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互相认同和接纳，身心愉快。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从有若的话来看，以“和”为原则的人际关系在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的前提下，融入了亲亲意识，在身份和等级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用亲情、友情、温情连接着。所以从伦理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又应该是一种充满仁爱，到处洋溢着温情、善良和互相帮助的社会。虽然古代的“和”没有反对等级和差别，也没有指望消灭不平等，反而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等级和差别的合理性。但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用“和”与“同”相对立，否定了单一排他所造成的发展机能萎缩。所以“和”又有反对绝对同一，反对简单服从，主张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意义。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思想活跃，包容万芳，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

其三，要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建立理想社会提出的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设想。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多种社会和谐的设想，如儒家的“天下为公”理论、“大同之世”理论，道家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理论等等。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这部分内容的现代价值值得深入发掘。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儒家讲人伦的和谐是依靠礼乐制度来保障的。重视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强调道德自觉与追求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而孔子的仁礼学说，孟子的性善主张，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些修身立德的金玉良言显然具有其普遍长久的价值和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道家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老子把“小国寡民”作为他的和谐社会理想，庄子所构想的和谐社会里，有“至德之世”、“建德之国”、“至治之世”等等。在老、庄这些理想的和谐社会之中，人的文化本性同样被充分地解构，剩下的只有人的自然本性。人生以回归自然为主要目的，人摆脱了一切文化的羁绊，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样，在道家看来，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从，并把自我意识看作是不和谐的根源，是自我意识造就了自身与自然的对立。这种取消自我意识与物融为一体的和谐，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但道家的和谐观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借鉴。

中国道德 篇3

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共识说到底是当代中国全体成员利益反映在道德领域的集合。中国梦是这一集合的最新表述。

一、中国梦的基本内涵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它既强调要追求国家与民族的整体进步，又强调要实现个人的幸福生活。国家富强是中国梦的首要内涵。中国近现代史证明，国家不强盛，人民的幸福就得不到保证。民族振兴是中国梦的应有之意。中国近代以前是世界的楷模，是世界竞相学习的典范，但没落的清王朝使得中华民族蒙受耻辱。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落脚点。

二、当代道德共识基本内涵

道德共识是普适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道德共识的具体内涵能普遍地适用于一定社会，经过努力人人都能得以遵循。道德共识是在个体自主地选择自我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基础上的，是以正视多元合理性和包容个性为前提的。道德共识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它是现代多元社会企图超越现代性道德困境的一种道德理想诉求。道德共识的这种理想性是社会发展规律于道德上的反映，同时它也能够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现实。道德共识是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它的具体内涵具有逻辑一贯性，这是社会主体的道德决定能具有某种稳定性的前提。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总体上会呈现出不断进步的态势。

三、以中国梦来整合中国当代道德共识

“中国梦”作为当今中国思想意识领域的新旗帜，对社会共识的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1.利益整合是根本前提。利益是人思想行为的根本动因。中国梦是对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利益是思想的基础。个体梦想既是中国梦存在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中国梦必须回应的时代关切。中国梦是对人民群众利益内涵的扩展。它是对人民呼声、人民期待的回应；是对人民平等权利、公平正义的响应；是对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回馈。最后，中国梦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矛盾的协调。中国梦的三大目标是当前处理人民利益矛盾的标准尺度。尤其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形势下，以中国梦为大目标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利益关系改革的难题，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2.价值整合是主要动力。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性描述。第一，明确价值主体。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三大价值目标。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价值主体之间的最佳沟通点和契合点。“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第二，引领价值取向。中国梦整合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对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思想保证作用。

3.情感整合是重要保障。中国梦通过对不同社会成员的爱国情感、民族情感的激发、巩固和升华，为社会共识的整合提供保障。第一，中国梦激发爱国热情和民族激情。苦难深重、命运多舛的中国近代史呼唤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中国梦正唤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激情，召唤中国人民沿着中国道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中国梦能巩固爱国热情、民族情感。中国梦道出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反映了所有炎黄子孙对于民族复兴的共同愿望，对于人民群众爱国情感、民族情感的巩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三，中国梦能升华爱国热情、民族情感。随着中国梦的理论化，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会变得更加科学理性。一方面，它会内化到人们的理想信念当中，生成为人们对国家持久稳定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它又会通过人们的思想行为外化出来，转化为大家共同奋斗的情感保障。

4.信仰整合是最终目标。信仰是人们认识生命活动和客观世界的最高准则。中国梦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中国道路是共产主义信仰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是人们实现最高信仰的阶段性产物。中国梦提供了阶段性信仰，它能克服一种无信仰状态和多信仰状态，消解社会的信仰危机，有助于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立场。中国梦，有助于在全社会构筑起统一的信仰理念和信仰体系，彰显理想信仰对于人如何认识自身存在、认识人生目的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心理观研究 篇4

1、“道”、“德”的出现

从词源上考据, “德”字先于“道”字出现, “德”最早出现于殷墟甲骨文中, “道”字的首次出现则是在甲骨文之后的金文里。在先秦文献中, “道”与“德”多分开使用。在古代典籍中, “道”、“德”是分开使用的, “道”最初指的是道路, 同时也隐含了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参与, 将“道”的内涵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及人的行为规范。随着社会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人们思维的提高, “道”包涵了更加具体的内容, 如王道, 皇天之道。对“道”理解上升到哲学层面, 即为世界万物运转所必须遵守的规律。

2、“道”、“德”之间的联系

由于早期的人类社会, 生产力低下, 对自然的膜拜, “德”指“具体行为”。到西周时, 强调内心的参入, 即正直的行为、善行。“德”是对“道”的领悟和运用。

西周早期, “德”字作为一种“行为”或“作为”的意思使用。春秋时期, 孔子认为“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孔子认为道德, 礼制都是可以引导民众的。孟子主张“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 无善恶之心, 非人也。”他认为人要有同情心和善恶分明, 要有道德判断力。老子日:“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德善;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此中的“德善”与“德信”便通于“得善”、“得信”。《荀子·解蔽》中“德道之人”亦指“得道的人”。道德既包含一种内化的过程也包含一种外化的过程, “道”是“德”的内在转化, “内化”指个体将外在要求转变为内在需要的过程。道德的内化指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德”是“道”的外化, “外化”指将内化形成的道德认知和道德信念用行为表现出来。“外化”指强调要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将被个体内化的“德”还需外推与人 (德行) 并使他人也“得到”。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心理观

中国古代典籍中表明道德既指人们所要遵循的必要的社会规则, 也包括人们遵守规则所表现的品质。道家和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部分, 道家认为道德就是人们对道的把握和理解。不是简单地对规范理解而是要个体参与和体悟为基础的, 侧重于一种认知能力。儒家认为道德应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勇。这里指儒家的道德心理, 主要是指促成人们将道德认知转化成实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 即情感上愿意去实践或追求某一道德行为, 意志上有持之以恒的毅力的心理机制。在这个心理动力机制中, 最重要的情感动力是人格培养的自我满足感和人格缺失的耻辱感 (“知耻近乎勇”) 。

三、中国传统道德心理观的特点

1、强调模仿学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古人在对道德的概念理解中采取了注重身教、环境陶冶和潜移默化的方法。传统道德概念强调道德就是有高尚品质的人或行为。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圣人的行为就是道德,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因此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向受教育者示范, 或者利用榜样人物的行为向受教育者示范之, 引起受教育者情感上的共鸣, 激发受教育者有意无意地接受并模仿示范者, 使受教育者产生于示范者类型的行为。道德概念中的古人所推崇的“圣人”的品德或行为, 就是一种模仿学习。学习是通过模仿过程而产生的, 即一个人通过观察另一个人 (榜样) 的行为反应而学习了某种特殊的反应方式。利用人的无意识心理和模仿学习来转变人的心理过程, 来达到“德”。

2、注重认知提高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中“在明明德”指出要领悟和了解“德”才能获得“大学之道”。中国传统道德心理一直强调贵心悟。心悟是一种认识手段, 在形式上看, 属于直觉思维和整体思维,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色。古人认识到, 做个有道德的人说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很难, 强调要有心悟, 提高道德认知, 在内心中增加自己的兴趣, 增强内部强化。《大学》中提出“物格而后知致, 知致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它要求个体必须先进行长期的格物致知, 而后经过修习后才能把握“心正”, 直至“天下平”。在中国传统的道德心理中侧重于道德认知的提高, 将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内化, 激发道德行为。

3、增强道德意志

道德意志指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做出抉择的顽强毅力和坚持精神, 坚持自身认定的行为方式, 形成行为习惯。《礼记.中庸》中“知耻近乎勇”的意思就是要人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和夸耀的品质。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耻的文化”。古人十分重视通过羞耻教育来培养人的道德意志。一个人的羞耻感可以克服个体的不良行为, 增强道德行为。

“君子必慎独也”是传统道德心理理论中所强调的, 它是指个体在独处无人监督之处, 仍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按一定的道德准则行动。慎独是一种自律, 自觉地磨练自己的道德意志, 培养和造就个人道德行为。

四、传统道德心理观的教育意义

1、培养多维道德观

在传统文化中, 道德的概念不仅仅指行为规范, 而是成为个体的一种内在需要, 是个体行为选择的结果。多维道德观指道德从根本上说更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是基于道德内涵的多层次性, 依据对道德的理解自下而上逐层提升的特点, 以个人的心灵参与和体悟为基础, 在自身需要发展的推动下自己创造的道德。无论从教育概念本身还是从一个充分发展的主体来看, 都要求一个人能够独立思考。灌输, 由于试图封闭人的思想而与这种要求格格不入。因此, 对道德培养中, 不仅仅对道德规范的灌输, 而应该关注受教育者个体的生命体验和内在精神的发展要求为目标, 重点培养个体对道德的领悟与道德思维能力。

2、让道德回归到生活

中国传统道德心理认为道德来自生活, “道”、“德”的最初概念就是从社会实践的总结出来的。老子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体, 它体现于万物之中, 涵养万物, 促成万物, 使万物得以自然生息。而“德”是体现于具体事物中的“道”, 是道的功能的体现。人的一般品德心理特征, 无论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习惯, 以及由此而构建的道德信念, 都是因参与道德实践而产生。因此, 道德教育是要和实际联系, 要用现实生活中事例和榜样进行教育。德育是培养人的德性, 德性来自于社会规范, 因此培养道德就要在社会生活中体验和感受。

3、提高道德自律

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从道德自律阶段进入了道德自由阶段。现在国人的道德教育,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一种没有主体的教育, 以单纯的灌输为主。科尔伯格说:“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 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培养道德自律是很有必要的, 个体需要自觉地用“现实的我”与“道德的我”不断斗争的过程, 一旦二者之间趋于融合统一, 品德修养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 不逾矩”。道德本身来自于社会生活规范。个体不仅要学习和掌握社会生活规范, 还要在生活中经受磨练, 才能体验生活和感悟生活。提高道德自律, 以便使人们自觉地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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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道德问题 篇5

处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感慨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社会上出现了“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一向以重道崇德而自豪的文明古国中国,近年时间以来,也频频爆出关于道德的种种负面新闻,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震动。国人纷纷发问：社会道德状况如何,是不是遭遇了“道德寒冬”,正在道德滑坡?近60年来我们连续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如此之大的转变，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超大国家里来说，其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举世所罕见。但与此同时也时时处处伴随有社会道德方面的转变。

中国目前的社会道德存在着种种道德缺失的现象，虽然改革开放使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劳朴素、诚实善良的始终成为社会的主流。在遇到自然和社会灾害面前，会出现那样多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局面。但也不缺乏负面的道德观。例如比较严重的官场中腐败。从古至今，中国人一提到官场，第一反应就是官员的“贪污腐败”“道德沦丧”，而且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现象虽然感到有些愤怒，但却也无可奈何，直至最后不得已才理所当然的接受。也正是因为官场的“贪污腐败·钱权交易·行贿受贿”成为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在人们心中成为不得不接受甚至是可接受的现象时，腐败便形成了一种文化，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是可延续的，当腐败文化在中国肆意横行时，会带来很多制度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并且将贻害千古。而今天的中国显然已经到了这种糟糕的地步，而其结果便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的财富、成果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如同“青蛙效应”中的青蛙一样慢慢的莫名其妙的死去。

再把视线投向整个社会，类似南京彭宇案、小悦悦事件、十四岁卖淫女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等屡见不鲜。对于所有黑头发黄皮肤讲汉语的中国人来说，“中国”这个词包含了无限的情感与温馨，我们对于脚下的这篇土地有着超出想象的眷恋与热爱......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永远都是这样“固执”，因为，我们深深的爱着我们的民族、国家。可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国家病了而且病的不轻，甚至不止一个危言耸听的家伙告诉我，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带着对这个民族、国家无比忠诚、期盼的我，也时不时的思考着我们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曾经，我们的理想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现在这个理想大多数国人已经实现了而且正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追求，可是反过头来我们却发现自己的心灵是那样空虚，精神是那么的作伪。一切盲目向钱看，导致了任何神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在中国发生。了钱，商家可以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为了钱，颠倒黑白诬陷好人，为了钱，不顾廉耻笑贫不笑娼......更有甚者：“不贪污，我做官干什么？”

改变中国：靠制度？靠道德？ 篇6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曾经的乌托邦

官方哲学主张物质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意识、观念及社会政治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此外，意识反过来也可以影响物质。极少数人作为先知先觉者，可以用先进思想改造群众，精神一旦完成革命，就可以焕发出无穷力量，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是现代中国革命传统的主要哲学依据。它强调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认为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可以建成新社会。

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乌托邦理想破灭了。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反思的年代，部分人把“文革”之祸归咎于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民主的、科学的，这样的传统注定了西方会建立起现代宪政制度，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

其实，这种文化决定论并不是新东西。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曾对中国文化传统痛加批判，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文化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有人主张把中国书扔到茅厕，为1980年代划上休止符的《河殇》则要中国全面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人们又放弃了文化决定论，进入了制度决定论时代。随着市场经济获得承认，比较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显学。制度决定论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设计合理的制度。好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制度则可能使好人变坏。

因此，只要碰到社会问题，舆论马上就呼吁改进制度。正是在这种思考方式的引导下，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制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承认私人产权、市场制度、民主与法治制度等。

不过，在法治国家运转良好的制度，在中国有时却产生了令人失望的后果。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橘变为枳的原因是，优良的制度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套，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唯有进一步完善已有制度，并引入配套制度。

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扭曲的制度使人的行为也趋向扭曲，那么，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的人有没有可能进行变革，变革的动力何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制度决定论陷入某种困境。

于是，过去十几年来，谁来进行变革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被省略了。假如非说不可，一位年轻学者给出的答案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当人群中哪怕是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部门时，他也许会给我们的制度改革带来关键性的第一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对于当初的改革开放所起到的关键性推动作用一样。”

这真是奇妙的逻辑跳跃：制度决定论突然变成了英雄创世论。当然，谁也不能排除出现这种“第一推动者”的可能，但把国家的前途交给偶然的命运、运气，显然是很不靠谱的事。

难能可贵的“立法企业家”

制度决定论的一个严重缺失就是假定制度自己会变革。其实，制度不可能自天而降，也不可能自行变化。相反，制度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推动着变化的。

人的变革意识从哪里来？它源于人们的道德感：人们是因为觉得现实不“好”才形成变革意识的，而好、坏是由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决定的。现有制度不合理，所以人们希望变革。但是，不合理的制度必然造就一些依附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变革。有些时候，变革者甚至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包括杀身之祸。这时，能否坚定地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道德勇气，亦即求善的意志。只有当这种意志压倒了人们的担心、恐惧，变革才会付诸行动。

举例说，假设政府不合理地禁止企业进入某个领域。面对这样的规则，企业家大体可在四个策略之中进行选择：第一，放弃进入企图；第二，贿买管制的官员，购买进入的特权；第三，不理睬该规则而自行交易，形成黑市；第四，要求改变规则，放开市场进入。

选择第一种策略的企业家既无强烈的是非感，也缺乏道德勇气。选择第二种策略会使旧体制更坚固，官员从不合理的管制中获得利益，倾向于维护与扩大管制。第三种选择倒是形成了市场，但这个市场没有稳定的规则，人们的行为必然短期化，随时可能毁灭。

唯一可取的是第四种选择。但这需要双重勇气，首先是放弃从不合理制度中寻租的勇气，其次是改变不合理制度的勇气。他们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们具有较为强烈的是非对错观念：贿买官员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黑市也不是正派人应当进入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变革，是因为他们希望正当地进入市场，更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不应实施不合理的管制，而应当做正确的事。

他们就是所谓的“立法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献身于理想，就像科学家献身于科学事业。他们不仅仅是进行利益的计算或“算计”，他们还有长远的视野，追求金钱之外的东西。一个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这种有道德情操的人，他们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

避免跌入“道德理想国”深渊

制度决定论者对此可能不以为然。只要有人谈起道德，他们马上联想到人类历史上道德理想主义所导致的可怕灾难。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不过，在人类历史上，同样可以找到道德推动社会变革，但又保持克制，没有堕入道德理想国深渊的例证。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美国几乎人人信仰宗教，人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但美国并没有成为人们所担心的道德理想国。托克维尔指出了其中的秘密：在美国，道德世界与政治世界是分立的，宗教不去干预政治，权力也不去支配宗教。由此形成一种奇妙的格局：一方面，在政治世界，“政治的原则和一切人定的法律与制度都可以依自己之好恶制定或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克制自己不进入道德世界，相反，不加思索地接受宗教的信念。美国立宪过程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立宪者对权力进行分解、搭配，设计了全新的政府形式，但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美国的文化、宗教、价值，而是把这些当成既定的东西予以接受。

恰恰是这些既定的“民風”，即宗教、道德、伦理规范，使美国人具有基本的道德感，克服其个人主义倾向，面向自己的灵魂，面向自己的同胞，关心他人，与他人合作，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进而参与公共事务，改进制度。

托克维尔认为，制度同样是重要的，但没有道德激励，社会的良性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道德虽然重要，但并不需要人人成为圣人，因而不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和灵魂革命；相反，只要具备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比一般人好一点点，对不道德的行动、规则有那么一些敏感的“一般的好人”就足够了。这样的好人是理性而务实的，他们不想改造别人，只是想让社会真正能够优胜劣汰，让坏人受到惩罚，让好人得到好报。这自然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道德和伦理，诱导人们遵守规则，采取正当行为。

今天，中国社会要维持良性运转、推进制度变革，所缺乏的不是圣人，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企业家有一点点人性，就不大可能发生毒奶粉事件，如果企业家还知道一点点社会禁忌，就不会发生百度霸王搜索事件。人们总是呼吁制度变革，但可能恰恰忘记了：自己就是制度变革的动力所在。

也许，推动社会变革，制度与道德谁更重要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而且可以预料，这一问题不会有唯一正确的解答。然而，在道德问题屡屡为人诟病的当下，确实需要那么一批有道德勇气、怀着美好愿望而又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去推动整个社会制度的良性转变——所幸，在当代中国，不乏这样的人。

中国教学道德思想的历史梳理 篇7

中国传统教育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进, 但总体却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以“仁、礼”为准绳, 来衡量教学行为, 规范教学过程。从孔子的“仁者不忧”、孟子的“舍生取义”, 到朱熹的“教理、教事”都在彰显着德育为核心的教学思想。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五育并举”的方针中也首倡道德教育。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教育教学思想, 要求把道德教育融入到知识教育中, 认为知识教学过程也就是道德培养过程。教育教学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实施要求都被赋予了浓厚的伦理道德的内涵,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道德教育居于首位, 形成了泛道德化的教学。

(一) 古代时期。

孟子作为孔子嫡传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明确提出了“明人伦”的教学目的。“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 后世称为“五伦”。而设立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要“明人伦”, 孟子说:“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痒, 学则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 小民亲于下。” (《孟子·滕文公上》) 而从孟子提出此教育目的后, 也确立了后世两千年的中国教育性质, 即伦理教育。

《学记》是中国最早的专门论述教学的论著, 在“教学为先”的主张下, 提出“化民成俗”的教学目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通过有目的的教学, 使得人们能够形成良好的道德和智慧。

董仲舒提倡道德教化为本的教学。“三纲五常”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也是教学的根本依据。在此思想指导下, 他认为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德性, 更加突出了儒学伦理道德教育特色。

韩愈认为教育要“明先王之教”, 要“学所以为道”。而“先王之教”就是仁义道德, 并且这些仁义道德体现在从小到饮食习惯, 大到社会政治的一切事物中。只有学好仁义道德, 方可安身立命。

朱熹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的集大成者, 提出了“明天理, 灭人欲”的教育目的。他认为“天理”与“人欲”不可共存, 要“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 方始是学。” (《朱子语类》卷十三) 所以学校的教学要以“明人伦”为目的, 重视道德教育。

(二) 近现代时期。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波及中国, 出现了很多反对封建教育, 倡导教学改革的教育家, 蔡元培则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

蔡元培提出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宗旨。他提出的“健全人格”的培养实际就是一种身心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并在此宗旨下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五育分别指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经验。这其中, 他又尤为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在出任教育总长后, 公布的《教育宗旨令》中明确指出“注重道德教育, 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1]五育并举体现了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延续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教学道德思想。

二、初步的教学民主思想

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学方针可以说是最早的教学民主思想。《学记》中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认为师生在教学中可以相互促进。韩愈提倡“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些古代教育家在教学实践中提出了初步的教学民主思想。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教学中也提倡充分尊重学生, 教师要放下架子, 与学生平等交流。

(一) 古代时期。

孔子教学中, 奉行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 把受教育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到平民。在孔子的学生中, 有穷居陋巷的颜回, 有以黎藿为食的子路, 有商人出身的子贡, 也有出身贵族的司马牛。孔子这种有教无类的方针体现了教学的平等和公正。孔子认为无论学习知识还是培养道德都要建立在学生主动性上,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要求教学必须在学生有所思考的基础上进行, 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不能无视学生的情况而灌输。孔子还特别注意学生的差异, 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

王充认为在教学中, 学生要敢于“问难”与“距师”。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 要充分激发思维, 而不能惟师是从, 要“师弟子相诃难”, 从而“激而深切, 触而箸明”。这种敢于批判, 敢于否定的教学思想正是教学中的一种真谛。

王夫之认为教学是师生的共同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是主导, 但要靠学生的自觉学习, 教学才有成效。教学原则方面。王夫之认为教学要“因人而进”, 学生的天资各异, 教学必须有针对性, 教师要在了解学生性情的基础上, 采用适合学生个性特点的方法去教学。另外, 教学要按一定的顺序, 要遵循人能力发展的规律。这些教学原则体现着教学的合理内核。

王守仁在批判传统儿童教育的基础上, 提出教育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 要采用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 使用强制、体罚的方法只能是事与愿违。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 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儿童“如草木始萌芽, 舒畅之则条达, 摧挠之则衰萎。”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所以, 教育必须顺应儿童性情, 让儿童像草木一样自然生长。另外要量力施教, 要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来进行教学, 要“随人分限所及”, 使儿童爱学、乐学。

(二) 近现代时期。

蔡元培提倡在教学中要注重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要“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 要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1]反对压抑学生的个性去进行教学, 提倡学生自主学习, 要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研究精神。

陶行知提倡尊重学生, 鼓励创新。他不仅要求教师要热爱学生, 而且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要努力激发儿童的创造性, 在教学中, 要“不耻下问”, 甚至以生为师。

三、注重教师的作用, 强调教师的德行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中, 都特别重视教师的作用和地位。荀子将天地君亲师次第排列, 将尊师视为国家兴旺之本。《学记》中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也特别强调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对教师作用的重视, 在德育为先的中国古代教学中, 势必尤为注重教师德行的示范作用。孔子说“身正令从”、《学记》中的“师严道尊”、董仲舒说“善为师者, 既美其道, 有慎其行”, 以及后世各代教育家都特别注重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 认为教师必须要“正言、正行、正教”, 对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言行举止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

(一) 古代时期。

孔子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身教胜于言传, 所以特别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 他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教师对学生要“诲人不倦”, 要爱护学生。对学生不仅要有耐心、恒心, 更要有爱心。曾表白说“爱之, 能勿劳乎?忠焉, 能勿诲乎?”

孟子将教学作为人生三大乐事之一, 提出了教学要“盈科而后进”, 否则就会像“揠苗助长”一样, “非徒无益, 而又害之”。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还强调“教亦多术”, 对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学记》中强调“师严然后道尊”、“能为师然后能为长,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对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 又知教之所由废, 然后可以为师也”。教师在教学中还要能“长善救失”、“及时施教”、“循序渐进”, 要注意学生差异, 要遵循一定的顺序, 帮助学生扬长补短。

董仲舒对教师提出“圣化”的要求。说“善为师者, 既美其道, 有慎其行, 齐 (剂) 时蚤晚, 任多少, 适疾徐, 造而勿趋, 稽而勿苦, 省其所为, 而成其所湛, 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 ” (《春秋繁露·玉杯》) 明确要求教师采取最有成效即“圣化”的教学。

韩愈也主张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他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 要不耻下问, 要鼓励学生不迷信权威, 敢于创新。这种教学民主的思想, 正是教学道德性的重要内涵。

王夫之认为教学要有效进行, 教师一是要善教、乐教, 即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 又要有热爱教学的精神, 这样才能使学生爱学、乐学。他说“善教育者必有善学者, 而后其教之益大。”二是教师必须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教学中要“正言”、“正行”、“正教”。教师必须能以身作则。

(二) 近现代时期。

蔡元培提倡教育独立, 教学自由。认为教育不能过多地依附于政治和教会等, 要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空间。教师要有学术上的研究自由, 可以自由地交流和讲授。但特别强调要实现这些目标, 教师本身要有过硬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

陶行知的教学道德思想中突出体现了教师要热爱教育, 热爱学生的特点。陶行知在其一生的教育生涯中都在践行着这一教育信念。“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不仅是他自己的写照, 也是他对教师职业的期望。他提倡平民教育、乡村教育, 大力推广普及教育, 创办了晓庄学校等面向平民大众的教育基地。教育民主、教学平等的思想贯其一生。

四、社会本位的教学道德培养目标

中国古代社会重国家轻个人, 个人的道德取向以社会道德性为目标。教学的目的和学习的目的体现政治化的特色。“学而优则仕”, 是古代学子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教育教学的价值判断以是否符合政治要求为标准, “仁政”、“德治”的目标在于培养恪守纲常礼法的文人。

孔子的教学目的是与他的政治主张密切相连的。孔子认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 达到“学而优则仕”。所谓“君子”, 不仅有才, 更要有德, 又尤为重视君子的品格, 对此还提出了“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论语·宪问》) 的具体要求。所以在孔子的教育中, 德育居于首要地位。并且将知识教育融入德育之中, 以知识学问为基础, 来提升道德品质。

孟子在立足仁义礼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形象。要相信正义, 要有“浩然之气”, 甚至舍身取义。可以说“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 的“大丈夫”形象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王充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造人性, 也可以改造社会。在充分肯定教育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了培养“文人”、“鸿儒”的教学目标。王充将当时的知识分子分为五个层次, 文吏、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其中文人和鸿儒是教学的培养目标。这两种人才不局限于所学的知识, 能够将所知所学融会贯通, 更好地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

朱熹提倡将所学伦理知识身体力行, 将所学之理转化到实际行动中。实行分阶段的教学方法, 关于小学教育, 朱熹认为要“教以事”, 使儿童通过具体的日常做事, 学习一定的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 使其在习惯的养成中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对于大学的教育, 教学的重点则是要“教以理”。使其知“事物之所以然”, 以成长为封建社会所需的人才。

摘要：教学道德性的研究为当代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但通过对中国教育历史的梳理, 可以发现, 关于教学道德的思想其实一脉相承。以德育为中心的泛道德化教学, 教学民主原则, 重视教师德性, 社会本位的教学道德培养目标都在彰显着教学的道德性解读。

关键词：道德化,教学民主,道德思想

参考文献

浅谈中国社会之“道德入法” 篇8

道德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两个鲜明的特征。道德的形成是社会大系统中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基础、地理环境、政治体系、文化背景等等对道德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而这就决定了道德的历史性。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延续的过程, 这也决定了道德的历史延续性。道德赖以成长的土壤也决定了道德的民族性, 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 不同民族的道德不可能完全相同, 有时甚至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多妻制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制度, 而在非洲某些国家却被视为不违反道德。这些差异会因为道德的历史性而不断传承, 虽然经过人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 可能会有些改变, 甚至是不同民族道德的趋同化, 但是总有些因素是历久弥新、难以消磨的。况且, 我们社会的某些道德因素却是我们倍感珍贵, 需要发扬光大、传承万世的。比如我们的先哲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历经几千年而不倒, 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不但在中华民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德对立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 社会的主流道德思想应当作为立法指导思想的导师, 前者要对后者起到一个指引方向、制约的作用;另一方面, 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应当成为法律规范, 用法律的力量保证社会中人们的道德良知, 保证文明社会的进程。一些值得追求的道德甚至可以有条件地成为法律规范。

在立法时, 充分考虑道德的因素要做到以上两方面, 首先就必须慎重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因素。几千年的文明史,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民族也早已被认为是“礼仪之邦”, 有太多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道德因素。中华法系是世界上影响深远的四大法系之一, 中国传统法制历来十分注重道德在法制中的作用。“以礼入法”、“德主刑辅”, 道德的因素不但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 更深入渗透到法律指导思想中。

“我们现今的法律同时是中国传统法律、西方自由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法律的混合体。反过来也可以说, 我们的法律既欠缺中国传统, 也欠缺东洋和西洋的法律传统。法律职业者们所学和所用的是西方的法典, 而要解决的则是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 (1)

英国著名法学家麦考密克在其著作《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中论证:“在实证主义和自然法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同的地方, 即法律制度的形成是有一个共同的标准的, 这个标准即社会的认可。” (2) 一部法律只有能够顾及老百姓的道德考量, 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形成对这部法律的“社会认可”。因此, 我们在立法时应该更加注重我们社会的特色, 深入调研, 弄清这部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在我国社会的大体情况, 了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想法和认同。正如苏力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 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 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 也许最不起眼的习惯、惯例。” (3)

富勒在其著作《法律的道德性》中把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 分别表达为“你应该如此”和“你不该如此”的语句。前者一般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美德, 做到了会得到赞赏, 做不到一般也不会受到道德的非难;后者则是基本道德克以人们的义务, 是作为一个正常人都应遵守的道德底线, 对这类道德你做到了不会得到赞赏, 做不到会受到道德甚至法律的非难。 (4) 因此富勒这里的“义务的道德”即我所指的“道德底线”, 也应该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 这类道德就不能完全依靠人们的自律来实现, 而有必要把它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 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来保证其实现。例如, 子女照顾年迈的父母就是这种道德, 如果子女不尽孝道, 那么法律就应该克以子女这种义务。因此立法者在制定一部法律时, 就应谨慎地考察我们社会的这种基本道德, 尽可能地把这类道德都纳入到法律体系中, 达到法律和道德的契合, 用法律保证基本道德的实现, “惩恶扬善”, 形成社会的良好风气。同时, 这样的法律又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认同, 从而有助于形成自觉守法的习惯, 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两者形成良性循环, 互得益彰。

同时, “愿望的道德”对立法也有间接影响。有些西方国家甚至有条件地将见义勇为、扶危济贫法律化, 将其在刑法典中予以规定。例如, 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规定, “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 能够采取个人行动, 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 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 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 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5) 我们在立法时也可以考虑吸收这种经验。因为由于这方面法律的欠缺已经引发了一些社会的问题。如, 对于一个溺水者, 却先要谈好“价钱”才肯施救;一个跌倒在地需要帮助的老太太, 围观众人却顾虑重重不敢上前;盗窃抢劫者由于众人的冷漠, 能够肆无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如此等等。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反思, 怎样才能制止这种不正之风, 难道对于这种人我们的法律就真得无能为力么?笔者认为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的传统道德历来重视“助人为乐”,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的论证基础上, 在法律中予以有条件的规定。

在立法中注重道德的因素, 不但有助于提高立法的质量, 还有助于形成社会对法律的认同。同时, 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恶法”的产生。在立法中, 有更多的民意在里面, 社会推崇的道德作用越大, 法律就显得越加“如人意”, 越便于人们去遵守, 从而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

摘要：一个社会的法律只有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 才有助于法治秩序的形成和良好社会道德风气的养成。因此, 一方面我国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应该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保证所立之法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 防止“恶法”的出现;另一方面, 作为道德底线的法律应该上升为法律规范, 也可以有条件地把某些不属于道德底线但是应该追求的道德予以有条件的法律化, 以保证法律对良好道德风气养成的支撑。

关键词：道德,立法,立法指导思想,道德底线

参考文献

①吕世伦徐爱国:《西方著名法哲学家丛书》总序。

②[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 姜峰译, 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58页。

③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36页。

④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郑戈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中国道德 篇9

1“中国梦”的提出

2012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后提出“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2013年3月17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入阐述:“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是美好的, 实现这个梦需要对中国优良传统道德文化予以弘扬。特别是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宝贵的重要资源。因此, 借鉴传统文化的精华, 通过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在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基础上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2“中国梦”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的关系

其一, “中国梦”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内容。“中国梦”所包含的文化自觉、自强和自信, 打破了西方文化霸权;“中国梦”所蕴含的“三个倡导”, 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 呈现了时代精神和气质;“中国梦”所容纳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鼓舞了人心, 凝聚了力量。“中国梦”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提供了更富有时代气息和更加鲜活的内容支撑, 能够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的源头活水。

其二,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人才和道德支撑。从价值论范畴看, 效益体现了主体的尺度, 是对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起积极作用的结果, 表明了客体与主体的符合、重合情况。[1]“中国梦”的实现除了强大的经济支撑, 更有赖于人民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 大学生的道德素养是全社会的道德文明素质提升的关键一环, 对“中国梦”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有着巨大的影响。高校也是一个“道德场”, 是社会道德文化的高地、民族和社会良心的堡垒,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高校要坚守“道德围墙”, 不断增强道德文化建设能力, 力争成为“中国梦”实现的道德文化圣地和精神家园。

3 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路径

实现“中国梦”是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指向。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为切入点, 以教学为手段, 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蕴含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坚守气节、先义后利的崇高境界等为主要内容, 达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目的, 这种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在实现路径上, 通过教师传授路径和学生践行路径予以实现。

首先, 教师要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相关内容, 形成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理性认识;并搜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相关教学案例, 以充实教学内容;其次, 通过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认知———情感———意志———践行”过程, 即促进学生形成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正确认知, 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热爱,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认同感, 并通过自身言行践行“中国梦”。

第一, 探寻“中国梦”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契合点, 形成对教学的理论和案例支持。

在“中国梦”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内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等, 这些都充分体现着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爱国、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代代相传。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追根究底是人民梦, 这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然而,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荀子指出:“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因而主张“王者富民”。西汉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 君以为本, 吏以为本”。“民者, 万世之本也, 不可欺。”唐太宗对民贵君轻的思想体验更为深刻, 他说:“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畏也。”这些内容都是人民性的反映。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关系等处理,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也有丰富的案例资料:赵国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西汉苏武出使匈奴, 于北海畔牧羊, 受尽威胁利诱与折磨, 终不屈服, 坚持民族气节;张骞出使西域, 历经磨难而不辱使命, 不失民族气节, 终于开通了丝绸之路等, 他们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地位的高风亮节彪炳千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经典事实、经典故事、人物传记、朝代历史、诗歌散文、古典音乐、传统礼仪等等, 都可以成为教学中生动活泼、意蕴深厚的教学资料。

第二, 通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认知———情感———意志———践行”教学模式, 使学生自觉践行“中国梦”。

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促进学生形成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正确认知;通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典型案例, 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热爱;通过教学讨论、情景创设、视频展示等方法, 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认同感;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 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勇于奉献。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不仅重视道德感化, 更强调道德践履, “中国梦”的实现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主动实践。通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不断完善自身, 成就自己, 使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蕴含着许多哲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中国梦”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内容。在践行“中国梦”的背景下,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之中, 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 借鉴并吸收其中的优秀部分, 使其成为教学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中国梦,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学路径,思考

参考文献

中国道德 篇10

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当前道德问题;作者关注中国当前道德问题所采取的特有姿态,是直接面对,是现场拷问,是理性反思的直话直说。这种批判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这种批判“绝不是血腥的思想摧毁,也不是疯狂的文字杀戮,更不是盲目的观念屠宰;真正的批判,应当是抵达真理过程的疼痛泣诉,是充满原道精神的观念履新与思想审断,是大道智慧的系统碰撞,是慈悲情怀的悄然传递, 是人道信仰的深情引领。”

作者所关注的是如何在道德堕落的现实生活中重建道德,怎样在人性沉沦、良知泯灭、责任消解的利欲角逐场中重振人性、再展良知、责任。因而,这注定了作者的现场批判必须要同时指向两个方面,即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

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权力的飞扬跋扈和个体生命脆弱无奈的普遍状况,与制度、体制直接关联。比如 “垄断”如果没有制度的护航,还有垄断的存在吗? 而执法之所以成为“产业”,也在于司法制度的不健全使然。

然而,权力的飞扬跋扈与个体生命的脆弱无奈, 最终与社会知识的道德化相关。社会知识业在两个领域对社会道德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教育业;二是学术业。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只是成为观念意识形态教化的单纯工具的话,那么,今天的教育又在 “教育产业化”的政策推动下,几乎成了实质性的商业经营,教育远离了他自身而沦为金钱教育和等级强化教育,教育本身变成了社会道德堕落的鼓动力量。

没有思想,难有普遍的实践理性精神;没有思想的时代,注定了是道德堕落和人性沉沦的时代。学术永远是社会的公器,它象征着国家的荣誉与光辉(王国维),因为学术是以捍卫、弘扬、追求真理为己任,以通过对真理的弘扬和追求,在最深刻的维度上担当起匡正时世、导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而不是向权力缴械,向利益投降,与交易为伍,更不能以传播错误的观念为荣。

《拒绝堕落》无疑是空谷足音,它提醒我们反观自身,并寻求自赎的方式。但我要指出的是:对拒绝堕落的预期还是保持理性的好,企图靠个人自觉改变系统堕落的现状,不是白日做梦就是罹患妄想症。因为拒绝堕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可能撼动人最现实的生存基础。这时,问题就出现了:谁来保障拒绝堕落者的基本权利?谁来阻止堕落者的道德底线无限下延?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治土壤,何谈拒绝堕落,何谈灵魂救赎!作家狄马的冷静,源于对现实的更深层次的审视:在一个渴望堕落和追逐堕落的现场中,拒绝堕落何以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现场之所以充斥着渴望堕落、崇尚堕落、追逐堕落之风,完全在于堕落始终与权力、金钱、财富、利益、享乐、名誉、地位、身份等等密切关联,与各种现场效应、各种政绩、各种关系网络的缔结息息关联。堕落意味着可能获得所欲望的一切,堕落更意味着可以拥有不该拥有的一切。因而,“拒绝堕落何以可能?”竟成为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谁来拒绝堕落?进一步讲,谁愿意来拒绝堕落?我在长期开设的“利益与道德”讲座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学生问这样相同的问题:“老师,你讲的那些都是对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你要讲道德,就会寸步难行”。学生的困惑,恰好是当前中国道德堕落的缩影。崇尚、渴望、追逐堕落,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人们要活下去的不得已为之,这种被迫而为之的行动,最后层累成一种风气,一种行动模式,一种价值导向原则之后,堕落就成为了主动和时尚,纵然人们希望拒绝堕落,但在行动上有谁敢愿意拒绝堕落?

历史学家刘文瑞指出,“面对转型社会的伦理道德震荡,我们该叩问何方?陈旧的道德说教是那么滑稽,新型的伦理规范是那么遥远,彷徨在新旧之间的中国,迫切需要重建精神支柱!《拒绝堕落:中国道德问题现场批判》正是这样一种发人深省的力作。” 该书之所以被一些学者们认为是一本“能诊断和医治我们的道德‘疾病’,健康我们社会肌体的‘福音书’”,不仅仅在于它发出了“拒绝堕落”的时代性呼喊,也不仅仅在于因反思“拒绝堕落”何以可能而拷问制度道德构建的基石,更在于它无畏的勇敢,检讨着何以导致整个社会渴望堕落、追逐堕落的深层伦理根源和观念谬误。

中国食品安全的道德审视 篇11

[关键词]食品安全 道德审视 原因

[中图分类号] R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10-0090-02

2012年上半年还没过，问题胶囊、立顿茶饮、老酸奶果冻、蒙牛问题奶、松香鸡等食品安全事件，就接二连三地被媒体披露了出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由原来的“单一性事件”逐渐发展成涉及多种行业的“集体性事件”了。

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已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结果牺牲的是民众的健康。尽管政府监管、众民监督都在尽心尽力，食品安全问题却愈演愈烈。是什么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对此，我国有不少专家学者进行过研究，并将原因概述为以下几点：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不力， 包括法律法规未涵盖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 政府监管未形成无缝隙管理的整合模式； 制度设计未达到有效防控的科学标准等。但是大家都忽略了道德层面的影响作用。

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制度与体制上的问题，更是一个道德缺失的问题。本文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

（一） 平庸的恶无形中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陷

提起平庸，人们大多数会想到“不作为”。很少有人会将它与“恶”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它会对道德产生什么影响。

以食品行业为例，一些生产问题食品的一线工人，他们清楚地知道生产这些产品的每一环节，对于这些食品将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的危害也一清二楚，但他们仍然执行上级的命令进行生产。对于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这样做是否违背道德，他们没有过多考虑。我们对这个群体进行观察后不难发现，他们在生活中大都很平庸，并不具有明显的恶，也不会存心去做一些危害社会的事。他们只知道做好自己的工作，却不知道还有不该做的工作。他们思想麻木、缺乏独立的见解，只知道机械地执行命令。他们一般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赚钱供养家庭在他们看来是自己最大的责任，这份工作可以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得到满足，对于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他们不会去考虑。另外，还有的人存在“侥幸”心理。这些人认为自己不是主谋，自己只是受别人的指使去做，即使自己不做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自己的工作，而且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像这样的平庸者在我们的社会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对社会不会做出“极端恶”的事情，但是这种“平庸恶”却做了“极端恶”的“帮凶”，并危害着社会。这种无思想性，对正义与邪恶判断的麻木，同样能引发一个时代的道德沦陷。

（二）道德标准失衡的助推作用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当的？什么又是不正当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区分行为的道德与不道德？这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来进行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标准就是这样一个原则，用来区分行为的正确与否，正当与不正当，道德与不道德。不同的道德判断标准的影响力是不同的。道德标准的产生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1.不同的文化存在着不同的道德标准

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人们的道德标准是相当不同的，甚至是有冲突的。在A地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在B地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风俗文化。

现今，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各国文化开始交融。近年来，西方文化大肆涌进我国，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使我国原有的道德标准受到冲击。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西方商业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流行，改变了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如有些企业家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将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于是便有了为创造利润不择手段的做法。在他们看来，企业的目的是获取利润，作为一个企业家，其责任是维持企业良好的运营，并尽可能多的创造利润。至于运用什么方法和手段以及是否违反道德在他们看来是不重要的。这种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土壤滋生出来的思想是否正确？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我们在接收外来文化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对外来文化的全盘接收正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念。一旦这种外来文化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想，那么我们原有的道德判断标准对社会行为的约束就失去作用了。

2.同一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念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并形成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其中，儒家的道德观是众多思想中的经典，至今仍被我们推崇。

孔老夫子曾经说过：“富且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可以看出，孔子首先是肯定人们对金钱的追求的，他认为这是作为人应有的欲望。但是孔子主张金钱和地位应以仁道的方式得到，也就是说获取利益应该以道德的方式。作为个人，追求名利、金钱、地位应符合道德的要求，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然而在今天，人们大多断章取义，过度标榜 “富且贵，是人之所欲”，将个人的欲望无限放大，而对获得的方式是否道德与正当却避而不谈。原本是用来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思想，如今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偏差扭曲了我们的道德判断标准。

（三）责任感的缺失导致道德滑坡

责任关系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社会个体能否形成正确的责任感是社会生活能否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康德在其伦理学观点中认为：“责任”一词所表达的就是对我们行为的要求，即要求我们能够做到合乎规定或合乎道德规则所要求的那样去行动。[1]他将责任区分为外在责任和内在责任。

1.外在责任

外在责任是指不干涉他人自由与财产的责任。一个人在社会上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他就是什么角色，也就应当承担什么职责。例如，企业主的责任是生产出符合其价值的商品，工人的责任是确保生产出的产品优质，政府的责任是确保社会生活的正常有序进行，等等。这些都是社会赋予个体的责任，个体只有肩负着这种社会责任才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欲望、需求去行事，社会才能有序地运行。因此，外在责任就是将个体行为约束在一定的道德、法规范围内的社会压力。然而，在今天，这种约束个体行为的外在责任在逐渐淡化。人们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外在责任的淡化与缺失会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影响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正如在金钱的利诱下，企业出售伪劣产品、工人盲目生产、监管部门执法不利，等等，这也是我们今天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

2.内在责任

内在责任是个人对于自我的道德要求。康德认为，“内在责任产生于道德至上的原则，它服从于实践理性的规定，因而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具有的，是作为人应有的责任。”[2]在康德看来，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用他的理性作为判断价值的标准，由此看来，能够判断善恶正邪是人的本能。人的这种道德和判断善恶正邪的本能来源于人的善良意志，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善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内在责任普遍下降，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的道德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生活，说明人们的内在责任对个人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小，善良的意志已不再主导着人们的行为，道德原则正在承受着强烈的冲击。一旦这种内在约束瓦解，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就会坍塌，道德也就失去了其调节和规范的作用。

社会个体麻木、冷漠，道德判断标准的缺失，责任感的普遍下降，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等等，这就是我国当前的道德现状。道德对社会失去了调节和约束作用，整个社会秩序发生混乱，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道德失范。

在伦理学中道德失范是指社会生活中基本道德规范的缺失与不健全所导致的社会道德调节作用的弱化以及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社会行为层面的混乱无序。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这时候，多种文化观念交融，原有的思想观念被打破，新的道德标准还没有完全建立，人们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进行道德评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就会占上风，人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忽略责任道德的约束，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因此被打乱。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道德失范现象的反映。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和调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便失去了底线。因此，如果我们道德的约束和调节作用能重新建立起来，使人们都能拥有清晰且统一的道德观、责任感，那么食品安全的风波也许会因此得到解决。

[ 参 考 文 献 ]

[1] 龚群.现代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42.

[2] 龚群.现代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43.

中国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刍议 篇12

社会保障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作用。纵观医保推行的实践可以发现,由于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和经办监管的缺失,给患方提供了过度享受医疗服务的方便,也给医疗机构创造了过度供给、弄虚作假的机会。回顾现有该领域研究可以发现,医保道德风险的规避仍然没有得到良好控制。本文通过定性的文献研究法,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分析,从法律和道德双重视角分析造成医保道德风险的潜在因素,并探索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研究现状

中国学术界有关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期,李良军、牟一新、刘小平、盛宝军(1995)《医疗保险供方控制方法研究》[1]。他们认为医疗消费的质量会受到供方的“诱导需求”及其他道德损害。因此必须将医疗保险的营运结果与其自身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才能控制医保风险。这成为了理论界有关该问题的较早探讨,但是仅局限于研究供方欺诈,忽视需方欺诈可能。其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医疗保险的不断改革使医保制度缺憾逐渐凸显,理论界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从不同视角开始探讨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问题。黎民(2004)《社会保障领域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2]比较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制度特点,提出了一些规避道德风险的方法。温小霓(2006)《社会医疗保险风险研究》[3]分析了医保市场的不完善性特征,提出信息不对称、供方引致需求以及难以量度的医疗服务边际收益会导致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提倡通过建立两期代际交叠模型规避风险。毛瑛、范文斌、王枫叶(2006)《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博弈分析》[4]一文运用博弈论方法,对医疗机构、参保人、保险机构之间存在的道德风险博弈条件、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从破坏博弈条件、干扰破坏博弈过程两个角度防范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马蔚姝(2010)《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的制衡机制研究》[5]以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上涨部分的控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医疗保险制度内生的制衡作用,探寻如何通过医疗保险制衡机制体系的构建有效控制费用。

分析中国医保道德风险研究现状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数量日渐增多,质量日益深入,但是依然无法逆转日益猖獗的欺诈局面。现有成果参差不齐,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统计学视角通过博弈论、利用数学建模来分析问题;有的学者从社会学、管理学角度,通过政策分析、运用管理理论来解释现象。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医保道德风险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忽略实证研究的意义;并且就事论事,就制度论制度,太多关注政策制定,却忽略制度监管,往往有惩无罚,咎责体系的建议提出没有落到实处。本文旨在抛砖引玉,通过简要分析近年来媒体曝光的三个案例引出研究问题,探索性的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并呼吁法律和道德工具双管齐下来监控道德风险。

二、医保欺诈行为案例分析

近年来,社会各界有关医疗骗保事件曝光率的提高给社会敲响了警钟,这已不再是个案行为,它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欺诈。浏览数次媒介曝光骗保案件,可以将医疗骗保行为归结为三类:参保人员单独所为、医疗机构蓄意欺诈、医患合谋恶意骗保[6]。下面让我们回顾几个有代表性的医保欺诈案例。

参保人单独所为一般表现为伪造、涂改医疗保险票据、处方、病历;以欺骗、胁迫等手段重复开药、超量开药;转卖医疗保险基金报销的药品谋取不当利益;将本人的社保卡转借他人,或者使用他人社保卡并产生医疗费用;冒名住院骗取医保基金等。

案例:冒用医保卡,活人变“死人”[7]

2011年5月1日,在上海市某三级医院住院治疗的安徽人许某,因肝癌病情加重,医治无效死亡。医院开具死亡证明时,发现病历上登记的名字并不是许某本人。许某为贪图少付医疗费用,借用了沈某的医保卡,闹出了“活人”变“死人”的笑话。医保卡是参保人员的就医凭证,也是医疗费用结算凭证。冒用他人医保卡,不仅会造成医保基金的损失,也干扰了参保人员的正常就医,损害了参保人员的利益。个体自私贪婪的欲望与医保管理漏洞共同造就了活人变“死人”的笑话,造成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

医疗机构蓄意欺诈一般表现为虚开多报费用,伪造虚假住院证明、特殊病历;利用医学专业误导参保人员,多收取费用,而由医保“买单”;分解住院,迫使患者分几次住院,从中获取相应医保定额;降低住院收费标准,门诊病人归类为住院治疗,小病大治等。

案例:深圳市六联医院高额骗保案[8]

2008年7月18日下午4时左右,南方都市报接到群众举报,六联医院外三科主任严菖菖和另外几名医生与病人串通,伪造病历,骗取医保基金。经过调查发现,六联医院283份病历中85份存在问题,并总结出六联医院六宗罪:伪造入院诊断依据、伪造化验单据、无相关入院诊断依据或诊断依据不足、轻病入院、分解记账、过度治疗。近几年来,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频频发生,骗保医院很多,真正取消医保定点资格的却很少。这种缺陷不仅表现出医疗服务行业的监管不力和监管效果不佳,目前的支付方式也无法起到规范行为、控制不合理费用的目的。因此,有必要从加大处罚和监督力度两个方面入手防患于未然。

医患合谋恶意骗保一般表现为医患联手开具虚假医保支付项目,将非医保支付病种伪造为医保支付病种申报;挂床住院,虚设住院病人,所有开销都由医保买单,住院期间仍回家休养或回单位上班,住院费中仅包含检查费用和药品费用,而无相关住院费用;医院、药店为患者虚开两联不符票据,多开多报套取医保基金,将普通药物开成特殊病用药等。

案例:安徽蚌埠传染病院挂床套保案[9]

2006年4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揭露了蚌埠传染病医院违规套取医疗保险资金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仅2006年一年来,这家医院就以多种方式骗保113次,套取医保基金32.67万元,73名医务人员参与骗保。据蚌埠市卫生局调查,非典疫情发生后,这家医院为解决医院收入锐减和债务压力的问题,采取与病人合谋的方式,“挂床”收治医保住院病人,违规套取医保基金。所谓“挂床”是指虚设住院病人,医院把参保人的卡拿来办住院手续,本人根本不住院,检查、化验、打针、吃药等开销都由医保买单。种种迹象表明,“挂床住院”的背后可能还存在更多不为人知的黑心交易,日益严苛的社会现实呼吁我们,只惩不罚、只罚不改的事后作为已无法弥补体制和监管的漏洞。

三、医疗保险道德风险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无数的医疗骗保案件无不以触目惊心的数字向人们反映了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事件的严重危害,同时也进一步启发了人们去分析和解决这一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解析医疗保险系统

社会医疗保险运行中,有三个交易主体:医保的供给人(社保机构)、服务的提供人(医院)和保险的投保人(患者)[10]。由于医疗卫生服务具有福利性和公益性的特点,保护医疗卫生行业正常运转,需要由医疗保险发挥保障作用,也因此必然受到政府的行政管控,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医疗保险机构、投保人、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政府组成的四方立体关系:(1)医疗保险机构与投保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收取保险费、医疗费用报销等。(2)投保人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提供及接受服务和支付服务费用等。(3)医疗服务提供者与医疗保险机构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医疗保险机构为投保人确定服务项目、支付服务费用以及对服务质量监督。(4)政府与医疗保险系统三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对医疗保险机构、投保人、医疗服务提供者三方的管控。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医疗保险的特点表现为第三方付费,保险方出现在医疗服务提供方和患者之间,三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拥有各自的目的和价值取向。日益增长的欺诈行为已经带动医保费用支出规模的日益增大,进而演变为各国公共支出的一个沉重负担。

(二)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1.“第三方支付”制度

“第三方支付”制度是导致医患双方产生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医患双方没有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支付行为,患者便误解为医治服务是免费的;并且患者不用考虑自身支付能力也可享受高级服务,因此便倾向于提高消费水平,扩大开支,造成隐性保险欺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方支付”使得患方、医方、保方三者权利义务不对称,医务人员和投保人易于形成联盟共同对抗保险机构,出现所谓“医患共谋”的现象。同时,患方因为付费风险意识薄弱,认为费用支付与自己无关,是医疗保险部门的事,从而忽视对医方的费用监督,甚至和医方一起向医疗保险部门套取高额保险补偿。

第三方付费的方式优于简单的双向付费,对于控制医方的行为,方便就医等都有一定作用。但该支付方式导致医患共谋骗保的案例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论证,但是建议提出往往没有区别于不同群体,对症下药。因此,笔者认为,基于患方,可以设立更加合理的起付线和止付线。设立建立在不同阶层人群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分析基础上的分层支付线,通过有关数据模型分析和实际调查分析,相应提高或降低个人支付标准。通过扩大需求弹性,适度提高患方自付比例,最终达到控制医疗服务需方道德风险的目的。对于医方,要逐渐转变医方通过医保机构获得偿付的方式。同样通过科学分析,设立医院中各项服务的付费标准,并参照该标准,预先支付医院的医务行为。这样便可规避医方诱导患方需求行为的发生,从而有效地控制医方道德风险产生。

2. 医疗保险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

医疗服务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医疗服务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医生垄断性的掌握各项医疗知识和信息,对疾病的发展过程,医治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医疗救治的适当性等有充分认知。反之,患者由于无法接收完全和充分的医疗信息,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加之,患者专业医学知识的缺乏,对待疾病的突发性又有未知恐惧心理,因此对医生往往采取高度信服态度。由此,医生凭借特殊的垄断地位,实施了诱导需求行为,产生道德欺诈。

因而有必要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医疗服务电子系统,通过该系统,患者不再只听从医方所作出的医疗治理结果,相反的,可拥有自身的些许价值判断。通过该系统明确病人所享受的医疗服务的真实支付价格,同时能够查阅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相关鉴定证明资料。与此同时,保险机构也能发挥费用监督作用,适时审查治疗方式是否合理;还便于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服务质量进行横向评比,适时给予评价和奖惩;此外,借助系统,还可对患者和医生进行信用监测等。

3. 医疗体制的内在缺陷

现有的“以药养医”政策,激发了医疗机构诱导客户需求的动力,客观上促进了医方道德风险的滋生和蔓延。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从药品销售中获利来促进业务经营。医生的工资奖金与所开药品价格、医院的经济收入紧密联系,因此,虚开药单、过度报销就成了医生行为的本能趋向。由于现有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得医生的处方权与药物销售权合二为一,无形中强化了医药不分的垄断地位。他们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基于经济人利益的考虑,医院内在的倾向于提高医疗费用金额。在整个过程中,保险机构不直接参与诊疗过程,只能被动支付,缺乏主动了解医疗机构行为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患方的指导人,医疗机构具有服务建议者和提供者双重身份,因势利导用医疗专业蒙蔽患者,激发其产生非自愿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从而产生了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道德风险。

“以药养医”的畸形医疗体系,致使医生与药品业私下勾结,医生收受高额回扣、获取提成、返点等。为了切断医生和药品销售的直接联系,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医药分开,针对病种目录,取消部分常见药品销售权利将之授予独立的药品销售场所,保留大病重病等处方药售卖权。实行药品与医疗分化经营,这既限制了医院通过多开多售药品来牟取私利,又减少了医药合谋的可能性,降低了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道德风险。另外,制定统一的偿付上线,扩大拒保范围,避免那些费用开支过高或道德风险规避成本较高的救治服务产生巨额消费,将那些道德风险发生频率较高的险种排除在医保承保范围之外[11]。

4. 政府对医疗保险三方监管缺位

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经济人”利益的驱使都是普遍存在的。投保人误解社会医保用意,如果约定期限内没有产生消费而无法享受医保就等于白白送钱。医院工作者乃至整个行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惜违背职业操守和道德法律约束,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第三方,医保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忽视对医院救治行为的监督,采取姑息放任态度,以期收受回扣。政府与医保系统三方的关系主要在于政府对医疗保险机构、投保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与控制。但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针对该领域监管的不足或缺失而导致的医保基金漏洞以及道德风险现象已经异常严重。即使对违规医院和人员进行处置,也难以列入刑事处罚类别,大多只停留在行政处罚层面,存在欺诈的医院和医生很多,真正摘牌的却很少,这种低成本、小代价的事后处置并不能釜底抽薪的解决医保道德风险问题,反而更加助长了这种投机行为,形成医保支出巨额“黑洞”。

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需要从医疗保险三方着手,从根本降低三方主体滋生欺诈行为的机会概率。第一,针对投保人,应当使其树立正确的就医意识,不要单单盲从信任大医院,如果社区医院可以满足其医疗需求,便鼓励其去社区医院就医,这样也可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压力;同时,建立投保人就医信用档案,累计投保人信用分值和信用等级,依照此档案,适时增加和扣除相应信用分值,严格记录和监督患者违规或者骗保等任何道德风险行为,并约束和限制信用等级较低的投保人享受某些权利,形成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全民范围的保险信用体系。第二,对于医疗服务机构,要在各级医院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任何垄断行业和产业总是伴随着大量缺陷的。通过医疗行业的内部竞争带动医疗服务费用缩减的自发连锁行为,扭转保险机构控制费用的被动做法,从而降低医疗成本,达到抑制诱导需求、降低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目的。第三,针对医保机构,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监督作用,制定具体的医保病种目录,明确支付限额、支付比例、所需材料及认定标准,并且及时更新和调整病种目录,使其顺应医学疾病发展态势。同时,要不定期抽验核查医保经办人员工作情况,建立分层审批和内部审核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而产生的医保基金流失。

5. 社会道德的缺失

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将浮躁和功利的因子附着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价值观的颠倒和社会责任感的丧失,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利益落差,造成部分人群心理失衡,为了宣泄心理郁结获得经济补偿,欺诈医保基金就成为了此类人群平衡心态的首选。但究其根本,源于人自私的本质,由于缺乏自身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的约束和规范,自私的品质被放大成窥视现有政策法律的空子,从中谋取私利。因此,必须从建立健全法律约束与道德指引两方面着手,双管齐下,才能有效防范医保道德风险。

在法律方面,依据《社会保险法》,制定社会保险反欺诈处罚条例,设立“社会保险诈骗罪”的罪名,通过分析社会医疗保险欺诈行为,认定其处罚标准和处罚办法。为加大司法机关介入打击医保欺诈行为的力度,可依据该条例规定,结合个案典型的判决结果,针对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作出司法解释,裁定处罚方式。

此外,地方政府也要全力配合该条例,加强地方行政处罚立法,制定社会保险反欺诈处罚办法,明确规定医保欺诈行为的处罚标准、处罚办法以及骗保人理应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调整和修改不完善、不合理的政策制度设计,使政策制度导向有利于避免或减少道德风险事件的发生和蔓延。

虽然法律的强制性和适用性能够起到严正的惩处目的,但是这只是事后处理手段。医疗骗保问题如果想要根除,必须要从事前规避入手,加强道德约束。无论是医保体系中的哪方主体,如果真正从头脑和意识中将任何骗保行为都纳入非道德行为的领域,其思考做事的行动都受到常态道德标准的约束,那么骗保行为发生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甚至不再出现。同时伴随着政府、媒体以及社区工作者的各种道德宣传和诚信提倡,逐渐将诚信发展成一种普遍行动标准和风气,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那么无论是医疗、老保、低保的欺诈还是商业保险欺诈,甚至是保险领域之外的各类欺诈行为都将会起到很好的约束效果。

结论

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一种非盈利性社会事业,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保险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加之医疗保险市场三方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滋生了医疗保险市场上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造成了医疗卫生资源低效甚至无效利用和医疗费用的非理性增长。目前,医保道德风险已经以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威胁着国家的财政体系,并且给全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信用危机。因此,这正是我们整合个人、政府乃至全社会力量来不遗余力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刻。相信伴随着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的齐心努力,医疗保险以及社会各领域的道德风险将会逐渐褪去,整个民族的诚信品质将会再次闪光。

摘要：中国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立法实行的一种非盈利性社会事业,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健康、人力资源的保护增值与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其要义不言而喻。然而,由于现行的医疗保险体制运行中的种种缺陷而引致的医保欺诈现象愈演愈烈,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还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信用危机。因此,医保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已经刻不容缓。

关键词：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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