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精选9篇）

道德控制 篇1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 会计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但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 使会计陷入了全球的信任危机, 会计道德风险的控制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道德风险”是指人们利用市场的不成熟或扭曲, 进行一些违背道德准则的经济活动或行为, 对社会造成了经济损失等不良影响。“道德风险”存在的最为本质的原因是利益的驱使, 风险制造者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损坏风险承担者的利益, 在这利益追逐的过程中, 产生的不正当竞争手段是道德缺失的表现, 甚至会造成法律影响。笔者在本文中针对“会计道德”做了简要探讨, 以期对会计行业有所启示。

一、会计道德风险

会计道德风险是指从事会计行业的工作人员因违背道德准则、丧失规范等造成财产损失或遭到惩戒的可能性。

会计道德风险具有一些典型特征, 与其它风险一样, 损失的不确定性是会计道德风险的特征之一, 风险是否发生、风险的大小程度、风险是否被揭露都是不确定的, 当会计所造成的违反道德法规的行为未被揭露, 会计就不会为因此遭受的损失而承担全部责任。客观性也是会计道德风险之一, 会计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诸多风险的系统, 由于会计这项职业的特点, 涉及公司财务, 会计统计的数据多而杂, 会计面临环境压力也很大, 会计工作者的主观因素等使会计系统本身就孕育着风险, 追求数据的绝对真实性是从事会计方面工作的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既然存在风险, 危害性当然也是会计道德风险的特征, 会计道德风险关乎国家的经济安全, 对于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会计风险的研究与管理对于未来会计业的发展方向具有指导作用, 因此, 必须把对于会计道德风险控制提升到一个高度上来, 鉴于前文会计道德风险的典型特征, 可以得出结论, 会计道德风险是可控的, 可在客观固有因素和人为因素这两个层面对会计道德风险进行控制, 下文将进一步论述会计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控制的对策。

二、会计道德风险的动因

要想解决会计道德风险问题, 必须要对会计道德风险的成因进行分析, B=F (P, E) 是组织行为学中的一个基本公式, B表示人的行为, P表示人的内在因素, E表示外部环境, 由此可知, 人的行为是受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接下来, 笔者便从这两个方面突破, 分析产生会计道德风险的动因。

(一) 利益诱使

人要想生存, 必须要有经济收入, 利益是人们在生存发展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的满足程度, 其中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思想文化利益, 经济利益是最根本最核心的。

会计领域是一个诱惑很多的领域, 经济利益诱惑是在众多诱惑中最具吸引力的, 这方面的诱惑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企业为争夺市场、增加市场占有率, 常常出现企业做假账现象;二是当会计个人认为所得到的利益大于他们遵守职业道德所带来的利益时, 他们可能会突破道德底线, 追求利益最大化。会计领域还存在着政治利益诱惑, 很多政府任命的企业公司领导干部, 为追求表扬和提拔, 出现虚报盈利、隐瞒亏损的现象。

(二) 制度缺失, 监督无力

从“安信”的轰然倒塌到“安达信”爆发丑闻, 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会计类的案件给中国的会计业很多启示, 我们不仅看到了道德方面的缺失, 更看到了法律制度上面的缺失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督无力, 我国的会计法本身就不够完善, 虽然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并完善《会计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但仍不够完善, 比如存在会计准则体系不够系统、缺乏整体框架且现行会计规范之间有冲突等问题, 很多会计法律层次不够清楚、有抵触甚至矛盾的意思, 使会计们无所适从。监督无力是出现会计道德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包括国家监督滞后、社会监督低效、单位内部监督失效三方面, 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有效的监督体系。

(三) 成本低廉, 执行乏力

会计自身的专业优势与目前的信息优势使会计造假成本低廉, 在这种条件下, 会计没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容易被利益所诱惑。同时, 我国对于会计的处罚不力, 执法乏力, 过宽的法律责任造成的威慑力不足, 我国的《会计法》、《刑法》等法律对于会计人员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低, 打击力度不够, 缺乏威慑力, 而且在执法时, 往往执法人员说的严厉, 但实施起来却刚性不足, 做得较为宽松。

(四) 道德缺失

缺乏良好的职业素养教育, 没有及时得到专业知识的补充使很多会计道德缺失, 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抉择中, 选择了个人利益。道德缺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或企业对于职业道德教育缺乏重视, 没有把会计道德教育提升到一个高度, 使会计道德教育短缺。在会计中, 普遍存在会计在校未学过会计道德课程, 对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了解不充分。在当前教育模式下, 对会计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层次不完善, 一般高校对于会计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教育仍显空白, 这样的会计专业教育是不完整的。

三、会计道德风险控制的对策

会计道德风险的愈演愈烈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有必要加强会计的道德风险控制, 对于在会计行业中出现的问题给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 完善法律与制度

当前制定的会计方面的法律存在缺失与不完善, 有效地控制风险, 必须完善法律体系, 明确法律内容, 使法律界定明确, 加强法律执行力度, 针对涉及会计方面的法律处罚较轻等问题, 必须制定较为严厉的法律, 违法必究、处罚从严, 改善当前法律中存在的冲突现象。

(二)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健全的监督机制能有效地防范风险, 国家监督滞后、社会监督低效、单位内部监督失效是当前监督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必须要建立有效地制约监督机制, 使国家、社会、企业内部三方力量的监督有效地连为一体, 在国家监督这一块, 要保证财务、税务、审计等部门可以沟通交流, 交换意见。社会监督方面要逐步进行会计中介规范化、法制化的工作。

(三)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会计自律意识

职业道德缺失是会计行业容易出现造假、数据失真现象的重要原因, 因此, 有必要加强对会计人员职业素养教育, 企事业单位每月或每年要定期组织会计参加职业素养培训课程, 请专业老师进行授课, 注重强调突破道德底线追求利益所造成的影响及危害, 让他们能体味到违法行为的恶劣性。除了对在职会计进行职业素养的提升教育, 国家还应该鼓励高等学校对会计专业的学生开设会计道德课程, 让他们在校就开始接受素质培养。企业还应加强鼓励, 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便可创造财富的氛围, 这样不仅对会计道德风险进行了有效控制, 同时在整个企业内部都形成了一种团结向上的动力。

四、结语

会计行业从业人员位于其它经济管理行业从业人员之首, 分部在各级单位、各个领域、各个部门, 会计工作无所不在。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真实一直被誉为会计的生命, 会计工作就是不断追求数据的真实性, 目前的经济状态下, 发生了诸多会计数据失真造假等对经济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 这不得不让经济工作者把会计道德风险控制提上议程, 本文针对会计行业中存在风险的原因给出了一些建议, 希望对于会计行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 从而使整个国家经济健康向上发展。

道德控制 篇2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 委托—代理 道德风险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知识流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通过供应链上各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实现价值增值，从而达到多赢的目的。道德风险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它是指“经济代理人在对他们行为的后果不必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因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产生道德风险的行为被称为“败德”行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后，各成员企业从本企业利益出发，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私有信息而采取一些损害供应链整体利益或者其它成员利益的行为，由此严重损害了供应链上其他成员的利益，影响了供应链管理关于整个供应链系统最优的目标实现，导致供应链管理的低效率，严重时会使整个供应链断裂、解体。因此必须加强对供应链管理中道德风险的控制和防范。

供应链管理中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

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三种表现：委托人只能观察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行为本身。由于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从而不能对其行为进行监督，代理人便可以利用这一隐藏行为，欺骗委托人，从中得益，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尽管委托人与代理人进行信息共享可以获得额外利润，但是由于一些信息属于本企业的商业机密，企业领导人有可能担心信息泄露而带来经营风险，故意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导致道德风险的产生。或者基于其他的利益因素的考虑，例如如果不报告自己的真实类型或谎报信息数据也能获得满意的信息租金，那么出于获利动机就会采取“败德”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要当事人双方在拥有信息上是不对称的，就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所以供应链上各企业间实际上就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处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与代理人在签订合同时，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相互对称的（至少双方都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对方了解的信息）。然而，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的某些私有信息，特别是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方面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可能会利用其私有信息采取某些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

供应链系统中不完全信息现象普遍存在。某些节点企业也不具有使供应链整体效率最优的信息和动机，从而做出使本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决策，影响了整条供应链系统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由于企业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这种道德风险很难被发现，有时即使发现了也会因为契约的不完全和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而使“败德”企业免受处罚。如签订合约后，因委托企业无法观察到代理企业的某些行为，或外部环境的变化仅为代理企业所拥有，代理企业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损害委托企业的利益，最终必然会降低整条供应链的服务水平。

（二）成员利益不一致导致的利己行为

由于各成员企业都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利益实体，都以自己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向企业的投资者负责。企业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企业的行为就可能会损害其它企业的利益。因此，企业之间供应链的构建过程及供应链运作管理中，不可避免的会做出极端利己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使供应链面临新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不是各成员企业建立供应链本身带来的，而是成员企业主、客观行为作用的结果，是在建立供应链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新风险。

供应链由许多单元组成，包括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客户。这些单元为了共同的目标即利润最大化而合作或结成战略联盟，它强调的是整条链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说供应链上的所有节点企业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们通过对链上各企业内外资源的集成与优化，提高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和效益，从而增强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然而，有些节点企业为了利益，将成本降低或利润增加建立在损害供应链上其他成员利益基础之上。比如企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惜偷工减料、降低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这些都是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的原因。而这些行为会导致产品质量达不到合约中所预先要求的，必将严重影响整体供应链的信誉和消费者的利益。

（三）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避险行为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复杂并且供应链终端用户的需求偏好灵活，会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不确定因素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因此，委托人要想在完全意义上监督代理人是很困难和不现实的，即使有的行为对监督者而言是可观察的，但未必是可控制的。这样就形成道德风险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需求越发复杂多变，企业所处的环境也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产生。就供应链而言，其不确定性主要有：上下游节点企业供需衔接的不确定；制造（加工）企业自身的不确定；终端产品需求的不确定；供应链所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都为那些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企业采取避险行为，产生道德风险提供了条件。

供应链管理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

企业已经认识到供应链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价值。但是供应链管理中道德风险的存在，成为供应链企业间建立信任关系的主要障碍。因此，需要完善企业供应链各方面的管理，加强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和防范。

（一）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各成员企业“守德”的积极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供应链的组织目标，以谋求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一致。激励机制的核心是设计一套完善的利润分配机制，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利润分配制度将产生道德风险问题的因素与供应链的整体目标联系起来，即达到特定的供应链目标的绩效标准将会得到相应的利润分配；行为规范规定各成员企业以一定的路径来达到供应链的目标。为了避免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在签订合约时委托人要考虑在合约中制定一套完善的激励制度，使上下游合作者能分享自己的经营成果，鼓励其自觉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动，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并进而有效的控制道德风险行为的产生。

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成员企业进行激励，是为了调动其积极性，使他们的付出有相应的回报，使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整条供应链的再生产中去。对供应链上企业实施约束，则是为了限制其利用所掌握的私有信息做出不利于供应链、不利于其他成员的事，从而损害供应链的整体利益和其他成员的利益。所以，对供应链上成员企业进行激励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具体说就是，由上下游企业组成的供应链要能有效地协调各成员的生产经营，明确各成员的职责范围和应尽的义务，确保各成员能严格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办事，从而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使供应链高效运作，给各成员带来最大利润。

（二）建立可靠的信息共享渠道

对企业内部进行调整，推行企业的信息化工程，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内部调整的重点是对外联业务的管理和拓展上，使企业在兼顾生产产品、提高效率的同时又能满足对同行关联企业进行交流和业务合作的需要。因此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不能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而应该是一个能够通过互联网与其他相关企业进行信息共享和无缝连接的开放信息系统。还应提高各成员企业之间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不对称是供应链管理中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控制和防范道德风险，就要在供应链上各成员企业之间建立可靠的信息共享渠道，通过建立和完善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供应链上各成员的信息透明度，以减少供应链节点企业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现象，动摇道德风险发生的前提条件。

信息共享的形式有三种： 信息传递方式，起源于EDI 的交易方式，将EDI 向供应链的上下游扩展，就可以在供应链中分享信息，例如POS和库存数据等信息；第三方信息共享方式，包括一个第三方的数据库，供应链成员通过其分享信息，例如，电子公告板系统、网上库存查询系统等；信息中心，与第三方信息共享方式相比，信息中心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包括会计、库存平衡、支付、目录管理、信用评定等服务。

道德控制 篇3

摘要：近年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年增长率远超卫生总费用和GDP的增长速度。增长一方面是由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医疗技术进步等客观原因造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上涨是在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制度环境下，医疗服务供需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加重了政府和民众的经济负担、降低了保障水平，不利于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针对需方和供方的道德风险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控制，并加强政府投入，使医疗服务事业向公益性回归。

关键词：道德风险；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

一、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医疗技术进步等原因，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在所难免。这种增加是合理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医疗服务有被过度供给和过度消费的内在动力。Arrow（1963）提出，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人们有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动机。Evans（l974）指出，在医疗服务市场具有信息优势的医生（医疗服务供给方），为了个人利益会对患者（医疗服务需求方）进行诱导需求。这些由于道德风险带来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对医保资源的浪费。据李玲（2014）测算，在“十二五”期间，道德风险将额外耗费我国医疗系统约2 000亿人民币。因此，控制因道德风险导致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增长，对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道德风险的发生机制

在本文看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基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和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特定的制度环境产生的。

1. 道德风险发生的市场基础。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市场基础具体包括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需求缺乏弹性等。医疗服务市场的特点决定了医疗服务市场与传统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有很大区别。

第一，医疗服务本身的特殊性。医疗服务是医疗机构提供的、满足人们医疗保健需要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同一般商品一样，医疗服务具有稀缺性特点，因而可以成为具有价格机制的私人产品。但是医疗服务又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其和一般商品、服务区别开来。特殊性具体包括：第一，外部性。良好的医疗服务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健康水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第二，不可选择性。消费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完全出于自身的生理原因，医疗服务也只能在消费者患病时给其带来效用。第三，不可逆转性。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时进行，消费者在进行医疗服务消费时不能选择退换货。第四，不确定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疗方案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二是医疗服务的预期与满意度具有主观不确定性。

第二，信息不对称。本文所指的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医生、患者、保险机构三方的信息不对称。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医生具有信息优势，患者对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治疗数量等均存在信息盲区，因此只能被动接受。医生、患者、保险机构三方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保险机构与医生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对保险机构来说就如同一个黑箱，输入的是患者数量，输出的是医疗费用，保险机构无法对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保险机构与患者信息不对称。对于每一个患者（被保险人）来说，保险机构对其健康状况的了解只能凭借历史指标和数据进行推算，如果患者故意隐藏或篡改私人信息，保险机构难以判断。除此之外，如果医生和患者出于共同的利益进行合谋，如多开药、开贵药、做不必要的检查，甚至骗保，保险机构难以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医疗服务的需求缺乏弹性。首先，缺乏价格弹性。国外许多学者经过实证测算得到的医疗服务需求价格弹性大多数在-1.0～0.0之间，说明消费者虽然对价格有反应，但其反应的敏感度并不高。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在-0.5～-0.1之间。总体来说，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价格的上涨不会带来需求量显著减少。其次，缺乏收入弹性。国外学者认为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在0.2～0.5之间，收入敏感度相对较低。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医疗服务属于必需品。

2. 道德风险发生的制度环境基础。制度环境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和医生的绩效机制。这两方面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是医生绩效机制形成的基础，医生的绩效机制则是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表现形式，是对补偿机制的反应。

第一，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偏低。从1978年～1986年，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不断升高，从32.2%上升到38.7%。自1987以后，政府投入比例不断降低，到本世纪初，这个比例降至为16%左右。近年来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转而上升，但是仍然过低。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补贴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偏低。2005年～2013年，财政对综合医院的补助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不足10%。综合医院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业务收入和药品收入。政府财政对医院的补助不足导致医院对公益性的偏离。医院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检查、药品等方面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

第二，医生的绩效机制。医生绩效机制是医院补偿机制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表现形式。医生绩效机制的发展与变化反应了医院补偿机制的发展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立医院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公立医院收入只有6%来自于财政补贴。与此相适应，政府在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上给予了医院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定价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补偿模式：经营收入为主，财政补助为辅。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作“以药养医”。该制度的目的是减轻财政负担，但它忽略了医院激励机制的变化，使医院越来越偏离公益性。这种激励机制通过医院的内部传导，使医生的个人收入与其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收入直接相关，从而使医生产生了诱导患者消费更多医疗服务的激励。

三、 道德风险与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

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在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前提下，在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制度环境下，医患双方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医方（医疗服务提供方）、患者（医疗服务需求方）、保险机构（医疗服务支付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道德风险形成的基础。道德风险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诱导需求、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过度消费和医患合谋。道德风险正是通过这三种具体的形式，使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增加，形成了对资源的浪费。

第一，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引起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所谓医疗服务提供给方的道德风险，是指医疗服务提供给方利用其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使需求方接受超过合理数量的医疗服务而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由于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应该使用哪些、使用多少医疗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给方的选择，所以供给方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绝对的信息优势，向需求方提供过多的、不必须进行的医疗服务，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条件下，这种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引起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的很大一部分便转化成了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进而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和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

第二，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引起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条件下，医疗服务的需求方所消费的医疗服务与其所需支付的费用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也就是说，所消费的远远大于所支付的。由于医疗服务的预期与满意度具有主观不确定性，保险机构难以进行有效监督，这就极容易导致需求方对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这种过度消费就是需求方道德风险的表现。持续近10年、耗资巨大的兰德健康保险试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医疗保险存在的条件下，与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相比，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增加；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越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就越大。

第三，医疗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合谋引起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通过对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进行的分析可以发现，医疗服务的供给方有动力进行诱导需求，而需求方由于第三方支付制度的存在和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独有信息优势，也有动力去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这也就形成了医疗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合谋的基础，即所谓的医患合谋。这是一种医疗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达成合作而一同制造的道德风险。而作为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医疗保险机构处于绝对信息劣势，难以判断治疗过程是否合理，从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而这也为医疗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合谋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四、 政策建议

1. 针对医疗服务需求方道德风险进行控制。

第一，通过设置合理的共保率进行控制。共保率的思想最早是由Pauly（1968）提出。他指出，由于医疗保险中存在需求方道德风险，因此必须让需求方参与医疗费用支付，即费用共担，这样可以有效降低需求方对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一般来说，共保率越高，被保险人支付的医疗费用越多，由于受到总收入的限制，对其道德风险的约束就越高。Zweifel和Breyer（1997）提出，最优共保率应随医疗费用的增加而降低，因此不应该设置固定的共保率，而应该设置随着医疗费用上升而阶梯降低的共保率。我国在设置最优社会医疗保险共保率时可以参考世界各国经验，通过对不同病种、发病率、患者价格弹性、医疗费用区间、各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衡量，设置合理的共保率，达到约束被保险人道德风险和控制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目的。

第二，通过设置合理的起付线和封顶线进行控制。在我国，起付线是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区间的最低金额限制。起付线如果设置得过低，对被保险人几乎不构成经济压力，起不到有效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目的；起付线如果设置得过高，会对被保险人形成过大的经济压力，可能会抑制被保险人对医疗服务的正常需求，造成有病不敢治，小病变大病的现象。从长期来看，设置过高的起付线不仅缩减了受益范围，降低了保障水平，而且会造成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整体上升。封顶线与起付线相对应，是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区间的最高金额限制。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给一个患者带来的效用要小于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其他人数多的、治疗效果好的、费用低的患者身上带来的效用之和。因此，设置合理的封顶线是必要的。

2. 针对医疗服务供给方道德风险进行控制。本文认为，针对供给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应当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的改革进行，由后付制逐步向预付制转化，转变当前的激励机制。我国传统的支付方式是按服务项目支付，是一种后付制，即按照被保险人实际消费的医疗服务项目进行结算，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支付总费用给医疗机构。总费用取决于被保险人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数量。这种传统的按服务项目支付的方式优点在于结算方式简单，适用范围广。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容易产生医生诱导需求、医患合谋等道德风险，造成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浪费。

与后付制支付方式相对应的是预付制。预付制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一般包括三种形式：总额预付、按病种预付、按人头预付。第一，总额预付制是以单个医疗机构为单位，医疗保险机构制定支付医疗费用的年度总预算金额。总预算金额一旦制定，医疗机构的收入就不能随着提供医疗服务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可以随着提供医疗服务数量的减少得到预算内的盈余。第二，按病种预付方式（DRGs）最早出现在1983年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中，是如今国外比较流行的一种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按病种支付方式的具体方法是：医疗保险机构首先按照分类法把患者的疾病分为若干组，然后按照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是否有并发症等特点再一次细分成若干组，对每一个细分后的组进行定价，最后按照各小组定价汇总费用支付给医疗机构。第三，按人头预付方式是指医疗保险机构在一个合同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对医疗机构按照服务的被保险人的数量和个人支付标准预先支付一笔固定的医疗费用。医疗机构的收入与服务的被保险人的数量成正比。

总体来说，预付制使得医疗服务提供给方有动力控制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可以很好的控制医生诱导需求，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达到控制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上升的目的，同时便于医疗保险机构的管理，降低管理成本。但是这种支付方式又会带来服务质量降低、歧视重症患者等情况。所以，在对支付方式进行改革的时候，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管理措施。

3. 加强政府投入、转变激励机制，使医疗服务事业向公益性回归。当前，我国公立医院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贴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过小，医院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益性。为了让医院回归公益性，有必要对政府的卫生投入进行相应的改革。

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也在医疗卫生行业中引入了市场化改革，公立医院也开始了市场化竞争。当前我国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政府的财政补助不到10%，远远不足以对医院医疗服务成本进行补偿。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医院不得不走上“诱导需求”的道路，这不仅对患者也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负担，造成了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浪费。事实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卫生行业必须走公益化道路。国外经验已经证明，一味地引入市场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医疗服务变成奢侈品。因此，为了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减少诱导需求的发生，政府必须对公立医院增加财政补助，缓解公立医院的经济压力，确保公立医院向公益性回归。

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中的道德风险进行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以及医患合谋的道德风险，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基于共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产生，彼此相互影响又互为前提。所以不能仅仅考虑其中的一个方面，而要将其视为一个有机体综合考虑，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实施具体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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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3BJL004）。

作者简介：侯建森（1984-），男，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理论；张羽（1985-），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学。

私募股权基金的道德风险控制研究 篇4

一、私募股权基金道德风险的成因与表现

道德风险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委托人难以观测或监督代理人的信息或行动而导致的风险。道德风险存在于下列情况, 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的、或有限制的合约, 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能承担全部损失 (或利益) , 因而他们不承担他们行动的全部后果, 同样也不享有行动的任何好处[1]。

私募股权基金在运作过程中, 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一是投资者作为委托人认购基金, 基金管理人作为受托人管理基金;二是基金管理人作为委托人投资被投企业, 被投企业的企业家作为受托人使用基金的所投资金。相应地, 也就容易产生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以及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从基金投资者角度来看, 这两层道德风险都不容忽视。

基金募集设立后, 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的运营与管理, 由于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合伙人协议不能完备界定管理人的具体行动, 因此便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主要表现为:追求管理团队收入最大化, 谋求高额的在职消费;与被投企业合谋侵蚀基金的利益, 给予被投企业较高的估值评价;管理人为投资者利益的工作勤勉程度可能大打折扣;管理人投资高风险项目, 投资成功则自己将获得高收益, 投资失败则损失由投资者共同承担;以较高价格接手管理人管理的平行基金所投企业股权, 或投资其他与管理人相关联企业。如果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设立基金的合作仅一次, 或者说是一次博弈, 那么管理人的道德风险将更大。

基金投资后, 被投企业的企业家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 由于基金管理人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或管理人不去尽职监督企业经营, 都对造成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家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企业家不是为了股东利益勤勉工作;实施高风险的投资决策而非最优的投资决策;违背基金投资时的约定去经营和管理企业;财务上弄虚作假, 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经营利润等。如果私募股权基金对被投企业没有后续投资的话, 即没有相互的重复博弈关系, 则企业取得股权融资后, 企业家更易产生道德风险。

对于基金的投资者来说, 投资于基金的收益最终由被投企业的投资回报来体现, 但是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难被投资者监控和规避, 因为企业家处于双层委托代理链的末端, 投资者对其监控存在缺位现象。因此, 严格防范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再由基金管理人去有效管控企业家的道德风险, 才能更好地维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二、私募股权基金的道德风险控制

(一) 有限合伙制钳制基金管理人道德风险

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对于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委托代理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具有全程高风险的特性, 因此首先需要在企业组织形式上解决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有限合伙制结合了公司制和合伙制的特点, 并针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行业特性,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有效控制了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充分体现了私募股权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相匹配的原则, 以及主动管理风险和全程管理风险的特征。相比公司制而言, 有限合伙制因在风险控制上的独特优势, 在我国正逐渐代替公司制成为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2]。

有限合伙制控制管理人道德风险的制度安排包括, 一是通过管理人承担无限责任和20%的利润补偿相匹配, 确保了高风险与高收益的对称;二是以合伙协议和管理协议约束基金运作流程;三是以合伙协议对基金的投资范围进行约束。四是通过制度安排实现对管理人市场声誉的约束。

通过上述的制度安排, 有限合伙制较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基金投资者与管理人目标不一致, 管理人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道德风险问题, 同时又赋予了管理人较强的收入激励, 实现了管理人激励与约束的统一, 私募股权投资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统一。

(二) 诸多机制共防私募股权基金道德风险

1. 对基金管理人道德风险的控制

由于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目标不一致, 管理人可以凭借信息优势损害投资者利益。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投资者通过激励调整管理人的效用函数, 使委托代理双方的目标尽可能一致, 即要达到激励相容[3]。

(1) 风险与收益对称的风险补偿机制

在对称信息情况下, 代理人的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委托人可以根据观测到的代理人行为对其实行奖惩。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 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激励相容的最优契约必须让代理人承担一定风险, 并从风险承担中得到补偿。因此, 要让代理人的报酬与经营业绩挂钩, 业绩报酬应大于管理费。在有限合伙制下, 管理人以1%的自有投资承担无限责任, 并以实现利润的20%作为风险补偿, 实现了风险与收益的同时放大。虽有2%左右的管理费收入, 但不构成其主要收入。

(2) 合伙协议对基金投资的约束

业绩报酬类似于期权激励, 但是它也容易引发管理人过度冒险, 将风险损失留给投资者。为此, 合伙协议通常要对基金的运作规定约束性条款, 主要包括: (1) 投资规模限制, 限制基金在单一项目上的投资额或投资比例, 以确保分散投资, 降低单一项目失败带来过高风险; (2) 基金负债限制, 限制管理人利用杠杆融资来增加收益, 而将风险转由合伙人共同承担, 同时还限制管理人向外借款和向被投企业提供担保; (3) 关联投资限制, 限制管理人向由其管理的其他基金投资的项目进行投资, 以避免转移基金收益; (4) 再投资限制, 限制管理人将投资收益再投资, 以降低基金管理费的支出。

(3) 合伙协议对管理人的约束

合伙协议同时对管理人的行为做出一定约束, 主要包括: (1) 限制管理人提前向被投企业投资个人资本, 以避免利益输送; (2) 限制管理人出售其在基金投资项目中的个人权益; (3) 适度限制管理人募集新的基金; (4) 限制新的普通合伙人加盟。

(4) 合伙协议对投资范围的约束

合伙协议对投资范围的限制主要包括:一是限制基金的投资种类, 禁止基金从事证券投资及向其他基金投资, 以避免管理人仅配置安全性资产即可获得高额管理费的现象;二是限制投资的行业选择, 限制管理人将基金投资于不熟悉的领域, 基金投资行业一般局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熟悉的行业, 以获得专业化投资的好处, 防止管理人过度冒险。

(5) 市场声誉约束

建立基金管理人声誉市场是控制管理人道德风险的有效机制, 声誉理论模型 (克瑞普斯等, 1982) 表明, 尽管委托代理双方的风险偏好不同、信息结构和资源不同, 但是只要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 就可保证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合作[4]。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 如果基金管理人市场是有效的, 那么出于声誉的考虑, 管理人将以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行事, 以获得良好的市场声誉, 而具有良好市场声誉, 意味着基金管理人将来可受托管理更多的资金。这种激励机制能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有限合伙制通过三方面的制度安排来发挥市场声誉约束, 一是保持基金财产相互独立, 以便于对同一管理人名下的各个基金进行业绩比较;二是投资者承诺分段投资, 并保留放弃投资的选择, 以监督管理人的声誉;三是保持基金有限的存续期, 存续期满基金必须清盘, 以暴露管理人可能损害基金利益的败德行为。

2. 对企业家道德风险的控制

企业家的道德风险, 是指企业家在股权融资时通过隐藏行为或隐藏信息, 给基金投资带来损失的风险。基金主要通过与被投企业建立合理的融资契约来控制其道德风险, 具体包括投资工具选择、阶段性投资、股票期权计划和参与管理等。

(1) 投资工具选择

投资工具的选择对于私募股权基金控制被投企业的道德风险至关重要。理论与实践证明, 可转换优先股是降低企业家道德风险的有效选择。可转换优先股是指持有人按照协议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转换比例的确定将依据被投企业的经营业绩, 经营业绩越好转换比例越低, 投资基金对企业家风险收益的分配也就越多, 因此对企业家激励效果明显。同时, 可转换优先股赋予了基金优先清偿权, 从而降低了企业家将企业经营至破产的道德风险。

(2) 分阶段投资

分阶段投资是指基金根据被投企业的经营状况, 分阶段对企业进行投资, 它类似于基金运作过程中, 投资者对基金的分批注资。一旦被投企业违背合同或经营恶化, 基金可以中止继续投资。分阶段投资构成了基金与企业家之间的重复博弈, 从而可以保证企业家与基金的合作, 激励企业家提高业绩, 有效控制企业家的道德风险。

(3) 股票期权计划

股票期权计划是指赋予企业家在一定期限内按约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权利, 这是一种长期激励机制, 与私募股权投资具有长期性是相对应的。由于是私募股权投资的终极目标是被投企业上市, 投资时间跨度大, 为避免企业家经营行为短期化, 必须施以长期的利益激励。企业家拥有的股票期权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行权, 行权时如果公司市价超过协议价格越多, 企业家的收益也就越大。如果公司价值下降, 股票期权便无法执行。这就使得企业家能够勤勉工作, 尽力管理好企业。

(4) 参与管理

相比企业家来说, 基金管理人在被投企业经营上处于信息劣势, 为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 私募股权基金会适度参与被投企业的经营决策, 如在董事会安排来自基金的董事, 在经营层直接任职, 或在被投企业安排财务管理人员。通过参与管理, 不仅可以降低企业家主观上的道德风险, 还可以减少被投企业经营决策方面的客观失误。

三、控制私募股权基金道德风险的实践创新

(一) 基金管理人道德风险的控制

在私募股权基金实际运作中, 可以通过一些创新举措, 加强对基金运作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控制。首先是要求管理人加倍认购。按照国际通行做法, 管理人出资占基金规模的1%,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可以适度调高管理人的出资比例要求。其次是实行严格的外部监控。基金律师、托管银行全程监控跟踪资金划拨和回收, 基金会计师定期审计。第三是优化投资决策委员会结构。可以由投资者聘请外部专家, 或者由投资者直接参与基金的投资退出等重大事项的决策, 并可享有一票否决权。第四是禁止与限制投资行为。合伙协议可以规定禁止基金投资其他基金、衍生金融工具交易, 禁止使基金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禁止谋求对所投资企业的控股或者进行直接管理的投资, 以及政策法规禁止从事的其他业务。限制单个项目投资额, 且不超过被投公司总股本的一定比例。第五是收益分配向投资者倾斜。在收益分配上, 可以遵循优先归还本金的分配机制, 规定投资者可先获得一定的额外固定收益, 管理人列后提取业绩报酬, 尽量将收益分配向投资者倾斜, 将管理人的报酬向后列支。

(二) 企业家道德风险的控制

在基金投资实践中,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对企业家道德风险的控制。一是承诺和赎回保证。被投企业对相关经营事项进行承诺, 包括承诺近三年的净利润、应收账款处置、一定时期内上市、股东或管理层重大个人诚信问题等。如被投企业未能有效履行前述承诺保证的义务, 企业实际控制人将以每年固定收益率回购基金的投资, 且企业对上述回赎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二是信息披露和保证。被投企业保证及时披露相关资料和信息, 保证提供的资料无冲突和隐瞒。为增加信息对称, 基金管理人可以要求派驻董事或财务总监。三是设置资金共管账户。就投资的资金设立一个共管账户, 该资金仅能用于事先说明的用途, 如超过一定额度需双方同意方能使用。四是制订反稀释条款。被投企业未来新发行股权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认购价格, 否则基金本次认购的价格需按加权平均法作相应调整[5]。五是清盘补偿权。在当时法律允许的前提下, 在被投企业清盘或解散的情况下, 在向原股东进行任何分配前, 基金有权优先收回其对公司的合计出资额及应付未付的红利。此外, 投融资双方还可就持股比例调整 (即对赌协议) 、管理层股东及控股股东股权转让限制做出了详尽约定。

基金在运作实践中, 通过在信息披露、业绩承诺、参与管理、对赌协议以及基金利益保护等方面, 与被投企业的管理者 (大股东) 签订全面而细致的投资条款约定, 对被投企业既监督又约束, 既激励又控制, 从而确保了基金对被投企业真实信息的掌控, 保证既能对企业家进行利益激励, 又能充分维护基金利益免受损害, 有效控制企业家道德风险的发生。

总之, 有效规避私募股权基金的道德风险, 需要做好相关制度设计, 通过多种途径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并以尽可能完善的合约条款, 加强代理人的行为和信息管控, 以切实降低基金运作中的道德风险。

摘要：私募股权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存在双层委托代理结构, 因信息不对称和合约不完全等原因, 基金管理人和被投企业容易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从而给基金投资者带来利益损失。私募股权基金的道德风险表现形式多样, 需要借助多种制度设计以及一些创新举措, 以有效控制基金的道德风险。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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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晓娟, 童泽林.企业家声誉:理论机制、测量模型与研究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24) :171.

道德控制 篇5

1 医院管理中道德风险的概念及类型

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是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 也称道德危机, 是指参与合同的一方所面临的对方可能改变行为而损害到本方利益的风险。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或者说是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

道德风险是契约或合同不完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种不完全性的产生归因于信息的不对称。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不确定性或其他原因, 当事人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 代理人在契约达成后就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损害委托人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理论上讲, 道德风险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它一般存在于下列情况: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的、或者限制的合同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能承担全部损失 (或利益) , 因而他们不承受他们的行动的全部后果;同样地, 也不享有行动的所有好处。因此, 道德风险往往可能导致不存在均衡状态的结果, 或者均衡状态即使存在, 也是没有效率的。

我国医院的管理与经营同样依赖于契约而设立, 在医疗机构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管理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 必然产生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衍生问题[1]。一般来说, 在医院的管理中主要存在着两种委托-代理关系: (1) 医院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医院经营者作为委托人, 通过一定的契约形式将实现医院价值活动的部分“控制权”和责任委托或赋予医院医护人员, 同时根据契约中的约定向医护人员支付固定的或按照绩效确定的非固定报酬, 医护人员作为代理人, 在医院经营中掌握着大量的“私人信息”, 而这些信息很难被医院管理者全部获得, 从而往往出现医护人员工作中偷懒或寻租等现象, 使得医院往往遭受来自医护人员的道德风险的威胁[2]; (2) 医疗服务中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关系。通常医院方拥有比较完全的信息, 而患者则处于相对的信息劣势, 拥有信息的医院方往往会隐藏对自身不利的信息, 而着重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在此过程中, 处于信息劣势的患者为了避免这种损失, 会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使得市场上只有质量差的产品可供选择, 如果没有相应的外在保护机制, 最终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3,4]。

由于委托-代理管理的存在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医院在管理中委托人的利益与代理人的利益之间往往相矛盾, 而代理人则经常凭借信息优势因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2 医院管理中道德风险的博弈分析

2.1 医院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博弈

医院在经营中往往会委托医护人员作为代理人对医院的日常事务进行管理。一般来说, 医疗活动的成效与医护人员的努力程度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相同病情、相同医疗条件下, 医护人员是否努力工作, 对医院的绩效和利润有着显著不同的影响。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医院很难对医护人员实行完全的观察, 从而往往会因为医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追求自身利益 (偷懒或工作不负责) 而损害医院利益, 从而形成道德风险。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 委托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来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达到一致。

下面建立博弈模型说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与委托人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模型中, 委托人和代理人各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监督和不监督、努力和不努力。设R1为委托人在代理人努力工作时获得的收益, R2为委托人在代理人不努力工作时获得的收益, 假定委托人的收益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正相关, 因此有R1>R2;C为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监督产生的成本;W为代理人工作获得的报酬;S为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时所获得的额外收益, F为代理人不努力时且被监督发现的罚款, 设F>C, F>S。则医院与医护人员之间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

假设θ代表医院进行监督的概率, γ代表医护人员努力的概率。给定γ, 医院选择监督 (θ=1) 和不监督 (θ=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c (1, γ) =πc (0, γ) , 得即如果医护人员努力的概率效率小于医院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如果医护人员努力的概率效率大于医院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如果医护人员努力的概率效率等于医院随机选择监督或不监督。

给定θ, 医护人员选择努力 (γ=1) 和不努力 (γ=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G (θ, 1) =Wθ+W (1-θ) =W;πG (θ, 0) = (W+S-F) θ+ (W+S) (1-θ) =W+S-Fθ;令πG (θ, 1) =πG (θ, 0) , 得即如果医院监督的概率大于医护人员的最优选择是努力;如果医院监督的概率小于医护人员的最优选择是不努力;如果医院监督的概率等于, 医护人员随机选择努力或不努力。

因此,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即医院以的概率监督, 医护人员以努力工作。显然, 医院委托人与代理人博弈的纳什均衡主要与监督成本C、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时所获得的额外收益S以及监管不努力的罚款F有关。由此可见, S越大, 或者F越小, 医护人员就越有可能选择努力工作, 这主要是因为, 此时医护人员的道德风险对医院的收益的影响就会越大, 从而医院为了避免损失就越有可能对医护人员进行监督, 医护人员为了避免被发现而带来损失, 就会选择努力工作。

2.2 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博弈

由于医疗市场的复杂性, 医院与患者之间发生道德风险的现象极为普遍, 主要表现为需求方 (患者) 的过度消费和供给方 (医生) 的诱导需求。而通常患者的道德风险只有通过医生才能实现, 因此医生道德风险更为普遍和严重, 如向患者销售高价药等。

为了分析的方便, 在模型中做出以下假设: (1) 医院经营的药品分为高价药品和具有相同疗效的低价格药品, 对消费者而言能带来相同的效用, 记为G; (2) 患者购买高价药和低价药支付的费用分别为P1和P2, P1>P2; (3) 当患者拒绝买药时, 患者的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或损失为-S; (4) 医院从药厂购进高价格药品的成本为T1, 购进同等疗效低价格药品的成本为T2; (5) 医院若想向患者推销高价药品, 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C, C≥0。假设医院向患者销售高价药比销售低价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 因此有P1-T1-C>P2-T2。则医院与患者之间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2。

给定λ, 患者选择买药 (η=1) 和不买药 (η=0)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πP (λ, 1) = (G-P1) λ+ (G-P2) (1-λ) ;πP (λ, 0) = (-S) λ+ (-S) (1-λ) =-S;令πP (λ, 1) =πP (λ, 0) , 解得即如果医院选择销售高价药的概率小于患者的最优选择是买药;如果医院选择销售高价药的概率大于患者的最优选择是不买药;如果医院选择销售高价药的概率等于患者随机选择买药或是不买药。

因此,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即医院以的概率销售高价药, 患者以的概率选择买药。实际上, 由于患者对于药品本身的性能、成分完全处于不了解的状况, 通常以某一国家药品生产技术水平高低和药品价格高低作为患者主观判断药品疗效好坏的标准, 再加上我国药品生产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 因此患者常常认为购买低价格药品的风险值要远远高于购买高价格药品的风险值,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 患者以购买高价格药品为最佳选择策略。

3 道德风险的防控建议

3.1 转变医院管理模式, 改善医疗服务体制

改革医院分配制度, 推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 支出由政府保障, 彻底消除医生的收入和医疗服务收费挂钩问题;改革医院内部的收入分配方式, 严厉打击医院分配按检查单和处方提成的分配方法, 切断医务人员与服务提供量的利益链, 代之以医务人员业绩评价的综合评估方式。制定门诊处方的最高限价、常见病住院标准和单病种收费标准等;加强对医疗服务质量监管, 增强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的透明度;强化医院的社会监督, 定期公开医院费用信息引导病人理性就医;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实行医药分家;加强教育引导, 增强参保患者的社会责任感, 合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

3.2 建立医师医疗不良行为档案

规范医师医疗行为, 制定和进一步推广临床路径。因病施治, 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 (“三合理”规范) 。特别要加强抗菌药物管理, 对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喹诺酮类药物的使用加强监管。建立抗菌药物使用分级管理机制, 规定各级医师使用抗菌药物的权限。建立医师医疗不良行为记录档案, 对违反诊疗常规、“三合理”规范的行为进行计分, 计分达到一定程度应暂停执业, 情节严重应报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吊销执业证书。对因违反规定导致保险部门或患者拒付医疗费用的, 应建立赔偿机制, 由当事人全额赔偿损失。

3.3 完善医院激励和约束机制

医院需要通过评价、监督等行为, 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 根据绩效差异拉开支付报酬的档次, 激励医生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改革利益分配机制, 提高医护人员收入, 提高医护人员寻租和产生道德风险的机会成本, 减少其败德行为。通过建立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减少医护人员的职业风险和防御性医疗现象, 给医护人员提供良好的行医环境。

3.4 建立医疗信息强制披露制度

建立信息披露与公开制度可以有效的减少市场上信息的不完全性, 抑制市场欺诈行为, 实现市场的透明性和规范性, 这不仅可以提高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的成本, 减少产生道德风险的机会, 保护代理人的合法权益, 还可以降低委托人进行激励和监督的成本, 从而可以有效的增进医疗市场效率, 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 实现医疗市场的帕累托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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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控制 篇6

道德风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 是指在某种保险机制下,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 导致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 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需求方的道德风险, 供给方的道德风险以及医患合谋三种形式。

1、需求方的道德风险—过度消费

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是指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即患者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所采取的导致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行为。主要表现在患者在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 患病住院, 患者将比在投保之前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享有更长的住院时间和选用更加昂贵的药物。从而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2、供给方的道德风险—诱导需求

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是指医疗服务供给方利用与患者和保险机构的信息不对称优势, 为了获得更多经济利益所采取的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行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 医生会给患者开大处方, 让患者使用高价药品, 做不必要的检查等诱导需求, 增加患者就医负担。

3、医患合谋

道德风险的第三种形式是医患合谋。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条件下, 第三方支付制度会激励医患双方协同诈保。为吸引患者同时也为增加自身利益, 医方开始与患者暗中操作共同对付医保部门, 于是大处方、营养方等大肆泛滥, 造成卫生费用的急剧增长。

二、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1、患者的“免费心理”因素

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中的“第三方支付”被认为是导致产生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在社会医疗保险的支付制度下, 医疗费用不是由受保者本人直接支付, 即不是患方本人而是由第三者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殊性使患者从心理上感觉与医生的交易过程中享受的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 从而导致过度消费, 造成资源浪费。

2、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

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是医方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由于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 而患者由于搜集和吸收医疗信息的能力有限。另外, 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完全和不充分, 患者往往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地位, 使得医生有诱导需求的能力和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倾向, 这就产生了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如果医生建议病人做某项不必要的医疗检查, 患者因为不知情, 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检查。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

3、按服务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

我国传统的按服务付费的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客观上也促进了医疗道德风险的蔓延和扩大。按服务项目付费这种事后报销的支付方式, 使得医生有诱导需求和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倾向。由于医生与患者的信息不对称, 医生通常会增加各种诊疗和检查项目, 诱导患者住院或手术等, 以增加其收入。

1、道德体系的建设

道德体系的建设是规避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核心。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和价值判断能力, 是从认识层面应对道德风险现象, 增强道德风险的防范, 削减危害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诚信体系, 建立健全的医患双方信用评级制度, 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其次, 医疗市场的每一方参与者都要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

2、制定合理的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

提高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 是世界应对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一个有效手段。在各地医疗保险的统筹中, 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因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费用发生级别而差异很大, 一些统筹地区的个人支付比例很低, 不足以有效抑制个人的道德风险, 从而使病人监督医生的积极性减弱, 甚至产生与医生合谋, 欺骗医疗保险基金的现象。考虑到我国各省之间的经济差异, 个人支付比例也应该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工资水平进行适当的调整。进而规避道德风险。

3、实施医药分家

目前形成的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 造成医院获取商业利润经营高价药品, 医生收受回扣的不良现象。因此要逐步实施医药分开, 将药品经营从医疗机构中分离出去, 实行外部化经营管理。

4、改变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

这种事后报销的支付方式使得医生有诱导需求和提供过度医疗服务的倾向, 成为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一个很大的经济诱因和制度诱因。而预付制, 如按病种付费, 按平均费用付费和总额预算制等, 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医疗供方道德风险的发生和蔓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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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控制 篇7

关键词：控制权,控制权配置,国美电器,道德伦理,公司治理

一、引言

2010年, 国美电器的董事会主席陈晓和创始股东黄光裕之间爆发了争夺企业控制权之争。在当年的国美股东周年大会上, 黄光裕否决了董事会任命贝恩资的三名非执行董事人选, 但是当晚董事会决定重新委任三名非执行董事。2010年8月5日黄光裕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罢免董事会主席陈晓, 国美董事会次日决定起诉黄光裕。在此之后直到9月28日股东大会陈晓微弱优势胜出, 再到2011年3月陈晓正式离开国美这一段时间, 双方频繁的发布公开信, 并接受媒体采访。在采访过程中, 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并批评对方行为的不道德是双方获取投资者和媒体舆论支持的重要手段。根据凤凰网调查显示, 截止2010年8月31日赞同陈晓是乱臣贼子的有60 884票, 占投票总数64 548票的94.3%。但是, 陈晓在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时说国美是一家公众企业, 董事会应为包括大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服务, 黄光裕作为创始股东企图将企业工具化, 创始股东的动议是无理据、不明智以及不受欢迎的, 极有可能对本公司价值造成重大损害。本文从道德伦理的角度, 以国美的控制权争夺为例, 来分析企业控制权究竟应该如何配置。

控制权是指对企业契约未尽事宜的决策权, 控制权可以分为一般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 (刘磊, 2004) 。一般控制权是指根据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由某一企业成员拥有的决策权, 比如管理层对日常事务的决策权和经营权等企业的管理权。剩余控制权是指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之外未尽事宜的自由裁量权, 一旦契约之外的未尽事宜出现,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一方拥有了决策权, 自由裁量权的归属并不明确。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制定和修订公司章程, 界定一般控制权以及剩余控制权的归属。

传统的企业家企业和家族企业的第一代的创始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退出企业, 而大股东的继承人并不一定有管理能力, 企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是人力资本在社会中的分布结构决定的, 企业的管理权必然要让位于职业经理人, 这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 国美之争就是创始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争夺企业控制权的利益冲突。家族企业或民族企业在向现代跨国企业转型的过程中, 职业经理人拥有了企业的控制权, 控制权从股东到职业经理人的转移带来了企业收益分配的变化, 这种利益分配的变化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矛盾的源泉。职业经理人认为这种控制权的转移代表了相关利益者的主张和企业效率的提高, 股东认为职业经理人会利用其控制权侵占股东的利益, 不仅违背了资本的意志, 也违背了作为受托人的职业道德。

二、控制权配置与效率

控制权争夺指的是不同的管理集团采取种种策略和行为来争取企业的决策控制权, 发起方通常采用收购或兼并的方式获得企业的股权从而达到更换当前管理团队的目的。理论界对于控制权配置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控制权争夺之后企业绩效是否得到提高, 控制权争夺是约束职业经理的机制, 尤其是在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对于股权结构比较分散的企业, 小股东通常是以出售股票表示对职业经理的不满。股票抛售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降, 因而会引发其他通过收购和兼并的方式获得企业的股权, 从而达到更换当前管理团队的目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控制权争夺不同, 国美控制权争夺发生在没有潜在收购者的情况下创始股东和现任管理层之间。贝恩资本在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处于第三方的地位, 而且是决定陈黄之争结果的关键。但是, 无论是陈晓还是黄光裕都没有把贝恩看做是竞争对手, 至少在公开的场合, 双方都在向贝恩示好。所以, 本文关心的是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控制权配置。国美之战提供了关于控制权配置本身, 而不是控制权转移的案例, 即控制权应该如何在大股东和管理层之间配置?

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在理论上的分析起源于Grossman、Hart (1986) 和Hart、Moore (1990) (简称GHM理论) , 他们认为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一方面激励了拥有控制权的一方做出事前的专用性投资, 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对没有控制权一方事前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比较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带来的专用性投资激励收益和激励扭曲的成本, 控制权应该配置于专用性投资比较重要的一方。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因为其投资的专用性, 从而拥有了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但是, GHM理论对于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缺乏解释能力。在现代企业制度中, 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不仅具有了抵押性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而且具有了GHM理论所说的专用性, 这些性质相对于物质资本更适于拥有控制权来增加资本的专用性投资。所以, Aghion和Bolton (1992) 提出了金融不完全契约理论, 他们认为最优的控制权结构是:当企业家的私人收益 (或投资者的货币收益) 与总收益呈单调递增关系时, 企业家 (或投资者) 的单边治理模式可以实现社会最有效率;当双方的利益与总收益之间不存在单调递增关系时, 那么控制权的相机配置将是最优解。无论是GHM理论还是金融不完全契约理论, 控制权的配置都是以企业总收益最大为准则, 这也是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分析方法。正如Williamson (1985) 所说, 应该在以效率为目标的框架下分析企业内部权利的来源与配置, 即控制权配置的效率原则。这里的权利就是指科斯所说的进行资源配置的企业家权威, 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自由裁量权和剩余控制权。因此, 国美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是控制权争夺双方互相攻击的一个焦点。

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前夕公布的2010年财务报表, 显示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48.73亿元, 同比增加21.55%;净利润为9.62亿元, 同比增加65.9%, 显示了陈晓和董事会的经营能力, 陈晓也公开表示这是国美2008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但是在报表公布的第二天, 黄光裕方面通过新浪财经发表《致国美股东同仁公开函》, 对国美的业绩作出批评:第一, 2009年上半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黄光裕事件的影响, 如果与2008年相比2010年的业绩不升反降。第二, 陈晓通过大量关闭门店的方法粉饰财务报表, 牺牲了国美的市场份额, 丧失了行业内的领先优势。与主要竞争对手苏宁相比, 苏宁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60.55亿元, 同比增加31.9%;净利润为26.27亿元, 同比增加53.33%。除了净利润同比增幅外, 其它的盈利指标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幅、净利润都比苏宁逊色。第三, 陈晓任职期间国美集团经营的门店数量减少了约13%, 苏宁的门店数量有32%的增长, 国美市场布局的优势已经丧失。苏宁门店的数量在2008年末只有国美门店数量的61%, 到2010年上半年, 苏宁门店数是国美门店数的93%。陈晓方面对此的解释是黄光裕方面给出的财务资料是根据内部主要指标统计的, 不符合香港公认会计原则, 并且强调其经营战略是从快速扩张的规模领先, 调整为通过精细化管理和网络优化来提升单店盈利能力, 在单店销售额上略超苏宁。2010上半年, 公司同店销售同比增长24.80%, 平均每平方米销售额连续6个季度环比增长。企业绩效的争论最后演变为关于企业经营模式的争辩。

长期以来国美的战略都是门店扩张, 靠网络规模抢占市场份额。陈晓则强调精细化管理和单店盈利能力, 试图改变黄光裕时代过于追求规模化的倾向。2011年12月9日, 在清华大学“陈晓总裁与清华EMBA交流会”上, 陈晓公开表示这是其在国美努力的方向。由于家电零售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保持规模领先的前提下持续提升单店经营能力, 无论是黄光裕还是陈晓都在规模和效益之间权衡, 只是侧重点不同。黄光裕在扩张规模的时候也强调每平经营面积的效益, 不断的关闭亏损门店。陈晓在关注单店效益的同时也提出门店的扩张目标。陈晓为首的管理层确定的五年规划就是到2014年国美电器的门店数量将拓展到2 000家。陈晓离开国美之后, 国美提出新开480家门店, 并且首先要确保的是新增门店的经营质量。在国美的控制权争夺和投票过程中, 无论是陈晓还是黄光裕都宣称会为公司的利益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 但是争夺控制权事件本身给国美的相关利益者 (除了竞争对手苏宁和背后的贝恩投资) 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所谓的企业效率和股东利益在国美之战中竟然变得无足轻重。

无论是股东还是职业经理人拥有控制权, 都不是以企业的效率最大化为准则的。所有者经营的传统企业不存在两权分离, 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产生了代理成本, 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通过企业制度的设计控制代理成本。但这并不是说职业经理拥有控制权后企业的效率降低了, 认为职业经理人在脱离了股东的制约之后会侵占股东利益, 并且牺牲企业利益来最大化个人利益的观点是偏颇的。在理论上, 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是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的, 这种分析方法源于科斯的交易费用, 即企业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是比较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 这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方法不同。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不仅产生了代理成本, 也产生了分工与合作收益。职业经理拥有控制权, 使得公司规模得以扩张, 专业化分工使得公司的效率得到提高, 更重要的是使公司脱离了仅仅对利润的追求, 从而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 不能简单地说创始股东拥有控制权和职业经理拥有控制权哪一种企业制度更有效率, 尽管理论上的企业控制权配置和公司治理结构都是以企业效率为准则的。

三、国美的控制权争夺

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公司的经营全面负责, 股东不应该越过董事会来直接管理公司, 这是董事会的权利。公司法也规定董事是股东大会的代言人, 董事会不应违背股东大会决议滥施职权。如果股东认为董事会不能代表其意志的时候, 股东可以选举新的董事, 或者用脚投票选择离开, 这是股东的权利。国美控制权之争的起源就是黄光裕认为贝恩对国美提出的非执行董事人选、绑定经理层等条款太过严苛, 并且有控制公司的意图, 威胁了大股东的利益, 陈晓作为董事局主席不应该答应这些条款。正如黄光裕的代言人邹晓春接受采访时所说, “我们不反对融资, 也不反对贝恩, 我们反对的是陈晓作为董事会主席有没有公平的对待我们, 没有让我们在这些影响我们权益的时候让我们有知情权, 让我们有合适的参与权;陈晓的言行已经代表不了我们的利益, 保护不了我们的利益, 而是很明显地公开说要踢走大股东, 大股东被不公平地剥夺了对公司策略和运营的影响力”, 这才有了股东周年大会上的反对票, 以及提议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罢免陈晓, 这都是股东出于维护其权益的目的。

黄光裕凭借其超过1/3的持股比例, 在国美电器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否决了董事会任命贝恩资本的三名非执行董事人选。陈晓认为这是大股东对公司的不负责任, 出于对贝恩投资的附加条款的担心, 在周年大会的当晚, 国美电器紧急召开董事会否决了股东投票, 强行委任贝恩三名董事加入董事会。根据我国的公司法规定, 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的权力机关,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只要不违法, 董事会都无权改变。但是国美电器是在百慕大群岛注册、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百慕大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在董事组成不满额的情况下有权力推荐董事。根据百慕大的公司法和国美电器的公司章程, 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不经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下任命公司非执行董事, 这是陈晓出于贝恩投资附加条款违约的担心的目的, 而这样的规定其实正是在黄光裕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的时候, 通过多次修改公司章程并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后授予董事会的。

对于黄光裕的行为, 陈晓在国美的董事会致全体股东的公开信中说创始股东的动议是无理据、不明智以及不受欢迎的, 极有可能对本公司价值造成重大损害。所以, 在黄光裕提请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罢免陈晓的第二天, 陈晓就以董事会的名义起诉黄光裕在2008年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和信任的行为, 并追偿由黄光裕的违反行为导致公司所遭受的损失。信托责任是维持现代公司体制的一个重要条款, 是公司法对职业经理人忠诚和责任品质的要求, 这里的信托责任是对股东大会来说的。股东大会由众多的股东组成, 董事会不仅代表推举他的股东, 也代表没有推举他的股东, 如果股东意见不统一, 董事会的行为必然会违背部分股东的意志。出资人的资本与法人资本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区别, 董事会从成立那一刻起, 就成为独立于公司其他相关利益人包括股东的团队。陈晓在2010年8月20日接受《新世纪》采访时说:选择退出可能是最简便的办法, 但我想那并非是对公司股东利益最为有利的办法, 这样做也是对公司、员工、投资者最不负责任的。我将坦然接受股东的选择, 股东的选择是最根本的选择。尽管陈晓是大股东推荐的公司董事, 但是在任职之后也并不意味着陈晓会或者应该完全代表大股东的利益。董事作为资本的代表, 如果和股东出现矛盾, 应该坚持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 而不是部分股东和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因此, 认为董事会在经营战略和行为上违背部分股东的意志就是违背职业道德, 违背信托责任, 违背资本精神, 甚至违背做人标准的看法是不恰当的。

虽然经理人与股东的关系是委托代理的关系, 但他们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市场交易关系, 交易的目的是实现利益。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外存在着大量的契约剩余, 比如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范围内的融资权限, 但是融资的具体条款是否应该与大股东进行必要的沟通等并没有明确规定。对于这种契约剩余来说, 控制权是来保障收益和获取收益的有效手段, 企业契约外部的第三方很难对其进行评价和证实。GHM理论的前提就是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 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等原因, 企业契约不可能明确未来所有可能的特定权利, 而且即便可以明确, 也无法通过第三方进行证实。所以, 在这一关系上会出现甚至完全相反的道德判断。

在国美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 其他相关利益者包括小股东和员工的利益都被弃之不顾, 但是控制权争夺双方仍然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较量以获取他们的支持, 尤其是股东和机构投资者们的支持, 其目的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投票。国美控制权的争夺说到底就是资本的较量, 这在现代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非常严重的当下, 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因为控制权之争最终是通过股东大会的股东投票来决定的, 小股东虽然没有主动权, 但是至少可以在职业经理人和创始股东之间进行选择, 至于机构投资者因为其持有更多的股份, 甚至能左右最后投票的结果。这是资本市场的权力规则, 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是资本的胜利。至于企业员工的利益、供货商的利益以及企业的效率, 不会在资本的意志中自然而然的实现, 双方在企业经营战略和企业效率上互相攻击也显得有些无力和虚伪。

四、市场化道德与公司治理

根据《辞海》的解释, 道德是调整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规范的社会意识形态, 并且道德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道德准则与经济准则具有一致性。弗里德曼 (2004) 认为那些正义的原则可能就是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所需的各种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些被我们内化的原则。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创造性在于把利他和利己统一在市场机制中, 证明了自由价格体系和市场竞争制度可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即市场化道德。当然按照斯密对市场机制的解释, 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并不用考虑他人的利益, 社会利益就会得到最大化。如果社会利益没有得到最优化, 那么说明市场机制本身是有问题的, 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强化个体行为与激励的关联, 并不断完善竞争性价格体系, 市场制度本身就会产生效率的同时创造出市场化道德和文明体系。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如果交易的某一方认为个人利益受损, 可以选择退出交易, 除非外在的交易环境限制了交易方的退出权。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本质和制度的研究就是对市场制度的拓展, 该学派把市场交易和企业制度安排都看做是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 因此产权关系是否能够强化个人贡献和激励的关联性是产生效率和道德文明的关键。

在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 道德问题的焦点是企业经营的目标应该为谁的利益服务。从狭义上看, 企业契约和公司治理的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符合股东的利益, 主要原因是物质资本的专用性和容易被过度利用。但是企业的目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简化处理的, 即企业利润最大化。在企业这一黑盒子被打开, 企业内部成员 (甚至包括外部的相关利益者) 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主体, 企业作为不具有人格的法人, 不存在所谓的企业本身的利益。即便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利润, 也是在支付了企业所有生产要素贡献的报酬之后的经济利润, 这部分租金在竞争市场中并不存在。在传统的业主所有者企业中, 企业的股东同时也是企业的管理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利益就是一致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股东管理者可以采用科学的有效的管理方法管理企业, 工人作为独立的利益个体仍然会为了个人利益有偷懒的行为。在现代股份企业中, 股东监督和约束经理人的成本更高, 更容易产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 这种行为的发生也不能被认定是不道德的。如果这种自利行为没有带来企业绩效或者社会福利的优化, 只能说是市场制度和企业制度的不完善。至少在市场化道德层面, 陈晓自利行为是合理的, 他的行为并没有挑战所谓的基本商业秩序。在道义论道德的层面, 陈晓和黄光裕之间的决裂表明陈晓违背了对黄光裕的信和义, 但是斯密所说的市场上的道德情操并不是道义道德。

道德标准有高低层次之分, 最低的标准是职业经理人的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 并且符合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等约束。按照高一点的道德标准, 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如果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 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应该是更多的考虑其他企业成员的利益, 甚至在必要时牺牲个人的利益。显然, 职业经理人并不需要牺牲个人利益, 甚至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 只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就是符合市场经济道德。实际上, 股东完全拥有从企业退出的权利, 甚至有解雇工人和职业经理人的权利。所以, 工人的偷懒行为和职业经理人的自利行为即便是侵害了股东的利益, 问题也是出在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缺少了激励兼容的特征。

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 其理论基础是股东至上主义。而广义的公司治理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 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其理论基础是相关利益者理论。从表面上看, 相关利益者理论是对股东利益至上主义在企业目标上的修正, 但实际上这种修正存在着冲突。如果追求股东的利益, 则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追求其他相关者的利益, 股东的利益会受到影响。在企业控制权争夺中, 如果收购成功, 企业现有的股东通常可以从中得到不菲的收益, 主要是所持股票价格的上涨。如果收购行为失败, 企业股东将无法得到这笔收益。收购成功常常伴随着解雇现任经理团队、大量的裁员, 企业所在社区、与企业相关的材料供应商、下游企业等等相关者的利益都可能面临损失。因此, 管理团队的反收购抵制行为是“合理”的。这里所谓的合理是指企业管理团队的行为除了考虑股东的利益之外, 还考虑了其他与企业相关者的利益。在反收购过程中, 股东利益可能因为管理层的反收购兼并的行为而受损。比如金色降落伞会给管理团队离职的高管一笔巨额的遣散费, 焦土政策则通过降低企业价值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方式进行抵抗, 这反而会降低当前股东的股票价值。

其实, 无论是股东Stockholder还是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都是企业收益的创造者, 同时也是企业收益的拥有者。虽然相关利益者理论承认不同企业成员的利益, 但也有明显的缺陷。该理论把企业价值最大化建立在职业经理人的道德行为之上, 而这种道德行为是以其个人利益为激励的。如果缺乏适当的激励和约束, 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会偏离企业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极端的说, 股东利益至上是股东的要求, 企业利益最大化是经理人摆脱股东约束追求个人利益要求。无论是股东宣称的股东利益至上, 还是经理人宣称的企业利益最大化, 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 通过混淆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来争取舆论支持。当然职业经理人对利益的追求与股东对企业利润的追求, 都是在相关的法律和公司章程下的理性行为。因此, 从市场化道德的角度看, 无论批评职业经理人的行为违背商业伦理, 还是批评股东为了个人利益工具化公众企业都有失偏颇。

控制权的配置和道德无关并不是市场经济和企业组织不需要道德, 道德对于经济效率的作用是明显的。Hayek (2001) 强调了自私和自利的区别, 他认为自利的个体除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之外, 还随时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达成妥协, 并准备为维护合作规则而付出代价。在Alchian和Demsetz的团队理论 (1972) 中, 企业存在的最本质的理由就是团队生产的产出高于队员单独生产的产出优势, 为了保证这种优势, 就要靠鼓吹道德行为准则来形成团队的忠诚精神。控制权配置与道德的无关是因为道德批判和评价不具有强制性, 在控制权带来的利益面前单凭道德自律和约束不会带来均衡的结果。

五、结论

在社会化分工的经济制度下, 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是否能够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依赖于社会制度安排的有效与否。企业价值是由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创造的, 企业收入则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因此企业内部同时存在合作与竞争。按照囚徒困境的理论, 企业将无法维持, 有效的企业制度既要促进合作也要解决冲突。在不完美的企业制度下, 一方面职业经理人和股东都把能给企业带来效率作为自己拥有控制权的合法性基础, 另一方面也批判对方追求利益在道德上的不合理。正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资本剥削了劳动, 现代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经理侵占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因此, 从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可以看出两点。

1. 在当前的公司法律框架下, 当职业经理和股东之间就控制权进行再谈判时仍然是以股东投票为最终解决机制, 或者说控制权的配置最终仍然体现了股东的意志和资本的意志。道义上的批判或者道德责任并不能决定控制权的归属, 也不能凭借道德约束来完善公司治理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 如果非要从道德的角度来分析控制权的配置, 控制权的争夺应该保证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实现利他的共赢局面。相对均衡的控制权配置使得股东和经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励兼容的特质, 这才是市场化道德的核心。道德的要求应该是对资本力量的滥用采取更多的社会化控制, 而不是成为指责股东或者职业经理的工具。

参考文献

[1]Aghion, P.and P.Bolton.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 (59) :473-494.

[2]Alchian, A.and Demsetz, H.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 :777-795.

[3]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691-719.

[4]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1119-1158.

[5]Hayek, F.A.The Road to Serfdom[M].London:Routledge, 2001.

[6]Williamson, O.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Firm,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London:Macmillan, 1985.

[7]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道德控制 篇8

1 道德与内部控制环境共建

个人的行为不能或是不完全能自我节制就需要外界的干预。这些客观因素有法律方面的也有行政层面的还有规范性文件, 它们的完善程度是肯定的。但是人的道德、伦理不是很好用条文来规范, 在这方面一但出现缺失就很难弥补, 而且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法规已是一纸空文, 没有了任何的束缚力。如果这些走在法律边缘或是已进入雷区的人在行事之初能有较好的道德观, 他们或许不会以身涉险、沆瀣一气谋取不义财。

资产的安全是国家和公司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内部控制规范从企业层面到业务层面做出尽乎完善的规定, 其中与会计部门和会计从业人员相关的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企业层面组织架构控制中有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 大部分与会计岗位相关, 至于业务层面就更多了。可见内部控制对资金安全的重视程度, 这是规则、硬性环境。

但“你有张良计, 我有过墙梯”, 在道德缺失的人眼中这些制度中不过是“纸老虎”, 绞尽脑汁谋取不义之财。这时的他们已没有良心, 目标只有一个非法利益, 但是他们的道德如果高尚一些或是有一点点的良知也许不会发生非法的事情, 但这就需要软环境———道德。

无私、诚信、正真、独立、当责, 是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 它是道德范畴是精神活动, 无法以法律、法规来更多的规范, 只能通过疏导和指引让人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活动方向, 达到帮助个体提高自身的修为, 使硬环境和软环境有机的结合。

2 道德观建设

坚持原则, 拒绝同流合污, 可能遭来非议和打击报复, 但坚持下来就会得到做人的尊严和法律的尊重。这是一个发生在台湾的个案。

一位张姓年轻人进入海关部门工作, 上班第一天就主动宣示“我不收钱”的立场, 遭到同事的非议, 在日后的工作中他恪守着自己的诺言, 坚持自己的原则行事, 他独自面对整个部门都涉贪的邪恶环境, 终有一天东窗事发, 这个部门除张姓年轻人之外的现职职员都因涉贪被司法机关带走, 事后年轻人说“只要一个人拒绝同流合污, 就能对整个共犯结构产生道德压力, 只要一个人保持正直守法, 就可以凸显对那些荀且营私者的扭曲败德。”一个年轻人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竟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可见其品格高尚, 这是自我道德建设的典范。

但若反观, 张姓年轻人在工作岗位上经过一阶段观察后, 发现周围整个环境都是如此。如果我还一意孤行就会遭到排挤, 无法工作。经过权衡之后便自甘坠落, 同流合污了。内部控制也就成了摆设, 他们的罪恶行径会被更晚的发现, 公共利益会更多的流失。由此可见道德建设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有多大。内部控制中在企业层面设置中有———社会责任控制和企业文化控制来推动道德在企业内部的建设, 其中重要的一环是领导人的垂范作用。

“上恶贪则下耻争”领导人的模范作用是关键因素。反之则亦然。2011年4月有篇报道是这样的, 中石化广东石油总经理鲁某挥霍臣款购置高档名酒, 在2010年9月购30年500毫升茅台30瓶, 15年500毫升茅台60瓶, 50年500毫升茅台30瓶, 53度飞天500毫升茅台360瓶, 价税合计958320元, 从2010年9月起先后购进高档名酒三批总价值259万元, 所有酒都由鲁某个人支配使用, 而这些事在案发前只有鲁某和其指派的经办人知晓, 公司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事, 就连副总经理都不知, 鲁某对个人的腐化行为保密作得有多好确反映了内部控制在这个部门的薄弱。这样一个败德的领导者能创建出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来?这个企业的环境在他的引导下势必走向贪腐成风的境况, 这是发现的早些, 如果长时间没有被发现, 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不是用几百万来计算的。

作为领导者率先洁身自好, 不铺张浪费, 不中饱私囊, 内部控制环境才会良好, 控制制度才能良性运转。

3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个人的道德观及操守是其自身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见闻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也是价值观的体现。在诸多外部因素中工作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更大更深远。

企业应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以有助于职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让员工对企业有一致的认同感, 让员工认识到道德建设可以从细微之处培养。亦可建立道德规范, 来指导方向, 使那些处于迷茫中的员工有一个正确行为准则。让员工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摒弃的, 从而创建健康的企业文化来影响员工的道德修养。

企业还可以与员工共同建立一个愿景, 来共同实现, 在实现过程中培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社会责任感, 作为领导者应率先垂范, 让员工看到作为企业领导者血管里流淌的不只是金钱的血液, 还有道德的血液。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当企业领导者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会显现出来。作为IT业领导地位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对外宣布将要裸捐, 这是人性的迸发, 是对社会责任的履行, 这样的领导者才能造就良性发展的超级商业帝国, 他的员工也会以他为傲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 共同把企业优良的文化辐射出去。

4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及时反馈信息

企业信息系统就像人的神经系统, 当外界稍有刺激就反馈给大脑, 做出应对, 如神经系统阻滞, 反应失调就会出现损伤。企业的信息系统也是如此, 当在企业体系中出现有损企业的事件出现时没有被及时知晓, 以至事态扩大, 最后经营失败。

在信息系统建设中不仅注重管理、经营、销售等方面信息, 更应注重全体供职人员操守方面的信息。比如:订立一个共同遵守的行为守则, 来规范道德, 让员工有集体容誉感, 以便员工在日常行为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操守。在订立守则的前提下, 反馈全体员工的道德行为信息, 以验证组织核心价值是否得到遵循。还可以让员工没顾虑的情况下, 反映至关重要的信息或违反规定的行为。在此基础上, 设立奖惩制度, 强化准则被遵循的程度, 更有利于规范道德, 建立良好内部控制环境。

信息系统的完善在保证资产安全方面尤为重要, 它会让那些肆无忌惮舞弊的人不能随心所欲, 让他们为舞弊行为付出更大成本, 直至放弃。利用信息系统企业还可以建立检举信息台让员工用更快捷、更安全的方式来反应舞弊事件。但前提是这一平台是安全有效的。正像前述广东石油公司的鲁某的贪腐行为在败露之前无人知晓, 如果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有一套运行有效的信息系统也许不会发这样的腐败行为。

最后还应加强任用人员的道德品质的考核, 任用那些品格高尚的人从事重要岗位的工作。摒弃那些旧有的任贤不避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思想, 用了就考察, 并且是持续性的。

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人们意识就是想法、欲望, 当人可以节制它们时或受客观因素压迫时得到的想法就会淡化或逐渐消失。道德底线高的人犯罪的可能性小, 但道德底线低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危害更严重。为了防范道德低下的人危害公共利益这要加大他们的犯罪成本或加以预防性干预, 将资产安全风险降低。维护内部控制环境, 建立良好的行业公信力。

摘要：自身的道德水准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以及其表现形式。

道德控制 篇9

现代企业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一般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和管理层之间最为典型。除此之外, 其他利益相关群体, 例如经营者与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与基层员工之间均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以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委托代理除了需要付出明确的监控成本和管束成本, 还需应对相应的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 为此, 现代企业在积极优化公司治理体系并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同时, 还应关注道德约束机制所发挥的治理效能。

二、公司治理及其重要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将公司治理定义为一种据以对工商业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 它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经理层、股东等公司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力分布, 并明晰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同时, 它还提供了设置公司目标的一种结构以及实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根据OECD对公司治理的经典定义, 将其应用到公司治理的实践当中时, 我们可以概括出公司治理最重要的三大内容: (1) 平衡董事会权力; (2) 注重内部控制系统; (3) 及时、透明地作出披露。

首先, 在平衡董事会权利方面, 根据英国公司治理联合准则 (Combined Code, 2003) 当中的卡德伯利报告 (Cadbury Report, 1992) , 引入独立非执行董事 (NED) 是对董事会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的一个重要举措。董事会决定着公司的重大决策并肩负监督管理层的职责, 而独立非执行董事则独立于公司大股东、经营者等公司利益相关者, 其最重要的职责便是确保公司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在参与公司决策时真正做到公正无私, 而不是优先考虑某一派别或集团的利益。

其次, 注重内部控制系统才能最有效和直接帮助解决股东真正关心的股东利益问题。我国的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并不理想, 尤其是大多数国有上市公司, 股权过度集中造成相应的所有权缺位、经营权越位等现象, 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会计信息的正确真实性。拥有良好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 切实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 才能让公司资产得到安全保障, 才能确保公司会计信息资料的正确可靠, 才能让公司的经营方针得到落实、经营活动实现经济和高效运行。

再者, 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体系最基本的目标就是保证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最基本的知情权, 因此应在符合公司法、上市准则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及时、透明地作出信息披露。当前, 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报纸、杂志、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工具刊登相应的临时公告、定期报告等以公布公司的重大决策、资本运作、财务信息、经营和盈利状况等信息, 社会投资者依据这些公开的信息决定自己的投资决策。但实际上, 公司的信息公布存在一定的滞后, 信息不对称的不可避免以及内幕操作等违法行为的存在, 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对于公司的信息披露尤其要从时间和质量上进行严格把关。

三、内部控制及其重要性

在英国公司治理联合准则 (Combined Code, 2003) 中, 特恩布尔报告 (Turnbull Report, 1999) 作为指导企业构建内部控制的指南, 为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其主要内容是:董事会须负责公司的内部控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保证内部控制系统切实有效的同时还应对其相应的风险进行有效管理。董事会在制定内部控制政策并评估特定环境下内部控制的构成时需要细致全面考虑公司面临风险的可能性、风险的类型、公司承受能力和减少事故的能力、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已发生风险的影响、风险控制的成本等等问题。

内控对于公司治理起着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而内部部门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源于业务部门, 因此为了确保内控系统得以有效发挥作用, 内控首先要做好的关键工作即是让业务部门对内控进行全面充分的理解。业务部门最重要的任务是站在整个公司经营的角度全力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 充分实现公司利润价值最大化;但与此同时, 业务部门还应树立起正确的内控观念, 明晰自己和内控部门的业绩区别。内控的出发点在于防范风险, 旨在防御, 是外部施加给公司的,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切实有效的内控能在极大程度上确保公司各部门甚至细化到个人都不至于为了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不折手段, 做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和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事情。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发起人委员会 (COSO) 的报告里写到“再好的内部控制体系都无法把一个劣迹斑斑的或没有经营智商的管理层变成一个非常有经验、头脑和能力的管理层。”从这个角度可以推断, 一个良好的内控系统应同时满足两个方面:一是要嵌入到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二是要嵌入到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中。

内部控制系统并不是独立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存在的, 正是因为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了可能导致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受损的风险, 管理层才需要引进或设计出一套相应的内控系统来应对这些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 内控系统它并不是一系列死板的规章制度, 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 而是一个风险应对的机制, 这个机制的灵活性特点反映在它是根据风险的变化而相应作出内控的调整, 已达到内控可以实时地应对变化的风险的目标。因此, 作为内控系统的设计和操作部门, 实时地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风险进行监控是其一项重要的工作环节。这就要求内控系统要嵌入到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去, 生产经营一线的员工需要具备一定的风险管理意识, 当发现风险有变化或者有新的风险产生时, 通过一套及时的上报机制上报给管理层 (通常是董事会下属风险委员会) , 管理层才能依据发生变化的风险重新进行风险评估和设计新的内控来作出风险应对。

一个良好的内控系统必须还要嵌入到企业文化中, 发挥企业文化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量可以让内控系统的运作事半功倍。通过职工培训、激励机制等方式建立起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企业文化和培养起员工的风险意识、内控意识、信息交流意识, 内控系统的运作会变得倍加有效, 公司增值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内控目标也会得到更好的实现。在保证做好内控系统的设计、执行、监督的同时, 对应的风险只能是被尽可能地降低而不能被完全消除。这是因为一个良好的内控系统有其固有的缺陷:管理者越权、人为失误、道德风险等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得一个再良好的内控系统运作起来效用会受限, 即不能完全消除对应的风险而只能是提供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保证。其中, 道德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

四、道德

学术界探讨对公司治理的约束时多提到要从加强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入手, 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 纵使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 拥有发达的经济市场环境, 具有完备的法律和信用制度, 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安然、世界通讯等轰动全球的公司财务丑闻事件。由此可见, 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 (Lawrence Kohlberg) 在1983年整理出的研究成果———人类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认为, 处于不同的道德水平时, 道德判断标准相应地也分为不同的阶段, 如下图所示。

上世纪九十年代巴林银行由于其“天才交易员”尼克·理森私自违规买空期货导致巨额亏损而倒闭、2007年原任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涉嫌内幕交易被判终身市场禁入、2008年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科维尔以及2011年瑞银 (UBS) 旗下投行部交易员的违规操作均给各自银行带来巨额的损失, 层出不穷的案例告诉我们, 在现行的社会中, 追求个人利益而罔顾他人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大有人在, 处于这一道德水平的员工需要被很好的内控和监管系统识别出来, 否则像英国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的倒闭还会历史重演。不过, 即便是处于道德水平II第三阶段的员工, 依然存在道德风险, 劳伦斯·科尔伯格博士著名的“海因茨难题” (Heinz's Dilemma) 便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道德两难困境, 站在关心亲人、相互的人际期望角度, 海因茨先生偷药救妻在道德上是对的;但海因茨先生的偷药行为客观上是违法的, 自然也是违背道德的行为。放到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当中, 若是因为相互间的人际期望、相互间违规行为的效仿而损害公司利益、破坏内控机制, 这样的道德风险同样需要引起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足够重视。

因此, 道德规范也应当根据时下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道德约束机制对各经济行为主体起着极其重要的规范作用, 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公司伦理道德体系, 做好公司的道德治理, 才能从根本上完善公司治理。

五、小结

自2001年安然事件丑闻爆发以来, 公司治理开始受到重视并以立法的形式规范起来,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Act) 。在公司治理三大主要内容中, 内部控制系统无疑是治理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环节。一个良好的能够嵌入到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企业文化中的内部控制系统, 才能尽可能地提供降低公司风险、增加股东财富的保证。在内控系统运作的同时, 道德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发挥的治理效能不容忽视, 一旦被忽视, 轻则内控失灵、治理失效, 重则公司无力经营破产清算。因此, 公司的董事会和下属风险委员会应当加强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的道德风险评估审查, 建立健全道德品质评估机制, 力求做到用对人、用好人。

参考文献

[1]OECD: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nce[EB/OL].http://www.oe cd.org/dataoecd/32/18/31557724.pdf.

[2]衣巍伟.英国公司治理结构修改历程以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海洋大学, 2010

[3]《内控_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609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