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核心

道德核心（共12篇）

道德核心 篇1

仁爱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价值在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结构发生变迁的历史背景下, 逐渐失去了继续作为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具体体现于在调整人际关系范围上的困境、在追求崇高境界上的困境、在“义利观”上的困境以及在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系上的失衡等四个方面。在仁爱难以继续成为中国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历史背景下, 正义逐渐成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新的核心价值。这是由于正义在调整变迁的人际关系、平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表征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等方面发挥着主导功能。有必要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顺应这种趋势, 主动促进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的重塑。

一、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

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生产是大批量生产。城市的企业员工来自全国各地, 事业单位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来源于全国各地, 他们相互之间少有血缘上的联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传统上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 他们周围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摆脱了血缘上的联系。在中国真正步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以后, 纯粹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将大幅度减少, 缺乏血缘联系的城市人口将占人口的大多数。另外, 随着国际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 中国人也逐渐走向“世界历史”, 成为“世界历史”之人。因此, 中国未来的人际关系交往范围将要大大突破传统的血缘关系局限, 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交往将要弱化, 人们将要更多地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他人进行交往, 而且交往的频率和范围也将更为频繁和广泛, 从而形成了团体型的交往格局。

在公共领域无血缘关系的人际交往中, 每个人都需要把其他人看作是同质化的人来对待。在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中, 最重要的价值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 即自尊尊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每个人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 失去他所应该失去的, 任何人都无需通过牺牲自己来满足他人, 也不能通过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 这正符合正义的基本含义“得其所应得, 失其所应失”,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没有偏私。正义可以调节各种人际关系, 不但可以调节仁爱所难以调节的与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即使是在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内, 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得到尊重, 正义也可以在其中作为调节仁爱的品质来发挥作用。“复杂的社会不能单靠情感 (比如同情和信任) 来加以维系, 因为情感只在小范围内有效。对待陌生人的道德行为, 要求有‘人为的’德行, 特别是正义的秉性”。因此, 正义所调节的人际关系范围广, 普适性非常强, 正可以作为调节日益走向“世界历史”之人的人际关系的最基本价值, 符合个体现实的伦理交往需要。

同质性新型人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从伦理学来看, 人类的道德生活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的关系, 一是生产领域内的人际关系, 二是生活领域内的人际关系, 这两个领域内的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道德起源于人类社会调整利益关系的需要。所调整利益关系, 无非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或规范, 规定人们各应占有多少利益、各应承担多大责任, 这也就是分配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正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正是利益调整的必要性, 只有正义才能够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种利益关系。因为正义是人为之德, 是由于利益划分的必要而出现的, 它的作用在于平等地分配权利、自由和财富, 恰当地处理财产所有权问题。道德的根本任务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诸德性中, 正义能最恰当地处理和调整团体型人际交往关系中的利益关系。所以, 正义最符合个体在团体型人际交往中处理利益关系的需要。

二、平衡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教育既要重视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培养, 又要重视道德权利意识的启蒙。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只重视道德义务感的培养, 而忽视了道德权利意识的培养, 这种道德教育模式虽然适应传统社会培养“臣民”人格的需要, 但是, 在当代社会却无法适应培养“公民”人格的需要, 并有悖于民主和平等精神。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重视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乃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存方式变迁的回应与契合, 是和主体性意识不断萌发、个体性价值不断得到尊重相一致的, 也是对于个体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不断凸现的良序公共生活的追求, 是对于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不断发展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引导。中国当代道德教育自觉培养公民的道德权利意识是公民主体性意识的需要, 是公民人格的主体性的向度。公民的道德义务是维系公共生活良序与规范的需要, 是公民社会中“契约精神”的体现与内化, 是公民人格的“主体间性”的向度。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之所以要确立起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对等的教育理念, 是为了建构现代公民伦理精神与价值范式、培养现代社会健全的公民人格。

正义的最基本含义是“得其所应得, 失其所应失”,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是正义最为普遍的原则。传统观念认为, 权利更多地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的, 义务更多地是从道德上讲的, 但实质上权利与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只有完成责任义务才能赋予个人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道德评价的标准, 最基本的取决于一个人能否遵守正义的价值和原则。正义原则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它表明了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正义体现了在承认个人应得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认对社会和他人应尽的义务, 也体现了在承认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承认别人的权利。在克鲁泡特金看来, 正义感或公正感把别人的权利看作等同于自己的权利, 更高的道德感就是在这个广泛而必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义包含着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相统一的特征, 它有助于唤醒个体的道德权利意识并促进个体主动保护自身的道德权利。正义价值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和平等精神相契合, 有助于培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统一的公民人格, 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需要。

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

当代中国正处于多元价值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 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人们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种价值观念。从道德境界上看, 既有高尚的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也有底线伦理存在的根据。人们觉悟程度的高低、道德水平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很难急于求成地要求所有人在短时间之内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因此, 只能通过长期的、耐心的社会教育和舆论引导, 使高尚的道德情操逐渐为广大公民所接受。“一个人不应该伤害别人, 但是一个人并没有义务对别人采取友善的态度。换句话说, 友善行为虽然得到社会认可, 但不被看作是强制性的。为了促进这类非义务性的行为, 父母、老师等通常会赞赏和表扬这类亲善行为”。纯粹的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当作道德的必要条件, 但事实上“真实的、自觉的而并非献祭式的、懵懂无知的自我牺牲, 是道德意识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人在面对自身利益同他人利益的冲突时可能作出的选择。利他主义把自我牺牲这种道德的崇高境界当成道德的必要前提, 由此造成的道德在理念上的苛刻性, 使得一般人很难真诚地奉之为行为准则, 往往是敬而远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道德行为的权利和自由, 任何人都不能强求别人达到所要求的高尚道德境界, 道德教育只能起着引领作用。道德教育通过对高尚道德境界的赞扬来引导受教育者的行为, 而绝不能强行控制、规定如何行动。我国传统上提倡的“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这一类要求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 因为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自己时, 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 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 他又成了别人, 他的利益又应该先于别人 (另一个自己) 得到考虑。这样同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究竟应该先于别人还是应该后于别人, 就陷入了矛盾, 所以, 这一类原则不可能真正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 但这并不是说不应该鼓励这种精神或者这种精神不高尚, 而是说这种原则不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

我国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 市场的运作动力来自于参与市场的各方追求自利的动机。我们既然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必须肯定追求自利是正当的行为, 如果我们继续把“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作为信条, 这就等于抽掉了市场经济的发动机, 市场将无法运转。当然这种自利并不等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自利行为, 市场经济中的自利或者说利己是正当的, 但它有着严格的界限, 就是不能损害别人的利己行为。所以说市场经济与以前历史阶段相比较, 自利行为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自利是否同时尊重了别人的自利, 市场是以无例外地尊重每个人的自身权利为特征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 道德上能够达到崇高境界的只是少数人, 大多数人只能达到中等程度的道德境界, 市场经济也要求把中等程度的境界作为基本境界, 因此, 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应定位于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不能把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的境界强制要求多数人也要达到。适合大多数人的道德境界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境界, 也就是中等层次的境界。正义是在有限的仁爱之心基础上产生的, 是利己心和利他心相结合的产物, 在道德境界上属于中等层次的价值。正义的境界是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的境界, 正适合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的主导境界。

综上所述, 正义具有调整中国当代社会新型的同质性人际关系的功能, 满足了个体的现实需要;正义具有平衡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的功能, 满足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正义具有构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主导境界的功能, 充分考虑到了现实中个体道德心理发展的限制。上述三个方面, 使正义能够并正在成为中国当代道德教育新的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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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鲁泡特金著、李平沤译.互助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12.

[5]陈会昌.道德发展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257.

[6]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广州:曁南大学出版社, 2003.7、235-236.

道德核心 篇2

摘要：我国的道德教育一直处于尴尬境地，是因为没能真正认识道德的内涵。本文指出，在现代社会，道德的核心应该是公平。并从道德建设的目的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解释道德的核心应该是公平的原因。

关键词：道德的核心 公平

Abstract：China’s moral education is being in a hard place because the value of morality has not been well understood.This article point out that fairness is the core of moral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Furthermore, the reasons are given from the intention of mo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Key words: the core of morality；fairness 道德和道德教育一直被教育工作者视为全面发展的人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讽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一直是令教育者头痛、令受教育者厌烦的负担。德育工作之所以会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道德。因此，中国的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要想走出困境，首先就要弄清楚——道德的核心是什么。

道德的核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通常会有不同的主张，笔者更认同现在越来越被人们接受的一个观点——道德的核心是公平。

一、作为道德的核心——公平的含义

作为道德的核心，公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获得利益的机会均等；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第一层含义说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利益面前，“起跑线”应该是一致的。这可以再引申为：理论上，当所有的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开跑后，谁有能力先跑到利益面前，谁就该获得利益。但是，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起跑的，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生存状态的不平等。比如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与出生在边远山区的孩子从没出生（如胎教）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更不用提随后的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差距。可能两者都付出了同样的努力，但，最终前者可能出类拔萃，而后却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由此造成的生存状态的不平等，就需要社会和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源于公平的第二层含义——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政府、社会、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求助不仅仅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应该理解为，是因为优势群体占用了本来应该平分给弱势群体的那些有限的社会资源（比如教育资源），才使自己成为优势群体而对方成为弱势群体的。而政府、社会本来应该是充当公平地分配这些资源的角色，可是为了种种原因而让弱势群体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所以，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其实是对占用弱势的社会资源的一种回报和偿还，而政府、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各种援助也源于他们本身应该履行的职责，这属于社会利益的第二次分配。换言之，弱势群体得到的，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而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的施舍。他们得到了，是应该的，是社会道德社会公平的体现，他们得不到才是社会的不道德不公平。这也就是公平的第二层含义所讲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对于优势群体或是弱势群体都是如此。

这就是说，所谓的道德，就是公平，所谓的不道德，就是不公平。具体地说，在均等的机会和条件下获得利益，是道德的；用不正当的手段剥夺别人获得利益的机会和条件而使自己获得利益，是不道德的。如果在均等条件下获利后，将部分利益反馈回社会，这显然也是道德的，可以将其理解为对义务的先履行，而保留获得相应利益的“隐权利”。（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因为大部分人的获利都是在占有他人的资源的前提下的，而且，这种反馈往往会在非物质上得到回报，如名誉。但是，我们不必要去考虑其动机，只要其付出与收获对等，那他就是道德的。）而如果先用不正当手段剥夺了别人获利的机会，然后再把自己的利益回馈回社会或他人，那么，他先前的剥夺行为也是不道德的，（因为没有人有权利在对方没同意的情况下把对方当成自己获利的牺牲品），而之后的回馈行为也只能看成是对之前不道德行为的悔过和补偿，不是什么道德行为，因为他的行为从起点上就是不公平的。此外，因为非人为因素（如出生）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 优越的条件而获得利益，没有不道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利益而不把所获得的利益适应地反馈回社会或弱势群体，则是不道德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先行使了获利的权利，而随后没有履行相应的回馈义务，因而，构成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二、道德的核心是，也必须是公平

道德的核心是公平，也必须是公平。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找到根据。

（一）从道德建设的目的看，道德的核心必须是公平道德建设、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构建社会和谐。

也许很多人都会认为，当社会上人们都很自私的时候，社会肯定不会和谐，只有当人们都“先人后已”的时候，社会才会和谐、安定。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当社会上的人都自私得只为己，不利人的时候，社会和谐肯定无从谈起，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只利人不利己的时候，社会就会和谐呢？扈中平先生在《教育目的论》一书里提到的茅于轼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引述了李汝珍所写的《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以及他自己举的足球比赛的例子，都足以说明，当社会上每个人都以别人的利益为行为的出发点的时候，社会也不是一个和谐和道德的社会，因为人们会采取各种方法让别人得利，自己吃亏。这时，社会的争论各冲突仍然存在，“不过争论和冲突的起点相反而已”。①可见，即使人们都按以前我们提倡的道德规范——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样去做，也达不到道德建设的目的——社会和谐。

那么，要怎样才能使社会真正地和谐道德呢？笔者认为，是公平。我们并不想否认，社会上有那些只利人不为己的人，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上也存在那些只为己不利人的人（尽管世上可能并不真的存在纯粹地只为己或只为人的人，不过没关系，这并不影响我们以下的分析。），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即使存在这样的人，那也是少数。社会上多数的人应该都是既可以为人，也想要利己，① 扈中平：教育目的论（修订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27页。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风气和时代背景下，他们会多为人一点或是多为己一点而已。如果把这类人称为“中间派”的话（尽管不是太准确但便于表达，就先将就着用吧），社会上的人以道德水平的高低为标准的次数分布图会成一个“倒钟型”。或许，它原来是正态分布的；当人们所处的时代“世风日下”的时候，它就会成正偏态分布——这时，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平偏低，或者说，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下；当社会风气好转的时候，它就会成负偏态——这时，社会的平均道德水平偏高，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上。反之也成立。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改善社会风气、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在分布图在就表示为将正偏态转变为负偏态，让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上。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工作的重心应该是争取“中间派”，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因为外力对两端的少数派的推动作用并不会太明显，而且，他们人数少，远不如中间派的力量强大，我们应该抓住主要矛盾。）“中间派”的特点是其行为受外力的影响明显，社会崇尚的往往会是他们极力效仿的，而且，他们的道德行为也极易受到社会的强化并能为强化物而保持其道德行为（根据斯金纳的操作学习理论，塑造行为关键在强化，强化可以增加行为在以后相似情境中发生的概率）。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应该找到能对他们长期起作用的“强化物”。利益当然是最具诱惑力和效力最持久的强化物。但是，请注意，这个强化物不能只对某个个人或少数人有效，而应该对全部的“中间派”甚至是对两端的“少数派”都有效，所以，就必须考虑到，当某些人因道德行为而受到强化，得到利益的同时，不能对其他人造成负面的效应。这就是要体现公平的原则，凡是履行道德行为的人，就都会得到相应的利益，凡是做了不道德的事的人就都要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付出代价。更具体地说，对道德行为的强化方式就应该是：履行道德行为的人，受到强化，得到与道德行为相当的利益；没有履行道德行为，但也没有做不道德的事的人，不予强化也不予惩罚；做了道德的事的人，应视其不道德程度给予相应的惩罚（这种惩罚可以是舆论也可以是如信用档案之类的形式从而限制其下次获利等等，但是，惩罚不是重点，强化才是）。这就阻止一部分人做不道德的事，鼓励另一部分人做道德的事。而将强化与惩罚和道德行为挂钩，利益得失多寡与道德水平高低的对等，这些本身就是公平的一种具体体现。

但是，值得强调的事，按之前的分析，能既不做道德的事也不做道德的事的 人会很少，因为，社会上既不是道德的事，也不是不道德的事本身就少，所以，这也就迫使人们多数情况下都必须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进行抉择，做道德的事得利，做不道德的事失利，聪明的人们当然会更愿意做道德的事了。当大多数的人都做道德的事的时候，分布图就成为负偏态，大多人的道德水平就会在平均水平之上，社会的总体道德也就跟着好转了，社会也就和谐安定了，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另外，当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成为评判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的时候，也能使道德行为一旦开始，就会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因为，当一个人获利，那么，他就需要作适当的反馈（否则他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但是，他反馈的利益多于其之前占用的资源时（因为刚刚好的反馈很难做到，少于占用资源的反馈同样会受到惩罚），他就获得了索要利益的权利，当他再次向社会和他人索要利益的时候，同样会出现超额的现象（因为刚刚好很难做到，少了他又可以再要），这时，他又必然再次回报社会和他人„„如此，道德行为就会一直进行下去。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当他获利后，反馈回社会的同时也得到了另外的利益（如名誉），这时，他又得为新获得的利益反馈，在第二次反馈的同时，可能又获得第三次利益„„如此，道德行为也将会一直进行下去。

由此可见，当公平成为道德的核心时，不但能够塑造人们的道德行为，还能使道德行为保持和发展，进而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实现道德建设的目的。因此，从道德建设的目的上分析，道德的核心必然是公平。

（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道德的核心应该是公平：

人们的社会生活最基本的是经济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是经济关系。从物物交换开始，人们就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从有交易开始，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就是地位平等的。人们要想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就要以放弃商品的价值为前提，同样的，要想获得商品的价值，就要出让商品的使用价值。于是，人们是不可能同时拥有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付出的利益与收获的利益的等价，或者说支付的价值与所获的价值对等，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和核心。市场经济 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它天生就具有公平的特征，公平参与、公平竞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它也必然要以公平为基础和核心。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构成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其中，上层建筑又可以分为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道德则是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由此可见，经济基础是道德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道德是经济基础在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道德，作为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道德，是不可能违背经济生活中利益的公平原则，否则，就会出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那社会就会发生变革，变革落后的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公平也应该是道德的核心。

参考文献：

[1] 扈中平：教育目的论（修订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2]扈中平，刘朝晖：对道德的核心和道德教育的重新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6月第２期．

从道德相对主义到核心价值观 篇3

价值澄清学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剧烈动荡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混乱，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社会的复杂多变使儿童难以适应，失去价值观指导的儿童出现惶恐不安、焦虑、冷漠、喜欢幻想、反复无常、无所适从等心理障碍。传统的道德教育方法使学生对道德教育产生怀疑。由于社会的多元化趋向，使人们难以确认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因此，价值澄清学派试图通过他们的教育计划，帮助学生澄清其价值观，并根据自己选定的价值观做出道德决定和采取道德行动。

價值澄清的观点是以道德相对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观，既然价值观是属于个人的，那么，价值就是相对的，是可以随着个人的经验而变化的。再者，价值澄清学派主张，价值观是不可教的，应该尊重别人的价值观。

道德相对主义虽然有助于学生选择自己的价值观，但却忽略了道德内容的教育，忽视了道德行为的指导，在一些学生面临的重大道德问题上束手无策。最终导致价值观混乱和无政府主义，这显然与其所倡导的澄清价值混乱的初衷相悖离。

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提出了发展道德认知的方法，试图通过发展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使儿童成为道德上完善的人。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人们对科尔伯格学说也开始进行重新检讨和批评，品格教育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90年代中期，品格教育已在美国道德教育中获得了主流地位，甚至得到了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

道德核心 篇4

1 何为企业道德资源

企业道德包含着企业的经营理念与道德理想, 是企业的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 体现着一个企业的经营宗旨、方向、目标、使命和责任, 并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的实践形态, 进而对企业的荣辱兴衰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企业道德资源

企业道德资源就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从内涵上看, 是指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 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手段, 能带来和创造新价值的伦理价值符号;从外延上看, 既包括各种行为和制度、规范、条例, 还包括符合社会要求的各种能通过人的道德行为强化有形资源发挥应有功效的资源。

1.2 企业道德资源的特征

企业资源具备稀缺、难以模仿、难以代替等主要特征。

1.2.1 稀缺性

企业的其他资源都可以用金钱来购买, 只有企业道德资源是无法用金钱来购买的。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产品, 更重要的是企业整体形象的竞争, 而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就是企业道德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2.2 不可模仿性

企业道德资源是个性文化资源, 是一种土生土长, 植根于企业本身土壤的独特文化资源。技术可以外借和复制, 但企业道德资源却不能轻易抄袭。

1.2.3 不可替代性

企业道德资源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动力, 是难以被其他能力所取代的, 同时作为企业的重要资源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是其他实物资源和无形资源所不可替代的。

2 道德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必要资源

在市场经济完善和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曾经有人提出企业经济不容许道德干涉的观点, 甚至有一部分人提倡道德无用论。

2.1 企业道德资源存在的可能性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的人除了具备先天利己的本性, 还具有后天德性, 这是恩格斯认为的“社会本能”。这种理性意识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表现为企业经营者对于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理性认同。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顾客、供应者、社区、政府、所有者和员工等, 且在社会中拥有自己影响力, 这些都为企业道德经营提供了可能。

2.2 企业道德资源存在的必要性

“无道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倘若没有相应的道德纪律, 任何社会活动形式都不会存在”。企业是社会性的契约组织, 必然存在各种利益关系, 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权利和义务关系, 需要企业道德资源来调节, 履行相应的义务, 才能获得社会提供的其他社会资源, 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3 企业道德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资源

何谓企业的核心竞争资源?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认识。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再到今天的柔性管理理念, 人们普遍认为“先进科技”、“人才”、“技术力量”构成了企业的重要资源,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有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一般都具备三大法宝:一是顾客忠诚度较高的同时忠诚顾客群体较大;二是员工忠诚度较高的同时员工忠诚群体较大;三是品牌影响度较大, 这三大法宝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而决定企业能否具备这三大法宝的主要因素是企业道德资源。

3.1 道德资源是激发企业主体内在活力的必要条件

如何增强企业活力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怎样才能不断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保持持久活力的动力?西方各种以人的需求为基础的理论研究, 如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都揭示了满足人的需求, 要求企业要对员工进行伦理价值引导。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能引导员工明确、树立行为目标。因此在企业运行中, 要以道德伦理资源的价值去激发企业内在的活力, 推动企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3.2 道德资源是企业增强凝聚力的必要条件

一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企业要有内在的凝聚力。那么如何构筑企业的聚合力呢?企业道德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企业道德能够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促使部门、职工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环境。企业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企业人内心的行为规范, 就会促使人们自我管理、调节、塑造、激励, 同时自觉地从事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工作, 并构筑企业人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 最终强化企业的向心力。统一的道德观念和品质以及道德理想和标准能产生向心力作用, 有利于形成企业舆论, 促成企业的良好风尚, 推动企业各种资源的高效应用与发挥。

3.3 道德资源是企业的无形资本

在企业众多的资本中, 道德资源是企业的无形资本, 它发挥着其他资本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它是企业其他资本正常运作和发挥作用的保障, 并能减少其他资本的投入成本。因此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重视道德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道德资源是使人力资源有效发挥能量, 并能最大限度激发人力资源的保证。企业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觉悟影响企业的一切行为决策, 制约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正如海尔“真诚到永远”地对待顾客和社会的行为, 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正是海尔以顾客为本的理念和道德观为企业创造了无尽的财富。

4 结语

综上可见, 企业道德资源是企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尽管在中国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曲折,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企业的竞争趋势势必使企业的决策、管理与经营更加注重道德资源的作用, 注重道德的功能。企业优势道德资源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和核心资源, 这既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德治时代的客观要求, 更是企业培育、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摘要：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道德资源的培育, 文章在对企业道德资源含义、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道德资源是企业核心资源进行层次分明的探讨, 为企业道德资源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道德资源,企业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埃米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3-45.

[2]王小锡, 等.道德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1-98.

[3]张应杭.企业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7-44.

[4]欧阳润平.企业伦理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1-215.

太康『道德标杆』弘扬核心价值观 篇5

（记者赵春喜通讯员郜敏）‚创业明星洪祖文:投资5.5亿元建设鸿文纺织项目‛、‚见义勇为明星刘杰：厦门暴雨涵洞中救出6名被困群众‛、‚孝老爱亲明星杜春兰：8岁女童照顾偏瘫父母衣食起居‛……

9月19日，记者步入太康县城，主干道两侧悬挂的‚十行百星‛宣传牌分外引人注目。

这些平民‚英雄‛，是太康群众追捧的‚明星‛。自2009年以来，每年一届，太康县已连续五年开展‚十行百星‛评选活动，共评出‚百星‛人物460多人次。

‚一名‘百星’一个道德标杆。通过评选，唱响正气歌，凝聚正能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形态向社会实践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介绍说。

‚十行百星‛分为创业、种植、养殖、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诚实守信、优质服务、科技创新等十大类。在县城，制作‚百星‛光荣榜，悬挂在6条主干道两旁路灯杆上；在农村，通过文化墙、文化大院展示宣传，使‚十行百星‛评选活动家喻户晓。

在评选上，宁缺毋滥，确保群众公认。宣传部、文明办平时注意收集掌握先进典型，年终经过群众推荐、单位初评、网络投票进行总评。‚百星‛人物披红戴花，县委、县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牌牌虽小，魅力却大。县里对‚百星‛人物高看一眼：重奖——省级和国家级道德模范分别奖励5000元和1万元；关爱——建立帮扶政策，形成长效机制；推介——在英模家乡召开表彰会，开展英模事迹巡回报告会，在全社会形成学习英模事迹、践行英模精神的浓厚氛围。

通过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明星的评选，群众在创星、评星中争荣誉、受教育，文明素质明显提升。

不少行政村还开展了‚山寨版‛的‚百星‛评选，机关单位开展了星级公务员评选，窗口行业争做文明窗口、服务标兵。

通过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明星的评选，使侠肝义胆、扶危济困的‚太康本色‛得以传承。从九江断桥舍命拦车的‚中国骄傲‛人物王文田、谢凤运，到‚感动中国‛的民间反扒英雄郭祥生，太康英模人物层出不穷。

通过创业、种植、养殖类等明星的评选，大大激发了干部群众的干事创业热情。首届创业明星轩敏义2010年在县产业集聚区上马20万锭精梳棉生产线项目，2013年缴纳税款425万元；种植明星李顺昌辐射带动1500余户发展温棚蔬菜5000多亩……

图书馆核心价值中的道德问题探讨 篇6

关键词：图书馆核心价值 图书馆道德 高校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1）０6－0121-03

On the Moral Standards in the Core Values of Library

Li Linan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re values and moral standards proclaimed by librari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Based on various cases take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it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elements and introduces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hat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of legal regulations in high-school libraries.

Key words： library core value； library code ethics； university library

ＣＬＣ number： G250.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１1）06-0121-03

图书馆或其组织在多年的职业实践中提炼其核心价值，制定、发布并执行了一系列权利法案和道德规范。目前国际图书馆界已形成制定图书馆道德规范相关政策的惯例，肯定了图书馆道德规范在维护图书馆权利以及图书馆核心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内除香港地区，尚未有图书馆明确宣布自身的核心价值，对图书馆权利也没有明确的认定。已有的图书馆道德规范多限于具体的规章制度，而图书馆权利和道德并未提及。2008年11月文化部正式启动的“公共图书馆法”成为图书馆道德规范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对国外部分图书馆和图书馆组织发布的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进行分析论证，从而理清图书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等基本概念及其相关关系，同时以高校图书馆为例，分析阐述两者之间的关联，为高校图书馆法制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从权利角度解读图书馆核心价值

199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发表《图书馆：美国价值观》，声明“保护公民宪法赋予之使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权利，”［1］2004年在《图书馆工作核心价值》将之前公布文件中阐述的图书馆核心价值归纳为：图书馆信息利用、机密/隐私、民主、多样性、教育和终身学习、知识自由、保存、公共资产、服务、社会责任。［2］2003年国际图联（IFLA）通过了IFLA核心价值，提出：“知识自由是每个人享有的持有与表达意见、寻求与接收信息的权利，是图书馆理念的核心，”宣布支持自由、广泛、平等地利用信息、思想、意识形态作品，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关于自由表达观点的原则。［3］2000年前后各国图书馆或其组织公布其核心价值增多，集中表现在自由获取知识和信息，隐私权、信息素养、尊重用户多样性和个性、专业化服务等方面。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认同IFLA的核心价值体系，明确图书馆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功能及普遍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信息平衡的基本原则。

各国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表述中发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内容涵盖了图书馆权利，即：图书馆用户与社会都有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人们有自由表达思想与观点的权利；图书馆用户有获得平等服务的权利；图书馆用户具有隐私权和机密权；图书馆用户有得到专业、优质服务的权利等，图书馆通过服务来实现和保障以上图书馆用户权利。［4］其中，亦认为图书馆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集中体现了图书馆事业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以及图书馆精神的最高境界。

2 图书馆核心价值中的道德问题

2.1 图书馆道德概念及其内容

按照道德的法理学定义，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规范和标准的总和。按其组成要素分为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三部分，其中道德规范是判断行为的善恶、荣辱、正义与非正义的准则。［5］各国图书馆道德文件中对“图书馆道德”有基本一致的描述，集中体现于知识自由的共性，如《加拿大知识自由立场声明》宣布图书馆及其馆员担负发展和坚持知识自由的基本职责；韩国《图书馆员道德规范》规定了其社会责任、自我发展、专业性、合作、服务、收集、荣誉等等规定。

如前所述，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阐述含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可以将图书馆核心价值作为图书馆道德意识，同时以“图书馆权利”反映图书馆道德规范，而道德实践则集中体现于图书馆与用户的互动。图书馆道德还体现为图书馆员对维护和促进图书馆权利，实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承诺，是图书馆员处理日常工作的指南。其内容包括说明图书馆的功能、用户的权利、馆员的基本态度、馆藏、职责、职业发展等，以告知和指导其成员完成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属于指导性的权利政策。［6］如果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具有比法律更广泛的内容和控制范围，法律维护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图书馆权利是一种具有广泛内容的权利，那么图书馆道德规范则明确地表明了图书馆方对图书馆权利的态度。本文所研究的图书馆道德重点是研究图书馆道德规范。

道德核心 篇7

法官是法的化身,法官是活在人世间的法神,这是民众对法官的最高期盼,也是“法治”先哲们对法官的最高要求。古希腊共和制时期法官强调“法治”追求公平正义和人类幸福,中国古代官员办案恪守“天理、国法、人情”宗旨。

1 我国现代“法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国现代“法治”近百年历史进程证明:“法治”的具体实施在于法官,“法治”的关键在于法官。但是,我国法官的实际表现远不能尽如人意。“法治”过程的曲折性、波浪性发展状态归根结蒂是由法官的司法良知程度决定的。法官司法良知的程度,决定了当时法治的程度和水平。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基本确立为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老解放区法律制度的经验为模式,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制度为借鉴,吸收和改造旧中国法律观念及法律人才,同时又以革命干部充实司法机关,逐渐建立起司法队伍,把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政策,逐渐以国家政权机构的法律形式颁布于社会,全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司法活动展开,刑事审判、民事审判轰轰烈烈开展。法官当时业务水平未必是很好的,法律制度也存在问题,但司法贯彻法律政策精神,法官在民众的心目中威信却很高。根源就在于当时法官的司法良知很好。

一九五七年以后,国家政治路线偏“左”,加之与苏联的政治意见分歧,“法制”的进程逐渐被破坏。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冲破党委闹革命”,使国家“法治”彻底破坏,出现无法无天,甚至“武斗”的混乱局面。“法治”被破坏,广大干部受迫害,广大法官也受迫害,人民利益受到侵害,司法良知荡然无存。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走上正确方向。对“文化大革命”的沉痛反思使党和国家均强烈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方针,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和全国人民都一致认为:国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从立法、执法、检察、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上建立起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国家从立法机构组织的建立,司法机关的恢复建立,法律研究的开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一大批司法干部充实了法官队伍,法官的实际具体工作为“法治”做出了具体贡献。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法官威信还是较好的,这时法官的司法良知相对较好。

但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生活也极大繁荣,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不正之风甚至消极腐败的东西也直接间接影响了法官队伍,致使少数法官思想混乱、心理失衡。个别法官心目中的司法良知甚至丧失殆尽,利用自己掌握的审判职权,办“权力案”、“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色相案”,甚至有个别法官利用法律的疏漏,玩弄法律,坑害当事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虽然不是主流,但相当严重。极大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崇高形象,极大损害了法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它颠覆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此,人民群众极为不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极为不满,党中央极为不满,究其根本原因仍是法官司法良知的根本缺失。

为了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党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健全了很多制度。这些制度包括探索从司法体制、内部管理、错案追究、法官责任制、思想教育与监督制约相结合,还确立了激励制度,从多方面倾听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改革和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好作用,但司法腐败并未从根本上扭转。

2 法官司法良知的缺失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

追究思考其深层次原因:法官队伍中司法良知缺失或严重缺失是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法官司法良知缺失,就不会忠于法律,就不会依法办案,就不会用法律精神、宗旨办案,就不会依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就不会成为法的化身,法官就不会成为“法治”的使者,只会成为屈从权势、金钱、关系的奴隶,法官的崇高形象必然受到了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法官也不会尊重。

2.1 法官司法良知的缺失,法官主观上精神上也就没有神圣意识。

法官不会把自己看作法的化身,不会把自己审理的具体案件看作是法律精神、宗旨的具体体现。没有神圣感的法官就会把自己混同于商人、市侩、闲人,吃喝玩乐,会与社会闲人称兄道弟,丧失法官形象,丧失法官尊严。

2.2 法官司法良知的缺失,法官在人生价值观上、人生追求上就会迷茫。

没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在人生观上只追求金钱,只追求享受,在人生追求上只追求官职、地位、金钱、利益、美色。没有司法良知的法官,肯定经不起以上这些腐朽东西之诱惑,肯定丧失法官尊严,忘记了法官的社会职责、社会功能。

2.3 法官司法良知的缺失,法官的工作动力就只有追求金钱、利益,不会追求法官司法工作的事业成就感。

有司法良知的法官,会不断钻研法律理论和法律精神,不断追求办案的高质量,使法律的疏漏在法律精神、宗旨的贯彻落实中克服,使自己办理的案件力求最大限度地克服法律疏漏的不利后果,使法律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公平正义具体实施。相反,司法良知缺失的法官,办案没有司法的成就感,反而会叫苦连天,怨声怨气,讲条件、讲待遇,不钻研法律业务知识,不追求司法业务上的最佳,不追求案件的公平正义,不追求办案中的法律精神、法律宗旨,最多只会死用法条,甚至错误理解法条,甚至利用法律疏漏主观臆断,或利用法律疏漏,故意违法裁判。

2.4 法官司法良知的缺乏,法官办案中缺乏司法自信心和坚定性。

自古至今,邪气不压正气,再胡作非为的人,内心深处都惧怕正义。缺乏司法良知的法官,办案中玩弄法律、违法裁判,违法法官本身也心神不宁,心存恐惧,对案件裁判缺乏司法自信心,缺乏司法坚定性,经常含糊其词写判决书,经常模棱两可接待当事人,经常含糊不清汇报案件。这些表现都是法官司法良知缺乏的诸多表现。

2.5 法官司法良知的缺失,法官便不会高雅神圣起来。

法官本来从事的是高雅而神圣的工作,法官是社会上主持公平正义的职业人,人民群众应当是敬仰的,人民群众应当是尊重的。由于司法良知的缺乏,法官只被金钱权势所驱使,丧失公平正义之气,丧失公平正义之心,有的甚至与社会闲杂混在一起,没有任何高雅神圣的社会行为,使法官自己的内心也十分痛苦。

3 强化法官司法良知道德建设是遏制和消灭司法腐败现象的根本途径

强化法官司法良知道德建设,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根本,是法院内部法官队伍建设工作的中心,也是扭转和消灭司法腐败的根本途径,也是判断法官优劣的核心标准。党选拔和考核司法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法官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一支重要的队伍,法官在国家机构中是以德才来贯彻法律精神,具体适用法律,主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专门职业干部。法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法官是法的化身,法官若不讲公平正义了,则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从根本上倒了,法官若没有司法良知了,社会的“法治”就颠覆了,当然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就不存在了。

4 司法良知是法官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等综合素质的核心

因而,可以说“法治”的灵魂和核心是法官问题。法官是“法治”的最后一道关口,法官要是坏了,社会就不存在“法治”了。可以夸张一些讲,法官队伍实际状况如何,决定着社会“法治”的程度如何。而法官综合素质中最核心最灵魂的素质就是司法良知,它是法官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等综合素质中最最核心的东西,是法官最高层次的职业道德。

4.1 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在思想首先要先进、要进步。

法官要紧跟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思想上要与党中央大原则保持一致,思想上要不断提高,不断进步。思想先进才能做好法官,这只是一般基本要求。司法良知本身就要求法官思想要先进要进步,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必然思想先进,思想进步。可见司法良知与党对司法干部的思想素质要求是一致的、统一的,没有任何矛盾和对立。司法良知是最根本要求。没有司法良知,思想要求就是一句空话、假话。

4.2 法官政治素质要求法官政治上与党中央大政方针一致。

法官具体办案司法活动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配合好协调好,把司法活动与党和国家各项大的政治活动配合起来,贯彻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政治策略,政治方针。而司法良知最高层次的要求也是要求法官的一切活动与党和国家大的政治活动相配合、相一致,司法活动为政治大局服务。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办案中必然会配合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的政治活动,大的政治方向,必然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相反,没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常在办案中背离或违反党和国家的大的政治方向、大的政治活动目标。司法良知本身就要求法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司法良知与法官政治素质要求不仅一致、统一,而且司法良知是法官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

4.3 业务素质要求法官精通法律,会科学适用法律,以保障每个案件质量,保障裁判公正。

业务素质要求仅是办好案的前提,它不是案件质量的保证,仅是必要条件,保障案件质量的根本是法官的司法良知,对法律学得不精或知之不深的人,不能算有司法良知。相反,有司法良知的法官不仅精通法律,而且会科学地、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使法律的精神大放光芒。司法良知也不只是法官道德问题,而且更是法官品质问题。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必然逐渐成为法律方面的专门人才,甚至是法律专家。相反,没有司法良知的法官最终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法律人才或法律专家,甚至有了一定法律知识而没有司法良知的法官,还会玩弄法律,歪曲法律,亵渎法律。司法良知决定着办案质量,而不是法律水平决定着办案质量,司法良知是司法质量的根本保障。

5 司法良知是司法质量的根本保障

5.1 司法良知要求法官在道德上要神圣、正直,只忠于法律,不断完善道德修养。

除了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公平正义,绝不屈从权势、金钱、利益、地位等其他因素的引诱,只服从法律和公平正义。司法良知是法官最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5.2 司法良知要求法官要深入钻研和辨析法律最本质的东西。

包括法律精神、法律宗旨、法律目的、法律界限、法律本意、法律意图等,不仅要懂得法是什么,而且要懂得法为什么,还要懂得法应当是什么。更要有法律理想或“法治”理想,懂得法的方向、法的目标、法的价值、法的追求、法的理想。没有法律理想的法官站不高,看不远,常是埋头办个案,而缺少法律远见,缺少法律理想,缺少法律理性。缺少法律理想的法官当然是没有司法良知的。

5.3

司法良知要求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科学适用法律,而且要把科学适用法律看作生活中人生中的自觉自愿自主自由的精神活动。法官不仅行为上是这样,而且从心灵上、精神上自觉自愿自主自由的坚持这样,使法官精神层面升华,形成高雅独立的法律人格示范于社会,表率于社会。

5.4 司法良知要求法官要有职业神圣感,职业自豪感、职业自信心。

法官是法的化身,法官是活着的法神,法官是上帝管理人类的使者,当然应当有职业神圣感、职业自豪感、职业自信心。人类的公平正义要由法官维护,人类的公平正义要由法官申张,人类的公平正义要由法官来树立,人类的善恶、是非要由法官来判定、来褒贬,人类的不平之事要由法官来申冤,人类的丑恶要由法官来矫正、来惩戒,法律的神圣是由于法官的神圣,法官是法的化身,而司法良知是法官职业神圣感的根本和核心,没有司法良知便没有法官的神圣。

5.5 司法良知要求法官心灵、本心、本性、灵魂等意识范畴纯洁美好,达到真善美。

心灵要真善美,本心要真善美,本性要真善美,灵魂要真善美,达不到真善美,就没有司法良知的根源和基础,这是一个高尚的道德层次,这是一个高要求的道德层次,更是一个高要求的精神层次。法官的真就是追求诉讼证据、诉讼事实的客观真实,追求真相,心无杂念。法官的善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坚持人道主义,坚持法的精神、宗旨,坚持司法良心,坚持公平正义,保护弱者,保护善者,让民众能具体感觉到善者必有好报。法官的美在于通过求真来体现智慧之美,通过求善来体现人格之美,心灵之美,精神之美。惩恶扬善和伸张公平正义本身就闪耀着社会美。美是法官职业神圣感的最高精神层次。因而,法官必须经过良好的法学教育,经过良好的家庭等成长环境熏陶,必须经过社会各层次的坚韧磨练,必须经过反面冤假错案件系统教育,必须经过自己内心的深刻反省思索,必须静心研读“法治”先哲们的深刻思想论述,还必须经过一定的司法实践考验,才能逐渐达到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6 结语

法官要达到真善美境界确不容易。这个真善美不只是哲学认识论上的要求,也不是艺术或艺术批评标准上的要求,而是对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在意识方面、精神方面、道德方面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法律上的真善美,这是人类“法治”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价值。当然也是法官追求的最高精神价值、最高精神目标。

道德核心 篇8

公民道德建设, 不但对提升公民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 展现公民个人的道德理想与道德追求至关重要, 而且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是提升和展现民族形象的重要方面。本文仅从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准则角度浅析公民道德建设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第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素质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文化建设, 公民的道德风貌是其外在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素质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纳入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并以此作为根本的价值目标、指导思想和重点内容, 不仅是我国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公民道德建设不断取得实效的内在要求。公民道德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又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内化为公众的价值追求, 外化为公众的行为准则, 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价值导向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公民道德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培育和提升, 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提供源源不断地动力源泉。

第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2001年,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 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我国公民应遵守的基本美德。

第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是核心价值观内化、培养合格公民的必然要求。

公民生活的范围主要包括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 同样, 公民道德建设相应也包括三个方面,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社会公德是指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公民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三个层次, 具有继承性、基础性、广泛性、简明性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新型的现代人际交往关系的产生, 公民不再像过去一样只生活在由亲人和朋友组成的熟人圈子里面, 而是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陌生人”, 以亲情和友情为主的“人情”伦理已不能适应其人际交往的现实需要, 以利益纽带发展起来的新的人际关系需要公民进行新的人际伦理探索, 这就使得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构建公民社交道德成为必要。加之现代社会尊重个人自由、尊重个性发展、尊重个体利益, 人们对于自我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但是社会成员之间有着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 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他人。只有认识自我在社会中的合理地位, 认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内在关系, 才能系统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 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 认识自己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彼此间的义务。

职业道德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 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 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各行各业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定行业标准, 引导行业行为, 形成职业道德规范。

家庭美德即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基础, 这是因为家庭伦理道德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和爱情基础之上, 这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方面是个人情感的体验, 另一方面要符合家庭伦理道德的要求。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 也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改变, 特别是人口流动性的增强, 家庭的结构也发生着变化。要增强个人的家庭责任感, 倡导相互尊重、互敬互爱、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

第四,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位一体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

2001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 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 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 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弘扬时代新风。”如果说公民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共同构成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的话, 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三层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就是这个道德体系的核心。

党的十八大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的基础上, 紧密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需要, 从公民层面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精华,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和价值理念的新发展。

摘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党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它本身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是我国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美德。

道德核心 篇9

1 践行核心价值观是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

首先, 要增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从个人层面看,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既是员工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更是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可以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既源于道德建设, 又是道德规范的精髓部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要大力夯实道德基础, 凝聚道德力量, 构筑道德高地, 提升员工思想道德水平, 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次, 要增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企业建设快速发展, 取得巨大成就, 但企业腾飞、收入增长的同时, 道德失范、价值失迷、行为失范、言谈失信、精神失落的现象在一些烟草人身上也有所表现, 物质财富的增长, 并没相应带来幸福指数的增长, 所以急迫需要在整个企业培育核心价值观, 进一步增强员工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 为全社会提供鲜明的价值坐标。要全体动员, 全员行动,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法和践行路径, 始终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线, 融入到诚信建设、道德实践、志愿服务、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 不断汇集强大精神力量, 引领企业发展, 弘扬社会正义, 体现责任担当。

2 要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员工的道德力量

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 春风化雨才能润物无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价值目标, 价值取向, 价值准则, 只有根植于心、生长于里, 为全体员工所普遍接受和深刻认同, 才可能将烟草人熔铸成一个特色鲜明、牢不可破的价值共同体, 把价值导向转化为自觉行动, 真正形成崇德向善的价值风尚。因此,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深化宣传教育、增强认知认同上下功夫, 努力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一是打造共同理想, 要在“中国梦”的指引下, 实现“烟草梦”。古人讲“上下同欲者胜”。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也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以“烟草梦”凝聚人心、鼓舞人心, 使广大员工不断增强对国家烟草改革发展、全面服务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牢共同的思想基础。二是加强内部舆论引导, 在明辨是非中弘扬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形势宣传、成就宣传、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中, 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强化内网管理, 不为错误观点提供传播渠道。三是营造浓厚的思想氛围, 在日常渗透中传播正能量。充分利用简报、墙报、内网等各类载体, 报道好人好事、道德模范、先进人物事迹等, 用正面教育引导价值取向, 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企业显著醒目的公共位置、通道, 可有选择地投放一些把握时代脉搏、贴近员工生活、彰显烟草元素、体现中国韵味的公益广告, 让员工时刻感受到一股无声的召唤和力量, 使得一幅幅公益广告成为催生道德内涵的一张名片、一面旗帜、一抹风景。邀请专家学者进企业宣讲,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人皆知、人人宜行、入脑入心。

3 弘扬传统美德是构筑道德高地的有效途径

康德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璀璨的星空, 二是人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加强烟草人道德建设, 就是要有效地把国家、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熟知、践行的道德规范连接起来, 增强员工对国家、社会层面价值观的心理认同。为此, 要求烟草人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构筑道德高地。一是继续深入地开办“道德讲堂”, 采取专家报告与模范报告相结合、道德论坛与员工座谈相结合、宣讲活动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开展道德教育活动。领导班子带头宣讲,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广泛宣讲, 党员干部积极参加, 全体员工广泛参与, 以“我听、我看、我讲、我议”为主要模式, 培育攻坚克难精神和文明素养, 使“道德讲堂”真正成为感悟道德、品味经典、净化心灵的道德场所。二是继续推动诚信建设, 倡导“诚实守信、回报社会、爱岗敬业”。诚信是国家的精神灵魂, 企业的兴业之源, 公民的立身之本, 要大力营造“褒奖诚信、约束失信”、“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企业环境。三是弘扬雷锋精神, 继续大力推进共产党员服务队活动。坚持把共产党员服务队与学雷锋活动结合起来, 以“奉献社会、关爱他人”为己任, 打造一支共产党员服务队的知名品牌, 使共产党员服务队逐渐大众化、经常化和规范化, 把关心关爱带给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困难农民工、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让道德在奉献中升华。

4 充分发挥好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无偿献血的当代活雷锋郭明义, 到坚守共产党人精神高地的杨善洲, 从舍身救人的“最美女教师”, 到倾囊而出为灾区捐款的拾荒人, 一个个或有名或无名, 或“高大上”或“草根族”, 他们的行为选择、价值取向, 生动说明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道理。开展“树典型、扬正气、传递正能量”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价值观的落脚点, 因此我们必须善于寻找美、发现美、弘扬美。一是先进模范做引领。大力培育道德模范, 及时发现宣传员工当中的凡人善举, 继续选树一批“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敬业奉献”道德典型。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引导广大员工深知“最美”、领悟“最美”、争做“最美”, 让最美烟草人成为标杆符号。广泛塑造、宣传、学习一批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 努力营造人人尊崇模范人物、学习模范人物、关爱模范人物、争做模范人物的良好社会氛围, 用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弘扬良好道德风尚、彰显时代风采、培育人文风范。二是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党员干部遵纪修德, 这既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企业风气好不好, 全看党员干部带头做得好不好。因此, 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集中力量解决员工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四风”和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及实际困难, 努力成为道德上的楷模、良好风尚的标杆,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展示良好形象。

5 践行核心价值观要靠制度保障

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所在, 而完善的机制是践行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障。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建立起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和管理办法, 确保领导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效果到位。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融入制度建设和管理工作中, 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最大限度增进企业和谐。要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 强化职业道德, 抓好规章制度落实, 在企业日常管理中充分彰显主流价值, 使正确行为得到鼓励和支持、错误行为受到谴责和制止。创新内部治理, 完善激励机制, 褒奖善行义举, 实现管理绩效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 形成好人好报、人人向善的正向效应。

参考文献

[1]郁海斌.责任, 上海烟草人的品牌——浅谈“两个至上”在工作中的体现[J].上海商业, 2009 (07) .

[2]郁海斌.要注重满足客户的真实需求——关于烟草零售终端管理与服务的思考[J].上海商业, 2007 (11) .

道德核心 篇10

一、高职院校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切实提高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和高职院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 高职院校德育正在面临如何适应新形势, 开创新局面的时代课题。高职院校德育工作, 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培养合格人才, 促进学校改革, 维护学校和社会稳定以及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起到主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 高职院校德育工作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 如何建立和完善高职院校德育管理体制, 提高德育工作的有效性, 是摆在我们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研究问题。

随着社会传媒对高职院校学生影响的逐渐深入, 高职院校教育和社会关系的日益紧密。当代学生对社会事件的敏感性也日益增加, 高职院校德育的渗透性更为明确。因此, 目前高职院校德育工作必须从多方面入手, 开辟多元的, 灵活有效的德育工作新途径, 提高德育工作的质和量。“鼓励支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命力的思想道德, 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 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一切利于追求真善美, 抵制假恶丑, 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 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 团结和引导亿万人民积极向上, 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1]”

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教育在综合国力的行程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 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 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为经济发展得社会全面进一步提供强大得精神动力和治理支持, 培育适应社会全面进一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人民”[2]。面对世界的技术革命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人们已经认识到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性。人的素质有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 这几方面都很重要, 但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核心。所以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高职院校如何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 保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崇高目标全面实现, 保证高职院校的社会主义素质特征永不退色, 还是关系到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历史性课题, 也是新时期赋予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二、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思想道德是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这就是使受教育者在接受有目的的施加影像中逐步内化成自己观点的过程, 因而外部教育只有通过受教育者内在因素起作用, 使受教育者接受定向影响。教育才是成功的, 在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有助于培养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人才。高职院校思想道德教育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要通过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和指导, 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 健全人格, 增强受挫折, 适应环境的能力。

现代世界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越来越快, 对人才的需要也越来越多样化、复合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一个国家强盛依靠的不仅是物质资源, 更重要的是掌握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高素质人才。面对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 经济的发展, 如何培养跨世纪的人才, 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全面发展的人。心理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完善其人格是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培养21世纪的一代新人呼唤着心理健康教育, 在社会的急剧变化发展中, 在向现代化宏伟目标迈进的过程中, 我们不断地进行着现代思想意识的教育, 加强思想道德工作, 但不对德育进行多学科的多领域的深入研究, 不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培养和提高, 单凭灌输是难以奏效的。所以, 联合国卫生组织会为健康下过这样的定义。“健康, 不仅是身体没有缺陷和疾病, 还要有完整的生理, 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健全与最佳状态”把心理健康作为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高到人们的必要素质的高度。这表明良好心理素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对人的素质的一个要求。一个合格的高职生, 除了应具有牢固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之外, 还要必须有强壮的体魄的健康的心理。但我们长期以来很片面地注意对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知识, 技能教育, 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心理健康的素质教育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教育研究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上升, “关注和善于保持心理健康, 是青少年自我教育心理素质的重要基础之一”[3]。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时也是青少年和学生健康成长及和谐的现实需要, 它能够极大的影响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

现代医学表明, 现代化程度越高, 其社会成员越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如果没良好的引导和教育心理健康素质较差产生心理障碍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人, 作为身心的统一体表明既是一个具有生理结构的人, 又是一个具有心理结构的人。因此一个人要获得全面成长和全面发展, 使德、智、体、美向着理想的方向和层面攀升, 保持心理的健康焕发心理相应的潜能, 就成为重要的一环。

二十一世纪的人才除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外, 他们还需要有健康的心理素质。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不仅关系到学生的生理心理的发展, 良好思想品德的养成, 健全完善人格的塑造, 而且关系到人才素质的整体提高, 高职教育目标的整体体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对青少年的全面成长和全面发展影响巨大, 从人的生命机理的角度来, “所谓心理健康, 是指这样一种状态, 即内心世界处于平衡与稳定, 而对新环境能以社会认可的方式去适应, 亦即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一致的良好状态”[4]。因此, 优良的心理健康素质在青少年和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可见, 加强青少年和学生心理健康素质教育与培养, 全面提高跨世纪人才质量已成为高职院校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它必将对21世纪人才的质量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三、素质教育必须加强德育工作, 提高思想政治道德觉悟。

德育是有目标的教育活动, 德育的目标是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 就容易导致盲目无效甚至错误的德育实践,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今天, 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仅给当代学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良好机遇, 而且也强烈的要求他们从现实出发, 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能力,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始终保持进取, 创新的勇于探索的精神。

这种人才规格的新要求促使高职院校德育目标应从理想化向素质化转变。

世界正在向二十一世纪迈进, 我国教育跨世纪工作面临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 方向和目标的选择与更新。我们在思考我国发展战略时, 不仅着眼于本世纪, 更多着眼于新世纪, 而对于人才培养的着眼点, 尤其是,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最重要的是要使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共产主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做德、智、体全面的“四有”新人和以“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思想为指导, 培养跨世纪的人才。提高思想政治道德觉悟, 加强德育工作是由素质教育, 根本任务和基本宗旨所决定的。素质教育在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 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能力的培养和良好品格的塑造, 更加注重学生德育、智、体育、美育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和全面提高, 更加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造就又红又专, 德才兼备的“四有”新人, 在素质教育结构的要素中, 思想政治素质是核心和本质的东西, 它不仅决定着学生思想意识和政治方向, 也制约和影响着其它诸种素质的发展, 更决定着学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发挥的作用。因为, “思想政治素质之所以是思想政治的灵魂, 是因为它在人的素质结构中, 具有定向的作用, 动力的作用, 支配作用和调节作用, 它们就象是人生的方向盘, 生存的发动机, 行动的司令员和提问的感受器。因此, 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思想觉悟, 鉴定正确的思想方向。从来是立足社会的根本生存发展的基点, 事业成功的保证和优化学生的关键。”[5]“特别要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 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6]。

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 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重智育轻德育, 重分数轻品德, 重文化课轻政治课等倾向, 应该必须引起各级部门, 各级教育机关的高度重视来认识, 只教不育的或以教代育, 必然导致学生素质的单一发展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 危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 对年轻娃娃, 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要识实物, 我们确实有失误, 许多思想工作没有的, 好多话没有讲清楚。[7]”这是邓小平同志1989年政治风波后提出的论辩。

素质教育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 创新人才要有所成就, 也必须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那种以为强调创新, 就可以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是错误和有害的。在培养创新型人才过程中, 科学技术业务的培养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是一致的。忽视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学习将会失去动力, 人生将没有理想, 如果仅仅满足于眼前的实惠, 这种思想境界很难学业上持之以恒百折不挠, 更难培养成创新型人才, 实践证明, 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良好的文化科学素质以及良好的身心素质, 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和全面提高, 坚持把德育放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人才的首位。“加强思想道德,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 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理论引导人, 以高尚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培育有理想, ,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8], “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 提高自己, 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 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 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9]。所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必须要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认清和摆正加强德育提高思想政治道德觉悟在实施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面,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始终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立足点。

摘要：本论文深刻的分析了高职院校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切实提高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 指出了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揭示了素质教育必须加强德育工作, 提高思想政治道德觉悟。

关键词：心理健康,思想道德,核心

参考文献

[1][8]摘《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2][9]摘十五大报告

[3][4][5]创意生存青少年创新新素质的自我自培育第69、70、84页

[6]摘十六大报告

道德核心 篇11

[基金项目]河北省讲师团系统科研课题（201438）

[作者简介]陈鹏（1980—），男，河北省沧州人，河北金融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4-0003-05

[摘 要]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儒家道德；内圣外王；以德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4.001

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模式影响至深，以致今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其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还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所以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儒家道德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很有必要。在该问题的研究上，现代的学者多是对儒家道德进行整体性分析，未将被后儒篡改过的儒家道德与原始儒家的道德理论区别开来，进而把具有浓烈专制色彩的汉儒、宋儒所谓的“道德”作为儒家道德的主体，这显然有失偏颇。另外，儒家道德本身所包含的消极因素是其初创时期就存在的，今人在汲取儒家道德积极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其消极作用的批判。本文拟从儒家道德的源头出发，探讨儒家道德本真之义，结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将其积极因素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有助于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重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儒家道德的本真之义

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到明清实学、现代新儒学，儒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因此，要探讨儒家道德的本真之义，需从儒学的开端——先秦子学入手。

第一，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道德观念并非由孔子提出，其政治渊源可谓由来已久。道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谋略，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在远古时代，“德”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大约起源于商周之际。学者韦政通认为，卜辞里没有“德”这个文字，道德观念起源于周初。[1]（P65）学者侯外庐也认为，从周初文献中可以寻找到道德起源的痕迹。[1]（P67）但是，商朝占卜卦辞中虽没有“德”这个文字，并非意味着商代就没有道德意识。因为一般刻在卜辞中的文字多是占卜解卦之辞，而“德”这个字似乎与解卦并无太大关联。虽然“德”这个字具体起源于何时尚待考证，但是道德观念确因政治需要而产生，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在商周两朝，商汤与周文王无不以德立国并取得成功。对于周而言，“德”的政治功能尤其突出。《诗经·皇矣》云：王季“貊其德音”，文王“其德靡悔”，由于“予怀明德”，因此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2]（P86）。周朝立国之所以提出了“德”的概念，主要是基于政权合法化的需要。先秦时期，孔子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将德治从一种政治手段扩大为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德”从政治经验转化为人格因素。于是，在先秦时代，“德”作为与“仁”“孝”“诚”等同等重要的人格因素，也就逐渐取得了绝对道德意义，即：道德作为一种至善，与“仓廪”实与不实并无太大关系，它不仅应该在吃饱饭之后讲，在吃饱饭之前也应该讲。

第二，德即善。由于中国古代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因此“德”自产生之始便具有政治色彩。中国古代之“德”侧重于“善”而非“知”。最典型的莫过于文王之德：问鳏寡，敬老幼。这些作为一旦成为一种普遍被人所认知和效仿的行为习惯，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普通伦理观念。与古希腊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德”所内涵的“知”的主要含义相比，中国古代之“德”的主要含义是“善”。中国古代道德不是来源于人文主义者的创造，也不是自发形成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则，而是远古时期一些富有智慧的政治家对政权来源与存亡的反省亦或对王权得失之后的反思。这种政治余存从古至今成为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成为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进而在后世诸多力量的推动下，普遍化为一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至善理想。作为历史上成功的政治经验，德治也成为儒家思想的社会政治理想，从而使儒家道德与社会政治产生了密切关系。

第三，以内圣开外王。“以德治国”一直是儒家提倡的治国正道。儒家道德讲究自律，内烁为个人自觉理性，促进个人修养心性，塑造君子人格；外化为社会伦理规范，利于敦化风俗，促进社会和谐。这一切仅限于自律的道德领域，一旦道德越位扩张导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在传统儒学的思维理念中，个人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理想从未有过明确区分，反而是企图通过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来实现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正是以内圣开外王，即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断提升最终达到先圣而后王。然而审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现实不难发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从未真正得以实现。仔细思考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会发现这个命题缺乏其本应具有的内在逻辑周密性。内圣即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以期成贤成圣，但是儒家并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办法确定圣贤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与此同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尺度来衡量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外王。在此，儒家的内圣外王问题涉及到一个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即就其理想层面而言，它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就其现实层面而言，以内圣开外王也成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具有悲情色彩的行为。

第四，儒家的“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职能。儒家企图将道德泛化到政治领域，用道德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型政治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儒家“以德治国”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界限，使道德与政治都没有在各自的领域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合理出路。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某些内在关联，在政治领域不可以不讲道德，有德之人才可以更好地执掌政权。“学问无良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3]（P320）但是，政治与道德毕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二者分别以不同的作用方式来体现属于各自的内涵和职能，原则上不应混同。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的合理运转和统治集团之间利益的相互制衡，是在现实世界的公共领域中所进行的事实处理和实然判断，它是一种需要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来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他律性的刚性规范；而道德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关系的处理，是在私人领域中主要通过自律性地自我修为，以及引导性地教育感化所进行的对善恶价值的应然判断。儒家将传统社会中的政治、修身、治国、教化融于一体，将政道与士道相等同，不仅混淆了两者的不同内涵和职能，而且仅凭道德手段来支撑和维系政治运转，把道德视为奴役和统治民众的工具，政治反而被非道德的力量所扭曲而成为不道德的政治；同时又利用强制性的政治力量来把持和控制道德建设，把一切道德问题都当做政治事件来处理，统治者依靠手中的政治强权肆意干涉个体的道德决定，从而形成极权道德。历史经验表明，儒家将内圣的修养与外化视为外王的根本途径，其结果是事倍而功半，乃至劳而无功。混淆道德与政治在各自领域的不同定位，既干扰了道德建设，又无益于政治进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

脱离民主与法制的单纯“以德治国”不但可能产生泛道德主义，同时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还可能会造成很多负面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

第一，现代民主之由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根源于现代政治学说，与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国家层面提出民主政治建设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当前我国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而且也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承接。民主与法制既是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但同时也是具有现代性的人类价值共识，凝结着全人类的文明与智慧。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社会的民主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西方国家建设政治文明过程中，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将政治与道德相区别、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使政治与道德分别在各自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进，在整体上产生相得益彰的影响。在处理政治与道德（或者说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方面，西方人有着不同于我们的更为深刻的经验与教训。由于西方社会的宗教传统错综复杂，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政治与宗教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局面。因此，经过一系列宗教与政治事件的影响，西方人对政治与道德（宗教）的关系产生了明确的认知。他们果断地得出结论，“凯撒之物当归给凯撒，上帝之物当归给上帝”[4]。政治的真正属性是他律性、强制性，于是产生在政治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自律性的伦理道德所不能解决或不能完全解决的。西方人深谙此理，他们将政治与道德明确划界，于是随着政治领域中的强制性、他律性的需求，民主与法制便应运而生。

第二，现代民主政治的他律性。民主的法律化即法制，法制的核心是民主，同时它又是民主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以民主为本质的法制与法制保障下的民主相结合，实际上就是具有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他律性政治。对于政治生活领域强制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的必要性，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卡尔·波普尔说道：“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5]至于道德力量对政治生活的作用，西方学者纷纷给予了否定。法国19世纪政论家路易斯·博洛尔早就说过：“对那些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道德规范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3]（P49）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所谓制度文明，主要是指民主与法制在制度中居于核心和支配地位。对中国而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表明中国长于自律性道德，这是我们的优势和长处；同时中国也欠缺约束权力的他律性法制，这是我们的缺陷和不足。历史上中国一直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仁者德治的治世模式，与西方政治的他律性特征相比，在这种主要依靠道德治国的政治框架中，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素养就成为一国兴衰的关键因素，这就很容易导致对掌权者的个人品德和道德教化力量的过分依赖，从而疏于政治制度与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当然，具有他律性的外在制度与掌权者自律性的道德修为并不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缺乏相应的强制性的监督和有效的制度约束，无论是虔心修为的个人自律，抑或是育德教化的群体自律，其效果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三，现代民主政治的独立性。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道德文化。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政治与道德伦理相互分离、彼此独立，并且逐渐产生出近代政治工具理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前提，也是中国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中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对此，当代著名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很早就有告诫：“伦理与政治在现代生活中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彼此相关而不相掩。中国人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必须把政治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这是一种离则双美，合则双伤的局面。”[6]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以内在超越为基本属性，义务观念在人的思想中居于首要位置。在此前提下，人的权利观念备受压制，因而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在中国难以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充分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合理吸收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文化精髓，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虽然还不够成熟，很多地方尚待完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不能完全弃自己优势于不顾。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还需要保持我们自己道德传统中的精华。

三、儒家道德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内圣外王的理想尽管在古代君主专制社会中无法真正实现，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有着促其实现的康庄大道。儒家提倡内圣“修身齐家”，而后外王“治国平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圣外王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正是二者的契合点。

第一，民主政治建设需依托传统道德，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完全不讲道德的政治，势必会出现泛政治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早有警惕。他曾反复强调，缺乏西方政治民主是我们的不足，因此中国需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工作[7]（P56），但同时我们更需要注意，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不应该更不能放弃儒家的道德理性指导，以此保证民主政治建设始终有道德力量的提升，也就是牟宗三所说的“外王不能背乎内圣”[7]（P166）。时异则事异，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中国需要开出民主政治这一新“外王”，但讲“外王”又不能完全抛弃“内圣”。“内圣”是“外王”的价值本源，离开了道德的价值本源，“外王”也就失去了根本，没有道德的价值指引，也就很可能发生方向性的偏离。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克服过去传统政治的弊病，紧随世界形势的变化要求，致力于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必须强调这种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一定要建立在充分尊重儒家传统道德的基础之上，不能抛弃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

第二，道德与政治并行。追求合理欲望是人生存的基本动力，知识是人认识自身和社会的理性工具；没有道德的欲求会使人走向物化，缺乏道德指引的知识很可能使人走向不法之途。对于治国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当然离不开欲望和知识，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得以存续，进而制定更完善的制度法规。但是，治理国家又不能完全依赖知识理性，否则这种治理很难确保其方向的正确性。曾经，很多人看到西方近代政治采取将政治与道德相互分离的模式而成绩卓著，因此就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要按照西方的民主道路走下去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守着儒家传统道德。这种想法显然过于冲动和简单，即使忽略这里存在一个接受外来经验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传统的现实问题，还有一个知识理性完全脱离道德是否能行得通的理论问题。牟宗三提出的“坎陷论”特别强调“坎陷”必须“摄智归仁”，就是要告诫我们，中国建设民主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所建设的民主一定是一种在儒家道德指引下的民主，而不是西方近代以来那种与道德完全无关的民主。这不仅可以克服中国政治传统的不足，又能避免西方近代政治中凸显的弊端。如果一个人只有道德没有知识，或者只有知识没有道德，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不全面的人。同理，如果一种政治模式在道德或知识两者中只居其一，同样也是不全面的。可见，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是道德与知识相互为需、缺一不可的。当然，如何处理好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既不要让道德过多干涉政治，吸取儒家之前将政治的基础完全置于道德之上的教训，又不能让工具理性在政治领域一者独大，沦为泛政治主义的局面，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三，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既不夸大也不忽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务必需要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政治领域中如果完全依靠道德，势必会造成道德泛化。对于个人或社会来说，如果道德不居于最高层面，知识层面就很难保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很容易任意妄为，甚至危害人类的自身发展。道德的理性引导作用对于个人或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凡事都需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过分与不足都是不可取的。如何处理好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西方政治发展和中国传统政治模式各自的经验教训，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西方将政治完全寄托于工具理性，全然不顾道德层面的作用，不免失于片面。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的发展特别强调将政治与道德分开，其弊端已经逐渐显现，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但是反过来，政治也不能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否则也会弊病丛生。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强调以德治国，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因此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给儒家道德以合理定位，使其恰如其分地发挥道德的应有功能。

四、结语

纵观中国政治发展历史，对于手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而言，儒家一向所主张的正心修身、道德自律在强权政治面前的作用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在缺乏对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将道德作为对权力的约束，用唤起腐败者良知的办法来消除腐败，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1]（P166）诚然，道德对于执政者来说并非不重要，但它绝对没有重要到能够从根本上决定政治好坏的程度。政治的核心是权力的合理运用，而保证权力有效运转的关键在于政府遵从公民的意志，形成良性的政治机制，而这一切都需要对权力实施强制性的有效监督。然而儒家却一厢情愿地把执政者的道德品性作为影响政治优劣的决定因素，过分看重内圣的外化作用，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从而导致儒家的圣王理想与政治中王圣现实之间的悖谬。在人治社会里，掌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常常是不讲道德的。因此，道德在强权政治面前的微不足道迫切需要他律性的制度发挥强制性作用。对于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其本身是不是圣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接受制度的有效监督，合理运用手中的权力去行圣人之事。实践证明，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素养相比，合理健全的制度规范对于统治者的约束监督显然要有效得多。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体制，是民主政治顺利运行的根本保证。实现传统的道德自律型政治向现代民主的他律型政治的成功转型，是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总而言之，吸取儒家道德的合理因素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1] 肖滨.现代政治与传统资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法]路易斯·博格尔.政治的罪恶[M].蒋庆，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

[4] 赵敦华.西方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5.

[5] [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91.

[6] 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0.

道德核心 篇1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道德,共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 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 是我们在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忽略的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而儒家文化与儒家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

一、儒家道德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社会的共识, 起到了凝聚人心, 引领整个社会进步的作用。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 引领社会前进,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的普遍价值倾向与价值观念。而当前社会的价值倾向很大一部分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德理念。

儒家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包容性与生命力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之一, 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 中华文化的内核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奉行儒家文化的政权曾经被灭亡, 但文化的传承从未中断过, 中国的草原文明政权在征服农耕文明政权后, 草原文明的文化绝大部分都被汉族的儒家文化所“同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即便近代在五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儒家文化遭到巨大打击, 但一部分儒家伦理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一部分, 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 最终形成一种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国社会普遍的价值倾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道德本身就存在一种内在的共通。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道德的内在共通

“儒学肯定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重视从现实关怀中获得生命的满足和理想的安顿。于是, 儒家圣贤将大化流行的自然天道与日用常行的人伦物事从整体上融会贯通, 从天人合一的理念中体会和把握天地人事的恒常秩序并自觉践履人生的社会担当和人格理想。”儒家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追求一种“内圣外王”的精神成就, “内圣”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道德修养, 正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于公民个人品德的追求。而“外王”正是追求一种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因此儒家文化中自始就有一种以国家、社会、历史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代代传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对儒家文化中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真实写照, 而儒家文化中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于国家富强, 社会公正, 人民生活和谐, 安居乐业的追求无疑是共通的。

从国家与社会层面来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点就提出“富强”的追求。而从儒家道德来说,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最重要的理想志向之一就是通过道德教化使分崩离析的社会恢复安定重建秩序, 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诗云, 恺悌君子, 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可见孔子不但认为人民富裕是国家富强的保障, 而且认为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不但不是矛盾的关系, 反而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而荀子同样认为国富与民富是统一的关系, 其认为“下贫则上贫, 下富则上富”。而且荀子对于国家富强有自己的理论与见解, 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富国强兵的具体举措。

孟子第一次在人类思想史上发明并系统的阐释了道德人本主义。孟子的学说十分重视“人”的作用, 包含了许多关爱“人”, 以及重视“人”的作用的理论。孟子曾断言“人皆可为尧舜”, 并提出了“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经典价值论断。儒家经典著作《尚书》也曾提出:“民可近, 不可下,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充分凸显了儒家道德中的“民”在国家以及社会中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可以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借鉴。

儒家文化就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文化, 其中充满了对人民和睦, 社会和谐, 以及天下太平的追求。而后世的儒家学者不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 更是将对和谐的追求上升到天地自然, 宇宙万物的高度, 追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 追求人的内心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心物交融的境界, 儒家伦理中对和谐以及和平的追求不但是我们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宝库。

从个人品德与公民道德修养层面来看, 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多的共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个人品德的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对个人品德的总结与要求在儒家道德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讲求“正己以正天下”, 要求社会成员做到“正名”, 要求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各尽其“名”所规定的职责与义务, 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与有序。这无疑是古代儒家道德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敬业”的理解与要求。而“诚信、友善”更是儒家道德一直以来的追求。“仁”的理念是儒家道德的核心追求, 体现了儒家学说的根本精神。而“仁”的理念在具体的道德原则中体现为“恭、宽、信、敏、慧”。“恭”就是指恭敬, 这是儒家道德追求的一种端庄、恭敬、而又彬彬有礼的态度。“宽”是指宽厚, 要求待人接物时要宽容厚道, 做到“严于利己, 宽于待人”。“信”则是指诚信, 是儒家文化对个人品格的一种要求, 要求做人要诚实不欺, 儒家道德认为一个人如果缺乏这种诚实守信的品格, 为人处世不守信义, 将无法在社会立足。“惠”是指慈惠慈善, 以仁爱的精神推行德治, 以仁爱的精神对待他人。

儒家道德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可以说儒家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 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倾向, 儒家道德的一些价值理念已经深刻的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社会主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儒家道德中积极的部分给予融合并对儒家道德中的一些理念进行当代升华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理论工作者也需要加深对儒家道德的了解与把握, 以便更好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05/c_111052806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