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读书报告

金融的逻辑读书报告（精选8篇）

金融的逻辑读书报告 篇1

《金融的逻辑》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觉得书中的观点很新颖，浮躁现象的背后，自然规律起内在的作用，控制世间万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科学的作用就是去了解、揭示表象之后的规律，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不同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解释可能截然不同，但是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则有着独到的优势，因为，人是一个经济动物，被物欲吸引的人们的一切行为都隐藏其经济利益。

书中经典的地方有二，其一是对我国的三纲五常、孝、儒家等传统观念的经济学解释，其二是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两千年治乱恶性循环怪圈。

炎黄子孙对孝道的膜拜无以复加，并且我们常常以国人对父母尽孝，来嘲讽美帝等发达国家孩子对父母养育之情的冷淡，果真如此么？“养儿防老”的观念由来已久，现在也是屡禁不止。书中的观点，人养儿子对自己未来的投资，人老了，不能劳动获取收入的时候，就需要靠这前期的投资--儿子，来解决老后无法劳动赚钱的生活。投资的风险（儿子不养老子）如果发生的话，终生的投资就打了水漂，所以历代统治者以及儒家学说都一再灌输孝道，来保证老子的投资，这样一辈繁衍下一辈。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应该对父母尽孝，而是应该看到，古代的孝道加载了太多的经济含义，由于人老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所以只能投资自己的儿子，靠血缘关系，来保障一辈子的生活。

另一方面，家族也不仅仅是亲情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集合体。一个大家庭里的某个兄弟一时有难，需要大量的钱，则家族的每一份子都要出一份力。当然，以后如果你自己一时有难处，其他成员也有这种“隐形义务”来帮助你渡过难关。这种看似和谐的组织的危险之处在于：大家这种隐形相互帮助的契约只有血缘的约束力。碰到一个愣头青，六亲不认的，就只能自认倒霉。而且经常因为利益的纠纷发生冲突，因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而且家族的首领倾向于剥削每个成员，导致不和谐因素滋生。我想，这也是当下很多农村的亲兄弟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吵闹，甚至打架，以致成为冤家的根源。

“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幸的：小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但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时候又不可能幸福，因为首先要四世同堂，没有个人的空间，也要负担父母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可能看着父母亲时会想：“他怎么还这么健康，我还要养他”。如果有两个孩子，他们看着年老的父母就会互相推诿。那么，作父母亲的就在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给我生存的保证？”后代看到老年人感觉是负担，老年人看着后代又感觉要看很多面子，也处于一个更不幸福的状态。不管是这些年还是在很久以前，报纸上和我们生活周围都充满了这类不幸故事。我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唯一养老途径。”

我很向往美式的生活：在那里，人人都能独立自主的生存，不需要去遵循莫须有的宗族血缘潜规则；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不存在隐性的金融合约关系，更不会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强留其在身边，养育子女就是基于单纯的爱；每个人在年轻时都能通过各类金融产品合理安排好自己后半生的生活，老了也就不需要靠子女的供养才能生存下去；整个社会并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一元化价值评判体系，任何思想皆可自由交汇。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很独立的生活，激发出自身的个性和创新精神，这样的社会必然是千姿百态、包容万物的。而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下，人的个性已被制度阉割掉了，只能依照设定好的轨迹生存，遵循陈腐的血缘宗亲观念，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失去个性与创新精神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传统思想驯化下的精神奴隶，没有千姿百态，只有千人一面；这样的社会，人人都活得没有国贸0943班 郭李宏铎 090201818124

尊严，因为人人都要依靠别人才能生存——年轻时得看父母脸色，年老了又得看孩子脸色。可后者最大的悲哀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大部分的人们都自以为生活在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里，对阉割掉他们个性的传统文化推崇备至顶礼膜拜。有时，我常常会想，什么时候普罗大众们的见识才能超越在狭隘肤浅的传统思维？什么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冲破阉割个性、制造精神奴隶的陈腐旧念呢？每当这时，我总是满怀信念，以为真正的理性宽容已离我们不远，社会也终将进入自由民主、各种思想自由交汇、世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多元时代。然而，让我悲观的是，周围的大多数人似乎依旧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那是结束百花齐放、独尊儒术的开端，也是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漫长的一元时代的起源。

封建社会两千年治乱恶性循环怪圈似乎被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没能跳出那个诅咒？王朝的缔造者都知道要休养生息，让饱受战乱的百姓安居乐业，并且国库很快因此而积累众多的白银，这往往成为王朝兴盛的标志，也是“太平盛世”的特征。好的就一定正确么？国家可以收取巨额的赋税累计在国库，说明王朝专制的强大，人民无法与之对等谈话，更何况去监督赋税的合理用途了。这就导致国家乱花钱，跟现在一样，到处建设形象工程。如果一时国家有灾难，导致赋税减少，统治者就倾向于增加人民赋税，税负加重，人民生产更无从发展，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的夹击下，民生凋敝，结果赋税更加多，...恶性循环，典型的王朝末期症状。

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一味的一中华正统而盲目追随。

金融的逻辑读书报告 篇2

究其原因, 在于房地产自身的金融属性会让需求在短期内急剧爆发, 远远脱离基本面的约束。

首先, 新房供给增量非常低。以北京为例, 三环内不再有新增住宅用地, 土地出让速度越来越慢, 2016年已经是北京土地出让的最低点, 未来的土地开发将会转向更为偏远的郊区地块。

其次, 高收入者不断涌入北京, 房屋需求旺盛。2015年年底北京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 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作为全国教育和医疗等高端服务业集聚地, 对北京房地产的需求仍然会继续攀升。

最后, 居民依然有较强的房贷承受能力。从购房的杠杆来看, 中国的20%-30%的贷款首付比处于国际正常水平, 且平均贷款占房价的比率为60%。家庭购房的杠杆率较低, 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

供求分析表明, 一线城市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是房价高企的基本面因素。

与此同时, 政府通过招拍挂土地供给机制和限购政策调整土地的供给和需求, 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

当经济增长的前景较好,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时, 对房屋的需求就会远远超过政府的供给。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唯一供给方, 应该顺势而为, 提供土地供给, 防止土地价格飙升。

但是, 供给方的调控有时候会事与愿违。一方面一线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已经开发殆尽, 短期难以提供新的房屋资源。另一方面, 一些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 甚至会通过各种方法对市场上土地供给数量的控制进而控制土地的价格, 造成人为恐慌、哄抢。

中央政府担心土地价格过高会增加企业成本, 降低投资效率。因此, 一线城市推出了一系列限购措施, 减少需求, 压低房价, 希望维持房地产价格相对平稳。

考察了实体经济层面的供求关系后,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金融变量如何影响房地产价格。BIS经济学家Borio认为金融周期是资产价值和风险认知与对待风险和金融约束的态度之间自我加强的交互作用。这句话概况的三个核心金融变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者风险偏好、融资约束, 正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金融逻辑。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房价的助推剂, 点燃这个助推剂的则是政府对房价的态度和监管政策的变化。影响房价的核心变量是利率。央行今年保持了极大的定力, 没有继续下调基准利率, 但是银行房贷利率却从过去的八八折下降至八三折。这表明政府仍然希望通过居民加杠杆的方式来稳定经济增速。而且, 在国际负利率环境下, 投资者预期中国的利率水平还会有一定的下行空间。

于是, 房地产出现了“越涨越买”的奇观。房价涨得越快, 投资者短期回报越高, 带动风险偏好也随之上升。投资者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放到房地产市场上, 推动价格螺旋上涨。

供求失衡带来“只涨不跌”的房价, 风险偏好让投资者陷入“越涨越买”的困境。此时, 影响房价的最后一环就是投资者的融资约束。这一环也是高房价会不会演变成房地产泡沫甚至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是前车之鉴。

我和南开大学袁梦怡博士曾经对比分析过中国和日本的金融周期波动情况, 其中日本企业的一些融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970年至1990年, 日本经济经历了两个完整的金融周期。第一个周期的波峰是1971年第1季度。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 日本经济增速大幅放缓, 由高速增长期步入稳定发展期。第二个周期的波峰是1989年第4季度。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 日本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价格上升, 1990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既有日本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转型特征, 同时也具有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转向泡沫经济的特征。

为厘清金融资源在各个部门间的分配流动情况, 我们从两国的资金流量表出发, 梳理出两国宏观经济中企业资金来源及其与银行之间的关系。

在资金来源方面, 中日两国企业可以调度的资金均远超实际资金缺口。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在70年代初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资金缺口共计37.5万亿日元, 而资金来源总计83.7万亿日元, 后者是前者的2倍左右。1985-1989泡沫膨胀期内, 资金缺口共计62万亿日元, 资金来源总计229万亿, 后者接近前者的4倍。由此可见, 随着日本经济向上运行, 非金融部门的资本逐渐呈现出过剩的趋势。

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 在2003-200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内, 非金融企业部门资金缺口为0.59万亿人民币, 资金来源总计为1.7万亿人民币, 供给接近需求的3倍左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资金缺口共计1.5万亿人民币, 资金来源总计5.5万亿人民币, 来源接近需求的4倍。整体而言, 与日本类似, 中国非金融企业也面临相对泛滥的流动性。

但是, 与日本相比, 中国非金融企业融资约束一直相对较高。日本非金融企业部门银行贷款占总资金来源的比例, 从经济稳定增长期间 (1980-1984) 的90%, 下降到泡沫膨胀期内 (1985-1989) 之间的69%。日本非金融企业资金来源对银行的依赖下降, 这缘于日本监管当局自1984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 企业的融资模式逐渐多元化。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 非金融企业部门银行贷款占总资金来源的比例相对稳定, 银行贷款仍是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资金的主要来源。

金融自由化体制改革让日本企业摆脱了银行的融资约束。上世纪80年代, 日本政府金融市场化改革转变了日本制造业中的大型企业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传统经营方式, 大企业“去银行化”现象明显增强, 导致银行失去原有的放贷收益来源。日本国内银行为吸纳存款, 被迫提高存款利率, 增加了银行经营成本。为保障自身收益, 日本银行一方面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等高收益领域, 获取较高利润;另一方面将融资对象转向境内中小企业。而日本的中小企业获得过剩资金后也投机于房地产与金融行业, 进一步推动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日本泡沫时期所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 给企业恶劣的财务投机提供了温床, 是导致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的重要原因。

在资金用途方面, 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相对保守。日本企业在资金运用中, 财务投机现象明显。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时期, 极力减少低回报率的存款, 加大对股票等回报率高的资产品投资。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在其资金运用中, 存款增速一直与企业效益的密切相关。从2008-2013年期间的统计数据来看, 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日本泡沫积累期间, 非金融企业部门对股票和房地产投资逐利的狂热现象, 股票投资占有价证券投资合计的比例与日本70年代初期的情况相似, 表明中国非金融企业对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尚持理性审慎态度。

对比中日金融周期的历史经验, 可以发现, 房地产市场在结构转型期间, 均面临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房价有强烈的上涨冲动,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随着房价波动起舞。此时, 政府是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引导市场预期, 是否通过稳健的监管措施限制企业的财务投机行为, 是高房价能否演变成金融泡沫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 中国政府以及监管当局的确保持了相对清醒的认识。

对比日本疯狂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程度相对有限, 房价仍然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只是考虑到我国政府在市场预期和融资约束方面强大的影响力, 房价不会一直暴涨。未来仍然是一波一波的行情。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调侃, 下趟车的票价肯定比这趟车更贵, 再不买票就上不去了。

《金融的逻辑》 篇3

现在我们熟悉的由金融市场提供的信货、保险、证券、基金等等金融产品，并非人际间跨时间、跨空间金融交换的唯一形式，在金融市场上，那些金融公司不管你姓什么、是谁的儿子、读过多少书、有什么意识形态，保留什么政治信念、信过什么宗教，只要你具有交易信用、能够有支付能力，他们就会跟你做金融交易。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换言之，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律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现代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等，是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支持陌生人之间交易的现代商法、合同法、证券法等方面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外部化了的金融证券市场；反之，金融证券交易在陌生人之间的深化进程，也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法治要求，促进了后者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人际间金融交易范围的不同，对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也会不同。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但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在那时国库藏银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从400年前到19世纪、20世纪，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其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篇4

最近有幸拜读了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让我这么一个对金融方面实属外行的人了解了金融，在此，我就这本书谈谈我的感想。

首先，这本书介绍了金融的概念：金融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任何东西或者证券不存在“固有价值”，之存在相对价值；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我明白了借贷交易就是这样，把未来的收入流移到现在来用，把未来的价值放到今天，即是解决价值时间空间分配的不合理性，同时用价值来创造价值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我的理解，简言之，花未来的钱解决当前想要解决的事。

其次，此书谈到了为何“中国钱多而百姓不幸福”的原因。

中国的钱多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它大大缩短了财富与资本和钱之间的距离。来源有以下：1）活跃的买卖对钱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也促进了钱的提供；2）土地，资源的资本化带来了大量的“钱”；3）未来现金流（包括未来劳动收入）的资本化。其中，本书认为“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资本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对于这些观点我有些疑议。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如果过分的资本化，岂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过度的资本化，把国有企业私有，会不会打破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呢？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发展不够，因此是经济制度问题造成文中也有提到我国未形成完善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没有合理的产权制度保护。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制度问题。也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一定要进一步资本化才能推动市场发展、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确存在腐败、融资能力不强的问题，国有经济民营化也无可厚非，不失为一种降低腐败同时扩充资本的道路。但我觉得也许还有更多的途径。公有和私有各有利弊，关键要看在具体操作上如何互相取长补短，同时保证不变其“质”。我们可以资本化，但不能过度资本化。

然后这本书讲到了为何中国人钱多而不幸福的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是隐形金融交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和投资产品等出现。问题在于这些显性金融产品的发展不完全，使得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加剧，造成了不幸福。然而我认为人们的不幸福感不仅仅在于此，同时当今社会的不公平大大减低了人们的不幸福感。另外，房地产的泡沫等等因素更是客观上大大减少了老百姓的财富。

我很赞同陈教授提倡的“中国应该向借贷消费转型”这一观点。中国传统历来不倡导“借钱花”，当然，儒家的传统文化是一方面的原因，同时，出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规避，人们无法预料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加之目前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借贷消费”。人们倾向于保守的“存钱”，毕竟能让人心里有安全感。文中并未提及如何能让人们去进行借贷消费而规避风险，只是极力倡导中国国民借贷消费。我认为如果假设未来收入基本上能够确定时，这种借贷消费是可行的。

我也很赞同“富藏于民”的观点。财政赤字大了，加税会激起人民不满，印制钞票会导致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融资。然而向民间融资就会有求于民，因而不利于政府集权。就像清政府囤积白银财大气大，而美国政府建国之初就忙于还战争债，构建民主政治和金融市场。美国政府虽然负债累累，但赤字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如果通过发行债券融到了资本，用于各种投资和开销，同时投资的那部分的回报率高于政府债务总额，政府的正确融资行为将使债券资产增值，社会的资产总额随之增长。社会资产总额在正面增长的同时，整体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人民要求生活水平同比增长，面对舆论压力，政府选择只能是减税，人民富裕生活水平上涨。文末有提到“发展证券金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我们的确要发展金融，扩大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市场的制度框架，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过于极端，未免有点夸大金融市场的作用。除了发展金融市场，我们也要改变国人的消费观念。思想转型、制度转型，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篇5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金融的逻辑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很久没有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特别是有关专业的书籍，都只是浅尝辄止，闲时翻翻。但对这本秘书长荐书的阅读，我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一项学习任务，有压力才会有动力，抛却闲散的阅读习惯，一鼓作气，用几天时间通读一遍，果然有很多感受，但也仅仅是收获一些金融的表层知识，金融这门学问高深，理论复杂，对于我来说，完全弄懂还是有相当难度，其中的感受也仅仅触及皮毛。

这本书分为五部分，并且各个部分的内容相对独立，不像小说一环扣一环，也没有涉及太多专业的学术讨论，在了解本书大致框架之后，我首先认真研读了作者所写的新版后记，通过后记，我重新定义了金融的概念，更新了之前错误且片面的认知。这应该是我读此书的最基本的一个收获。

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上有了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虚拟经济是泡沫，实体经济才是重点，只有制造生产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产出，才能创造价值。实话说，由于被现象迷住了双眼，对金融的相对陌生，也让我在这种错误的观念里沉沦，直到陈教授一翻对症下药的疏导，才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首先，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予以否决，陈教授认为，没有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金融业，金融也是实体经济，任何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生活得更加幸福。因此，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要能给他人增加幸福感，就是在创造价值。对于价值创造，应该以人的效用增加来定义价值、定位价值，而不是以是否生产实物来判断价值创造，譬如医生虽然没有生产实物，但是能治好病给人带来健康，使人的效用增加，所以也在创造价值。

在这里，增加人的效用是一个新鲜提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金融虽然不直接增加物质的总产出，但是通过给人们提供丰富的跨期配置收入与消费、平滑风险（譬如保险）事件给生活带来的冲击工具，让人们不至于一时饿得难有生路、一时收入多得无处可花，使每个人一辈子的总体效用达到最高，金融交易虽然没有直接生产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却使人类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整体效用大大增加。因此只要是在从事增加人类效用的经济活动，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只有工业和农业是实体经济而金融等服务行业是虚拟经济。

基于社会大众以及主流政策对金融的定位，陈教授希望本书能够帮助社会大众消除对金融的误解，他认为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会因为一次或几次危机而中断或者消失，恰恰相反，危机有时甚至是金融业必要的消毒、清毒过程，为其接下来更健康、更深入的发展奠定基础；他还认为真正理解经济学、理解金融逻辑的决策人，应该说的是“重点发展金融经济，放缓发展实物经济”，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对，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孰轻孰重，这绝非某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绝非是这么简单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

大学时在学校附近的图书超市看到了一本书，《读大学，究竟读什么》阅读之后感觉作者实在是非常优秀，作者在书中推荐了一些书籍，我就按着作者的推荐，开始了阅读，作者推荐了一本金融类书籍《金融的逻辑》，我就在当当网上买了这本书开始看，因为图书超市当时找不到这本书。阅读之后感觉作者的一些观点非常有见地，深受启发。

在分析英国崛起的原因时作者指出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正因为英国有着比法国远为发达的证券市场，是英国不仅能以未来收入为基础融到更多国债资金发展国力，而且需要支付的融资成本也比法国低一半。更强的证券化能力使英国可以筹到更多的钱用于发展国家实力，使英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都一直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让不到两千万人口的英国主宰世界两个世纪。正是由于金融的发达，导致了西方的崛起，而反观中国，当时落后的金融也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分析的很深刻。

作者另外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实是一种保险，因为在古代社会个人经济风险交易功能主要由家庭来承担，那就对家庭文化有相应的要求，在中国就有了儒家文化；如果这种功能主要由市场来承担，那么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内容，在此背景下西方发展出自由、民主与法制，与此同时，西方的“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单纯的精神生活细胞，以兄弟姐妹间、长辈与晚辈间的感情交流为基础。因为西方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保险就可以用市场来取代，市场使个人更加自由，不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父母在退休后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选择自愿去照顾父母。但是没有了压力，人会更加的轻松。

作者在分析公司时提出，公司不举，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方式，亦即公司。因为公司的强大，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繁荣。作者从经济角度对于国家发展的分析非常到位。

在谈到创新创业时，作者说到创新、创业成就的实现是由于资本市场培植、催化的结果。尤其是股市，股市给社会提供的不只是表面上的融资，更重要的是提前估价创业者的成功，并加速实现创新者的成果，给社会贡献活生生的创新榜样。没有金融市场，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就没有风投、PE投资，那么创业、创新风险就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分散，也就不会有国家的强盛。

这本书使我对于金融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就是个金融小白，这本书算是金融的启蒙教材，其中的以上观点使我深受启发，影响了我以后的决策，也许一本好书的作用就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往好的方向改变，而这本《金融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

每天抽一点时间，花了接近十天左右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面对这么一本只有280页不到的书籍，而且是通俗化语言的书籍，本应该可以更快看完的，但是中间被经常性打断，无奈，最终却花了这么多天才把这本书看完。

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总会让我想起很久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做个一个辩论赛，辩论的题目是：到底是金融立国还是实业（制造业）立国，前者以美国为例进行了全方面的阐述，后者以德国为例从各个角度进行剖析。他们慷慨激昂，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为自己的立场各抒己见，争取这次辩论赛的胜利。

看完之后，我觉得都很有道理，而我这么一个门外汉，显然没有反驳任何一方的根据。最后只能恨自己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无奈，并以无论是金融立国还是实业立国，我觉得能够让社会进步，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并竭尽所能的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好的保障，这是我等平民所深切关心的事情。

这两个国家都是我非常钦佩的国家，一个是制造强国，一个以严谨为傲的民族，百年企业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文化，在这个国家前进路上的同时深深的影响着他们；一个是金融帝国，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一个金融思想前沿，科技发达的帝国，虽然它会发生金融危机的事件，但是仍旧影响不了它在世界之巅的位置。

看完这一本书让我感觉到一个制度法律和金融方式的变革有多么的了不起。

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会让他们无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还是虚无缥缈深不可测的金融发展更进一步，而它们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促使法律制度的进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货币出现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对当时以物易物的交易环境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变革，让交易变的不再那么的麻烦，不用考虑用自己的牛换成养，再换成猪，最后换成自己想要的衣服。

在英国夺得世界霸权之前，由于金融的发达，让他们可以以更低的利率获得更多的贷款，赢得战争，最终称霸全球几个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而其最为成功的东印度公司更是为以后的股份制公司埋下了铺垫，促进了今后的商业的发展。股份制的发明无疑是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并不亚于我国的四大发明。

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公有制，再到后来的部落再到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并传到现代。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我们生产力提升的结果。而家也成为我们温馨的港湾，成为世间最美好的地方之一，然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家庭反目成仇的例子，甚至反目成仇，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利益的原因。我也同意作者个观点，那就是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不应该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战场。而“养儿防老”虽说是我们一直所倡导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却成为更多问题的起点。一方面，孩子只能是百善孝为先，言听计从，活不出自己的自由，没有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而另一方面，父母亲到老了，也不一定能够百分百得到可靠的保障，有的甚至被遗弃。当然，孝顺是我们的美德之一，是我们应该倡导的，更是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但是，这也反映出父母害怕自己老无所依状态的出现，所以，不仅要给他们灌输这个道理，还要多子多福。

这个也从侧面反映出，金融等手段的不发达而出现的问题，如果有发达的保险业和金融保障体系，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因为没有他们的话，他们即使到了老年，经济生活也不要有任何的担忧。

于此，他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去爱这个小孩，如何让家庭充满爱。而我们社会中的市场也是如此，正如作者所说：当一种经济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现在我也就明白我们公司旁边的一个几十亿的企业，老板为什么情愿给他亲戚一些钱，也不让他们去他公司上班的原因。

简而言之，没有金融，我们能够生活下去，但是有了金融，但是会让我们生活的更好。

陈志武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他撰写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虽然讲解了很多东西方的金融发展事件，但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金融究竟是什么逻辑？通读全书，我突出的感受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本的逻辑。作者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中国明朝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400年过去了，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命运外，其他国家迄今仍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作者据此得出一个结论：资本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他提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资本化就是把未来的钱通过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今天的资本，用于当前的生产生活开支。陈教授认为，从英美等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的原因主要不是对外掠夺，而是资本化发展与金融创新的结果。这是一个与国内传统认识有较大出入的观点。

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之所以“钱”越来越多，主要也是资本化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一种现象：西方国家往往是政府穷得很，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滋润；而当前的中国恰恰是政府手上很有钱，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却是过得紧巴巴。因此，中国还需要很多的资本化和资本深化的改革。

二是市场的逻辑。资本化与市场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之所以单列“市场化”，源于陈教授在书中对儒家思想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几千年来，中国人接受的都是儒家教育，儒家主张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实现人际金融交易，但它不能每个人奋发向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都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买房子缺钱了，首先想到的是向亲戚朋友借钱，而不是向银行贷款。因为亲戚朋友的钱是“软约束”，没钱可以赖账不还；而银行的钱是“硬约束”，是需要房产作抵押的，一般赖不得。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了基础。

从本质上讲，市场在中国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压制。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各种金融市场出现后，中国人的个人空间终于出现并正在扩大。国内社会各界普遍觉得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不重视家庭，或者说西方人对家庭情感看得比中国人淡，陈教授认为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而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当然，传统儒家文化的转型是正在进行时，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一种基于金融市场和法治的体系最终取代传统家庭和儒家文化的体系，则是历史的必然。

三是创新的逻辑。作者在书中花很大篇幅分析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已进入“水深火热”之中，但从实际的美国社会生活看，都难以感受到或者看到这种危机。也就是说，危机主要还是集中在金融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对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影响有限。在分析金融危机的起因时，多数人都将矛头指向了金融创新。作者承认层出不穷的创新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但这是金融创新的过错吗？作者给予了否定，并认为危机之后美国的消费驱动模式不会终结，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要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篇6

集体行动问题又称非市场决策问题，本是传统经济学不予研究的问题。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学者们发现非市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公共选择理论便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在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即，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已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国外许多学者还用它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像市场经济的转型，该理论也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传统观点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补偿权力”概念、及对压力集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但奥尔康教授却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当然各类组织的成员总是期待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会为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期待农场组织为其成员争取更有利的法律；股东期待公司为其增进利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现代大公司为例，不像股东人数少的公司，在股东数量众多的现代大公司，管理人员拥有自主权，他们能够控制大公司，甚至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却是令人惊讶。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东拥有解雇管理人员的法定权利，如果管理人员把公司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该工具，股东集团受到了损失，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雇他们，可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股东是不会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这样的，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股东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东要解雇管理人员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话，由于典型股东拥有的股票只占股票总额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报（更高的红利或股价）的大部分也会被其他股东分享。公司收入对股东来说是集体物品，因而通常情况下典型股东不会对管理人员发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集团内部，集团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个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这样的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团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基于这样的结论，奥尔康教授对集体行动作了进一步分析。首先奥尔康教授根据集体利益的相容性和排他性，将各种种各样的集团分为两大类，即利益相容性集团和利益排他性集团。排他利益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既有利益”，这样的集团碰到的是“分蛋糕”问题，因而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小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排斥他人进入；而相容性集团则碰到“做蛋糕”问题，自然希望人越多越好，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故而这类集团总是欢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其中。因此，奥尔康教授判断：较之排他性集团，相容性集团就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

奥尔康教授还将小集团和大集团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量上的差别，而且尤其关键的是二者在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集团行为，在研究中他发觉大集团行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因为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使得集团组织运行成本极高，加之收益的分享问题、吸引成员加入的方法问题都使得组织大集团行动陷入困境。其次，组织集团行动以实现利益增殖问题，也只能是可能性。因为总要防止集团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它已变成解决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为此，在多个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奥尔康教授发现了这样的运行机制，即强制入会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大集团或申请法律强制其潜在成员入会，或向其成员提供大量有选择性或非集体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员分享，使得潜在成员知道加入集团对自己的益处而不加入可能总成的损失远远多于会费，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此外，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

金融的逻辑读书报告 篇7

针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调控政策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及各商业银行都对购房者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限贷政策, 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贷控制也比较严格, 证监会对房地产开发商公开市场融资也加强了控制, ①这些政策不能说没有效果, 但近几年, 全国土地成交金额屡创新高, 房地产开发企业多方筹资并没有遇到实质性障碍, 除贷款融资增长相对平缓外, 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融资增长迅猛, 与此同时, 各大城市商品房销售额增幅并未放缓, ②这表明购房者也获得了充分有力的金融支持。很显然, 房地产供需双方在政府金融调控政策之外找到了解决融资问题的办法, 这些绕过调控的融资方式可以不严谨地称为“房地产金融创新”。

一、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开发商融资创新的主要表现

由于宏观调控, 房地产开发商无法从银行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 一个自然的思路就是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商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海外金融市场上获得的融资金额迅速上升;另一种相对隐蔽的思路就是绕过调控, 通过创新方式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

(一) 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

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公开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一度被暂停, 获得银行信贷条件苛刻且规模受限, 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日益成为房地产开发商融资的重要渠道, 信托资金、资产管理公司资金、私募地产基金、民间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近年来发展迅猛。

(二) 海外金融市场融资

鉴于中国大陆融资困难, 近年来,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纷纷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的方式获得融资, 不论是股票融资还是债券融资, 市场影响力和信用评级都是融资成本和融资成功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此, 在海外市场成功融资的主要是国内一些一线房地产开发商。

(三) 通过创新方式获得银行资金

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在银行的直接信贷受限, 通过新通道获取银行资金成为可行的方法。广为市场熟悉的操作方式是银信合作, 即银行通过向客户发行理财产品, 将所筹集资金作为单一资金委托信托公司投向房地产开发商, 该方法于2010年7月被银监会叫停。[1]但很快一些更为复杂的操作方式出现:一种是银证信合作, 即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后, 将所筹资金交给证券公司, 由后者订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再将这一资产管理计划对接信托公司, 最终投向房地产开发商;另一种方法是找一笔过渡性资金, 先成立房地产信托计划, 再由银行拿理财产品筹集到的资金受让该信托计划的受益权。③这些方式实质上延续了银信合作。

除了换通道获得银行资金外, 房地产金融市场主体还充分利用限制规则未覆盖的方法为房地产开发商融资, 比如借用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来为开发商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贷款④的常用操作方法是:首先, 由开发商与建筑商或设备供应商签订商务合同, 提供服务或设备, 形成建筑商或设备供应商的应收账款;其次, 由建筑商或设备供应商以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应收账款质押给银行, 取得银行的贷款;最后, 贷款到期时, 要么由房地产开发商还钱给建筑商或设备供应商, 由后者归还贷款, 要么建筑商或设备供应商到期不还, 由银行向开发商主张债权代位求偿。这样, 名义上是给建筑商或设备供应商的贷款, 实质上是在为开发商融资。

二、宏观调控背景下购房者融资创新的主要表现

随着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向纵深发展, 对需求方的调控力度也日渐加大, 对购房者的金融限制即限贷政策, 成为一种抑制投资需求的有效手段, 但目前看来, 绕过限贷政策的购房者融资创新日渐成熟。

(一) 非银行借贷机构融资

受限贷政策影响, 部分地区二套房商业贷款的首付比例提高, 三套房或多套房商业贷款被叫停。⑤如果资金缺口不大, 除自筹之外, 还可向小贷公司、典当公司等民间借贷机构融入短期小额资金。但向民间借贷机构借款往往需要抵、质押物, 而且成本较高, 因此这一途径仅可用于满足偿还资金预期明确、金额较小且期限较短的购房者需求。当然, 如果资金缺口非常小, 购房者可根据月收入状况向消费金融公司申请消费贷款。

(二) 以变通方式从银行获得资金

如果购房者资金缺口较大, 难以承担小贷公司、典当公司的高成本融资, 或者短期内无法偿还借款, 以变通方式从银行获得资金也是可行的。一些企业购房者可以动用运营资金购房, 然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甚至是装修贷款来缓解运营资金压力。个人购房者也可以其持有的其他房产作为抵押物申请消费贷款用于购房, 只是这种操作方法成本高且有与现行法规相违背的嫌疑。但这并不意味着购房者完全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 如果资金缺口不大, 购房者可以通过一张或多张高限额的信用卡分期付款⑥的方式来获得银行资金, 此外, 一些在部分商业银行有较高综合授信额度的购房者, 可以直接动用这一授信额度购房。

(三) 通过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搭建的融资平台获得资金

购房者从民间借贷机构和银行获得资金的决策与操作往往是分散进行的, 但目前在房地产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令人警惕的新动向: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正努力与民间借贷机构或银行合作, 搭建系统性满足购房者资金需求的融资平台。在公开宣传口径上, 一些知名的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与民间借贷机构或银行的合作往往强调优势互补: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提供优质的客户资源, 与民间借贷机构或银行的资金资源形成有效互补, 大致的合作方式如图1所示。

虽然在各种合作意图的声明以及网页典型推广案例中, 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与借贷机构合作, 对有资金缺口的购房者融资都有意淡化购房色彩, 转而突出家庭消费、经营周转等功能, ⑦但这些需求都是购房者在购房后的资金紧张造成的, 这难道不间接构成为购房人融资?购房人完全可以从亲朋好友或工作单位短期借款购房, 然后申请此类合作金融产品, 获得融资后归还此前借款。此外, 此类合作金融产品中, 小贷公司等民间借贷机构提供的家庭消费贷款本身监管宽松, 商业银行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往往采取“一次审批, 循环使用”的授信方式, 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并没有过多监控, 这些资金不排除有直接用于购房的可能。⑧民间借贷机构和商业银行之所以愿意提供此类融资服务并放松监控, 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 在客户选择上, 可以有意识地向偿还能力强的二套房甚至多套房购房者倾斜, 这类人群净资产较高, 往往可以提供其他房产作为抵押物, 违约风险低;其二, 在融资金额和期限上, 可以有意识地选择资金缺口小、借款时间短的客户, 回避风险的同时加速资金周转。

三、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创新的理论逻辑

毫无疑问, 不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购房者, 在绕过房地产金融调控壁垒、通过创新方式取得各类融资的过程中, 其融资成本总体上要高于银行贷款, 究竟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承担高成本去融资?各类资金供给方为什么也愿意贷出资金?

(一) 生产者主权背景下商品房价格上涨的内在机制

“生产者主权”是一个与“消费者主权”相对立的概念, 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提出的。加尔布雷斯认为生产者总是不断自行研究、设计、开发新的产品, 自行安排生产, 自行规定价格, 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网、通讯网和推销机构向消费者进行劝说, 让消费者按照生产者安排的品种、规格、价格来购买商品, 这就是“生产者主权”。在生产者主权市场中, 不是需求创造供给, 而是生产创造消费, 出现这种市场力量不均衡是由于生产者总是有组织的、集中的机构, 可以动用规模性的力量, 而消费者则是分散存在的, 很难形成集体平等地和生产者议价或维权。[2]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相对典型的生产者主权市场, 唐文进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3]在房地产市场上, 从买地到设计, 从施工到销售, 都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的专业团队决策并主导完成的, 反观消费者, 除了决定买还是不买以外, 对商品房的上述开发过程没有直接影响力。⑨因此, 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者主权特征明显。

在一个生产者主权市场上, 价格的确定往往有利于生产者。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相比, 生产者剩余多而消费者剩余少, 这一点与垄断非常类似。其实房地产市场的确具备一定的局部垄断特征, 虽然房地产开发商数量庞大, 但由于商品房是地上附着物, 购房者的工作和生活半径是有限的, 他们往往仅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商品房才形成有效需求, 而在这一特定区域内的商品房新增供给往往仅由为数不多的开发商提供, 这就在局部区域内形成了寡头垄断甚至是完全垄断。

不论房地产市场是生产者主权市场还是具有垄断特征的市场, 其价格必定比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高, 房地产开发商存在较高的经济利润。静态来看, 即便政府实施金融调控政策, 房地产开发商依然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承担较高的财务成本;动态来看, 由于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生产者主权市场, 如果此前的利润空间不足以承担提高了的财务成本, 房地产开发商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商品房出售价格的方式来转移成本, 以保证其经济利润。如图2所示, 初始状态下, 某区域商品房供给为S1, 商品房需求为D1, 开发商定价为P1, 商品房超额供给为AB。⑩房地产金融调控使得开发商的财务成本上升, 该区域商品房供给变动到S2, 如果此时P1的价格不足以使开发商获得正常利润, 即经济利润为负数, 他们就会涨价至P2, 此时商品房超额供给为ED, 待售商品房积压严重, 不利于开发商的资金周转, 于是开发商自己或发动销售代理公司加大宣传力度, 千方百计对消费者进行游说, 逐渐使得对该区域商品房的需求由D1上升到D2, 开发商又成功地卖出了EC的商品房, 待售商品房回到较正常水平CD。

(二) 房地产金融市场上的寻租机制

既然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较为自由地将财务成本上升转移成商品房价格上升, 那么理论上, 只要还有涨价的空间, 继续上升的财务成本也是可以接受的, 除非价格严重透支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使出全部游说本领也无法提高商品房需求, 价格无法继续上涨, 财务成本的上升耗尽了开发商全部的经济利润, 否则这一寻租过程不会停止。这一机制使得开发商能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 具备较强的财务成本承担能力, 各类型的资金供给方自然有向房地产开发商融资的动力, 面对政府的金融调控政策, 供给方自然会合作起来, 想尽一切可行的路径, 实现对开发商的融资, 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开发商资金需求, 更使资金供给方获得较调控前更高的利息收入和服务收入。

针对二套房甚至多套房的购房者, 首先, 这部分人资产净值较高, 可以提供其他房产进行抵押或者其他资产权利作为质押, 风险保障程度较高;其次, 这部分购房者购二套房普遍付较高比例首付或购多套房的全款资金缺口不大, 期限较短, 偿还能力较强。这两方面原因也使得资金供给方在风险可控下能得到较高的利息收入和服务费。

值得说明的是, 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方面, 他们是主要的宣传策划者和游说者, 只有更多的人被他们打动进而购房, 他们才有获得更大利益的可能;另一方面, 如果购房人资金缺口不大, 但受制于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无法获得银行融资, 他们作为信息的掌握者, 自然会努力寻找银行和民间借贷机构合作搭建针对购房人的金融平台, 在卖出更多商品房获取代理收益的同时, 还可分享对购房人融资产生的部分收益。

在房地产金融市场上, 资金提供方在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的帮助下大规模寻租, 某种程度而言, 房地产金融调控反而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寻租热情———对难以直接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的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而言, 这部分资金来源弥足珍贵。

四、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影响

针对政府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 不论是作为商品房供给方的开发商, 还是作为商品房需求方的购房者, 都因为各种房地产金融创新而获得了融资, 成功地绕开了调控壁垒, 这对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宏观调控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商品房供给不断增加的同时价格不断上涨

房地产金融创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推动商品房在供给不断增加的同时价格不断上涨。之所以推动商品房供给不断增加, 是因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并没有受到调控政策的显著影响, 特别是对那些大的开发商而言, 他们不仅融资渠道多, 而且融资成本也相对低, 这些足以调动他们拿地和建设的热情, 因此商品房供给不断增加。之所以在供给增加的同时商品房价格也不断上涨, 原因有二:其一, 在生产者主权市场上, 供给决定需求, 在不断增加供给的同时, 开发商和销售代理公司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广播、电话等各种媒体对消费者展开高强度宣传和游说, 使商品房有效需求也不断增加;其二, 在生产者主权市场上, 市场定价权较大程度上归于生产者, 与传统的银行贷款相比, 即便通过金融创新取得的融资成本较高, 开发商们也能通过涨价消化提升的融资成本。

(二) 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风险加速聚集

房地产金融创新的间接影响就是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正在加速聚焦。在各种房地产金融创新的金融支持下, 开发商在不断增加商品房供给的同时不断推高房价, 根本原因在于其能够通过宣传和游说拉动需求, 但针对二套房和多套房购房者的金融创新类融资恰好说明这种宣传和游说的力量正在减弱———开发商、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仅通过宣传和游说已难以有效拉动需求, 还必须解决二套房和多套房购房者的资金缺口才能有效发掘购房需求。而一旦这一部分购房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后, 有可能不再有足够的需求来消化增加了的供给, 待售商品房大量积压, 不排除房地产开发商们本着先于其他人逃离市场的心理进行恐慌性抛售的可能, 届时房地产市场将受到沉重打击。

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一旦成为现实, 房地产金融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都会受到震动。一方面, 对开发商的各类融资, 包括银行贷款、信托资金、海外债券、房地产私募基金和民间借贷机构资金都将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受近年来房地产金融调控的影响, 银行贷款在房地产金融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且银行主要放贷给一些实力较强的一线开发商和地区龙头开发商, 贷款成本也相对较低, 这部分资金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银行体系相对安全。但其他各类融资由于主要面对的是中小型开发商, 成本较高, 违约风险非常大。如果这些违约风险集中爆发, 风险就会沿着资金的中间供给方到最终供给方的路径传播, 逐渐演化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值得说明的是, 在这部分融资中, 虽然银行系统表面上看起来相对安全, 但其他各种融资方式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与银行有某些关联, 比如通过银行发放的委托贷款, 以及实际上来自于银行表内或表外的资金, 因此银行系统想要独善其身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 房价如果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不排除部分首付比例较低的购房者违约, 由于这部分资金主要是银行的按揭贷款, 银行系统可能会在风险暴露的同时被迫处置数量巨大的抵押房产, 这又会反过来加剧房地产市场风险。

(三)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

房地产金融领域诸多创新的实质是绕过调控壁垒, 这使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政府的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仅在银行信贷系统内得到了较好地施行, 还不排除有部分银行打擦边球参与房地产金融创新。这些创新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政策制订部门的声誉———他们的调控手段总是渐渐地失效, 调控目标总是难以实现。这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非常严重———人们渐渐习惯了市场的“智慧”, 而不大理会政策的规制。近年来,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 与这种预期的不断强化不无关系。

五、针对房地产金融创新的优化管理建议

房地产金融创新使得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的效果不明显, 增加商品房供给的同时推高房价, 加速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风险聚集。为此必须调整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思路, 采取果断措施, 加强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管理。

(一) 调整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思路

基于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生产者主权市场的判断, 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是加大供给和管理市场对房地产的预期。虽然近几年来, 政府主管部门加快了保障房建设, 增加了居民住房的供给, 但是仍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其一, 保障房建设计划体现出各行政区划平均分配的特征, 这使得一些三、四线城市保障房供给相对充足, 少数地区甚至过剩, [4]而一些人口高度集中的一、二线城市保障房供给相对较少, 并且往往处地偏远, 相当部分有资格的购房者购不到房, 成功购房者工作生活存在诸多不便, 生活成本提高不少;其二, 保障房在建设、出售过程中存在管理漏洞, 出现了一些房屋质量无法保障、购房人资质可疑等违规现象, 使得保障房的保障功能打了折扣。针对这两个问题, 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应该合理安排保障房建设计划, 加大一、二线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数量, 特别是要在城市相对中心地段多建设一些保障房, 可以采取土地出让配比策略, 出让一块地给开发商的同时, 紧邻开发一定数量的保障房, 既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房供给, 又对普通商品房价格形成压力;另一方面要严格管理保障房的选址、规划、施工、发售各环节, 增加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充分发挥保障房的保障功能。

对房地产市场预期的管理是另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思路, 要强化房地产市场供给不断增加和多样化的预期, 要强化社会房地产投机的风险意识, 稳定房价预期, 房地产主管部门和宣传主管部门要定期发布全国和各地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的数据, 特别是风险提示性的数据, 并多渠道进行分析与宣传。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商和销售代理机构的宣传管理, 对于夸张不实的宣传和欺骗性的游说, 要加大打击力度, 尽最大可能促使购房人理性决策。

(二) 调整银行业房地产信贷的管理思路

如前所述, 在针对房地产金融宏观调控的各类金融创新中, 银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表内来看, 现行的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规模和风险皆可控, 但如果把各种表外业务考虑进来, 可能结果并不乐观。此外, 一些银行通过其他主体间接给房地产开发商融资, 或者通过其他信贷业务对购房者提供融资以弥补后者购房后的资金缺口, 实际上还是在为房地产供需双方融资, 并且成本不断推高, 风险却未降低。

虽然管理部门不断完善其调控措施, 如银监会2010年7月叫停银证合作, 2013年3月又发布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商业银行合理控制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总额并加强管理, 这意味着银行理财产品通过证券公司成立资产管理计划再通过信托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商融资 (市场通称“银证信合作”) 的通路被大幅收窄。但金融市场参与者众多, 业务多样, 由于资本的逐利性, 资金从盈余单位向赤字单位的流动很难彻底切断, 严格的控制并不一定带来资金流动减少或停止, 反而意味着更高成本的金融创新, 因此, 必须调整银行业房地产信贷管理思路。

在银行房地产信贷管理方面, 可以尝试改“风险回避”为“风险转移”策略, 即银行业适度放松对房地产供需双方的信贷控制, 再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把不同风险等级的信贷资产转移出去, 这样能降低房地产市场供需双方的融资成本, 在部分削减房价上涨动力的同时降低购房者的信贷风险。

(三) 加强对房地产金融领域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机构的监管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机构参与房地产金融领域有其积极影响:一方面, 这些机构的参与有效增加了房地产供需双方融资渠道, 分流了对银行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 这些机构的管理相对于银行体系更为宽松, 更有机会从事高风险业务, 创新更为踊跃。因此, 主管部门简单地叫停这些机构的房地产金融业务是不明智的, 负责任的态度是加强对这类机构的管理。

首先, 要明确管理主体, 目前, 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都有归口管理部门, 但其他一些机构, 如地产私募基金、小贷公司主要由地方政府多部门管理, 工商部门、发改委、金融办都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 多头管理效率较低, 应该针对各类新型金融组织, 明确管理主体, 进行专业化的全面管理;其次, 要完善管理法规, 加快新型金融组织的立法工作和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的拟定, 改变“先放养, 后规范”的思路;最后, 加强各类新型金融组织的业务指导, 提示相关业务风险, 提高资金盈余单位、新型金融组织的风险认知程度, 使其在较高的风险承担意愿的前提下参与房地产金融业务。

摘要：各类房地产金融创新为开发商和购房者提供了充足的金融支持, 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生产者主权市场。这些金融创新不仅抑制了房地产金融调控效果, 还在商品房供给增加的同时推动房价不断上升, 使得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风险加速聚集。对此应改变房地产调控思路, 增加供给, 管理预期, 转变银行的信贷管理思路, 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房地产金融业务监管。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金融创新,生产者主权

参考文献

[1]金立新.银信合作为什么被叫停[N].金融时报, 2010-07-10.

[2][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M].沈国华, 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3]唐文进.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7, (6) :11-17.

生活中的金融逻辑 篇8

因此，在这个时候，陈志武教授这本《金融的逻辑》就有助于读者厘清其中的至理常识。书中收录的文章，是他在1985年到2001年间，对金融的反思、审视和研究结果。尽管是专业的金融经济学教授，但他书中并没有太过艰深的专业名词和理论，而是把专业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

按陈志武教授时说法，金融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单个人生存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残时你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所以，为了能够更顺利地活下去，也为了生命的延续，个人必须跟其他人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即人与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是人类活下去的必须，所谓的金融交易，在我们今日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随处可见，比如身上没钱又想购物，那可以先刷信用卡；想买房而不够全额付款。可以先交首付。然后月供；年轻时每月缴纳保险，年老之时可以领取保险金维持生活；在金融更为发达的美国，甚至有长期护理保险，这种保险的意思是如果年老不便、需要他人长期护理。保险公司将会支付这种护理费用，投保人可以雇人照顾，也可以去养老院颐养天年。金融发展的好处是帮助普通人摊平一辈子的消费水平，而可以使—代代人都得以独立自立，活得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