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恶搞花木兰范文

贾玲恶搞花木兰范文

贾玲恶搞花木兰范文 篇1

深度看穿“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

贾玲在节目《木兰从军》小品中花木兰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被父亲骗去当兵，见到壮汉更是流鼻血，这样的傻大妞形象引发了一个名叫“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组织的不满，该组织刊发公开信要求贾玲及剧组公开道歉。公开信称该作品“破坏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统性，又严重伤害了国人尤其是木兰家乡人民的感情。同时，其所产生的负能量，则误导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所谓的“贾玲恶搞花木兰”事件更是经历了专家抨击小品触及底线，网友认为专家小题大做的争议升级，到贾玲最终道歉，节目停播，而后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花木兰研究员再次发声应立法制止恶搞的新闻连续剧。

【贾玲是不是恶搞？文化学者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只是格调差的搞笑】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认为，贾玲的情况，完全不必上纲上线。“像贾玲这样幽默搞笑却水平不高，想风趣却格调差、不得体，趣味不是很完整的作品，说不上是恶意恶搞，对传统文化不尊重，并不需要反应太激烈。还是认知和水平局限，使得作品不得体不恰当，可以提高，不会对社会有大的危害。”

河南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民俗学博士彭恒礼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整个事件应分三部分分析，首先是在争论之前，大家应该有个共识，“到底节目的主角是谁？是贾玲还是花木兰？从小品来看，毫无疑问观众看的是贾玲，因为主持人在节目开始前就亮明了‘下一个出场的是贾玲’，我想哪个观众也不会认为这个形象就是真正的‘花木兰’。观众看节目图的就是娱乐，不是把它当历史正剧来看。从广义来讲，任何艺术形式都是经过再加工的，如果严格去把握历史真相的话，这样就束缚了艺术的创造力。”

文化批评家葛红兵进一步解释，当今一些新艺术家用后现代的消解的方法或是反讽的方法来创作。“看到的花木兰形象是有点戏谑的，日常化的，不那么高大上，但在生活中是确确实实的，大家能够接受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把她一个成长的过程写出来”，葛红兵觉得这种艺术再创作再加工，是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有的权利。

【什么样的”恶搞”该道歉？恶意亵渎国家社会象征的，贾玲不属于此列】 对于娱乐节目恶搞解构，张颐武认为需要谨慎处理。对于国家象征，社会象征，大家有共识的形象需要审慎的对待，不能拿来随便开玩笑。另一些趣味性的，活泼轻松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有恶搞嫌疑，“这个度需要审慎划定。微博上有一些恶意对社会进行撕裂，对社会的基本认同进行攻击的情况和贾玲的情况是两方面的问题，大家对这个应该有所区分，但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把这个混为一谈了，这是应该予以厘清的。”

“有一些对中国国家历史，重要事件，重要英雄形象，比如说为国家牺牲的烈士，说是烤肉，这个不是调侃，是怀有恶意的。对这种怀有恶意的批评和质疑是很有价值的。”而贾玲不属于这种情况，还上升不到对整个社会底线冲击的程度。

【该不该贾玲道歉？电视体制的问题+缺乏民族自信】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认为，对于经典形象的“恶搞”其实从20年前《大话西游》出世，学界就有争论。而之所以争论20多年仍然没有结果，是大众需要一个事情去关注。“贾玲恶搞事件”引发的文化论争是有好处的。

相对于“贾玲是不是恶搞”“贾玲是否应该道歉”等争议，彭恒礼认为更重要的是当前电视节目的格调问题，他坦言小品中有一个“贾玲看到两位壮男流鼻血”的情节，“节目组是否考虑到观众的年龄阶段，成年人看了会一笑了之，但是否会对儿童产生影响？这不是贾玲的错，是国内电视节目播出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影视节目分级制尚未成熟的问题。” 文化批评家葛红兵认为无论国家还是民族都需要一份文化自信，花木兰是谁，中国人可以来写，美国人亦可以来写，美国人用好莱坞电影的模式来写，中国用戏曲，戏剧来写，或者今天用一个话剧来写，“谁来写都可以，怎么写我们都可以来俯瞰看。有这种文化自信，我们才叫真正的大气。”

葛红兵举例称，美国人常把自己的总统写成坏人，但美国人并不会因此就认为总统是坏人。“美国人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艺术形象，另外一个也非常清楚提醒我们，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看。”

葛红兵也认为，作为文艺创作尤其是幽默喜剧手法呈现作品时，需要把尺度放的大一些。葛红兵介绍，讽刺艺术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把自己进行贬低和贬斥，从而让人们看清某种真相，它的本质上就是通过消解来对比产生一种幽默的效果，“你一本正经的去看待它，就等于一个人在跟你讲笑话，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他，这个人家就没法跟你讲笑话了嘛。”

【道歉之后：预防“打倒贾玲”之后的文化专制思维】

贾玲道歉之后，一直以西游记代言人自居的六小龄童，在微博上为贾玲的道歉点赞，“好开头！那恶搞玄奘大师及世界名著《西游记》的影、视、剧、网络小说的诸位怎么办？”似乎从贾玲开始，一切有过恶搞的创作者都应该自觉开始排队道歉了。

搜索新闻，我们不难发现，六小龄童除频繁参与各种西游研讨活动外，对国内外各种恶搞更是义愤填膺，比如他曾说过：“改编可以，但不能肆意扭曲。尤其孙悟空不能和妖精谈恋爱，这是对名著的亵渎，也会误导现在的小朋友。名著改编是有一个底线的，这些角色的基本人物性格不能变。要防止一些打着‘时尚’、‘颠覆’的旗号来恶搞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做法，这样做是有伤中国人感情的”。

贾玲道歉之后，花木兰研究员郭义方再发声，他认为“恶搞”趋势应该及时刹车。为此，建议进行文化立法，“现在贾玲道不道歉，只是道德上的问题，如果有立法，就可以用法律惩处”。一语既出，更是引发网友巨大反弹。

“好像有的人觉得只能用我的方法来解释，只能由我来解释，我来垄断这个解释，这个是一种文化专制思维，或者文化地主思维，这种倾向要警惕。”葛红兵认为，现在人们往往容易扣大的文化帽子，比如文化爱国主义帽子，把人家一下打成文化汉奸，文化叛国者，这种新趋向代表了我们当下一种很可怕的思维——文化保守主义思维。“任何一个时代经历了繁荣昌盛以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思维就会崛起，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对于这种思维我们也应该警惕。”

人民日报评“恶搞花木兰”:对贾玲而言是个教训

观众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好的作品不会被埋没。我们应该相信更加成熟的观众，也相信更加成熟的市场。这么多年来，从《超生游击队》这样的晚会小品到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武林外传》风靡荧屏„„这些成为时代经典的优秀作品，莫不是观众与市场挑选的结果。相信市场和观众，其实也就是相信他们有辨别优劣的能力。

也只有在观众和市场的“双重锤炼”之下，文化产品才能更有竞争力、文化市场也才能更有活力。如果你觉得贾玲版花木兰不堪入目，那与其站队骂架甚至人身攻击，不如自己创造出更有传播力的木兰故事“以正视听”。同样，如果你觉得综艺节目拍成的电影不值一看，那也不要呼吁行政大棒“打压”，还是拍出叫好叫座的作品来“挤压”比较好。“你行你上啊”虽是网络揶揄，但放在市场竞争中却也不无道理。而且，把创造、选择和评价的方向盘交给市场、交给观众，本身就是对公众文化权利的基本尊重。

甚至，也不用担心贾玲的花木兰会消解我们的文化符号、颠覆我们的集体记忆。没有内涵的作品，哪怕能惹人发笑，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那只是蚊子的嗡嗡声而已。可以有严肃的文化批评，但只有更多地鼓励创造、鼓励创新，才能让花木兰更丰富—这本来就是众口相传中“层积”而来的形象。眼看着迪斯尼改编了花木兰、创造了功夫熊猫，大家不着急吗？再看看有着无数版本的《哈姆雷特》，看看不断被翻拍的《西游记》，不也正说明“创造是活力之源”吗？

对于打拼多年的贾玲而言，“花木兰事件”可能是个教训，更可以是个契机，借以反思、改进，倒逼自己更上一层楼，创作出优秀作品。到那时候，相信观众对贾玲也不会吝惜自己的掌声。

文艺创作不能无底线

天涯网友“菩提树下不坐禅”发帖称，“杜甫很忙”之流，虽属恶搞，但无恶意，更关键的是未曾歪曲杜甫的人品、诗品。而贾玲歪曲的则是花木兰的忠孝和英勇，这恰恰是花木兰这一形象的核心价值。退一万步说，纵然之前有过这样那样的恶搞，难道就意味着贾玲这么做没错吗？

在中国青年网网友乾羽看来，文艺创作并不完全排斥恶搞，但即使是恶搞，也不可以没有底线和边界。毕竟，恶搞天生带有一定的破坏性——以解构为基本手段，对已有的文化形象重新演绎，必然颠覆大家的认知。这就要求恶搞者有表达的节制，有坚守的底线。也就是说，恶搞可以，但不能对真善美进行恶搞。在美国电影《花木兰》中，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被美国人以西方文化的视角进行了改编和解构，其中也满是搞笑的场景，比如误会、巧合、滑稽，但惟独没有对花木兰身上的真善美进行一点解构。

需要道歉的不只是贾玲

还有许多网友认为，此次“恶搞花木兰”事件并不是贾玲一个人惹的祸，板子不应该只打在她身上。

文化名人马未都在新浪网发文称：“拿千年民族英雄花木兰开涮，放胆颠覆了花木兰形象，以博笑声。此事一时引发众怒，民族英雄怎容随意玷污？！说句公道的话，此喜剧不是一人所为，让一人背负实不公平，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出有审查，其中一个环节不通过，此演出也不成立。可惜的是，此事畅通无阻，令人一声叹息。”

马未都的看法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千龙网网友胡建兵表示，贾玲只是个演员，她背后还有导演，编剧、策划、编审等。假如编剧不胡编乱造，导演不导这样的作品，电视台严格审查，这样的节目能播出来吗？贾玲应当向社会道歉，而电视台及节目制片人等也应该向社会道歉。网易网友乔志峰也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关部门及时站出来，以最严厉的态度严惩违规低俗节目，净化荧屏、维护电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警惕恶搞背后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个娱乐节目“恶搞花木兰”，为何会引起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应？在时评人曾炜看来，这是因为冒犯了社会的“群体记忆”。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大量这类象征——正是对他们的想象，组成了我们的群体记忆。损害诸如此类的群体记忆，实际上背后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历史虚无主义”。

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博导李良荣所言，不管是邱少云、雷锋、黄继光、江姐等革命人物，还是大禹、孟姜女、花木兰等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他们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记忆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尤其是英雄形象，更是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如果对这些人物和故事进行否认，对英雄形象肆意污名化，摧毁的将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引发的将是人们对历史的怀疑，这将大大削弱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敬畏民族文化，给予历史应有的尊重，应当成为所有文艺创作的一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