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赚钱杂文随笔（精选11篇）
创作与赚钱杂文随笔 篇1
创作与赚钱杂文随笔
对把纯文学创作视作一项崇高事业的人来说，这个标题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一种恶毒的嘲讽。但是，真正对纯文学滥施嘲讽的绝对不只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而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全部真实。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笔者就写过两百多首现代诗。结婚后，兴趣看似非常自然地转向了自己一向厌恶的仕途，然后又看似乎非常自然地转向了商海。数年后，笔者从商海刹羽而归，一边操着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一边从事纯文学创作。几年下来，笔者已经写出了三部长篇、数十部中、短篇和近两百篇散、杂文，现在另一部长篇又将脱稿，足足可以印六大本书了。这些作品的质量，当然是只能由读者包括未来的读者去评说的。不过，从当下网络读者的反应来看，它们似乎可以在当代文坛占有哪怕是巴掌大小的一席之地。然而，迄今为止，它们给笔者带来的收入似乎还抵不过写作时烧掉的烟钱。原因究竟何在?这暂且不去说它。重要的是，笔者现在面临一个难题：必须自己出钱出书，然后致力于书籍的推销，以便收回从菲薄的工资收入中支出的出版成本。出不出得起这笔钱?出了又能否收回，收回了还能否赚钱，这也暂且不去说它。问题在于，对一个把纯文学创作视作一项崇高事业的人来说，这种活动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高尚，还是低俗?
文人，或多或少有点清高，或多或少把赚钱视作低俗。但是，当代文人的行为本身真的还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清高吗?平媒已经成为公开的卖场，只是卖的主要不是刊物，而是在刊物上登载作品的权利;网络呢?站也成了公开的卖场，只是卖的主要不是作品，而是登载广告的权利;作家呢?当然有卖作品发家致富的作家，正如娱乐界也有一炮走红的超女。但是，走红的超女只有八个，而在网络上孜孜不倦地写着的作家却如恒河之沙数。那么，这些人真的如自我贬损的那样只是来写着玩玩的吗?
在商海浮沉的岁月里，笔者做过几年期货。虽然败光了做现货时赚到的钱，但是，笔者也收获了两样一般人可能难以得到的东西。其一就是对市场的分析预测能力;其二就是对人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能力。具体情况，笔者将会在后续的文章里谈到。这里想说明的是，这两种能力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核心，那就是客观地面对真实。分析预测市场靠的是什么?首先就得摒弃一切幻想与恐惧，客观地面对市场的真实。而写作呢?对于诗歌和美文写作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是幻想与激情。但是，对于散文类文学作品包括小说作品的写作者来说，靠的主要可能也是摒弃一切幻想与恐惧，客观地面对人与社会包括政治的真实。所以，仅就个人经历而言，赚钱的经历正是写作的基础。没有那段赚钱的经历，迄今为止，我也许还和某些写作者一样在唱着无病呻吟或者哗众取宠的歌呢。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笔者偶然想到一个问题：当代纯文学作者是否非得像曹雪芹那样苦行苦修?换言之，当代纯文学作者能否一边写作一边以非写作的`方式赚钱，进而用赚到的钱滋养纯文学创作呢?
笔者想到的是炒股。托科学发达和社会进步的福，现在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电脑与电话炒股了。这至少在表面上意味着炒股与写作并不直接发生时地冲突。其实，假如能够客观地把写作与赚钱同样看作我们自身生活之所需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能够消除那些把写作与赚钱对立起来的观念的束缚，进而进入一种新的、也许是非常美好的生存状态：一边写作一边赚钱，或者，一边感受生活的低俗，一边追求精神的崇高。也许，那时候，对把纯文学创作视作一项崇高事业的人来说，“创作与赚钱”将不再是一种对纯文学的恶毒的嘲讽，而是另一种美妙的真实。
于是，笔者决定在完成手头的长篇之后再度出山，杀进股市，从有钱人手里光明正大地取点钱过来用用。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笔者已经在重温早就料熟于胸的股市操作理论，并深入研究其风险相对期货市场而言不值一提的中国股市。笔者喜欢讨论与分享，遂在征得常德作家网管理人员同意的前提下，决定在论坛开设“股市沙龙”，并担任主持，敬请纯文学创作者或者可爱的赚钱迷或者想二者兼而顾之的朋友关注，届时光临指导。
创作与赚钱杂文随笔 篇2
关键词：《申报·自由谈》 鲁迅 杂文 公共空间
一、《申报·自由谈》与黎烈文的报刊改革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1842年8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条约第二条明确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中英两国共同签署《土地章程》，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随后，英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在上海划定了各自租界范围，全面实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之后，租界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费成康说：“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其特点是外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1]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大肆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不久之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据点，现代报刊业也随之应运而生。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早期由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等人在上海发行。1907年5月30日，《申报》开始由华商经营，直到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之时才停刊，是中国创办最早、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自由谈》是《申报》的主要副刊之一，创办于1911年8月24日。早期由王钝根、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等人主编，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自1932年12月起，总经理史量才决定改革《自由谈》，启用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黎烈文。黎烈文在主编《自由谈》之后，开始对其办刊宗旨进行全面改革。1932年12月1日，黎烈文在《幕前致辞》中说：“我们此后在这台上表演些什么，虽然在节目方面不能预先一一的报告出来，而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都是要牢牢站定的，即使是一些抽科打诨，一些装腔作势，我们也不敢随便应付”“但是话还是得说回来些，我们虽然不肯扮演猴子戏，模仿人的行为，以睹观众一笑，不肯唱几句十八摸，五更相思，或者哼几句‘云淡风清近午天，以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而我们也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雄狮，以宣传什么主义，将个人和一小部分人的嗜好，来勉强大多数人的口味。”[2]由此可见，《自由谈》已经逐渐摒弃了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的陈腐文风，开始向现代意义上的办刊目标迈进，这无疑就给上海现代报刊业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在主编黎烈文的大力倡导之下，《自由谈》首先在稿件方面做出了具体要求，这就紧紧抓住了现代报刊业进行改革的核心因素。1932年12月2日，《自由谈》在投稿简章中明确鼓励下列文稿：1、意味深长之幽默文字2、翻译短篇世界名著3、内容充实而有艺术价值之短篇创作小说4、讨论妇女、家庭、儿童、青年等问题之文学4、科学家轶闻、发明故事及浅近有趣之科学介绍5、关于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等之记述7、文字优美且具有特殊见地之游记印象记等。1932年12月12日，黎烈文在《编辑室启事（二）》中再次重申：“编者抱定宗旨，凡合用的稿件，不问作者为谁，决定刊载；凡不合用的稿件，就是最好朋友的作品，也断然割爱。自由谈不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自由谈”[3]自此之后，《自由谈》的办刊风格为之大变，刊载了许多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杂文，迅速成为自由撰稿人发表言论的优势平台。可以说，《自由谈》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报刊业发展进程中的一支劲旅，也成为上海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阵地。比如，鲁迅和《自由谈》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密切关联，其在鲁迅后期生命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二、《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创作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正式达到上海，开始了将近十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活。关于和《自由谈》的具体关系，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我到上海之后，日报是常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4]此时，鲁迅不太关注《自由谈》，很有可能是由于《申报》属于鸳鸯蝴蝶派等旧派作家的文学阵地。但是不久，在好友郁达夫的盛情邀请之下，才开始对《自由谈》具有初步了解，但依然还是没有投稿。直到阅读到黎烈文的《写给一个在另一个世界的人》（1933年1月25日）一文后，鲁迅才逐渐心有所动，随之把《观斗》和《“逃”的合理化》两篇文章投寄给了《自由谈》。1933年初之后，鲁迅开始在《自由谈》上正式发表作品。在上海时期，鲁迅充分利用《自由谈》这一重要阵地，以杂文为斗争武器，严厉抨击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病，逐渐成为左翼思想文化界的精神领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唐小兵说：“理解晚年的鲁迅，‘自由谈无疑是一个最恰当的渠道，而理解了鲁迅倾注心血的‘自由谈，也就可以从一个层面来理解193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在国难蜩螗之际的言论和心态。”[5]
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登载了一篇广告文字：“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6]“何家干”不是别人，即是鲁迅的笔名，“玄先生”则是茅盾的化名。后来，茅盾也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几天就为《自由谈》写稿。很快，鲁迅与茅盾等左翼作家成为《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得到许多读者的一致欢迎。据初步统计，自1933年1月开始，鲁迅在《自由谈》上共发表杂文140多篇，“平均每月八九篇”。据笔者统计，1933年1月24日至1933年5月8日，鲁迅给《自由谈》投稿43篇，除了《王化》《保留》《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求甚解》等5篇被新闻检查官查禁未能发表外，其他38篇都得以刊载。1933年10月，鲁迅经过编选之后，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结集为《伪自由书》（《不三不四集》）。1934年2月，本书被国民党政府查禁。1933年6月10日至1933年11月17日，鲁迅在《自由谈》发表杂文61篇。后来，鲁迅把未曾发表的《关于翻译（上）》《双十怀古》《归厚》3篇文章添加进去，结集为《准风月谈》，于1934年12月由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的名义出版。1934年1月11日至1934年8月23日，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38篇，加上在《中华日报·动向》《太白》等刊载的23篇杂文，结集为《花边文学》于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可以说，鲁迅在上海寓居期间，特别是在1933年和1934年这两年，是鲁迅杂文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之后，《自由谈》和鲁迅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度关联。与此同时，鲁迅与主编黎烈文之间的私人友谊也不断加深，这在鲁迅给黎烈文的私人信件中可以佐证。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实行严酷的查禁制度，鲁迅运用各种“钻网术”在《自由谈》上依然发表了大量杂文。比如，《不通两种》《出卖灵魂的秘诀》《<杀错了人异议>》《二丑艺术》《“吃白相饭”》《豪语的折扣》《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京派”与“海派”》《推》《踢》《爬和撞》《冲》《小品文的生机》《倒提》《骂杀和捧杀》等等，都是鲁迅杂文创作过程中的经典之作，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与五四时期相比，30年代鲁迅杂文除了在内容上存在不同之外，在体式方面也呈现了新变化：即系列性杂文、后记式杂文逐渐增多，在杂文形式上实现了创新。一般而言，系列性杂文是指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某一话题进行多层面分析，每一个论述视角都独立成篇，由于受到所载刊物版面限制，作者在发表之时就分别予以刊登，这些杂文组合起来又形成了一个集中话题。比如，《推》《踢》《冲》、《新秋杂识》《新秋杂识（二）》《新秋杂识（三）》、《关于翻译（上）》《关于翻译（下）》、《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玩笑只当它玩笑（上）》《玩笑只当它玩笑（下）》、《奇怪》《奇怪（二）》《奇怪（三）》、《看书琐记》《看书琐记（二）》《看书琐记（三）》、《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等等，都属于系列性杂文。而后记性杂文，是鲁迅在编选杂文集之时，对收录杂文做出详细说明，还添加了与自己杂文相关的文章、报纸、新闻报道、消息等等。后记性杂文一般篇幅较长，字数在一万以上，往往附在文集后面。比如，《伪自由书·后记》和《准风月谈·后记》，都无不如此。
关于系列性杂文，笔者仅以《推》《踢》《冲》为例来具体说明之。《推》记述了魔都上海的“上等人”在街上行走，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撞，推踏弱小者的不合理现象。“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嘴唇，什么也不觉得。”[7]“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和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和踏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到一切下等华人。”[8]与“推”相类似的动作是“踢”。《踢》主要描述了中国的三名工人在上海租界码头乘凉，不知什么原因，被白俄巡捕踢入水中，一名被救起，一名被活活淹死。鲁迅说：“‘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9]“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在鲁迅看来，用现代工具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冲”，是20世纪压制弱小者的特殊战法。他说：“‘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10]通过“推”“踢”“冲”三类不同的“动作行为”，鲁迅极力谴责了强盗逻辑在这个魔幻之都的横行霸道，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共同欺压民众的可耻行为。
在《自由谈》上，鲁迅杂文中的许多艺术形象也得到拓展。语丝时期，鲁迅杂文中的艺术形象，往往都是“泛指”而非“实指”，注重局部勾勒而不重视全部或整体。“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个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了。”[11]1933年之后，鲁迅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表现技巧。其中，他广泛阅读了各种报刊杂志，以“抄新闻报纸”的写作方式来援引各种现实事件，再加以重新糅合和改造，形成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认为：“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俱在，揭其障弊，便是公道耳”[12]比如，《观斗》《崇实》《战略关系》《揩油》《“吃白相饭”》《抄靶子》《倒提》《论秦理斋夫人事》《大小骗》《洋服的没落》《“小童挡驾”》《由聋而哑》《“推”的余谈》等等，都是鲁迅根据各种社会乱象，运用比喻、戏仿、拼贴、反语、借代、象征、暗示、双关等手法创作出来的。
三、《申报·自由谈》的历史命运和现实价值
作为一种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很强的文学样式，鲁迅杂文径直刺向敌人的要害之处，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端嫉恨。他们认为，左翼作家包办了《自由谈》，几乎垄断了中国文坛，对执政当局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系列严酷的文学查禁制度，企图有效阻碍左翼文学的迅猛发展。1933年3月，《社会新闻》上发表文章说：“《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和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3]此时，国民党政府不断向《申报》主编史量才施压，要求解聘黎烈文。但是，史量才顶住了外界压力，坚持独立办报，并没有让步。此时，黎烈文自知已深陷困境，实在是左右为难。经过慎重思索之后，他也只能够选择妥协退让。1933年5月25日，黎烈文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篦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14]与此同时，鲁迅也切身感受到黎烈文的确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他说：“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15]1933年11月25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16]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都没有再向《自由谈》投稿。在《伪自由书·前记》中，鲁迅说：“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17]“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18]实际上，鲁迅后来并没有放弃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而是经常变换笔名，采用“遮眼法”迷惑书报检查官员，把“风云”隐匿在谈“风月”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良好效果。
面对国民党政府百般制造的现实压力，1934年5月9日，黎烈文在《自由谈》上刊等启事，以“事忙无暇兼顾”为由，最终辞职。《自由谈》开始由张梓生主编。但是，张梓生也同样带有左翼思想倾向，依然延续了黎烈文的编辑风格，经常刊载左翼作家的杂文和翻译文章。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杭州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1935年10月31日，张梓生也被迫宣布辞职，《自由谈》开始停刊。但是，《自由谈》的社会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它不但组织了“大众语论争”“儿童教育论争”“小品文与‘方巾气之争”“翻译论争”“旧戏锣鼓讨论”“批评与谩骂之争”“四库全书珍本之争”等等，而且吸引了不同倾向的文学新人，在《自由谈》上任意驰骋，是上海思想文化界许多作家的精神家园。“鲁迅充分利用了自由谈这个战斗的平台，借助大众传媒的庞大传播功能，写了大量的杂文。鲁迅杂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面对公众，得到极大的释放，也得到社会的极大反响，甚至笔战，这样更激发鲁迅写出优秀的杂文来应付，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也是鲁迅对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的最大支持。”[19]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杂志，《自由谈》形成了一种公共空间，成为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影响民众的重要平台。因此，《自由谈》在鲁迅生命后期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理应受到我们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1]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2]黎烈文：《幕前致辞》，《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3]黎烈文：《编辑室启事（二）》，《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2日。
[4]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唐小兵：《鲁迅和黎烈文的友谊》，《东方早报》2011年9月23日。
[6]《编辑室告读者书》，《申报·自由谈》1933年1月30日。
[7]鲁迅：《推》，《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5—206页。
[8]鲁迅：《推》，《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9]鲁迅：《踢》，《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0页。
[10]鲁迅：《冲》，《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7页。
[11]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2页。
[12]鲁迅：《致姚克》，《鲁迅全集》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8页。
[13]《社会新闻》1933年3月。
[14]黎烈文：《编辑室启事》，《申报·自由谈》1933年5月25日。
[15]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6]鲁迅：《致曹靖华》，《鲁迅全集》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
[17]鲁迅：《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18]鲁迅：《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200页。
[19]石剑锋：《不问风月，只谈家国：黎烈文和他的黄金时代》，《东方早报》2014年6月6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11AZD06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13YJC751062）。]
付出与回报杂文随笔 篇3
说起这个澳鄂大专人士协会，其实你对比其他大学的组织你会发现其很大的不同。有于我们的资金来源是澳门的政府和青年机构，所以我们并没有其他大学组织的竞争对象和外援资金的迫切需要。一句话概括，我们外部竞争的需要非常少。这令我们内部竞争的氛围也相对其他社团要低得多。当然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历年的无需面试即可入社的规矩、相对稳定的收人人数、澳门本身的生活气息方方面面我相信也是原因之一。我无意讨论其松散的管理制度产生的活动质量问题。但在这种社团里，很正常会出现一种现象，付出与回报不会成正比。
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么我现在是为社团积极付出的那一个？不是的。可能这在一些人想法中我没有评论的资格，但是手长在我身上啊。的确在这种松散的制度中，每个人的分工很不明确，但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付出很多，可以付出很多并不容易，在一个分工明确的组织中，越权是很敏感的话题，在这里你很难发现。所以当你真的事事关心，付出很多的时候你很容易上位，因为里面竞争很低，我们需要你，这种人不多。最难办的不会付出很多，但有所付出的人。这就像我，会完成自己被安排的任务，是想要回报的，其实有但也仅限有了。当然更多的人感到的是失望，原因很简单，能分到工作其实很少，当不会主动去找事的时候，他们所获得的回报会远低自己进社前期望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听了一些师弟的抱怨，加上不良作息习惯引致的失眠，我开始想一个问题：付出和回报。
我更愿意把它拉上人格来说，虽我水得一塌糊涂，但是只讲这两个词只会好像分析利益冲突似的，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逐渐发现，自己的孤独并不特殊，我其中的一个孤独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为朋友做很多事的东西。可是现实生活中，我这样做的非常少，可以几乎说是存在于理想世界中，而我的自我辩解是我真正的朋友很少，于是乎这种行为的就很少，况且他们需要什么很多时候不会说出来，毕竟友谊的深度双方的看法往往并不一样，所以得出我是孤独的结论。扯远了，但我还是厚颜无耻地讲，我是付出型人格的人，因为我看中付出多于回应。有一点先说明，我认为付出型人格和付出多少无关，和对付出与得到的关系有关，就是说就算我付出很少，甚至毫无付出都有可能是付出型人格，为了让自己人格高尚点我也是够自我陶醉的了。相反，如果付出的时候看中的是回报，我认为他付出的再多也是回报型人格。当然，我先声明我从来不认为两者的优劣，我最终的目的只是分析现在的自己罢了。
与女儿书杂文随笔 篇4
在这即将填报志愿的前夕，妈妈很有必要与你说一番心里话。你必须知道，每一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教育不应该把一百个多样不同的个体，复制成一模化的单一个体。全国优秀教师，人大附中数学教师王金战老师曾说:“不管成绩怎样，没有什么优生差生的区别。家长们知道，每一个小孩都是种子，只是每个人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绚丽绽放；而有的花，却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紧盯别人的花，不要觉得别人家的永远都是好，相信花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呵护，看着他一点点地成长，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你的种子永远都不开花，因为他是一棵参天大树。”正如王老师所言:“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要你懂得，教育更是一个生命感动另一个生命。一个意向就读师范，志向从事教师的人，爱心和责任心缺一不可！
记得我帮你找幼儿园的时候，我问园长:“我孩子来这，会学到什么？”你幼儿园的张舰园长对我说:“来这里，孩子学会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知名教师李松蔚给他孩子的一封信里这样说道:“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教一个人学会什么，而是让他发现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我希望你从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每一件事都只为自己负责。我还有一件非常确定的事，那就是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你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未来大部分都用不到。重点在于学习本身。所以我不看重你学了什么，学得好不好，我在意的是你怎么学，你如何看待学习，你为什么而学。学习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我希望你理解并接受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迷失于与别人的同化或相互比较。你当然是与别人不一样的。”这些话也是我想说的心声。孩子，请时刻记住你母校的校训:“看重自己，看高他人，看淡成绩，看远发展！”
永远最爱你的妈妈
男人与男人杂文随笔 篇5
大凡男人，十有八九都参赌。
男人，究其根源，与其争强好胜的个性有关，越是不服输的人，赌瘾越大。
赌场里的男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逢场作戏型，娱乐消遣型和刻苦钻研型。逢场作戏型的赌客，赌瘾最小，这类人大多秉性平和，与世无争，有自卑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既不重视过程也不重视结果，为了息事宁人，即便自己受点委屈，也不愿意得罪强势的人，他们在赌场里经常扮演陪衬的角色，赢时别的赌客不会仇视他，输时还会得到赢家的同情。娱乐消遣型的.赌客，赌瘾适中，这类人颇有心机，喜欢结识朋友，有优越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只重视过程不重视结果，为了彰显尊贵，通常不拘小节，给人豁然大度的印象，他们在赌场里经常扮演绅士的角色，赢时别的赌客肃然起敬，输时别的赢家也不会得意忘形。刻苦钻研型的赌客，赌瘾最大，这类人斗争意识强烈，个性乖张，有自信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看重过程只看重结果，为了获得胜利，绞尽脑汁盘算，险招怪招毒招频出，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在赌场里经常扮演斗士的角色，赢时别的赌客咬牙切齿，输时别的赢家拍手称快。
现实生活里的男人与赌场里的赌客何其相似。
男人在其早期教育中，成功被告知是奋斗的目标，要想成功必须培养坚韧不拔的斗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要想成功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和若隐若现的机缘，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侠肝义胆，要想成功必须抛开儿女情长，更有甚者，为了成功，只要自己还活着，所做之事不违法，尽可放弃道德的约束，抛开情谊的捆绑，三十六种计谋，七十二般变化，机关算尽，极致有加。成功者坚信，强者总要踏着弱者的脊梁，才能抵达金字塔顶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场。
为了在这个尔虞我诈的赌场里混下去，男人们痛苦地分析着自己，谨慎地判断着局势，客观地做出选择，要么逢场作戏，要么附庸风雅，要么血拼到底。逢场作戏者，自认弱者，甘为人梯，吃一辈子的粗茶淡饭，做一辈子的无名小卒，虽无丰功伟绩，却也过得自在踏实。附庸风雅者，不愿服输，只因能力有限，不得已委身富甲，低眉豪强，出入高级场所，混迹宾馆楼堂，虽无真材实料，却也过得潇洒惬意。对于血拼到底的人，我无法给与描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没人能预测这些人最终的结局，他们是嗜赌成性的人，成功了，必定是人上人，失败了呢?社会底层，阶下囚或绿林好汉?我不得而知。
在赌场，我愿意做个逢场作戏的赌客，在赌场般的社会，我愿吃一辈子粗茶淡饭。
精致与粗糙杂文随笔 篇6
一个蜂窝煤炉子，一个大蒸锅，一张小木茶几，一摞瓷碗、方便碗，这就是她全部的家当。她做的蒸肉、蒸排骨和梅菜扣肉，每天数量不多，味道很不错，尤其是蒸排骨，去晚了就买不到。因为儿子喜欢，看她人干干净净，菜也干净，所以常去她那买。熟了之后免不了会多说几句，知道她下岗之后凭自己的手艺挣钱。她说，我从来不买差肉，我的东西，让你们吃了放心才行。
周末，又到她那买蒸排骨，结果只剩几碗蒸肉。她说，排骨还要等一会儿，要不你跟我去家里拿吧?她告诉我家就在附近，于是去了。
进门，很简朴的屋子，泛着清光的水泥地面，拖得纤尘不染，洁白的墙面贴着几张风景画、明星画。我随她走到后面自己盖出来的小偏间，那是她的工作间，也是她家的厨房。干净、整齐，我只能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比我见过的`那些富丽堂皇的酒店的操作间干净不知多少倍，碗橱的蓝色纱门都刷洗得清清爽爽。
很是羡慕她的家人，我禁不住感慨：“你家里好干净啊。”
她呵呵一笑：“怎么能不干净呢?其实也不要费太多事，每天都擦洗一下，很简单的。屋子不好，再不收拾，那就一点看相都没有了。”
她淡淡地笑。原来，用心生活就可以精致如此，温馨如此。
仔细想来，日常的一盆花、一棵草，甚至一餐饭，都可以表现生活的用心与精致。养一盆最普通的花，栽一棵最不起眼的草，也可以赏心悦目;最简单的饭菜，也可以做得精致，讲究色香味，让家人吃得眉开眼笑，自己心满意足。
鲁迅与美术杂文随笔 篇7
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做“鲁迅和艺术”，我想了想，可能以谈论鲁迅与美术的关系，稍微贴切一点。艺术各有门类，鲁迅并不都有兴趣的。他爱看好莱坞电影，但对戏剧，尤其中国戏，不肯说好话;中国与西洋的音乐，则鲁迅从未公开提起，倘若我没记错，除了有一回徐志摩说及西洋音乐，称中国人的耳朵怎样的不辨乐音，鲁迅于是写了小诗讽刺他。此外，我不知道哪份资料记述他对音乐的兴趣，但是，鲁迅酷爱美术。
清末民初、五四前后，重要的文人而能单来举说和美术的关系者，似乎很有限：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鲜有长期而深度介入美术活动的记录。蔡元培先生，那是新美术运动的奠基者和大赞助人，他说过一句“美育代宗教”，1918年创办北平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还曾以教育总长的权力，给徐悲鸿等青年留学的名额，之后，吕斯百吴作人二位的留欧，经徐悲鸿举荐，想来也是蔡先生批准的。
蔡先生另有一桩被湮没的公案：他三十年代旅居德国时，居然买了十七件立体派版画带回来，此后战乱，不知哪里去了。九十年代经学者万青力教授搜索旧案，披露此事，相关文章发表在中央美院的杂志《美术研究》上。
再看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几位，固然是新诗、新小说、新话剧的开创者，本人就是艺术家，但论及和美术的关系，恕我无知，除了郭沫若与傅抱石交好，比较地著名，其余几位，似也未见太多介入美术的形迹吧。
如此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鲁迅先生可能是其中顶喜欢绘画、顶热心美术的一位。说起鲁迅的种种传奇，研究者不会略过他和美术的缘分。可是相关的专论、专书，出版过好多了，我无能提供新的史料为之添加佐证或美谈，只因是画画的，向来神往鲁迅与美术的故事，或者可以清理一些自己的感想。
今天大约说几点：其一，是鲁迅的偏爱和品位，亦即作为赏鉴家与批评家的鲁迅，怎样把握他的癖好。其二，在鲁迅的时代所能看到的种种艺术中，鲁迅怎样选择。第三，鲁迅和民国时代的画家如何相处，这相处，在当时发生怎样的影响。
但以下议论，很难将这三点截然分开了谈。
大家知道，除了在江南水师学堂和日本仙台医学院那点可怜的学历，又听过一阵子章太炎的讲席，鲁迅没上过一天所谓大学，更别提艺术学院，他与绘画的缘分，纯然是自己欢喜。在他的时代，现代中国艺术学院尚在草创的、初级的阶段，而鲁迅和当时的主流艺术圈，并不来往。可是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美术文献中，鲁迅是一位独具眼光的鉴赏家，也是富有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议论家，更是当年前卫美术的卓越推动者和襄助人——，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了欧美世界高端层面的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其中19到1980年的专题展，选择了民国与共和国几代人具有代表性的国画、油画、版画和书籍装帧。民初那代人的新国画，既过时，也比不得古人;徐悲鸿林风眠的早期油画，虽令人尊敬，但实在过时了，且在纽约的语境中，显得简单、脆弱、幼稚。使我吃惊的是，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比我记得的印象更醒目、更优秀——纵向比较，左翼木刻相对明清旧版画，是全新的，超前的，具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横向比较，与上世纪初德国、英国、苏俄及东欧的表现主义绘画，也是即刻响应、同期跟进的。除了技术相对粗糙，论创作的动机与状态，十分强劲而活泼，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近乎同一效果。在那项展览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油画顶多是文献价值，唯左翼木刻和几份书籍装帧，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凝着民国时代的斑斑印迹，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
大家知道，左翼木刻最初的鼓吹者、最终的判断者，就是鲁迅。没有鲁迅，这份成就是不能想象的。鲁迅死后，年轻左翼木刻家在延安和国统区继续创作了不少泼辣的作品，但渐渐成为政治宣传，1949年之后，全部教条化，再之后，和鲁迅所有学生一样，或挨整，或凋谢，他们短暂的黄金岁月，就是和鲁迅一起玩耍的五六年——以鲁迅的劳碌命，这真是不可思议：从1918年发表新小说到1936年去世，鲁迅公开的文学生涯不到二十年，他顶多匀出十分之一的精力和时间，收集画作，赏析艺术，结交艺术家，可是经他译介或亲自书写的美术文论，价值卓然，经他染指而扶助的绘画实践，迄今站得住。这样一位自称门外汉的美术爱好者的美术贡献，依我看，却比民国年代顶著名的美术海归派，更超前、更有品质、更富草根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或曰：以鲁迅当年的大名位，只要对晚辈的小说、翻译、绘画略予关注，有所扶持，总有他人不及的效力，他即便不理会美术，文艺后生们也会受他著作的影响：这说法并不错。可是鲁迅的介入美术，实在比我们所能了解的情形，深刻得多，只不过被他的文学贡献所遮掩罢了，倘若仔细考查，像鲁迅那样插一手而竟搅动美术波澜的文人，还真不易找到第二位。
古代中国，自兼写家画家的个例，很不少，但和鲁迅与美术的关系，不像一回事;近世西方眷顾绘画的文豪，也不是没有。波德莱尔与左拉均曾为印象派同志为文助阵，托尔斯泰与列宾长期交好，但这类雅兴和侠义，毋宁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教养和文化习尚;至于早先的温克尔曼撰写希腊雕刻的专书、近世的海德格尔专论梵高、福柯评析委拉斯开兹等等，则是哲学家偶或兼及美学的散例，与鲁迅和美术的关系，也不是一回事——倒是本雅明对视觉文化的世纪性直觉，可与鲁迅神交：鲁迅从来敏感图文关系，洞见图像的功能，以留日的经验而预言未来的部分教学将会为幻灯所取代，只嫌说得太早，众人听不懂——总之，像他那样的憨人，单凭热情，出钱出力，给画家打杂工、出画集、请教师、办活动、写评论，哪里去找呢。而国事家事的种种烦乱，文学生涯的密集工作，总之，在他被称为“战斗”的一生中，但凡稍有余裕，鲁迅就混在画家堆里，拿美术当自己一件正事，倾力而为，乐此不疲——要不是鲁迅格外欢喜绘画，又早经洞察视觉艺术的价值，单凭雅好，绝不会这样子用心用力，更不会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留存像样的业绩的。
鲁迅从小迷恋绘画，据他自述，曾在童蒙时代的课桌下偷偷描摹《荡寇志》和《西游记》等民间绣像，以至积多成册，后来为了换钱，卖给小同乡了——亲手画画，下笔有神，另有一位，即天才作家张爱玲——或因家贫，或自忖才华不及，青年鲁迅选择学业时，没有考虑美术，但于绘画的热衷，终其一生。初到京，他以有限的余力收藏大量古代石刻拓片，经济稍宽，尤其移去上海之后，每年的书单必有相当数量的西洋东洋画册。他所收存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多至两千件上下，又请托留洋的晚辈替他在欧洲寻购版画，还跟苏联版画家交换作品，数年累积，多达数百件。近时由周令飞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艺术世界》，厚厚一册，刊印大量鲁迅搜罗的书画，其实只抵鲁迅私藏的百分之一。看看这本集子，就发现在我们熟知的文学鲁迅之外，还有一位美术的鲁迅：闲静，入迷，自得其乐，沉溺于观看的贪欲和收藏癖。
癖好绘画的文人，自来不少，可贵是鲁迅看待绘画的眼光，非常开阔、锐利，又相当贴己、克制，始终在自己偏爱的，可把握的尺度内，搜罗画本，议论绘画。从幼年的《山海经》到中年编印《北平笺谱》，更兼对于欧陆前卫版画的迷恋，鲁迅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他感激保姆长妈妈，即是那乡下女人为他买了第一册民间画本，日后对版画的乐趣历久而不衰，是这童年记忆的延续和提升：他倒并不因此扩及并惠顾其他画种，但也不满足于旧式版画的内容与功能，遂有后来倡导左翼木刻的事迹——木刻的易于复制、传播，木刻的所谓大众性与革命性，被左翼史论，也被鲁迅自己，十二分渲染了，但鲁迅的天性，鲁迅的文学笔调，这种笔调的黑白质地，从来是木刻性的，正合于他的禀赋：简约，精炼，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版画趣味，是鲁迅文学风格自然而然的延伸。日本，又是版画的国度，鲁迅的绘画品味，日本可以是追寻参照的另一个资源。
我有兴趣，但比较茫然的点，是鲁迅对中国和西洋艺术的态度，是他在新艺术观念和旧文人趣味之间，如何悠然进退，如何公私兼顾。
民国成立前后，西洋文艺比较规模宏大、技术繁复的艺术，譬如长篇小说、交响乐、油画，开始介绍进来。在鲁迅成名的近二十年间，留学欧美，接受西洋文艺熏染的新派人士，陆续学成归国。胡适当时的影响，不必说了;徐志摩梁实秋等，是新文艺的弄潮儿，同期稍后，萧友梅、戴爱莲等留美青年也开始传授西洋音乐和舞蹈。在美术圈，刘海粟出国前办了上海美专，林风眠出任杭州艺专校长，徐悲鸿执掌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科。总之，西洋的新文艺是当年顶顶摩登的事物，且主事者大都比鲁迅年纪轻，意气风发，引领风潮——鲁迅，一个清末乡镇文人，一个败落的旧家子弟，一个留日学生，一个多半从日译本了解欧美的知识分子，一个几乎终生穿长袍的江南人，一个写出中国第一册现代短篇小说集的文学家，很自然地，会对这群西装领结，口说英语、法语、德语的海归派，作出自己的回应与判断。
以鲁迅的老成，以他当年的盛名和视野，他似乎并不折服于早期留欧的文艺家，且程度不同地看轻他们。他曾轻微嘲笑徐悲鸿，对青年林风眠个展的邀请，默然回避。或许并不视为同道，或是他所关注的`人事远非这一路，公开私下，他几乎不说起洋派艺术家，偶或一提，虽非轻蔑，也属含笑的讥嘲——如他一贯地藐视权威，鲁迅疏远当时即负盛名的新派艺术家，却和贫穷无闻的小家伙结交，而他所看重的小青年，如陶元庆、司徒乔、罗清桢、李雾城等等，日后都被证明是民国年间的杰出画家，不逊于同期的名流。
此外，在鲁迅沉溺于抄写古碑的时期，北京画家陈师曾是他的挚友——陈师曾的弟弟，即游学欧美的陈寅恪——这又是他与左翼青年相对公开的艺术关系之外，比较传统的私谊，而鲁迅重情义：如他出三百大洋为早夭的陶元庆置坟，为病死的韦素园编书，为被难的瞿秋白出集子，他日后编印《北平笺谱》，部分地也是为了怀念早死的陈师曾，在为笺谱所作的序言中，给予陈君高雅的评价，那序言，通篇文言文，写得是漂亮之极。
总之，抱持世界主义观念的鲁迅，在情感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不迷信西洋回来的人，反倒亲近本土艺术家。
有个小故事，可以说说：据徐梵澄回忆，三十年代初他将留学德国，走去和鲁迅道别，当鲁迅听他说翌日就要动身，应声道：“那你在中国的时间仅剩二十四小时了。”这是极度敏感的一句话。道别之际，徐梵澄着重记述鲁迅与他的紧紧一握，目光流露极热情的鼓励和期待。日后，就是徐先生用鲁迅预付的款子替他在德国搜购前卫版画，持续寄到上海来。
其时，鲁迅已被各方苦劝移去苏俄或国外养病，均为他所坚拒。拒绝的理由，私信中说及再三，不难查阅。民国年间，鲁迅出境，不是问题，但显然，走，或者不走，在鲁迅，是个心结。我们不必强调清末民初列强辱华之于鲁迅一代的记忆，更不能推想鲁迅对晚生的出洋抱有反感，但以他性格的两极，会在寻常道别时说出敏感到近于神经质的话，随即又复欣然于学生远去西洋，并有所请托。这两个细节，或可看出鲁迅在民族与西洋之间的态度：事关自己，倔，固执，不挪步，纵然八面敌意——照他的说法是“压迫”——宁可留在国中;而事涉晚生、学问、艺术，他可就满怀好意，且不肯放过给他在域外买画的机缘了。可惜我临时找不到那份回忆录，写到鲁迅送别的目光，徐梵澄很用了几句形容词。
是的，在知识理性的层面，鲁迅从不为意气情感所左右。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就通读当时可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在他早年的文言史论中，是异常开阔的世界性眼界，见解精准，形之于美文，是迄今难以超越的一流文艺启蒙。移居上海，直到去世，鲁迅每年购藏当时版本昂贵、主要由东洋人印制的西洋画册，其间，亲自编译了《近代西洋美术史潮论》——鲁迅做学问，向来谨严，晚年他应左翼的挑衅，认真研读唯物史，同样，鉴于上世纪初在西方展开的前卫艺术，自立体派、野兽派到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均为他所瞩目。三十年代，鲁迅的视野与当时欧洲的实验艺术，几乎是同步的，论讯息的制高点，他比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刘海粟一辈，更能把握西方艺术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徐悲鸿当年的眼光，大抵止于十九世纪沙龙绘画，无视，并贬低他留学时期早经功业彪炳的印象派及相随的新绘画;而刘海粟林风眠在江南教学中属意于立体派野兽派、庞薰琹倪贻德等撰写的决澜社宣言等，固然是新美术运动的重要史迹，今天看来，激情多而理知少，对欧洲新艺术的来去脉络，毕竟有欠通晓——而说及西方的当代艺术，鲁迅对法国、德国及苏俄的新绘画，不但不隔，且于每一流派的来历均有清晰的认知，凡有评述，必有据而谈，他所举荐的若干个案，更是只眼独具。就我所知，五四之后，没有一个文人之于美术能有鲁迅这般博识而醒豁，可喜他谈论美术的用词、语气，都是客观的、平视的，抱持优美的业余姿态，并不过于褒扬，也未率尔贬斥：他所嘲笑的，是本土文艺名流的浅薄之谈。
与有志人商榷杂文随笔 篇8
一个真正智慧的人是不端架子的，他会平易近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诚感人。他的认真是在温和中显现的；他的原则是在轻言细语的说服启发人中体现的。他从不盛气凌人，但他刚柔相济。他是讲原则的，也是讲灵活的。原则中有灵活，灵活中有原则。他有进有退，有张有弛，活泼中有严肃，严肃中有活泼。他的智慧会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适时有原则灵活的变化。他的思想从不僵化，停滞。他的思想永远是活泼活跃开朗的，他会因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处理一切复杂的事物。
洞穴与风杂文随笔 篇9
我的心曾被语音的温暖抚触过亦被语言的滚烫灼烧过，随着年岁的浸润与血液的代谢，它平静的感受着口水浸泡过的言语。只有空虚沸腾着再也没有了波澜起伏。虚伪的皮囊仍笑着，以感动，以嘲讽。
那些言语如生硬的石块往那个深不可测的洞穴赴身却荡不起任何的回声。那里是布满硫磺火湖的洞穴，阴暗，抑郁与幽怨的魑魅在火湖上起舞。
肌肤上蔓延着细致的纹路，每一根都是空虚的经络与寂寞的延展。密麻交错着的绝望。支离破碎的细纹如心里明亮凄冷的风，扫荡着岁月的灰烬尘埃直至时光枯老。
我目送着生命的流动，熙攘的人群，纷杂的尘世，麻木惶然的心脏。肉身包裹着内里质地的柔软清甜，寂寞如眼瞳一般分明，既明亮又暗沉。每一副皮囊都是一堵柔软又无坚不摧的城墙。大门紧闭，警示着陌生的气息与突来的靠近。
我与人结交.嬉笑.争闹.沉默继而告别。以无聊的生存形式来支撑着我的衰亡与幻灭。
冬风凛冽粗糙，拂去了秋的气息，绿的渲染。它以凋零的姿势席卷着天地。光秃的深褐树干如一个张牙舞爪的鬼魅，伸张着它所有的嚣张与生命。静默的爆发着所有的，内敛的不满。光秃的枝桠是它丑陋的原生。空气清新凉薄与浮躁的朔风一起灌入口鼻，在体内冲撞，摇晃，滚动，盲目的寻找出口。呼出的气息温热潮湿，那是冬风温热的血液带着不屈的倔强。洞明的天空泛着清冷的光似冰晶一般无暇。太阳被天空遗弃了，雨雪酝酿着，以整装待发的稳妥等待着吞没城市，乡野还有漂泊的灵魂。冬衣臃肿而笨拙，厚实的缠卷着倦怠与叹息。
我开始突如其来的大笑，神经质的病态显现在我上扬的弧度里，声线颤抖着，释放着体内拥堵却无处安放的空虚与寒冷，如冰般晶莹剔透的寒冷。
丑陋与美貌的杂文随笔 篇10
之前，抽牌看我的牌一个月内能否到达，很遗憾的，结果显示不仅会延期，而且我很有可能主动放弃这副牌，当时没思考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直到今天，发现一个我很喜欢的大神评价我买的那副牌“能称之为塔罗牌吗”以及“贵”、“丑”。
看到这样的评价，真的立刻爆炸性难过，然后越想越觉得钱花得不值，甚至立刻想要退货……这种海外代购似乎不太方便退货，也想先挂闲鱼预售。
后来又思考了很久，觉得，如果我没看过大神的评价，或许就不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也许我拿到牌之后才会开始嫌弃它。
突然想起我第一次知道这副牌的时候，我还没有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记不清具体是几年前了，大概是五六年前?那个时候就特别想要它，至少为了满足这个夙愿，我也得摸一摸它再转手。如果真的喜欢这副大神说“很丑”、“是个噱头”的牌，那就留着它。每个人的审美总是不一样的;况且，虽然艺术性的确有高下之分，但也有读者的再创作这个说法，也许连这副牌的创作者都觉得这是个敷衍的骗局般的`作品，但可能就是这个骗局的某个地方就恰巧打动我了，然后在我这里他就变成了一副独一无二的绝妙大作。
应该多重视一下自己心灵深处的感受，不要太轻易因为他人而动摇——即使那个他人说得很正确。
浅谈君子与小人杂文随笔 篇11
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致于汉江，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
夫谁使余及此兮？乃谗言之孔张！
良臣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敢怨秦王？
诗歌大致意思讲的是：秦王把赵王迁软禁到“活人墓”一般的房陵中，赵王顿足捶胸，长哭当歌，悔恨万千，亲信小人，亡国作了阶下囚。
公元前229年，秦军东进围赵都邯郸。赵王任命李牧为大将军。秦军寸土未得，占不到丝毫便宜。秦军名将王翦，他知道李牧是赵国一道牢不可破的屏障。李牧不除，秦军的速胜难成。王翦谏秦王，提出效仿长平之战用计除掉廉颇的策略再行反间计来除掉李牧。于是，秦王派奸细混入赵国都城，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李牧和副将司马尚勾结秦军，准备背叛赵国。秦国奸细特别用重金收买了那个诬陷过廉颇的赵王近臣郭开，让郭开在昏聩的赵王面前进谗言，说李牧如何有异心等等。赵王见上下左右都在悄悄议论李牧准备投降秦国一事，遂一声令下，委派宗室赵葱和颜聚去军营替代李牧和司马尚。
李牧忠心耿耿，光明磊落，不成想自己人从背后猛地给了他一刀子。他怀疑其中有鬼，拒不执行命令。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历史上那些正人君子，永远不是小人的对手。他们可以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百战不殆，但一遇到不择手段、歹毒无比的奸佞小人，无不溃败如泻，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李牧平生没有打过败仗，但最后这一次却在小人布下的阴沟里翻了船。郭开唆使赵王暗中布下圈套，诱骗李牧上钩，最终被一网打尽。李牧被自己人含冤斩杀。只过了三个月，秦国大将王翦率大军一举攻破了邯郸的城池，赵王在悔恨的眼泪中做了秦国的俘虏，赵国宣告灭亡。那么，如何看清身边的君子与小人呢？《论语》从十个方面给了我们启示。
看人品：《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是具有君子品行的人，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要靠自己去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求助于别人。而小人，遇事总是习惯于求助于别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去解决。如果世人能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勤于改正自己的缺点，管好自己，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就不会一味地往外推责任，苛求别人，管别人，反而会体谅别人，宽恕别人，这样就能减少很多纷扰和怨恨。其实冷静的想想：要升华自己的话，从千变万化的人情世故中，抓住不如意事发生的瞬间，去领悟因果关系，不也是绝佳的，难得的机会吗？
看抉择：《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人都饿病了，不能起身。子路愤愤不平地见孔子说：“难道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安守穷困，小人穷困便会胡作非为。”
看交友：《论语?为政第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以公正之心对待天下众人，不徇私护短；小人则结党营私，狗朋作奸。君子作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这样就不能够普遍。
看利益：《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而小人看重的却是利益。遇到问题或者面临选择，君子会首先以道义的标准去衡量；而小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获利，这是君子和小人思考问题或者做选择时的最大区别。
看是非：《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的恶处。小人则相反。品德高尚的君子有仁爱之心，凡是别人的事情符合道义的，君子不仅乐见其成，更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达成美好的目标。但如果是不合道义的，君子一定不会为虎作伥。
看言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能够容忍不同的想法、意见，并且不会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与人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小人却隐瞒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看气质：《论语?子路》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教我们“主要看气质”。君子气定神闲，没有骄矜之感；小人傲慢、自大，带有攻击性，充斥着骄矜的气息。人逢喜事精神爽，人遇坏事情绪低。这是人之本性，但也要注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看胸襟：《论语?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忧惧不安。心胸的宽广与否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之一，而心胸是否宽广并非先天性的，需要靠后天的培养与自身的努力。孔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的胸襟宽广，对人宽容，没有仇怨。小人的心里时常有鬼，永远惴惴不安。
看志向：《论语?宪问》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向上，通达仁义；小人向下，追求名利。向上即是向善，不断改正错误，追求道义；向下即是不知改过，不知修身养性，日见其颓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向上走总是困难的，要付出很多努力；向下走很容易，但结果却是毁掉了自己。
看追求：《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有高尚的道德，他们胸怀远大，视野开阔，考虑的是家国大事，而小人则只知道小恩小惠，考虑的只有个人和家庭。君子和小人所思考和忧虑的东西都不一样，所采取的行动自然也就不一样，最终的结果更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