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为人师 奉献一生

甘为人师 奉献一生（共2篇）

甘为人师 奉献一生 篇1

甘为人师 奉献一生

枝江市仙女镇四金小学施祖香

我是四金小学一名普通的教师。当我满怀着喜悦和激动之情第一次踏上讲台时，我就知道，我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职业，而是需要我终生为之奋斗的岗位。

“时光荏苒，转眼担任班主任工作已三十余年。这些年来，我努力以一个教师真诚的爱去理解、宽容、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孩子。我深知，在教书育人的漫漫征途上，我以后的路还很远、很长„„但我相信，只要在我播撒过春雨的这片土地上，一定能长出绿色茵茵的芳草地。我一直从事的是低中年级的教育教学工作，众所周知，低中年级学生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理能力差。尤其是一年级的小同学，来到学校这个陌生的新环境，他们渴望老师能给予他慈母般的疼爱；同学能给予他兄妹般的关爱。针对这一情况，首先我制定了班主任工作的第一条主线，就是如何用爱心抚慰孩子们的心灵，激发孩子们去懂得爱同学、尊重同学。夏季里的一天下午，学生们在自习，我在讲桌前批改作业，突然坐在某同学周围的几名学生捂着鼻子，小声嘀咕着：”怎么这么臭呢？“我闻声连忙走过去，只见这位同学小脸通红，不好意思又有点胆怯地说：”对不起老师，我不小心便到裤子里了。您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来给我洗裤子吧。“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说：”没关系，老师给你洗。“说完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给他遮挡，并帮他脱下脏裤子，用毛巾擦干净他的身子，然后打来半桶水，把脏裤子放到水中一点一点地清洗着，看到桶中的脏物，闻到令人作呕的臭气，我的胃翻江倒海地蠕动，我知道如果稍不留神，我就会吐得一塌糊涂。可是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硬是让我控制住了自己。我的这一举动，深深地影响了班里的学生们，打那以后，班里有谁呕吐或不小心摔伤了，周围的同学们都能主动地去帮助他们，每当我看到这一切，我的内心便涌动一股暖流。

2004年我班来了一名新同学，是从山里搬家来的，这个学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处于班级下游。为了能让他尽快地赶上来，我冒着寒风去他家家访，当我几经打听，找到他家时，才发现他家是两间破土屋。一进门，我惊呆了，四周黑洞洞的，站了几分钟，才能依稀辨认出，这是一间几平米大的房间，屋内没有任何家具，除了一张几块木板搭成的床，剩下的空间放的都是锅、碗、瓢、盆，可能因为屋内太冷的原因，这名同学和他的弟弟蜷缩在破旧的被褥里，露出两个小脑瓜。他看到我的突然来访，惊得不知所措，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看到这儿，我的心不禁一颤，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又怎么能好好学习呢？我感到重要的是先稳定孩子的情绪，把他的思想压力减到最低限度。于是，我便帮他整理起床铺来，边干边和他唠家常，告诉他，老师小时侯家里也很困难，每天都要帮妈妈做一些养鸡喂鸭的活，可是老师能够挤出时间来学习。接着，我又耐心地问他平时学习时都有什么困难，他说，在家写作业时，经常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可是又没人告诉他，所以好多作业都不会做。听了孩子的肺腑之言，我终于弄清了导致他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是作业完成的质量差。于是，我告诉他以后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及时请教老师或同学，并鼓励他，让他知道自己是个聪明的孩子，老师相信他绝不比别人差，经过努力一定会赶上来的。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孩子此时的心情也平静多了，表示一定要好好读书，不辜负老师的希望。从那以后，我便只要有时间，都会去他家帮他补习功课或与他谈心，解开他思想中的困惑。同时还发动全班同学向他献爱心：有的送来了学习用品；有的下课主动和他一起活动，免除他的自卑心理；还有的放学和他一起写作业，并教给他查字典的方法，使他掌握认字的工具。老师的关心，同学们的帮助，很快他的学习成绩有了显著提高，期末考试双科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后来他的奶奶在老家患病，需要他的家人回去照料。在他离开四金小学的前一天，他的父亲带着他来到学校向我告别，他默默地站在我身旁好久才说出一句话：”施老师„„“话没说完两行热泪便潸然而下----这件事使我领悟一个道理：当老师以博爱去照亮学生心灵时，爱也会如期馈赠给他一份欣慰。

2008年9月我再次承担了一年级班主任的工作，这个班单亲家庭的学生比较多。班上有一个男孩，因为他实在是太顽皮、太淘气，在学校里，上到校长，下到普通任课老师没有不认识他的。他的个性品质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易怒、暴躁，遇到不合他心意的事就会说脏话。如果哪个小朋友不小心踩了他的脚，他一定要追上去还上两脚甚至加上几拳，嘴里还要骂个不停。每天处理与他有关的纠纷已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会有如此易怒的性格呢？为了弄清真相，我便利用休息日去他家家访。通过家访我才了解到他父母离异，由奶奶照顾，因不听话，奶奶常挨打，所以造成孩子小小年纪就有这

样惊人的暴力倾向。得知孩子的痛苦经历后，我决定首先用爱来抚平他 幼小心灵的伤痕。当他生病时，我提醒他吃药，并递上热腾腾的开水；当他没吃饭就来上学时，我给他买来香甜可口的面包；当我发现他经常不洗脸时，就亲自打来水，帮他擦洗干净，并告诉他小学生要讲究卫生。曾有一段时间，他的情绪稳定了许多。然而有一天刚打上课铃，他就被值日生送进了教室，说他在走廊里跑，问他是哪个班级的，叫什么名字？他竟然欺骗值日生，说他是二年级的，同时还给自己编了一个假名。得知此事，我耐心地教育他说：”犯了错误要勇于承认错误，怎么能说谎欺骗别人呢？“一位学生说：“他不是诚实的孩子.”他涨红着小脸十分不服气地说：”我说实话不就给咱班扣分了吗？“接着一扭头怒气冲冲地向自己座位走去，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同学的目光都投向了我，等待我如何处置这个学生。当时我想，如果我再次批评他，只会促使他的情绪更加激化；如果我不处理，当作没看见，那再有类似现象该怎么办呢？于是，我镇定地说：”我相信他决不会怪老师的，因为老师平时那么关心他，并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他怎么会怪老师呢？某某同学，你说对吧？“他没有作声，只是低下了头。告状的同学刚要说什么，我马上果断地说：”准备上课。为了帮他彻底改掉缺点，我想了许多方法，并请教了一些有经验的领导、老师，但收效都不大。后来，在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开了一个班会，会上对同学们说：“老师假期得了一种病，叫遗忘症。我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包括你们做过的好事和坏事。”听了我的话，全班学生都惊讶地望着我，他也张着小嘴，眼睛一眨一眨地在想着什么。我接着说：“现在你们在老师面前都是一个崭新的你，所以你们都要从零做起，谁改掉的毛病多，谁的进步就大。”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小脸渐渐露出了笑容，突然他举起小手一本正经地问：“老师，那我们现在做的事你还能忘掉吗？”我认真地回答说：“不会的，因为老师的病已经治好了。”后来他的奶奶告诉我，回到家中他还问他的奶奶，老师真的得病了吗？他的奶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告诉他，老师最喜欢讲文明，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谎言，让这个小男孩改变了。任课老师纷纷向我反映，说他的变化太大了，不但上课能认真听讲不接话，而且如果犯了错误，还能虚心接受老师的批评教育。同学们也渐渐愿意接近他，喜欢和他玩了。通过这一事例，使我深深懂得，老师要允许学生犯错误，只要你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以爱心、耐心、诚心，浓浓的师爱激励他，就一定能够达到启迪灵魂深处的目的。

为了钟爱的事业，任教以来，我从来没有误过学生一节课，并多年来一直坚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和节假日给患病学生或学困生义务补课。记得我曾教过一个班，班上有一个姓杨的小女孩摔折了腿。一个多月没来上学，课程落下了许多，她的家长急得团团转，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利用下班时间来到她家，告诉他的家长敬请放心，我一定会把她落下的课程补上。考虑到当时期末复习期间时间太紧张，我们便约定在暑假期间补习。就这样利用近一个暑假的时间，帮那名学生补上了落下的所有课程。那位家长感激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施老师，太谢谢您了，我的女儿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老师，真

是她的福分。回顾从教以来，多少个清晨，我伴着晨星跨进校门，一个人清晰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教学楼里回荡；多少个夜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孤单的身影印在黑夜里，即便如此辛苦，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当一名让学校放心、学生爱戴、家长满意的好老师的决心。

我和许许多多的同行一样，没有传奇式的经历，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只是每天做着日常教学工作中的一件件平凡小事。

几十年的执教工作，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做教师是幸福的，那幸福来自于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和成功。传播知识、挥洒青春，甘为人师、奉献一生。是教师的真实写照，也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王琦：为人民奉献一生 篇2

承蒙朋友介绍，我拜访了德高望重的老画家王琦先生，希望通过他的讲述，写出一篇关于他人生经历的文章。初见王琦先生夫妇，得到二位热情的招待。当我说明来意，王琦先生收敛笑容，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待先生沉思片刻面对我讲述的时候，一部艰难曲折、饱经沧桑的生活历史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眼前展开。3个多小时后，王琦先生讲完了一生的传奇故事，内容既翔实又感人。我正要起身告辞，王夫人又为我拿来几本先生的画册，其中一本中国美术馆出版的《王琦捐赠作品展》画册，又使我坐了下来。在我问起这次为中国美术馆捐赠的情况时，王琦先生未做过多的介绍，只是说：“这次捐了800多幅作品，家人也都同意，没什么可说的。”就在我回家后又一次去电话询问时，王琦先生仍然未做过多的说明。最后，我还是通过王琦先生的儿子《美术》杂志主编王仲先生，找到了中国美术馆典藏部的王晓梅、郑作良、韩劲松三位老师，这个谜底才被揭开。

2004年12月，中国美术馆召开了一次有30多位美术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与会的王琦先生讲话不多，最后才说了一句话：“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要把作品捐给你们。”听到这话，大会所有同志都热烈地鼓起掌来。而在美术馆的另一次会上，王琦先生的儿子王仲也提出父亲要捐赠作品。王琦先生捐赠作品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随后，中国美术馆根据王琦先生的愿望到他家取回作品，当时，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一贯是这样）。过后美术馆派工作人员看望王老，问到有什么要求，王琦先生仍然未提任何要求，相反還提到不要办和他有关的任何展览。他那无私的举动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

王琦先生捐赠作品共816件，他自己的作品519件，他捐赠收藏的作品有两类：一是中国抗战时期版画170件，二是外国作品127件。

我们沿着519件个人作品的轨迹，仿佛又回到当年他中学时期在重庆看书绘画，大学时期在上海美专进行旅行写生，参加工作后，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上街游行，在延安“鲁艺”第一次拿起木刻刀，在重庆又吹起“战斗号角”，在昆明撰写理论文章，在《新华日报》主编《木刻阵线》，回重庆筹备“木研会”的成立，在天宫府为文委会工作，在抗战八年木刻展布置作品……为抗战辗转于各地的岁月里，他的作品始终表现的是广大的民众。在这些作品中，土改题材（33幅）、林区延边生活（41幅）、阜新露天煤矿（7幅）、十三陵水库（11幅）、官厅水库（12幅）、长辛店机车厂（7幅）、大连造船厂（25幅）、十大建筑（11幅）。这件件作品的集合为我们勾勒出中国革命历史中重要的一笔。

在捐赠中，创作于抗战时期，王琦先生朋友的版画包括了李桦、罗清桢、张怀江、蔡迪之、杨纳维、张漾兮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木刻名家的作品。像李桦的《秋收》、蔡迪之的《野火》、葛克俭的《苦闷群》、张漾兮的《瓦窑工人的孩子》、刘铁华的《雪地前哨》等，这些画风严谨，构图巧妙的作品，均来自王琦在抗战时期，与各地画家互办交流展和大型画展时的收藏。这些大部分作于30年代的作品，是研究早期新兴木刻的珍贵史料。

王琦先生捐赠美术馆的外国版画共有127件，是他在主编《抗战美术》时期托朋友从国外带回的作品。

其实，王琦先生不仅这次捐赠作品，2001年他还捐赠给广东美术馆100幅版画，2002年为建立重庆工商大学，“王琦美术馆”捐出150幅版画长期陈列，2006年3月，捐给中央美术学院137幅版画。他的一生为祖国、为事业做出了无数次的捐献，直到今天他还在书写着人生的真谛。要想更深地了解王琦先生，您还要随我走进他的历史以及来到北京后的生活。

凡是有劳动者的地方，对他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从上大学开始，到结婚前后，王琦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为了自己的事业能有更快的发展，他想到了北京。在朋友王式廓、王朝闻的鼓励下，王琦增强了去北京的信心：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那里还有更多的朋友工作得都十分出色，那里也很适合自己的发展。决心已定，他便和友人吴视一起从上海北站出发，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进。

来到北京，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并安顿下来。学院细心周到的接待使他感到了家一样的温暖。使他不由得想到：这里应该是自己多年来到处奔波不定后的落脚点了。自己可以在这里好好干他一辈子，为人民美术事业奋斗终生了。

刚到中央美院，王琦先生便到院长办公室见到了主任丁井文和副主任陈晓南，接着又在不同场合见到老朋友李桦、冯法祀、王式廓、蔡仪、张光宇、罗工柳等，并被分配在预科教师小组参加学习。

在这次政治学习过后，教学研究室主任蔡仪安排王琦为全院同学上一次大课，题目是“凯绥珂勒惠支的艺术”。王琦接受了这项工作，但他内心还有些犹豫，因为他在上海行知学校讲课时面对的是中学生，而现在是大学，学员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自己得特别对待这第一堂讲课。在做了充分准备后，他第一次走上了美院的讲台，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当结束讲课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后，这篇讲演稿经王朝闻提出修改意见，王琦修改后，在《光明日报》刊登，这也是王琦来北京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稿。

讲稿在报纸上发表也只是个开始，他来北京后的第一幅钢笔画《办上货》也于春节前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作品的发表，也正像王琦初到北京时预计的一样，为人民美术事业也是为自己从事的事业，开辟了良好的开端。

王琦一贯坚持的创作方法是作者常去工农业基地体验生活，实地写生，锻炼表现技巧，提高创作水平。来到美院不久，他就应《北京日报》的约请，到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写生去了。

来到修理厂，王琦发现了新天地，看到工人们紧张、热烈的劳动场面，王琦心里也被感染，他头脑中一个个生动的画面飞快地闪现，手中的画笔疾速移动，他恨不得将那热气腾腾的场面全部记录下来，抒发自己对劳动者、对人民的热爱之情。这种良好的状态延续了半个月，每天作两张相当规模的写生画，待画夹里积累了二三十幅素描写生，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学院。

王琦经过多年的磨炼，对普通民众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常以表现劳动大众作为他的创作初衷和基础，他把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化作了他的创作热情，化作了他事业发展的动力。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乡林、工厂、建筑工地，凡是有劳动者的地方，对他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那年夏天，作为美院教授，王琦和李宗津、李斛、荒烟、文金扬，一同扛着行李到官厅水库住了半个多月。在当地建设工地指挥部的热情接待下，住在工地的住房里。每天早上就开始，到处寻找要表现的对象。每当王琦坐下来写生时，身边总是围上一圈工人，他们边看边议论着：“画得真像！”“你们看，这个人两只手支撑在脚手架上，就是那么一股神气。”“唔，这画看起来才有点意思！”不绝的赞美之词无疑对王琦是一种难得的鼓励，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自己的作品一定要为广大民众服务，被广大民众所欣赏，所接受。自己从创作中得到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只有从这里才能获得。

建国10周年到来之际，首都计划兴建十大建筑来迎接国庆。从1957年到1958年，北京各界掀起了为十大建筑义务劳动的热潮。其间，王琦和美术理论教研室的老师在齐速副院长的带领下，也去中国美术馆工地劳动了一天。上海《文汇报》特请王琦为十大建筑画写生并在该报发表。《文汇报》的驻京记者每天开来小车送他到建筑工地作画，上午、下午都不停笔，中午也不休息，午饭就在附近的小饭馆就餐。这一次共画了5天，把十大建筑接近落成时的形象展现在画幅上，有的建筑他不仅画一幅，而且把局部也描绘下来。《人民日报》和《新观察》杂志也约他画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

这以后，王琦的事业蒸蒸日上，成绩日新月异。1960年，他先到吉林延边写生，后又与古元、黄永玉等艺术家创作了《古柏树下》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1975年他在大连造船厂创作了《朝霞映船台》《铁臂入云端》《海湾的早晨》《一日千里》等一大批组画。1977年到1979年，他的作品《鲁迅组画》《北伐时代的周恩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周恩来》《长征路上的贺龙》相继问世。并于197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0年来，他的作品颇丰，如《石工》《晚归》《嘉陵江上》《渔民生涯》《煤气站》《春游》《古榕道上》等等，受到国内外美术界的广泛赞赏。

另外，他还于1963年在长春举办了3次个人画展，1980年在日本神户举办了“王琦、彦涵版画联展”，1987年在维也纳举办了“王琦、王炜版画联展”。第二年又在中国台北举办了“李桦、力群、彦涵、王琦、古元版画作品展”。1991年在纽约举办了“力群、王琦、古元三人画展”。面对这些，今天的王琦无疑已当之无愧地成为闻名中外的有杰出贡献的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家。

创办《战斗美术》，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反而心情格外舒畅

王琦出生在重庆江北县，父亲是盐局局长，在父母亲的影响下，音乐和美术的因素在他精神细胞里渐渐滋长并不断壮大。

他入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前后，通过老师，他第一次知道马列主义和孙中山、李大钊的名字，也是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灵里便种上了对帝国主义、军阀仇恨的种子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进入中学后，王琦在袁亭楷老师的教授下，成绩最好的仍然是作文、图画和音乐。至今，他仍深深怀念着从思想、艺术上给自己很大影响的陈小寅老师和袁亭楷老师。

1934年，王琦考入了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专。“美专是一所比较开放的学校，在艺术上是海纳百川，古典派、印象派、现代派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信奉者。在这样的环境里，也使我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艺术营养，培养了我多方面的审美情趣和兼容并包的视角。”

在美专最使人难忘的是每学期一次的旅游写生，虽然只有两周时间，却是王琦在学习中的黄金时间。在青岛和杭州等多次旅行写生中，王琦的油画技艺提高很快，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煅炼为他今后的事业描绘出重要的一笔。1937年，王琦准备在潘玉良老师的画室进修后去法国深造，然而，7月7日那天，卢沟桥打响了全国抗战的第一枪，7月13日，王琦从上海回到重庆，开始了他的抗战美术征程。

到重庆，王琦和美专同学丁正献在报考航空军官学校失败后，又在美专老师倪贻德的建议下和丁正献双双进入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在郭沫若为厅长、阳翰笙为助手的政治部第三厅开始了抗战工作。

政治部第三厅，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一个从事文化宣传的机构，可是从它的组织成员来说，又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而且是在中共领导人周恩來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统一战线机构。当时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三厅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这天是抗日战争一周年。三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美术科的同志也绘制了近百幅小型宣传画，在武汉三镇街头一路高喊口号，高唱抗战歌曲，还演着街头活报剧。王琦也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激情的火焰在胸中燃烧。在一系列的抗战宣传中，王琦接触了大量木刻作品，而他在美专时就对木刻有着狂热的爱好，只要发现有木刻作品的报刊，他都如获至宝。这一天他看到木刻家力群和卢鸿基创作的木刻，更加提高了他对木刻的兴趣，使他产生了由绘画转向木刻的想法。

在三厅的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王琦逐渐发现这里有些人“官气”越来越重，互相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越来越重，便产生了不满和沮丧的情绪。他和冯法祀、王式廓想到了千万年轻人投奔的革命圣地——延安。决心已定，毫不犹豫，在经过一番周折，王琦见到了延安“鲁艺”八路军负责人龙潜后，便和冯法祀屹然离开了享有较优厚待遇的三厅，踏上了由武汉去西安的火车。

来延安的第二天，王琦通过考试，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二期学员。第二期学员最多，除王琦和同窑洞的10位同志，还有冯法祀、纱季同、夏林、钮因棠、刘寿增、王文秋、黄薇等。美术主任是沃渣，王曼硕是素描老师，胡一川是木刻老师。“理论联系实际”“一切服从神圣的抗战”。这是“鲁艺”校歌里的两句话。在这里，课堂教学就是大家坐下来画速写，请老乡当模特。木刻是正式课程，王琦在这里第一次拿起木刻刀和木板从事木刻创作，第一幅作品是表现三个游击队战士上前线，可是，由于初次试刀，还未掌握其性能，这张处女作就这样失败了。

“鲁艺”第二期的学习过去了，同学们都听候组织上的分配。这时候，王琦对文艺为抗战服务，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不移，可是，还觉得自己在艺术的基本训练上较差，认为只有在艺术院校的课堂上才能学好基本功。在和冯法祀谈起今后的去向时，他也有同感。他主张两人回到重庆去，进入徐悲鸿主持的中大艺术系，学习两年绘画基本功，然后参加工作。去意已决，王琦经过沙可夫院长的同意，和冯法祀等搭上军车离开延安奔赴西安，回到重庆家中。

就是在家等待上学的日子，王琦开始木刻创作。最初完成的是一张《恩格斯头像》，一天完成，拓印画面，效果很好，比延安的第一幅作品有很大提高。此后，又连续完成《列宁头像》《在冰天雪地中的游击队》《伏击》等。三厅的同志卢鸿基、钱远铎到家看到了这些作品，劝他今后就专门从事木刻创作，不要再画其他画了。过后，在与《新华日报》编辑黄铸夫、戈宝权同志取得联系后，他们非常欣赏王琦的这些作品，并希望他多创作新的作品，报纸会陆续刊用，并发表了王琦的《冰天雪地中的游击队》，这是王琦的木刻版画首次公开发表。

这期间，王琦一面创作版画，一面和冯法祀、卢鸿基等，积极筹备美术刊物，经过商议，刊物的名称叫《战斗美术》。当创刊号的纸张、印刷费等落实以后，王琦和卢鸿基开始紧张地写稿和约稿。《战斗美术》的编辑部就在王琦的亭子间里，7平方米的地方，放下了一张床，写字台和两把椅子，每次编辑部开会都在这里召开。卢鸿基经常从乡下跑到城里，就是要和王琦共同研究各种事物。王琦则把排版、印刷、校对的工作全部承担下来。那时工作的热情特别高，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劳累，反而心情格外舒畅。

创刊号出来不久，就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说，在书店看到这本刊物，感动得要流下眼泪，现在能看到这样一本宣传抗日的美术刊物，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就在这个时候，日寇开始了在重庆的大轰炸，山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琦也从机房街迁到上清寺街，他的大哥家，这里又成了《战斗美术》的编辑部。这时期，法币天天贬值，纸价飞涨，已无力再用白报纸了，只好用土报纸印刷。印刷厂在郊外的小龙坎，离市区30多公里，在近40摄氏度的阳光炙烤下，王琦要步行去印刷厂，校对完毕要步行回家。

王琦的朋友郑少愚，知道他们办刊困难，主动提出为刊物筹措资金。不久，他果然给王琦寄来70多元捐款，这些钱足够第二期的印刷费。在第二期出版时，正是“七七事变”两周年。这期《战斗美术》的封面，是王琦的木刻《冲过卢沟桥》，里面还刊登了他的木刻组画《新都浩劫》。这一期共印了1000份，在生活书店代售时，余下200份。由于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书店总经销的希望成了泡影。就这样，《战斗美术》出到三四期合刊后，就不得不停刊了。那时《战斗美术》的战斗生命还不到一年。

为革命奔波一生，而今为艺术仍在忙碌

1939年夏天，王琦通过大嫂，认识了兄嫂的邻居韦贤小姐。他们俩性情相似、缘分不浅，便于第二年4月15日结为夫妻。婚后的生活虽然幸福，但经济上要负担更大的压力。这时通过朋友的帮助，夫妻二人分別进入重庆南岸的精益中学和裕华小学，担任美术和音乐教师，居住地安排在裕华小学宿舍，自此，两人的生活才算安顿下来。

生活安顿，但王琦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他一面从事教学，一面创作作品。他的《嘉陵江上》《小巷晾沙》《春耕》《雪屋》《警报解除以后》《奔马》《挖防空洞》等作品，均出自这一时期。而这些作品又被南方局领导的刊物《战时青年》陆续刊登出来。这些木刻作品，还被周恩来看到，并赞赏地说：“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木刻家，以后可以让他为我们的刊物和报纸多提供些作品嘛！”

就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要来临。不久张颖同志传达了党的指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要把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转移到外地。根据党的指示，同志们决定，先去昆明，最后的目的地是仰光。

一个月后，王琦和韦贤还有赵沨夫妇，一同搭王琦三哥的车前往昆明，临别，韦贤两眼泪汪汪地和母亲告别，她们母女一直相依为命，而母亲立誓不让她嫁给外省人，就是不愿母女离别，没想到结婚还不到一年，她们就要两地分别，这是何等的伤心事啊！

按照组织的安排，一行人到云南大学，得到胡嘉谟先生的帮助后，李凌、云枫等离开昆明去仰光。王琦和韦贤也随后搭上了三哥的汽车。车开起来王琦才发现，他们在卡车上坐在了军用品钨砂包上，他们可以躺在上面睡觉，省去了去旅店的费用。他们走的这条路山高坡陡，惊险百出，一不小心，车就会翻下山去。路途上他们看到山坡下摔碎的卡车，旁边放着棺材，其上点着煤油灯，一阵轻风吹过，纸钱随风飘荡，这种情景真叫人毛骨悚然。他们坐的这辆车没有刹车，上下坡时，车上的工人慌忙地用木块将前后轮卡住，以防下滑。以这样的速度跑长途行程用去十几天，到达中缅边境的畹町，已是6月初了，而王琦的护照只签到5月底，已过期好几天了，海关人员不许他们过境，要他们回昆明办延期手续。无奈王琦和韦贤只得滞留于畹町。在这里滞留，白天还好，到了晚上王琦和韦贤只能住在拥挤不堪的用蓆棚搭成的旅舍里，仅有6平方米的小屋，王琦和韦贤只能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几天后，一行人才乘原车返回，到达昆明已是6月中旬了，王琦、韦贤仍住云南服务社。本计划去外交部云南办事处办理护照延期手续，可是6月21日的报纸以显赫的位置刊登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国内政治气氛，预计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也会因此而缓和。于是，王琦夫妇暂时打消了去仰光的计划，做好了回重庆的准备。

8月初，王琦夫妇回到了重庆，回来后他被介绍到南岸文德女中担任美术老师，韦贤仍到裕华小学教音乐，二人仍住在原来那间小屋子里。每当站在窗前向下望，青瓦粉墙错落有致，仿佛一块块玉石装扮着山城。扬子江上船舶往来，悄无声息的雾气拉不开，扯不碎，一切景物都迷迷茫茫，似真似假，山城那神秘的景色像一幅抽象的油画，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1942年3月17日，王琦的第一个孩子王炜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诞生了，他出生的接产费400元，是他妈妈在学校两个月的工资。正在这时，文德女中未继续聘用王琦为教师，王琦处在失业的状态，使刚为人父母的两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此后，王琦在多方求职后，来到了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搞美术，他居住的地方也从家里搬到了曾家岩的半山坡上。这样一来可把韦贤累坏了，她一面教书，一面还要带孩子，只有一个不到12岁的小表妹在身边帮忙。每次王琦回到家看到她面目憔悴，眼睛里失去了温和的笑容，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酸楚。但让二人欣慰的是，就是在那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相互埋怨、相互指责，而是心连心、手挽手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王琦和韦贤又失去了工作，就在他们贫困交加、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张颖得知，便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给王琦送来500元钱，李凌、赵沨也从桂林寄来400元。同志们的友情增添了王琦的力量和信心，他一面协助韦贤做家务，照料幼小的王炜，一面继续找工作并创作作品。

生活的重担没有将王琦压垮，手中的木刻创作也一直未停。他先后完成了《马车站》《听讲演》《待发》《农村之秋》《拉纤夫》等木刻作品。他在刻《马车站》这幅作品的时候，常常把原版放在衣橱顶上再三琢磨，考虑如何动刀。他一面抱着孩子，一面抬头看看原版，并摇摆着身体哼着小调。韦贤从外面买菜回来，看到王琦那得意的样子，高兴地说道：“看样子你现在最为自豪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你的木刻，另一件是你手中抱着的孩子。”听了这话，王琦大笑着说：“你真知我也。”

此后，王琦找了一份国际宣传处资料员的工作，还负责3个木刻副刊的编辑。此时他又遇到了两件喜事，第一件是韦贤又于1944年6月生下了次子王仲，第二件是他的个人画展在夫子池励志社揭幕。

个人画展结束后，王琦又来到南京，被选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之后，便投入到筹备“抗战八年木刻展”的工作之中。“抗战八年木刻展”于1946年9月18日上午开幕，没有举行仪式，没有邀请达官贵人，可是观众像潮水般涌进会场，他们蜂拥着在意见簿上写满了赞美之词，这是对版画家们最引为欣慰的回报。

在南京摸爬滚打一番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朋友所亚去香港后，常谈起港方的情况，希望王琦去那里与他们会师。不久，李桦也应徐悲鸿的邀请去北平国立艺专执教。王琦去上海已不可能，朝夕相处的战友们相继离去，王琦也做好了准备，时机成熟便可动身。其后，王琦一家和母亲才到香港暂时定居。

到此时为止，王琦的生活一直是在颠沛流离的状况下度过的，没结婚时还好，尤其是结婚6年来，他和韦贤在重庆、上海、昆明、南京、香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孩子出生后也要和他们四处奔波。自成家后，对家庭对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反而要父母、兄妹整日为他们操心。这样，王琦在无任何顾虑的情况下，投入抗战救国的战斗中，投入到自己的美术事业中。

我写好了关于王琦先生的稿件交给王琦先生过目，第二次来到他的家中，当我落座以后，发现王琦先生的写字台上堆满了书籍和材料。原来，近一时期他格外忙碌，为的是撰写书籍。作为参加过几十年革命运动，后成为中央美院教授、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中国美协党组书记、顾问的王琦先生，其经历实在是太曲折丰富了，为了总结人生历程，告诫后辈，他应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等6个单位的邀请，于2007年11月之前完成6本文集，其中回忆录两本（一本别人写他的）、理论集两本、纪念文章一本、论外国美术一本。另外还要为2007年他本人的90岁生日准备一次个人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