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宝贵经验(通用11篇)
红军长征宝贵经验 篇1
秋高气爽,大地流金。10月 14日上午,为了纪念长征的伟大创举,弘扬不畏艰难、勇于奋斗、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乌兰浩特市第七中学团委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背景下,举行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三年跑完长征路”总结活动。团盟委康洪波、团市委郑金玲、教育局团委周文彦以及全盟各中学团委书记、小学大队辅导员参加活动。 活动在朗诵《七律·长征》中拉开了帷幕。师生们共同回顾了红军长征的历史,重温长征历程,缅怀革命先烈,感受当时红军坚忍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活动中学生们演唱了长征组歌《突破封锁线》、《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吴起镇》。歌声,仿佛带我们走进了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歌声,仿佛展现出红军战士勇敢无畏的精神;歌声,饱含深情地唱出了对红军先辈的思念和敬意。慷慨激昂的歌声中,先辈的长征精神镌刻在了每一位学生心中。国难当头之时,红军战士不畏生死,勇往直前;如今,我们应当秉承红军长征精神,面对挫折,毅然向前!坚定的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最后,刘继明校长强调: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革命传统,要敢于担当、甘于担当、乐于担当,勤于担当、严于担当、善于担当和精于担当。
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第七中学全体师生必将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团结和谐、开拓进取,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第七中学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让第七中学换发的新的光芒和风采。
红军长征宝贵经验 篇2
一、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红军长征(1934—1936)指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共产党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苏区向陕甘苏区战略转移所历经的战斗征程。红军长征是一场没有根据地的战略转移,这就决定了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当时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各总部和直属机关组编而成的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负责,各军团政治委员领衔的政治部负责军团的思想政治教育,连队中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则是连党支部、列宁青年组、政治战士、十人团、地方工作组和青年队。
红军长征中常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有谈心、政治教育课、党支部学习、出版报刊等[1]36。红军长征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其一,革命理想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即教育红军战士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在红军撤离苏区后,不少战士产生了悲观和消极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付出了许多努力,教导战士们要放眼未来,坚定伟大的革命理想。在长征途中,许多领导干部都身先士卒,与战士们一起吃草根树皮,从而激发了红军战士们的英勇气概,这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伟大的英雄壮举。其二,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在后有追兵、前有天险的情况下,红军内部多次开展了针对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党内民主生活教育,改变了一批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式,使得党内官兵待遇更加平等,上下级关系更加和谐。其三,群众工作教育。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一边战斗,一边争取和发展群众,进一步传播了革命的火种。教育战士认识群众工作的意义,坚持党的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不但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还武装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群众基础。其四,瓦解敌军的教育。其方法是从政治上揭露国民党施行苛捐杂税、压迫民众的罪恶,将瓦解敌人的方法教给战士,如调查敌军的经济背景、在敌军经过的地方贴标语、散发传单等,这样不但消除了百姓对红军的误解,还争取了许多敌军哗变,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
二、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
1.用理想教育解决信念问题。长征不仅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还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就敌我兵力和装备来看,红军战士人数量不过几万人,面对的却是数十万的敌军,红军战士脚上蹬的是草鞋,手中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和步枪,敌军吃的是美国军粮,使用的武器是飞机、大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战士始终不言放弃,哪怕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凭的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是革命必胜的信念和解放民众的理想支撑着他们走出了荒无人迹的草地,翻过了白雪皑皑的雪山。而红军战士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都与红军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信念教育分不开。红军信念教育的措施有:在机关报刊、大小会议上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和遵义会议精神,如在军委机关报《红星》上刊登中共中央干部会议精神,刊登重要领导的评论性文章,号召全军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发动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深入连队,开展宣传与鼓动工作,激发官兵的战斗意识;部队采用上下级致信、干部会、报纸宣传、政治课、官兵谈心会、演讲会等形式,宣传战斗信念,将广大官兵将士的阶级情感升华为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进而转化成愿意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可以说,正是因为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使红军树立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才给予了红军战胜强敌、攻克天险的勇气。
2.坚持党的领导,求同存异。党内团结是党的生命,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党内团结更是影响党的前途的重要因素。在长征途中,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完善了党内政治工作制度和规范,为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各级思想政治工作干部也积极开展谈心活动,这才使得全党认识趋于一致。如在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许多高层领导中“很有市场”,如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和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都是“左”倾宗派集团的成员。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多次与王稼祥促膝谈心,探讨中国革命实践问题和党的前途问题,使王稼祥很受启发,并转变了思想,站在毛泽东一边,这才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的召开。针对那些有思想问题的同志,红军政治人员还进行了谈心活动、疏导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很快就统一了军队对于革命前途和革命方向的认识。在党的正确路线引导下,红军各部紧密配合,与敌军展开了战斗,很快取得了战略主动权。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长征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是谁领导长征取得了胜利?又是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2]177。
3.坚持民族团结,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严明纪律,团结群众,这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军战士之所以能战胜艰难险阻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与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红军长征路线穿越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集中地区,途经苗、侗、壮、水、瑶、布依、土家、纳西、仡佬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其中,红四方面军至少有4/5的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这些民族地区的民众与政府甚至其他民族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在长征途中,必然会牵涉到民族关系问题。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支持,每经过一个地方,红军都要根据地区、民族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向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的三大纪律。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红军也坚持正确的民族观,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来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和解。红军战士也严格执行命令,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习惯,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并帮助地方民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摆脱民族压迫。红军的宣传和举动,让许多群众认识到,革命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为此,许多群众给予了红军无私的帮助,如主动为红军捐粮捐物,帮助红军照顾掉队的伤员,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甚至送子弟参加红军。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远征。因此,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说,长征乃至革命战争的胜利,与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4.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是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点。如在长征初期,许多红军战士都认为理想破灭,充满了悲观之情。针对这一情况,各级领导带头展开了以理想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工作,告诉战士们不要被眼前的局面所蒙蔽,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途中,中央军委及时明确了红军的中心任务,进行了不间断的思想鼓励,最大限度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在宣传工作中积极提倡要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扩大了红军在各族群众中的影响。从中可见,无论是什么时候,红军在思想政治工作上都保持了头脑的高度清醒,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背景、目标任务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其次,红军长征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单纯的理论教条和机械灌输,而是在对情况深入了解和准确掌握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有效提高了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红军在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启示
长征不仅使红色光芒照亮中国,还锤炼出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这场艰苦卓绝的大转移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为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我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3]101。红军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给予我们重要的当代启示。
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求同存异、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必然选择。
其次,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在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建设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我们同样要弘扬长征精神,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用崇高的革命理想激发全党全国民众,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人的理想问题、信念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繁荣。
再次,在民族问题上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民族思想工作体制和机制,加强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确保党的大政方针落实到实处,加强与各族民众的血肉联系,以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目标。在工作作风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加强党性原则,提高认识,消除腐败,以吸引和激励民众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热潮中去。
最后,结合社会发展实情,深入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在新形势下,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许多人都出现了价值观嬗变、信仰缺失、心理失衡等问题,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学习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要加强对当前社会形势的研究,深入分析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原因,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和路径。
摘要:本文分析了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论述了红军长征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用理想教育解决信念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求同存异;坚持民族团结,建立平等的民族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
关键词:红军,长征,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当代启示
参考文献
[1]江小惠.论红军长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创新[J].军事历史研究,2006(3).
[2]文大稷.红军长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与启示[J].理论月刊,2007(3).
红军长征宝贵经验 篇3
出色的情报工作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
长征胜利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红军在长征中全面掌握战场和对手的情报,并形成了相对优势。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情报工作,进而在长征中,充分发挥情报战斗力效能,确保了长征战略转移的最终胜利。
党中央高度重视情报工作。我党的情报工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的。早期情报工作对党的发展和民主革命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央苏区亦或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关心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和技术人员。卓越的情报工作为毛泽东始终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奠定了基础,促成毛泽东运动战具体样式和具体战术的形成,客观上使红军扬长避短,规避了敌强我弱的劣势,保证了红军克敌制胜。在没有无线电联络和电讯广播时,毛泽东一度利用报纸作为军事情报的获取源。红军的情报主要是通过派人去侦察和搜集报纸获得。长征途中每到一地,红军都有专人把战士们找到的各种报纸收集起来,送到红军总部。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使用无线通讯手段不仅在密电码破译功效上达到了高潮,而且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对战略指挥的辅助作用。从运作的策略看,毛泽东亲自管破译科,对外绝对封锁破译密码的消息,敌人长期以来并不知道红军已能破译他们的密码,此事对内也进行严格保密。正是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谍报工作深入敌深层,获得了大量有关敌人战略意图、兵力部署的情报,对红军跳出敌人的层层包围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陈赓、曾希圣、王铮等,他们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总部还于1935年2月10日特地发布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以保证技术人员的生活。为表彰电台科技人员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他们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红军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情报工作体系和手段,书写了我军情报史上光辉的一页。
情报工作为红军长征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保证。长征从开始到结束,整个战略决策的正确与主动权的夺取,都是建立在全面、准确的情报基础之上。红军决定开始长征,就是因为掌握了国民党军队兵力部署的全部情况。1934 年10月7日,红军得到国民党准备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的情报,临时中央经过对敌人“铁桶计划”和当时敌我态势的分析,深感中央根据地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于是紧急做出决定,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使蒋介石精心打造的计划完全落了空。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企图把我军围歼于去湘西的途中。在得到敌人的战略企图后,毛泽东、周恩来便以破译的敌军电码为根据,主张进入敌军力量空虚的贵州,这才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调集重兵向我军包抄进逼,企图消灭我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为了打破敌人的计划,中共中央原定在川南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得到蒋介石重兵合围红军的情报后,毛泽东根据敌军兵力部署与调动的具体情况,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改变了原来北渡长江的路线。随后,我军兵临贵阳,直指昆明,胜利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川黔边境的阴谋,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从渡江北上的战略抉择到巧渡金沙江实现战略转移的过程,红军都是在随时掌握敌军兵力部署的情报信息基础上实现的。甚至长征最后落脚点的选择,也同红军对情报信息的充分收集与利用有关。红军到达哈达铺后,通过地下渠道获取了一份天津《大公报》,使党中央、中革军委对时局和陕北的情况有了最新的了解,从而坚定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北的决心。不难看出,红军在整个长征中战略转移方向的不断调整变化,并落脚陕北,始终都同红军全面掌握战场和对手的信息并形成相对优势紧密相关。
情报工作为红军长征实现战场的机动灵活创造条件。准确的情报信息对战场上部队的机动灵活十分重要。在掌握敌方军队部署的情况下,部队可以提前进入预定地点,从而获取战场决策和作战行动的优势。红军长征中依靠情报实现战场机动的案例不胜枚举。四渡赤水就是红军运用对敌情的充分掌握,成功实施的一次典型的战略性运动战战役。此役中,红军之所以能够纵横驰骋于黔、川、滇边界地区,在敌人重兵之间巧妙穿插,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调去,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是建立在情报信息准确、及时的基础之上。如二渡赤水,是因为红军破译了龙云的《作战方略》电令,得知敌人正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军委分析了形势,认为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是黔军王家烈部,因此,才出其不意,二渡赤水,向黔北地区进攻。中央红军由此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将十倍于红军的敌人抛开,争取到了作战的主动权。三渡、四渡赤水,也同样是因为明悉了敌人作战意图后,实行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渡金沙江时, 情报的充分运用也起了关键作用。红军在离金沙江还有3天行程时,敌人追兵离红军只有1天的行程,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红军得到情报,敌军师长为了保存实力,在原地等了1天, 又向回走了1天, 这样就和红军的距离差了6天,于是红军就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由此可见,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非常清楚,确实是全面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信息。长征中,红军正是通过情报信息成倍地提升了各战斗力要素的效能发挥,实现了控制战场和战争的进程和主动权,而这正是长征战略转移成功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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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作为红军长征各方面军的互相配合作出贡献。长征的胜利是各方面军互相配合、整体力量发挥的结果,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信息传输和完全的信息共享。长征中,红军已经实现了战争和战场在不同时空条件即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军事信息资源进行联合共享和效能集成。为了加强各部队的联系,中央设立通讯局,负责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与红军各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络。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大半年时间内,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了接力式破译。红一方面军的大部队白天行军,无法截获敌电台的通信信号,红四方面军就在白天截获敌台信号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红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红一方面军。接着,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获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并发给四方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相互配合,才确保了长征中几乎不间断地截获敌军全部电报与军事信息。四渡赤水中,中央红军天天行军,很紧张,红四方面军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取得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各方面军互通情报,不仅加强了中央军委对各地红军的联系,也使各方面军互相配合,发挥了整体作战的能力。如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黔滇,处于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非常艰难时刻,红四方面军曾发动了历时24天的“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1万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敌军,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安渡金沙江。而红一方面军对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也进行了积极策应。中央军委不仅于1936年7月底派出红28军南下策应,而且大力做国民党东北军的工作,使其不拦阻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央红军西征野战军攻向甘肃、宁夏,连战连捷,历时两个半月,歼敌2000余人,吸引了大批国民党军,也对二、四方面军北上起了掩护作用。红军各方面军正是通过共享化、集成化的军事信息资源的战斗力效能转化促进了各种作战力量和作战资源的联合联动,达到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的效果。
红军情报工作的时代启示
总结红军军事情报工作的规律,回顾红军创造性地应用无线电通信和侦察技术的历史,对我们建设信息化军队、准备打赢信息化战争,实现“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夯实我军战斗力的精神源泉。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争制胜之源。任何一支军队都有精神力量来源。在我军诸多精神因素中摆在首位的始终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军魂。红军长征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情报工作能够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党的坚强领导。当今,人类社会已经由工业时代迈进信息时代,现代战争已演变为信息化战争,而信息化战争不仅是技术和装备的对抗,更是精神和意志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战斗精神已经成为双方对抗的一个焦点。在新时期部队战斗力标准中,听党指挥这一强军之魂仍然是我军第一战斗力。只有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使强军之魂始终占领思想主阵地,才能有效凝聚起理想信念源源不断的强大合力,从而提高我军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确保任何时候都能打得赢、不变质。
不断追踪利用新技术,开拓“信息制胜”新领域。长征中,党的领导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能够敏锐地瞄准当时的先进技术,对无线电工作负有远见卓识,提前培训无线电工作人员,在战时就推广运用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察手段,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中胜利的关键。战争胜利的支撑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如今,信息技术、新材料、军事航天等飞速发展,获取情报信息的能力极大提升,信息保密、信息防御、信息欺骗的能力也相应提升,以网络攻防战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战已经成为新的战争形态。网络武器装备发展速度惊人,无论是网络进攻,还是网络防御,都必须与技术及装备发展速度和特性相匹配。在网络作战领域,一旦新的革命性技术被引入,就会极大地开拓信息制胜的空间。重大技术突破可能使“技术决定战术”进一步发展为“技术决定战略”。
充分重视人的主导作用,实现技术优势的效能转化。情报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绝不能仅仅凭借监听设备和其它形式的信号源。综观长征中的情报侦察工作,虽然红军各级侦察情报机构不够健全,侦察装备器材奇缺、落后,侦察手段少,但是由于党中央和各级红军指挥员对侦察情报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在长征中特殊的敌情、地形条件下,红军各个侦察机构的广大情报人员以及人民群众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定的政治信念,积极主动、因地制宜,充分运用各种情报搜集手段,开展对敌侦察,最终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就。如今,情报侦察技术虽然在不断改进,情报获取手段和活动方式的多样化使情报信息来源不断扩大,情报信息数量也大幅增加,但人在情报战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大数据的兴起,造成信息的价值密度降低,零散、原始、复杂的数据真假难辨,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不论多么先进的技术侦察手段,都要凭借情报人员自身具备的丰富的知识素养、敏锐的洞察力、高超的思辨能力、娴熟的分析技巧和细致的工作态度,才能在波谲诡秘的情报战中,发掘出有价值的事实,才能将技术手段的优势转化为情报优势。可见,加强人力情报能力与手段,实现人力情报与技术情报的更高结合,实现人力情报与其他情报系统的融合,是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夺取军事情报优势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彭振忠
长征 -- 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篇4
今年10月,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纪念日。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的英雄壮举,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
在漫漫长征路上,不仅有枪林弹雨,还有急流险滩、雪山草地,更有饥饿、寒冷、疾病等等难以想象到的困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面对各种险恶的环境,红军广大干部战士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靠着英勇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红军冲破了一道道敌人的封锁,越过了一道道的艰难险阻。
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弘扬红军长征精神 篇5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2006年9月20日
(一)红军长征的伟大革命精神
今年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中央苏区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驱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红军翻越18条山脉,其中五条是高四千米以上,终年积雪的雪山;渡过二十四条河流,占领了大小城市六十三座;通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靠两只脚步行,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在长征途中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自然界给予的无数艰难险阻,走的是世界上最难通行或没人走过的路,爬雪山过草地,没有粮食吃,就吃草根、树皮、野菜,吃光了野菜草根树皮就煮皮带吃。历尽人世间的千辛万苦,胜利地实现万里长征。
红军长征的精神: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以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指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务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立,敢于创新精神;就是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精神。
长征精神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天重温红军长征的历史,就是要我们弘扬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而奋斗。
(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工农红军在天上有飞机侦察扫射轰炸,地上有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在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取得长征的胜利?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指导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回顾历史,红军长征前党内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占统治地痊,他们照搬外国经验,在政治上推行“城市中心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进而实现全国胜利”;在军事上推行“御敌
于国门之外”,要红军“全面出击”打“正规战”、“阵地战”,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诱乱深入,聚而歼之”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正确方针;在组织上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导。结果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八万六千多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在长征的初期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虽然红军伤亡惨重,原来红军有八万多人,只剩三万多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引起党内和红军内部众多同志的对“左”倾路线的不满。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的错误,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制定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红军作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与从川陕地区退出向川康转移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合,红军的实力增强。可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搞右倾逃跑主义,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党中央,要南下逃跑。这种现象遭到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和广大指有得逞。红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排除了“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干扰于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宁城大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
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一场新的长征。要取得“新长征”的胜利仍然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底子薄、人口多、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大的实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指导。又要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反对急躁冒进又要反对搞“和平演变”而导致红旗落地。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导下特别是改革开放廿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现在我们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的光荣任务。同样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作指导,才能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2)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为革命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勇献身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也是振兴中华的伟大精神支柱。
“为了此上抗日”、“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革命理想和信念,使红军战士心甘情愿地面对险恶而无所畏惧,攻关破敌而奋勇当先,血战沙场而冲锋在前,而对艰难困苦的生活能乐于享受。例如当年红军巧渡金沙
江后继续北上。蒋介石断定红军会渡大渡河北上,他亲自飞抵昆明布臵大渡河会战。妄图臵我军于死地,重演清朝军队全歼石达开所率的太平天国军队之故亻支。在大渡河的所有渡口都有四川军阀派兵把守,把渡船也拉向对岸。红军所在的安顺场南岸渡口,只找到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当红军选遣团要组织渡河突击队时,战士们个个奋勇当先,抢着报名参加。后来,组织了十七个勇士他们每人一把马刀、一挺花机枪,乘只唯一的渡船,冲过汹涌的急流,在红军火力掩护下,杀向对岸,占领了北岸渡口,使先遣队首先渡河。但是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不能架桥,找到的四只渡船,只有一只好的,三只需要修理。尾追的敌人日夜不停地向大渡河赶来,情况十分危急。中央革命军委决定改向西北夺取泸定桥,使大部队迅速通过大渡河。泸定桥是座铁索桥全长101米,宽2.67米,由13根铁索拉向两岸,原来铺在桥面的木板,被敌人全部抽走。红军战士为了抢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头先夺下泸定桥,一昼夜急行军240里赶到桥的东岸。红军四团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突击队,背挂马刀,手持冲锋枪,冒着对岸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爬在悬崖的铁索上,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对岸冲杀过去。有的战士被敌人击中掉下河,但他们不顾自己生命,英勇地向前攀索杀敌。后续部队紧跟向前冲杀,经过两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夺取了泸定桥,攻占了沪定城,使红军大部队很快全部度渡过了大渡河,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迷梦,是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再次体现了英雄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再以爬雪山过草地来说,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又遇上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该山海拔四千九百多米,冰山雪地。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凭着一腔革命的热血,身穿单薄的军衣,顶着风雪、忍受高山缺氧的困难,一步一喘拼全力攀登,将士们互相搀扶、互相激励,同大自然搏斗。这时谁要是停步坐下休息,就起不来,许多同志就这样牺牲在大雪山上。红军爬过雪山之后,根据当时的四面敌情,决定“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要越过茫茫的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一不慎踏进泥潭就会被吞没。干部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累又缺粮食和盐,饥饿寒冷威胁着人的生命怎么办?红军将士忍受世间最难忍受的生活困难,没粮食,吃野菜、草根,吃光了野菜、草根就煮皮带吃。红军将士就是靠着一怕苦二不怕死的艰苦奋斗精神,战胜种种困难,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今天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着底子薄,人口多;地区、城乡差别大的现实,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怎么办?也必须象当年红军一样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发扬“一
怕苦,二不怕死”的艰苦奋斗精神,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抓住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从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3)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于创新的思想路线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长征之前和长征初期,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得王明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书本上的理论和苏联的经验,迷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一个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只凭他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套教条,躲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作战的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结果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被迫突围开始长征。在长征前,既不给广大指战员作思想动员,又不作组织准备,红军带着大批辎重,行动缓慢,又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结果红军处处被动挨打,造成惨重的损失,八万多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些惨痛的教训使红军意识到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迷信洋人是行不通的,会造成革命的惨重损失,甚至会葬送革命。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清算了“左”倾错误,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敌变我变,声东击西,忽南忽北,避实就虚,即打即离,纵横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在云南、贵州、四川广大地区调动敌人,取得了“四渡赤水”“威逼贵州”“兵临昆明”“巧渡金沙江”等战役的重大胜利。
“四渡赤水”是一个以弱胜强,转败为胜的光辉战例。红军到遵义后,蒋介石纠集了四川、云南、湖南、广西、贵州各路军阀,加上“中央军”共一百五十个团,四十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包围,妄图一举歼灭红军。红军当时只有十六个团三万多人,又没有后方作依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跳出敌人的重围,保存有生力量,以求主动,寻找有利时机,消灭敌人。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首选挥师北上一渡赤水(位于贵州北部的三大水系之一)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即调四川军阀刘湘纠集三十六个团的兵力,在四川和贵州边界布防,严密封锁长江,防止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贵州的敌人力量虚弱,红军放弃北渡长江,挥戈东指二渡赤水,突然甩开敌人重入贵州,攻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这一来回歼敌二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缴枪两千多支,使红军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获得战争的主动权。遵义大捷,蒋介石坐立不安,急忙飞到重订,亲自“督剿”。采取南守北攻方针,妄图压红军在遵义地区加以消灭。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将计就计,故意让红军在遵义地区徘徊,引敌上钩。当敌军逼近遵义时,为
了能进一步迷惑敌人,调动其西移,红军从贵州茅台地区三渡赤水向西进入四川南部,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留下一个团伪装主力向古蔺前进,以诱敌西进。红军的主力以隐蔽、神速动作,东渡赤水(四渡赤水)直奔贵阳,把蒋介石集结的大军,全部丢在乌江以北。当云南军阀龙云增援贵阳时,红军又突然向西疾进,直插云南进逼昆明。云南当局急忙调兵防守昆明。这样金沙江的防备力量削弱了,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巧渡了金沙江,又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陕北根据地,进入抗日前线阵地。以上事实说明:长征的胜利,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精神,指导战争的结果。
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能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和社会建设。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不断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贫富的差距,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共同富裕。
(三)学习和弘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把自己培养造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红军长征小故事 篇6
1、在寒冷的雪地里,一位军需管理者为了大家都能穿上棉衣,自己把自己的棉衣也给了他人,而自己却冻死了.僵硬的尸体靠在树上,成了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人们会永远记...2、过草地,一年仅18岁红军战士,为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被沼泽吞噬。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3、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那袋干粮掉入河中。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4、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创新精神与红军长征教学活动 篇7
中学历史教学要求“一课一中心”,即一堂课必须设立一个内容主旨,不能像理论探讨那样面面俱到,所以,如何找到一个中心,推进课堂教学,通过对长征过程的叙述,让学生感受自强不息、信念坚定、亲密团结等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优秀品质,成为这节课成败的关键。
基于以上认识,我就以创新精神为线索,以相对新颖、贴近学生的视角,来设计整个课堂教学,尝试挖掘长征精神,促进学生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首先在课堂导入环节中,衔接前面所学的知识,我以毛泽东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了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大好局面开头,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从长征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来看,它们都体现了创新精神的有和无,要在中国成功进行前无古人的革命事业,创新精神和创新素养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师生共同探讨红军长征的原因,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共中央组织和军事领导人,抛弃了毛泽东的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主张,而照搬国外军事理论和苏联的经验,选择与强大的国民党中央军进行阵地战、消耗战,致使战局日益恶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在“遵义会议”这个教学环节中,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党中央重要的人事变动及遵义会议的意义——“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要学生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决策,这是一个具有首创意义的举动。由此可知,创新活动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具有重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让学生观看“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影视片段,比较直观地了解毛泽东的用兵技巧,体会他不循常规、富有想象力的创新举动。如“四渡赤水”怎么巧妙地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最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学习“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环节,与石达开当年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作对比。这些事例既让学生体会到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精神,又让学生了解红军指战员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应变改变战略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初步摆脱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爬雪山”“过草地”等教学环节,师生共同学习红军在“爬雪山”“过草地”过程中的艰难和牺牲,体验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师生更关注红军在爬雪山、过草地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辨别不同的植物、摸索睡觉时候在草地中保持平衡、避免陷入沼泽的方法等,正是这些创造性的活动,才使红军在“几乎超越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的草地等恶劣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最后,师生进行总结:长征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创新精神的胜利,这种精神在之后革命过程中继续发扬光大,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教学安排照应开头,不仅使课程结构严密,而且能够使学生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
红军长征过南雄 篇8
走万隆入南雄界址这一路红军主要是红一军团的部队,其中红一军团直属队于10月26日到达乌迳墟。这时,蒋介石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前来堵截,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锦陂等地设置各种障碍,企图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这些障碍,争取时间,不让敌人在这些地区站稳脚,红一军团给直属侦察连下了一道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直属侦察连是红一军团的耳目,主要任务是在前方为大部队侦察敌情,一般不投入大的战斗,在遇到紧急情况下,才把该连当作一个拳头打出去。侦察连有160多人,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军政素质较好,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党团员;武器装备也较优良。全连分为机枪、冲锋枪、步枪、短枪四个排。连长刘云彪,福建人,个头不大,外号叫“小老虎”。这次是他带领部队离开于都后要打的第一仗。接到命令,他立即召集全体官兵作战斗动员,鼓励大家说:“这是军团部给我们连的光荣任务,明天拂晓前一定赶到新田,趁敌人立足未稳,坚决把他们消灭掉。”尔后,全连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着目的地急进。
10月27日拂晓,各路队伍按时到达前沿阵地。先前派去监视敌人动态的侦察员前来报告: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山坡上挖战壕、筑工事,敌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听完报告即下达命令:左路监视炮楼行动,中路全面进攻,右路掩护进攻。命令完毕,他亲自率领的中路部队乘敌人不备,首先向正面的敌人发起攻击。敌人见这形势,慌忙丢下工事,仓促应战,还没听清枪声来自何方,就断送了几条性命。紧接着右面山头的枪声也响起来,顿时,整个新田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战士凭借地形掩护,冲锋枪、步枪、短枪一齐射向敌阵,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乱作一团,一个当官的指手画脚,重整阵容,固守山头,以待援兵。新田墟炮楼里的敌人见前面山头上的守军与红军打得吃紧,便派兵前去增援。当敌人刚步出炮楼不远,被早已注视这伙敌人的红军战士一齐开火,一阵猛烈地扫射,把他们压了回去,过很长时间不敢出来。
此时,山坡上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山头的敌人仗着有利的地形和工事拼命抵抗,死守阵地,红军战士一时难以攻破敌阵。这时,监视敌炮楼的部分战士加入了正面进攻,用机枪掩护,其他战士冲出掩体,猛冲猛打,杀声震天。敌人看到红军来势凶猛,自己又缺少增援,丢下20多具尸体,东逃西窜,仓皇向外逃命。
新田之战是长征红军入粤第一仗,也是第一个胜仗,保证了红一军团部和长征部队顺利通过乌迳,沿着梅岭山麓向西前进。
新田之战后,红一军团部直属队进驻界址墟,直到10月28日,红一军团大部经乌迳、大塘、夹河口、坪田坳一线出江西大余县的兰村,另一部由江西的信丰县下坑,经南雄的黄地、大兰到达大余县的兰村与大部队会合,随后从大余县的南部向赣、粤、湘边开进。与此同时,红九军团跟在红一军团之后,火速行军,经界址,尾随红一军团路线疾进至平田坳、兰村一带。
随后的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又沿着红一军团直属队的路线,经界址到乌迳,是晚在乌迳宿营,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援。第二天,红军急行军转入江西,30日到达小梅关宿营。次日经游仙、河洞、内良向湖南方向前进。
10月29日,中革军委获悉国民党的西路军何健部第六十二师向地处湘、赣边境的汝城、桂东移动的情报,即命令中央红军于11月1日进至并通过国民党军设在桂东、汝城、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从10月26日进入南雄界址,到10月31日离开小梅关,前后经历了6天的时间。红军在南雄期间向沿途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并在很多村庄写下了不少革命标语。红军纪律严明、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南雄人民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红军长征故事 篇9
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攀铁索桥......回忆起80多年的岁月,老人记忆犹新:在翻越夹金山时,他和战友们冒着高山严寒向上攀登;过草地时,曾十几天没开伙,饿了就以野草充饥,困了背靠背抱着枪睡觉;攀铁索桥时,下面就是奔腾的河水,有的战友掉下去瞬间就看不见人影......1934年10月,王承登随部队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途,“再苦再难也坚信胜利”,虽然已经是期颐之年,王老依然精神矍铄,思路谈吐清晰,讲起来话铿锵有力,中气十足。
“子弹从这里射进,从这里射出,脸打歪了,血流了不少,眼泪不停地流。”王承登比划着,说起让他印象深刻的负伤经历,“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耳被子弹打穿,从此丧失了听力,你们讲话大点声。”站在老人身边的医务工作人员,提醒采访的记者。
15岁便参加革命的王承登戎马一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征时,在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当通讯员班长。长征结束后,在山西115师686团二营担任排长。“为了劝降日本官兵,红军战士还专门学习一些日语词汇。”说到动情处,老人张口讲了几句日语,向记者解释其中的含义。
回忆百年风雨沧桑,老人不断感慨,打江山不容易。“希望年轻人要爱党爱国爱家,要吃苦耐劳,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他重心长地地说。
红军长征的作文 篇10
这本书里面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故事讲述了1935年6月26日红军过大草地。这个草地是一片藻泽地。红军进入草地后,就不断有人陷进泥潭之中。一天,一个战士不小心掉进了泥潭,一个战士看见了,赶忙跑了过去,拿出枪想把他拉上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陪上了自己的性命。第五个人救了第四个人,可是还有三位同志却牺牲了。
你们看啊!红军叔叔们是多么有团队主义精神啊!只要有一个人碰到了危险或困难,其他同志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要是我们都有了红军叔叔这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这种好品质。菜场上就不会听见这种喧闹的吵架声;学校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搞分裂的事情;公交车上也不会发生这种抢座位的现象……
红军长征为何不中埋伏? 篇11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 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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