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故事》心得体会

《红军长征的故事》心得体会（精选11篇）

《红军长征的故事》心得体会 篇1

《红军长征的故事》心得体会

我看完《红军长征的故事》，当我把这本书合上的一瞬间，那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仍久久萦饶在我的眼前，从内心不由自主的发出这样的赞叹：“这简直是中国战争史上前所未闻的”。它已经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

震撼啊！数千人马驮着锱重万里长征，面对的是百万虎狼之师，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面对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寒交迫、刀山火海。。。这一重又一重令人无法相信的困难，却被这支队伍战胜了，这就是红军，这就是“无坚不摧”的红军。

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人类载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远离了那战火纷纷的年代，现在的人们面对困难有两种选择：知难而退或者就是知难而进。知难而退的人几乎占了三分之二。记得有一次，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不做了，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次最大的失误。我后悔自己没有去面对它，没有去锻炼自己，红军爬雪山的时候，吃的是皮带、树根，穿的是草鞋，薄衣，他们却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战胜了一道又道的困难。试想一下，我在他们的面前似乎变得那么的渺小和苍白无力。。。，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面对它，俗话说：“困难就像弹簧一样，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们学习的过程，正如科学家攻克难关一样，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只有披荆斩棘，奋勇当先，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知识就像满目琳琅的大宝库，探寻它的路是坎坷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其实，困难的重量是由你的习惯来称的，在怕困难人的眼中，它就像巨人一样，相反，在怕困难人的眼中，它只不过是蚂蚁大小，只有经过磨练的人，才会不停地与困难做斗争，勇于和困难做斗争的人才能取得胜利。

“不经一番彻苦寒，怎得梅花扑鼻香”，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潜心研究十多年，验算用的草稿纸竟达十几麻袋之多。终于攻克了数学上的难题哥得巴赫猜想。诺贝尔奖的创立人诺贝尔，为了研制炸药，有十几次差点落入死神的魔掌，但是他还是不放弃，继续研究，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的保尔张海迪，在轮椅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神舟五号经过中国科学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成功的飞上了太空，让世界人民所瞩目，救死扶伤的李时珍，经过自己二十多年的呕心沥血，不知道踏遍多少青山悬崖，用心血筑成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这不就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吗？正是由于他们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的精神才换来他们伟大的成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衰是我们中华儿女每个人的神圣责任，在学校我们要把红军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发扬下去，我们要学好每一科知识，孜孜不倦的学习，用科技来强国，我们要沿着先烈们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让祖国永远巨人般立于世界之林。

探秘红军长征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篇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为了介绍红军的民主的民族政策，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在这个布告里首次出现了“长征”一词。而这个布告是出自陆定一之手的。因为在《陆定一传》里说道：“陆定一当时在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他沿用当时通行格式，六字一句、共八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琅琅上口，易记易传。短短56个字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也就是说，“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创造的，而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所以说朱德是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

毛泽东深感内疚：长征中红军唯一的外债是什么

在过草地时由于缺少粮食，红军队伍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最后一颗粮食都没有了，只能靠吃树皮和草根充饥。许多战士食用有毒的野菜后，上吐下泻，甚至丢失了性命。野菜草根找不到，只得將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坎肩和马鞍子，和着水煮了吃。再这样下去，红军是无法走出险象环生的草地。生存变得尤为重要，红军司令部下达了命令，要求每个人要寻找到30斤粮食。

后来红军在藏区波罗子的一户人家里找到了粮食。几口大铁锅盛着小麦、大麦、玉蜀黍、黄豆、豌豆，还有红辣椒。藏民早已跑得精光，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红军不能不拿了这些粮食。第一次违反了民族政策。

长征队伍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此深感内疚，他曾对斯诺说：“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长征中朱德唯一发怒为何事

红军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

宋任穷回忆说：“我们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7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大家见到的唯一的一次……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怎样算出来的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二万五千里”，它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深深地印烙在人们的脑海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万五千里”成为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

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不是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的行程。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此外，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

红军长征的故事感想 篇3

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

长征，那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前进。

长征途中，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了，去挖野菜，哏树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小故事——《金色的鱼钩》。

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位老班长为了让几个伤员不饿肚子，自己不顾疲劳、强忍饥饿来到小水塘为他们钓鱼充饥，自己却一点儿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饥饿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义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为了让自己的伤员不饿肚子而牺牲了。试想，当时如果有一把米，对，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长也许不会被饥饿夺去他坚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馒头、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浪费啊！

古人尚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彻骨感受，我们应该从中领悟粮食的珍贵。是的，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难道还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馒头当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饭当脏水泼吗？

同学们，多想想长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啊！

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的经过 篇4

——烽火征程中的女兵

蓝色的小溪流向延河

抗战时候的夜晚，照亮“陪都”重庆的是万家灯火，照亮延安的则是一盏盏如豆的油灯。那时候的重庆悲壮、凝重、紧张，也不乏别一种繁华。白天，充满慷慨出征、激昂演说、督办军国要事的战时气氛。入夜，却也有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光色。许多可疑的掮客商贾像老鼠钻出地洞，出现在豪馆华堂或达官贵人的秘密会所。倒卖军火粮油的，甩卖美援物资的，克扣前线补给的，发各种国难财的，一笔笔“五子登科”的权钱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而这时，孤悬大西北的延安贫瘠空阔，黄沙弥天，与重庆形成鲜明对照。都市与边城、电灯与油灯，华服与土布、小米步枪与飞机大炮，种种的区别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的抗战立场和廉洁作风，两地的物质生活区别都不重要了。大批国之精英和有志青年投奔延安，这便是民心所向的证明。

都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不!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救亡图存，那么多花季女孩经历艰难险阻的跋涉，抵达延安——

家资钜万、仆僮成群的豪门闺秀(譬如卓琳、严昭、苏菲、康岱莎、陆红)，面对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眼泪，砰的一声关上门，背起行装朝遥远的大西北走了……

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或将门虎女(譬如杨汉秀、周盼、乌兰、翟颖)，深夜中与家人不辞而别，朝战火纷飞的西北抗日前线走了……

知书达礼、温柔可人的小家碧玉(譬如丁雪松、侯波、吕璜)，双膝跪倒，热泪横流向双亲磕了个头，然后朝延安走了……

苦大仇深、瘦骨伶仃的童养媳或贫家女(譬如王定国、赵瑛)，还有流浪孤女兼小偷(肖陶志)，扔下烧火棍扛起红缨枪走了……

满怀一腔热血的女大学生(譬如薛明、严慰冰、张琴秋、郭霁云、赵志萱)为东三省的沦陷失声痛哭，然后冲上街头，迎着激射的水龙，发出救亡的呼吼……

因为来延安的女生愈来愈多，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的任务骤然加重，同时长征过来的许多女战士也需要补文化课。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宣告成立。开学典礼那天，身材颀长清瘦的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迈着他那独特的长阔而缓慢的步子来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那天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即大米和小米混合)、猪牛羊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即小米锅巴)。饭后举行了歌舞晚会，不少老乡围拢来看热闹。那些新奇的节目让他们大开眼界，见一个女孩子上台吹奏口琴，老乡们议论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

女大校舍是沿着延河东岸的半山坡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约百余孔，每孔住六到八人。清晨时分，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穿上军装，沿着山坡小道下到延河边洗漱。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很快成为延安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时的延安男女比例为18：1，找个婆姨很不容易。延河对岸有中央党校、抗大和许多机关，天气好的时候，清晨、中午或者傍晚，总有些未婚男士拿着一本书或几张报纸跑到河边来“用功”，其实是来偷看对岸风景的。来得最勤的，姑娘们还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河防司令”。女大食堂在山脚下，一日三餐，蓝色溪流要上下山六次。遇上雨雪天，各班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到山下是常见的事儿。

山野之地没有厕所，女孩们要方便，都跑到坡上或树后找个避人地方一蹲。校长王明是从苏联回来的，懂得讲文明卫生，他说这个样子不好，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挖了一些厕所并用席子围起来，看着就挺城市了。

那时陕西百姓贫困到极点，女大学生下基层搞土改，常见一家人轮着穿一条破裤子。她们回忆说，那时做工作队员深入群众真是可怕!进了老乡的窑洞，男的大都裸着上身，下体只围一块破布。女的缩在炕里，脚上缠着厚厚的裹脚布，身上却没穿的，几乎一丝不挂。老乡们热爱八路军，见你吃饭没筷子，顺手折一根树枝，用嘴一吸溜，然后递给你。吃饭的粗瓷碗本来就很黑，盛饭前用脏兮兮的手或袖口一抹。吃完了也不洗，用嘴舔干净，你说下次怎么用吧?后来女孩们有经验了，下乡时都自带餐具。

中国共产党能从延安走到北京，有一个细节极具启示意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曾跟随一个八路军连队赴前线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儿东西可吃。秋天的田野里，谷子已经成熟了，他们一动不动。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入夜，男女战士们围着篝火，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他们的歌声像一支管弦乐队。”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便在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生长。这里，我记述的是窑洞里一对姐妹花的故事。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一张污黑的小脸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出现在没窗扇的后窗口：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在那里探头探脑朝屋里张望。房间里，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张军用地图，红四方面军几位领导正在那里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参谋和通讯员进进出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窗口那个小女孩，引起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年29岁的张琴秋的注意。院门口是有哨兵把守的，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溜进来的?

张琴秋走出房间，绕到后面，招招手让那个小女孩过来。她问，小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啊?

女孩挺挺小胸脯说，红军姐，我也要当红军!

张琴秋笑了，摸摸女孩的头顶说，瞧你还是个小丫头，过两年再来吧。

女孩说，别看我个子矮，都15岁了(其实她因怕红军不收她，多报了1岁)，红军不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吗?我个子矮就是因为吃不饱饭，所以要当红军闹革命。

张琴秋眼睛一亮，说你这个小鬼很聪明啊，当红军要扛枪打仗，走很长很长的路，还经常吃不饱肚子，你能行吗?

女孩响亮地说，你红军姐姐行，我就行!

张琴秋被感动了，说你年龄太小，个头又矮，下连队还不行，先在我这儿当勤务兵吧。女孩一听，乐得一下蹦起老高。

她就是赵瑛(生前为吉林省四平联合化工厂党委书记)。19，赵瑛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小山村，家里一贫如洗，参军前从没穿过鞋。1932年12月，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还把地主积存的香肠、腊肉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因为土改，14岁的赵瑛第一次穿上一件小碎花布衫，美透了。第二年春，小赵瑛出门割猪草，在村外开阔地上看到200多名红军女兵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她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足登草鞋，手持长枪大刀，随着军官口令不断喊杀，做出各种劈杀动作。小赵瑛深深地激动了，下了决心要当红军。

第二天大早，赵瑛没告诉父母，偷偷溜出家门跟上队伍出发了。

长征开始了，赵瑛的个头儿仅仅1米多一点，比长枪高不了多少。但她戴上八角帽，穿着宽大过膝的灰军装，背上长枪和2.5公斤炒面，跟上大部队毅然出发了。在翻越海拔4500米高的夹金山之前，当地老乡看到个子矮矮的赵瑛，惊讶地瞪大眼睛问，你这个小不点儿还要过夹金山?

当然!赵瑛毫不犹豫地说。

好心的老乡告诉赵瑛，过雪山必须准备一些辣椒面、生姜，带上些白酒当然更好。而且上山还要趁早，爬到山顶以后不能停留，要赶紧下山，否则狂风暴雪一来，就会被封在山上活活冻死。

赵瑛用破布把脚裹起来，穿着一双草鞋，硬是翻过雪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草鞋和破布磨穿了，脚磨破了，崎岖的雪路上，留下两行带血的足迹。

部队减员甚重，伤员骤增，赵瑛就被派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卫生员。有一次，她看到一位小战士腿部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面，逼人的腥臭味十几步之外就能嗅到。长征途中，十天一大仗，三天一小仗，医院严重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那位腿部重伤的战士疼得日夜呻吟，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赵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他。有一天晚上听医生聊天说，人的唾液能够消毒消炎，赵瑛灵机一动想，没有药品，我可以用舌头帮他消炎吗!

第二天早晨，赵瑛走到伤员床边轻轻说，医院没有足够的消炎药，我听说人的唾沫可以消炎灭菌，让我试试好吗?那位战士惊呆了。赵瑛不顾冲鼻子的腥臭味，细心打开绷带，先用洗干净的棉花沾掉伤口上的蛆虫，再用盐水消了毒，然后低头张嘴，用舌头一遍遍舔去冲洗不掉的脓血。这位战士哭了，周边许多伤员看到这一幕，也都哭了。

赵瑛坚持了许多天。这种办法果真显出奇效，小战士的伤一天好起来了。他拄拐挣扎着站起来的那天，见到赵瑛的第一件事，就是含泪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担架上所有躺着的军人也都同时向她敬礼。

赵瑛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水草茫茫的松潘草地纵横300多公里，一望无际，平坦如砥，没有山丘也没有村庄，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这里是危机四伏的沼泽地，草皮下面都是浅水稀泥，一脚踩下去，烂泥中会咕咕响着冒出呛人的臭气。只要在一处稍做停留，身子就会渐渐陷进去直到没顶，而且越挣扎陷得越快。战友们也很难伸手相救，因为上级规定不许救，怕战友们一块陷进去。有一次，一位女兵突然陷进泥沼中，挣扎不出来了。她流着眼泪，在没顶之前把自己的枪和米袋子扔给了赵瑛。赵瑛一屁股瘫坐在塔头墩上放声大哭，直至战友没顶，消失在大地之中。

草地上蚊子特凶，大蚊子足有2厘米长，夜里蚊子咬、冷风吹，赵瑛和战友们又冷又饿，只能背靠背坐在较硬的地面打个盹儿，这样即可以互相取暖又可以互相照顾。坐一阵子，地下水渗上来，就再换个地方。由于双脚整天在泥水里泡着，腿脚全肿了，身上头发长满了虱子。赵瑛她们为了方便，干脆把头发剪掉，女兵全成了秃子。休息时，淘气的小战士会乘她们不备，猛地掀掉她们的帽子叫：“尼姑!尼姑!”惹得大家一阵笑。

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已经先行通过，路上的野菜都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赵瑛所在的卫生队就是能挖到一些野菜，也要先给伤病员吃。女兵们连草根带泥巴一块吃，个个瘦得皮包骨，肚子胀得老大，走路直打晃儿。不时头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呼啸着跟着行军队伍疯狂扫射，只有几杆破枪的红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草地上又无可掩蔽之处，大家只能在头上带个树枝圈圈儿就地卧倒。一排排飞机上重机枪子弹打下来，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草地上。飞机扫射够了，飞远了，活着的战士们哭着喊着怒吼着，掩埋了牺牲战友，然后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艰难前行。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赵瑛和战友们终于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村庄、牛羊和袅袅升起的炊烟，看到路上络绎而行的人影，脚下的草地也变得结实了。战士们狂喜地大叫着，猛地蹦起老高，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赵瑛和姐妹们互相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眼里噙满喜悦的泪水。他们终于走出草地了!

赵瑛随部队到达延安不久，赶紧求识文断字的战友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她参加了红军。两个月后，一个亲戚来了信，说由于她参加了红军，父母弟妹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五口之家，只剩下她一个人!

女大创办后，专为长征过来的没文化的女红军办了一个特别班。一次，指导员薛明(后为贺龙元帅夫人)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地图，打开来给特别班的老兵们讲长征时走过的路线。赵瑛和几位年轻的“老革命”没见过地图，见薛明在上面划出几条线，竟大为光火，赵瑛腾地站起来喊：“我们走了老远老远，你那么几根线线就给我们划完了?”

东北抗联的另一场“长征”

黎侠，抗联出身的女战士，与赵瑛住过一孔窑洞，是铺挨铺的姐妹花。听赵瑛讲长征的故事，黎侠哭了;听黎侠讲抗联的故事，赵瑛哭了。

1933年冬，大东北积雪过膝，冻云欲裂。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突然包围了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村落，把全体村民赶到麦场上。三十多个青壮年男人被挑了出来，用绳子捆住双手串在一起。一个鬼子军官挥着手枪吼叫说，几天前抗联分子炸了县城里的炮楼，今天皇军就是来警告你们的!随即，早已架好的几挺机枪吼叫起来，那些男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一个个像草捆一样倒在血泊之中。

村民们呼天抢地，悲号不已。其中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那时她叫黄晓英，参加革命后改名黎侠。就是这血流成河的一刻，让12岁的她跟着父亲，很快成为抗联战士。

1936年元宵节，鬼子忽发奇想，为粉饰“大东亚共荣圈”以蒙骗世界舆论，在宁安县精心组织了一个大型灯会，事先给好些中国小孩发了新衣服和糖果，但规定衣服不许弄脏穿坏，糖果也不许吃，吃了就杀头。等摄影师拍完电影，两样东西就收回。

抗联组织决定破坏鬼子的计划，派13岁的黎侠混进灯会。就在鬼子摄影师开拍的时候，她乘夜色掩护，把藏在棉衣里的几百张传单像雪片一样撒出去。顿时满街大乱，鬼子摄影师只好关掉机器。

第二天，宁安县贴出通缉令，悬赏20万金票捉拿撒传单的女孩。黎侠在村里呆不下去了，经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安排，她在数十里外的约定地点找到地下交通员、农家妇女丁志清。数天后，丁志清扔下3个未成年的女儿(分别为7岁、4岁、1岁半)，带着黎侠上了山。临走时，她对大女儿说，妈上山找你爸去(其丈夫孙万贵是抗联战士)，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别忘了半夜起来给小妹把把尿。白天饿了，梁柁上挂着几十穗苞米种，你和小二抱磨杆儿拉点苞米面，做面糊糊吃吧……

找到抗联队伍后，丁志清再没回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战乱年代，这3个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们为寻找母亲，一路乞讨，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成了流浪儿。直到解放后，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

东北抗战，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另一场长征，一个冻死、饿死、战死的悲壮而漫长的铁血里程。在延安窑洞里，黎侠给赵瑛算了算，说我13岁当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打了3年游击，也走过一个二万五千里呢!

有一年冬天，黎侠和两位战友在战斗中负了伤，这支抗联小分队不得不进入一个村屯的堡垒户李大娘家隐蔽。十几个人，家里那点儿玉米很快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走路都没了气力。黎侠发起高烧，几近奄奄一息。一天晚上，李大娘忽然给大家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子。大家欢呼起来，瞪大眼睛一窝蜂扑上去，边吃边问大娘从哪里搞来的粮食?

吃吧吃吧，问那么多干啥!大娘说罢回身进了炊间。

不大会儿，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来说，大娘躲在当院里哭了。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儿不对。队长最先发觉了，四面瞅瞅，哑声问：小玉花呢?

6岁的玉花是李大娘的孙女，她的父母都战死了。战士们疯跑出去找，没有。队长冲到大娘面前问，玉花哪去了?大娘不语，只是眼泪哗哗流。再三追问之下，李大娘终于忍泣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玉米面!

如雷轰顶。夜色中，队长和二十几名战士齐刷刷跪倒在大娘面前，泪如泉涌磕了3个头。

还有令人又心酸又好笑的故事。那是大山里的初春，能吃的只有些草根。黎侠和战友刘英(其丈夫韩光原为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在长途转战中饿得头晕眼花，好不容易挖到一小捆草根。刘英说，我拿到河边洗洗吧。黎侠点点头，一屁股瘫坐在大树下。刘英把草根拿到河边洗着洗着，饿得实在忍不住，心想先吃一点吧。结果一张口，一发而不可收，等她回来时，草根已经吃光了。

黎侠见她两手空空地回来，奇怪地问，草根呢?

眼泪一串串从刘英脸上掉下来，她有气无力地说，真对不起你，草根让我全给吃了，要不我就饿死了!

黎侠有些来气，说你怎么能这样，那是咱俩的，你也不能独吞啊!

那时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刘英不知怎么赔罪才好，便搂住黎侠的脖子说，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管你叫妈行不?

行，你要不叫我就毙了你!黎侠乐了。

刘英果真叫了一声“妈”。

刘英和黎侠同岁，还比黎侠大几个月。这虽然是个玩笑，可深感内疚的刘英一诺千金，以后真的就跟黎侠叫“妈”了，黎侠也乐呵呵地应着。一年后，黎侠和刘英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住同一间宿舍。一天晚上，两人埋头复习功课，有道数学题把刘英难住了。她头也不抬，习惯性地说：妈，这道题我咋想不明白呢?

正巧这时李立三推门进来，他四下瞅瞅，诧异地问刘英，你跟谁说话呢，你妈在哪儿?

刘英和黎侠只好把前因后果跟李立三说了一遍。李立三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

关于红军长征的小故事 篇5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匆忙赶赴南昌，在红军西征路上部署封锁线。

横在中央红军面前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赣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由碉堡群构成，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防守这道封锁线的，是被称为“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粤军。让蒋介石料想不到的是，早在1934年4月，陈济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已经开始寻求同红军的联系。9月，周恩来派专使秘密与陈济棠取得联系，向他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陈济棠巴不得红军不进入广东，使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追进广东、乘机侵占他的地盘的借口。红军与陈济棠达成了借道通过的协议。这样，红军除了与粤军个别部队有零星交火之外，几乎兵不血刃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11月初，当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是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后，立即命令薛岳率中央军追击，同时命湘军何健部入湘南布防，陈济棠率粤军主力进至乐昌、任化、汝城间截击。但何健的湘军还没来得及部署，红军已经扑向第二道封锁线。此时，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仍是陈济棠的粤军。粤军一个团意外地与红军打了一仗后，11月8日，红军在横列于任化、乐昌之间的粤军重兵检阅般的注视下，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湘军也打“小算盘”

红军顺利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后，迅速扑向湘南。前进的路上是蒋介石的第三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设在郴州、宜章之间，守军为“湘军悍将”何健的部队。但何健太了解红军的战斗力了，所以，当他接到蒋介石要他阻止红军西进的命令时，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能侥幸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深怕与红军拼掉了老本，回头再被老蒋收拾掉。这种想吃怕烫的心理最终还是让何健效仿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主，追堵红军为次，想让红军早些离开湘境。于是他把重兵集结于湘西北，在湘南与广东的结合部兵力配置则较弱，指望陈济棠能帮上一把。可是陈济棠又怎么会帮他呢!至11月15日，红军从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虽然通过三道封锁线，但也暴露出弱点

红军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暴露出三个弱点。一是行动迟缓，部队采取难以机动灵活的方式作战。由于中共中央机关把大量笨重的物资和工厂机器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部队行军长达160里，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同时，总是采取两个军团在左翼，两个军团在右翼，一个军团殿后，中央机关居中的方式，被称为“抬轿子”式转移、“甬道式”行军。二是暴露了转移的战略意图，让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要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三是优柔寡断，不善于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转变作战方向。当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毛泽东曾建议红军组织力量反击，趁国民党军各路立足未稳之际，寻歼其一路或一部，改变被动局面。彭德怀亦提议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避免陷入绝境。但是，只顾得消极避战、一味西进的博古、李德，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

血战湘江，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进入湘南，前面横亘着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继续向前就等于往敌人布好的口袋里钻。蒋介石认为围歼红军的机会到了，令湘、粤、桂及中央军共约40万人对红军形成追堵合围之势，企图把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后最大的一场恶仗开始了。

11月27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顺利突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28日，红3军团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以南部分地区。侧翼的红8、9军团业已占据有利地区，殿后的红5军团则扼守要地，迟滞追击之敌。英勇的红军主力军团，已经搭好了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的安全通道。此时，中央纵队距渡江点仅有80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即可迅速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仍不肯抛弃从苏区带出的笨重家当，在路上足足耗去4天宝贵的时间。此时朝湘江急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已迫近江边。为了保证中央纵队的安全，各路红军都陷入了以少打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境地。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奋战，其惨烈程度难以言表。战至12月1日，中共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但是，因担负掩护任务而被阻于湘江以东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大部壮烈牺牲。

至此，蒋介石精心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均被英勇的中央红军突破，对于其重大意义，正如当年亲历其事的李聚奎后来所说：“在赣粤湘桂边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和第四道封锁线，是中央红军长征第一阶段的战斗,也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历时一个半月。在这个阶段中，红军以‘久困之师’，连续打破了粤军、湘军、桂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重封锁，渡过了湘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粤湘桂边境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经湘江一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对比，各级指战员逐渐觉悟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部队中对现行路线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长征究竟经过了多少次战斗?战果是多少?根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时，由彭加伦记录、肖向荣填词的《远征曲》这样总结：“大小五百余战，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这还只是中央红军的情况。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这是确信无疑的。

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湘江之战前红军折损大将损失2万余人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损失的人多。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

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着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并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场面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四川：红军长征的“输血机” 篇6

四川是红军停留时间最久、经过区域最广、留下足迹最多的省份，红一、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经过的县份共70个，其中雅安、阿坝地区的许多县经过两到三次，红军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的广大地域，总里程为5200余里。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的活动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在整个红军长征途中也都是少有的。从1935年5月至1936年7月的15个月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先后在甘孜藏区的泸定、康定、丹巴、道孚、乾宁（已撤消）、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雅江、理化（今理塘）、稻城、定乡（今乡城）、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色达等16个县经过和停驻。特别值得铭记的是1936年7月1日这一天，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两大主力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会合了。

长征中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也都是在四川发生的。例如打乱蒋介石战略部署、策应中央红军作战行动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胜利意义的巧渡金沙江，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的强渡大渡河，还有著名的飞夺泸定桥等战役，都是在四川打响的。

红军在四川县城建立革命政权最多， 付出的代价也最大。红军在川期间， 先后占领了33座县城，分别是：冕宁、阆中、越西、泸定、天全、芦山、宝兴、剑阁、南部、昭化、彰明、平武、北川、茂县、懋功、理番、崇化、梓潼、撫边、阿坝、绥靖、丹巴、荥经、道孚、甘孜、瞻化、理化、雅江、得容、定乡、稻城、白玉、炉霍。虽然红军在川期间取得的战果显赫， 但是红军付出的也是血的代价。红军在进川时的兵力约有12万， 但是在出川时却只剩下约6万人。造成如此大伤亡的原因，除了战争因素外， 主要就是自然环境的因素。

在四川，红军还多次召开了重要的决策会议，此外，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在这里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内容参考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红军长征博物馆建于四川的原因》，甘孜州档案局韩广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所作《红军长征过甘孜藏区概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

红军长征小故事 篇7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８８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

１９３６年７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５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１８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

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

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２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１９３７年３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１０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

“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

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７．９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

“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

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

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

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

“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１９６１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１６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读《红军长征故事》有感 篇8

江西樟树市永泰初级中学 作者 九（1）蔡佳仪 指导老师 杨毕

如果你没有坚强的意志，请读一读《红军长征故事》；如果想知道团结的力量；请读一读《红军长征故事》；如果你需要重温红色经典，请读一读《红军长征故事》……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中的光辉篇章，红军长征被誉为中国的红飘带。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世人谱写了一曲气贯长虹的英雄赞歌。

面对高山岭秃、朔风凛冽、冰雪覆盖的高山，战士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没有一句怨言。当他们把自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看，泸定桥下水流湍急，汹涌无情！敌人的枪弹更是疯狂残忍，但战士们并没有因此害怕退缩，鲜血染红了一根根乌黑的铁链，他们仍是前进、前进……终于，他们登上了对岸桥头阵地，消灭了全部敌人。

听，在天边的草原上，老班长用和蔼的声音叫小同志把鱼汤喝下。他们的粮食已经断了好几天了，菜地里的野菜也被挖尽了。饥饿，像一只只无形的野兽，随时吞噬着战士们的生命，老班长用一根生了锈的鱼钩，好不容易钓到了一两条小鱼，用它煮成鱼汤给小战士喝，自己却舍不得喝一口。在其他战士走出茫茫草地的同时，他却永远倒下了。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史诗，是20世纪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斩关夺隘洒热血，万水千山只等闲，革命理想高于天，军民团结鱼水情，团结北上奏凯歌。

其实，有时，学习就像长征，他以 “ 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使我们进步。为奥运会备战的运动员们就像长征时面对着敌人，他们总是很冷静的，用自己的毅力和实力，获得辉煌的成就。生活就像长征，需要我们勇敢地面对一次次挫折，不屈不饶，勇敢前进。

回忆红军第25军的长征 篇9

同年农历九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桃家河，与敌上官云相部的47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25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找我们”。当时接信后，我们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25军留守处，当日率领25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商城到麻城，我们进至汤池與敌109师激战，将敌4个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在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107师激战，消灭敌2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2小时，准备急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江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130华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5时，由该地出发，10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25里到了胡山寨（属光山县），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人集中4个师的兵力（刘镇华64、65师，东北军117、120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11时战至黄昏，将敌4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近4000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战斗我军伤亡较大，75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224团政委均在此战斗中光荣牺牲，74师师长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处理后，立即出发西进，进至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暂时的失败，人力、物力、粮食已空，红25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应留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坚持。红25军在哪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中央不做决定（因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自行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看了指示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与红25军一同长征。我军在何家冲休整2天，即由该地出发，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进至朱塘店，与堵击我军的东北军129师激战，将敌全部击溃。在该地，我军作了越过平汉路的准备，随后即由东双河附近横越平汉路，向湖北随、枣前进。

在枣阳七里冲与堵击我军的44师萧之楚激战后，我军转进桐柏、唐河之间的平氏，向泌阳、方城前进。在方城北独树镇与庞炳勋部激战9小时之久（上午11时打到下午9时），我军当晚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敌人亦分两路，沿平行道路追击我军。我军在拐河与敌人激战数小时，冲破敌人阻击，向南召、卢氏之间前进。经栾川、卢氏、黑裕、官铺、兰草，由鸡头关进入陕西，当日打下三要司，消灭守军杨虎城4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4个连长。当我军继续前进到庾家河时，敌人第60、61师（蔡廷锴旧部）由河南朱阳关追来，在庾家河展开激烈的战斗。从上午9时战至黄昏，我军将该敌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均负伤。这样经过数次战斗后，我军给追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敌人堵击我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部退河南。我军继续前进，经竹林关到湖北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又转入陕西庾家河、兰草一带，转向西进，经杨家斜、红岩子、凤凰嘴，打下镇安，在镇安休息数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抗捐、抗税，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由镇安出发到黑山街，经米粮川又转至凤凰嘴。敌42师柳彦彪旅所辖3个团，追击我军。我军在蔡玉窑与敌激战，歼敌1个营，随即向曹家坪前进。敌人仍尾追我军，我军在葛牌镇又消灭柳彦彪旅5个营，残敌即逃。

我军在葛牌镇休整一星期，过旧历年。休整后，我军西进，又经大泾川、青花匾毛坪（敌人1排投降）前进，打下宁陕，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2旅旅长张飞生所辖3个团赶来，追击我军，我军继续西进，打下佛坪（袁家庄）。敌人继续追击，我军进至华阳，准备消灭该敌。在华阳与敌激战，消灭该旅2个团，旅长张飞生负重伤，第4团团长被俘。华阳群众条件较好，故在此停留9天，发动群众，组织了华阳游击队，派魏文建同志留在华阳，任华阳游击队长（此时是在1935年2月间）。

25军转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香山，进入柴家关，在此地发动群众斗争。后我军又继续东进，打下柞水。这时杨虎城的警3旅旅长张汉民所辖2个团追击我军，在蔡玉窑与我军激战。我军又经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在九间房消灭张汉民5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民。（张汉民系中共地下党员，被俘后被误杀。——编者）在葛牌镇停留8天，于农历1935年三月间，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原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等组成；改选后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并决定红25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我军即根据会议决定继续东进，打下洛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洛南游击队。我军转进龙珠塞，在此停留一星期，进行整训及发动群众。后进至典雅子、大小泾川一带，停留半月之久，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共组织3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派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此时在1935年农历四月底）。

5月初，敌人正式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8个师（24个团）、萧之楚1个师（6个团）、杨虎城4个旅（11个团），共计41个团的兵力。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5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人的战略是“先疲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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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由4路分进合击、接近我军时，我军为了疲劳敌人，于当晚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狭进峦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东北军117、120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决定一部牵制敌人，一部急行军，打下河南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1个营，活捉萧之楚的军需长，缴获大量物资，补充了我军，提高了我军战斗情绪。当晚由此出发，经4天急行军，共走了560里，进入陕南的黑山街，将追击我军的敌人，远远摆脱在后面。我军在此等待迎击敌人，提出了：“哪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哪个敌人”的口号。3天后唐嗣桐与我军接触，我军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1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2个团诱入袁家沟口（因为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袁英臣所组成的独立营，袁任营长，我们派夏云庭同志任政委），将其全部歼灭，活捉旅长唐嗣桐。

经过了这一战役，我军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我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当中，缺乏物资。鉴于山外人口集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山（秦岭），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及扩大我军政治影响。6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尹家卫。在后更子、尹家卫（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占领尹家卫后，看到了从敌人缴获来的《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敌人——于学忠部的1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的部队，也经西南公路西调。当时我们估计：我一、四方面军一定会合北上。因此，红25军在子午镇西20里处，停留1天，省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25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25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25军即由该地出发，经周至、戶县、新口子（骆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胡宗南的别动队4个连遭遇，我军将该敌全部歼灭，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姓何，名字忘记），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根据俘获的少将参议的口供及其他情报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部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防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25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主力北上的计划。此时正是1935年8月1日，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补充干粮，准备继续西进。8月2日即从该地出发，打下两当（于学忠先头部队后退90里），急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天水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谷急调1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

我军在兴隆镇休整3天，主要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及我军良好纪律的影响，少数民族对我们帮助很大（报告消息、当向导等）。整休以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红25军即转进六盘山，经瓦亭、三官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1个旅（消灭该部1个营左右）。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全团（团长马开基当场击毙），红25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此战役中光荣牺牲。红25军又向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17天之久。敌人毛炳文、马鸿宾一部尾追我军。因当时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15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红15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

（原载《党史资料》1954年第10期，后收入《红25军长征纪实》，芦振国、姜为民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红军长征简短感人故事 篇10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西南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1月19日起，红1、3、5、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演出了一幕军事史上着名战例——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向我追截，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敌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

2月2日，我右纵队红一军团先头第二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第一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我军在继续西进中，一军团又先后在叙永、毛坝、大坝等地遭川敌截击;左纵队红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敌两个团发生战斗。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予成立了中同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2月7日，龙云命令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第一、二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以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我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

二渡赤水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人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西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中革军委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我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黔敌，乘胜夺取遵义。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庆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五十九师主力及第九十三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五十九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残敌逃过乌江。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地区之敌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口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粹、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三渡赤水

敌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吁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我军东进。

1935年3月5日以后，我军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粹、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自腊坎、长干山，寻歼敌人第二纵队，未能得手。蒋介石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令各路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敌第一纵队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根据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部和王家烈残部为主要作战目标。15日，我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二纵队，因敌3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我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俞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四渡赤水

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篇11

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

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

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母亲叮嘱他：“孩子，你放心地走吧!不要惦记我们，你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看着坐在眼前的母亲，我真不忍心再让她这样走下去了!可眼下部队都已分批北上，我无法把母亲妥善安置下来，也无法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身患重病的母亲还能走过去吗?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可能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的母亲……

“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

“没想到母亲却坚定的说：‘不成，队伍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我两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这时，通信员再次提醒我说：‘政委，队伍都走远了。’母亲也用颤抖的声音催促我说：‘孩子，你们快走吧，别误了队伍上的大事呀。’我很想为母亲再留点什么，但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便在无奈之中取出公文纸，给后续部队的一个政委写了便条，请帮助照顾一下我的母亲，然后把这张便条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多年以后，当李中权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后，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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