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共12篇）

红军长征 篇1

一、中央红军过云南

1. 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2. 时间:1935年2~5月。

3. 经过:

1934年10月中旬,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共8.6万余人, 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 开始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 强渡乌江天险, 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 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 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 穿插迂回于数十万敌人之中, 四渡赤水, 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 并迅速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西进云南、威逼昆明、抢渡金沙江。5月上旬,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 3万多红军凭借六条木船, 历时七天, 在禄劝皎平渡顺利渡江 (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在禄劝洪门渡口渡江) ;与此同时, 罗炳辉领导的红九军团, 也从平彝 (今富源) 进入云南, 连克宣威、会泽等县城后, 从东川的树桔渡口渡过金沙江。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 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中旬, 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8月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 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 先期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 于1935年2月4日至14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次转战云南, 在云南境内先后活动28天, 途经威信、镇雄、平彝、宣威、沾益、曲靖、马龙、寻甸、东川 (今会泽及昆明市东川区) 、巧家、嵩明、昆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等16个县境, 先后攻占威信、马龙、宣威、东川、嵩明、寻甸、禄劝、武定、元谋等9座县城。其间, 中共中央于2月5日至9日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史称“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 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做出了红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决定。

4. 中央红军过云南的遗址:

(1) 扎西会议会址 (“鸡鸣三省”标志碑) ; (2) 柯渡红军纪念馆; (3) 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碑、禄劝洪门镇 (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渡江处) ; (4) 会泽扩红遗址 (雕像) 、东川树桔渡 (红九军团渡江处) ; (5) 元谋龙街渡、红军标语等。

二、红二、六军团过云南

1. 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

2. 时间:1936年3~5月。

3. 经过:

1935年11月19日, 战斗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17000余人, 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以后, 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 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等地出发, 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层层封锁, 从湖南转战到贵州, 四进四出云南:1936年3月6日, 红军首次进入彝良县境, 3月15日出云南;3月16日, 再入彝良县境, 至3月18日出云南;3月20日, 进入宣威县境, 至3月29日离开云南;4月1日, 进入平彝, 至5月14日全部从云南中甸离开滇境, 在云南境内活动68天。其间, 经历了回旋乌蒙、挺进滇中、威逼昆明、横扫滇西、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等艰苦的转战历程, 途经彝良、镇雄、巧家、平彝、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富民、罗次 (今禄丰) 、禄丰、盐兴 (今禄丰) 、楚雄、牟定、镇南 (今南华) 、大姚、姚安、盐丰 (今大姚石羊镇) 、祥云、宾川、鹤庆、丽江、中甸和昆明市的官渡区、西山区等28个县 (区) , 攻占了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 (今香格里拉) 等13座县城。

1936年4月下旬, 在丽江石鼓至巨甸60余公里地段上的5个渡口, 1.8万红军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 历时四天三夜, 全部渡过金沙江, 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 奉党中央命令, 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第二方面军建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 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 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结束长征。

主要战斗有宣威虎头山战斗 (红军在云南最大的战斗) 、禄劝普渡河铁索桥之战、寻甸六甲之战 (红二、六军团长征中最激烈的阻击战) 、宾川州城之战、迪庆奔子栏阻击战等。

4. 红二、六军团过云南遗址:

(1) 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 (2) 丽江石鼓渡口、纪念馆、红军与船工雕像; (3) 中甸中心镇公堂; (4) 噶丹松赞林寺。

三、云南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

1. 数千人参加红军。

红军每过一地, 纷纷打开土豪劣绅的仓库, 把粮食、布匹、衣物分给穷苦百姓, 并四处张贴布告, 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打倒贪官污吏, 铲除土豪劣绅”等宣传标语, 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 号召穷人参加红军。红军的宣传和行动, 为劳苦大众指明了出路, 唤醒了人们的革命要求, 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 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300余人, 在会泽短暂的三天内即扩红1500余人, 是红九军团自长征以来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红二、六军团在宣威境内沿途扩红近百人;在禄丰元永井, 呈现出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500多人参加红军;在祥云, 七八百被迫守城的壮丁争先报名参加红军, 红军说服部分年老体弱或年纪太小的同志回家, 并发给路费, 其余500余人加入红军, 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扩红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余各地还有不少人参加红军。经过宣传, 沿途数千人参加红军, 为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 壮大了红军队伍和力量。

2. 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 为伤病员疗伤治病。

红军一路开监救人, 开仓放粮, 打击土豪劣绅;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还帮助群众劈柴挑水, 和群众嘘寒问暖, 得到了云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他们纷纷帮助红军收留掩护伤病员, 为伤病员疗伤治病, 为红军补衣服、打草鞋, 鹤庆白族龚银凤大妈机智救红军、富民赤鹫永富村农民杨得春护养小红军的故事就在当地传为佳话。

3. 为红军筹粮筹款, 做翻译、当向导。

红军抢渡金沙江时, 丽江县共有71人给红军当过向导。在中甸休整期间, 红军以贺龙名义发布公告, 向藏族群众和僧侣阐述红军性质和纪律, 并热情接待了藏族同胞, 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幛, 向一些喇嘛发委任状。在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 寺院、商人为红军筹粮6万多斤, 还派僧侣为红军做向导、当翻译。

4. 帮助红军渡江。

皎平渡张朝满等37名船工, 禄劝洪门渡8名船工, 东川树桔渡饶树清、张朝兴、王文亮等船工, 石鼓渡口李顺才等28名船工帮助红军渡江, 丽江鲁桥乡长、开明士绅王瓒贤帮助找船工和船, 22名木匠、铁匠为红军做“筏子”。

四、红军长征对云南革命的影响

两路红军过云南, 经过云南7州 (市) 34县 (区) , 对云南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宣传群众, 播下革命火种。

红军征途所至, 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打富济贫, 除暴安民”, 留下了上千条标语;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宣传“北上抗日”“抗日救国”, 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2. 恢复重建了中共云南地方组织。

3. 扎西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建立了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云南支队, 对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

4. 开展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 取得成效,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柯渡回族聚居区, 红军领导人接见回民首领, 到清真寺找阿訇及教民谈话, 阐释党的民族政策;在中甸休整期间, 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教育, 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在武定万德彝族聚居区, 村前村后, 到处是红军的口号:“彝民们团结起来, 实行不交租, 不还债!”“云南工农暴动起来, 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的到来, 给彝族人民指明了翻身解放的道路。

红军长征 篇2

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人类载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远离了那战火纷纷的年代，现在的人们面对困难有两种选择：知难而退或者就是知难而进。

我看完《红军长征的故事》，从内心不由自主的发出这样的赞叹：“这简直是中国战争史上前所未闻的”。它已经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红军爬雪山的时候，吃的是皮带、树根，穿的是草鞋，薄衣，他们却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战胜了一道又道的困难。生活中，学习中经常因为一点点的挫折和难题和放弃面对它，这是一个多么打得错误啊。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面对它，俗话说：“困难就像弹簧一样，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们学习的过程，正如科学家攻克难关一样，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只有披荆斩棘，奋勇当先，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知识就像满目琳琅的大宝库，探寻它的路是坎坷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其实，困难的重量是由你的习惯来称的，在怕困难人的眼中，它就像巨人一样，相反，在怕困难人的眼中，它只不过是蚂蚁大小，只有经过磨练的人，才会不停地与困难做斗争，勇于和困难做斗争的人才能取得胜利。

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漫长的征途，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难困苦呢？诚然，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

红军长征过南雄 篇3

走万隆入南雄界址这一路红军主要是红一军团的部队，其中红一军团直属队于10月26日到达乌迳墟。这时，蒋介石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前来堵截，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锦陂等地设置各种障碍，企图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这些障碍，争取时间，不让敌人在这些地区站稳脚，红一军团给直属侦察连下了一道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直属侦察连是红一军团的耳目，主要任务是在前方为大部队侦察敌情，一般不投入大的战斗，在遇到紧急情况下，才把该连当作一个拳头打出去。侦察连有160多人，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军政素质较好，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党团员；武器装备也较优良。全连分为机枪、冲锋枪、步枪、短枪四个排。连长刘云彪，福建人，个头不大，外号叫“小老虎”。这次是他带领部队离开于都后要打的第一仗。接到命令，他立即召集全体官兵作战斗动员，鼓励大家说：“这是军团部给我们连的光荣任务，明天拂晓前一定赶到新田，趁敌人立足未稳，坚决把他们消灭掉。”尔后，全连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着目的地急进。

10月27日拂晓，各路队伍按时到达前沿阵地。先前派去监视敌人动态的侦察员前来报告：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山坡上挖战壕、筑工事，敌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听完报告即下达命令：左路监视炮楼行动，中路全面进攻，右路掩护进攻。命令完毕，他亲自率领的中路部队乘敌人不备，首先向正面的敌人发起攻击。敌人见这形势，慌忙丢下工事，仓促应战，还没听清枪声来自何方，就断送了几条性命。紧接着右面山头的枪声也响起来，顿时，整个新田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战士凭借地形掩护，冲锋枪、步枪、短枪一齐射向敌阵，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乱作一团，一个当官的指手画脚，重整阵容，固守山头，以待援兵。新田墟炮楼里的敌人见前面山头上的守军与红军打得吃紧，便派兵前去增援。当敌人刚步出炮楼不远，被早已注视这伙敌人的红军战士一齐开火，一阵猛烈地扫射，把他们压了回去，过很长时间不敢出来。

此时，山坡上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山头的敌人仗着有利的地形和工事拼命抵抗，死守阵地，红军战士一时难以攻破敌阵。这时，监视敌炮楼的部分战士加入了正面进攻，用机枪掩护，其他战士冲出掩体，猛冲猛打，杀声震天。敌人看到红军来势凶猛，自己又缺少增援，丢下20多具尸体，东逃西窜，仓皇向外逃命。

新田之战是长征红军入粤第一仗，也是第一个胜仗，保证了红一军团部和长征部队顺利通过乌迳，沿着梅岭山麓向西前进。

新田之战后，红一军团部直属队进驻界址墟，直到10月28日，红一军团大部经乌迳、大塘、夹河口、坪田坳一线出江西大余县的兰村，另一部由江西的信丰县下坑，经南雄的黄地、大兰到达大余县的兰村与大部队会合，随后从大余县的南部向赣、粤、湘边开进。与此同时，红九军团跟在红一军团之后，火速行军，经界址，尾随红一军团路线疾进至平田坳、兰村一带。

随后的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又沿着红一军团直属队的路线，经界址到乌迳，是晚在乌迳宿营，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援。第二天，红军急行军转入江西，30日到达小梅关宿营。次日经游仙、河洞、内良向湖南方向前进。

10月29日，中革军委获悉国民党的西路军何健部第六十二师向地处湘、赣边境的汝城、桂东移动的情报，即命令中央红军于11月1日进至并通过国民党军设在桂东、汝城、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从10月26日进入南雄界址，到10月31日离开小梅关，前后经历了6天的时间。红军在南雄期间向沿途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并在很多村庄写下了不少革命标语。红军纪律严明、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南雄人民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漫漫长征路,红军吃什么? 篇4

朱德在行军中亲自下厨

1934年秋天,红军开始了长征。在长征路上,有时供给好,有时供给不好,这主要看地区。湖南、四川都不错,广西、贵州、云南差一点,当然更差的是川西北和甘肃。

长征期间,从东部向西,战士们吃大米的机会减少,在川西北、黔藏地区,能找到的粮食主要就是青稞,有时军情紧急,一些部队带着没有脱粒磨粉的青稞,人和马都难以消化。

长征中第一次、第二次过草地时,许多战士因误食有毒的野菜而牺牲。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准备三过草地。为筹备粮食,朱德专门请来当地人,询问周边有哪些可食用野菜。在朱德带领下,野菜小组认识并收集了多种野菜,还为此专门办了一次野菜展览,让红军战士们排队参观。

红米、南瓜,是井冈山一带的饮食标配,当时还有一首红军饭之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朱德是在行军中亲自下过厨的红军总司令。有一次,一位红军战士拿来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问自己的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旁边的朱德听见了,转过身说:“等一会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

红军长征为何不与人分吃炒面?

在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后,红军内部反对南下,要求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力量壮大起来了,加上甘孜地区太贫穷了,部队在这里确实难以生存,张国焘决定还是北上。于是部队开始做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开始收集粮食和御寒的东西,政工干部开始讲政策做动员。部队给每个班、机关每个科发了一个锅,每个人10斤左右的青稞炒面,红四方面军在前,二、六军团殿后,从甘孜向阿坝出发。

离开了甘孜后,就进入了高寒地区,气候变化很大。部队出发后到达的第一个县城是德润。说是县城,才几户人家,在县城根本找不到可以让部队宿营的房子,政治部就找了一个干水沟,战士们又冷又饿地睡了一晚上。因为饥寒交迫,战士们太累太虚弱,有红军战士躺下后就再也没起来……部队这样走了十几天,才走到阿坝。

到了阿坝之后,情况也不见得好。粮食已经吃完了,青稞也被前面的部队收割完了。红二军团的刘月生和另一个干部一商量,跑到地里去拾青稞穗子。饿了就把青稞放在瓦片上,烤熟了吃。连续拾了三四天,弄到了不到40斤的青稞,磨成炒面才七八斤。但他们就是要靠这点粮食吃一个月,才能走过雪山、草地。

从甘孜出发后,每天宿营后,战士们第一个事情就是找野菜,用水煮了后,像撒胡椒面一样撒一些炒面。当时红军战士中,再好的关系也不接受别人的炒面。因为谁都不够吃,如果一个人吃,可能还能活下来,如果分给其他人,那两个人都活不了。

九个炊事员

长征的时候,红军三军团一个连队有九个炊事员。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人都挑有六七十斤。

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火,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进入雪山之前,上级通知轻装。他们把不必要的炊事用具都扔掉,只挑着可供全连吃一两天的粮食。另外,每人还带些生姜、辣椒和十几斤干柴。

到了毛儿盖,部队休整了一个星期。在这里每人又准备了十天干粮,炊事班还多准备了一些青稞麦。

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挑着行军锅,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倒下去了,一声不响地牺牲了。

正午,部队休息,炊事班赶忙支锅、烧姜汤、辣子水。汤烧开了,可是,一位接过了牺牲了的炊事员背的行军锅的炊事员,他刚把姜汤递给战士,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

第五天晚上宿营,刚到后半夜,发着高烧的炊事班班长老钱偷偷爬起来为同志们烧开水,因为太过劳累,钱班长死在他的岗位上——锅灶前。

第二天,行军锅又被另一个炊事员挑着前进。每天宿营,部队还是有开水和洗脚水。

连队到达陕北时,九个炊事员全部牺牲了,但是,在最艰苦的长征中,这个连队的战士,除战斗减员外,没因饥饿牺牲一个人。

红军长征 篇5

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红军长征已过去了七十年，但长征精神依然鲜活地留在人们心中，鼓舞

着我们每一人。我是一名普通百姓，在我青少年时期，就熟悉了红军的事迹，特别是“会泽扩红”更加耳熟能详，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结愈发强烈。在我眼里，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连外国人斯诺?索尔兹伯里都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也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饮水思源，是大家都明

白的道理，也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动力，在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为了把这感动一代代人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面对自己的先辈，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哪里？我们有没有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天下的革命先辈？有人可

能会认为，当年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有饭吃。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当了红军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为了吃饭。我们在长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

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巨大牺牲，“送郎当红军”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红军将领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有饭吃，他们就是为了人民的利

益，为了大众的解放扛起了抢。假如仅仅为了吃饭，你就无法解释这样的故事，红军长征到咱们云南时，有12位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说，只要你们不

当红军了，就可以放你们生路，不杀你们，但是这几位红军战士个个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办法，就把红军伤员带到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两个

伤员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红军就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跳”。当地群众后来把这个洞叫“红军洞”，这个事迹刻在那个洞口的碑上。我觉得，红

军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里，承担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责任感，最值得我们纪念，也是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需要的。什么样的精神让我落泪？那就是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集体的团队精神。从资料上见到当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队为红军垫后。掩护主力队伍撤退以后，他们只剩

下四五百人。等到他们撤退的时候，湘江已经被******封锁了。他们又饿着肚子翻山越岭退回到湘西打游击。撤退途中，陈师长腹部中了敌人的子弹，他命令其他的战士撤退，自己来掩护，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非常得意，在抬着他去邀功的时候，陈师长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个故事让

我流泪，长征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为了大部队的安全，牺牲了自己，如果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精神，那就无坚不摧了。长征精神是一个宝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受益匪浅。如果要问我，纪念长征的感悟是什么？我们今天纪念红军“长征”，已经没有了战火纷飞的氛围，七十年前艰苦程度甚至超乎

我们的想像，但其精神却会永远激励着我们。毛主席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想，人生可以平谈，但不能虚度光阴。这就是我的最大感悟。我们今后要继续发扬红军长征精神。遥望着眼前的山山水水，眼前总会浮现长征中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今天的纪念活动远远无法表达出我们对红军的崇敬之情。

红军长征读后感范文二还记得毛泽东写的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前山只等闲……”是啊，整整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漫长的征途，我们的红军战士又要经历何等的艰

难困苦呢？诚然，广大红军基层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路上披荆斩棘，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血和泪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面

对山高邻秃，朔风凛冽，冰雪覆盖的高山，战士们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用超乎想象的毅力和艰辛为部队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一条磨炼意志的艰难

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之路。遇到开阔美丽的草原，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没有一句怨言。当他们把自

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也许，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

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阶级友爱。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

动。然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同学们，我们要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

挑战，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丝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顽强拼搏的精神。

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

长征，那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辉煌未来前进。

长征途中，没有吃的，把骡马杀掉；骡马没了，去挖野菜，哏树皮、嚼草根；野菜吃光了，就煮皮带吃……那一件件、一幕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动人的小故

事——《金色的鱼钩》。

这个故事叙述了一位老班长为了让几个伤员不饿肚子，自己不顾疲劳、强忍饥饿来到小水塘为他们钓鱼充饥，自己却一点儿也舍不得吃，最后活活的被饥饿折磨得倒下了。老班长那舍己为

人的精神、那崇高的革命主义品质，深深地打动着我：为了让自己的伤员不饿肚子而牺牲了。试想，当时如果有一把米，对，哪怕只有一把米，老班长也许不会被

饥饿夺去他坚强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同学不懂得爱惜粮食，他们把饼干、馒头、面包、稀饭随便乱扔，在家里挑吃捡穿……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五千万人吃一年，多么惊人的浪

费啊！

古人尚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彻骨感受，我们应该从中领悟粮食的珍贵。是的，一粒粒粮食从播种到收割，再加工成成品粮，至少要经过20道工序，这中间包含了农民多少辛勤的劳动，每一粒粮食都浸透了农民伯伯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你难道还忍心把咬了一口的馒头当泥巴扔，把吃了一口的饭当脏水泼吗？

同学们，多想想长征中的革命先烈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爱惜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命啊！

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当4支红色大军在70年前的那个十月胜利会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

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这，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

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

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边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

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

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在成片成片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补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

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

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跟随红二方面军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到千里迢迢来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到今天仍在这条路

上跋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初衷而开始关注长征的外国人在走近这段历史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

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

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

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

红军长征过云南 篇6

1.为什么要长征？

长征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因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大旗，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了一支支红军队伍，创造了一块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蓬勃开展起来。在革命根据地中，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面积最大、力量最强。

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被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红军打破。之后，蒋介石又组织20万、30万大军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所打破。就在革命不断胜利发展的形势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对党中央的统治。

这里，要说一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

王明（1904～1974），本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在中国学生中组织宗派小集团，并得到该校副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工运。后来，以反“立三路线”为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积极进行宗派活动，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长文，提出“左”倾政治纲领。1931年1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就由米夫支持的王明所掌握（总书记为向忠发）。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损失。

同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党的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下旬，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两天后即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掌握中共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深感在上海实在太危险，但又想抓住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东躲西藏，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办法：到莫斯科去比较安全。为此，他物色了在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博古在国内负责。9月下旬，经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批准，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叛变）3人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和米夫一起遥控中共中央。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中共；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在全国总工会搞宣传，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只有24岁，自己也觉得太年轻。王明给他打气：米夫当中山大学副校长时也不过24岁。

1933年2～3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博古临时中央已迁到中央根据地，全盘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等受到排挤打击，正确的主张和做法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战是“逃跑主义”，说什么“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列主义”。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胜利。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央根据地有8万多主力红军。但是，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任命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这个李德是何许人？有什么来历？

李德（1900～1974），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共产国际派他送款到中国，以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站的秘密工作者，联络站是共产国际援助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和资金的转换枢纽。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将营救任务交给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则派遣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分配到总参谋部工作的奥托·布劳恩，携带2万美金到中国。完成任务后，布劳恩本应返回苏联，然而他却被博古留在了上海。他们是在莫斯科学习时认识的。博古刚刚担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他深感苏区工作和武装斗争正在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而他不懂军事，因此这个比他年长7岁的德国人对他太重要了：可以帮助他在军事上掌舵。

1933年春，博古到中央苏区，让布劳恩同行，并给了他“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的头衔，还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实际上，李德不仅不懂中国国情，也没有军事实践，一切只能从军事教条出发，只会纸上谈兵。1934年4月，面对蒋介石大军“围剿”，博古、李德放弃甚至抵制红军过去反“围剿”积极防御的有效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御敌于国门之外”，强令红军与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结果，伤亡惨重。

9月上旬，面对敌军多路大军大规模进攻，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2.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部队及长征时间

（1）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长征时间从1934年10月开始，至1935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共经11省，历时1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两件重大事件，一是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最终在云南扎西完成）。二是1935年6月，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发生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9月，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2）红二方面军。开始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展。1935年11月从湘西北桑植出发，途经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共经8省，历时11个月，行程两万余里。途中，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按中共中央命令，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3）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发展，1935年3月从四川出发，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共4省，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22日与红一方面军在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合，最终完成长征，历时17个月，行程一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有两件大事：一是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主力在懋功会师，之后出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与之展开了斗争；二是1936年7月，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4）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红军除三大主力之外，还有一支必须提及的部队——红二十五军，它关系到红军长征最终落脚陕北地区。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从鄂豫皖根据地的河南出发，途经湖北、甘肃，1935年9月到达陕西的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9月17日，北上的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次日占领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一块相当大的根据地，以及红军在当地的活动情况。10天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榜罗镇开会，决定前往陕北，陕北最终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二十五军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一万里。

3.长征的艰难险阻

毛泽东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1）敌人的围追堵截

长征西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22位勇士攀爬于13根铁索之上，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最终“飞夺泸定桥”。

（2）天险：万水千山，雪山草地

据统计，红军长征沿途渡过24条大江大河，翻越18座高大山脉（其中5座为终年积雪）；荒无人烟的水草沼泽地，上面野草丛生，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黑色泥淖，稍有不慎即下陷没顶。

（3）“左”倾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

“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如前所述，这是造成长征的根本原因，也是长征初期红军遭受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的原因。

分裂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接着，“实力派”张国焘野心膨胀，向中央要权，先得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后又当红军总政委，提出“南下”川康的方针，实行分裂主义。9月9日，张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及时报告毛泽东，避免了张的加害。10月5日，张公然另立“中央”，还宣布撤销毛、周、博、张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

4.遵义会议和反分裂主义的胜利

（1）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取消“三人团”，周恩来为党内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反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继续进行坚决斗争，随左路军行军的朱德、刘伯承同分裂主义也进行了坚决斗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张国焘南下使部队伤亡巨大，从苏联回国的张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要其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6月6日，张国焘最终取消了另立的“中央”。

5.长征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

（1）长征的胜利：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2）长征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

第一，长征的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灵魂和根本保证。

第二，保存、锻造了中共和红军的骨干，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他们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

第三，培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崇高的革命信仰，革命必胜的信念，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

二、中央红军（红一、三、五、九军团）过云南

1.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2.时间：1935年2月4日至12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进云南，共24天。

3.经过的地方

创新精神与红军长征教学活动 篇7

中学历史教学要求“一课一中心”,即一堂课必须设立一个内容主旨,不能像理论探讨那样面面俱到,所以,如何找到一个中心,推进课堂教学,通过对长征过程的叙述,让学生感受自强不息、信念坚定、亲密团结等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优秀品质,成为这节课成败的关键。

基于以上认识,我就以创新精神为线索,以相对新颖、贴近学生的视角,来设计整个课堂教学,尝试挖掘长征精神,促进学生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首先在课堂导入环节中,衔接前面所学的知识,我以毛泽东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了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大好局面开头,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从长征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来看,它们都体现了创新精神的有和无,要在中国成功进行前无古人的革命事业,创新精神和创新素养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师生共同探讨红军长征的原因,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共中央组织和军事领导人,抛弃了毛泽东的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主张,而照搬国外军事理论和苏联的经验,选择与强大的国民党中央军进行阵地战、消耗战,致使战局日益恶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在“遵义会议”这个教学环节中,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党中央重要的人事变动及遵义会议的意义——“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要学生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决策,这是一个具有首创意义的举动。由此可知,创新活动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具有重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让学生观看“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影视片段,比较直观地了解毛泽东的用兵技巧,体会他不循常规、富有想象力的创新举动。如“四渡赤水”怎么巧妙地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最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学习“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环节,与石达开当年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作对比。这些事例既让学生体会到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精神,又让学生了解红军指战员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应变改变战略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初步摆脱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在“爬雪山”“过草地”等教学环节,师生共同学习红军在“爬雪山”“过草地”过程中的艰难和牺牲,体验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师生更关注红军在爬雪山、过草地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辨别不同的植物、摸索睡觉时候在草地中保持平衡、避免陷入沼泽的方法等,正是这些创造性的活动,才使红军在“几乎超越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的草地等恶劣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最后,师生进行总结:长征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创新精神的胜利,这种精神在之后革命过程中继续发扬光大,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教学安排照应开头,不仅使课程结构严密,而且能够使学生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

长征途中红军战略目标的调整述评 篇8

关键词：长征,战略目标,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

1934年10月, 红军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长征, 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随后, 红二、四方面军也先后开始长征, 寻求与红一方面军汇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 从而宣告长征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 众所周知, 红一方面军长征最初的目的地并不是陕北。陕北这一正确战略目标的确定, 是排除了“左倾”路线干扰的中共中央和红军领袖, 屡次在生死攸关之际, 审时度势, 几次调整的结果。同时战略目标的调整也是长征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回顾长征途中战略目标调整的过程, 其中的成败得失至今依然引人深思。

一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进军方向较大的调整有四次。

第一次, 由向湘西转移改为向贵州进军。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长征, 准备转移至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0月至11月间, 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在赣、粤、湘之间的四道封锁线, 渡过湘江。但在强渡湘江的战役中, 红军在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领导人的指挥下遭受重大损失, 全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湘江战役之后, 蒋介石调集重兵布防于黔阳、洪江地区, 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前往湘西的途中。而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无视敌情, 仍然坚持红军继续按原计划向湘西开进, 这使红军处在一个可能招致覆灭的危险关头。12月11日, 红军占领通道县城,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 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 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 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但博古、李得等没有接受这一正确主张, 仍然坚持“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以便转入北上”, 待机突入湘西。12月15日, 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 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再次提出他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改变了向湘西进军的计划, 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第二次, 由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改为进军川西。1935年1月15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讨论组织问题之外, 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 改变了黎平会议提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川黔边苏区的方针。会后, 中共中央提出:“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 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1月20日, 中央军委发布《渡江作战计划》, 明确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 在黔北地域经过川南, 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西北方向实行总反攻, 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 来钳制四川东南围剿之敌, 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的围攻, 并争取四川赤化”。虽然渡江计划因张国焘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进行配合作战而未能实施, 但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 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 威逼昆明等一系列军事行动, 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堵。4月29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决定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创立川西根据地。可见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几个月中, 红军一方面军在云贵川广大地域实行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其目的乃是试图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配合, 再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 到川西地区建立根据地。

第三次, 确定北上陕甘的战略目标。1935年6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地区。16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 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17日, 张国焘复电, 提出红军西进, 占领青海、新疆, 或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26日,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同意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最终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明确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 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 首先取得甘肃南部, 以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8月6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 分析了日本扩大侵略华北的形势,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重申北上陕甘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 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但是, 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决议, 延宕全军的北上行动。8月20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 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 再次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严肃批评张国焘的主张“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9月8日, 张国焘公开反对北上方针, 命令红军南下川康边境。9日, 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率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迅速先行北上。

第四次, 确定陕北为红军的最终落脚点。1935年8月间, 红军攻克腊子口, 越过岷山, 于8月22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哈达铺, 红军找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 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根据这一情况, 中共中央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关于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的决定, 为经历了千难万险的红军确定了最后的落脚点。这是红军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最后一次调整。

二

红军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长征途中, 既要经受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 又需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 处境十分险恶。在这种条件下, 任何战略目标选择上的失误都可能使红军面临覆灭的危险。而红军却总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最为合理和正确的调整, 从而使长征由一次被迫的行动转化成为一次胜利的战略转移。对此, 容易使人发生兴趣的是:这一系列战略目标的调整取得成功的奥秘究竟在哪里?从以上所述的战略目标的调整过程中分析, 以下两个方面甚为关键。

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原本就是任何战略决策的基础, 长征途中, 由于红军面临的形势瞬息万变, 从实际出发, 适时对进军的战略目标作出调整, 尤显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实际上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中央苏区, 在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 (1933年10月) ,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的经验和训练方法, 但博古对他十分信任和支持。李德和博古掌握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 他们以教条主义的方式指挥红军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废弃了过去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 集中优势兵力,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代之以分散兵力打阵地战的单纯防御方针, 提出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 让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 同敌人拼消耗。长征初期, 博古、李德又执行逃跑主义方针, 不敢主动寻机歼敌。在自身遭受重大损失、敌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拒绝从实际出发对战略方向进行调整, 顽固坚持红军继续向湘西进军。可见,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完全是由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所导致的。而反过来说, 红军在长征中后期战略目标调整的成功亦可视为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功。以上所述战略目标的几次调整无一不是这一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如, 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进军贵州, 是因为他敏锐地把握了实际情况的变化。当时, 红军从电台截获的敌台军令电报中掌握敌军部署, 判明敌军已经知道红军主力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从搜集的敌伪报纸中得知黔军“有派别”, 是“双枪兵”, 战斗力不强。继续按原计划行动显然是不明智的。再比如,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之所以决定进军陕甘, 也是从实际出发的结果。红军原计划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但是在转战川西北的过程中, 党中央和红军认识到川西北地区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高山穷谷, 交通不便, 人口稀少, 经济困难, 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而在陕甘地区, 地域宽阔, 交通方便, 物产较丰, 汉族居民多。而且从华北事变后, 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经走向新的高潮, 华北已成为抗日前线, 北上陕甘有利于在北方建立抗日前沿阵地, 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

红军长征 篇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长征是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进程中谱写的英雄史诗。长征中的女红军“脚不缠, 发不盘, 剪个毛盖变红男, 跟上队伍打江山”, 在枪林弹雨中演绎了“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战士形象, 她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长征史诗中独具特色的篇章, 为中国女性创建了崭新的标志。

一、长征女红军的基本构成

长征女红军是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妇女运动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主要是指参加红军长征并且被红军组织所承认的女性, 其中既包括长征时期正式参军的女红军, 也包括随队的中央领导的夫人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女性。其构成的基本情况如下:

1. 红一方面军: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正式参加的女性有30人。其中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 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刘英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 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等;还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 如李伯钊、王泉媛、危秀英等。她们没有编入战斗序列。

2. 红二、六军团:

1936年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 向云贵方向突围。其中有女红军20名, 她们随军征战, 没有单独编队, 也没有统一建制。

3. 红四方面军:

1935年3月,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约3000余名。红四方面军是唯一有独立师级女红军建制的队伍, 其中连级以上的女干部共有39人。设有妇女独立团、妇女工兵营、军总政剧团、军总医院、洗衣队等。

4. 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 红二十五军中有7名女护士随军长征。据统计, 长征开始时, 红军总数为185980人, 女红军约有3060人, 红军男女比例为60∶1。长征结束后, 红军总数是58400余人, 女红军有360余人, 男女比例是161:1。长征女红军在总人数中比例较小, 但女红军是长征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她们共同参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长征。

二、长征中的女战士

长征锤炼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同时也锻炼了长征女红军。长征战斗中, 女红军战士勇猛顽强, 表现非常优秀。

1935年春,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 妇女独立团的女红军们乌泥涂脸, 不蓄头发, 全身戎装, 俨如男兵, 配合主力攻打剑门关。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是长征女红军中担任职务最高的女将领。她曾带领500名女兵成功地阻止了一支川军部队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并用计谋使川军在阵前倒戈。此战被冠以“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 刊登在报纸上, 张琴秋因此成为传奇人物, 被描绘为“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 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徐向前在《历史回顾》中写道:“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 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 将永彪史册。”

原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回忆说:长征路上我们有三个任务, 第一是宣传党的政策, 每到一个地方, 使群众知道, 我们党是为什么、代表什么人做事;第二是要打土豪, 把财产分给群众, 粮食、金银归部队;第三是请夫子 (挑夫) , 照顾伤员。

老红军危秀英回忆道:长征途中, 政治战士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 分派担架, 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常常是敌人的子弹嗖嗖地在头顶上飞, 我们猫着腰, 背上几个人的东西, 搀扶着掉队的同志, 又跑步又爬山。长征中妇女工兵营的女战士, 背粮食, 背弹药, 还背着从根据地带来的大洋、黄金, 翻山越岭, 行军打仗, 连卫生部最重要的医疗器械X光机也是由女战士负责搬运。长征中红军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极为匮乏, 部队医护工作的困难是罕见的。女红军以女性特有的体贴和关怀, 救死扶伤, 热情工作, 完成了战场救护、卫生防病和伤病员的治疗任务, 为部队卫生医疗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长征中的文化宣传工作主要承担者也是红军女战士。她们根据党的方针政策, 运用歌唱、漫画、标语等形式展开宣传工作, 使部队更加明确和理解革命形势与任务, 增强了红军的战斗意志和乐观精神。宣传工作使很多女红军成为了“明星”。蔡畅的《马赛曲》常常成为红军们谈论的话题;《唱支山歌当点心》使李坚真成为长征路上最有名的山歌手;李伯钊被誉为“歌舞明星”, 她不仅能歌善舞, 而且能写能导, 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 成为红色文艺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危秀英说: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是沿途扩红。由于部队伤亡很大, 一路都要不断扩大红军。我们搞宣传, 号召老百姓参加红军。在兴国, 危秀英七八天就发动了400多个青年参军。红军女战士通过周密细致的工作, 一路撒播革命的火种, 扩大革命的民众基础, 使红军赢得了广泛支持和拥护。

长征中的女红军英勇善战、热情工作, 为中国革命成功立下了不朽功勋。长征女红军在战火硝烟中绽放的飒爽英姿, 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三、长征中的女人

在红色历史画卷中, 长征女红军巾帼不让须眉, 风光无限。然而她们既是红军战士, 又是女人, 她们必须应对来自于战争、身体以及情感的多重挑战, 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才能有资格行走在漫漫长征路上。著名女作家丁玲说长征中的妇女是坚强的———她们不能不坚强, 否则她们是活不成的。

长征路上, 女红军并未因性别得到特殊的照顾。她们的行军口号是:不掉队, 不带花, 不当俘虏, 不得八块钱。“八块钱”是指因为生病负伤等原因走不动的红军, 每人发八块大洋“寄”在老乡家。据回忆:被寄的女红军, 有的被反动派杀害, 有的被“卖”, 有的只得与当地人结婚。因此, 女战士们不怕险山恶水, 不怕饥寒疲劳, 就怕“得八块钱”。

长征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行军走路, 所以脚很重要, 如果脚不好, 就要掉队, 掉了队就会落入敌人的手里惨遭蹂躏和残杀。藏族女红军姜秀英为了不掉队, 狠心用斧头砍掉了自己的脚趾。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曾说:“行军中骡马比丈夫好!”这句看似俏皮的话实质上包含着很多女红军难以言说的苦楚。

长征中, 女红军既要和男红军一样行军打仗, 还要承担着生育的职责, 更让她们痛苦的是还要丢弃亲生的骨肉。李坚真回忆道:“有位女同志正好在过一条狭窄的小山路时生小孩, 但又不能停下来。怎么办?结果是边走边生。小孩生出来后, 又没有马骑, 只得血淋淋地跟着队伍走, 情状惨不忍睹。”长征到贵州, 贺子珍的孩子呱呱坠地。因为组织规定不能带孩子长征, 贺子珍只得忍痛把刚生下的婴儿和仅有的4块银元一起托付给当地老乡。

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中写道:“为了使红军队伍不受拖累, 那些有婴儿的妇女, 要么将孩子留给农民, 要么干脆扔掉, 就像处理过多的装备那样, 别无其他选择, 革命利益第一。”

长征中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女红军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的, 不准结婚;结了婚的, 不准生育;现有夫妻只能星期六晚上见面。长征中红军战士行军打仗, 劳苦奔波, 几乎无暇顾及个人情感。刘英后来回忆说:长征期间男女在一起工作, 他们之间有种浓厚的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情谊, 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对于男女关系这一概念也比较模糊。“敌人离得那么近, 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 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长征中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曾对康克清说:“现在革命工作那么忙, 哪有时间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红四方面军虽说吸收了不少女同志, 还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够上结婚条件的, 碰上哪个女同志, 就可以同她结婚, 不管女的愿不愿意, 用不着讲什么美不美、丑不丑, 有没有文化, 性格如何。”这种婚姻观, 实际上还是一种包办婚姻观, 只不过由家长包办变成了组织包办。

长征女红军大多数都是冲破封建枷锁, 走上革命道路的。她们很多人参军前没有正式的姓名, 没有文化, 更没有社会地位, 是革命给了她们自立自强自主的机会。长征途中, 她们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她们动员妇女参加革命, 鼓励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 掌握自己的命运, 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 红军队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女红军们大多都会遭受组织包办婚姻的困扰, 她们的婚姻往往是一项政治任务, 要听凭组织的安排搭配, 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在组织包办婚姻中很难被顾及。

大多数女红军服从组织安排, 但也有据理力争者。岳克在红军大学工作时, 坚决反对这种“拉郎配”, 她说:“我参加革命, 为的就是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还从来没听说过在共产党的队伍里, 有拿枪逼人结婚的, 你有本事, 把我拖到操场上枪毙吧, 反正我死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岳克的勇敢与追求, 彰显了近代中国女性真正的进步。她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女性的自主意识, 正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但是, 岳克式的抗争在当时并不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 妇女解放是重要任务之一, 恋爱、结婚和离婚的自由, 是妇女解放包含的主要内容。然而, 宏伟的目标与现实之间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 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骄傲, 长征女红军是中国妇女的骄傲。长征女红军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视死如归的精神, 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她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英雄之歌。长征女红军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女性, 她们为革命的胜利而战斗, 为自身的解放而奋争, 她们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奠基者, 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模范践行者。

女性的生存状况是审视社会变革的主要指标。近代女性既体现着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 又预示着现代女性的发展方向, 体现了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性特征。长征女红军既精彩又沉重的经历向我们昭示:女性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是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 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运动, 为妇女解放开启了破冰之旅, 但理想境界的实现还需要后来者不断地探索和奋斗。

参考文献

[1]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人民出版社, 1996.

[2]侯燕如.女红军述论[J].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8.

[3]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Z].解放军出版社, 2007.

[4]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M].三联书社, 2003.

[5]常敬竹.战地女杰[Z].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6]黄先荣.长征与遵义[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7]文校.雄关漫道花枝俏——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的奇特经历.决策与信息[J].2006.

[8]夏洛特.索尔兹伯里.长征日记——中国史诗[Z].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7.

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 篇10

一、党在长征途中对民族政策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完善

红军时期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制定了民族纲领和一些初步的民族政策。但由于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汉族地区, 长征以前, 党的民族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以充实和完善。长征期间, 党和红军途经大西南、大西北, 深入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 这种与少数民族大量的接触, 既为发展和完善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条件, 更是党和红军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能否坚持科学的理论和原则, 同时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正确的策略, 处理好与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红军长征的成败[1]。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 在长征之前, 党的民族政策还有失偏颇, 曾经不切实际地要求把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这样的民族政策存在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 严重脱离少数民族实际情况, 它不加区别地剥夺宗教职业者的选举权, 不分配土地, 还将少数民族上层不论是否爱国, 一律都视为反动势力。这种吓跑中间、壮大敌人、孤立自己的政策, 给红军自身的发展造成相当的困难。

长征开始后, 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 随着与少数民族的广泛接触以及民族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总结, 党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根据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具体情况, 逐步改变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1934年11月, 红军到达的苗族、瑶族聚居区, 面对新情况、新环境, 党和红军不是照搬以往的做法, 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开展阶级斗争, 而是深入分析苗、瑶民族的具体情况, 准确把握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采取了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策略。如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就认为“在反对民族的压迫方面, 瑶民的上层还带有革命的作用”, 在汉族地区开展的土地革命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要求“不求过早地去发动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1935年8月,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 表示愿意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 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此时红军正处于四川阿坝州羌族藏族聚居区, 党在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 对民族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充分认识到了少数民族上层在团结和号召群众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会议指出, 对民族上层, 除少数分子外, 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有了重大转变, 即由不在民族地区发动阶级斗争转变为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1935年12月, 毛泽东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标志着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又更加坚定地向前迈了一大步, 它号召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2]。

以长征为界, 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了根本性转变。红军长征前, 党只是主张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下层建立统一战线;长征期间, 认识到民族上层人士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开始实施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 弥补了民族政策中的不足。

二、重视民族工作, 认真贯彻民族政策

我党在长征途中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1934年11月至12月, 红军经过瑶苗地区, 红军总政治部相继发布了多个关于认真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和文件, 强调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比如, 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争取少数民族, 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 要求各军团政治部立即着手抓好相关各项工作。1935年6月,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汇合, 这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地区, 党和红军清晰地认识到, 今后的革命活动与少数民族是分不开的, 党的事业必须得到少数民族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 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 党中央又进一步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 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3]可见, 在长征时期, 党一开始就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高度。

为了让广大指战员在新形势下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党和红军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当时, 《前进报》和《红星报》等是党的机关报, 党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些载体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邓小平就曾在《红星报》刊登文章, 阐述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指出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不论干部、党员, 还是一般战士, 都应深刻认识到搞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充分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关系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本保障。他强调,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他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就不是一个好的红军战士。同时, 红军还编制小册子, 把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和相关要求汇集起来, 发放到各个连队, 要求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和领会, 并举行讨论、问答等方式, 以便于熟悉、牢记。通过这一系列宣传、学习, 全军重视民族工作、贯彻民族政策的意识迅速形成, 为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 在很多时候, 在不被少数民族理解, 甚至遭受少数民族武装袭击, 付出伤亡代价的情况下, 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能忍辱负重, 不反击, 不开枪, 避免激化矛盾。红军战士高度的思想觉悟, 使党的民族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正是我党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 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 使搞好民族工作成为党和红军的自觉行动, 确保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彻底贯彻, 使途经各少数民族对红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顺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事实证明,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 坚持实践民族平等, 维护民族利益, 促进民族团结, 也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三、党在长征途中正确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

1. 深入开展宣传, 消除民族隔阂。

为了让少数民族了解党和红军的政策, 红军总部积极以各种形式向各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民族平等主张, 要求红军广大指战员人人都要做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员。为了从组织上保证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的落实, 红军各级组织, 从军团到连队都设立了地方工作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所熟悉的宣传队, 它普遍设立在红军每一个连队, 把一切能写能说、善于沟通的人都给动员起来, 采用多种方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包括走访座谈、颁发布告、开会宣讲、书写标语、制作传单、开展联谊活动等, 效果非常明显。红军每到一个地方, 都不顾行军的劳累, 首先在醒目的地方写下了大量的宣传标语, 如:“彝族是一家, 互相不要打冤家”、“反对迫害和屠杀弱小民族”等等, 这些口号和标语朴实简洁、通俗易懂、感染力强, 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耳目一新。尊重对方是争取对方的基础。在宣传过程中, 党和红军特别注意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 以拉近心理距离, 增强宣传效果。对于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 红军所使用的标语、公告等, 都用两种文字书写;每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 红军都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尽量学习当地的语言, 用民族语言与群众交流。这既是方便少数民族理解, 更是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使少数民族更愿意接受我们的宣传。

2. 帮助建立民族武装, 共同反抗反动军阀。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大汉族主义的压迫, 国民政府实行的也是民族同化的歧视政策。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 各少数民族长期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实现民族平等是党和红军追求的目标, 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 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 既是党和红军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党和红军使命和责任。对此, 党中央明确指出, 武装是一个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 我们应联合少数民族中的一切力量, 帮助他们发展。提出了各族人民武装起来, 反抗军阀的压迫与屠杀、建立自己的民族武装等口号。红军所经少数民族地区, 都积极支持和帮助当地人民开展反抗汉族土豪和军阀的斗争, 先后组织了苗民自卫队、彝民抗捐军、彝民游击队、藏民赤卫队、藏民骑兵师、回民支队、回族抗日游击队等, 一路撒下了革命的火种。红二方面军曾在各少数民族中帮助和组织了数十支游击队、自卫军, 并发展成为独立团、骑兵师;在冕宁县, 中央红军抽掉了一百多人帮助组建了抗捐军。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的时间最长, 其帮助建立的民族武装, 遍布云、贵、川、甘等省[4]。

3.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 建立友好军民关系。

在与少数民族大量接触过程中, 党和红军采取切实措施, 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尊重他们的人身权利, 赢得到了他们的真诚拥护和支持。红军所宣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 不仅仅体现在口号和标语上, 更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之中。红军严厉禁止在少数民族面前出现侮辱和歧视性的语言和行动, 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格, 严禁称藏民为“蛮子”。在经济上,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筹集部队给养时, 特别强调公平买卖, 不能强买强卖, 更不能强行征收。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 红军号召少数民族群众反对汉族土豪的压迫, 将汉族地主的财富分给少数民族贫苦群众。部队每到一地, 不仅不给少数民族群众增加负担, 还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粮食和衣物救济他们。少数民族群众普遍缺医少药, 红军把给生病的少数民族群众看病作为一种经常性工作, 使民族群众极为感动。为进一步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 增进感情, 红军还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劈柴担水、打扫卫生, 对使用过的物品、待过的地方随时收拾干净、保持整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还根据民族风俗或实际需要, 与少数民族群众见面时都准备了礼物, 从武器、弹药到粮食、衣物生活用品等, 切实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具体困难, 增进民族感情。必要时, 红军还以适当的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开展联欢活动, 增进沟通和交流。这一切, 使少数民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红军的真诚, 从而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红军所经地区, 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热情帮助部队筹集给养, 提供交通器材,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还为红军当翻译、向导, 照顾和安置红军留下的伤病员, 不少少数民族群众还加入红军, 参加了革命。

参考文献

[1]杨健吾.红军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风俗政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10 (48) .

[2]王熙兰.我党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中的成功实践[J].学理论, 2010, 7 (48) .

[3]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J].中国民族, 1985, 10 (29) .

红军长征为何不中埋伏？ 篇11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軍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林海10）

论壮族红军官兵在长征中的贡献 篇12

关键词：壮族,长征,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1]149。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实行战略撤退和转移。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长征结束。参加长征的红军官兵,除汉族外,还有壮族、苗族、彝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壮族是参加长征的较多的少数民族,为长征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样,这场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红军将领,很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将帅群英,其中包括很多壮族将领。

1929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次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1930年,红八军被编入红七军,11月,以壮族子弟为主的红七军主力7000多人誓师出发,历经黔、桂、粤、湘、赣5省边境,行程6000多公里,于1932年7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1931年至1933年,红七军配合中央红军参加了四次反“围剿”和保卫中央苏区的一系列战役。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中革军委关于将红一方面军所属小军小师改编为“三三”制大师大团的通令,1933年6月上旬,红三军团取消军一级编制,直辖四、五、六三个师,红七军与江西地方武装二十二军合编为第五师,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2]81。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以原红七军官兵为主的第五师在长征开始后,纳入红三军团作战编制,参加了长征,壮家儿女与红军官兵一起爬雪山,过草地,为长征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一、行军开道担先锋

长征开始后,红三军团担任全军前锋,以壮族官兵为主的第“五师随带小电台……为先头师”[3]16,作为军团前锋,与阻击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在湘江战役中,中央这样部署作战计划“,五师应进至四师之西南地区,并突击自南经建乡、富岁塘两路前进之敌”[4]41,三军团电令5师赶赴广西灌阳县新圩,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守三天至四天”[5]137。师长李天佑命令十四团负责右翼阵地防守,以掩护军委纵队及后续部队抢渡湘江。在桂军第七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全团官兵奋勇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流淌着壮家热血的黄冕昌团长不幸壮烈牺牲。战斗中“,五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6]113,其中很多是壮族子弟。如长征前夕,原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一师和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来自龙州的壮族人唐浚任军团参谋长,后在长征途中牺牲;长征初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兼二十一师师长的黄子荣(壮族),在湘江战役中阻击桂系第七军的进攻,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渡江的任务,随后又挥师挺进桂湘黔边,1935年7月,他在四川毛尔盖过草地时不幸牺牲。

红军长征行至川、滇、黔3省交界的扎西(今云南省威信县)后,中央于1935年2月5—9日召开扎西会议,颁布了《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有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四个团”[7]78。红三军团由三个师缩编为四个团,第五师改编为第十三团[8]46。扎西改编后,以壮族官兵为主体的十三团继续奋勇作战,参加了土城战役、四渡赤水、夺取娄山关、攻占遵义、强渡金沙江、直罗镇战役等重大战斗。在娄山关战斗中,十三团“从正面进攻”[9]101,在十团、十一团、十二团配合下“,击败敌五六个团,攻占了娄山关”[2]116“。关上的一攻一守,十三团单独担当。”[10]118对此,后人的回忆写道“:红十三团、十二团向敌攻击,血战数小时,经过残酷的攻守战之后终于下午三时许,把敌四团击溃,攻占了娄山关。”[11]118遵义战斗中,攻城部队“为十三团、十二团。……两团各派出两个连为爬城部队”[10]128。随后十三团继续担任前锋,为主力部队前进开辟道路。

二、关键战斗立奇功

在长征中,一大批壮族官兵机智勇敢,英勇作战,在很多关键性战斗中立下奇功。韦国清(壮族)在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第四营(特科营)营长,该营是集炮兵、工兵、重机枪三位一体的“特种兵”,担任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艰险任务。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把架桥任务交给特科营。陈赓和韦国清率全营将士急行军60公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成竹排,冒着国民党军队的炮火架设浮桥,经36小时的拼搏,终于架桥成功,使军委纵队等部队顺利渡江,再加上红一师、红二师在乌江下游强渡成功,全军得以渡过乌江,为红军迅速跨过乌江,直取遵义立下奇功。干部团先遣营夺取皎平渡口后,韦国清带领特科营则坚守渡口,并亲自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船渡江。5月9日,中央红军胜利过江,从此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韦国清的功绩不可磨灭。五师改编为十三团后,该师侦察连也改为第十三团侦察连,大部分官兵是壮族,连长韦杰(壮族),指导员覃应机(壮族),该连“手枪排里里半数以上的同志是东兰人”[8]46。侦察连在他们的领导下一直担任前卫,为主力部队侦察敌情。特别是在1935年5月,该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抢占洪门口渡口,搜寻到3只木船,并筹备架桥器材,随后十三团主力和三军团部分人员渡过金沙江[8]56。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原红七军官兵仅剩“五百余人”[12],绝大部分为壮族,其中很多人担任中级以上军政职务,他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而战斗。韦杰(壮族)于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二二三团参谋长。1936年春,率部参加东征,同年6月任二二四团团长。1936年5月,为打破“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组成西征野战军。6月,红十五军团组建骑兵团,9月韦杰任骑兵团团长,该团为当时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是红军的拳头和尖刀。在甘肃环县同敌骑兵交战时,该骑兵团主动出击,以少胜多,缴获战马200多匹。为开辟红二、四方面军进军通道,西征野战军决定发动会宁战役“,骑兵团在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的率领下,直奔会宁方向,以两个夜间急行军三百里的速度,于十月二日早晨攻克会宁”[13]151。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立下奇功。随后,韦杰率部参加山城保卫战。1937年初,韦杰调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师长。

三、动员民众作用大

在动员民众方面,壮族官兵功不可没。红军进入广西境内后,因新桂系的欺骗宣传,很多民众逃离村庄,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因语言不通,难以与当地民众沟通,不但不能获得补给,而且引发很多误会。壮族官兵因熟悉地情民情,通晓广西方言,在宣传和动员民众援助红军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长征初期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主任科员的覃应机回忆“:从广西资源到贵州黎平,一路行军,所到之处几乎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原来,这一带群众历来害怕兵勇,国民党反动派在我军到来之前又作了大量的欺骗宣传,男女老少都躲进山里,不敢回家。所以,我的工作主要是找老百姓。这一带老百姓多讲土话,不懂汉话,我家乡的壮话和这里的土话相通。因此,罗(瑞卿)局长特意调我来上山喊话,解释我党我军政策,消除老百姓的顾虑,动员他们回家。……我和那两个年轻人用壮话交谈,很快就相熟了。他们帮我把村里人请回家来。我们临走时,那两个年轻人自愿给我们带路,一村串一村,这样沿途就都有老百姓帮助我们。”[8]40原红七军宣传队员谢扶民(壮族),长征中先后担任五师宣传科科长,第十团、十二团俱乐部主任、第十二团党支部书记等职,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和民众动员工作。红军经过贵州苗族地区时,当地苗民逃离一空,部队难以筹粮,他带领政工人员对一位未逃走的苗族老人做工作,后在老人的动员下,当地苗民纷纷回乡,使红军顺利购买了粮食[14]23。吴西(壮族)在长征途中从事政治工作,负责宣传民众和瓦解敌军。红军经过贵州时,他与其他同志“搞起了扩军比赛”,使“红军的兵源得到补充”[15]114。

除上述在中央红军的壮族官兵外,在红军其他部队中,也有一大批壮族子弟为革命浴血奋战。如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任国章(壮族)、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四师政委冼恒汉(壮族)、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科长黄明政(壮族)、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壮族)、红二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陆秀轩(壮族)、红二方面军供给部科长黄道光(壮族),等等。他们在各部队中的重要岗位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这些壮族官兵在建设和保卫新根据地中继续战斗,他们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一大批人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成为红军的重要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