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短篇故事(共9篇)
红军长征短篇故事 篇1
14岁的王玉清正在地主家干活,听见有人说红军来了。地主恶狠狠地告诉他:“‘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王玉清不信,就跑出去看,他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王玉清立即去报名参加红军,几天后,他成为了红军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王玉清非常聪明,加上他又虚心向老战士请教,到部队才一个星期,就很快学会了电台的使用方法,首长们都喜欢把电报交给他发。在行军的途中,贺龙留给他的印象最深刻。由于王玉清做事干练麻利,又聪明,贺龙很喜欢他,经常把很重要的电报交给他,还常常用手指弹王玉清的脑袋,表示夸赞。在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龙还总是在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大家喜欢叫他贺老总,很远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还时不时地用亲切的口气问小战士们:“苦不苦?累不累?”
有一次,平时总是喜欢开玩笑的贺老总,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都拧成了疙瘩。原来,王玉清接到一个紧急电报,交给了贺老总,内容是说蒋介石调了重兵和飞机要围堵红军,这时候的红军刚刚抢占了渡口,可是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看了以后非常焦急,部队可是他的生命啊。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用木排代替木船过江,简单又省时间,过了江,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王玉清说什么也不要,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你还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身体需要这些吃的,革命的路还很长,你一定要走出草地去!”后来他们走散了,王玉清再也没有见到他。
过了一段时间,连野菜都找不到了。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倒下去,王玉清也失去了走出草地的信心,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头晕目眩,浑身无力。突然,他发现水沟里有鱼,可是他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都为了抓小鱼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他把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他高兴极了,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他们就是靠着这个小鱼钩,边走边钓鱼,终于,走出了草地。
探秘红军长征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篇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为了介绍红军的民主的民族政策,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在这个布告里首次出现了“长征”一词。而这个布告是出自陆定一之手的。因为在《陆定一传》里说道:“陆定一当时在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他沿用当时通行格式,六字一句、共八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琅琅上口,易记易传。短短56个字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也就是说,“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创造的,而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所以说朱德是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
毛泽东深感内疚:长征中红军唯一的外债是什么
在过草地时由于缺少粮食,红军队伍仍在生死线上挣扎。最后一颗粮食都没有了,只能靠吃树皮和草根充饥。许多战士食用有毒的野菜后,上吐下泻,甚至丢失了性命。野菜草根找不到,只得將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坎肩和马鞍子,和着水煮了吃。再这样下去,红军是无法走出险象环生的草地。生存变得尤为重要,红军司令部下达了命令,要求每个人要寻找到30斤粮食。
后来红军在藏区波罗子的一户人家里找到了粮食。几口大铁锅盛着小麦、大麦、玉蜀黍、黄豆、豌豆,还有红辣椒。藏民早已跑得精光,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红军不能不拿了这些粮食。第一次违反了民族政策。
长征队伍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此深感内疚,他曾对斯诺说:“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长征中朱德唯一发怒为何事
红军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
宋任穷回忆说:“我们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7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大家见到的唯一的一次……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怎样算出来的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二万五千里”,它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深深地印烙在人们的脑海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万五千里”成为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
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不是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的行程。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此外,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
红军长征小故事 篇3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中国保尔”钟赤兵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有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独腿将军,他骁勇善战,屡建奇功,毛泽东曾亲自为他颁发红星奖章。他就是凭着顽强毅力以残缺之躯走完长征路的钟赤兵。他顽强的精神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相媲美,所以许多人亲切地把他称作“中国保尔”。
1935年2月,红三军团所属各师整编为四个团,21岁的钟赤兵由原五师政委改任十二团政委。在指挥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钟赤兵的右小腿被子弹击穿,血流如注,但他拖着伤腿坚持指挥,直至昏迷。
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钟赤兵被送到野战医院。医生决定立即实施截肢手术。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没有麻药,医生就用绷带把钟赤兵绑在门板上,手术工具是一把老百姓砍柴用的刀和一条断成半截的木匠锯。手术中,钟赤兵忍着如万箭穿心的剧痛,却始终没哼一声。之后伤口感染又进行了两次截肢手术,就这样,钟赤兵忍受了三次“拉锯痛”,常人根本无法想像这样的疼痛。
部队进入彝族、藏族聚居区后,当地反动武装不断打冷枪袭击红军,部队不得不尽量隐蔽、疏散行军。钟赤兵为缩小行动目标,坚决不躺担架,硬是咬着牙坚持一个人拄着双拐一瘸一跛地走,或者一点一点慢慢爬,经常从高处滚下来,爬起来继续走。就这样,钟赤兵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最终到达了陕北。
年龄最小的11岁女红军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但是考虑到王新兰年纪太小,徐立清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夹金山的一天
舒启兴是一个15岁的砍柴工,在地主家备受折磨。这一年秋天,红军来到他的家乡——夹金山南麓的宝兴县。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先后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舒启兴看他们给穷苦人饭吃,比在地主家呆着强,就偷偷跟着队伍走了。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转移去康北藏区,舒启兴跟着队伍翻越了夹金山。他们是在种苞谷的季节翻雪山的。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爬山了,雪山很难翻,他们走得很快,一直走到天黑。战友们用柏树皮和干竹子扎起火把,砍来竹竿、树枝做成拐杖,用藏民送来的干海椒做御寒食品,饿了只能吃上一口雪。大家互相鼓励着,搀扶着,艰难地往上爬。
越往上走,路越险,高原反应越大,人也越头晕,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这时候人已经走到了疲倦的极限,但是谁坐下来,谁就永远起不来。雪山的天气就像孩子脸,变化无常。一开始还艳阳高照,突然间就能狂风暴雨,下起冰雹。战士们第一次碰到冰雹天气时没经验,都把斗笠顶在头上,结果斗笠全被砸得破破烂烂的。后来就用洗脸盆顶在头上,陶的、铜的,冰雹敲打在上面“叮叮当当”就像音乐。有时候大家没有来得及准备,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大家只好用手捂着脸走路,冰雹砸在手上,生疼生疼的。还有好些战士猝不及防,跌倒了,滑下山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午后时分,队伍到了山顶。大家都很累,也很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过山顶空气稀薄,大家没敢停留就继续往下走了。傍晚,舒启兴所跟随的连队终于翻过夹金山,抵达小金县。
下山后,连队遭到当地土司武装突然袭击。子弹从他的右手手肘射进,又从右肩膀穿出,他旁边的几个战友都牺牲了。为了养伤,舒启兴被留了下来。带着连队发的30斤粮食,返回了家乡。
军需处长的故事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楞了一楞,什么话也没说,朝那儿走去。风雪太大了。他的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飞雪打灭。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向战友们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正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眼睑上,融化成了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至齐眉,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风更狂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了无数沉重而又坚定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中央红军女红军邓颖超日夜看护重病中的周恩来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四川省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在附近的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193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来到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从懋功到毛儿盖的3个多月时间,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展开了反反复复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在毛儿盖较长的休整间,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得了严重的肝脓疡,昏迷不醒长达三天三夜。在这几个日日夜夜里,邓颖超一直守护在周恩来的身旁。李治和王斌两位医生,让战士到六十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周恩来的肝区上方,以控制炎症不向上发展,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夜里看着周恩来,睡也睡不着,于是就把周恩来的灰色毛背心拿来,在油灯下面捉虱子,结果一口气歼灭了173只。
后来,周恩来终于醒了,排出了半盆子绿色的脓。邓颖超感到万幸,因为这种病在当时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两次让马
部队越过了夹金山,临近下山时候,董必武的马夫掉队了,没有人牵马。就临时让一个叫钟珠瑞的年轻小伙子给他牵马。
前面有一条冰河沟,小钟在前面拉着马,董必武跟在马后。水流特别急,又特别冰冷,每个人的脸都冻青了。大家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往河里走去。小钟牵着马往前一跳,刺骨的冷水让马突然受到了惊吓,蹄子向前一蹬,猛地拽了一下缰绳,小钟没有防备,一不留神就被拽到河里去了。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一个漩涡就把他卷了进去,几秒钟的时间就把他冲走了五六十米远。大家见状立刻去救小钟。最后,毛主席的担架队里有几个水性特别好的,才把他拉了上来,虽然呛了许多水,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上来后,小钟冷得瑟瑟发抖,牙齿咯咯响。董必武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说: “小钟,你骑着,革命的路还很长。”
“不,我能坚持住,您身体不好,还是您骑吧。”小钟推让着说。
董必武指挥其他战士,硬是把小钟抬上马。自己则大步向前走去。
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时,小钟又面临一次危险:他的脚冻得不听使唤了,好像没在自己身上长着,连麻麻的感觉都没有了。实在走不动了,就对董必武说: “我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先走吧,”说完就大哭起来。
大家绝对不能让他掉队,也不能让他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
这时候,董必武让勤务员拿出暖瓶,倒了一碗水给小钟,先让他暖暖身子。果然,一小会儿,他就缓过来了。接着,徐特立从怀里摸出一个干辣椒,谢觉哉从怀里拿出一小块生姜,成仿吾把万金油往小钟太阳穴上涂。面对这么多的关怀,小钟的泪水再一次流了下来。
开始行军了,董必武又下了马,直接对小钟说: “我命令你,给我骑上马去!”小钟知道董必武的脾气,没有反抗和辩解,就乖乖地上了马。
1半碗青稞面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5一袋干粮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 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倔强的小红军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飞夺泸定桥
红4军团从安顺场到泸定桥160公里,山路崎岖,天下大雨,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要求三天必须到达,终于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当时川军在北岸把守。22位勇士腰上插着手榴弹、驳壳枪。背上背着大刀,脚踩着摇摇晃晃的铁锁手扶着旁边的铁锁,他们身后是三连,三连每人抱一块木板,只要突击队前进一尺就铺一块木板,三连后头是一连,全副武装,准备在最后的时刻拼死冲击,这时候突击队上了铁锁,泸定桥南岸,中央掩护火力开火了,对岸的川军火力也开火了,这是红军这边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红军部队把所有的司号员都集中在一起一起吹响军号,就在这嘹亮的军号声中,我们的22位勇士向前冲去。这一时刻是用言语难以形容的时刻,是激情万丈视死如归的时刻,什么样的语言在这里都显得十分匮乏,因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只要在泸定桥北岸架一挺机枪,任何人也别想活着度过这座桥,但是,我们今天重温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我们的22勇士踏上铁锁的那一瞬间,在对岸防御的川军官兵,精神首先崩溃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拍死的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顺利和刘伯承部会师,刘伯承上到铁索桥上,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最后说,这里应该立一座碑。飞夺泸定桥的勇士最后得到了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的缸子和一双筷子。这是红军官兵当时所能得到的最高物质奖赏,他们终生都以此为荣。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红军长征故事》读有感 篇4
四(1)李雨婷
我读了《红军长征故事》后,深深的被震憾和感动了。真正感受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这首诗中所包描述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磨难,不仅要面对冰雪覆盖的高山、波涛汹涌的江河,还要与凶恶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激烈的斗争。我们的红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披荆斩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这二万五千里的动人篇章。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最感动我的,就是小红军小兰。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同伴。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护士长检查发现原来是因为她吃了挎包中的野菜,大家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懂得体谅他人。在她粮食掉入河中后,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她却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说谎”,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一个小兰就,可想这么顾大体,识大局。可见,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小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她的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的优秀品质。
红军长征胜利小故事 篇5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2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 篇章。
1.红军长征的故事
2.红军长征的故事
3.红军长征故事大全
4.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
回顾红军长征路 篇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1936年10月,最后一支红军抵达陕北,结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历程。红军铁流两万里,从东南地区转移到西北,进入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陕甘宁。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在西北建立了新的战略基地,为随后迎接全国抗战高潮并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红军“三方四路”长征时间、里程各不同
通常说长征的开始时间是1934年10月,这是以中央红军离开赣南根据地为标志。这支红军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有人认为整个长征结束时间是在1936年10月,是因为三个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不相同。
过去出版的一些工具书中把“长征”一词解释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简称”,或认为其特指“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说法,是指中共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的行军里程。中央红军从江西的瑞金、福建的长汀等地出发后,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解放后该省建制取消,其东部并入四川)、甘肃、宁夏,最后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从里程看,这是走得最远的一路红军。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四川北部突破嘉陵江西进算起,经过四川、西康、甘肃、宁夏,最后在陇东的会宁县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自湖南桑植出发,经过贵州、云南、四川,到达西康的甘孜,同红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编为二方面军,最后经青海到达甘肃接近宁夏的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而结束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湖北出发,经过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到达陕西同陕北红军会师。
各路红军出发时间、到达陕甘时间也不一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南部开始长征,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结束长征。此后一方面军又东征山西,接着西征宁夏,接迎二、四方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长江以北的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在党中央到达陕北的前一个月即1935年9月前期抵达那里。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进,此后因张国焘错误指导的干扰,在川西和西康往返行动,三过草地,最终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经过向西的万里大迂回,于1936年7月在西康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随后也于同年10月到达陕甘宁根据地。总计起来,红军长征历时两年,有些部队也确实走了这么长时间。如朱德总司令以及原属一方面红五、九军团,从瑞金出发后历时两年才到达陕甘宁苏区。
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表现长征的故事片《万水千山》问世后,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光写一方面军,还要写其他红军。从当时的全国战略大局看,在南方的各支主力红军,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根据地外,都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向陕甘宁地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长途行军,都属于长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靠相互配合才赢得胜利。
回顾红军三大主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过程,可以看出各支部队走的路程不同、里程不一,到达时间也有差异,然而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来,“二万五千里”这一称谓在革命斗争中渐渐约定俗成,中国人民在艰苦奋斗时又产生了“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的激励之词。万里长征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的精神在世界上的光荣象征,并将激励着后人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屈指行程二万”——中央红军长征里程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是红军原来的最大主力,出发时有8.6万人,中共中央又随军行动,因为国民党军投入最多的兵力进行围追堵截,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比例最大,行军也极为艰苦。
当年红一军团留下一份详细的里程一览表,累计长征1.8万华里,为什么到陕北后并没有“一万八千里长征”的说法,只有“二万里”、“二万五千里”的说法呢?
1935年秋,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宁夏六盘山,曾写下著名的《清平乐》——“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此后,人们讲起红军长征,大都习惯说成“两万长征”或“二万五千里长征”。
“屈指行程二万”,这虽是艺术语言却基本符合事实。到达陕北后一个月,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首先明确地宣布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结论,并在《抗日救国宣言》中说明:“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份《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这是红一方面军部队最早的、最详细的可靠资料。此表以红一军团直属队长征中每天的记录为依据,标明每天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宿营,行军里程多少。累记下来,从赣南到陕北一年间共行走18095华里。中共中央机关基本与红一军团同路,每天行军里程累计,也是1.8万华里。
若仔细考察,这一里程累计数字只是中央机关、军团司令部直属队从每天出发到宿营的统计,并非实际所走的全部里程统计。以机关人员而论,到宿营地后多数人还要外出找粮、砍柴和奔走向群众宣传;战斗部队经常要迂回行动,有时反复冲锋;此外,中央和军团直属队驻扎时,各师、各团还要继续担负警戒,或进行侦察和筹粮活动。中共中央机关、红军直属队,可谓是参加长征的红军中走路最少的。作战部队同他们相比,估计至少要多走1/3的路,以此估算“二万五千里”只少不多。
当年在红三军团长征的张爱萍后来在回忆遵义战役的情况时曾说过,他们一个团在大部队占领遵义后,向敌军一次反击就追出70华里,再返回遵义找大部队,这往返140里都没有算在军团直属队的长征里程统计中。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部队,还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总司令部行动的红五、九军团,他们走的路程比一方面军计算的还要长约一万里。这是由于他们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区,转战近一年,后分别调属二、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刘伯承便随这些队伍行动,他们行军两年,走的路程有三万多里,是长征中走得最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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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整和跃进相结合的进军——二方面军长征
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二方面军在途中的损失比例最小。二方面军是1936年7月进入西康藏区后才正式组建的,此前其主要成分是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红六两个军团。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即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而四方面军转入川康边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红二、六军团就成为长江以南最后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和最大的红军主力,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集中20余万兵力准备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围剿”。当时红二、六军团只有1.7万人,根据地又很不稳固,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人毅然决定在敌人围攻之前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从此开始了长征。经过2个多月转战,部队于1936年2月渡过乌江,进入了贵州西部的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政权。3月下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认为北进是出于全国革命战略的要求,决定放弃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会合红四方面军北上。随后,红二、六军团先以佯攻昆明吸引滇军主力,接着迅速向西渡过金沙江,翻越雪山,于7月初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还保留了1.4万人。
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和原在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合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等领导人通过对张国焘的耐心说服和适当斗争,终于使得二、四方面军能够并肩北上。两个方面军通过了茫茫数百里草地,于9月初进入甘南并控制了8座县城。此时张国焘又不执行中央电令一意西进,国民党中央军胡南部乘机将孤立的红二方面军包围,经过指战员奋勇拼杀,红二方面军损失2000多人后终于冲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下旬同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会师。到达陕甘宁苏区时统计,红二方面军还保留1.1万人。毛泽东接见贺龙时称赞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
从红二、六军团自湖南西部桑植出发算起,11个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走的路程为两万里。他们长征时采取了跃进一段、再休整一段的方式,并以灵活的方式打转,途中还大量扩军。国民党军追击他们的部队也比较少,且多非主力,以上各种因素使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总减员较少。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时所拟定的军事报告,对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方式还专门做了赞扬。
三过草地曲折长征的红军——四方面军
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四方面军走的路线最曲折,所用的时间也最长,这是因为负责人张国焘犹豫动摇,总想逃避北上抗日前线,使部队在北上与南下中反复走了许多弯路。
1935年春,在四方面军负总责的张国焘认为全国革命形势低落,于5月初擅自决定放弃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以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全部西进,开始了长征。西进之初,四方面军占领了川北十几个县,人力物力得到了补充,却因放弃了根据地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困境。此后,张国焘对于同国民党军作战感到悲观失望,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这种错误一度分裂了党和红军,并造成了四方面军在川康边区近一年的往返徘徊局面。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会师,全军兵力相加有10万人。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经说服勉强同意。第一次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又反悔要求南下,拒不执行中央命令,使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掉头再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由于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经4个月苦战仍难以立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以及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于6月间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后,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动摇了,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再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坚持逃跑主义的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
从地图上看,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的直线距离不到1000里,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红二方面军,艰苦程度却不逊色,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进行“小长征”的红二十五军
长征的红军除了三个方面军之外,还有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一次“小长征”。这支部队数量不大却很精干,是长征中惟一数量不减反增的部队。
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在1934年内外处境日益艰难。周恩来认为如果该军继续留在当地,部队和根据地都会因力量枯竭而被消灭,只有向外发展才能保存力量,引开大批敌军又会减轻根据地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徐海东等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率主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根据地,留下一部分人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游击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突围和留下的部队都有了发展。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了长征。同年12月,部队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落脚,此后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经半年战斗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在长征途中还能建立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这是仅有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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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人得到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信才知道,红军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便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坚持陕南斗争,主力继续长征迎接中央。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县时,遇国民党军围攻,部队转向北进,于9月16日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到达陕北时,红二十五军还有3400人,此外在陕南还留下了2000多人,比长征开始时的人数还有增加。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总计约9000里,历时10 个月。同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长征距离短一些,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因此被有些人称为“小长征”。尽管当时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大都系地方军阀部队,然而战斗仍十分激烈残酷,政委吴焕先在火线指挥时牺牲,徐海东、程子华都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部队最高领导带头挥大刀在一线率部冲杀,是红二十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的突出体现。这一支红军部队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下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泽东后来一再称赞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长征后的红军保存下多少人
对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时还剩下多少人,过去长期有着“3万人”或“8万人”的不同说法。其实,这两种说法是由于算法不同,因此得到的数字不同。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南部根据地出发时是8.6万人的大队伍,一年后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合了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一年内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总计又发展到3万余人,二、四方面军接着又北上到陕甘宁。三大主力会师前,陕甘的红军后勤部门准备了冬衣7万套,还是不足,因为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军统计有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又渡过黄河西进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不过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此外还包括地方部队以及院校学生、医院和残废院中的伤残军人、后方被服和制械工厂的人员。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过去的党史书中,长期有“长征后红军只剩3万”一说,这其实是指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
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当时红军处于激烈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之中,除战斗伤亡外,因病和意外情况造成的损失也经常发生,部队的人员时时都在变化中,统计数字不可能很准确。不过大致上讲,有3万多名经历过万里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保存下来,这是当时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其中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尽管后人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有不同说法,却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了,并最终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篇7
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
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
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
临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间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送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
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
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
(二)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
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
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
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
红军长征感人励志故事 篇8
不多一会,碰巧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来这里散步。他主动参加了警卫班的活动,和年轻的警卫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玩得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哇哇”的叫声,刘伯承顺着声音一看,在大树纵横交叉的枝桠上,站着一群乌鸦,不由心中一动,立刻诙谐地对警卫员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快打只乌鸦下来给大家打顿牙祭(即加餐)吧!”
警卫员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有的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丑,有的是不愿在领导面前耍弄武艺。
其中有个年轻、机灵、调皮的警卫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个示范表演吧!”
“要得——”
“欢迎——”警卫员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地回答:“你们还会倒打一钉耙,将起我的军来了!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说着,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拔出左轮手枪,只见他不用瞄准,手一举,“砰”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应声而落,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扑腾哩。
“好枪法,刘总长真不愧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警卫员们异口同声地啧啧称赞。只有要求刘伯承作示范表演的那位警卫员依然半信半疑地说:“嗯,树上那么多乌鸦,怕是撞到一只的哟!”
刘伯承听了毫不生气,只是笑了笑说:“也许是这样吧,不妨再考试考试,看到底及格不?小鬼,麻烦你去给我找个鸡蛋来。”
那个警卫员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心里怦怦直跳,只好硬着头皮到伙房里要来了一个鸡蛋。刘伯承又叫他用力朝天上甩,他立刻明白了八、九分,用的力气把鸡蛋朝天上抛去。当鸡蛋飞向天空,看上去小得像一粒黄豆时,刘伯承沉着地把枪一举,“砰”的一声,鸡蛋随着枪声四分五裂,蛋壳、蛋黄、蛋白纷纷洒落下来。那个调皮的警卫员连忙伸出大拇指,夸赞刘伯承是神枪手。警卫员们纷纷要拜刘伯承为师,请他教练枪法。刘伯承谦逊地说:“功多艺熟,业精于勤嘛,什么老师、学生的,我们互相学习好了。枪法愈准,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啊!”
红军长征过云南 篇9
1.为什么要长征?
长征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因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使红军未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大旗,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了一支支红军队伍,创造了一块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蓬勃开展起来。在革命根据地中,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面积最大、力量最强。
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对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被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红军打破。之后,蒋介石又组织20万、30万大军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所打破。就在革命不断胜利发展的形势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对党中央的统治。
这里,要说一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
王明(1904~1974),本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在中国学生中组织宗派小集团,并得到该校副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工运。后来,以反“立三路线”为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积极进行宗派活动,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长文,提出“左”倾政治纲领。1931年1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还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就由米夫支持的王明所掌握(总书记为向忠发)。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损失。
同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党的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下旬,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两天后即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掌握中共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深感在上海实在太危险,但又想抓住党中央的领导权。他东躲西藏,冥思苦想,想出一个办法:到莫斯科去比较安全。为此,他物色了在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博古在国内负责。9月下旬,经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批准,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叛变)3人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和米夫一起遥控中共中央。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不久加入中共;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在全国总工会搞宣传,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9月,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只有24岁,自己也觉得太年轻。王明给他打气:米夫当中山大学副校长时也不过24岁。
1933年2~3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博古临时中央已迁到中央根据地,全盘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等受到排挤打击,正确的主张和做法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战是“逃跑主义”,说什么“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列主义”。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胜利。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央根据地有8万多主力红军。但是,不懂军事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任命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这个李德是何许人?有什么来历?
李德(1900~1974),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共产国际派他送款到中国,以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站的秘密工作者,联络站是共产国际援助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和资金的转换枢纽。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将营救任务交给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则派遣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分配到总参谋部工作的奥托·布劳恩,携带2万美金到中国。完成任务后,布劳恩本应返回苏联,然而他却被博古留在了上海。他们是在莫斯科学习时认识的。博古刚刚担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他深感苏区工作和武装斗争正在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首要问题,而他不懂军事,因此这个比他年长7岁的德国人对他太重要了:可以帮助他在军事上掌舵。
1933年春,博古到中央苏区,让布劳恩同行,并给了他“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的头衔,还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实际上,李德不仅不懂中国国情,也没有军事实践,一切只能从军事教条出发,只会纸上谈兵。1934年4月,面对蒋介石大军“围剿”,博古、李德放弃甚至抵制红军过去反“围剿”积极防御的有效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御敌于国门之外”,强令红军与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拼消耗。结果,伤亡惨重。
9月上旬,面对敌军多路大军大规模进攻,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2.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部队及长征时间
(1)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长征时间从1934年10月开始,至1935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共经11省,历时1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发生两件重大事件,一是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最终在云南扎西完成)。二是1935年6月,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发生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9月,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2)红二方面军。开始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展。1935年11月从湘西北桑植出发,途经贵州、云南、西康、四川、青海、甘肃,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共经8省,历时11个月,行程两万余里。途中,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按中共中央命令,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3)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发展,1935年3月从四川出发,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途经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共4省,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22日与红一方面军在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合,最终完成长征,历时17个月,行程一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有两件大事:一是1935年6月与中央红军主力在懋功会师,之后出现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与之展开了斗争;二是1936年7月,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4)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红军除三大主力之外,还有一支必须提及的部队——红二十五军,它关系到红军长征最终落脚陕北地区。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从鄂豫皖根据地的河南出发,途经湖北、甘肃,1935年9月到达陕西的陕甘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9月17日,北上的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次日占领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一块相当大的根据地,以及红军在当地的活动情况。10天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榜罗镇开会,决定前往陕北,陕北最终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二十五军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一万里。
3.长征的艰难险阻
毛泽东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
(1)敌人的围追堵截
长征西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22位勇士攀爬于13根铁索之上,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最终“飞夺泸定桥”。
(2)天险:万水千山,雪山草地
据统计,红军长征沿途渡过24条大江大河,翻越18座高大山脉(其中5座为终年积雪);荒无人烟的水草沼泽地,上面野草丛生,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黑色泥淖,稍有不慎即下陷没顶。
(3)“左”倾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
“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如前所述,这是造成长征的根本原因,也是长征初期红军遭受巨大牺牲和惨重损失的原因。
分裂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接着,“实力派”张国焘野心膨胀,向中央要权,先得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后又当红军总政委,提出“南下”川康的方针,实行分裂主义。9月9日,张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及时报告毛泽东,避免了张的加害。10月5日,张公然另立“中央”,还宣布撤销毛、周、博、张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并下令通缉。
4.遵义会议和反分裂主义的胜利
(1)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取消“三人团”,周恩来为党内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反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继续进行坚决斗争,随左路军行军的朱德、刘伯承同分裂主义也进行了坚决斗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张国焘南下使部队伤亡巨大,从苏联回国的张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要其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6月6日,张国焘最终取消了另立的“中央”。
5.长征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
(1)长征的胜利: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2)长征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
第一,长征的胜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灵魂和根本保证。
第二,保存、锻造了中共和红军的骨干,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他们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
第三,培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崇高的革命信仰,革命必胜的信念,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
二、中央红军(红一、三、五、九军团)过云南
1.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2.时间:1935年2月4日至12日,4月23日至5月9日,两进云南,共24天。
3.经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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