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版

2024-08-05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版（共8篇）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版篇1

欢迎大家参观《红星照耀中国》，本展览展示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外国记者走进红色根据地进行的采访与报道。

1936年6月，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怀着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无数疑问，走向荒凉的西北高坡，去寻找那些当时还不为世人所知的红军战士。经过4个月的孜孜探求，他找到了答案，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于是，世界知道了，在灾难深重、内忧外患的中国，有一群怀抱崇高理想，为四万万同胞而奋斗的革命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人。此后，又有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记者，走进红色根据地，走向抗日最前线，他们用笔、用镜头记录清廉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坚持在抗日最前线的人民军队。

当年外国记者对红色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报道已成为值得永远铭记的真实历史的一部分。今天重温历史，让我们走进“红星照耀中国”，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激情年代。

本次展览共展出100多件档案文献、200多幅珍贵图片，其中多数档案资料为首次公开，展览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探寻红色中国

埃德加·斯诺

您现在看到的第一位中国红军的好朋友，名叫埃德加•斯诺，他是一位美国记者。192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初到上海时曾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施乐，并一直使用。后来，胡愈之先生等翻译《西行漫记》一书时，因不知他还有过这样一个汉文名字，而译作“斯诺”二字，并一直沿用下来。1936年6月到10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革命根据地的美国记者。1937年写成报道中国的经典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在书中他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1931年开始，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相继交往，他曾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还经常去孙中山旧居向宋庆龄求教，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也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36年7月斯诺（左一）在陕北见到周恩来（右二）时的场景，当时周恩来是留着胡子的，斯诺对周恩来的印象是“态度温和，头脑冷静，有着一股无法比拟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斯诺把这个也写入了《红星照耀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斯诺沿着日本在中国侵略路线走遍中国国土，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革命抗战的信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同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这张照片是斯诺在陕北时的留影。

1938年正值武汉大会战时期，斯诺在战火威胁下的武汉待了整整七个星期，这张照片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珞珈山会见斯诺时的场景。

斯诺与周恩来夫妇的深厚情谊背后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来应付沿途日军盘查，和斯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平。日军检查时斯诺说：“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检察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而令人惊奇的是，斯诺当时并不知道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实际上，斯诺帮助中国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

这张照片是1938年斯诺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在武汉合影，当时叶挺是在全国各地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筹集经费，途径武汉遇到了斯诺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当时在斯诺眼里，叶挺是一位“对中国政治有着独特见解的中国军人。”

这是1936年11月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写到了斯诺著：《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访问记》，配的这张毛主席著名的半身照，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清晰的见到了毛主席的形象，据说毛主席戴的这顶军帽是向斯诺临时借来的道具，为了更好地展示红军形象，斯诺在拍照时建议毛主席戴上一顶红军帽，但毛主席平时几乎不戴军帽。于是便向身边的警卫员借了一顶，没想到帽子太小戴不进去，凑巧斯诺也戴了一顶红军帽，于是，他接过斯诺的帽子，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您现在看到的这两份珍贵的档案资料是1937年美国的《生活》杂志，这份杂志也是意义非凡，它创造了两个第一，是西方杂志第一次全面报道毛泽东的形象，也是西方杂志第一次报道红军长征的经过。

这两份资料也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1937年的《救国时报》，它是中共在海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份报纸，1935年12月在巴黎创刊，1937年3月刊登斯诺的文章《一个非常的伟人》，在这篇文章中，斯诺写到“毛泽东是一位才华超群，深受军民爱戴的红军领袖”，这张照片就是毛泽东与他的夫人贺子珍的珍贵留影。《少年的长征》这篇文章中的配图，我们在接下来的展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份珍贵的档案也是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1939年9月毛泽东与斯诺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谈话记录，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上面修改的笔迹是毛主席亲笔修改的，在左上角写到了：柴沫同志请为全文整理存案，柴沫同志就是毛泽东当时的秘书。

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红星照耀中国》更名为《西行漫记》，这就是1938年2月由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斯诺经过四个月的采访，写满了14本笔记后才完成的，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陕甘宁边区采访的所见所闻，出版后被译为20多种语言，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海伦•福斯特•斯诺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优雅的女士，她叫海伦•福斯特•斯诺，从名字不难猜出她与埃德加•斯诺的关系，她就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1931年海伦来到中国，1932年海伦与斯诺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使馆举行婚礼，1933年在北平安家。

1936年秋，埃德加•斯诺从延安回到了他在北平的家中，看着从陕北根据地带回的珍贵资料，斯诺不无遗憾地说道：“可惜，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朱德等其他一些杰出的红军将领。朱毛，朱毛，两者不分离。”海伦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也到苏区去一趟，我要把你没来得及访问的人物采访回来！”1937年，海伦在延安采访了斯诺一年前没能采访到的朱德、贺龙和徐向前等人，写下了《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书，还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补充了部分材料和照片。她认为：共产党人以其坚强的领导，已经创造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人类文明。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美国记者，1928年来到中国，在中国一待就是12年。1937年到达延安，成为第一个跟随八路军转战的外国记者，后来写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并为朱德作传《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这张照片就是1938年史沫特莱（中）在武汉与周恩来（左二）等人的合影，照片中这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就是史沫特莱。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39年董必武在重庆接待外国记者，照片中这位衣着朴素、神情专注的同志就是董老。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史沫特莱，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

1939年史沫特莱来到了新四军军部，当时军部的指导员介绍史沫特莱说这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史沫特莱立即插话说到：“不，我不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我只不过是作为记者，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真实地而不是夸大或贬低的传达给了世界人民而已。”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正是受史沫特莱的影响来到中国支援的。这张照片正是1939年，史沫特莱在新四军军部的一张合影，最右边是史沫特莱，左起第一位是汉斯•希伯，也是一位记者，接下来是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的陈毅、副指挥粟裕，中间这位是加拿大护士琼•尤恩。

您现在看到的这份资料是新四军赠送给史沫特莱的有粟裕题词的照片，它是1939年1月粟裕率新四军二支队奇袭日伪据点官陡门，胜利后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方粟裕写到“新四军，胆气豪，不畏艰苦与疲劳，七十里之遥，雪夜奔袭芜湖郊，伪军无处逃。”后面列举的是这次胜利的战况与缴获的军用品。据说这次奇袭只用了短短8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就连打扫战场也只花了20分钟，这次胜利对江南敌后抗战军民起了激励作用。这张照片后来被史沫特莱的后人赠送给了史沫特莱的母校——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每晚都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她的报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杰克•贝尔登

接下来这位记者名叫杰克•贝尔登，193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其他外国记者不同的是来到中国，他学会了汉语，可以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而不只是转述官方的消息，也因此他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深入的报道使他成为一名知名的美国记者。

在他的报道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这是时任八路军一二O师副师长的萧克与杰克•贝尔登的合影。

杰克•贝尔登的代表作《中国震撼世界》出版于1949年，由于这本书对于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持正面立场，因此这本书在美国的公开发表和出版都遇到了很大阻力。这就是2003年1月再版的《中国震撼世界》。

罗曼•卡尔曼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罗曼•卡尔曼，是斯大林派来中国的，他是13位记者中唯一一位苏联人，他还是来访的外国人中唯一一个乘坐小汽车到达延安的。1938年来到中国，足迹遍及湖南、湖北等11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1万多米，回国后，他将拍摄的影片资料剪辑成《战斗中的中国》一片，我们待会儿可以在视频资料中看到。

这是刊登于1939年《新华日报》上的《毛泽东会见记》，卡尔曼生动地描述了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形，同年苏联《消息报》也用了半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

冈瑟•斯坦因

请大家继续参观，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依然来自美国，他叫冈瑟•斯坦因，可以说是和毛泽东交谈时间最长的一位外国记者，时间长达30个小时，后期他利用自己的采访资料写成《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真实的报道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在他的报道中曾写道：“在国际的承认滋育起来的国民党的中国旁边，中国共产党首创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张照片也是首次公开，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亲切和蔼的样子，它描述的是1944年，斯坦因等外国记者来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中有两位记者（前左一武道和后左一夏南汉）对共产主义是持敌视态度的，但是经过和毛主席的深入交谈，深深的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于是有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这份档案资料是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参观访问的日程表，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日程表当时是送给毛主席亲自审阅的，上面修改的笔迹也是由毛主席亲笔修改的，无论从版式还是内容上，都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

瓦尔特•博斯哈德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瓦尔特•博斯哈德，他是瑞士人。1931年来到中国，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他所拍摄的纪录片《通往延安之旅》，这段黑白无声纪录片记录了博斯哈德从西安通往延安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当年延安的风土人情，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延安，他见到了很多热血青年，于是发出这样的感慨：“共产党点燃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希望，使他们纷纷涌向延安，主动接受革命教育。”

这两张照片是1938年8月，博斯哈德拍摄的八路军战士的日常生活与八路军女战士。这张照片是1938年8月毛泽东与博斯哈德（左）、美国记者斯蒂尔（右）的合影，图中英文意为红色中国领袖，是博斯哈德亲自写上去的。在博斯哈德的印象里，毛泽东说话有力、简洁、没有丝毫手势，毛泽东的智慧与自信让博斯哈德印象深刻。

现在您看到的这份档案是1946年9月，毛泽东关于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问题答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记录稿，上面的笔记是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非常珍贵，这份记录稿被收录到了毛泽东文选第二卷。

这五份档案资料也是首次在国内公开，是博斯哈德来到中国的个人档案资料，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军用通行证，是1947年朱德同志亲自签发给博斯哈德的，现留存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他是首位访问延安的美国军官。他先后三次来到中国，深入敌后和正面战场，认真考察了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的抗战，回国以后，他运用八路军训练士兵的方式训练自己的美国士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运用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赢得了两次战争的胜利。

他在报道中说道：“延安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

这是1938年，河北唐县根据地欢迎外国记者的海报，上面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是：“欢迎哈山先生，欢迎美国记者。中国万岁！美国万岁！”

1938年卡尔逊采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他不遗余力地为共产党进行宣传，呼吁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援助，他以自身经历写成《中国的双星》一书。这是2003年由外文出版社再版的《中国的双星》。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接下来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一位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外国人，1917年随父母定居中国，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之一。

来到中国他这样感慨：“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这张照片是1944年，爱泼斯坦（右二）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左二）、茅盾（左三）等人在重庆的合影，不幸的是李公朴在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就在昆明受到国民政府的迫害。

这是身着八路军军装的爱泼斯坦。

这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参加延安军民集会时的场景，在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军民的抗战情绪却是非常高涨的，当时就连远处的山坡上也站满了人，照片左边的旗子上写的是“中美英苏亲密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

这是1944年，爱泼斯坦（右二）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采访，最右边这位是马海德，他是美国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您现在看到的是1945年的《解放日报》，刊登了爱泼斯坦的一篇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这篇文章中，爱泼斯坦写到：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凡是见过毛泽东本人的人，就算是政治立场和他不一样，也会产生同样的看法。

汉斯•希伯

来到延安，很多外国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汉斯•希伯就是这样一位记者，192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参加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不幸的是1941年在发生在沂蒙山区的大青山战役中牺牲，至今仍长眠在沂蒙的烈士陵园。

在他的报道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倘是中国没有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为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抗战和中国光荣的独立运动史。” 这是1939年希伯（前排右起第七人）在新四军军部的合影，这一位就是希伯。这是1940年希伯和沈其震在皖南泾县云岭的合影，照片上希伯亲密地挽着沈其震，他们俩关系非常好，希伯的中文名就是沈其震为他取的。

这1943年12月一一五师关于希伯牺牲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详细的描述了希伯牺牲的原因，是由于腹部负伤，流血过多，不幸牺牲，他是第一个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华民族的欧洲人。

这是后期徐向前、聂荣臻为希伯题词。

詹姆斯•贝特兰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记者名叫詹姆斯•贝特兰，他是13位记者中唯一一位新西兰人。1936年来到中国，年底采访西安事变，他撰写的《中国的新生》，是外国记者中唯一以第一手材料报道西安事变的专著。“七七事变”后，他独自去延安采访，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英联邦国家记者。

由于目睹八路军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当时还不满30岁的贝特兰决定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中国人民抗战的事业。

在他的著作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在绿色的长江流域，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这位女记者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首次来华，她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待斯特朗，“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经过她报道后被广泛传播的。

在她的报道中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描述：“共产党军队之所以能取得这些胜利，乃是因为这支军队来自农民，而共产党人则是这支军队的组织者。这些胜利是凭着自觉和才智将中国人民的潜在力量调动起来的结果。”

这是1947年周恩来用钢笔写给斯特朗的一封中文亲笔信，这个是周恩来很难得的钢笔字。他在信中表示，“毛主席说你是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信中还提到了董必武，写到“董必武同志在南京，您如有什么需要，可与他们取得联系。”在这里还有斯特朗写给周恩来的一封回信，她是用汉字书写的。

哈里森•福尔曼

最后这位记者，名叫哈里森•福尔曼，1932年第一次到中国，代表作有被称为《西行漫记》姐妹篇的《北行漫记》和《西行漫影》画册。这张照片就是福尔曼与毛泽东的合影。

这是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等外国记者交谈时的场景，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在延安时福尔曼对武器非常的感兴趣，这张照片就是他观看民兵制作炸药的场景，当时在报道中，福尔曼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第二部分镜头里的中国革命

请大家继续参观，展览的第二部分是镜头里的中国革命，除了传世的文字，外国记者还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感受，这一部分分为五个版块。

第一版块是革命圣地。这张照片是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城的全景图，这是延安的宝塔山，它是革命圣地的象征，在山上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因山上有塔，故名宝塔山。

延安记录了中国革命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与边区参议会联席会议，也就是早期的政协会议，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会场的布置是非常的简陋。

这张照片描述的是延安抗日民众大会召开时的场景，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多，连远处的山坡上都站满了人，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是军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憧憬，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纷纷奔赴延安，主动接受革命教育，这些是在延安进行的一些文化活动，前来延安学习的有医科学生、彝族学生和陕北公学学生等。

这是由博斯哈德拍摄的1947年延安城欢庆新年的景象，近处的黑板上写着“敬祝各界身体健康”、“鲁南我军春节献礼，收复枣庄歼敌一师”。

中国共产党人把延安变成了民主革命的圣地，也创造了传世的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您现在看到的第二版块是伟人风采，描述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勇形象。毛泽东

这三张照片是不同时期的毛泽东的形象，第一张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在陕北，这张照片让全世界的人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毛泽东的形象，第二章是海伦拍摄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是非常的清瘦，但是神情却非常坚毅，最后这一张是毛泽东赠送给博斯哈德的亲笔签名照，现存于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现代历史档案馆。1939年6月1日，卡尔曼在杨家岭为毛泽东拍摄“毛泽东的工作一日”，他们共进午餐后，便驱车去参加抗大建校三周年的校庆。在路上毛泽东下车与农民亲切交谈，卡尔曼深受感动，于是拿起相机记录下这样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这是1937年5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时的场景，当时受到了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图为毛泽东等与考察团成员合影。照片中的这一位叫涂思宗，他是当时考察团的团长，国共合作谈判期间，国民党派了这一支中央考察团来到延安，一是为了了解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二是了解共产党抗日的真实态度。

这是毛泽东与其长子毛岸英的一张珍贵的合影，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当时周恩来接到毛岸英牺牲的电报后十分痛心，但考虑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仍在指导抗美援朝战争，与刘少奇商量并决定暂时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直至1951年1月2日，毛泽东才得知这个消息，据在场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听后一言不发，周围的人不敢劝慰，毛泽东的眼圈湿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只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周围的人不禁潸然泪下。

朱德

这张照片也是首次公开，是朱德同志在延安骑自行车的场景。

这是1947年，朱德赠送给博斯哈德的亲笔签名照，在这边还有同年2月，周恩来赠给博斯哈德的签名照，都是非常的珍贵。

周恩来

接下来这张照片是1939年8月，周恩来与刘少奇在延安的一张合影，当时周恩来41岁，大家可以注意到，照片中周恩来的右臂是打着绷带的，这是周恩来在延安坠马导致右臂粉碎性骨折，在接受治疗之前留下的一张照片。

董必武

您现在看到的是从红安走出去的董必武，他不仅是党内“五老”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他还是第一位由党中央为他庆生的领导人，党中央有过规定：党内不准搞祝寿活动，但是1944年，党组织却千真万确地给董老祝贺过“六十大寿”，其实那一年并不是他六十岁的生日，之所以提前两年为他祝寿，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专为对付国民党特务统治的一个办法。

贺龙

这是贺龙与篮球队员的一张合影，当时贺龙组建了一支篮球队，取名为“战斗篮球队”，一方面是为了强健战士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舞士气。

徐向前

这位是1938年，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他与李先念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他还是我们红安的女婿。

项英徐海东

您现在看到的这两位是从湖北走出去的优秀红军将领，这位是项英，武汉江夏人，这位是徐海东，湖北大悟人。徐海东一生战绩卓越，负伤9次，身上有17处弹孔，由于他在抗战时期英勇善战，被人成为“徐老虎”。埃德加·斯诺曾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述到，“在中共军事领导人里面，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没有人比他更神秘的了。”

李先念

这位就是从红安走出的国家主席李先念，他是黄麻起义的老战士，是一位从木匠成长起来的名将，这是新四军将领的一张合影，照片中最右边这一位就是李先念。

罗炳辉

您现在看到的是1937年时任三十二军军长的罗炳辉，相信有很多人看过这样一部老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这部电影的原型人物就是他，不幸的是他在1946年就去世了，是中国早早陨落的一颗将星。

习仲勋

您现在看到的这组照片记录的是我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毛泽东曾称赞他“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称赞他比诸葛亮还厉害。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版块是人民军队，展示的是人民军队的飒爽英姿。

这是红军的一位司号员，他叫谢立全，是一名甘肃人，当时是20岁，建国以后成为一名海军少将，埃德加•斯诺将这张照片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照。

这是红军缴获的机关枪、大炮和飞机。

这些照片是随军记者史沫特莱拍摄的红军战士的形象，她所拍摄的照片清晰度非常高，现在这些照片留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这样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是1936年红军将士召开抗日大会的场景。这是红军战士在上军事课，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都很爱学习。

1937年8月，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就是当时改编动员大会的现场。

英勇无畏的八路军在群众的辅助下攻克了日伪据点，并对其进行摧毁，这就是八路军在攻克的日军据点前的一张合影。

这是八路军指挥员正在对准备进攻的日军据点作仔细介绍，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模型也是非常的逼真。这张照片也是非常经典，是八路军在“青纱帐”里准备伏击敌人时的场景，在不少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

当时边区妇女也自发组织起来，这是妇女们为八路军战士赶做行军鞋，这里有为八路军战士送水的大娘，还有八路军战士帮助群众推碾子，都表现了深深的军民鱼水情。

当年外国记者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和党派偏见，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场景。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版块是群众武装。

当时他们的装备非常低劣，武器只有大刀和长矛，但是从那坚定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坚持抗战的信心。

这是典型的根据地民兵形象，在不少影视剧中可以看到。这是民兵在地道中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张照片，这是民兵英雄李勇，在老电影《地雷战》中，那位善于制作各式各样地雷的电影原型人物就是他，后来他受到了聂荣臻的亲自嘉奖。

您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个版块，延安生活，分别展示了延安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体育生活以及生产活动。

这是延安的整风运动。这是二届参议会时的场景。

这边是延安的经济生活，这两位是当年来到延安的外国医生。这是边区政府中的妇女代表、工厂女工与女哨兵等妇女形象。

当年在红军中还有一群8至 15岁的少年士兵，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红小鬼”，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位“山西娃娃”王东平，斯诺来到中国，周恩来就是安排他照顾斯诺的生活起居，当时他才12岁，他与斯诺的深厚情谊也是在这时建立的。

这是儿童团员正在站岗放哨，他们检查行人路条，防止特务进入边区。这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为军民表演秧歌剧《兄妹开荒》。您现在看到的这些照片是延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延安还有这样一群日本人，他们反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成立了反战同盟，这张照片就是反战同盟成员在排练樱花舞。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样一张珍贵的照片，是新四军军长叶挺接见日军战俘时的场景，这两位日军战俘在1940年的1月加入了八路军。

这是抗大领导和教员在篮球场上的一张合影，当时边区的条件非常艰苦，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们身后的篮板上是没有篮筐的，而且他们的篮球也是自己制作的，在那片红土地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展露无遗。

这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描述的是三五九旅战士进入南泥湾时的场景，这是一支非常著名的部队，它既能打仗又能生产，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生产粮食，提供给边区政府，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压力，这张照片就是1942年4月，朱德、贺龙等同志视察南泥湾时的场景。

这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延安时的一张留影，当时他是受史沫特莱影响来到中国的。

您现在看到的最后一个部分，从木刻艺术看红色中国，这18幅木版画，也是从各个方面展示了延安当年的风土人情。

展览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红星是希望的象征，在繁荣昌盛的新世纪，红星更加熠熠生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切地认识到，民族解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创建我国“两个一百年”、我省“五个湖北”、我县“三城三区”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传承红安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业绩与未来！谢谢大家参观。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版篇2

一、同一地区, 两种景象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在王之涣的眼中, 大西北的自然环境极其荒凉, 在范长江的眼里, 荒凉的不只是环境, 更有人心。《中国的西北角》里, 遍地鸦片, 四野饥民, 沿途饿殍, 老百姓已习惯而麻木, 可他们选择的不是改变, 不是反抗, 而是放弃。放弃希望, 也放弃自己。

斯诺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大西北。那个在范长江笔下呻吟着的中国的西北角, 那个腐臭死寂的地方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红色基地, 人民在自己新分得的土地上快乐地劳作着;几乎所有的人, 都开始学习识字, 接受文化;人民懂得了反抗, 反抗压迫, 反抗侵略。与其说这里是红色的根据地, 不如说是绿色的起点, 它所呈现的强大生命力是西北地区从未有过的。

同样的中国大西北, 《中国的西北角》和《西行漫记》展现给读者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景。一边是百姓贫困不堪, 一边是人民安居乐业;一边是百姓目不识丁, 一边是一所所红区学校;一边是大烟毒害下孱弱的百姓, 一边是雄姿英武的红区军民;一边是人民饱受压迫, 一边是人人平等;一边是民族仇视, 一边是各民族和睦相处、联合抗日。“在这样闭塞的地方, 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两种势力, 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 对实际问题解决办法者, 终归是最后的胜利者。” (《中国的西北角》)

二、同一个观点, 两种风格

范长江在后来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说:“我自己当年到西北去采访, 也是怀着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 抗日战争爆发后, 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 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

稍后斯诺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 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 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 我出发了。” (《红星照耀中国》)

同样的目的, 同样是通讯集, 同样以记录游历的形式呈现, 可两部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

《中国的西北角》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作者以“游记”的视角方式来写新闻, 作者背着行囊, 一路走来, 山川风光, 历史变革, 风土人情, 百态人物, 无不纳入笔端, 这正是游记的特点, 但这又极具新闻价值, 西北的经济、西北的生活, 尤其是红军长征落脚于西北之后的现状, 此时都是外界最关注的焦点。

范长江更多地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完成着他的写作, 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他独到而深刻的认识。比如对于西北民族问题, 他就有超越一般的思考, 认为民族平等是民族和睦的前提, 民族压迫是西北地区民族问题尖锐的根源。对于西北的贫困, 西北的麻木, 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精彩而又恢宏的评论给读者极大的震撼, 文章读起来优美却不虚浮, 深刻却不刻板, 意味深长。

同时, 他的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写张掖, 写酒泉无不充满塞外风情;写青海, 写宁夏, 展现出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这一切使人感受到祖国的辽阔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而古人诗文、历史掌故, 信手拈来, 恰到好处, 使文章内容丰富而又摇曳多姿。

《红星照耀中国》与《中国的西北角》一样, 也以作者的行程见闻安排结构, 但不同的是, 《中国的西北角》侧重于“事”, 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侧重于“人”。《红星照耀中国》中好多篇章完全可以单独拿出来当作人物传记来读。他写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彭德怀……借人物的语言和行动, 表达人物的精神世界, 刻画出一个个性格鲜明, 真实而又艺术的人物形象。对普通民众、红军士兵、少年先锋队的描写, 又完整了我们对红色根据地的认识。

与范长江的夹叙夹议不同, 斯诺很少直接表达个人观点, 而是把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 对苏区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渗透在字里行间, 让读者在对比中去感受。但这并不是说斯诺就没有精彩的评论, 比如《红星照耀中国·举国大迁移》中:“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写一部长征的集体报告, 由好几十个参加长征的人执笔, 已经有了三十万字, 还没有完成。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 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 像一把烈焰, 贯穿着这一切, 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 或者在大自然面前, 上帝面前, 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 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这样浪漫而抒情的表达正是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讴歌与赞美。

闪闪红星照耀中国（组诗）篇3

看，他们出发了

这是一支神圣的队伍

这是一支坚强的队伍

这是一支坚韧的队伍

这是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队伍

他们出发了

离开江西瑞金，悲壮的离开

他们头也不回

他们用信仰坚定着脚下的路

他们的前方是甘肃会宁

他们用头上的五角星

照耀着脚下的路

中国工农红军

我在历史的课本上仰慕着他们的背影

在金秋的十月

我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是

多么的不舍

但，在党中央的号召下

他们胸怀着热火和信念，胸怀着共产党人

救国救民的情怀，他们要用脚

丈量着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一步，就这样，从容地迈开了

1934年10月10日

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

出发！背着枪，背着包袱

稚嫩的脸庞写满了自信与自强

出发！一曲人间的浩荡旋律在中华大地唱响

出发！一曲浩荡的长征组歌开始呐喊出第一个音符

出发！一支肩负着民族的希望的队伍

在脚步声中，向着阳光，前进

1935年1月，遵义会议

在低谷中，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党

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史册中

永放光芒

就像一个破折号

在历史的拐弯处，让我们的党看见了希望

让我们的军队，有了主心骨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遵义会议，一次伟大的会议

热烈的掌声，至今回响在历史深处

仿佛能听见

一个嘹亮的声音宣告一段历史的新生

仿佛能看见

一个伟岸的背影，把中国的方向

画出一个圆满的句号

历史选择了遵义

一次伟大的会议

诠释了一个政党的光明和前途

1935年6月，爬雪山

皑皑白雪，壮美

夹金山，用雪山的纯洁辉映着

中国工农红军

单薄的背影

爬，一支年轻的队伍

用顽强的意志和单薄的身躯

翻越着极度寒冷的雪山

有的人倒下了

就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更多的人

翻越了皑皑白雪塑造的光辉大道

长征，爬雪山

一支团结的队伍在风雪中意志如钢

一支伟大的队伍在风雪中展翅翱翔

一支铁的纪律打造的队伍

成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一支战胜自然困苦战胜风雪雨寒的队伍

就是一种精神在传承

——长征精神，是一曲时代底色里的辉煌赞歌

1935年8月，过草地

我总是会被一些故事

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总是会被“跟着走”三个字

背后诠释的含义所震撼

许多烈士把生命留在了草地

留在了西北若尔盖地区

他们挑战着生存的极限

没有吃，吃树皮，吃皮带……

他们面对极寒

单薄的单衣，冻得哆哆嗦嗦

是前面的曙光在召唤

是前面的阳光在指引着胜利者的脚步

跟着走

就这样，茫茫草地，也没有挡住

一支队伍战胜困难的决心

1936年10月，胜利会师

就像一把钢刀

经过了烈火的锻造和淬取

就像一把利刃

经过了万千次的打造

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

一支被载入史册的队伍

用双脚完成了一部史诗的写作

冰天雪地里

他们战胜了严寒

枪林弹雨中

他们迎着子弹向前冲锋

在敌人惊讶的目光中

他们完成了壮举

见到战友

紧紧拥抱，我们胜利了

长征精神——

是民族的自强不息中书写的精神

是用信念和信仰用双脚丈量的精神

是用勇气和决心，用毅力和恒心完成的诗篇

我们胜利了

是的

一段宝贵的财富

从此，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4

“红军”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熟悉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只光荣的军队，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我们现在幸福安定的生活。可是我离它又是那么的遥远，甚至有许多问题或话题，我至今都不太清楚。我和它的中间是有一定距离的。

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是一名叫做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写出来的，他和我一样也有着对红军、革命等关于这类话题同样的问题去探讨，例如: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 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当时中国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想亲自解答这些问题。果真，他这一趟没有白去，他基本解惑了他想知道的所有问题。

我对斯诺这个作者是非常敬佩的，因为他为了破解那些未获解答的问题，竟然不怕危险，不顾生死的来到了中国，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作家都做不到的。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实事求是的人，他写的这本书每一章、每一篇都没有半点虚假，全都是他亲眼所见的，所以这一本书才让千千万万的读者都感到信服。我们从这一本书还可以发现他的文笔非常的好，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平实生动，通俗易懂。但就是这简简单单的话语，让读者感受到了每一处的情感，这可能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原因之一。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那么的活灵活现。由此可见，斯诺是一个观察力极强的人，他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的那么细致。这样的记者兼作者怎能不让人感到敬佩呢？

这本书中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让我印象深刻的既不是毛泽东主席，也不是彭德怀司令员，而是那些红小鬼。因为这些伟大的领袖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了解。他们骁勇善战，积极乐观，富有极强的革命主义，相信这些已经是家喻户晓。所以尽管他们在书中依然让我很感动，很敬佩，但却没有那些红小鬼让我印象深刻。

还记得在当时，作者第一次遇见红小鬼时，斯诺叫了红小鬼 “喂”，于是那两个孩子就生了小脾气，可作者自己依然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孩子对他这么的冷淡？然而交通处长李克农却明白了一切，他告诉斯诺可以叫那些孩子“小鬼”或者是 “同志”但是不可以叫他们“喂”。原来那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自愿到这里来帮忙的，而不是佣仆，他们就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当作者给他们道完歉时，这些红小鬼却又有一点儿不好意思，完全没有斤斤计较的架子。再看看现在的我们，完全和这些红小鬼没有办法比较。我有点儿自愧不如，这些孩子真是了不起，他们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就连作者也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

那些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他们乐观向上又甘于奉献，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奋力拼搏，勇敢探寻着中国前进的方向。本书出版后，立刻瓦解了当时外界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并向世人宣告: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宛如一颗光辉璀璨、熠熠生辉的“红星”，永远照耀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5

在一次次死里逃生，一次次起义战斗后，他开始担任共产党主席。这时，故事的讲述已经脱离他个人历史的范畴，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红军立下了十一条简明的纪律，在这样的管辖下，它不断壮大。经历了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红军成功地完成了长征，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通过同志的简朴自述，不禁为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他作为一名卓越的革命家，不但有气壮山河的宏伟目标，而且有绝妙的的文笔和广泛的见识。他能够身无分文就走遍湖南五个县;没钱没鞋时，好友帮他找到出路;又通过同志的帮助，躲过了追捕。

这一次次的冒险经历，他结交到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广泛的人际关系，为他以后的革命事业做好了铺垫。还有他对农民的重视，得到农民深深的爱戴。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篇6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以下简称“红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

初读时还是中学时代，那时读书求快，一本书两三天读完最后留下就是模糊的印象。“红星”给我的初读印象就是这本书没有啥逻辑絮絮叨叨却很总有一种很密实的感受。

再读“红星”是工作三年后正面临着新的职业选择，一项考试要求写本自己喜欢的书。当时第一个跳出来的就“红星”，正好手边也有一本。匆匆一读上场阵亡，而后真的细读了一遍。这次读完之后，那种密实感的源头终于找到了。作为一个记者的采访，“红星”所展开的是一个神秘领域，简单直接写实的风格迥异于我们熟悉的新闻体，没有先入为主的情感铺垫，没有自以为是的讲理说教，更没有花样百出的故事新编，一切都建立在眼所见、耳所闻。最重要的是不设立场，不立旗，不求文章的前后呼应圆满。

不过，二刷三刷之后让我特别疑惑的是，“红星”所写的内容已经不再是秘密，但为何读起来仍有一种新鲜的味道?

最近的阅读是一次类考试，公司要求大家报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写读后感，“红星”又猛地跳了出来。我想了想，得搞清楚那新鲜的味道藏在哪儿。

不同年龄读书的体验不同，这一点在清朝文学家张潮的《幽梦影》曾有很形象地论述：“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同一本书在不同年龄段去阅读其所得也自然不同。

中年“望月”，总会看得全面深入些吧!

没想到半个月只读了三页。我遇到的各种情况：各种开会，孩子需要陪伴、朋友们小聚!当然这都是借口，最主要的还是和手机这个最大的“敌人”搏斗。好在有一个小目标，终究还是慢慢地读了进去。

万万没想到，读到66页(董乐山译版)，我的谜题就了。关于阅读的疑问其实都隐藏在文字之间，成功的作品其实是把答案写在最前面。往往当你读完全篇豁然开朗之际，才会明白开头那些看似无聊的文字是多么意义深远。

66页最后几段文字是这样的：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唿：“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

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他曾经是个教会学校的高材生。这时如何接待我的问题终于决定了。

对!“青年”这个词就是解开谜团的关键词。这一刻，我忽然有一种战栗感，很多文字浮现在脑海中。往回翻页，一段段文字闪耀着骄傲的光芒。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地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

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这个青年正在洗澡……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

我又进一步知道他姓姚，二十二岁，当红军已经六年了。六年!他该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啊!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

如此新鲜，如此富有活力，青年中国，青春的味道，向着埃德加·斯诺扑面而来，八十多年后的我感同身受!

解惑之后，以后的阅读就有了别样的滋味!透过一名从国统区进入尚在雏形边区的美国记者之眼，我们看到是一个“红星照耀下”的青春中国。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oh~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

对于埃德加斯诺和千千万万为中国未来思考忧虑的人们来说，这“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那颗闪闪的红星!

那群刚刚从艰苦卓绝的长征走来，进入到贫瘠荒凉的黄土地的青年们，所追寻的，所坚守的，最终成为了今日中国源起。此时回首，在“红星”照耀之下，历史的脉络如此清晰可见，关于今日中国的答案尽在其中。

初中《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400字

《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写的。是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深入中国内部时为世界进行的一场对中国革命的报道，使外国人真实地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方式、历程。

在整本书中，记录的所有事情是以埃德加·斯诺寻找毛泽东这件事记叙的。在此书中我最喜欢的人，大概就是作者本人，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地区，为全世界进行了一场报道，澄清了外界对中国革命的误解。而书中也有介绍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故事。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极震撼的，虽然埃德加斯诺那时并不在场，但他通过他人的叙述也记录了下来。在这段历程中，不知死去了多少人，这些人有的被饿死，有的被冻死，有的陷入泥沼，有的滚下山坡，但始终没有阻断红军坚定的步伐，他们彼此扶持着，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努力着，不分彼此，共进退，同生死。

感谢他们吧。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会有现在的生活。不要总想着自己失去了什么，未曾拥有什么，而是要想着你拥有着什么，你又获得了什么。人的一生如此短暂，你做不到洒脱、快活，做不到冷漠旁观，淡泊名利，无欲无求，那至少要做好你自己，好好的活着。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600字以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

读《红星照耀中国》时，我大概15岁，语文选读课本上面有这篇文章，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红色中国的力量。可是那时候年龄也小，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对这个苦难中国意味着什么。而最近，重读这本书时，我才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更深刻的意义。

《红星照耀中国》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我党，我国先进领导者的思想，也正是这样的思想下中国才可以从没落走向辉煌。

1936年，日军盘踞东北，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一个美国人斯诺，踏上了前往陕西，前往苏区的道路，我不得不佩服一个外国人的勇气。

他自己在书中说道：“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而就是他这种不惧危险勇于求真的态度，才使得我们了解到早期共产党的模样。让我们了解到那时候的红色战士不是赤匪，不是土匪，不是暴徒，而是一群有信仰有爱心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战士。一群为了理想，为了信仰而不懈奋斗的勇士。

阅读完《红星照耀中国》全本，对那段历史，那些人，那些事了解的更加深刻，对革命先辈的理想信仰了解的更加深入。一代青年老去，一代青年起来，站在老一辈革命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继续前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理论。我们新一代青年更要不忘初心跟党走，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600字初中范文

知道这本书很久了，但真正坐下来静静的细细的翻看却是第一次。打开它，一幅幅画卷跃然眼前，一个个故事向我们诉说，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革命先烈们却都有血有肉的站在了我的面前，向我们展示了一群有气魄有力量有风度有抱负的革命先驱、一段令我们骄傲自豪的历史。

红色之旅对斯诺来说是一段神秘而又奇妙的旅程，一个外国人竟然和千万里外的东方古都的农民、战士有了紧密不可分割的联系。

斯诺的这本书，我理解他分为5个部分，探索红色中国，中国共产党的由来、长征、同红军在一起、回到白色世界，全篇他带着疑问，走进了红军生活的地方，从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也对共产党产生了最初步的认识，慢慢的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指导，让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敌人严密的封锁线，巧夺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草原，头上顶着战斗机，面前迎接着大自然带来的挑战。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毛主席说过：“年轻人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但最终是属于你们的。”我们青年人即使生在和平年代，也不应忘记无数在革命斗争中流血流汗的革命先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我们此刻的幸福与安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理应心怀感恩，把长征精神融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以芳华立誓，不负眼中星辰熠熠，我们要做新时代敢于追梦敢于圆梦的新时代青年，肩负初心和使命，敢试敢为，勇敢的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奋斗向前，扬帆起航。

初二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700字

九月份，我读了一本好书，它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它描绘了第一个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苏区的故事，并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受都写进了这本书。

本书用新闻来描写红军战士生活，概括了红军与白军、国民党以及日军的斗争，写出了红军战士的英勇无敌，顽强不屈，也大段引用采访中人物所说的话，将所见所闻描述得形象生动、妙趣横生。

全书先从作者前往苏区路上说起，讲了火车上一个白胡子老者对红军的偏见，加大了作者对红军的好奇与猜想。作者后来与一个“共匪”一起吃饭，了解了更多关于红色中国的故事。后来，作者逐渐深入中国苏区内部，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大人物，了解了国际形势、了解了红军的信仰、宗旨、口号等等，了解了中国内部战争的过程以及结果。作者将这些事连起来，写成了这一部自己戏称为“乱七八糟”的书。

作者介绍了红军的经验与客观教训，那就是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来对抗残暴的日军。也写了有组织、有武装的民众、工人在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抗日战争就很难胜利，他们是一股不可征服的力量。

在斯诺笔下，我们见到了一个红色的战争岁月，一件件真实的事件在我们面前展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和平、自由、平等的“红色中国”。在书中，一个个人物，都被赋上了自己的个性，鲜活生动。一个个“红小鬼”，一个个乐观、爱运动、爱和平的红军战士，都被描绘的栩栩如生。

“红星照耀中国”之文化篇篇7

1944年5月，该参观团抵达延安。到延安之前，在外国记者们的想象中，延安或许是个弥漫着强烈军事氛围的堡垒。而身临其境之后，他们却发现，延安人民的生活竟如此丰富多彩。在延安逗留时间较长的两位外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和哈里森·福尔曼，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深入采访，还对延安的其他方面情况作了广泛的了解，其中激发起他们强烈好奇心的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人民文化教育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与尝试。

冈瑟·斯坦因发现，边区的小学、中学、大学只是中共区域内教育系统的一小部分。除此以外，军队、民兵、工厂、合作社、医院、剧院、报纸，这些组织也都有教育作用。“边区好像一所大的学校，老老少少都热心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热心于教别人。”斯坦因用“全民就学”来概括延安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氛围。这种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教育方式，比起学校教育，能够传达到更多的人，传播知识的方式也更为具体。此前，面对边区90%以上的文盲群体，中共曾尝试推行“拉丁化拼音字”及“强制教育”政策，但都由于过于激进且脱离群众而收效不佳。经过不断摸索，中共改用“全民就学”这样的教育游击战术，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不嫌弃任何原始的不正统的方法，利用群众运动使“认字”在边区成为普遍的活动。“有创造力的先驱发明了认字的新方法，如农民把字写在板子上，放在田地的一端，一边耕作一边认字。因此，80%的老百姓现在至少认识三四百字。而一年前不识字的人，现在都能读《群众报》，甚至快能读《解放日报》了。”斯坦因说。

此外，延安大学也不能不提。斯坦因在延安时，延安大学已与行政学院合并，校址设在行政学院原址南门外。大学下设行政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医学系、短期培训班。在斯坦因看来，延安大学反而比重庆区域那些更正规的大学更符合中国的需要。“我对于延大最初的印象是先生学生都结实强壮，而在重庆的大学生几乎都是富有人家的孩子。”当时的延大校长周杨对斯坦因说：“学生的思想必须以服务大众为指针，在思想方面必须对一切问题采取科学态度。作为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民主与科学，参照现代世界的发展情形来讲授，是一切学生一般教育的基本科目。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为新中国造就干部和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另外，延大的教育特点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高等教育与人民大众的需要相结合。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总结道：“延大学生具有战时中国需要的更多的实际知识。对于人民需要什么，怎么和人民合作，他们的认识好得多。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来协助打仗和社会进步。”

延安特有的文化艺术生活也是记者们感兴趣的。在西方记者们所拍摄的照片中，有许多是关于延安的“红色剧社”。为这些剧社输送新鲜血液的就是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教育方针是：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学院开办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在当时有3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前线，学习两年后，会再回到前线去组织戏剧表演、音乐演奏类的工作。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到人民中间去，必须竭力去了解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了解你们。应该运用那些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熟悉的形式。人民的传统音乐、美术、文学和戏剧应作为表现新的战争内容的基本模式。新的形式应以此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因而，学生们在鲁艺所学的课程也必须是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艺术形式。

另外，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于发展新的艺术形式所做的尝试也获得了惊人的效果。以秧歌剧为例，文艺工作者将真实的战争故事与传统秧歌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还有如公共卫生、保护儿童、牲畜饲养等共产党提倡的革新思潮也是秧歌剧题材的丰富来源。人民群众毫不犹豫地接受并爱上了这样的宣传形式。秧歌剧生动的表现形式也让福尔曼印象深刻：“我曾见过许多秧歌剧，它们都强烈地吸引着我。它们与中国别处所见的许多戏剧完全不同。剧本的写作和演员的表演训练都适合在几乎没有道具和舞台效果的情况表演，因此，秧歌剧能在最小的村子里表演。”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不断探索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工作方法，去践行他们为国奉献的理想。他们克服了自身可能会存在的主观、理想主义、轻视农民等弱点，与人民群众同食共寝，同农民打成一片，真正深入了解自己国家的人民，他们的努力与成果也终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赞许。作家陈学昭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或许道出了所有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同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文人学士从来没有这样深入到中国农民群众的最底层。”

年轻的共产党领袖在窄小的窑洞里领导着这场伟大的战斗。

——罗曼·卡尔曼

罗曼·卡尔曼【苏联】（1906-1978），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是新闻片与纪录片的著名摄影师。受父亲的影响，他从拍摄花边新闻、葬礼以及一些政界高官开始，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后来对摄像产生兴趣，在25岁时，就已成长为苏联电影界的新宠。1938年，罗曼·卡尔曼被纪录片厂派往中国，集中报道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一生坚信事实不过是一段没有讲好的故事，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故事讲得真实一些、准确一些。

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

——杰克·贝尔登

杰克·贝尔登【美】（1910-1989），二战期间美国知名的战地记者，作品多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及中国的解放战争。1933年，杰克·贝尔登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作为一名水手，他来到了上海，学会了汉语，并对中國有了较深的了解。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杰克·贝尔登受聘于美联社，开始为《时代》杂志撰稿。与其他不会讲汉语的外国记者不同，杰克·贝尔登可以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而不只是转述官方的消息。他与中国有关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49年的《中国震撼世界》。

nlc202309040406

链接

卡尔曼：到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

1939年5月14日晚，延安军民齐聚北门外组织部大礼堂，正急切盼望着鲁迅艺术学院编排的三幕话剧《冀东起义》开始演出。突然，一个外国“大鼻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在当时，这里已有不少人接受过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博斯哈德等外国记者的采访，八路军军医院驻地也有柯棣华、安德华、巴斯华等印度医生，但是这位风尘仆仆的不速之客，还是让在座的观众感到一丝惊奇。在众人嗡嗡的议论声中，“大鼻子”快步走到前排，很快找到了熟人。人们看到，跟他握手、拥抱并大声交谈的，是鲁迅艺术学院的编译部主任萧三。萧三用中文向周围的同志介绍，这位来自苏联的外国友人名叫罗曼·卡尔曼，职业是电影摄影师，从重庆来，今天刚到延安。

1936年8月22日，罗曼·卡尔曼以《消息报》联络员的身份进入西班牙拍摄内战。他在炮火中拍摄的影片《关于西班牙事件》被送到莫斯科放映，获得空前成功。1937年8月，由于卡尔曼在西班牙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为他颁发了一枚列宁勋章。

1938年9月，罗曼·卡尔曼再次以《消息报》记者的身份投入到战争前线，而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中国。他的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四川、陕西等11个省份，总行程约2.5万公里，拍摄影片资料1万多米。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在战火中他坚持拍摄到10月25日。他拍摄了战时武汉的景象，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接着卡尔曼转赴湖南，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以及日军俘虏营的生活情况。他在广西拍摄了新安旅行团小演员的抗日戏剧活动，在广州拍摄了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12月，卡尔曼到达重庆，拍摄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的许多地方。1939年5月，卡尔曼突破国民党封锁到达延安，拍摄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许多珍贵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一天的活动。回国后，罗曼·卡尔曼编辑了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介绍给苏联人民及世界人民。他还根据自己的拍摄经历写作并出版了一本“电影记者笔记”《在中国的一年》，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时他写道，“这是我最近几年采访拍摄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战火烧遍我不熟悉的国家的广袤土地，拍摄同时我得研究这个国家，它的风俗习惯，它的斗争方法，并估计事件的发展变化，学习艰难拗口的语言。”而书的扉页上则清晰地注明：“作者仅以此书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

罗曼·卡尔曼与萧三神交已久。萧三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哥哥萧瑜以及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随后回国参加革命。在苏联期间，萧三写了不少诗歌，宣传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在苏联有一定的知名度。萧三1939年春刚刚从苏联回国，所以卡尔曼一见到萧三就急切地说：“埃弥·萧，原来你在这里。本想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一定要认识认识你，谁知道今天在这里见面了。”卡尔曼还由衷地向萧三感叹：“来中国八个月了，到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话都可以说啦。”

在愉快而热烈的交谈中，话剧不知不觉开演了。人们静下心来欣赏鲁艺学员们的演出，萧三则不时用俄语向卡尔曼介绍着剧情。因为两人晚上各自另有安排，看完话剧第二幕，他们提前退场，两人相约第二天在鲁艺见面。

5月17日，萧三在鲁艺请卡尔曼吃午饭，并向他介绍吕骥、沙可夫等同志。这天，卡尔曼拍摄了鲁艺举办的展览会、鲁艺学员开荒生产以及学校周边的树林、文庙等景观。5月21日是星期天，当天下午1时新中华报社和青年记者联合会在北门外王家坪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欢迎卡尔曼，萧三作为翻译陪同卡尔曼参加会议，会后又陪着他参观了风景秀丽的枣园。第二天下午，延安抗日軍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宴请卡尔曼。这是一次别致的宴会。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招待卡尔曼的食品来自抗大合作社，而抗大合作社里的各种食品、用品则大部分是学员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卡尔曼亲身感受到了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的成效。

在那几天里，卡尔曼去了延安城周边很多地方。他曾经渡过延河去桥儿沟参加工人学校开学典礼，在清凉山拜访解放日报社，到远离延安约40里的拐茆村参观八路军军医院。另一次较远的参观、拍摄活动，是去安塞托儿所，由于逗留时间较长，当天夜里他就住在当地。通过这些参观访问，卡尔曼拍下了不少珍贵的影片素材。

5月25日晚上9时，卡尔曼前往杨家岭拜访毛泽东。在此之前，正如卡尔曼发表于1939年7月8日苏联《消息报》、8月28日《新华日报》翻译转载的“毛泽东会见记”一文中所提到的，虽然他到延安的初期还没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他参观过的所有地方，“在大学，在学校，儿童保育院，在每一个场所，都能感觉到这个天才的组织者的精神”。这次在简陋窑洞中的深入谈话直到午夜12时才结束。毛泽东向卡尔曼全面、精辟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第二天，正逢“抗大”三队请毛泽东讲关于战略战术的军事辩证法，卡尔曼得知这一消息赶忙去了会场。虽然报告仅有短短一小时，却给卡尔曼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他（毛泽东）的演讲充满了明了的例子、大众的言语、格言成语，常常引得全体听众哈哈大笑，在他的听众笑过之后，他自己才开始微笑。”毛泽东作完报告后，卡尔曼请他站在一个大土台上向群众讲话，并把这一场景拍成影片。在离开延安前的一天，卡尔曼再次特意到杨家岭拍摄了毛泽东一天的活动情况。他不仅记录了毛泽东看文件、写文章等工作情形，以及工作之余的散步、休息情形，还拍摄了毛泽东与农民交谈以及在“抗大”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检阅队伍的情形。这些珍贵的电影文献资料，其中很多场景成为经典，广为流传。

1939年6月3日，罗曼·卡尔曼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启程前往西安，临行前又拍了许多照片。在短短20天的时日里，他拍摄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卡尔曼十分珍视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希望“有朝一日，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会在复兴的国家的档案中找出这些影片来”。74年后的今天，罗曼·卡尔曼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2013年6月9日，“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档案展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中的三段珍贵视频十分引人注目，其中的一段，正是罗曼·卡尔曼所拍摄的，反映延安军民生产、生活的《中国在战斗》节选。

（据《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