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

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共7篇）

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 篇1

XXXX年XX月X日，公司xx制造部发生蒸镀掉锅事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经查，此次事故系人为失误所导致。为了规范员工生产行为，提高员工作业责任意识，根据公司《奖惩管理制度》，现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处罚，以赔偿公司所遭受的损失。

此次事故责任人及赔偿金额如下：

1. 事故直接责任人XXX，200元;

2. 事故间接责任人XXX、XXX，各100元;

3. XX经理、XX副经理对事故负有领导管理责任，各50元。

望各位同事引以为戒，特此通报。

XXXXXXXXXXXXXXXX有限

公司

XXXX年X月X日

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 篇2

一、文献理论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领导者代理成本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理论成果:Sherfin(200l)指出,企业中的经理人也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这些不理性行为会给企业内部带来行为成本。因此企业除了考虑解决委托代理成本外,还必须考虑经理人的不理性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行为成本。

Bliss和Rosen(2001)发现CEO通过发起收购行动增加其收购以后的收入。如果企业规模越大,CEO增大企业规模的动机就越强烈(Bakerand Hall,2004)。而企业规模越大,经理人的替代成本也越高,并使经理人在薪酬契约的制定过程中具有了讨价还价的优势,或者为经理人的外部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价值。Lucian(2006)研究了企业的规模增长与CEO的薪酬。在控制股票绩效的情况下,发现CEO的薪酬与企业的决定之间正相关。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企业投资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鑫(2007)通过建立投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说明一部分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近年来有不断加剧的倾向,现代企业中经理人有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较高的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目前仍比较薄弱。孟玉英(2006)则采用博弈模型分析的方法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主与经理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笔者拟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例,对上市公司的领导层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企业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财务决策提供建议,从而促进企业投资行为的合理化,因此其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深、沪两个交易所的583家制造业上市公司(A股企业)。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信息服务中心数据库,建模工具使用spss计量经济学专用软件,建模所用数据为2000一2007年数据,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剔除了被st、pt、数据不全及数据异常等378公司。

(二)变量设计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领导层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所以把公司投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把领导层代理成本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根据前人的文献理论成果选择了几个其他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公司的投资可以粗略地分为固定资产投资与流动资产投资,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占整个制造业公司的投资比重非常大,它是制造业上市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极大地影响公司的增长速度和经营水平。参考相关文献,把固定资产作为制造业企业投资的一个重点,并且也以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测量企业的投资。

2. 解释变量

Ang等(2000)在研究小公司的权益代理成本时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代理成本,一是直接用“经营费用与销售收入之比”来表示,经营费用定义为总费用减去产品销售成本、利息费用和经理报酬;二是用效率损失作为代理变量,反映由于经理低效率的投资决策引起的代理成本,用总资产周转率来表示。本文分别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表示代理成本,管理费用率越高表示代理成本越高,资产周转率越高则表示代理成本越低。

3. 控制变量

有关公司投资行为实证研究的大量文献表明,资本结构、公司成长机会、公司规模等因素也是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选用它们作为控制变量。

(1)资本结构。用资产负债率表示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等于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一般讲,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投资支出规模越大。

(2)公司成长机会。在成长机会评价指标的选择方面,我们没有采用西方文献经常使用的Tobins'Q,原因是:与西方成熟的股市相比,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程度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使得采用Tobins'Q来度量成长机会的前提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所以用总资产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成长机会。

(3)公司规模。公司规模用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通常而言,公司规模越大,总资产则越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也会越大,那么企业也会增加投资支出。

(三)研究假设

通过分析领导层代理成本、资本结构、公司成长机会及公司规模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根据变量设计中的指标分析,提出了以下五个假设:

假设一:固定资产增长率与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关系,管理费用率越高,代理成本越高,公司投资行为越谨慎;

假设二:固定资产增长率与固定资产周转率呈负相关关系,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代理成本越低,公司投资支出规模越小;

假设三:固定资产增长率与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四:固定资产增长率与总资产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五:固定资产增长率与公司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三、统计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管理费用率的平均值为0.0938,与前人研究的结果比较,剔除异常值的制造业的管理费用率并不高;而固定资产周转率的平均值是2.6778,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周转速度比较快;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是0.4556,符合正常的标准值。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1. 回归结果

通过对各变量的参数进行多元回归,由表3可得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固定资产增长率=-0.042013-0.3856*管理费用率-0.0287*固定资产周转率+0.0841*资产负债率+0.0444*总资产增长率A+0.0168*公司规模。从回归的结果可看出:管理费用率与固定资产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856,这说明管理费用率增加1%,固定资产增长率就减少0.3856%;固定资产周转率与固定资产增长率的相关系数是-0.0287,这表示固定资产周转率增加1%,固定资产增长率就降低0.0287%。

2. 模型分析和检验

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模型检验结果,由表2可知。整个模型的F值为170.68,F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小于0.001,说明整个模型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此外在现实的环境中,影响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因素非常多,有外在因素、内部因素及领导者的心理因素等,由于客观存在的及技术上的原因,不能将所有的影响因素一一列举,所以考虑到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因素较多,R平方等于0.155这个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同时Durbin一Watson统计量的取值是1.8916,非常接近2,可见残差之间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而表3的容忍度(Tolerance)指标都接近1,方差膨胀因子(VIF)也都非常接近1,这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表3表明,领导层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行为有重大影响,管理费用率与固定资产增长率显著负相关,固定资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也是显著负相关;总资产增长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公司规模和固定资产增长率则在10%的显著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正相关。由于本文只选取了几个重要指标来检验领导层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而且选取的样本是制造类上市公司,没有对其具体分类,而是对整个制造类进行研究,这就可能造成对某些指标统计检验的不显著。因此,对领导层代理成本和公司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有待继续完善。

摘要：现代企业中经理人有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且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说明上市公司的治理目前仍比较薄弱。基于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与领导层代理成本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领导层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行为有重大影响:管理费用率与固定资产增长率显著负相关,固定资产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也是显著负相关;总资产增长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公司规模和固定资产增长率则在10%的显著水平下统计检验显著正相关。其研究对企业实现规范化、科学化的财务决策,促进企业投资行为的合理化,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何金耿.上市公投资决策的价值依据—来自市公司的直接证据[J].南京社会科学,2002,(7).

[2]何金耿,丁加华.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J].证券市场导报,2001.

关于对总库驾驶员打架的处罚通报 篇3

各科室：

2006年8月1日中午，在打架事件。经查，07号车因故临时更换交通车，该车人员上车后，调整座椅时前后排乘坐的两人发生口角，当时车长已及时制止，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但车长下车领取商品车钥匙时，两人又起争执，随后动手打人，并未还手，车内人员见事态无法控制便拨打报警电话，事件发生后，由于未及时通报相关领导，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同时由于事发在，给公司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

严重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第五章第一节第三条的“对同事进行人身攻击，恶意诽谤、侮辱；动手打人，互相打架斗殴；”及第五条“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其他行为”，并造成了他人人身伤害。按照公司规定，报经理室批准，取消上岗资格，予以解除劳动合同，退回劳务公司处理的处罚决定。

此次事件中，虽未还手，但因两人口角引起，给单位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故对其处罚停职10天，以示惩戒。

望全体员工以此为鉴，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公司以及个人形象，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在工作中遇到争吵时，请理智对待！

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 篇4

对审计发现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是为了惩处违规行为,并遏制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那么,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达到什么水平才是适当的,并能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呢?这涉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下限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审计机关的相关数据,研究目前我国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否达到最低限度,是否能够有效遏制违规的再次发生。

有些文献涉及审计的效果与审计处理处罚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最低限度问题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通过论述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对违规者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损失的影响,来解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必须达到一个最低限度这一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目前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否合适。

二、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主题,相关文献包括两方面:一是审计领域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之研究;二是法学领域的刑罚力度之研究。

审计领域关于审计处理处罚的研究主要涉及审计处理处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只处理不处罚(张宗乾,1998);处理处罚轻重失衡(周生安、吕云松,2001);处罚力度存在差异(陈宋生、刘淑玲,2010);审计处理处罚尺度不够统一(王万江,2011);审计处理处罚制度与非制度间的冲突(郑石桥、和秀星、许莉,2011)。

法学领域对刑罚力度的研究有不少文献。郭建安(1994)认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适当,以使刑罚产生的痛苦足以抵消行为人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为宜。赖早兴(2011)对刑罚力度有较系统的研究,论述了刑罚力度的特征、影响刑罚力度的因素、刑罚力度确定原则、刑罚力度实现的环节等。陈屹立、陈刚(2009)指出,潜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罚的严厉程度都极大地影响犯罪成本。因而,提高惩罚概率或惩罚严厉程度都能够威慑潜在犯罪人。

综上,总体来说,关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下限问题的理论研究较为匮乏,尚无太多文献涉及这一问题。而刑罚力度理论对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研究有较大的启发价值。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构建最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理论框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违规成本与违规收益的比较决定了违规者是否选择违规

Becker(1968)认为,犯罪者作为理性人,在犯罪之前,会权衡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做出是否犯罪的选择。审计中违规行为的违规人员与犯罪行为中犯罪者的心理选择是类似的,如图1所示。

违规预期收益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特征所决定的,违规者无法改变它。但是,违规者会估计违规的成本。违规预期成本包括违规实施成本及违规被发现之后被处理处罚所带来的损失,而违规的预期损失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二是处理处罚的严厉程度。要提高违规者的处理处罚损失,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二是加大处理处罚严厉程度;三是同时提高被发现的概率及处理处罚严厉程度。所以,违规者正是从违规被发现概率和违规处理处罚力度这两个角度来估计处理处罚损失的。而在审计工作中,发现违规的概率不太容易改变,因此对于审计工作来说,最有效的提高违规预期损失的途径是加大违规发现后的处理处罚力度。

贝卡里亚(2005)认为,个人如果能从越轨行为中捞到好处,就会增加犯罪推动力。因此,刑罚的力度应当使惩罚造成的损失能够超过犯罪的收益为宜。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低于某一水平时,违规者从违规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所以违规者倾向于选择违规。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加大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抑制。

(二)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

图2列示了预期违规损失、预期违规收益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其中X表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Y表示违规损失、违规收益的预期值。

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力度影响违规者对于预期违规损失的判断。如图2所示,从逻辑上来说,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显然与预期的违规损失正相关。为了提高预期违规损失,在发现违规行为概率以及其他相关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提高必然会使违规者重新估计其可能受到的违规损失,而违规损失提高至超过违规收益的水平,违规者将会选择放弃违规行为,那么审计遏制违规行为发生的作用就能得到体现。

而违规的预期收益则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它通常不会因违规者的意愿或审计工作而发生改变。如图2所示,违规行为的预期违规收益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而改变。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对违规者造成的损失必须大于违规者通过违规获得的收益,才能迫使违规者放弃违规行为,政府审计才能发挥其遏制违规行为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使违规损失大于违规收益呢?

如图2所示,预期违规收益线(S2)和预期违规损失线(S1)存在一个交点A。在A点处,审计处理处罚造成的违规损失正好等于违规者通过违规行为获取的违规收益,而其对应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为a,其被称为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可以看出,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小于a时,违规的预期收益是大于预期损失的,在此条件下,违规者不会停止其违规行为,只有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大于a时,预期违规损失大于预期违规收益,这时违规者才不会选择违规。由此看来,只有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大于a,才是一个适当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审计处理处罚要发挥作用,其力度必须达到最小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才能使违规收益低于违规损失,从而使违规者放弃违规。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平均违规金额,平均违规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总违规金额及被审计单位数均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其中,2004~2006年的《中国审计年鉴》中并没有记录总违规金额,因此计算平均违规金额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三年的数据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2. 解释变量。

根据本文的研究假设,将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纪检监察移送率作为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的计算公式(金额单位:百万元)如下:

审计处罚度=(应上缴财政+应减少财政拨款+应归还原渠道资金)÷违规金额

司法移送率=移送司法机关人数÷违规金额

纪检监察移送率=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人数÷违规金额

3. 控制变量。

根据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经济与犯罪具有普遍联系(王勇哲,2006),并且经济情况的好坏将会对犯罪行为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张德发、郭鹏,2000),这些研究对审计研究中考虑经济发展情况对违规行为的影响有启发意义。在审计领域,也有关于经济发展对政府审计产生影响的研究(黄俊晨等,2011)。

根据上述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将各地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总体规模的重要指标,可能会影响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或者审计处理处罚的效果。因此,本文选择采用各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

本文所有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文的样本选自2002~2003年及2007~2011年我国各省市的统计数据(2004~2006年审计年鉴数据不完整,因此剔除,共计31个省市,不包括新疆建设兵团)。审计数据来自《中国审计年鉴》,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五、统计分析

因为政府审计对违规的处理处罚效果应当反映在次年的违规情况上,所以本文的分析均为审计处理处罚对次年的效果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解释变量的标准差不大,并且最小值在部分情形下为0。

(二)各变量的面板分析

表3为各变量的面板数据,由表3可以看出,在所有的解释变量中,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都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目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处罚程度和移送司法机关的情况并不能影响次年的违规行为。只有纪检监察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具有负相关性,表明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的情况对违规行为起到了遏制作用。这说明相关数据研究不能支持本文的假设,我国的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尚不合理,审计效果并不理想。

根据本文的假设和理论预期,政府审计的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纪检监察移送率都应当与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然而本文的统计分析表明,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均没有相关性,仅纪检监察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为什么审计处罚度、司法移送率不能有效地影响违规行为的发生呢?

如图3和图4所示,基于地方审计机关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各地区平均审计处罚度的值是很小的,而平均司法移送率在2002~2010年均是极低的,虽然在2011年度较往年有所上升,但是从数值上来看还是偏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审计处罚度和司法移送率过低导致其无法影响审计效果。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力度过轻,并没能起到审计应有的威慑作用;另外,相对于审计查出的违规或者犯罪行为,移送至司法机关进行审判的人员数量偏少,没有及时对涉案人员进行惩处或者真正进行惩处的人员数量偏少。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偏小,没有达到使违规者放弃违规行为的最低限度,违规收益依然大于违规损失,从而导致政府审计效果不明显,未能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

六、结论与启示

我国政府审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揭露违规违法行为并发挥预防功能,遏制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通过政府审计能否降低以后年度违规的严重程度,是衡量政府审计是否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重要指标。

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当年的审计处罚度、司法机关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都没有显著相关性,也就是说,以上指标对审计效果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些审计处理处罚措施并没有对违规行为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仅有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率与次年的平均违规金额显著负相关,可以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审计中,纪检移送对违规行为产生了有效的威慑和遏制作用。而通过观察审计平均处罚度和司法移送率的具体数值可以得出:目前我国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过轻的,司法移送率与违规规模相比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我国的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总体来说过轻,尚未达到使违规者放弃违规的最低限度,因此无法对违法违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启示我们,要提高政府审计的效果,需要优化目前政府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从我国的地方审计机关数据来看,应当适当加大审计处理处罚力度。那么如何才能适当加大政府审计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从而使我国政府审计能够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呢?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严格对违规金额的处理,违规金额应当如数上交财政、减少相应拨款或者及时归还原渠道,同时应当确定违规金额的处理时限,促使违规金额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审计工作组可以采用跟踪审计的方法,对被审计单位违规金额的处理情况进行后续调查,减少违规金额处理不及时甚至不处理的可能性;二是要建立相应的部门间协作机制,针对移送至司法、纪检监察部门的违法人员,审计工作组应当时刻关注其后续调查处理的进展,审计作为监督方尽管自身没有行政处罚或司法等权限,但应当确保移送的违法人员均得到深入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得到应有的处罚或刑罚,同时审计机关应当敦促并协助司法、纪检监察等部门确保完整、及时地移送所有的违法人员;三是审计人员应当强化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职业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和业绩,在工作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违规违法行为从严处理、从重处罚,使得政府审计能对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形成威慑并产生遏制作用。

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 篇5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准则对“会计舞弊”界定是:“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 (1) 。美国注册舞弊检查师协会将会计的“财务舞弊”定义为:“有预谋的、故意误报和遗漏重要的事实和会计数据, 误导报表阅读者并且在现有信息的情况下会导致其改变判断或决策” (2) 。从上述中外关于“会计舞弊”行为的界定可以看出, 凡是对会计信息的不真实描述都可以算作是舞弊行为, 因为不真实的描述可能误导报表使用者在阅读报表时作出错误的决策, 市场也正是依靠对报表的真实性的控制才能保证市场的秩序。

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情况分析

笔者阅读中国证监会于2011年1月至2016年3月所发布的对上市公司行政处罚决定时发现:在国家对会计政策的不断规范化、对审计过程的不断精细化的情况下, 始终无法完全规避一些上市公司铤而走险, 持续发布不真实的财务报告信息, 影响报表使用者的经营决策和市场秩序。从2011年1月至2016年3月, 中国证监会公布报表舞弊行为的上市公司共159家, 其中有55家上市公司因会计舞弊发布不真实的财务报告信息或者隐瞒财务报告信息而受到严厉处罚。从证监会对这些上市公司的处罚决定分析可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手段主要有五种:

(一) 伪造经济业务或提前确认收入, 虚增收入

通过伪造经济业务或提前确认收入, 虚增收入是财务舞弊上市公司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 中科云网2014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中包含2014年2月20日, 南京凯沣源 (中科云网下属全资子公司) 向凤阳县神光物质电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凤阳电业) 销售的2套干馏气化机组, 合同款价4, 000万元 (含税价, 不含税价为34, 188, 034.19元并将其确认为营业收入。但经调查发现, 前述合同约定所售2组干馏气化机组在2014年3月底前未生产完工, 因此该事项属于提前确认收入行为, 虚增了销售收入。再如, 在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经查, 海联讯2010年通过虚构4份合同和相应的验收报告, 虚增营业收入1, 426万元;2011年上半年通过虚构6份合同和相应的验收报告, 虚增营业收入1, 335万元 (3) 。上市公司伪造经济业务或提前确认收入, 虚增收入, 虚报业绩, 导致披露信息失真而误导投资人经营决策。

(二) 少计费用增加利润

少计费用增加利润是上市公司报表舞弊的有一手段, 部分企业为增加利润, 会在虚增收入的基础上, 将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费用类科目人为隐瞒, 以达到增加利润, 提高收益, 误导投资人决策的目的。例如, 安徽皖江物流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 该公司2012年和2013年淮矿物流 (皖江物流全资子公司) 通过买方付息方式进行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其中2012年有3, 209, 344.39元、2013年有30, 448, 633.35元贴现费用未计入财务费用, 导致皖江物流2012年虚增利润3, 209, 344.39元, 2013年虚增利润30, 448, 633.35元 (3) 。

(三) 隐瞒关联方, 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 提高收益

隐瞒关联方, 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 人为提高收益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最普遍的手段。从证监会对55家舞弊公司的处罚中可见, 这55家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基本上都存在隐瞒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情况。例如,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中, 2004年10月8日, 北生药业通过向关联方北海腾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腾盛建筑) 支付预付工程款和往来款的形式, 向北生集团 (北生药业第一大股东) 转移资金6, 500万元;2006年10月31日起, 北生药业关联方东阳中远经贸有限公司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 950万元, 后经账户调整, 仍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5, 722, 674.45元;2006年11月17日后, 北生药业关联方东阳市东孚经贸有限公司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 500万元, 后经账户调整, 仍占用北生药业资金13, 888, 932.76元。2007年9月6日, 北生药业关联方北京华阳新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占用北生药业资金700万元;对上述事实, 北生药业未如实披露 (3) 。

(四) 隐瞒重大事项、贷款、未决诉讼, 维护企业形象

上市公司之所以会隐瞒重大事项、贷款、未决诉讼, 主要原因是这些交易合同的成立、贷款情况、未决诉讼可能会使得企业的股价上下波动, 在管理层认为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之前, 都会希望维持公司现状, 在投资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例如;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 2009年3月31日贤成矿业为华阳煤业有限公司 (其控股子公司) 的1, 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2009年3月31日, 华阳煤业为云贵矿业的1, 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2009年5月7日, 贤成矿业、华阳煤业为华阳森林的1, 5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这些信息青海贤成矿业均未在2009年报、2010年报中披露。导致贤成矿业连续两年年度报告失真 (3) 。

(五) 隐瞒收入, 隐瞒利润

隐瞒收入, 隐瞒利润, 是上市公司因某种目的或券商在二级市场需要而常见的手段。例如:证监会在处罚江苏现代资产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中, 2009年3月16日, 江苏现代在向江苏证监局报送的《江苏现代订户总名单》 (以下简称《订户总名单》) 中少计客户2, 413人, 少报咨询费金额35, 389, 615.00元 (3) , 存在重大遗漏, 情节严重。

综上所述, 这些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方法并不新颖, 但却真实的影响了报表使用者的决定和市场秩序。因此为了减少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损失, 我们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即做足必要充分的措施来防范舞弊的发生才能使得财务报告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准则.

2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分析与治理》马晶晶.会计之友.201年第8期中.

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 篇6

关键词：大明律,朱元璋,官吏,犯罪

朱元璋小时候家乡遭遇严重蝗灾和瘟疫,父母、兄弟在无钱无粮中病死或饿死。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去找当地的地主刘德,请求他出资帮助家人下葬,但是刘德不仅严厉回绝了他,还大大地把他羞辱了一顿,后来在好心的邻居帮助下,朱元璋的家人才得以安葬。这种少年时期的惨痛遭遇,使得他对残酷无情的地主及贪婪腐朽的官吏深恶痛绝。所以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他采取了重典治吏、致富的政策。另一方面,当时明朝初建国,经过长时间的战乱国家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需要安抚民心。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朱元璋开始制定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来整顿官吏,缓解阶级矛盾,《大明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制定法律,重典治吏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让时任左丞相的李善长制定《律令》,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再次对其修改后于洪武七年更名为《大明律》,后又多次补充修正后,在洪武十三年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是在唐代以来统治经验的总结上精心编制的比较完善的刑事规范,其中内容大部分都涉及吏治,而且偏重于对官吏失职、渎职、重大经济犯罪的惩罚,处罚力度非常严酷,充分展现了朱元璋的重典治吏策略。然而朱元璋还觉得不够全面,后又命人收集一万多个刑事案例,归纳总结为《大诰》、 《大诰续编》、《大诰武臣》等多部法律,另外以其他形式颁布的其他法律条文也有很多,他们以《大明律》为核心,共同构成了国家法律,内容上和《大明律》一样除少数治民措施外,大部分都是吏治条例。

1.渎职、失职。朱元璋在多年领导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亲眼目睹了元朝官吏由于失职、渎职对于百姓造成的直接损害,这种行为若不严惩,会极大影响行政效率,进而干扰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于是他要求官吏必须恪尽职守,做好职位的分内之事,《大明律》中明确规定“无故擅离职役”的“、应宿不宿”的“、漏使印信”的,都是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需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处罚条例非常严厉。比如衙门对外出具的文书如果没有官方印章并影响了国家重要事务的,斩。《大明律》卷二 《吏职律》中对于擅离职守的官吏行笞四十处罚,如果去外面逃避罪责的要丈一百,并且罢免官职,永不录用,所逃罪责较重的,则从重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吏治的惩罚是根据自行离开岗位后,影响日常工作的程度和造成后果的大小而制定的。

2.贪污受贿。明初政权初建,大部分官员都是跟随朱元璋起义的农民阶层,在突然富贵后缺乏抵制诱惑的意识和定力,贪污受贿之风非常严重,造成民怨四起。朱元璋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大明律》中对于官吏的经济犯罪给予相当重的惩罚,在“附除钱粮私下补数”条例中明确规定,各衙门及仓库,有多于钱粮的,如果将其补充到别处,要记明账目如实上报,如果出现瞒官作弊的记下账目,并以监守自盗论处。如果钱粮折合银两后到四十两的就需判斩罪,这种刑罚的严厉程度在我国历朝历代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另外,针对官员受贿行为,《大明律》将其细分为枉法和不枉法两种,前者吏达一百二十贯的施以绞刑,官达八十贯也处绞刑,后者达到一百二十贯的,官、吏均杖一百同时流放三千里。

二、完善监督机制

监察制度作为执法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关键保证。如果监察制度完善则可以有效督促官吏廉政勤政、恪尽职守, 防止出现失职、犯罪等行为;反之,法律就会形同虚设,无法起到震慑作用,造成吏治腐败重现元朝时农民揭竿而起的局面。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领袖深谙此理,于是为了保证《大明律》各项条例的落实贯彻, 他在《大明律》中对监察制度作了很多规定,并建立了一个结构严谨、 规模庞大、互相牵制的监察系统,确保为吏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

1.都察院。吴元年,朱元璋曾仿照唐宋制度设立御史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将御史台撤销,洪武十五年开始设立都察院,设置形式在部分上借鉴了御史台。设左右都御使各一人,左右副都御使各一人,属官有经历、司务、照磨等。都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是皇帝的耳目,总揽全国监察事务。都察院下设有监察御史,洪武年间有十二道, 宣德十年监察御史增设为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只是七品,但有很大权力。可以对内外百司的官吏进行面劾、奏劾,同时拥有巡视军营、内库、光禄的权力,还可以对各县的会试、武举进行监考,另外能够巡盐、巡漕、巡关。所涉领域非常广泛,方便帮助皇帝了解各地各业的实际情况,监察官吏是否有违法行为,防止贪污腐败。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派御史巡按到各地询问民情,虽然此时的御史巡视尚没有按制度正式确立,是皇帝临时任命指派的,但是对于当时了解民情、掌握突发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并及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御史巡按是代表皇帝巡守,与监察御史主要处理地方具体行政事务不同,专门对各地官吏进行考察和弹劾,而不用理会其他事务。如果发现某地的官吏奉公守法而且贤能廉洁就可以立即举奏,对于贪官污吏也能对其问罪查证。所以这种对官吏的考察,使官吏能随时警醒自身,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减少贪污腐败。

2.六科。“六科”与都察院一样同属于中央监察机构,拥有独立监察权。有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的权利,直接督促中央六部的违失, 强化了对于六部的控制,此外可以参与廷议、廷推等重大事件。六科官吏中多为七品,位卑但是权力极大,可以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进行纠察,并对六部施行对口纠察。即六部事务不论大小、巨细都需由六科进行检查或签署,如果发现有违法失职现象的,可据实参奏。

3.按察司。为了防止地方官吏“山高皇帝远”产生分裂割据,也为了便于国家法律可以更广泛地推广整饬吏治,朱元璋在设都察院和六科完善中央监察时,也设置了地方监察机制。洪武九年朱元璋设立三司,分揽地方首长的军政、司法和监察大权,同时使得司法机关得以从行政及军事中独立出来,更为自由的行使监察权。按察司权力包括司法及监察,但是实际上在当时对于一切损害百姓的事都可以处理,对于一切贪官都有权惩罚,所以主要职责仍然在监察上。

纵观中国古代吏治史可以看出,官吏贪污昏庸,失职渎职是造成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但是历代统治者打击时往往重小官小吏,轻大案要案,无法堵住关键源头,腐败整顿并不彻底。朱元璋为保障江山的长治久安,对重大贪污事件进行了强硬措施。在《大明律》中有许多专门针对公侯经济犯罪和功勋大臣及皇亲国戚的处罚。比如公侯之家欺压良善、夺人田产的初犯可免罪附过,再犯时就和庶人同等论处。

三、官吏犯罪的处罚特点

1.重点打击官吏经济犯罪,刑法严厉。朱元璋吏治措施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打击官员经济犯罪,这从法典的制定、官吏考核制度及监督机制中都可看出来,这些制度中除含有少部分治民措施外,其余大都是针对官吏,而其中反贪腐又是第一重任。《大诰》四编236篇中涉及惩治贪污的有150条,约占三分之二。《大明律》中绝大部分内容也都涉及官吏犯罪的法规和案例汇编,其中《大明律·吏律》中有专门的 “受赃”条例,就是特地为官吏经济犯罪而设的共有十一条。其他如 “户律“”课程“”盐法”中也都有关于贪官惩治的条文。量刑也非常严格,与《唐律》中贪官降级使用不同,《大明律》中规定官吏受赃后不再续用,而且刑法中动辄斩、绞。监察制度中也都以受贿行贿为主要纠察内容。

明太祖对于贪污案的严厉处罚在“郭桓案”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洪武十七年郭桓任户部尚书,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吏合伙贪污。随后又勾结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还和管理贮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折成粮食,加上他合伙贪污的700万石,共达2400余万石精粮,和当时全国的秋粮实征总数几乎相等。同时案子和户部侍郎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冒,兵部侍郎王忠,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以及整个六部上下官员几乎都有联系。这种朝廷大小官员遍布贪婪之徒的情况让明太祖大为震怒,下令把主犯郭桓、赵冒、王惠迪以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都杀了,追赃粮700万石,江南不少富户也牵连被杀,总共杀了几万人。

2.完善制度,综合治理。如前文所述,明太祖在制定法律时,把《大明律》作为核心,同时辅以《大诰》四编及以其他形式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文作为补充,使法律更为完善,各项案例均有法可依。监督机制方面,为防止官吏互相勾结、隐瞒不报,或者出现失职渎职行为,他采取了多重监督形式互相牵制,并把官吏的考核与其严密结合,使全国上下形成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监察官员的网络体系,督促了官员恪尽职守的决心。同时把重典治吏和礼法并重相结合,宽猛相济,使得官吏作奸犯科的机会和行动都大大减少。这种完善严密的吏治措施,在古代是极为罕见的。

对公司领导的处罚通报 篇7

一、对逃避义务教育行为进行经济处罚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二章第九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 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 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二、用经济手段调整义务教育就学行为的规范分析

(见图1) 与经济中的其他市场一样, 处于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劳动 (以下简称学龄劳动) 市场也是由供求力量决定的。我们现在把某区域内学龄劳动供需关系独立出来进行分析。如图Ⅰ所示, 假定该区域内学龄劳动供给为S, 在政府未对学龄劳动进行经济处罚时, 学龄劳动的均衡就业量为L1。假设政府开始对学龄劳动开始进行经济处罚, 罚款金额为P1。交纳罚金造成学龄劳动者的收入实质性减少, 这就使学龄劳动的供给减少, 雇主要想雇用学龄劳动者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以部分抵消其收入的减少。这样学龄劳动供给由S1向左移动到S2, 均衡工资由W1提高到W2, 均衡就业量由L1减少到L2, 学龄劳动者的就业水平因此得以降低。 (见图2)

假定该区域最低工资水平为W, 现在政府将对学龄劳动者的罚款金额提高到P2 (P2>W) , 这时学龄劳动供给由S1左移至S3 (如图Ⅱ所示) 。S3位于成人劳动供给S0的左边, 意味着雇主必须付出比雇用成人劳动力更高的工资才能雇用到学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 基于学龄劳动者智力、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成本等因素的考虑, 一般雇主将不会再雇用学龄劳动者, 这样就能有效地杜绝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少年辍学就业的现象发生。

三、建立科学完善的制度规范义务教育就学行为

(一) 建立统一完善的义务教育学籍管理体制

要想对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少年的就学行为进行全程管理监控, 就必须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完善的学籍管理体制。按照现行的户籍管理规定, 新生婴儿出生一个月内其父母应凭相关手续到派出所为其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之后户政机关会以其户口所在地、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生成其终生身份证件号码, 这个号码终生不变。相关部门可以以这个身份证号码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籍。像户口一样, 学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只能拥有着一个学籍, 该学籍也可以跟随学籍所有人延伸至完成高等教育, 甚至记录其终生的受教育情况。中小学学生在就学过程中涉及入学、转学、借读、休学、复学、升级、毕业、综合素质评价、学业考试、奖励、处分等管理工作所需的基本信息都要在学籍册上一一记录。学籍册上尤其要记录学生请假、缺课、逃学、休学等中断学习的行为以及校方对此行为的评估, 以作为判定是否进行经济处罚的凭证。全国实现统一的学籍管理后, 学校教育实现对接, 流动人口子女无论到哪里, 都要及时办理学籍迁移的相关手续以避免记录上出现中断学习的行为。

(二) 选择履行处罚职能的部门

在义务教育学籍管理制度中, 学校毫无疑问应该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行为做出记录并对特定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估。因此, 根据分权的原则, 再赋予教育部门进行处罚的职能是不合适的。所以, 笔者建议由公安机关作为履行处罚职能的部门。公安机关履行处罚职能有三个优势:一是公安机关负有维护国家法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职责二是公安机关是户籍管理部门, 将户籍管理与学籍监控结合起来, 便于将处罚效果落到实处;三是公安机关具有先天的执法优势。对未按法律规定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处罚应由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履行。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每半年持学生学籍册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一次就学情况, 公安机关根据学籍册上的记录做出是否予以处罚的决定。如果中小学生随其父母或监护人流入它地, 其父母或监护人应按期向流入地公安机关进行申报。流入地公安机关做出评定后, 将评定结果通知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 仍由其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履行处罚职责。

(三) 确定处罚标准

如前述图Ⅱ所示, 对未按法律规定完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处罚金额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由于人口在国内能够自由流动, 而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又各不相同, 这就为如何确定处罚标准带来了难题。假如初中生甲的户籍在A地,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400元/人.月。而甲初中辍学, 去B地打工, B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200元/人.月, 这样如果A地公安机关对甲的监护人做出每月罚款400元的处罚决定, 对甲的影响就不是很大。因此笔者建议, 应以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中的最高者为全国统一的处罚标准, 并根据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同时, 对逃避义务教育行为的处罚应具体到天。假定月处罚标准为P元, 某初中生某月无故旷课N天, 则当月对该生监护人应该处以PxN/30元的罚款。

(四) 建立特殊家庭救助体制

对于那些家中有丧失行动能力的人、危重病人等特殊情况而又没有其他人可以照顾家庭的学生, 家庭负担势必会影响他们完成学业。在这种情况下, 学校有责任及时向民政部门进行申报。民政部门在核实情况后应对学生家人做出妥善安置, 以确保每个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都不失学。

(五) 均衡教育资源投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大量的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特大城市, 折射出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这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 是其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小城市、特别是那些偏远的中小城市发展的相对滞后。笔者认为, 人口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特大城市, 既加大了这些城市的负担, 造成这些地区人均资源紧缺, 也不利于国家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建议中央政府在进行教育投入时应加大向后发地区的倾斜力度, 尽快拉平国内各区域间的教育服务水平。中小城市和后发地区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本地人均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相对宽松的优势, 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人才和劳动力流入本地,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公民在“用脚投票”的时候, 自然会优先考虑能够以更高效率提供公共服务、人均公共资源占有更多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讲, 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均衡分配, 将会有力的推动国内各区域间均衡发展。

摘要：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 但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现象却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势头。因此, 国家有必要采取经济手段规范义务教育就学行为, 切实保证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少年履行受教育义务。

关键词：经济处罚,强制义务教育,就学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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