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精选6篇）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篇1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

经验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109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0JDJNJD094）的最终成果之一。

【作 者】张俊国

【作者简介】张俊国，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张俊国（1962—），男，法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对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党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历史环境提出和采取了不同的党风廉政建设对策和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党成立近90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为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借鉴。

【摘 要 题】理论经纬·专题探讨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9－0021－06

党的作风集中体现着党的形象，因此，作风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好的党风，可以发挥全面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不好的党风，会对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并进而影响到淳朴民风的形成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对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留下过深刻的教训。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的研究，对于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风廉政

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借鉴，对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要求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自从成立之时起就始终把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作为自己的最大己任。有鉴于此，无论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党都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以期通过良好的党风带动和促进良好的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发展。

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处于革命党和地方党的特殊地位，经常面临着被压迫、被“围剿”和被追杀的险恶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患难与共，荣辱相随，追求平等和公平，反对特殊与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工作作风。这一时期，党不仅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而且还在整

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采取思想教育的方式以倡导廉政，通过勤俭节约的方式以培育廉政，通过法制法规的方式以保护廉政，通过人民监督的方式以促进廉政，通过领导带头的方式以带动廉政等措施，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党风和政风，以期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从而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十分扎实的群众基础。

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和地方党开始转变为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面对这样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程度不同地染上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和贪图享乐的作风正日益严重地侵蚀着相当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加强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目的。如采取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形式以期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开展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以期彻底揭露和严厉惩治腐败；建立健全反腐败的监督机制以期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发展；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以期从组织上保证执政党干部队伍的纯洁和有效；通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践行以期为全党作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通过这样的措施，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即“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1](P802，其成功的经验已经成为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曾对此作出过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

灭丑恶的东西。”[2](P379但后来先后出现的反右扩大化问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出现了一些挫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遭受到了重大的曲折，留下了无比沉痛的历史教训。

3.在改革开放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而且还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一时期，由于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以及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力，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制假贩假等现象不时发生。“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正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党风和社会风气。针对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坚持“两手抓”的战略策略方针，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党通过教育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树立清正廉洁的观念和献身精神，制定严密的法规和制度，对贪污行贿的官员严惩等措施，使得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4.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使得“金钱”几乎到了“万能”的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利己

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滋长；一些党员干部不顾党纪国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和主要追逐个人私利的人生哲学，一切从个人的利益考虑及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原则的出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甚至“跑官”、“卖官”、“买官”等旧社会官场中黑暗东西的沉渣泛起；损公肥私，贪污腐化，浪费挥霍，弄虚作假，争名夺利，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等歪风邪气的四处充斥，都在严重地冲击和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对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要把惩治腐败作为社会系统工程来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把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结合起来，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尽最大努力把这一时期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5.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面对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为此，党通过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反党纪的案件，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深入开展治本抓源工作，全面履行纪检与监察两项职能等措施，在有效解决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跑官要官，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借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参与赌博等问题”[3](P50的同时，还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如“继续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

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案件，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办工程建设中搞虚假招标投标的案件，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的案件，违法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违法入股矿产开发的案件，违规发放、核销贷款和资产处置的案件，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以及利用司法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案件。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3](P64等，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由此，也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党领导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希望与未来。

二、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建党近90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采取不同的措施，取得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非凡成就。可以说，这些途径和举措不仅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执政地位和形成当时良好的社会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正视现实，居安思危，切

实把反腐败斗争抓出成效，真正取信于民已成为摆在党的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迈入新世纪，加入WTO，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社会主义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霸权主义者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劲；国内问题上，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和自身状况同样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此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就尤其显得复杂和艰巨。这就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把反腐倡廉的工作长期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决不能有丝毫的松弛和懈怠。这是因为“贪污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因素。它们破坏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坚持进行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4](P426－427

2.反腐倡廉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由于许多党员干部在各级各类部门中担负着领导工作，手中掌握着行政、人事、财政、物资分配等权力，这就为党内某些革命意志衰退或缺乏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的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以权谋私，滋长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最后走上蜕化变质道路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社

会，这一问题更显得严重和复杂。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是运用手中的权力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已成为党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十分严肃而又严峻的问题。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是他们“在群众面前的形象。群众往往从他们接触到的干部来看我们党的形象。因此，干部的作风怎么样，干群关系怎么样，对党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4](P623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只有“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5](P230，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真正成为自己的下级和基层效仿的楷模时，他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拥有领导反腐倡廉的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由于“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5](P124“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5](P12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又明确提出“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问题，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因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6](P229

3.惩治腐败要敢于碰硬，要敢于查处大案要案。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权要想巩固就必须及时清除权力机构中的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

国政权后，腐败有可能像无孔不入的细菌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对此，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国家政权机关的腐败是社会腐败和**的根源，如不及时予以坚决的清除，共产党就会丧失民心，轻则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重则导致国家改变颜色。因此，他在反腐倡廉斗争过程中曾明确指出过：对于犯有贪污错误的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当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腐化堕落成为大贪污犯的事实得到澄清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未因这两个人是老革命、老党员，曾经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功劳而对他们姑息迁就，相反，而是坚决果断地按照有关规定给其处以死刑，这在全党、全社会中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也极为深远。作为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也都曾经多次强调，在新形势下，要加大反腐败的打击力度，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案要案。邓小平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5](P152江泽民更加明确指出：“要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生的违纪违法事件越要严肃查处，……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为了教育、爱护和警醒广大干部，为了维护法纪的尊严，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对查处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不准说情，更不准袒护和包庇。对瞒案不报、压案不办或设置障碍、阻挠查处的，纪检机关要严肃处理。”[7](P504－505据此，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

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查处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这既表明了党中央在惩治腐败问题上敢于碰硬、敢于查处大案要案的胆略和勇气，又向敢于以身试法的贪污腐败分子敲响了警钟，使其不敢贸然胆大妄为。

4.“肃贪廉政”要与反对官僚主义同步进行。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判断其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往往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好坏作为评判的第一个依据，而思想、工作和作风好坏的依据又是看党员干部是否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恶习。正因为如此，党在领导反腐败的历次斗争中，都反复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对于搞好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8](P209新世纪之初，江泽民也深刻地指出：“现在，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群众反映最大的是两个，一是形式主义，二是官僚主义。这必须引起全党上下的高度重视，必须痛下决心把这两股歪风煞住，越快越好。……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

当老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的干部无所用心，有的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引起了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对官僚主义作风，我们不仅要认识它的危害性，而且要深刻认识它产生的根源。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9](P133其实，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党能否治理住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问题，也确实取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成功与否。

三、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由于腐败蜕化变质导致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所以，杜牧著名的《阿房宫赋》结尾处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

复哀后人也。”应该说，这一古训对于任何一个想立于不败之地的政党来说都颇有启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实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很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的建设。只有把党的建设搞好了，党风政风端正了，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否则，这一目标就很难实现。为此，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做好工作：

1.必须大力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在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下，经过千锤百炼，党的队伍比较纯洁，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也比较高。党执政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时候的入党不仅不会再担当什么风险，而且还可以捞到好处，即为“当官”创造条件。这样，“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10](P875。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重视和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摆在党的建设面前的又一大任务，因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0](P1094。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严

于律己，防微杜渐。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如果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会身败名裂。因此，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我们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思想境界更高一些，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地工作。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对个人的名利待遇等等，就能够正确处理。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意义，生活才充实。”[11](P456

2.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P164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利用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的问题。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对其进行着不懈的尝试和探索，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陷入到“群众运动”的误区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运作体制的大背景下，试图以通过提高物质生活待遇和依法治国等途径来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但却同样陷入到了另外一种误区，即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实际上，人民群众监督的实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因为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不受限制，就会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对权力实

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使其运行规范化、合理化，防止权力的畸变和滥用，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在监督体系中，尽管内部监督最直接、最具有约束力，但却离不开人民群众监督这种最直接与最有效的方式。因为任何一个党员干部都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只有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最熟悉、最了解。对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加强自律意识，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手中有权，求你办事的人多，遇到的诱惑和考验也多，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住自己，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千万不要干‘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蠢事。同时，大家都要正确对待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这个问题。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警戒，是一面镜子，经常想一想、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不足和缺点，及时加以改进和纠正，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如果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对自己身上的毛病讳疾忌医，发展下去，没有不出问题的。有些人一听到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就反感，认为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这种思想要不得。很多人出问题，就是出在放松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逃避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上。越是职位高的干部，越要自觉接受监督。”[4](P44

53.必须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中华民族历来都很看重领导者的榜样作用，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警世名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国家的元首，但他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确实为全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据他的卫士们的回忆记录，五六十年代，他只有两套比较好的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经常

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一件睡衣上补了67个补丁，另一件睡衣上有59个补丁。他睡的是硬木床，枕的是白布荞麦皮枕头。全家人的伙食费，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平均每天只有3元。他一贯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和插手新属、朋友、同学的工作安排，只让他们找当地政府量才使用。他对亲友和同学的关心，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给他们特殊照顾，更不准他们作特殊公民。他对子女从不溺爱，总是严格要求，从不让他们搞特殊化。毛泽东的这些行为也深深地影响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董必武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其成为廉洁奉公的模范。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廉洁的一代新风，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党风、政风、军风、民风，永远为后人所称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无不对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倍加重视。江泽民曾经特别告诫全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群众中树立什么形象，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有些同志总是抱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但却没有仔细想想，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们领导干部、与我们自己的示范作用发挥得如何有什么关系。‘己不正，焉能正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腐败变质，就可能影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风气，就可能使更大范围的群众对我们党有意见。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我们应当警钟长鸣。”[13](P155－156

4.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一系列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制度建设问题，是因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的解决，“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14](P472－473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懂得这样的道理，即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虽然说制度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15](P572正因为如此，党在今后的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就“要把加强制度建设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用党员干部的党性和政治觉悟来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要教育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要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努力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堤越坚固，就越能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就越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16](P1693－16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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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篇2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主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全新的经济政治环境, 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便利。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旧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举措,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1. 批判旧社会的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仍有残余, 而资产阶级还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分子, “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 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所以帮助人民“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影响, 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坏思想”、慎重对待资产阶级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对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工作从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残余, 慎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重视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三个方面开展。

一是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经营的经济文化机构依然存在, 尤其是报纸、电台等宣传机构, 不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更是“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因此毛泽东要求“各地领导同志, 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

二是慎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指出:“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 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 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 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不是反动的意识形态, 是允许合法存在的。

三是重视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毛泽东允许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存在, 但是坚决抵制历史唯心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泛滥。1951年, 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严厉尖锐的批判, 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2.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确立, 必然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毛泽东通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深入进行理论创新, 对各阶级各阶层进行思想改造, 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等工作,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确立了其指导地位。

一是广泛开展理论宣传, 营造氛围, 树立主流意识。首先, 强调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广泛性、经常性。1951年《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加强报纸工作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的规定》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今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其次, 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 并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强调新闻工作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并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再次, 强调把好舆论关。在镇反运动开展时, 毛泽东极重视舆论宣传工作, 不仅要广泛宣传使家喻户晓, 还要调动各种舆论工具, 揭露反革命罪行。

二是深入进行理论创新, 提高理论水平。毛泽东认为哲学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形式, 并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 任何国家的思想界, 都要创造新的理论, 写出新的著作,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就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专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在1951年、1952年相继出版, 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认为, 文艺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 提出了“双百”方针。

三是积极加强队伍建设, 提供组织保障。毛泽东指出,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后,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不但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新闻宣传队伍, 并建立了各级党校, 培养了大批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素养的党员干部, 为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确立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 重视思想教育, 提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体现出他对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重视。创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是对马克思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意识形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1.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申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毛泽东指出,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 每一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 与“毒草”进行斗争, 不允许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充斥人民群众的头脑, 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申明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重视理论宣传、理论创新和思想教育工作。

2. 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 凸显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重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问题, “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来抓思想问题”。毛泽东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视, 凸显了对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的重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意识形态具有引导、维护的功能, 帮助人民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毒草”的区别, 提供了正确方向;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为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动力支持;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3. 提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重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 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完全同步, 其必然是多元并存的格局。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认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 相反会加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它的历史继承性上。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是因为它吸收了人类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并指出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要求批判地吸收西方和中国古代文化, 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 不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进一步丰富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理论成果, 对我国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常态下,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紧密相连。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根本, 坚持以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为核心, 不断创新、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加强思想教育, 引导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建立;促进队伍建设, 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组织保证。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通过批判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广泛开展理论宣传以及深入进行理论创新, 对各阶级各阶层进行思想改造, 加强理论队伍建设, 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创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这对我们党新时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建设,历史实践,基本经验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考察；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126-03

九十二年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回望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筚路蓝缕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历史，我们发现，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教育人民群众，使之被人民群众接受、认可并努力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回顾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对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绩效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考察

遵循历史轨迹，九十二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建国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一开始，她就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为宣传、组织工作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备主客体是人民大众是的双重属性。1925年，党在通过的《宣传问题议决案》指出，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从1939年开始，党中央在党组织内从上至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在职干部教育运动，大规模、经常、系统地培养党的干部，重点是培养党的宣传干部。

4.12和7.15事变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各个系统受到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甚至一度停止工作进程。“党必须将宣传教育工作，视为党的基本工作之一”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决议，会议指示全党上下要通过构建完整的工作体系，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创办《红星报》等红色报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国革命中心开始由城市向偏远农村逐步转移，农村党员数量在党内逐步形成主体态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建设这一重要问题上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广大农村地区生存、发展，农民的组织成分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习惯与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倘若不对这种态势加以改变，中共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会偏离无产阶级建党的航向。对此，1929年年末，古田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与党内其他的主要领导一同确定了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从思想上建党，特别是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经过四年的探索，当时的中共中央局机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江西省委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注重从理论上理论层面上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落脚到理论层面，显然不能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还需要将这些理论、原则落实到每一个党员的身上，最终落脚到心里。通过群众组织的形式，在每一个根据地，以党员为辐射点，在劳苦大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原则。

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在理论维度结合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理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通识化，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高度，身体力行，著书立说，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榜样和范式。在《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被他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所表述，通俗的语言是他阐明马克思主义深刻哲理的基本追求，具备浓厚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始终聚焦的焦点所在，从而，使得这些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

（二）建国初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周恩来面对革命胜利后的建党问题有着充分的清醒认识，过去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又向城市完成转移，那么，在一个新成立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不再是简单的农民阶级的思想建党问题。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他们有各自的想法，必然存在不同的阶级立场。1951年，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回顾了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一些问题，对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过去的工作注意力不够，而他们又迫切需要理论的武装，他要求在适当的场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加以说明，达到一般干部都成看得懂的程度，并且要利用这个契机，让很多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干部懂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知识分子则要通过举办学习训练班，成立军政大学和革命大学，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宣传部门和组织以报纸、刊物、广播、音乐、电影、学校等工具为宣传载体，大力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但是，“人们始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认识不足。一些人认为，教条主义只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它总比那些公开的否定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企图和做法要好。正是在这种糊涂观念的荫庇下，教条主义一直阴魂不散，并不断借尸还魂。”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运动”，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真理在争论中逐渐得以彰显，经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民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鉴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准备了充分的舆论条件。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在经过了一段历史的弯路后进入正确的历史轨道。endprint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3月10日，理论务虚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理论意义，照抄书本、断章取义，或者改头换面，这样的方法行不通。这就需要革命思想家们以崇高的信念饱满的热情进行理论研究，需要尽快组织宣传思想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早作规划，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研究、出版一批内容新、思想新、语言新的文章、著作、教材，以弥补一段时期以来的遗憾和空白。按照邓小平的要求，1979年年底，全国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研讨，在教材的编写上遵循科学、渐进、实践的原则，要用准确的术语、简明的语言、生动的描绘、通俗的表达来编辑、出版相关的理论教材。会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李秀林等编写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由肖前等编写出版，这些优秀教材的出版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宣传、普及和教育工作夯实了扎实的基础。

从1983年至1992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点内容，主要是通过学习《邓小平文选》（第2卷）让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在思想上分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1992年至党的十六大期间，邓小平南方谈话、“三讲”教育、反“法轮功”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其目的在于使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和显著效果中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苏东剧变对人民思想的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进入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潮甚嚣尘上，一些人甚至叫嚣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再一次经受到严峻考验，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发生的了动摇。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多级化的形势越来越复杂，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这些必然对有些人的政治信仰、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产生逆向变化。纵使在一些党员、党员干部中，反马列主义的也大有人在。世纪之初的“法轮功”事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教训。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会在思想文化阵地上一往无前。人民大众的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没有占领，就会有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会去占领。在不断的宣传、学习、教育中，人们不再拘泥于条条框框中谈论姓“社”姓“资”、“市场”与“计划”，对迷信思想特别是邪教有了更清醒更充分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以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的主要学习内容， 在全社会开展“八荣八耻”的教育活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精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等。其目标在于促进人民大众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一）观照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观照。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矢”来射中国国情的“的”，才能在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然，中国国情的不仅包括中国的自然环境、科教状况、经济水平、政治状况、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还应该包含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主题，从国内国外两个相互联系的实际来分析中国国情，进行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从而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传播，同样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实际上来，切实关注老百姓的民生大计，用改革开放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使实践效果成为理论创新和传播的活水源头，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生命力和感召力，才能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认可，并努力践行。只有遵循这样的逻辑思维，才会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理论可能。

（二）推进理论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证明了山沟沟也能出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历经几次革命的高潮与低谷，创造性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头七年，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上，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进行了审时度势的正确分析，制定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总体形势，对时代主题、社会阶段作出了准确判断，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这一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快车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我们所处的世情、国情、党情为逻辑思考的起点，凝炼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提出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发展的全局。以此推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做到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同时，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将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过程中，才能不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关注百姓民生

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强调，得到老百姓支持和拥护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了群众的福祉真心实意地努力，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种种难题，大到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房子的问题，小到盐的问题，米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总之，就要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老百姓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老百姓就就一定支持和拥护我们，把我的事业当作他们的生命，把社会主义当作他们生命的旗帜。邓小平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当前，民生问题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中国共产党着力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到具体的民生问题中进行理论剖析，讨论群众所关心、所急需解决的各种民生问题，表达百姓的价值诉求，使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人民大众中具备坚实的根基和土壤，使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理论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增进他们了对党的理论的共识和认同。endprint

（四）彰显中国特色

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的广度和深度来体现和确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成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扎根于民族性的空间里，只要能为人民大众普遍认同和接受的都是民族的。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蕴含其间的生动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接收。比如毛泽东提出的如“枪杠子里出政权”“三大法宝”、“糖衣炮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座大山”、“三个世界”等，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很快就能被老百姓理解、接受，并内化为思想观念。邓小平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也不是停留在形而上的空洞理论中，相反，用老百姓的口语将之形象的加以表达，浅显直白，契合大众表达习惯的话语方式。比如“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既生动形象，又通俗易懂，既言简意赅，又含义深邃，使群众于春风化雨中读懂理论，于润物无声中提高认识，有效搭建了理论通向大众的桥梁。

（五）注重人才培养

作为人民群众杰出代表的领袖人物往往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李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卓越领导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他们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专业人才队伍的地基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回照历史、着眼现实，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广大学者、理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亦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宣传理论干部的思想觉悟与政治理论水平，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丰富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确保执政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就要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才的培养，培养和造就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人才保障，发挥其作为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和传播者的作用，推进普通民众的知识化，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让马克思主义不断被群众所掌握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李大钊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4.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138-13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87.

〔4〕陶德麟，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85.

〔5〕孙熙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与基本经验[J].马克思主义论苑，2009（11）.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篇4

文化体制的历史演变及基本经验

郭榛树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文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在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等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到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曲折发展和转型创新，而未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力度将取决于文化的政治化、产业化和自主化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体制；历史演变；改革走向

192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步步地建立、调整和完善新的文化体制，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促进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对党领导建立的文化体制进行历史考察，厘清其发展轨迹，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决定和影响文化体制的若干因素

（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宣传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当然，这只是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的，我们决不能将一定的宣传文化体制与经济基础简单地对应起来。比如说，建设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经济基础可能要近一点，而革命时期的宣传文化体制离当时的经济基础可能就要远一些。还有，虽然一种宣传文化体制在新建时与经济基础的关联可能并不是很直接，但如果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只有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宣传文化体制，才能维持和发展。否则，这种宣传文化体制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认为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也是相互作用的。如毛泽东在分析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文化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体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可以为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但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也需要一定的政治体制做保障，必须反映一定政治体制的要求。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体制是广义的，它既包括革命时期的战争体制，也包括建设时期的政治体制。在革 1 命时期，宣传文化体制必须与当时的战争体制相适应；而在建设年代，宣传文化体制则必须与当今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否则，宣传文化体制就无法发挥作用，整个上层建筑乃至整个社会系统都无法正常运行。

（三）外部影响。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3]1918年，列宁也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4]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建设同样必须吸取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成果。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是在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展革命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苏联模式包括苏联的文化体制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最直接的学习借鉴对象。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西方文化体制建设的一些成果逐步为我们所吸纳，对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恩格斯也曾说过：“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历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6]这就是说，文化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因此，我们不管是文化内容的选择，还是文化体制的选择，都不能不考虑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没有传统的民本思想、社会本位，以及大同思想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可能要困难得多。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虽然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但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一元化模式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五）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一理论的广泛传播主要归功于道格拉斯·诺思。诺思通过对西方近代经济史的考察，发现经济生活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它就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惯性。由于这一机制的作用，人们一旦选择某一制度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并导致人们对它产生一种“依赖”。路径依赖虽然是从经济史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原理，但也适用于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变迁。在文化领域，同样地，“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7]例如，在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中，体制外的改革（如晚报、广告等）已经走得很远，但党报的编辑、发行及其管理等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再如，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将文化局、广电局和新闻出版局整合成文广新局，但不少并没有能够产生1+1  2的功能，它们还各自按原来的方式在运行。这些都是“路径依赖”的典型表现，它们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行。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的历史沿革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体制的初建与发展（1921-1949年）

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教育体制初创时期。党在初创时期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有关于“宣传”的专门规定，党的一大不仅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局，而且在中央局下设置了专司宣传的部门——宣传部。建党之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显得十分迫切，为“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8]于1923年10月颁布了《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5月又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这种调整的目的是将党外宣传与党内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从党的六大到延安整风，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建设时期。在对敌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了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明确指出：“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9]并于1928年10月提出：要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根据这一要求，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直属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3月，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左联”，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一系列文化团体。为了加强对这些文化团体的统一领导，1930年10月“文委”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这意味着我党的宣传职能已经从原来的宣传教育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

延安整风时期，是新民主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基本形成时期。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升华，宣传工作实践的推进，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延安整风时期，我党对宣传文化体制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即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其中，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等4人组成，毛泽东亲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的职能是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文委、出版局的工作。这一调整突出了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各宣传文化管理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宣传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性。这一体制由于体系完备，效率很高，因而成了新中国文化体制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确立与变异（1949-1976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初探和确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取得了执政权，开始通过政府来管理和发展文化。一是成立了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如在中央成立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下设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在地方上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具体文化行政管理工作。二是建立起系统的文化事业。重要的文教机构，如大中小学、新闻出版单位、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都逐步实现了国有化，这些机构的文化人也相应地实现了“单位化”。文化事业的日益国家化，并不意味着党的宣传领导权的削弱，因为党的宣传部门虽然原则上不应干预具体的文化行政工作，但通过文化机构所设党委或党组，可以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

从1957年至196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日益集中化时期。1957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地方党委的第一书记 “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0]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到文教战线工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也依照执行。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还接管了 3 一批民主党派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等。到1958年，根据“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的精神，在宣传文化系统，新设的中央文教小组与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相对应，中宣部则主管文化、科学、教育、卫生、新闻和出版等部门。地方上也依此进行调整。1963年成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领导各种文化批判运动，1964年中宣部成立检查工作组进驻文化部、文联各协会进行检查和整风改组。这样，通过一系列组织措施和其他措施，党对宣传文化工作掌握了全方位的直接控制权。

1966年至1976年，是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遭受严重破坏时期。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此小组不同于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在“文革”中，中宣部被视为“阎王殿”，文化部也属于“应砸烂”的部门，作协和文联受到巨大冲击而均陷于瘫痪，隶属于文化部、作协和文联的许多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也被解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下所设的几个主要职能机构，如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等，不仅夺取了各文化管理机构的很多权力，而且直接控制了文化生产，如图书出版、戏剧演出和电影拍摄，等等，原有宣传文化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化管理机构和文化单位大多无法正常运行。

（三）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与转型创新（1976年以来）

1976年至1979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拨乱反正时期。“四人帮”被粉碎10天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成立中央“宣传口”。197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恢复中宣部，临时“宣传口”停止运行。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后，对中宣部的原有机构进行微调，中宣部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1977年12月6日，中央任命黄镇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启动了文化部的改组工作。1978年5月27日，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正式宣布文联、作协和《文艺报》恢复工作。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文联、作协，以及其他文化团体，都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文化体制的拨乱反正为以后的转型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1979年至2003年，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社会主义宣传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从《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级报纸主动要求“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到主流媒体普遍实行“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机制；从推行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到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努力增强文化机构的生机和活力；从深化每一个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单位的内部改革，到组建广电集团和出版集团，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从开展“以文补文”，推行“双轨制”，到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从承认文化市场的合法存在，到大力支持培育文化市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从建立健全文化管理机构，到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文化体制改革一步步展开。

2003年至今，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时期。2003年起，文化体制改革同时向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大力拓展，从而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宣传体制上，为适应社会分层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需要，构建了大宣传格局、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新媒体管理机制、社会舆情监测机制等。在文化体制改革上，2003年开始局部试点，2005年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经过七八年的努力，绝大多数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成功“转企”，非公有资本成为文化建设投资的主体力量；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 4 务体系初步建立，文化产业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制高点；文化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文化体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准确把握文化的政治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政治合法化功能

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推论。在过去，由于片面强调文化与政治的联系，特别是片面强调文化的政治属性，结果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摒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1]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的政治功能。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可以从多方面发挥其政治合法性功能。一是执政党的思想统一功能，这对于一切严密型政党尤其重要，因为组织的统一必须以思想的统一为前提。二是政治教育功能，以先进性而获取执政地位的政党，往往怀着强烈的不进则退的忧患意识和唤醒民众的责任意识，需要用先进文化武装自己的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三是社会凝聚和动员功能，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追赶早发现代化国家，往往需要借助文化等手段来凝聚和动员一切力量，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四是综合国力竞争功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通过先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特别是核心价值的感召力等释放出无形影响力，也就是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构成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在当代中国，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文化的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理论武装、学校教育和媒体传播等途径来实现的。因此，文化体制不管怎么改革，“党校姓党”、党领导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党管媒体和舆论等原则和体制是不可动摇的。但由于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冲击，传统的理论武装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媒体管理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亟需进行改革。如干部培训教育，可开辟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校等多种渠道，既有所分工，又形成竞争，以进一步提高干部培训质量。再如学校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可通过充实辅导员队伍，改革教材内容和方法，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再如新闻出版，可着力打造党报党刊、广播电视的新闻频道、人民出版社、政府网站，等等，以增强主流舆论的引导力。还有，党和政府还要通过“五个一工程”、文明创建活动、道德模范评选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式，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方向。

（二）积极推进文化的产业化，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与政治关系的逐渐理顺，人们发现文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它的意识形态性，另一就是它的产业性。狭义上的文化本是观念形态的成果，但观念形态的成果要为其他人所分享，大多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图书、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由此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产品，即包含一定思想内容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与其他普通商品有一定的共性，即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这就使得文化完全可以被“商 5 品化”甚至“产业化”。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人们还发现，文化产业还具有其他产业所没有的许多优势：第一，它是“朝阳”产业。在我国，文化产业无疑是一种新兴产业，而且是由技术突破创新带动企业的产业。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其文化需求必将大规模地释放出来，因此文化产品的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第二，它是“双效”产业。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物质投入相对较小，由于“内容”的注入可以使其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正由于文化产品是“内容为王”，所以它具有其他产品所没有的信息、教育和娱乐等功能，从而可以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第三，它是“绿色”产业。与生产制造领域中的大部分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耗低、污染小，具有鲜明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特征，更符合科学发展和转型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今后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就必须合理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同时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做大做优做强一批文化产业发展主体，形成富有活力的优势文化产业集群；必须建立促进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机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必须加快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丰富文化产品市场，培育文化人才、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打开文化产业发展的广阔空间；必须建立健全促进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鼓励文化内容的创新，鼓励更多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

（三）充分尊重文化的自主化，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文化的政治化，主要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文化的产业化，除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外，对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不无裨益。第一，文化的产业化，可以消解和冲破强加在文化身上的许多不应有的禁锢，促进文化比较自由地发展；第二，文化的产业化，将市场机制引入到文化生产领域，可以有效刺激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第三，文化的产业化，需要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文化的大众化。总之，文化的产业化，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但是，文化并不是经济、政治的附属物。在一个社会大系统中，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等子系统密不可分，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从外在来看，一般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历史继承性，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巨大的反作用，等等；而从内在来看，这种相对独立性应当表现为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目标，而不能与经济、政治亦步亦趋，不能以经济、政治价值为自身的价值。虽然囿于目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得不依附于政治、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来看，文化的自主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的主体性将会越来越强，文化自身的特性和价值将越来越突出。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文化领域的特征应当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而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了比其深刻多的思想，即文化的最终价值应当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文化建设上，90年的风雨历程积累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即一定要按照文化自身 6 的特点和规律来领导和建设文化。而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有利于文化的自主发展。一是更加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和自由。正如邓小平所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二是更加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不仅要承认多样化思潮的客观存在，而且要加强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与交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三是更加强调文化管理的法治化。这样更有利于增强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的自主性，避免文化管理的人治化模式给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带来的不合理的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四是更加强调文化的社会效益。特别是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生产，即使没有太大的经济效益，也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篇5

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领导人民已经走过了65个春秋。出生在90年代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吃苦挨饿，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没有一起陪我们的党走过它的艰难曲折，我们所享受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经过艰辛探索带给我们的丰硕果实。这一路走来，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等待我们去细细品味它其中的酸甜苦辣。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30多年党的基本经验；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将近14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1998年，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20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总结了党成立后80年的基本经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及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重点总结和认识了改革开放30年“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2013年，以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又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我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在于它对自身历史的重视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得出规律，不断的汲取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同时在继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出发，大胆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有关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调整和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相滞后的生产关系，视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胡锦涛同志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p19—20）

2.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改革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实力。同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1］（p8—9）新时期，总结经济建设层面的基本经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有关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1.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加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巩固我党同党外人士的战略联盟，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采取有力措施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方针，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2.依法治国，不断推进法治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法治现代化，目前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面临着诸多因素的考验，中国共产党着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在政治和党的建设层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中国共产党有关科技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1.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

指导思想是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报告上指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兩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p7—8）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认真总结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注重建设先进文化。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1］（p23）

3.科技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发展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建设创新型国家。注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突出培养大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高素质人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2］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胡锦涛同志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1］（p14）

四、中国共产党有关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正确认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发展的沉重代价，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树立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发展循环经济和运用绿色GDP作为经济衡量指标，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消费模式。

五、中国共产党有关外交的基本经验

1.实现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有效结合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的伟大抉择，统筹解决好国内国际兩个大局中治国理政大政方针问题。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通过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效结合，通过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构建和谐世界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处理与各国之间关系，并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国际关系四项原则，倡导构建和谐世界，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为世界安全与稳定做出了伟大贡献。

六、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新时期,我们随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机遇与挑战,为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基本规律、更好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进程向前不断发展,我党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1、基层建设问题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需要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诸如温家宝总理在联大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3]。这在偏远的农村屡见不鲜，农村人不愿去看医生，原因很简单，怕检查出病来，因为治不起，所以宁愿等到晚期，直接死掉，不给子女添负担。同时基层制度建设很不健全，村民贿选过于常见，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每到选举之期，那些“积极分子”便活跃起来，走街串巷，拉帮结派，“壹佰元一张选票”，就这样当选的干部如何为村民服务，如何让村民致富。中国现代化则面临着中国底层的成功转型,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最有挑战性的一项。因此,新时期需要积极面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举措予以解决,才能更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顺利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伟大复兴。

2、腐败问题

当代社会，腐败现象很普遍，腐败是全世界的执政党的最大敌人，它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兴衰。腐败无关乎于人，是任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腐败是不可能彻底杜绝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针政策来降低腐败的程度。习总书记上任以来，已经加大了对反腐败的实施力度，同时也卓有成效，但依然不够彻底，我党应该继续努力。我的几点建议：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归根结底是深入群众。只有加大调查研究力度，从而掌握真实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避免虚假、欺上瞒下的现象重复上演,才能从根本是解决腐败的问题 ⑵加强法制治裁腐败的力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考的住些。”因此，在反腐败过程中，法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府应该努力完善法制，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处力度。⑶更好的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人民作为监督者，他们身在底层，往往看的最清楚，但是手里没有权利，所以大多时候会因为惧怕权利而不敢出来指正。因为害怕打击报复。政府应该完善法制，来降低他们揭发腐败的恐惧。

3、环境问题

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APEC期间，为了维护良好的坏境，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会议刚刚结束，雾霾天气又重新袭来。所以如何把APEC蓝变成正常蓝成了所有人的呼声。

在十八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建设发展体系，是中国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公共管治、市场和国际管理的制度体系等。首先在法律上要加紧修改和完善《环境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建立《气候变化法》。

⑴要严格环境监管部门的职责和干部的考核，真正发挥好环保一票否决的权力。监管工作中采用行政的手段多，缺乏应用市场的有效手段。例如监管部门要求污染企业关门整顿，但没有实质性的高额惩罚金，往往使整顿流于形式。环保部门在各区域的办公室必须加强，因为有些环境危害是跨区域的，例如大气污染、雾霾、酸雨和河流水污染等都带有区域性，必须加强区域的管理部门的职权和惩罚力度。省级政府要对县的环保部门进行直管，减少和摆脱当地政府对县环境监管机构的掌控和影响。

⑵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以及推行资源有偿利用。中国人口多，资源禀赋差，人均生态足迹高。节约资源要首先从源头的开采管理做起。在开采中要明确产权，明确产权的归属和监管单位。防止在资源的开采中滥采滥伐，使大量的可采资源丢弃，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环境。

（3）在全国的区域划分中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特别是生态保护区域，要明确的划定环境保护红线和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在生态优先的区域，要严格禁止任何污染企业的进入。为了保护环境生态系统，例如水源、珍稀植物资源和生物保护等，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政府的补贴和资助是十分重要的手段，维持生态保护区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篇6

明确“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根本”这一战略地位。

列宁早在《怎么办》一文中，就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的指导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向我们明确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本质，就是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尤其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一般学习型组织的重要特点，更是我党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中获得的一条重要经验。革命年代的延安整风，使我党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和平时期的“三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我党的思想统一到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上来，统一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党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治国理念上来。在这种理性探索中，我党清醒地认识到，是否用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是一个政党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判断标准：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基本战略。

明确“与时俱进、创新学习理念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基本条件”这一战略判断。

实现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必须要与时俱进、进行学习理念的创新。先进的学习理念是促进学习的前提和基础。学习理念决定学习的内容，决定学习的形式、程序，也决定学习的最终效果，并最终决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战略任务。

努力拥有科学的学习理念作为指导，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只有有了学习理念的与时俱进，才会有学习内容的与时俱进，才会有了学习形式的不断更新，才会有学习程序的不断更替，才能保证以最短的时间，得到最佳的学习效果。与时俱进、创新学习理念，是实现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头脑这一战略大局的基本条件。

(二)重视创新学习与促进机制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基本制度保障多年前，邓小平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的论断明确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明确了制度在党和国家事务有序进行中的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贵在落实。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特征和实践目标。但这一目标先天具有衡量难度大的特征。克服衡量难度大的困难，依赖于学习制度和机制的保障。制度和机制建设在学习型政党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唯有健全机制和制度，才能保障把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落到实处。

创新学习机制和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落到实处。

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理念需要健全的学习机制和制度，创新学习机制和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离开科学、健全的学习机制和制度，学习思想和学习理念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根基。当今时代，任何一个科学的政党要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机制和制度来保障，任何一个学习型政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创新学习机制和制度来支撑，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发展尤其如此。

提高党的执行力，营造阶段性战略目标共同愿景，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基本策略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乃至当前的改革开放，党的战略决策的执行力是一个关系执行效果的重要问题。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充分利用了阶段性共同愿景目标营造这一基本策略，迅速有效地把全党和全社会的力量凝聚到党的周围，为实现新民主主义战略目标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目标服务，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是我党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探索过程中取得的一项重要经验。

当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保持了令世界瞩目的势头。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我党发展面临着实现现代化、提高执行力的重要任务。如何在信息快速扩展、公民意识快速提高、世界政党发展制度和模式多样化的浪潮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我们营造共同愿景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无论是战争与革命的环境，还是和平时代条件下改革开放带来的考验，我们都要牢记党的宗旨，要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要确保党的先锋队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应该把握的基本价值内核。九十年对我党的发展壮大来说，是一部曲折而壮丽的诗篇。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我党走向新的胜利、谱写新的诗篇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