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通用8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篇1

引领新常态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教学重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意义；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

教学难点：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以五大理念和五大政策引领供给侧改革 教学方式：案例式教学与讨论式教学相结合 课时安排：3课时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怎么改革?首先，大家先看以下几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2014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6.6亿吨，美国年产为8800万吨，欧盟28国产1.69亿吨，北美年产1.2亿吨，而我国产值却高达8亿吨，所占比重接近一半。近两年，我国平均每月钢材的库存都多达3000万吨，钢铁库存如此之多，我们哪有这么大的需求？我的老家河北唐山号称是“钢都”，钢铁企业多而又多，选矿厂、炼钢厂鳞次栉比，前些年都很火，但是这两年，由于铁粉价格一直在下降，钢材销售不出去，有时，甚至一斤钢材卖不到一斤白菜价。有的钢厂刚刚建好，但却尚未营业就面临关张。

第二组数据：全球煤炭年产量为81亿吨，我国煤炭年产量为40亿吨，所占比重又是接近一半。40亿吨煤炭就相当于全国人均3吨，怎么用的了这么多？尤其现在我国开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化石能源价格一再降低，煤炭价格一落再落，有时甚至一斤煤炭卖不到一斤废纸钱，煤炭企业陷入了全行业的亏损。

第三组数据：全球水泥年产量为41.8亿吨，我国为24.76亿吨，占比超过了59%，这又相当于全国人均一吨多水泥。可是，哪有那么多的建筑需要这么多水泥呢？

第四组数据：全球平板玻璃年产为8亿重量箱，我国占比又超过一半。不知道大家在看到这些数字以后，会作何感想？ 下面，我们再来看以下几组资料。

第一组资料：我国不缺世界500强的企业，2015年就有106家入围，数量仅次于美国。并且有专家预测，中国到2018年将在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上赶超美国。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国家的品牌却很少能入围世界百强品牌。国际品牌集团从2006年开始就发布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可是从这以后的连续7年内，我国都没有一个品牌能进入前一百位。有一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街头随机调查100人，问他们是否用过中国的产品，这些被调查者都点头称是，但当问到他们都用过哪些品牌时，他们的回答却是“三星、丰田、索尼”等。这样的回答，真是张冠李戴。

第二组资料：可以说，我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小到螺丝钉，大到远洋巨轮，上天的、入地的、下海的都能造，“Made in China”更是随处可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仍处在加工地位，很少有自己的专利品牌。比如，我国晋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制鞋基地，我国每年全国制鞋70亿双，其中10亿双就来自晋江，这在世界鞋业上的比重占到了10%以上。并且，晋江很多鞋厂的制鞋成本与美国的耐克只差几美分，但价格却相差近十倍。

第三组资料：我国卖出五千万件中档以上的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波音747；卖出八亿件中档以上的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飞机。

第四组资料：我国每年生产350万亿支圆珠笔，可是其中50%的笔芯、笔水都来自国外。尤其是我国在每年产钢8亿吨的前提下，却生产不了圆珠笔头的小小钢珠。我国计算机产量世界第一，但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却都依赖进口。我国汽车销量世界第一，但是70%的转向器、发动机等四个要害部件也都依靠进口。

第五组资料：我国是中医药原产国，但目前在世界中药市场份额中，所占比重却不足五分之一。

第六组资料：我国是饮食王国，但目前却很少有哪几种食品能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在全世界大受欢迎。

第七组资料：我国是纺织古国，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样服装进入世界百强的名牌中。

第八组资料：我国是自行车生产及使用大国，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品牌的自行车在全世界走红。

第九组资料：我国是烟草生产和消费大国，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品牌的香烟成为世界名牌，进入百强。而我国每年在香烟的生产、消费上多达4950万箱，有将近3.5亿的烟民。

第十组数据：我国是家电生产大国，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销量均为世界第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品牌在世界驰名。我所说的“驰名”，是驰名中外、并是驰名商标的意思。

还有这样一些材料：近年来，国人对手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全世界智能手机34%的消费在中国。美国的iPhone手机极为走俏，而我国本土品牌却难有高端的产品与之媲美，从而致使大量的资金流入了外国公司的腰包。中国有很多生产电饭煲、马桶的企业，但是很多国人却不惜重金、不怕麻烦地从日本往中国背。我国奶制品企业非常多，产量也很高，可在去年“双十一”期间，某大型外资超市在天猫上卖出了224万升进口牛奶，接近中国人每天液体牛奶需求量的一成，成为当天最受国人欢迎的跨境商品。同时，日本的纸尿裤、韩国的化妆品、澳大利亚的婴儿奶粉都成为最畅销的海淘商品。全世界钻石首饰12%的消费是在中国，连巧克力也占全球消费的2%。可见，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正在变成“世界市场”。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埋怨老百姓去选择国外的商品，更不应该给国人戴上不爱国的帽子，很多时候，也可以说，老百姓这样做也是实属无奈。国内有些同类产品，可以说是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无法很好地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说起来也是实在令人汗颜。

大家看了以上这些材料，又有何感想？是不是也会联想到我们当前的一个热门词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与意义

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随后，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又先后多次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人对这个热门词汇可能还没有完全了解。实际上，供给侧的“侧”字就是“端、面”的意思，需求侧与供给侧是经济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提到这两个概念，就不能不想到“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投资、消费、出口都在需求侧一边，而供给侧则更强调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所以，所谓供给侧的改革就是从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的产能，把发展的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加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一个公式。也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灵活性、有效性。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下面我就和大家聊一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重要政策。

我们党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的目标。2016年是决胜阶段的第一年，这一年极为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这对完胜这一阶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它是2016年经济工作开局之年的重要引领。

2016年是“十三五”时期的第一年。因此在这一年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要有思路，要有理念，要有路径。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一种回答。国外评论认为，从传统的需求侧角度，即关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个方面的推动因素，对当下中国经济来讲，要么效率不够，要么链条过长，要么不能左右。而供给侧的改革是以结构性改革来助推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建立供需匹配、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结构。我认为这种评论很有道理。

第三，它是“三期叠加”矛盾的化解良方。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矛盾与挑战中，应对这些问题，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失为良方。其中就蕴含着新机遇、新内涵、新境界，预示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化解矛盾的实质性的推动。

第四，它是新一轮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之举。

当前，中国作为全球的制造大国，世界工厂名闻天下，但我认为这并非是当之无愧。虽然我们能够入深海、进太空、绕月球，高铁、核电惊动世界，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的质量却极为低下。比如，像马桶盖、电饭煲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质量都不能得到保障，化妆品、手表甚至奶粉更是如此，很多国人选择从国外购买这些产品，导致我国大量的资金外流。有时，联想到厨卫设备，餐桌上的食品就使人更加汗颜，不粘锅经常用不到两年就粘锅了，保温瓶没用多久就不保温了，电池没用几天就没有电了。过去在长期贫困下，容易使人对产品质量要求不高，这就使得企业生产标准不高，残次、伪劣产品大行其道。现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再不创新就无法生存下去，这将倒逼企业生产加速创新，推出更好、更高级的产品，以适应大众日益提升的品位需求。

第五，它是进一步提高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

如今，已经摆脱贫困，步入小康，奔向富裕的国人，对生活质量、生活品位逐渐有了更高的追求。现如今，农村人对城里人都这样说：我们进城了，你们反倒下乡了；我们吃大米白面了，你们反倒吃粗茶淡饭了；我们吃肉了，你们反倒吃素了；我们吃糖了，你们反倒尿糖了。这是对城乡人民大众生活变化的一种幽默写照。

特别要看到，我国中产阶级人数不断扩大，从而产生的对高端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亟待满足。外国媒体就一再讲到，大量的中国人到海外去求学、求医、购物，这都说明很多东西在国内还是供不应求的。另外，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也有缺口。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但也面临着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致力于解决中国中长期经济问题，根本之道就在于结构性的改革，重点在于供给侧。在全球经济的新瓶颈之下，有些经济体寄希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从财政的刺激政策中寻求突破。我国是经济的新常态，全球经济则是一种“新平庸”，我国经济仍在以中高速发展并不断演进。现在，我国选择把政策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供给侧，力求巧妙地运用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压旧促新，打造更具竞争力与活力的中国新经济，这显示出党中央的深谋远虑与高超的艺术。

我们说，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是进一步提升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还因为这种改革能认真观察、悉心研究人民大众的消费心理、消费结构、消费趋向。比如，现如今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中大多流行“一二三”：“一个中心”——以健康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潇洒一点、享受一点；“三要”——一要俏、二要跳、三要闹。其中，以健康为中心，就大有讲究、大有学问、大有需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作为一种产业，其产值占GDP的比重，美国为15%，加拿大、日本为10%，我国却只有4%。仅就老年人而言，就对健康有着多方面的需求。他们要健康、他们要潇洒、他们要享受、他们要俏丽，这其中的需求侧着实不小，那么供给侧就要为此发力。我在海南就看到，每年10月一过，大量北方“候鸟”式老人就飞去了，到第二年5月份左右才回到北方。那么，这些“候鸟”式老人在海南居住大半年时间，他们对养生、养老都有多种多样的需求。可是限于海南条件不足，他们的很多需要还不能被完全满足。而对于北方企业来说，就可以加大力度开发，加强这方面的供给。比如，解放军301医院就在海南设立分院，很受欢迎。再比如，中国现在的旅游团，几乎变成了全球的采购团。人们都在呼唤能有更多的更卫生、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呼唤能有更多的更好、更便捷的服务，而这些现在都有很大一部分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于1980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和广大女性消费群体，这两个群体正在成为消费群体的中坚力量。其中，1980年至2000年出生的这代人的消费就占我国总人口消费的30%，他们中的80后十分注重生活质量，90后则属于主动型消费。2015年十一长假期间，这些人就在网络上不断地展示旅游、聚会的各种照片。这说明中国的需求侧仍极为可观，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9%，占了半壁江山。还比如，多年以来，老百姓都面临着入托难、上学难、看病难、一线城市购房难等各种问题。可以说，这些难题是难在百姓中、难在需求上。这里又该有多么巨大的需求侧？而这种需求侧，就召唤着供给侧。

二、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在倡导坚持问题导向，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也十分重视从问题出发。这完全符合矛盾的学说和主要观点。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的矛盾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问题。比如，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发生后以及后续时期所产生的影响，针对需求不足矛盾，政府采用了“西医”疗法，很多政策重点是在需求侧发力，这对于当时经济稳增长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相继带来了产能严重过剩、结构失衡的问题。

在看中国的经济时，国内外很多人始终紧盯GDP。实际上，中国经济表面上看是速度问题，实则却是结构问题。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使得“烟囱”式工业大肆发展，“三高”行业问题突出，一些重化工行业和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纵观我国的供给体系，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的有效供给不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亟待供给体系跟进调整，这时候“供给侧”改革这一剂“中医良药”才适逢其时。

因此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的倒逼，也是必经关口。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比如，如果产能过剩这个结构性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工业品价格就会持续下降，企业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持续。目前，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在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刺激国内需求是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这就相当于准备了两桌饭，只来了一桌客人，就算大家使劲地吃，也是吃不完的。

产能过剩的问题不仅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也遇到过。而要科学地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因此，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根本解决之道就在于结构性改革，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重大举措。

三、“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现阶段，政策着力点在于加大供给侧调整力度上，引导过剩产能供给侧减量和结构调整，达到与需求侧相适应的新水平，实现价格企稳，企业盈利能力恢复，以实现转型再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在减产能方面切实加大力度，并且要努力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企业盈利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时间，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拖下去，不仅企业经营困难加大，而且金融、财政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或者凸显。而解决这种局面的关键就在于要在减产能方面有实际性的操作。此外专家还建议，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加快培育有利创新的环境；进一步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等。通过改革实现协调、绿色、共享。因此可以说，“五大发展理念”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为“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提供实践依据。

四、“五大政策支柱”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五大政策支柱”与“五大任务”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

（一）“五大政策支柱”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旨在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

“五大政策支柱”是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重点。一方面，资源环境、劳动力工资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已经在消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实体经济，推进制造业再升级，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压力也在增大。这都要求我们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真正依靠产品质量与品牌信誉取胜。而五大政策支柱，恰恰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二）“五大任务”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五大重点任务也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是一个系统的设计，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抓住的重点和关键点。

“五大任务”的提出既体现了务实作风，又体现了创新思维。例如，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方面，会议提出“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电力价格”；在“扩大有效供给”方面，会议提出“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这些内容都准确把握了当前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十三五”开局之年作出有力部署，其中的新内涵蕴含着发展的新境界，需要各方凝心聚力，扎实推进。

当前，中国经济在供给与需求两端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市场需求强调的重点是“有没有”，而现在需要解决的重点是“好不好”；过去是供不应求，现在很多产业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正如前面讲到的，我国的钢铁、煤炭、平板玻璃等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这种供大于求还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严重。与需求侧重点变化紧密相联，供给侧需要主动与之适应，需要调整供给侧的结构与质量，真正实现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从数量到质量、效率的深刻转变。这个转变不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遇到一些严重的矛盾。

比如，房地产库存备受各方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15年10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6.8亿平方米，比9月末增加了2122万平方米。与2014年同期相比，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增加了1亿平方米，增幅为17.8%。在“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具体要求。2009年到2011年期间，我国各地的房地产价格一再飙升，很多地方就采取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来限制购房。而这次经济会议就明确指出，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针对这项措施，一二三线城市根据自身情况，应该采取不同的限制性措施。比如，三线城市房地产库存本身就很大，这就没有必要再实施以前的限制性措施了；而有些一线城市，由于人口仍然过于集中，对于以往的限制性措施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专家表示，以上这些政策既是化解库存的现实需要，更是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必然之需。我们讲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城镇化，没有房子又怎么能实现城镇化呢？所以，要引导农民到城镇安家落户，引导农民来城镇居住、购房。

五、科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消除两大误解

在明确了上面所说一些内容以后，我们大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的政策，一定要有准确科学的认识，这其中，一定要消除一些误解。我认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解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二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搞新的“计划经济”。对于这两种误解，我们要全力消除。

（一）第一种误解与解决办法

第一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供给和需求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两手都得抓，但也要注意主次要分明。当前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当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强刺激，也要防止出现顺周期紧缩。

（二）第二种误解与解决办法

第二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搞新的“计划经济”。这也是种错误的观点。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

为此，要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完善和深化，绝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过去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比如，一些没效益的“僵尸企业”，有些地方非要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本身可能就是计划经济所带来的一种影响，而对于这样的企业，有些政府可能还在继续给补贴。

当然，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扩大开放是改革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国的外资多了。不是多了，而是还要大大的开放，大大的吸引外资。

六、加大力度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注重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以下是这十个方面的工作重点转变。一是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二是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四是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五是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六是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七是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八是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九是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十是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二）坚持四个重大原则

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要注重十个工作重点转变以外，还要坚持四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四是坚持以民生为本。民为邦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以来，一直把人民高高举在头上，凡事坚持民为先、民为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自然如此。实际上，供给侧，供给谁？说到底还是供给人民大众。因此，党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还是着眼于人民大众。所以说，坚持以民生为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

工作实践中，要以“十个更加注重”和以上四大原则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比如，放水漫灌强刺激、盲目扩建新城区以及强化行政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等事就不能再干了。就像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所谓的“鬼城”，这就是盲目扩建新城所造成的。再比如，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环境没改善等项目不能再上了。相反，有利于引导社会心理、化解产能过剩、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人口城镇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扶贫精准度等事情要使劲地干、创造性地干、拙劲加巧劲地干，既需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需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确保2016年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企业成本上涨和工业品价格下跌势头得到遏制，有效供给能力有所提高，财政金融风险有所释放。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在“阵痛”中发力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担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去产能、去库存，要处理“僵尸企业”，而这会不会带来一些企业的破产和工人的失业呢？的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势必会带来一些冲击，而且这些冲击很可能会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但是“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值得的。只要处理得当，阵痛不会很大，可以承受。尤其是中央已经明确了“社会政策要托底”。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健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更为充实，我国的家底更为厚实，也就有了更多条件、更大能力，确保社会稳定，确保下岗人员生活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2016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就宣布了中央要加大财税支持，设立专项资金；要加强金融扶持；要妥善安置职工等政策。这将与上世纪末的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上世纪末实行的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国有企业大概有3000多万人下岗，而由于当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太健全，这3000多万人中的一部分人在下岗以后确实是相当于真正失业了，家庭生活也比较困难。这些年，中央也在努力地帮助原来那些下岗人员再就业，通过逐渐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而这次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项任务实行起来，确实会使一些“僵尸企业”关闭，这些企业的员工也会面临下岗安置转移的情况。如今，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日益健全，加上国家也在不断地给予政策，我们的国家有了这样一种厚实的家底，所以，请大家放心，国家一定会保障这些下岗转移安置人员，保障他们的生活。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化长痛为短痛，化大震为小震，积短胜为长胜，积小胜为大胜之举，我们要积极支持，主动参与，为“十三五”规划的按时实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聪明才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篇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或供给侧改革, 可以解读为从供给、生产端入手, 通过解放生产力, 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包括清理“僵尸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 将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供给侧改革的描述, 这一关键词包括几层含义: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 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成本, 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化解房地产库存, 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此次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思路, 并未得到外界完全的赞同。有些质疑是提法上的, 比如“僵尸企业”一语, 被评论为对企业的污名化——这些企业仅仅是陷入了困境, 需要重组或其他调整, 它们本身是合法的, 依法纳税, 提供就业机会, 不应该冠以负面色彩的别名。有些质疑则是对思路有效性的质疑, 争论很多。供给侧改革曾经发生在1980年代的美国, 那次改革影响深远, 所以又叫“供给革命”, 一个经济学派, 即供给学派, 从中诞生。人们对美国供给革命的效果的评论分歧严重, 说它成功者有之, 说它“彻底失败”者也不少, 其中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在今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时说:“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 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 而不会促进增长。我们需要记住,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19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失败的。”

即使认同1980年代美国供给侧改革的效果, 也有人提出发生在两个大国不同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初始条件不同, 因此此轮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结果难料, 因为美国供给革命需要应对的是通胀, 而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可能产生明显的通缩。

赞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声音也很明确。

吴敬琏认为这是“正确的应对方略”。他说, 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 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 (劳动、资本和效率) 寻找原因和对策, 而“供给侧因素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吴敬琏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 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同时, 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创新就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以, 应当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 全力以赴, 推进改革, 以便提高供给质量, 实现发展方式转型。

胡鞍钢则表示, 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发展规划的主线是恰当的。他说, 过去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在需求侧, 这次提出的主线, 即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在供给侧;供给侧改革是中长期的增长方式转变和制度创新体制改革。不进行供给侧改革, 就无法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 从要素驱动, 特别是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供给侧改革究竟能否成功, 衡量的标准正是能否激发出经济的“新动能”, 可用的政策手段, 包括简政放权、放松对市场的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等。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 实施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支柱,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 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

1去产能

去产能即化解过剩产能, 一般有几种方法。价格调整属于市场方法——通过价格信号, 令企业避开产能已经过剩的行业或产品, 已经身处此类行业的企业则可能因为利润下降而转向其他行业。企业整合淘汰主要通过出台更多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来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 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淘汰过剩产能。拓展外部市场则是希望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消化产能。4月6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实施《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这一规划明确提出, “实施工业基础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 加快关键技术标准研制, 推动在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重点领域标准化实现新突破, 力争到2020年使重点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从目前的70%以上提高到90%以上”。对国际标准转化率的要求即着眼于拓展外部市场。

2去库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去库存主要指房地产去库存。可能的路径包括农民工市民化、房价调整 (根据需求情况或升或降) 、改变限购政策, 以及扩大政府购买。

对政府购买已建成房产的讨论较多。一般认为, 打通商品房市场与棚改安置房、公租房和租赁市场, 可以既促进住房保障, 又消化库存商品房。政府购买商品房, 一部分改造为公租房, 一部分可补贴房价销售给居民 (如获得城市居民身份的农民工) 。

3去杠杆

去杠杆的目标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杠杆率高, 意味着信用透支, 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正是杠杆率过高导致大量坏帐, 银行无法消化。索罗斯警告说, 当前金融环境与2008年金融危机很类似。

去杠杆和房产去库存在具体操作上可能存在冲突。目前全国多个城市出现房价上涨, 金融杠杆率高居不下的情况。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今年两会上说, 杠杆比例越高, 房价抗跌性越差, 就越易引发恐慌性抛售甚至崩盘, 因此绝不能用加杠杆的办法来促销售、去库存。“如果用加杠杆的方式去库存, 跟中央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会给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4降成本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 并不全是坏消息。其中人力成本的提升, 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的上升, 也是发展中经济体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降低企业成本的路径包括降低融资成本、税负和人力成本。其中单人人力成本是在普遍上升的, 因此降低人力成本意味着减少雇用, 部分工作由机器人替代。如果没有其他新增岗位, 这将带来社会问题。从目前的规划看, 融资成本的降低和减少企业税负是主要抓手。前者的方法包括降准、降息, 扩大融资渠道等, 后者则主要通过减税来实现。目前我国赤字率不到3%, 仍有空间增加赤字, 降低税收。

5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篇3

一、《规划》的总体考虑

2004年《规划》和2008年修编《规划》实施以来，我国铁路发展成效显著，基础网络初步形成，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铁路改革实现突破，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2.1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1.9万公里，提前实现原规划目标。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铁路运能紧张状况基本缓解，瓶颈制约基本消除，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铁路与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路网布局尚不完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结构性矛盾较突出等不足。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趋势新机遇，对铁路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一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扩大铁路有效供给；二是拓展区域发展空间，要求强化铁路支撑引领作用；三是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求发挥铁路绿色骨干优势；四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提升铁路应急保障水平；五是厚植行业发展优势，要求建设现代铁路基础网络。

《规划》修编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遵循铁路发展规律，发挥铁路骨干优势作用，统筹需求与可能，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增加有效供给、明晰功能层次、提升服务效能、兼顾效率公平为重点，着力构建布局合理、覆盖广泛、高效便捷、安全经济的现代铁路网络，为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规划》坚持支撑引领、创新发展；科学布局、共享发展；层次清晰、协调优化；衔接高效、开放融合；安全可靠、绿色集约的基本原则。

二、《规划》的发展目标

本次《规划》期限为2016—2025年，远期展望到2030年。到2020年，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建成投产，铁路网规模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为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到2025年，铁路网规模达到17.5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3.8万公里左右，网络覆盖进一步扩大，路网结构更加优化，骨干作用更加显著，更好发挥铁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展望到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三、《规划》的主要方案

规划方案包括三个部分：

（一）高速铁路网

在原规划“四纵四横”主骨架基础上，增加客流支撑、标准适宜、发展需要的高速铁路，同时充分利用既有铁路，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网。

我们还明确划分了高速铁路网建设标准。高速铁路主通道规划新增项目原则采用时速250公里及以上标准（地形地质及气候条件复杂困难地区可以适当降低），其中沿线人口城镇稠密、经济比较发达、贯通特大城市的铁路可采用时速350公里标准。区域铁路连接线原则采用时速250公里及以下标准。城际铁路原则采用时速200公里及以下标准。

具体规划方案：一是构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八纵”通道为：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京哈—京港澳通道、呼南通道、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兰（西）广通道；“八横”通道为：绥满通道、京兰通道、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道、厦渝通道、广昆通道。二是拓展区域铁路连接线。在“八纵八横”主通道的基础上，规划布局高速铁路区域连接线，目的是进一步完善路网，扩大高速铁路覆盖。三是发展城际客运铁路。在优先利用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开行城际列车服务城际功能的同时，规划建设支撑和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有效连接大中城市与中心城镇、服务通勤功能的城市群城际客运铁路。

（二）普速铁路网

重点围绕扩大中西部路网覆盖，完善东部网络布局，提升既有路网质量，推进周边互联互通。

具体规划方案：一是形成区际快捷大能力通道。包含12条跨区域、多径路、便捷化的大能力区际通道。二是面向“一带一路”国际通道。从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推进我国与周边互联互通，完善口岸配套设施，强化沿海港口后方通道。三是促进脱贫攻坚和国土开发铁路。从扩大路网覆盖面、完善进出西藏、新疆通道和促进沿边开发开放等3个方面提出了一批规划项目。四是强化铁路集疏运系统。规划建设地区开发性铁路以及疏港型、园区型等支线铁路，完善集疏运系统。

（三）综合交通枢纽

枢纽是铁路网的重要节点，为更好发挥铁路网整体效能，配套点线能力，本次规划修编按照“客内货外”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铁路客、货运枢纽布局，形成系统配套、一体便捷、站城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客运换乘“零距离”、物流衔接“无缝化”、运输服务“一体化”。

上述路网方案实现后，远期铁路网规模将达到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4.5万公里左右。全国铁路网全面连接2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速铁路网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

四、《规划》的保障措施

《规划》提出了8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包括：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壮大高铁经济、科学组织项目建设、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强化人才科技支撑、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全规划实施机制、加强过程监管评估等。

扶贫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篇4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以下简称“《脱贫规划》”）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脱贫攻坚的基本目标和总体思路，确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确定了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力的重大行动和重点工程，抓住了贫困问题的根本，找到了精准干预的路子，务实亲民，气象恢宏。不过，仅根据这些，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好规划，因为对贫困问题的诊断再准、措施再有针对性，若没有人踏踏实实去干，一切终将为空，所谓“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要全面理解《脱贫规划》的价值，就不能不讨论该规划所提出的“保障措施”，即如何保障各?任务和具体工作有资源去支撑，有人去落实。笔者以为，这恰恰是《脱贫规划》中极富改革创新精神的出彩之处。

一、“五重机制”破解扶贫供给侧结构性难题

《脱贫规划》提出的第一层次“保障措施”是五重机制创新：

一是精准扶贫脱贫机制。扶贫对象瞄准偏离、扶贫项目“名实分离”、扶贫资源“精英俘获”，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深层挑战，也是全球减贫领域的普遍难题。这种局面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基础能力差、利用机会和资源的竞争力不足有关，也与政府自上而下或援助主体自外而内开展扶贫开发面临信息不对称等约束条件有关。为此，《脱贫规划》提出通过建档立卡、大数据管理应用、正向激励等措施，健全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与动态调整机制、精准施策机制、驻村帮扶机制和贫困退出机制，促进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些措施抓住了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克服扶贫开发领域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机遇，也抓住了通过正向激励改变扶贫资源竞争中的人类行为这个关键节点。

二是扶贫资源动员机制。从我国当前形势来看，推进脱贫攻坚，既要重视投入资金，更要重视用好资金。投入资金方面，《脱贫规划》抓住了贫困问题的“公共性”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可承受能力，强调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广泛动员社会资源，确保扶贫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用好资金方面，《脱贫规划》着重强调了发挥竞争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提出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与企业合作等模式，建立健全招投标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鼓励社会组织承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企业扶贫具体项目的实施，引导志愿者依托社会组织更好发挥扶贫作用。这抓住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要害，即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各自的长处，构建三者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提高扶贫资源动员和利用效率。

三是贫困人口参与机制。没有贫困人口的参与和认同，扶贫供给就不可能有效回应需求，扶贫开发就不可能取得真正成效。然而，自上而下大规模推进的脱贫攻坚工程恰恰很容易出现“上面动而下面不动”情形，上面越急，这个问题就越容易出现。为此，《脱贫规划》将“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活力”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并提出从四个方面着手，构建贫困人口参与机制。首先是充分发挥贫困村党员干部的引领作用和致富带头人的示范作用，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其次是加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市场意识培育，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竞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再次是建立健全贫困人口利益与需求表达机制；最后是建立健全贫困人口参与脱贫攻坚的组织保障机制。每一条都包含丰富的内涵和思想，包含很大探索和创新空间，关键是基层政府要大力去贯彻和落实。

四是资金项目管理机制。贫困问题成因复杂，贫困对策千变万化。特别是到了脱贫攻坚最后阶段，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剩余贫困人口所面临问题的地方性、个体性更显突出，因地制宜、对症干预更显重要。由此，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强调条条关系，“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这种管理格局就难以适应脱贫攻坚的需要；向地方赋权，给予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根据本地贫困问题的实际相机行事的权利，就显得特别有意义。《脱贫规划》把支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作为资金项目管理机制改革创新的重点，可谓切中肯綮。一方面，《脱贫规划》提出，要优化财政涉农资金供给机制，支持贫困县围绕突出问题，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另一方面，《脱贫规划》强调要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督、稽查等工作，保障资金项目在阳光下运行。以贫困县为单元，放开资金使用权和加强监督相结合，有望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扶贫资源的配置体制。

五是考核问责激励机制。在我国公共治理体制下，中央政府的意图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贯彻，与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息息相关。早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中央就提出贫困县要把扶贫开发作为中心任务。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考核问责激励机制加以保障，这个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各级地方官员竞相追逐的主要是GDP、财政收入等对个人升迁更有用的政绩。《脱贫规划》多管齐下，提出实施脱贫攻坚责任制、落实贫困县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建立脱贫攻坚逐级报告和督查巡查制度、构建重大涉贫事件处置反馈机制等重大措施，为贫困地区各级党委政府转变政绩观、切实以贫困治理为第一要务注入了强劲动力。

二、“五项政策”推动扶贫资源精准有力供给

《脱贫规划》提出的第二层次“保障措施”是五项支持政策：

一是财政政策。财是政的基础，对于扶贫开发这类源自缺钱的工作来说尤其如此。围绕如何有效增加投入，《脱贫规划》提出了中央和省级两个层面的要求，中央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一般转移支付力度和专项支付规模，加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对扶贫的支持力度；省级要切实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围绕如何分配资金，《脱贫规划》明确要求，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涉农资金要明确一定比例用于贫困村；各部门安排的惠民政策、工程项目等，要最大限度地向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人口倾斜。贫困县的财政收入通常都很少，因而《脱贫规划》把筹措资金的任务主要安排在中央和省级，贫困县的主要任务是用好资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县级负责在前线打仗，中央和省级负责在后方提供给养。

二是投资政策。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滞后是贫困地区的普遍问题，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的缺陷和学校、医院、文化场馆等公益设施的不足，使得贫困地区大量特色资源优势无法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人口优势无法转化成人力资源优势，进而构成了制约这些地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进程的瓶颈因素。《脱贫规划》中的投资政策聚焦于解决这类问题。首先是政府投资，中央和省级要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支持力度，严格落实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和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配套资金的政策。其次是社会投资，要在扶贫开发中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

三是金融政策。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通过金融政策调动金融机构和产业资本投向贫困地区的积极性，是促进贫困地区形成内生发展能力和长期发展活力有效措施之一。《脱贫规划》辟出较大篇幅，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措施。首先是运用扶贫再贷款等多种政策工具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扩大贫困地区涉农贷款投放，及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如开展扶贫贴息贷款、扶贫小额信贷、创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等业务。其次是支持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通过设立扶贫金融事业部或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等组织体系强化服务于扶贫开发的能力，支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发挥好农村金融服务主力的作用。再次是通过引导建立健全扶贫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以及推动开展特色扶贫农业保险、小额人身保险等保险业务，提升扶贫贷款、扶贫产业抗风险能力。最后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扶贫开发产业投资基金，支持贫困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主板、创业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进行股本融资，为扶贫开发产业投资开辟从资本市场获得低成本融资或便捷融资的多条渠道。四项措施的组合运用，能够有效促进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聚集，有效缓解贫困地区资本短缺和贫困人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四是土地政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快速上升，土地成为越来越昂贵的资源，也成为贫困地区越来越具有挖掘潜力的资源。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保障扶贫开发项目用地需要？如何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成为对扶贫开发工作日趋重要的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脱贫规划》提出了系列有力措施，包括支持贫困地区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优先保障扶贫开发用地需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通过专项加以安排、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支持易地扶贫搬迁等扶贫开发用地的力度等。对于第二个问题，《脱贫规划》明确指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从而分享省内建设用地需求量较大地区的土地增值收益。

五是干部人才政策。资金、土地和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扶贫开发所必需的三种资源。对贫困地区来说，资金主要靠引入，土地主要靠挖掘，人才则需要引入和挖掘并重。围绕引入人才，规划提出的措施包括：加大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地区工作的力度，加大中央单位干部到贫困地区交流任职力度，引导发达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到贫困地区交流服务；完善和落实引导人才向基层和艰苦地区流动的激励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等。围绕挖掘培养人才，规划提出的措施包括：加大贫困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实施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支持贫困地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到中央单位或发达地区交流锻炼等。这些措施从能力建设、待遇提升等方面着力，构筑起引入人才和挖掘培养人才的支撑体系。除此之外，规划还特别提到，要充实加强各级扶贫开发工作力量，扶贫任务重的乡镇要有专门干部负责扶贫开发工作，明确了扶贫开发专职队伍建设的具体要求。

三、“三大措施”确保扶贫工作超常规推进

《脱贫规划》提出的第三层次“保障措施”是强化组织实施：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脱贫规划》提出了“一个基本制度，两个关键环节”的具体安排。“一个基本制度”是指，省、市、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把脱贫攻坚作为中心任务，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制。通过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把脱贫攻坚责任制落实到人，落实到底。白纸黑字，便于考核，便于追责。“两个关键环节”分别是县和村。在县这个环节，规划做出了硬规定：脱贫攻坚任务期内，县级领导班子保持相对稳定，贫困县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实行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在村这个环节，《脱贫规划》强调了“村两委”、驻村工作队、贫困人口等三个层面的能力建设，“村两委”层面要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和村民自治机制；驻村工作队层面要提高县以上机关派出干部比例，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贫困人口层面要强化主体能动性和进取精神，大力倡导新风正气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难看出，“一个基本制度，两个关键环节”的安排，蕴含的是突出关键、重心下沉的工作思路。

二是明确责任分工。这项措施要解决的是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如何协同发力的问题。对于层级关系，《脱贫规划》重申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并具体阐明了省、市、县的责任分工。省负总责是指，省级党委和政府对脱贫攻坚负总责，负责组织指导制定省级及以下脱贫攻坚规划，对规划实施提供组织保障、政策保障、资金保障和干部人才保障，并做好监督考核；根据国家关于贫困退出机制的要求，统筹省内脱贫进度，明确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脱贫目标。市县抓落实是指，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具体负责规划的组织实施，抓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等工作，对规划实施效果负总责；市（地）党委和政府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和督促检查等工作。对于部门关系，规划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扶贫工作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出台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从本部门角度加强业务指导和推进落实。

三是加强监测评估。这项措施要回答的是由谁来统筹推动《脱贫规划》落地实施并保障实效的问题。根据《脱贫规划》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负责《脱贫规划》的组织实施与监测评估工作。该两个部门要结合扶贫信息化建设工作，定期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和评估工作；要把监测评估结果作为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篇5

2016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每一年，这份政府工作报告都备受瞩目。而今年具有如此高“含金量”的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不同的亮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新亮点之一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总理的报告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新亮点之一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克强总理提出了“三去一补一降”，就是把条条框框打破，让群众可以自由创业、创新。从依赖自然资源，到依靠人力资源，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十三五时期，经济最重要就是抓住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供给侧改革。在供给侧改革的前提下，要更好的结合需求成为我们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涵。

做好经济工作，贵在把握规律，因势而谋，顺势而为。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重大举措，以改革开放创新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确保实现“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握改革的要义。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遵循，重塑我国现有经济结构和产业格局。对此，我们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从“供给侧”看，更加强调扩大有效供给；从“结构性”看，更加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改革”看，更加强调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适应新常态。综合而言，就是让要素再流动起来，让资源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领域转移到更有需求的领域。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明确改革的意义。其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市场所需、民生所盼。目前，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供给体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高需求”与“高过剩”畸形共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其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在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重负的情况下，要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

其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找准改革的切入点，找对改革的工作方法。就许昌而言，产业层次低、供给结构不合理，高端供应和中低端需求均严重不足。落实中央精神，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两手发力。一要用足用好政策。对中央和省委明确的“三去一补一降”相关政策，各级各部门都要认真研究，真正吃透精神，抓住用好政策机遇，真正把政策用足用活用好，确保国家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基层、企业和项目，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应、收获政策红利。二要坚决打赢攻坚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三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要着眼消费需求升级的新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篇6

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十四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何新意，农业农村形势怎么看、今后怎么干？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唐仁健进行了解读。

主题咋定？

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解决结构性矛盾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入手、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发力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今年的一号文件如是开篇，并提出把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

如何看待‚新的历史阶段‛？

唐仁健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完整判断。‛

提出‚新的历史阶段‛，主要基于三个背景——

首先，基于党中央对农产品供求关系的重大判断。唐仁健说：‚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每当农业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发生重大变化，中央都会及时对农业农村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出台重大举措。‛

去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唐仁健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定下了基调，提供了重要遵循。‛

其次，基于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农业农村发展所处的内外部环境。‛

从外部看，经济增长换挡降速，农民外出务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明显受限，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导致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增幅明显回落。

从内部看，农产品需求升级了，有效供给跟不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到极限了，绿色生产跟不上；国外低价农产品进来了，国内竞争力跟不上；农民增收传统动力减弱了，新的动能跟不上。

‚这些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不同程度存在，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突出的是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发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问题。‛唐仁健说。

第三，基于近些年‚三农‛工作的探索和实践。近几年，各地各部门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唐仁健表示：‚去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了头、有进展，但这项改革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到底应该怎么认识、怎么理解、怎么把握，需要在发展目标上再聚焦，在工作路数上再理清，在政策举措上再加力。‛

新阶段也是一个逆水行舟、爬坡过坎的考验期，一旦松劲，就可能陷入停滞徘徊，甚至滑坡倒退。唐仁健提醒，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守三条底线——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

要义何在？

可理解为‚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改革‛，不同于以往的结构调整，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如何全面理解和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要义？这与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有什么不同？

唐仁健表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我国农业农村自身发展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其内涵要义，可以用‚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改革‛这个公式来理解。

‚要注意的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以往的结构调整，不是简单的少种点什么、多种点什么，或寻求总量平衡、数量满足，而是涵盖范围广、触及层次深的一场全方位变革。‛唐仁健强调，过去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为解决供给不足，现在更注重质量、效益、可持续发展；过去主要着力于生产结构，现在更注重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营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过去主要着眼生产力范畴，现在更注重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唐仁健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应把握以下三方面：

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他解释，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这意味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不成功，不仅要看供给体系是否优化、效率是否提高，更要看农民‚钱袋子‛是否鼓起来。供给体系优化，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城市消费者和农民实现双赢。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眼农民、关注农民，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

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质量。要以市场为导向，紧跟消费需求变化，不仅要让人们吃饱、吃好，还要吃得健康、吃出个性；不仅满足人们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还要满足对农业观光休闲等体验性服务性需求，满足对绿水青山的生态化绿色化需求，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根本途径是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一场广泛的生产力调整，也是一次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唐仁健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还可能会经历阵痛，甚至付出一些代价，但在方向性问题上不能出大的偏差，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改革底线不能失守。

何处发力？

调优结构，调好方式，调顺体系；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进入结构升级、方式转变、动力转换的平台期，矛盾交织、千头万绪，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儿发力？

唐仁健说，总体上可以分为‚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和‚改革‛两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包括三大调整、两个支撑。

——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优‛字。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拓展高端供给，大宗农产品要突出‚优质专用‛，其他农产品要突出‚特色优势‛。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粮经饲种植结构，发展规模高效养殖业，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

——调好生产方式，突出‚绿‛字。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既还历史旧账，也为子孙后代留生存和发展空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大规模实施农业节水工程、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等政策措施。

——调顺产业体系，突出‚新‛字。着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农村电商、现代食品产业等政策措施。

——强化科技支撑。就是要适应农业由量到质转变的大趋势，创新农业技术体系和技术路线。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科技研发、强化农业科技推广、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政策措施。

——强化基础支撑。就是要补齐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后劲。为此，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扎实推进脱贫攻坚等内容。

‚改革板块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关系，实现三大激活。‛唐仁健表示。

激活市场。简言之就是‚市场定价、价补分离‛，让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去年实施玉米临时收储制度改革效果明显，全国调减玉米3000万亩，国内玉米价格逐步具备国际竞争力。一号文件提出，深化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等。

激活要素。创新资源要素配臵机制，唤醒农村沉睡资源。一号文件提出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重大政策举措。

激活主体。加快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改革，激活各类人才到农业农村创新创业。我国经营面积5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已有350万户，无论是合作社、家庭农场，还是种养大户，都非常有活力。一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钱从哪来？

任何时候，重农强农的调子不能变，力度不能减；做好整合和撬动两篇大文章

有人提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国家财力紧，还要不要持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面对农业农村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也有人提出，部分农产品库存这么多，国际低价农产品进口冲击这么大，还要不要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

对此，唐仁健明确表示：‚正因为农业农村大势稳，基本面好，才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做好全局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任何时候，重农强农的调子都不能变，力度都不能减。‛

如何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农村持续稳定发展？‚首先要堤外损失堤内补，在培育新动能上做文章，在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上下功夫。‛他说。

今年一号文件将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在用地、融资、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安排。

唐仁健提出，‚要像当年抓乡镇企业一样抓新产业新业态，使之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农民持续较快增收新的动力源，在农村来一次新的‘异军突起’。‛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投入。‚虽然当前财力紧张，但‘三农’支出不能减。‛唐仁健说，确保农业农村投入，一方面确保增量，一号文件明确，‚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确保农业农村投入适度增加。‛另一方面，就是用好用活存量，做好‚整合‛和‚撬动‛两篇大文章。

整合，就是通过对存量资金进行统筹整合，集中力量把最该办的事办好。一号文件提出，发挥规划统筹引领作用，多层次多形式推进涉农资金整合；推进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编制环节源头整合改革，探索实行‚大专项+任务清单‛管理方式。‚这些举措，就是从源头上、多层次多形式开展整合的有效方法。‛

撬动，是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作‚药引子‛，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农业农村。一号文件提出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行以奖代补和贴息、支持建立担保机制、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等多种形式的撬动措施。

唐仁健表示，‚撬动的难点是那些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不高的中长期、低回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借鉴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千方百计创新融资方式，撬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资金。‛

有啥亮点？

建‚三区‛‚三园‛加‚一体‛，大规模实施农业节水，扶持乡村工匠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突出的政策亮点？

唐仁健说，一是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平台、载体方面，提出建设‚三区‛‚三园‛加‚一体‛。

‚三区‛即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是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建设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是为确保重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是为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通过‚三区‛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产区聚集，切实将区域资源优势变成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

‚三园‛即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目的是形成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建设科技园，目的是打造现代农业创新高地；建设创业园，是为各类人才在农村创新创业提供扶持和服务。

‚一体‛是指田园综合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收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二是在资源配臵方面，提出大规模实施节水工程、盘活利用闲臵宅基地。

‚解决农业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还是节水。‛唐仁健表示，一号文件强调，要把农业节水作为方向性、战略性大事来抓，提出加快完善支持农业节水政策体系等一系列政策举措。

当前，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粗放，盘活潜力巨大。与此同时，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乡村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用地需求旺盛。为此，一号文件提出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唐仁健提醒，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利用中要注意两点：一要严禁违法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所；二要注意保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三是在农业主体和人才保障方面，提出积极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培养乡村专业人才。

唐仁健说，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来，‚分‛的层面分得彻底、激励充分，但‚统‛的层面统得不够、明显滞后。因此，一号文件提出，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案 篇7

但是,一谈到供给侧改革,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二者虽在名称上十分相似,但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应在我国经济发展现况背景下对其发展并利用。

基于此,本文内容的结构如下:首先,介绍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及应用;然后,简要分析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差异;最后,联系中国目前的经济“新常态”,探讨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一、供给经济学

(一)起源———萨伊定律

供给经济学思想发轫于西方,其鼻祖被认为是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他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萨伊在其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他指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某种效用,同时赋予了效用以价值。然而,只有当某人获得了购买这种价值的‘手段’,才会出价购买该价值,其中‘手段’是指同样有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时,由于他担心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价值,会急于将手中的货物出售,同时基于对货币价值易于流失的担忧,他也同样倾向于将手中的货币尽快花光。”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种观点,即生产事实上为产品创造了需求,产品在其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同的产品开辟了道路,由此,可以将萨伊定律的理念总结为“供给创造需求”。

(二)发展———20世纪70年代滞胀背景下的供给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同时也有了迅猛发展,这与20世纪70年代初在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此之前的50年间,由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政策的运用,有效缓解了1929—1933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而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相对于供给经济学对供给的重视,凯恩斯经济学则侧重与对需求的刺激,提出要依靠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来驱动经济的发展。然而,凯恩斯主义带来的过度人为扩大需求、刺激增长,导致了负面效果的大量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滞胀”。此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而与此同时,供给经济学开始快速发展,供给学派诞生。这一时期,供给学派主要的观点和主张包括4点:一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二是增加供给的主要方法是经济激励和投资;三是增加激励的主要手段是减税;四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活动。

(三)运用———供给经济学在实践中的运用

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和相关政策的运用在解决西方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实践运用是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

1981年里根上台时,美国正面临着13.5%的通胀率和-0.3%的经济增长率,里根由此提出了以供给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4点:一是削减财政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二是大规模减税,给予企业以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四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率。上述政策的实施帮助美国摆脱了危机,美国迎来了连续65个月的持续经济增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策的实质并非加强政府作用、弱化市场力量,而是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与美国类似,英国在1981年前后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滞胀”问题。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以国企私有化改革、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削减福利开支为中心的政策手段,并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供给经济学与中国供给侧改革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国际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还没有完全消除、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不够活跃、强劲的复苏态势近期难以预见的国际背景之下,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动力弱化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矛盾特征较为突出的国内背景之下,我国提出了异于总需求管理,对影响供给的要素进行改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放开对要素市场的限制,推动产业的转换和升级,以提高生产率。

虽然西方供给经济学的许多观点和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存在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将西方供给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生搬硬套。其具体原因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理论方面。其供给经济学的鼻祖萨伊所主张的是“供给是需求的源泉”以及“国家不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而我国所采取的供给侧改革并非是对需求侧管理的完全替代,更非放弃国家干预、完全由市场操控,而是有所促进、相互促进的关系。

其次是实践的层面。如上文所述,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是基于当时国内所出现的严重“滞胀”问题而提出的政策措施,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并没有出现严重“滞胀”问题,因此,一味套用欧美等国过去所采取供给学派的政策是不合适的。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是,随着“人口红利”时代成为过去、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降低,2015年G D P增长率首次破7,中国经济进正在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非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是全方位的对经济进行优化升级。

我们知道,虽然我国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G D P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 D P仍然远远落后于众多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可以被称为“经济大国”,但却未达到“经济强国”的水平。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升,而非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

而这与供给侧改革的趋势特征是相同的,即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粗放式专向集约式;产业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创新驱动;市场逐渐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二)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那么,又该如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达成上述目标呢?答案之一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

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主要的逻辑与路径又是怎么样的?

与上文所述的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以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从需求端拉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同,供给侧改革更看重从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这四个方面的推动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正是对应着我国目前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面对的重要阻碍。

首先是劳动力方面。中国经济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数量庞大,且劳动力成本较低。然而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 727万人,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攀升,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 390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14.3%,比2011年末提高了0.59百分点。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开始削弱,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社会抚养成本提高、劳动力人口减少。在这样背景下,优化劳动力配置也就成了改革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主要是从3方面进行,即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房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其次是要素资源方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使得能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愈加明显。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淡水、一次性能源、钢材、水泥和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的资源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面对要素制约,企业需要降低包括原材料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并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而这又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创新、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制度改革。

此外,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需要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这几个阶段。创新驱动相较于前两者,是更为高级的发展阶段。在谈如何创新的之前,首先要认识创新。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创新并非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概念,广义的创新还包括体制、机制、法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具体到目前,我们国家企业创新所遇到的几大瓶颈,即动力不足,不想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促进创新,首先,需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需要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解决创新的风险过大问题;再次,需要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以解决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需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金融体系,以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难的问题。

最后,是政府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1937年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他指出,交易成本是指在一笔交易中所要花费的时成本和货币成本。而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交易成本中重要的一块,如包括审批环节过多产生的交易成本、各种前置审批需要的交易成本、中介机构利用行政力量带给企业的交易成本等等。如何削减这部分交易成本,也是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所要应对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地采取包括取消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疑会给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J].财政研究,2013,(1).

[2]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辜胜阻.创新性驱动战略与经济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1).

[5]邵宇.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新金融,2015,(12).

[6]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1).

[7]杨伟民.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宏观经济管理,2016,(1).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篇8

2016年11月12-1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年鉴社和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北京举办。此次峰会以“深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探讨如何着眼于农业科技和体制创新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开幕式上致辞。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分别发表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张来明、隆国强、王一鸣，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分别主持了相关单元。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屈冬玉，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分别发表主题演讲。美国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欧洲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总司长泽西·普莱瓦、澳大利亚副总理助理部长卢克·哈苏伊克、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常务副部长马丁·邓恩、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和朝鲜代表马文森等外方嘉宾参会并发表演讲。

为期两天的峰会内容丰富，主题大会、闭门会议以及多个平行圆桌会议交错进行，与会嘉宾围绕加快实现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农业合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农业产业新格局、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业机械化、种业科技创新、“舌尖上的安全”、农产品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互联网+”打造现代农业生态链、农业互联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环境改善与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为政府科学决策、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开幕式上，李伟致辞时指出，当前中国粮食市场上各种食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余欣荣表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供需结构失衡、要素配置失衡、种养结合失衡和产业布局失衡。

对此，韩俊认为，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中国必须创新农业发展战略，改革农业政策，实现转型发展。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为抓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供求决定价格；要健全市场机制，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

陈锡文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主动适应全球竞争下保障农业和粮食安全的需要，其核心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包括促使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推进科技进步、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等方面。

杜鹰认为，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实际上就是要纠正价格政策和部分补贴政策出现扭曲市场的问题。这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头戏，如果关系理不顺，市场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农民的利益就得不到切实保护，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失去了根基。

在韩俊看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各国农业现代化的有益经验。

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表示，面对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粮食需求，世界各国在提供可持续和高营养的粮食供给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两国可以通过推动发展新型伙伴关系，形成创新性解决方案，合作开发和评估技术，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泽西·普莱瓦（Jerzy Plewa）也强调，到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需达到1.7%，才能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随着环境和资源约束加大，需要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加强合作，确保粮食供应链有效运行，提高市场透明度，维护公平的农产品价格和生产条件。他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借鉴，包括减少扭曲市场的干预措施、直接收入支持、让供求决定价格、取消出口退税等市场化政策。政府所需要做的是促进公平竞争、改善价格透明度、提供监测信息等。

加快实现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屈冬玉在闭门会议上表示，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发展的重点，加强品种选育、品质提高、品牌培育，推动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重点是标准化生产、绿色化发展、规模化经营、品牌化创建、法制化监管。

卢克·哈苏伊克（Luke Hartsuyker）建议，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需要推进农业领域的改革以释放创新的动力，包括降低关税、减少政府相关监管、改善商业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引导政府和产业资金开展创新。

马文森（Vincent Martin）表示，进一步加强中国农业的发展，要着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力以及创新水平。首先，给安全营养的食品生产给予更大的支持，整合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一体化农业生产，投入更多资源监控食品安全，建立食品安全平台以及食品安全预警机制；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大努力和投资；再次，实施制度性改革来促进更加可持续的粮食生产新模式的发展，比如“互联网+农业”、新型农业合作社等；最后，要改善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实行更有针对性的面向农村地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政策。

法国农业部顾问法布里斯·德雷福斯（Fabrice Dreyfus）则强调，农业领域改革需要一体化政策。比如法国农业创新相关机制，是基于农业联合会或协会进行合作，实现农民和协会之间的共同管理。创新不仅仅取决于研发能力，更要为农民提供职业训练和培训，真正改变农民的生产行为。农业现代化应寻求可持续的农业发展解决方案，包括尽可能减少农药、化肥等相关投入，鼓励对环境更加友好的农业生产。

美国大豆协会会长魏谨思（Richard Wilkins）指出，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干扰贸易的政策，这将会对中国粮食和食品安全带来积极影响。以转基因大豆为例，如果出现极端天气情况，放缓批准生物技术、缺乏低水平混杂容忍、转基因改良产品零容忍等政策将使得中国很难继续获得所需要的大豆。

邦吉亚洲执行董事罗伯特·柯维略（Robert Coviello）补充说，当前粮食安全形势仍然脆弱，因此需要更好地满足粮食总需求，灵活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提高农民收入。这就要求透明健全的全球贸易市场、务实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内政策以及各企业的协同合作。

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局长程国强表示，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既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也要以健全市场机制为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增强竞争能力。

马丁·邓恩（Martyn Dunne）认为，提高农业供应链的管理效率，不仅能够降低粮食损耗和浪费，同时能够实现科学有效的监管，应对不断上升的消费需求。农业现代化必须对人进行投资，通过共同开发、教育和培训提高相关的技能、技术、市场营销能力。公私合营是最有效的投资方式。政府应尽量避免会导致农业低效率的市场干预，同时应对环境和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挑战。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李伟国表示，中国农机化水平还处于中低发展阶段，制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农机化装备、技术、人才、政策、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和供给结构性矛盾。下一步提高农机化水平，一是要加强科技创新，提高优质农机产品供给能力；二是加强机艺融合，完善农机化技术体系；三是加强整体统筹和跨界合作，系统改善农机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四是加强政策引导，推进社会化服务。

中国发改委农经司原副司长方言则提出，目前通过高成本的补贴来拉动农业机械化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补贴从长期来看也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发展。建议研究下一步调整补贴的办法，要鼓励农民用安全的机械，鼓励农业机械正常的更新换代。

“一带一路”与多边农业合作

中国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指出，中国下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有两个重点，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产能合作。中国积累了大量的优质产能需要走出去，其中农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门类。中国农业需要走出去的不仅仅是农业生产，还应包括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在“一带一路”大框架下，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在土地利用、贸易配额、惠农政策等方面提供一些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张陆彪也表示，农业合作是当前国际合作的新亮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仍是重要的基础，且普遍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而中国在农业技术、物资、装备以及相关人才储备方面都处于领先水平。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沿线国家融入国际和区域产业链的诉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农业合作有利于形成全球农业合作新格局，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全球粮农制度。推进农业合作，第一是坚持科技先行，第二是打造亮点工程传播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第三是与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等平台充分合作，第四是因国施策深化对外援助。

隆国强在圆桌讨论结束时总结说，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农业领域的合作。农业领域合作的环节非常丰富，农业技术、农业生产、农机具供应、农产品生产加工、分销、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食品安全标准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当前农业领域国际合作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对于立足国内还是通过国际合作保障粮食安全的认识不一致。所以提高对于农业合作的认识是推进农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

构建农产品食品监管体系，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综合司司长孙梅君表示，食品安全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数量安全，二是质量安全，三是营养安全。中国食品安全的风险可以分为生物性风险、物理性风险、化学性风险三类。

余斌主持圆桌讨论时表示，食品安全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测出来的。因此确保食品安全，本质上要从生产上加强监管，而不是从事后检测发力。要让消费者知道什么是科学监管、科学检测，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监管氛围。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罗云波指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亟待解决三大问题。一是亟待深化协同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协同以及地方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协同。二是亟待解决标准问题，应把环境保护列为农业补贴的核心内容，提高农民使用高毒高价化学农药的成本。三是亟待构建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体系。

对此，孙梅君透露，下一步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将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相关部门再制定不少于30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二是加强标准的基础研究，主要包括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物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抽检标准。三是基础标准全覆盖，未来五年内将完成评估转化国际法典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工作。四是建设有效的追溯体系，加强过程监管。

中国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巡视员广德福补充指出，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与国际接轨。一方面，中国标准要与国际标准接轨，包括限量指标与国际食品发展委员会（CAC）标准保持基本一致、标准制定过程和方法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和国家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要逐步与国际标准法典接轨，到2020年中国将初步建立包括农兽药残留等农产品质量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90%的标准与国际法典一致。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需要科学的规划和有力的措施保障。广德福续指，一要加快制定国际食品法典农兽药限量标准；二要加快制定已批准使用但尚未制定限量的农兽药限量标准；三要制定特色农产品农药和兽药残留标准；四要针对进口量较大的农产品制定标准；五要对已在其他国家登记使用但尚未在中国登记使用的农药、兽药进行分类，制定限量标准；六要根据农产品贸易需求，并按照CAC的限量标准制定规则，积极推动中国农兽药国家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

“互联网+”打造现代农业生态链

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农业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何宇鹏在主持闭门圆桌会议时说，农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四化同步”的短板，而“互联网+”促进了农业专业化分工，带来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农业腾飞的机会和条件。

中国农业部市场经济与信息司司长唐珂进一步指出，农业生产具有点多、线长、面广、风险高的特点，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应利用“互联网+”掌控全产业链的生产过程，提升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

为推动“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唐珂表示，中国农业部正在推进两大基础工程，一是全球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利用大数据提升中国农业效益和竞争力；二是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立益农信息服务站，提供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服务和培训服务。

认知科学、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创新将极大地促进“互联网+农业”的发展。IBM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董进介绍，IBM已经深入开展农业生产的数据科学应用，整合气象公司、卫星公司、精准播种公司和土壤分析公司，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发展精准农业。下一步，还会将认知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到食品安全监控领域，更好地解决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追踪和检测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聂凤英分享了互联网电商在贫困县的应用案例研究。她表示，互联网电商可以从三个方面帮助农民脱贫：从农户角度看，农户直接或间接通过互联网创业并受益；从贫困县角度看，农业合作社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参与产业链重构、分享价值链增值；从全国范围看，互联网帮助发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使农民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政府需要提供的是物流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能力建设、金融支持等公共服务。

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小青提到，对农业“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来讲，一要解决农产品供给失衡的问题，二要降低农业要素成本，提高中国农产品竞争能力。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认为，中国虽然在保障食物安全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虽然过去10多年食物进口增长降低了中国食物的自给率，但是也显著减缓了中国水土资源短缺的问题，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书秦表示，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好时期，但农业的环境质量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继续完善农业环境保护领域的监测体系建设，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投入。

中国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体系建设与推广处副处长杨军香提到，中国养殖业不断扩大，散养占据半壁江山，粪污则是散养的主要问题，对空气、水体、农田、土壤都有污染，需要加强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农业部畜牧业司将继续紧抓标准化养殖、养殖污染治理和农牧结合还田工作不放松。

中国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农村处调研员孔源认为，畜牧业首先应解决污染问题，从污染治理向资源利用转变，从单纯提供肉蛋奶向生态服务型农业转变。农村环保不应长期依靠政府补贴，而是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农户获益、企业盈利、政府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