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精选12篇）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篇1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 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一词引起大家的关注, 纷纷讨论其内涵和政策取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供给和需求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没有需求, 也就没有供给。但供给与需求在时间、空间、数量、质量、品类等方面存在着匹配关系。供大于求时, 商品过剩, 物价下跌;供不应求时, 商品缺乏, 物价上涨。今天讨论的供给侧, 是从社会大生产的角度提出的, 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商品, 还涉及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政府资源配置等问题。

当前供给出了什么问题?

一是供给结构偏重失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钢铁、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 走过了一条短缺、扩张、产能过剩的路子。钢铁产能从1976年2045万吨扩大到2014年的11亿吨, 稳居世界第一。其中河北省钢铁产能为4709万吨, 为中国第一。对GDP、税收、利润的无限制追求, 造成产能大量过剩。煤炭业和煤化工业走了同样的路子。

二是供给质量偏低。多年来, 大家都在抢占市场, 低水平扩张, 产品质量和档次处于低水平状态。三聚氰胺事件, 使中国的奶产业声誉扫地。国人到香港抢购奶粉, 致使香港特区政府颁布法令, 每位内地游客只能购买1.8公斤奶粉。中国游客到德国买刀和锅, 到日本买电器、马桶盖、药品, 到韩国买化妆品等, 无不是被高质量的产品所吸引。

三是供给成本逐渐增高。土地商品化之后, 土地取得成本和使用成本都在提高。与10年前相比, 工业仓储用地平均增长5~10倍, 劳动力价格增长3~5倍, 资金使用成本居高不下, 自2008年以来, 中小企业短期借贷利率始终在15%以上。近年出现的P2P模式, 年化利率在15%~25%之间。要素价格的提高, 使中国制造缺少竞争力。

四是供给管理和政策失误加剧过剩。我国的多项改革都是急风暴雨式, 雷厉风行容易见效, 但也留下许多后遗症。钢铁业的限产审批、能源业的项目审批不仅事与愿违地加剧扩张, 还产生了一批腐败官员。此外, 各个口子的多项补贴贴息奖励返还, 对招商引资有一定的作用, 但也保护了落后, 使“僵尸”企业得以延续, 市场机制至此失灵。

五是供给过度依赖资源而不是依靠科技。我国在高铁、航天、核、通讯等行业进展较快, 但更多的行业发展却只依赖初级资源的低成本使用。基础材料、汽车、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差距还很大。最近, 科技部、统计局发布了2014年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充分说明科技经费投入偏少的问题。全国投入13015.6亿元, 强度为2.05。江苏投入1652.8亿元, 强度为2.54。广东投入1605.4亿元, 强度为3.37。山东投入1304.1亿元, 强度为2.19。北京投入1268.8亿元, 强度为5.95。上海投入862亿元, 强度为3.66。重庆投入201.9亿元, 强度为1.42。四川投入449.3亿元, 强度为1.57。其发展的后劲可见一斑。

为供给侧改革开药方, 其实是很容易的, 关键是改革措施要落地, 要见效果, 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药方包扩:去产能, 降成本, 放宽生育、增加劳动力供应, 放宽户籍限制、解放更多农村劳动力, 加快土地流转, 深化国企改革等。比如去过剩产能, 就要界定哪些行业什么产品过剩, 过剩多少, 哪些企业需退出, 有无补偿, 员工失业安置, 成本多少等。回想当年兼并破产、下岗待业、买断工龄的工作, 十分纠结。

管理者和企业家应该担负起责任。一是带领企业迅速转型升级, 从供给的角度研究消费。要看到消费在升级, 市场越来越呈现高质量、多样化、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二是内需与外需并重。当前全球需求增速下滑、欧洲债务危机严重、高福利政策使政府入不敷出, 扩大内需是内生的动力。三是投资要优化, 追求绿色、环保、节能、循环、耐久、综合利用、人性化和安全。质量重于数量。四是改变行政管理体制和考核机制。减少长官投资和无效投资, 加强规划科学性和引导性。五是改革货币政策。减少利率保护, 降低借贷成本。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篇2

受内外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中央经过了充分调研后，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方针，为了更好地推进改革、抵御经济下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一是政府的机构要精干，办事效率要高，当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作量不大的机构要及时精简。要减轻企业税负也只能在小政府、大社会下的环境中去实现；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该管的事，向社会提供公平、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微观经济的事尽量由企业家去做。财政的收入只搞民生、国防和企业层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少搞土地财政、乱上项目，推高了房价、用工、投资成本、堆高了债务削弱了中国经济的潜在竞争力;二是政府的角色是简政放权当好“服务员”和“监管员”，经济大起大落的关键时候才出手，或者象东亚某国学习，在汽车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用科技教育支撑、扶持企业兼并重组、利用税收补贴、政府、军队优先采购等方式帮助汽车企业发展壮大，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硬是将本国的汽车工业挤进了世界的前列，之后政府就退出了市场；

三是让资源流入到发展效率最高的地方，壮大民营经济的规模，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去掉玻璃门、弹簧门，帮助民企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净化营商环境，培育销售环境，让哪些代表中国先进制造水平的民营企业（华为、比亚迪、联想、三一重工等）能够茁壮成长。加大国企的改革力度，国有资本有序退出一般性的竞争性行业，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去约束国企主管的投资行为，提高国企的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力。

四是国家统计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去伪存真、掌握准确的数据及时发布，为企业投资提供参考。建立健全各个行业的协会组织，补贴专业报社，利用每年的行业峰会为企业沟通需求信息，减少盲目投资；行业协会每个季度都应对本行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及时将有关信息反馈给政府的决策部门，力求将隐患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工商部门利用年审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各行业产能的匹配度，为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宏观指导、政策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五是国家和地方发改委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加强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有量化的、最贴近民生和老百姓消费品质提高的指标。比如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多少平方，老旧住房拆迁重建占存量房的百分比，中高收入家庭私人飞机、游艇、房车拥有量多少等，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根据中国经济结构和其他各方面的短板为企业投资、生产指出发展路径，同时要求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功能定位、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不要一哄而上、乱拉投资、重复建设搞得大家都没饭吃；反过来又要破除产能过剩。

六是培养企业抬头看路、精准投资的能力，中国社会已处老龄化，不出10年中国将有3-4亿60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特别节俭，但有自己的消费特点，供需对接以后市场仍会非常大，国家要引导社会资源流向老年产业，搞好老年旅游、出行、家政服务、老年用品、营养保健品、机器人、养老、护老等产业的发展；根据目前二胎出生率较低的情况，出台一些补贴生二胎的政策；依我看，二胎生出来先给个8000元补贴，以后托幼、上学费用都可以减免；

七是破除一切阻力，大刀阔斧地改革收入分配，向富人多征税，在中国年收入12万以上收入调节税就应当加大，对演员、球星、歌星、广告代言人属地化管理，按各项收入总额累进征税，中国可不能成为富人逃税的幸福之地。通过提高被雇佣阶层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农民、产业工人、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关系降低基尼系数，让衣食无忧的公职人员多消费、低收入群体有钱消费来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改变经济不断紧缩的状况，让缺乏订单、缺少顾客、处于缺氧窒息状态下的中小企业和商家尽可能多地活下来；

八是中国的人均GDP仅7800美金，与西方发达国家40000-60000美金比差距很大，没有理由一蜂窝地涌出国门出去投资，解决别人的就业，在住房、汽车、家电、手机、电脑、铁公机排浪式消费的后期政府要特别注重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促进消费升级工作，要努力为企业开拓投资空间，列出接地气的允许投资清单鼓励企业投资，经济低迷时期要将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品种拓宽、消费升级，低收入阶层基本消费得到满足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只要不是“黄、赌、毒”，西方发达国家中、高收入阶层有的消费品种中国都可以有，游艇、私人飞机、房车、无人机、家用机器人、宽大公寓、别墅、第二套乃至第三套改善性住房消费以及近3亿农村人口的进城安置等都是中国下一步消费拓展、消费升级的新“蓝海”，几千家企业拥在了矿泉水的生产线上搏杀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投资渠道狭窄、企业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 九是引导资金、人才、研发资源集中攻关补掉高端设备制造业上的短板，比如大飞机制造，航空、汽车发动机、变速箱；高端机床的数控系统；挖掘机的控制系统、液压件；手机、电脑的处理器；也要将大量的资金供给到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设备的更新换代中去（在过去几年许多中国企业帮助了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搞了开发区、七通一平，改善了他们的投资环境，换来了许多一般制造业的外资企业离开了中国，徒弟抢走了师傅的饭碗，师傅要吃饭没有新的秘招饭碗就再也抢不回来了）；建设中国农村发展供求信息网，利用网络平台让各路社会资本(一部分是从商品房开发中退出来的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业、扶贫开发和鼓励城市居民租用农村的土地、水域、林地示范、引导当地农民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持续下行的非常时期，国家既要保护民营企业在国内的投资信心，也要将补掉各方面短板、投资有真实需求、有现金流回报的项目以及加快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抵御经济收缩的手段，我们要充分认识人口多、市场大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将过剩的钢材、水泥、石油沥青和建设产能都可以加快投放到新疆、西藏、青海、云贵川的铁路、公路建设中去，使用自己的钢材建造属于自己的豪华游轮，开辟沿江、沿海的国内游、港澳游航线；即拉动了消费又部分化解了产能过剩。

十是努力改变靠卖地筹钱、拱房价，盲目投资拉动经济的状况，昨天上公路、今天通民航、明天又要急着修高铁，问题来了临时抱佛脚，发展不按时序、相互挤占发展空间、投资边际效益差，债务只能越堆越高，我们不能用今年的大投资为明年去制造新的产能过剩，要用私人消费品种的拓展和公共产品的精准化投资、以发达国家为标杆，让橄榄形的中产阶层升级消费、低收入阶层基本消费得到满足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回暖的主要推动力，让消费拉动经济的比重真正提高到70%以上；

十一是中国人均GDP已达到了7800美金，中国的旅游业就成了快速发展的朝阳产业，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铁线路，机场、码头也十分完备，东、西、南、北、中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按理说中国应该是各方旅游客源的目的地而不是出发地，国家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制定政策、措施把旅游消费的蛋糕做大，一是规范各地的旅游市场，推行信用评价，严厉打击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行为；二是推出鼓励公职人员、企业人员带薪休假的政策；三是建立全国性的农家乐休闲旅游网，介绍旅游品种和周边环境，鼓励老百姓冬天和夏天候鸟式休闲度假；四是尝试发行国内旅游消费卡，对玩得景点多，消费量大，打的折扣也多；五是对一些大的旅游线路国家层面搞好协调，帮助规划沿江、沿海邮轮游，老年人旅游专列，为旅游企业订购豪华、安全性高的宽体游轮贷款提供帮助，六是加强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间的旅游合作，改善旅游环境，吸引境外游客来中国旅游；六是利用适当增加境外游的规费，控制境外游的人数，减少入境免税物品的数量，保护好自己的旅游产业。

十二是供给侧的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应当按照国家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方针去踏踏实实地展开工作，在去除僵尸企业、过剩产能、低效投资、债务杠杆的同时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新的消费热点，让民营企业投资找到新的着力点，要深入研究、对症下药，打出政策的组合拳来充分挖掘投资、消费、出口的新潜力，让经济平稳运行，确保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

十三是大力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清除垃圾股，让资源配置到优质企业中去，中国股市不能是亿万富翁的“造福机”，新股上市小股东三年、大股东五年内不能减持股票，不允许连续空心涨停恶炒股票（有的股连续50多个空心涨停，让大家追逐泡沫，难道管理层就没有办法了吗?不能给恶庄有“施展才华”的平台，更不能将消灭股市大鳄仅挂在嘴边），打击过度的市场圈钱、投机行为，保护中产阶层的财富不受侵犯、让资本供给效率提高并切实培育好橄榄型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真正将中国的股市搞成老百姓闲钱投资的好渠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进器”；

十四是政府提供良好的不过分超前的公共产品，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公路、铁路、机场、码头、水利、电力、通信、能源、环保、公共安全上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提供很好的条件；同时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税负高、土地缺、技术工人少、消费拓展难的问题；

十五是在政策制度的“软件”上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产学研对接优胜劣汰、减少行业地区垄断，公平公正招投标，选择最优秀的企业承接工程和提供产品服务，努力保护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尽快让提供优质产品的企业发展壮大、长盛不衰，今天的中国太需要华为、联想、比亚迪、中车、海尔、美的、格力那样的优质企业撑台面了，关键是我们要深耕好培育他们发展壮大的土壤；

十六是对处于供给侧前沿的电商要进一步细化管理规则（比如要求公示产品详细的材料含量、尺寸、重量、厚度等参数，建立第三方投诉平台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诚实的销售行为，电商是种新的销售业态，对诚实经营的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户扩大销售渠道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总有部分网点诚实度差，拿着经过美图处理的图片卖假货，误导消费者，消费者决策是价格第一，真货看不到非常容易上当，放任这种现象不管，不良者赚的盆满钵满，诚实的企业也会学着不诚实了，对中国企业创立优秀品牌、优质企业成长将会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对在中国投资，注重产品质量的外商投资信心也会造成打击，国家必须拿出让实体店与网店共同繁荣、互相促进的办法；笔者认为实体店和电商以及电商中批发与零售进行差别税负是一个办法； 十七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关系到了上下游56个行业，解决了大几千万人的就业，是中国资本介入最深、最贴近居民终端消费、产业关联度最大、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以及经济规模总量的行业，也是推动中国的GDP迈向3万、4万美金、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张大牌。但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享受生活、改善老百姓居住条件从而带动经济向上发展的。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高，也仅55%，与西方发达国家80-90%的水平比差距很大，尚有近3亿的农村人口要向城镇转移，截止2016年止，7.5亿城镇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也只有40平方，与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接近90平方比差距也大，我们的许多城镇中70-90年代盖的老旧住房破烂斑驳、太阳西晒、户型面积小、配套标准低，需要用若干年的时间逐步拆除重建，中国的GDP要扩大总量，保持住大经济体的地位，14亿老百姓的住房标准必须不断地升级，要通过若干年的努力，让城市中的30%中高收入阶层都能住上双拼、联排别墅，有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改善性住房、旅游度假房；70%的普通老百姓都能住上面积150平方左右的大公寓房（层高3.2米、有个带环绕音响的30平方大客厅、有个双卫、书房、健身房、储藏间、宽阳台与美国自带花园的别墅比真不是太奢侈的消费目标），我们的住房消费终极目标是让老百姓的人均住房面积达到60平方左右，笔者测算了一下，今后二十年中中国也许有440多亿平方米的增量房要盖，每年22亿平方米，假定城镇住房的平均建设成本每平方2800元（含小区市政配套费等），那么一年光住宅建设（不算政府拿到的卖地款用它进行的其他投资）的直接消费规模是61600亿。房产是先导消费，老百姓改善了住房后首先是进行装修、买车、装空调、换家电、家具、家纺、添置娱乐、健身器材，甚至要捎带游艇、房车和私人飞机消费，进一步带动城镇的医院、商场、写字楼、公园、娱乐中心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其拉动消费的体量非常大，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亿。如此大的产业不能让它停滞，让一些可能被冤枉的开发商老是吊在树上，发行那么多的货币对应不了实体经济的运行需求，国家要尽快拿出中国房地产业长效管理的办法，在笔者看来只要管好地方政府、开发商、购房人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住房价格就能稳住，只能缓慢上涨（美国曼哈顿的房价也从2004年到2013年涨了一倍多，每平方英尺1431美金，折合成人民币9.3万每平方，但2014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27万人民币，货币仅是可印刷出来的物品交换的符号，经济要真回暖凝聚着材料、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值的房子也只有缓慢上涨这一条路可走，长期看房价必须是缓慢上涨的，但我们不允许其短时间内疯涨），我们即要让房地产轰轰烈烈地大消费来拉动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让老百姓的收入曲线向上抬头，又要通过税收以及其它一些行政手段来消除房地产业的暴利，让房价趋于理性，最终通过中国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传统产业炉火熊熊、供需很好对接，以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弯道超车、不断崛起来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让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幅度超过房价上涨的幅度最终来降低房价收入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改变开发商拿地靠竞价拍卖、价高者得的状况，卖地采用先竟价、后摇号的方式、竟价选定摇号入围者时要剔除最高报价者，排列靠前的几名再参与摇号，中了签后他的原报价就是他的中标价；2.政府推地的底价应当仅是他的动迁成本和管理费，每年上涨幅度不允许超过12%；3.所在地可售房屋积压超过前两年平均8个月销售量时政府不允许再推地；4.实行每套房屋卖房网签登记，政府发准售证时对每套房建立一个销售本，有开盘价、成交价及开盘、成交时间，开发商卖房时必须把信息上传到当地政府的透明售房网上，半上涨超过6%时网签就不能成交，也办不了产权证；5政府在现有公务员队伍中进行调节，大力充实房地产业的管理团队，根据开发商产品的毛利率累进收税，可以通过开发商自报、社会咨询机构审核、人民群众和其他开发商共同监督、政府建管、审计部门抽查对开发商的拟销售产品毛利进行测算，分级定档确定不同的所得税征收税率；鼓励开发商底价走量3.住房二级市场的管理方面：如果本地区商品房（包括二手房）一年之内平均涨幅达到了12%，次年二手房的五年之内转让的差价收益要相应增加12%的所得税税负；如果涨价的势头再遏制不住，可以加大购房首付比例、大幅增加银行贷款利率、延长交易差价免税期限和再加大转让差价税负等手段处置；4.促进住房升级消费方面：（1）经济低迷，缺的就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国内的大消费，有人愿意多买房如同有人愿意多买车一样，求之不得，住房是大消费，繁荣以后能够带动无数的小消费兴旺，政府应当取消限购，大力推动二套房、三套房的消费信贷，完全取消新房、二手房的交易契税；合理降低购房首付比例，购买一定面积的住房后可以随迁户口，通过货币拆迁、共有产权、特殊贷款支援等支持低收入者改善住房条件，化解商品房库存，鼓励人们小房换大房（购买100平方米以上大房，每增加30平方贷款利率优惠8%）和旅游度假房；对基本空关的旅游度假房物业费按 3 折收取，并成立托管公司帮助异地购房者解决后顾之忧；（2）鼓励外籍人士、归国华侨在中国买高档房，投资移民，投资额大的对其子女就业实行照顾；（3）.加强新建住房等基本数据的统计工作，真正弄清存量房有多少，引导开发商少盖库存已经很大的小户型房，减少资源浪费，做好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4）.政府出资入股，协助开发商将难以消化的库存房改为老年公寓和廉租房，帮助部分房地产企业转产、改行，资本投入到其它短板行业；（5）对农民的宅基地、土地、林地、水域的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基本用途不变，允许向城里人中长期租赁经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速度，购房与户口迁移同步实施；（6）.对高档住宅的建设可以采用客户自选户型订购的方式 , 滚动分期开发 , 开发商取得土地后不允许倒卖土地 , 但可以适当延长建设周期，（7）节约土地资源，少占农民耕地建房，做到拆旧房建新房，通过阶段性地拆除本地区最老旧的住房来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老百姓的住房标准，每个城镇每年拆除旧房量不低于存量房总量的1.5%；（8）.银行信贷大力支持老百姓住房改善性消费 , 个人既可以抵押贷款 , 也允许亲戚、同事第三方担保贷款。

十八是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制造业垮了，商场倒了，中国的脊梁也就断了，衣食父母是广大勤劳、智慧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要切实解决企业生产、销售的困难，减少税负，改善生存环境，形成劳动者最光荣、诚实、勤劳、智慧者收入高的局面；只有企业有利润了才有能力在供给的产品上下功夫，提高产品的供给质量；

十九是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支撑中国经济二次腾飞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我们不仅要培养、引进高端人才，更要在各行各业有一大批耐得住寂寞、手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在为我们的企业精雕细琢产品，我们的大学、职业教育机构要主动适应形势，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实用性人才，中国已经老龄化，要增强企业效益，用不多的劳动人口养得起那么多人，也必须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在年轻劳动力的接续上，一些二胎指标未完成，自然人口增长缓慢的地区可以有条件地放开三胎生育；

二十是正确地分析形势，找准短板，精准发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备，培养了巨大的工业产能，集群度好，每年有700多万高素质的大学生投入工作，内陆也有14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发展的回旋余地很大。国家要利用有形之手，利用税收减免、贷款利息优惠，土地价格低廉、技术入股、户籍制度改革、广泛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工作，鼓励企业创业、创新，减少高新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利用建立国家级的攻关大平台、公共实验室帮助企业研发创新、弯道超车、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一大批能够“创大富”并在国际舞台上能让人刮目相看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十一是供给侧改革必须与政权体系自我净化、经济结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同时进行改革才有效果，必须纠正中国储蓄率过高（许多高收入群体过多地掌握了国民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低，在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今天如果大家仍不消费，再去投资拉经济是很可怕的事）、投资率高（部分地方政府习惯了用投资拉动经济的做法，每年几万亿的卖地收入热衷于用投资拉动GDP,不管是有效的、无效的投资）、消费率过低（低收入者没有钱消费，中高收入者又喜欢把钱花在国外，子女出国留学、投资移民，去国外旅游、购买奢侈品等，要通过开征遗产税，高收入者的个税累进征缴、对低收入群体兜底保障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来使政府为企业拉出投资空间、鼓励大部分企业在国内投资，提升供给产品的品质质量，改变中国居民国内消费率偏低的状况），二十二是解决少数官员拍脑袋乱供给造成损失而不用担责任的问题，上级政府每年必须对下级政府的投资项目进行综合效益评价，不能唯GDP论英雄，要审核当的资产负债表，地方官员上大项目必须公示评审，防止暗箱操作，对乱投资造成了损失和随意花光了家底给后任留下了大量债务的官员实行问责，升上去了也得扒下来，对那些歪供给，藏着私人目的为自己的亲戚找工程乱上项目的官员该追究法律责任的绝不姑息。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篇3

经过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推进的改革。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生产要素投入，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资源投入等；另一方面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三方面决定，其中，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李佐军，2015）。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从中长期角度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实现要素升级，即由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等普通要素，转向主要依靠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高级要素，特别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素市场是供给侧的主战场。根据专家的分析，在现有基础上，我国供给调控遇到三个不足：一是资本不足，二是公共设施不足，三是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专业人才不足。因此，为了从中长期角度使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必须要培养人才（厉以宁，2015），把以提升劳动力基本技能和素质为主要目标的人才培养体系变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有效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培养适应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需要的人才？这里又产生了一个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间的矛盾问题。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人才供需情况来看，就业结构性矛盾是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关键问题，一是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二是很多岗位缺乏适应岗位需求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这种技能供需的不匹配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很多国家从国家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包容与和谐及个体生活幸福等角度出发，把制定以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为特征，以技能人才需求有效预测为工具，以建立终身化的教育与培训体系为主要措施，以培养个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广泛技能为主要目标的技能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战略。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出发，实现劳动力市场人才供需的匹配。

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减少及成本不断上升的挑战，从根本上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创新性和适应性是我国未来产生新的人口红利的关键，也是成功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应努力突出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建立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因此，实现人力资本由供给驱动走向需求驱动，建立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预测机制，建立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机制，努力培养适应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更加重视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应成为我国整个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的关注重点，也应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战略的关键要素。

供给侧改革刍议 篇4

供给侧改革, 对应于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以需求侧管理为着力点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从需求侧着眼、着力,在需求拉动经济高速发展方面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实践,使中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当需求全面升级, 而供给体系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水平。 此时,再怎么刺激需求,已无异于南辕北辙。 原有的需求拉动手法疲态尽显,有心无力。

供给侧改革, 其矛盾着力点当为结构性调整和市场化改革,通过解放生产力,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 如切实简政放权;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税赋负担; 切实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企业积极创新、能够创新。 概括来说,就是通过供给侧改革,让企业有钱投入研发和升级。 而只有研发投入主体为企业自身,研发才更贴近市场,投资才更有效率。

供给侧改革,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信号。 当务之急,是尽快完善,尽快落地,尽快付诸实施。而面对积极的国家政策,企业也应行动起来,精心准备。 唯如此,当利好落地,方能浴火重生。

供给侧改革 篇5

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习近平提出这四个“不能”，是对供给侧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深刻阐述。

供给侧改革有多重要？

习近平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判断一针见血：“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形势所迫，是问题倒逼的必然选择。改革攻坚，这个坎必须跨过去。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变化的节点，长期的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经济总量，基数抬高，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已经不可重复了。中国经济正进入呈L型走势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这一阶段必须坚持把改革发力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上，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

随着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而各种矛盾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发展存在诸多短板，出现结构性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关系，在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同时又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是让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项重大举措。

习近平指出，国内经济现在面临“四降一升”。结构性改革必须进行，而重点就在供给侧。

当前的问题主要是传统门类生产过剩。传统门类出现生产过剩不是因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已不能满足需求的变化。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有的农产品生产缺口很大，而有的农产品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上。

这种结构性问题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必须改善供给结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不断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性战役。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习近平说得很明确，就是改结构。习近平特别强调，“结构性”三个字十分重要。

习近平说，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西方供给学派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

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我们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改革的内涵是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断让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让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在互相推动中实现经济发展。

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供给侧改革怎么改？

改革的要点就是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权威人士指出，去产能，要加大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降成本，就要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掉，把行政审批减下来。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体制机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能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而且要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以最小的代价实现结构调整优化。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发挥带头作用，模范执行各项改革决策，成为改革的主力军和先行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把新的发展理念体现到政策制定、工作安排和任务落实的各个方面。

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位，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不断创造供给能力。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

创新能力不强，被习近平喻为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他指出，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习近平指出，要以重大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做到“人有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这十二个字可谓创新之“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一个系统设计，每项任务都很吃重，各项任务之间有关联互补作用，要统筹兼顾，动态优化，积极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都需要贯穿始终。

供给侧改革面临的挑战 篇6

“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没有什么词语能够比凯恩斯的这句话，更准确地传达“凯恩斯主义”对于那些渴望经济永续增长的人们的吸引力。应该承认，“凯恩斯主义”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也每每在中国经济形势黯淡之时，显露“神迹”。

但是，无论如何神奇，无论怎样适合中国的土壤，“凯恩斯主义”也仅是众多经济理论之一——它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放之四海而皆准，且永远准确。考诸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教训和当下现状，即便“凯恩斯主义”之于中国经济依然有重大助力，也没有必要完全“一条腿走路”。正因此，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增长失速之时显示出了宏阔的前景。

综合众多学者的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现实大体有产业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放松管制，减税以及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制度建设等几个发力点。其要义都源于供给经济学所主张的对于生产的刺激和激励。在实践上，供给经济学主张减税以及减少政府干预，典型的案例则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前者侧重减税，后者侧重私有化改革。而从中国近期的一些政策动向来看，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但是，坦率地说，这种切入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的行政习惯和行为方式非常适合凯恩斯主义；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且见效也可能是缓慢的。

真正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课题，它取决于政府能否下决心“自我革命”。

11月14日—15日，“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在京召开。在题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注入新动力》的主题报告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当前在粮食和食品安全方面我们主要面临三个突出问题：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国内粮食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食品质量安全隐患仍然较多。对此，他认为中国应坚持确保产能、适度进口以及品质优先这三大战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国粮食政策调整方向》一文认为，中国粮食政策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考虑到国际、国内粮食生产的现状，国内粮食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发挥市场供求在价格形成中的基础作用，政府在市场之外给予农民以必要的补贴。

校外教育机构的“供给侧”改革 篇7

去年,和平区青少年宫的张兆瑞主任,约我参加一个课题的结题活动,本以为例行公事,没成想大长见识。这个叫做“《校外教育品牌公益化推广策略实践研究》”的课题,所取得的成果极具普遍意义,因为它破解了校外教育机构如何在新形势下通过工作“转型”,落实公共服务这个难题。特别是人们可以从他们三年研究的全程中,感受一个普通基层单位的深度思考、创新实践和责任担当。

所谓校外教育其实是相对学校教育而言的,两者都归属于基础教育领域。论说,专门成立校外教育机构,专业开展校外教育工作,而且能够形成政府管理的校外教育系统,而且能够面临市场经济的大潮保留下来,可能国际上也不多见。大概这也是咱们国家教育体制的特色所在和优势之一。

平心而论,以少年宫(后来有的改为青少年宫)为代表的校外教育机构,有过曾经的辉煌和巨大的影响。当时,它们的社会“地位”,不亚于当今的“名校”。还是平心而论,后来他们的确经过一段曲折,似有日渐式微之势,给人们造成过一种难以言状的“迷惘”。尤其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大多实行的运作“模式”,留下来的“办班—赚钱”的阴影,至今也未完全退去,难怪时有诟病:少年宫已经“产业化”。后来,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像是被“产业化”了。

其实,导致这种“模式”,原因非常复杂。说的简单一些,校外教育和学校教育,虽说应有相同的“归属”,但是在那段“不短的时间”内,却没有相同的“政策”。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基础教育作为财政支出的“大头儿”,已经很难全面保证,“有先有后”自在情理之中。其中,学校教育肯定要保证在“先”,因为当务之急是“先”保学生“上课”,何况重中之重又在义务教育。至于校外教育只能是安排在“后”,尽管没人说它并不重要,可当时它的确不算当务之急,当然更不是重中之重。连保证在“先”的,都不能保证“全额拨款”;那安排在“后”的,就只能实行“差额拨款”了。说句公道话,政府何尝不知“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此这般真是无奈之举。可对于校外教育来说,现实多么无奈,日子总还要过。于是,“差额拨款”便引发了“自筹经费”;于是,“自筹经费”又引发了“自寻出路”。可以想见,那时的少年宫肯定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后来,“办班—赚钱”由大家并不赞同的“出路”,逐渐演进为普遍运作的“模式”。显然,得天独厚的“优势”———专业师资和设施,此时也“助推”了此事。再说句公道话,他们何尝不知“市场如战场”,如此这般也是无奈之举。这些年,虽说双方都很无奈,可日子过得都还不错:他们“活泛”了,财政“省心”了。可是,毕竟这种“模式”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形成“惯性”,便不好“刹车”。越是有“优势”依靠,“惯性”越难控制,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这不,近年来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同等对待,开始实行相同的事业单位政策,少年宫就觉得不那么“适应”了。有人就问,不“赚钱办班”,干什么呢?显然,校外教育如何重新定位,也就成了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个新“难题”,而且这是直接关系基础教育未来的“难题”。

四年以前,都还觉得自己的“日子”相当不错的时候,和平区青少年宫就开始了深度思考,并在确定选题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开始了创新实践。因为,他们预感到这个“难题”已经摆在面前,必须提早破解。张兆瑞说,多小的基层单位也是单位,是单位就应该认清形势,融入大局。眼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已颁布实施,事业单位改革正准备启动。眼睁政府在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以下简称“标准建设”)的同时,青少年宫也正受到特别关注:增加投入,改造环境,更新设施,保障运转……这些信息来自不同渠道,指向却很一致:基础教育是公共服务,各级政府会承担责任;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素质教育会继续前行。推进学校教育的现代化,必然加快校外教育的现代化。校外教育只能顺势而上,青少年宫必须“转型”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他们更是感触尤深:深化教育改革,“软肋”恰在“综合”。校外教育“转型”,不是单兵突进,需要多方协同,建立全新系统。应该说,这是对校外教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非常实在更不乏深刻的认识表达。

他们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确定了提供学习、支持学习、开发学习、保障学习的工作方向。重复四次的“学习”,好像并不那么“政策”。但是,其实阐明了一种很有创意的观点——一切都是服务“学习”。他们认为,素质教育说的“全面发展”,本应包括“个性成长”。“学生社团”实际就是一种为“个性成长”量身定做的“学习”。学生正是通过这条途径,把爱好发展成特长,把兴趣升华为志趣。要不,为什么“规划纲要”会有“要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这句名言。他们认为,素质教育提出的德智体美应该有机融合,这是现代教育的趋势,也是现代学习的特征。“主题学习”就是这种有机融合的重要载体。正是这个载体,保证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了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外,与校外教育紧密相关的教师教育、终身教育,归根结底也都是学习。他们的工作方向就是围绕“学习”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他们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提炼了“公益、公平、开放、创新、示范、引领”的核心理念。六个常见的词语,显得并不那么“理论”。但是,他们敢于一并“拿”来,并敢于“套”自己“头”上,已经充分体现了他们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特别是开宗明义的“公益”和“公平”,坦诚地道出了公共服务的根本。他们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创意了重构“立体化”工作网络系统,搭建“区域性”活动平台系统的基本策略。两个并列的“系统”,显然也并不那么“学术”。但是,“重构”和“搭建”彰显的创新力度,“网络系统”和“平台系统”确定的目标指向,再加上“立体化”和“区域性”描述的实施维度,既构成了一种富有特色的宏观设计思想,更展现出一个便于操作的微观实施方案。总之,正是他们的这些深度思考,清晰而简洁地宣示了新形势下的校外教育“定位”。这几年,青少年宫就是在这个全新“定位”的统领之下,着力围绕这两个“系统”,不懈地思考着、实践着、研究着、调整着、归纳着、论证着……

所谓“立体化”工作网络系统,是由校内、校外互动的实体学习网络和线上、线下共享的虚拟学习网络组成的整体,目的在于通过两个独立“网络”,从不同角度发挥优势,进而形成系统的“立体化”联动效应,进一步优化校外教育的保障体制。

开始,这个系统主要着眼于“社团学习”。并非因为这是他们的长项,而是因为社团出现了“状况”。“标准建设”以后,学校社团全面开花,谁都怕被“一票否决”。但是,校内这些社团虽能“开花儿”,却难“结果儿”,因为只有人气儿,缺少水平。不是学校不想提高,是教师给不上力,“普通”学校更为明显。教育现代化讲究教师专业化,可学校没法儿“讲究”,所以只能“将就”了。校外情况则正好相反,不缺水平,但缺人气儿。少年宫们的确人才济济,可社团规模却受到时间、空间的制约。你想往大了办,也大不到哪去。说得夸张一点儿,外边的学生是一座难求,里边的老师“无用武之地”。

为此,和平区青少年宫组织了逐校调研,越发感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宫、校管理长期脱节。当务之急是重构一个校内与校外互动的实体网络,形成校级社团发展爱好,区级社团培养特长,彼此在分工中紧密联系,在合作中相互支持的社团学习新格局。于是,他们决定下沉工作“重心”,深入学校指导社团。周一到周五排出“课表”工作,所有专业教师,包括一大批外聘的专业教师,全都走进基层。从共同设计计划,到一起开发活动;从现场辅导学生,到专业培训教师。一边是联系实际的教,一边是瞄准专业的学。不时,或外请专家讲座,或集中分类“教研”。三年下来,他们跑遍了所有学校,指导了学校社团。同时,他们决定做好高端特长培训,强化区级社团管理。一方面精益求精,追求优质;一方面注重挖潜,满足需求。据说,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近“高端”,他们还采用“推荐加考核”的报名办法。目前,从传统的合唱、舞蹈、绘画、书法、语言艺术、工艺制作、儿童美术,到现代的动漫、视频编辑、DI创意、3D打印、环境科学,28个区级社团聚集了1000多名特长“精英”。这些孩子通过系统的“社团学习”,在本市、全国乃至国际各种赛事中屡获佳绩,为本区和天津争得了荣誉。由上述社团“跨界”组成的小白鸽艺术团、少儿美术基地、科普活动中心,已经成为学生由特长到专业的摇篮。学校培养“尖子”向区里推荐,区里培养“尖子”回学校示范,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需求,又能持续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

此外,和平区青少年宫经过逐校调研,还越发感到两级“社团学习”由于没有及时跟上时代步伐,明显存在学习资源缺乏和学习方式固化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重构一个线上、线下共享的虚拟学习网络,形成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资源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元,渠道更加畅通,方法更加灵活,且随时、随地都在互联、互通的社团学习新格局。于是,他们开始创建网络少年宫,数字美术馆、数字艺术馆、数字科技馆正在逐步成型,加快了社团学习的全面变革:学生下载教学视频,上传艺术作品,在线师生交流;家长打开手机,看孩子学习成果,与老师沟通情况……“一览无余”也好,“一网打尽”也罢,反正这种社团学习,已经轻松地跨越了时空和学科的局限。同时,他们还深度开发线下学习:与文化展馆和演出剧院,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先进地区的校外教育机构,建立多种方式的合作关系,助力学生开阔学习视野,站上学习前沿。有人这样描述这种社团学习的新形态:“‘课上’线下为主,‘课下’线上为主。”当然,这样套用传统说法,把“社团学习”比作“上课”,也不失原则。但是,这里的“为主”应该不是“唯一”。无论哪级社团,“课上”也会有“线上”,使“线上”得以不断丰富;“课下”也会有“线下”,使“线下”得以不断完善。无形之中,线上和线下才能相互为对方注入持续发展的后劲。

经过三年实践,他们重构的校内、校外有序互动和线上、线下有效共享的两个网络,已经初步形成立体交叉、相互融合、优势互补、虚实结合的工作“系统”。后来,他们又把这个系统“迁移”到了“主题学习”之中,使区、校两级的“主题学习”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现在,这个“立体化”的工作网络系统,正在为全区数万学生的个性成长乃至全面发展,提供着更加完善的体制保障。

所谓“区域性”活动平台系统,是由素质拓展的展示学习平台、校际合作的主题学习平台、专业发展的教师学习平台和终身教育的社区学习平台共同组成的整体,目的在于通过四个独立“平台”,从不同层面发力,进而形成“系统”的“区域性”整体效应,进一步优化校外教育的运行机制。

开始,他们搭建这个平台系统,主要着眼于服务“社团学习”和“主题学习”。组织社团学习的成果展示,本来就是“学习”过程的必要环节。何况,如今促进学生个性成长,已经纳入政府的素质拓展计划,自然必须搭建一个“区域性”平台。组织主题学习的大型活动,本来属于职责范围。何况,如今的主题教育,已经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应搭建一个“区域性”平台。另外,校外教育还应该对内主动服务于培养“专业化”教师,对外积极服务于建设“学习型”社会。他们认为,其实这是一种担当,不是没事找事儿。前者自不必说,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都姓“教”,两类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才是基础教育“区域性”的整体实力。后者也是理所当然。努力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是2020年应该实现的国家教育发展目标。为此,十年前就写进了“规划纲要”。终身教育覆盖了校内和校外、学校和社区、职前和职后,既是现代教育理念的实践,也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环。校外教育参与其中,发挥优势,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无疑是一种社会责任的历史担当。

素质拓展的展示学习平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看似仍然“常规”,其实早已突破“常规”。特别是“学校社团”进入“素质拓展”以后,这个平台不光有年度“节日”,如合唱节、戏剧节、舞蹈节、器乐节、科技节等,为全区学生提供“社团学习”的展示“舞台”;还有“双年”展会,如“舞动的旋律”的舞蹈专场、“共享和平阳光”的合唱音乐会、“版韵童心”的美术双年展、“翰墨飘香”的书法双年展、科技活动课程推介会等,向全区学校推出“社团学习”的精品成果。每年,大大小小的活动100多项,有30000多人次参与。其中,有些活动还“搬”到市美术馆、博物馆、科技馆、音乐厅、大剧院,甚至“走”到兄弟城市,“走”进艺术殿堂,既扩大了社会影响,更打开了学生眼界。小白鸽艺术团紧紧抓住更加“开放”的机遇,邀请著名音乐家刘秉义同台演出,使他们领略了导航学生人生的大家风范;应邀到德国、美国的多地舞蹈巡回演出,参加匈牙利布达佩斯“音乐桥”国际合唱节荣获国际金奖,使他们的“素质”在更多方面、更大范围得到了新的“拓展”。在这个学习平台上,全区学生和他们的社团指导老师,共同分享了互动和交流的乐趣、学习和提高的收获。线上、线下共享的虚拟学习网络,又使素质拓展的展示学习平台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它以数字美术馆、数字文艺馆、数字科技馆更加方便、快捷的优势,成为全区学生爱好、特长的新“秀场”。随着“传统”了数十年展示方式的根本改变,心理的满足,信心的增强,让更多的孩子告别了“总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窘态”。青少年宫也从此告别了总受制于“实体”展示空间的“困境”。同时,还很值得一提的是,和平区青少年宫利用这个平台,积累了大量活动素材。最近,他们正在策划一套具有区域特色的素质拓展教育课程,期望能够从理念到思路,从目标到内容,从方法到技术,全面助推各校把素质拓展计划落到实处。不能不说,这是他们的一大创新。

校际合作的主题学习平台,是在传统的大型主题教育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个“发展”过程,增加了更多的“创新”元素,因此产生了诸多质的变化。这个平台已经由被动完成上级交办任务,转向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由指定学校参与配合工作,转向各校积极投入团结协作;由师长居高临下教育学生,转向学生自主学习感受体验。几年来,在这个平台上,从庆祝国家节日到纪念历史事件,从经典诵读、童谣传唱到“茶艺表演”“津娃迎春”,从产权日、环境日到夏令营、冬令营……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欣赏现实;无论是感悟文化,还是探索知识,全区学校都在一个主题、多种形式中,各显其能,友好合作。看似常态的欢度春节活动,已经成为“年文化”的主题学习系列活动。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的剪纸和彩灯,也经历由创意到比赛,由参展到慰问的“旅程”。他们从中享受到敢于创新的乐趣,由衷体会到融入社会的幸福。看似一般的“食品安全”教育,已经成为以“讲求安全,崇尚健康”为主题的海报设计和摄影作品大赛。在这里,“社团学习”的内容和成果,为“主题学习”的氛围和形式增添的绚丽色彩,进一步凸显了“主题学习”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专业发展的教师学习平台,能够在青少年宫形成“气候”真不容易。无论是观念的转变,还是方式的开拓,说是“首创”应该并不夸张,因为过去类似的平台是教研部门“专属”。虽说不很突出“学习”,但是由于他们管着校内,而且只管“教学”,依然名声“显赫”。明摆着,教学的“下游”就是考试、升学。你说,谁敢不在乎。所以,像和平区青少年宫这样,居然要管全区的教师专业发展,尽管只限校外教育,大概也无先例。然而,毕竟他们管了,而且管得既有序又有效。确实了不起。在他们看来,立德树人既需要学校教育,也需要校外教育。两类教育应该齐头并进,两支队伍也应该齐头并进。承担校外教育的老师,不管他们“专职”还是“兼职”,单位都要有教师“专业化”的学习培训计划,教师也要有自己“专业化”的学习发展计划。为此,这个学习平台营造了“开放”的专业环境,创造了“开放”的专业条件。为此,平台的学习活动,已经走向全国,走向境外,走向国际。观摩、进修、研讨、办展、参演、比赛……不同的学习,给这支队伍带来了共同的收获:眼界打开了,思路丰富了,理论提升了,实践创新了。特别是他们结合各校实际,充分利用这个平台,面向校级社团和素质拓展指导老师的专业培训,意义更为重要。无论是把他们请到青少年宫,还是领他们到各个区县,大家都在开放学习的过程中,学习了原来专业以外的专业,进而提升了全区校外教育队伍的整体专业水平。

终身教育的社区学习平台,对于和平区青少年宫来说,是一个更具“担当”的项目。自打有“终身教育”“社区学习”的说法儿以来,这事儿到底归谁,似乎很难明确。但是,他们认为“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要“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和“终身教育”“社区学习”肯定密切相关,也属综合改革,不能装不知道。于是,他们还是克服困难,坚持干了。青少年宫利用师资优势和设施优势,首先利用周一到周五白天学生不用的“空当”,整合社会资源,引进了老年大学,满足了近5000名50岁到80岁社区老人的学习愿望。同时,又利用学生周二下午学校没课的“空当”,与区政协联合开展了“圆梦爱心活动”,把在各校就读的在津务工农民子女请到这里,参加美术、书法、科技制作等学习活动,而且,青少年宫承担包括学习材料在内的全部费用。近年来,这些被他们誉为“小小新市民”的孩子,在“放飞梦想”的主题学习中,用自己精心手绘风筝,憧憬美好未来;在创意“绿色世界”的主题学习中,用废旧材料制作服装,展示“环保”理念……小白鸽艺术团还深入到“小小新市民”较多的几所学校,开办了流动少年宫。几年的坚持,这个群体的素质得到不断“拓展”,在全区展演赛事中,表现相当出色,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他们的家庭也在这一次次活动中,正确地认知城市,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尤其让人欣慰地看到,他们的性格更开朗了,信心更强大了。这是他们每个家庭的希望,更是咱们整个社会的希望。和平区青少年宫的领导班子不是不知道这是在自己“找事儿”,但是始终无怨无悔,因为他们认定了一个“理儿”,建设这个学习平台,不求“锦上添花”,只望“雪中送炭”。

经过三年实践,他们搭建的四个活动平台,已经为学生、为学校、为教师、为社区,分别提供了在活动中学习、在学习中活动的良好服务。应该说,正是这些平台在统一的顶层设计下,相互之间充分显现的优势互补、功能互融、主体互动、资源互助,构成了这个平台系统。现在,这个“区域性”活动平台系统,正在为全区数万学生乃至数十万居民通过学习获得发展,提供着更加有力的机制保障。

如今,这两个“系统”作为青少年宫成功“转型”的标志,基本构成了一个涵盖资源开发、专业指导、成果评价、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校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应该说,张兆瑞带领的和平区青少年宫在校外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破解了基础教育的一个“难题”,创立校外教育的全新“模式”,确实无愧于“全国区县级校外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等国家级的荣誉称号。当然,他们的成果并非“一枝独秀”。正如张兆瑞所说,都是在很多同行的启发下“磨”出来的思路。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并非“十分完美”。有人对命题中的“品牌”就质疑其意。自然属于学术讨论,“质疑”之处,尚可“存疑”。然而无论如何,和平区青少年宫拿出了整套可供借鉴的顶层设计。咱们正在面对的这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非常需要像他们这样坚持“综合”的深度思考、创新实践和责任担当。

假如从经济学角度审视他们的“转型”,其实也可称之为“供给侧”改革。教育作为重要的公共服务,是否应该列入社会发展的“供给侧”范畴,目前可能还少有讨论,好像也没有结论。所以,只是一种思考而已。

供给侧改革下的汽车装备 篇8

供给侧改革会不会给国产汽车装备的档次提升提供实质性的动力?

在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机加车间, 当我们看到这条完全复制美国康明斯发动机先进的生产线时, 赞叹之余, 还是发出了一声叹息。现场除了清洗机和压装机是中国品牌之外, 其他装备都是进口品牌, 机床是国外的, 检测设备是国外的, 刀具是国外的, 就连管理模式也是国外的。车间工作人员说, 如果没有合资方式, 这些先进的生产模式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他们也想用国产装备, 但是国产装备满足不了发动机制造苛刻的工艺和生产要求。中国品牌的机床工具何时能在这样的生产车间有一席之地?

从制造商那儿了解到, 中国的制造业似乎有复苏的迹象, 但也只是中高端产品需求在增加, 低端产品仍然没有出路。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倒逼产品转型升级, 这也是高端汽车装备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标志。

供给侧改革应避免的误区分析 篇9

(一)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出发点。19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的古典供给经济学提出,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是有条件的,只是在新供给形成和扩张阶段可以自发实现,在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阶段,供给就创造不了自身等量的需求。未来的新需求和新供给在什么地方?在五大“软财富”领域,即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其它的社会服务业。为什么叫做软财富?这五大软产业的财富的源泉不是地球资源,办教育也好,拍电影也好,也消耗一点地球资源,但是主要的财富源泉是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活动,这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

对那些硬财富的制造业怎么办?要通过转型升级,在传统硬财富制造业上培育更多的软价值。我们都知道,全美国的公民都开着底特律生产的汽车,但是底特律的经济一片萧条。而与底特律汽车相关的产业,汽车装璜、汽车4S店、汽车金融、汽车广告都赚钱。与传统汽车制造业不同,有两家汽车商是赚钱的,一家是奔驰,一个是特斯拉。奔驰为什么赚钱?因为它的总设计师说我们卖的不是汽车,我们卖的是艺术品,碰巧它会跑;特斯拉卖的也不是交通工具,卖的是环保,卖的是时尚,这也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二)从新供给经济周期出发优化产业结构

这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理论核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在实践中,真正有效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要素转移更新供给结构。

(三)放松三大供给约束,恢复中国经济的活力

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三大供给约束: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和高税收成本约束。2013 年“钱荒”以后,新供给主义的政策主张重点转向降低融资成本,一直到2014 年5 月份,国务院常委会议才提出来降低融资成本,11 月份才真正降息。从2015 年3 月份到7 月份,才开始看到融资成本有所降低,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仍属偏高。在李克强总理的座谈会上,提出减税3万亿,减轻企业负担,激发投资和消费活力;同时发债3 万亿,吸纳社会闲置成本,解决现在资产配置荒的问题。

(四)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前在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这五大要素上,都有很多供给抑制,使之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来看,二胎生育限制已经全部放开了,但是还有户籍方面的问题,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农村的人均GDP和在城市的人均GDP差五倍,那就意味着一个人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话,财富供给增加了四倍。如果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还面临着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怎么促进经济增长?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重点。土地方面,现在土地价格高涨,也使得很多企业背负了沉重的压力。严重的金融抑制,其他还有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国有企业体制,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供给侧改革需要避免的误区分析

(一)不能把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

炒概念无益于当前时期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新供给主义宣言》,当时的供给侧改革的确需要引起关注,撕开一个口子来推动这个概念。现在媒体上很多讨论还是在炒概念,这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不能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应该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落到实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二)不能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或产业政策的老路上

供给侧改革就是新计划经济,这显然是误解,但是在实际方面,确实有很多学者还是在用政策之手来拨动经济,“这个产业是老的,应该怎么淘汰;那个产业是新的,应该怎么鼓励”———直接伸手了,这样就弄错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还是要把握住“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理念,让财富源泉自主发挥活力,充分涌流。需要对微观经济组织进行更加深刻而直接的改革,使得资源能够流入更有能力的企业,解除国有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允许僵尸企业破产,等等。这些手段或许直接甚至不无痛苦,却是为了解决以往高速增长遗留下的历史问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三)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起来

不能说研究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彻底否定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确实有反对,但是现在不必再反对了。现在西部投资、民生改善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需求领域也有很大的作用,不能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在优化供给,提升供给效率的同时,也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的改革,激活民间市场,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收入,扩大国内市场消费需求。要刺激生产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对“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坚定信仰。例如,iphone手机的供给自动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美国消费旺盛的背后,则是企业家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而在创新供给的同时,带动社会需求总量的上升。

(四)房价、物价管控政策都应当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

中国房价持续上涨,调控效果多年不达预期,其原因就在于政策着力在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增加房地产土地供给、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增加有效供给,既能够挖掘增长潜力,也能够平抑物价,不存在所谓“稳增长与控通胀的矛盾”。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面去管理物价的措施包括:降低税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稳定农产品生产和供给机制,控制流通环节费用,建立稳定的消费品物价形成机制。

三、结束语

总之,要避免这四个误区:一是不能炒概念,二是不能把供给侧改革误解成新计划经济,三是不能把需求和供给对立起来,四是房价、物价管控政策都应当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这样才能建设性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

参考文献

[1]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J].财政研究,2013(01)

[2]周学.构建“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兼论破解我国内需不足的方略[J].经济学动态,2014(04)

[3]龙斧,王今朝.核心消费决定论---从市场与消费的结构性扭曲看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影响因素[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06)

中外供给侧改革的比较与启示 篇10

西方供给侧理论起源可从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谈起。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强调了生产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了滞胀,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以美国经济学家拉弗(A.Laffer)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他们主张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度地降低税收来刺激总供给。随着经济的发展,罗伯特·索罗和保罗·罗默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将经济供给侧的总供给能力归纳来源于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四种要素,就形成了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的“四要素”新增长理论。从“四要素”理论出发,熊彼特、哈罗德等经济学家以创新、资本、劳动力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进一步丰富了供给侧经济学理论。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无论是以减税为主的里根经济学、侧重于推进私有化的撒切尔主义、推行“多市场、少国家”的德国科尔政府供给侧改革,还是依靠提高准入门槛来淘汰过剩产能的日本经济改革、以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澳大利亚创新改革,都是典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近年来,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很少关注或应用供给学派的治国理念。

2012年我国新供给经济学派形成,率先在国际上提出了经济转型期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与政策观点,认为构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应为:改革开放、创新创造和生态民生,统称为“新三驾马车”。其中,改革开放就是要提供新制度供给,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创新创造就是要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新产品和服务供给;生态民生就是要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与自身发展需求,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作为经济发展的落脚点。

2 国际供给侧改革政策

第一,英国、美国:20世纪80年代,面对“滞胀”泥淖,美国里根政府主要从以下三点开出药方:一是降低税率,提高居民收入和推动企业投资;二是放松行政管制与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三是采纳货币主义观点,紧缩货币应对恶性通货。而英国首相撒切尔同样采纳货币主义观点,立即严控通胀、紧缩货币供给、大力推进国企私有化,撒切尔政府还通过减税、废除物价管理等措施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第二,德国:1966年到1982年,德国在增速换挡后采取需求刺激政策导致严重的体制性问题。科尔总理上台后,创新性地提出了经济改革新方向———“多市场、少国家”的偏向供给侧的经济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和减轻税负,控制劳动力、能耗等企业成本的增长,推进私有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保证币值稳定。

第三,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都认识到,澳大利亚未来经济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能力和与亚太地区市场的密切关联。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创新的计划,包括为风险经营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增加科研投入资金,成立“澳大利亚创新科技理事会”,拨款鼓励学生创新等。

第四,日本、韩国: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明确实行欧美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以提供资金、公共服务和法律帮助的方式,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韩国政府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对技术研究与开发实行税收支援制度、财政金融支持制度、人才培养支持制度。

3 国外供给侧改革政策异同分析

3.1 相似点

一是背景相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难题,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能从供给侧着手改革;二是措施相同,英美德都采用降低税负,推动投资,减少政府干预,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措施。而日韩澳均大力支持科研,推动技术进步;三是成效相同,各国都取得极大的成就,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居民收入,使国家内部重建稳定,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3.2 不同点

一是面临的主要危机不同,当时英国与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滞胀”危机,德国主要是面临以财政常年赤字、债务积累为主的体制性问题,而日韩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二是改革的侧重点不同,美国“里根经济学”改革措施以减税为主,英国“撒切尔主义”以推进私有化为主,德国偏向“多市场、少国家”,澳大利亚依靠创新能力,而日韩明确实行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三是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里根经济学提高了美国财政的赤字率,政府的债务大大增加、国家收入分配问题也逐渐恶化;撒切尔主义与德国科尔政府均以就业为代价,失业率明显上升;日本则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韩国由于过量生产,导致出口衰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4 中外供给侧改革比较与启示

4.1 中外供给侧改革的区别

第一,经济背景:20世纪70至80年代,欧美国家面临以失业、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等问题为主的“滞胀”危机,当前中国的经济仍处于中高速区间的“新常态”,并没有面临“滞胀”等问题,然而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是当时欧美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供需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扭曲、产能过剩等问题。

第二,根本原因:各国根本经济体制的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离一个完整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较大距离,中国在劳动力、资源、资本、制度和创新方面仍存在供给约束。

第三,理论底色:欧美国家的供给侧理论主要维护的是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采用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而指导我国经济改革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的是维护我国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

第四,社会福利与减税:欧美国家已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具备国际强势货币基础,而中国目前不具备以上条件,故不能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大幅度减税。

4.2 国外供给侧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4.2.1 经验借鉴

第一,韩国因过量生产,最终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而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两轮产能过剩行业,都曾经受到我国政策的大力支持。故此,我国今后政策对行业的影响,需更注重力度、广度、深度的把控。第二,相对于英国与德国供给侧改革后遗留下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值得我国去学习和借鉴。为避免淘汰落后产能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情况,我国政府可以制定大量措施安排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同时要加强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和服务业的大力发展。第三,澳、日、韩三国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成功实现经济转型,我国经济也面临着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样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因此,我们今后改革的方向应更注重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制度的完善。第四,对于我国产能过剩问题,可学习日本,通过提高企业准入标准,完善设备注册制度来及时清理“僵尸”企业,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管理的提升。

4.2.2 启示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之间又环环相扣,例如要解决房地产库存问题,就要解决买方、劳动力人口流动壁障问题,即户籍制度;中间商面临着房地产市场上投机行为过多问题,也就是投机者的炒房;卖方上要解决房价过高问题,而由此又引申更多。但是究其根本,解决方法还是在于做好早年提出的经济转型。

以上存在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充分地体现了我国供需端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因此,从长远利益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但这也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一味地采取供给侧措施而忽略需求侧管理,未来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工作也还要做,否则中国未来的经济必定会面临着新一轮严重性的供需失衡问题。供需宏观政策是有所侧重而不是非此即彼。这也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改革的新方向,侧重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更为明确、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同时也要注意适度扩大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的逆周期,合理搭配使用供求侧与需求侧调控,最大化地发挥各自优势,推进供需平衡,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2).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篇11

中国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劣质化，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国内消费增速下降而中国居民却在海外疯狂扫货的根本原因所在。虽然中国供给侧生产供给的产品质量在不断提升，但劣质化的问题仍然很突出，有些产品甚至危害消费者安全利益。

诸如食品安全问题，至今令消费者心有余悸，有毒食品、转基因食品大量存在，导致消费者不敢吃不敢喝。世人都知民以食为天，但劣质食品却充斥市场，各种骇人听闻的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

自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供给劣质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并形成了一个顽症，导致居民对国内产品产生了信任危机。所以，当今中国供给侧存在的要害问题并非是产能过剩，或者说产能过剩并非是供给侧的主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在于供给的劣质化。如果只是产能过剩，供给侧的改革并不那么难，依靠市场的力量便可以解决，甚至可以用行政手段实施关停并转即可。

供给劣质化趋势的形成，究其原因有多种。从供给侧而言，首先是良知缺失。生产者可以心安理得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其次是缺乏工匠精神，粗制滥造，连圆珠笔头上的“圆珠”都制造不出来，如此也就无法向社会供给高质量的产品。第三是创新能力不足，无法缩短产品更新周期，往往一款产品延续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变，尤其是有些国有企业往往依赖于行业性垄断，缺乏创新动力，长期向社会提供劣质化的产品和服务。

从市场治理而言，由于政府职能错位和不作为，一方面是没有担当起监管者的角色，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定指标、批项目、分资源，有的政府官员甚至一门心思搞寻租，掠钱财，因而也就没有履行好监管者的职责，导致市场监管不到位，对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惩治不力。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对供给劣质化的趋势熟视无睹；有的地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保护供给的劣质化。

另一方面是产品质量标准偏低，有的产品质量标准是十几年前制定的，早已过时；有的虽然有较高的产品质量标准，但只是一个倡导性的质量标准，而没有强制执行。如汽车内部污染标准，政府只是制定了倡导性的标准而至今没有强制执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总之，政府的错位和不作为，也是造成供给劣质化的重要因素。

供给侧改革必须朝着构建供给优质化体系的方向推进，遏制供给劣质化趋势。这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除此别无选择。如果供给侧改革脱离构建供给优质化体系这一核心目标，则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供给劣质化趋势。

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篇12

质量追赶大体上处在“后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增长”之间, 其特征是通过提升增长质量实现中速增长, 进一步缩短与先行者的距离。与质量追赶相适应的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这就为供给侧改革提出了直接而明确的要求。在供给侧改革受到重视且有所泛化的情况下, 明确目标、突出重点至关重要。

经济转型再平衡:须满足三个条件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大的下行压力, “底”在何处, 从高速增长“降落”后前景如何, 是“十三五”直接面对的关键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 直观地看, 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 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 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 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 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 将取决于三个条件。

第一, 高投资触底。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 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高投资触底, 即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这一指标波动较大, 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 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 当回落趋稳时, 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

第二, 去产能到位。严重过剩产能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 最大降幅达5.9% (截至2016年5月) ;二是工业企业利润自2014年下半年以后一年多的负增长。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 重点是在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产能下来了, 供求趋于平衡, PPI才能恢复正增长, 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第三, 新动力形成。“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 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增长空间, 或者说, 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 提高了生产率, 终究是不可阻挡的, 但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 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 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 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 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 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 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 并保持在适当水平。

这个底何时出现, 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触底成功后, 增长态势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出现V型或U型反转, 而很有可能是大的L型加上若干个小的W型。

质量追赶:追赶的新阶段

中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 这个判断相当重要, 难度主要表现在质量提升上。在现有的情况下, 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产率差异, 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 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 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 仍会在“老经济”中释放出规模可观的需求, 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生产率, 增加收益, 化解潜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包括发展新兴产业, 如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 如用机器替代人工;更多的则是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 如由低端制造转到高端制造, 加大设计、研发、品牌等元素的比重。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 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 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优化资源配置水准;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 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营造创新环境。创新与产业升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 产业升级中的大多数内容, 发达国家已经有了, 我们也要跟着有,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赶的含义;而创新则是从无到有, 我们与发达国家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创新必须经历一个试错过程, 因而不确定性显著加大。之所以强调市场在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创新, 提高创新试错过程中的成功概率。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

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 应当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优化配置, 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 就是要与中国经济质量追赶新阶段相适应。具体地说, 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第一, 切实放宽准入, 深化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改革。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业准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但更有待突破的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宽准入, 既要“放小”, 更要“放大”。

第二, 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 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 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

第三,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政府必须由以往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搞规划, 转向遵循创新规律, 营造创新环境, 让市场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 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地方竞争是以往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 应使改进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 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第四, 抵制各类经济泡沫的诱惑和干扰, 将资源导向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活动。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理念和政策导向。必须高度警惕、及时纠正各种形态经济泡沫的危害, 把资源尽可能地引导到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第五, 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 完善公务员队伍激励机制。供给侧改革, 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现有国情下, 政府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至为重要。地方基层试验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 有利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 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 很大程度缘于预期变动, 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 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