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共12篇）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而蛋鸡产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如何加快推进蛋鸡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思考与探讨的课题。
1 河北省蛋鸡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河北省蛋鸡生产起始于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从家庭式的副业生产模式过渡到区域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其中以冀南、冀中为中心的两大蛋鸡产业带,蛋鸡存栏约占全省存栏总量的70%。全省主要饲养品种有海兰、京红京粉、罗曼、尼克、大午系列、太行鸡等。
1.1 产能充足,供给能力强
河北省蛋鸡产业一直处于全国前三位。2015年末全省蛋鸡存栏2.6亿只,禽蛋总产量达到373.6万吨;父母代蛋种鸡存栏量约397.8万套;祖代种鸡存栏量约20万套,占全国存栏量的30%。
1.2 以企业为主体的新品种培育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河北大午被选为国家蛋鸡核心育种场,华裕公司被选为国家蛋鸡示范推广基地;大午粉1号、大午金凤已通过国家审定;地方品种太行鸡配套系已通过国家鉴定;坝上长尾鸡的研究、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正在积极开展。
1.3 规模化水平明显提升
随着我省标准化规模养殖的大力推行,养殖散户大量退出,蛋鸡规模养殖比例已达到92.5%,蛋鸡养殖业实现了由分散养殖为主向规模经营为主的重大转折,进入了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新阶段。
1.4 经济增速放缓,消费需求不旺
虽然鸡蛋作为普适性的大宗食品,近几年城镇家庭消费比较稳定,但是,主要拉动鸡蛋需求增长的农村居民,在经济增速放缓,外出务工农民回流的影响下,鸡蛋群体消费力量不断减缓。同时受食品销售量下滑和餐饮业不景气影响,使得对鸡蛋需求明显减少。
1.5 价格震荡起伏,微利甚至亏损成为新常态
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使蛋鸡生产的刚性成本不断增加,随着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增多,鸡的单产水平不断提高,鸡蛋总产量稳中有升,而鸡蛋价格震荡起伏,加之消费的放缓,导致蛋鸡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微利甚至亏损成为了近几年蛋鸡养殖的新常态。2000年以后,蛋鸡产业还没有连续三年保持盈利的年份。
2 需要面对的问题
2.1 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需要进一步提升
由于我省蛋鸡养殖起步早,养殖户的鸡舍大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建起的砖混结构,这些鸡舍在布局上缺少统一规划,跨度小、容量少,基础设施简陋,设备老化,养殖方式和技术落后,虽然有的养殖户禽舍经过简单改造,添加了自动喂料机和刮粪机等设备,降低了劳动强度,但脏乱差的饲养环境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2.2 产品结构需要顺应消费需求的变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对鸡蛋质量和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多样化消费的结构越来越明显。市场销售的鸡蛋绝大部分都是未经检验,且生产过程没有严格按照质量控制标准进行,质量很难保证,也不能满足人们希望买到“放心”蛋的要求。
2.3 品牌培育需要进一步加强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省蛋鸡产业也有不少有特色和高品质的产品,虽然有些企业创建了自己的品牌,但是,影响范围有限,知名度很小,目前,无论是生产的鲜鸡蛋还是加工产品,在全国叫得响的知名品牌非常少,一些地方品牌多而乱。
2.4 产业链与养殖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需要建立和完善
蛋鸡养殖业是高风险、低利润行业,由于市场和自然灾害、疫病风险的不可预知性,产业波动频繁,企业和养殖户在经营过程很难保障持续赢利能力。产业链不完整,没有建立同生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中间环节多,交易成本层层累加,使得养殖环节获益明显偏低。
2.5 资源环境约束需要突破
我省目前大部分养鸡场没有配套的粪污消纳用地,缺乏有效的处理措施,中小规模鸡场转型后,规模养鸡场数量将继续增多,集中养殖的家禽数量也继续扩大,而周边环境对养殖粪污的消纳能力却逐步降低,工程处理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造成养殖污染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病死鸡、粪污等无害化处理是目前制约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3 供给侧改革的思考与探讨
根据河北省蛋鸡养殖状况,供给侧改革需要立足“调结构、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增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发展效率,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激活鸡蛋消费多样性的增长需求。
3.1 去产能
纵观全国,按照目前我国鸡蛋需求,商品代蛋鸡存栏应在11~12亿只,而这仅需要35~40万套祖代蛋鸡,2015年全国祖代鸡存栏60余万套,可见我国祖代蛋鸡存栏存在严重过剩局面。我省祖代蛋鸡存栏占全国总存栏的约三分之一,因此,必须与国内同行一起应对产能过剩的局面,首先,要强化政策引导和行业自律;其次,种鸡企业要立足本地,放眼全国,突出特色,主动顺应市场变化,增加有效供给,减少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3.2 调结构
要根据市场需求,推进蛋鸡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第一,实现养殖结构的规模化调整,谨慎发展大规模、超大规模养殖,大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推进家庭标准化规模养殖,引导中小规模养殖场户加快转型。完善产业健康理性发展机制,提高市场准入和退出门槛,使产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减少市场供给的波动性。第二,进行养殖区域结构的合理化布局,以冀中、冀南蛋鸡养殖产业带为依托,根据全省蛋鸡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等条件,确定优势产业聚集区,根据土地承载消纳粪污能力,在禁养区、限养区以外,远离居民区,水电路较便利的区域,优先发展生态型和资源综合利用蛋鸡养殖场,实现清洁生产,切实解决与蛋鸡产业有关的环境污染问题,实现良性循环,给蛋鸡养殖业提供持久、稳定、高产、优质、低耗和高效益的生产环境。第三,品种结构应保持动态平衡,从蛋鸡产业经济最优化的视角出发,根据养殖品种现状和消费需求能力,行业主管部门对各品种相对合理的市场份额加以指引,积极发展生态型、效益型、节约型蛋鸡养殖业,促进各养殖品种从低水平的饱和向高水平的平衡转变。第四,瞄准市场,强化营销,拓展销售区域结构。紧紧抓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契机,瞄准京津巨大的消费市场,提升产品安全质量,提高京津蛋品市场占有率。
3.3 降成本,增效益
第一,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整体水平。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就要利用现代畜牧业科技设施和设备,靠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来解决劳动成本上升的问题,从而降低劳动成本。饲料使用上要开发新型饲料资源,通过建立饲料资源高效利用大数据平台,实施饲料配方技术,改善资源转化效率,降低饲料成本。加强环境控制技术和养殖技术研究,并通过培训、示范等形式推动技术成果转移与落地,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第二,加强良种繁育。加强蛋鸡遗传育种研究工作,提高种禽自主繁育能力,做好种鸡种源性疫病净化工作,改善蛋鸡品种质量,提高生产性能,降低饲养成本。第三,加强信息传递,减少产业环节。摆脱蛋价波动频繁的关键在于及时、准确、有效地传导市场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蛋鸡产业领域中的应用,推动全产业链改造升级。通过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健全物流配送体系,来盘活家禽产业终端销售渠道,降低销售成本。以物联网为重点,大力推广散装饲料,引导饲料厂和养殖场的“厂场对接”,减少产业环节,降低饲料损耗。
3.4 补短板
第一,推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与资源化利用,补齐环保短板。一是坚持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原则,针对我省实际情况,推广蛋鸡场鸡粪资源化利用技术。对大型养殖企业粪污治理,制定和实施准入制度,严格监督管理;对中小规模鸡场户,采取与大型专业有机肥生产企业合作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粪污处理等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二是推广生态环保养殖模式,实施种养结合循环农业示范工程,推动种养结合、生态放养、农牧循环发展模式。三是引导推广使用环保型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降低粪便及有害气体排放量。第二,培育品牌企业,补齐市场短板。我省蛋鸡产业全国性品牌少,地方品牌多而乱,要加大扶持力度、加强示范引导、搞好宣传推介,通过深入实施品牌战略,让产品的品牌形象走进百姓的心中,提高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黏合度,以产品的创新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第三,提高产品品质,补齐质量安全短板。虽然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禽产品需求呈现出差异化的分层现象,但对禽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是一致的。要推动健康养殖快速发展,需从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努力,先进的自动化封闭式养殖设施,除了能提高效率、避免环境污染,还能有效保障鸡只健康,提高免疫力,让鸡群不生病,自然不需要添加抗生素,才能确保蛋品安全。实行严格的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加大饲料质量、兽药残留监测力度,不断提升蛋品质量安全水平。只有设施设备这个硬件与管理水平这个软件都提高了,健康养殖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第四,完善扶持支持、补齐服务短板。一是通过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第三方服务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围绕产业和科技的重大问题,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社会化综合服务;二是政府要强化宏观调控与服务支撑,建立完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让行业发展有章可循;针对扶持政策、公共服务、组织推动与蛋鸡产业地位不适应的状况,全面加强项目、技术、示范、宣传等方面扶持服务,通过强化政府推动,形成更强发展合力。第五,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创新为动力,突破加工约束、拉长产业链条。通过蛋鸡养殖相关产业联动集聚,推动生产要素跨界配置和蛋品生产、加工、销售及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相关服务业的有机整合,最终实现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延伸、产业范围扩大和产业功能拓展的经营方式。
随着“三期叠加”的到来,蛋鸡产业发展也逐步进入一个新常态。我省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蛋鸡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鸡蛋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持续提升我省蛋鸡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2
【热点背景】
文化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其发展不依赖于资源消耗，其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人类的智力成果。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正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但是当前文化产品产能过剩和产品有效供给不足这一突出矛盾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2014年我国故事影片产量618部，2015年有望突破上千部;电视剧在2014年年产达到1万6千集，居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的位置;动画片产量年均20万分钟在世界遥遥领先，比日本产量高出近一倍。但是在中国文化市场上，受追捧的却是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的文化产品，大量的国产文化产品被市场淘汰。是我国文化消费市场乏力造成的吗?事实证明，国产文化精品绝对不缺市场。2015年7月国产影片《捉妖记》、《煎饼侠》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同时上映，优良的品质激发了井喷的票房，创下了史上最红火的暑期档，风头远盖过好莱坞大片;一部古装电视剧《琅琊榜》在各大电视台、视频网站掀起了收视狂潮，拥趸者不少于美剧、韩剧。遗憾的是，真正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还太少，才使本应成为常态的火热文化市场变成一个个文化现象。
根据文化部发布的《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显示，我国文化消费的潜在规模为4.7万亿元，而实际消费仅为1万亿元，存在超过3万亿元的消费缺口。供给侧改革是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将资源要素从过剩的产能中释放出来，来实现同需求之间的平衡。供给侧改革正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综合评析】
文化产业附加值高、产业链延伸潜力大，且具有极强的关联效应和融合特征，既是创新创业的多发领域，也是容易推陈出新，诞生新业态的试验田。与此同时，各种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新兴业态也正呼之欲出，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消费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培育空间。文化创意与制造业、农业、建筑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将全面提升各类产业的附加值。奔驰汽车并不是单纯售卖汽车，而是融入文化使其变成一辆会跑的艺术品。文化产业的融合为传统工艺的改造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新兴业态的孕育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更为日常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因子与文化乐趣。文化与科技和互联网融合，形成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和“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战略，这些强劲因子和活力要素正在渗透到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贯穿到产业发展各方面，日益成为文化发展重要引擎，成为
文化产业形态演进中蓄势待发的催化剂。可以预见，文化产业将是新消费诞生最活跃的领域。
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发力，文化产业的结构性调整目的是要构建健全的文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创新发展的市场氛围，大力激发企业主体的发展动能，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关键是要健全产业要素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做大做强文化企业，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生产提供丰富优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生产促消费。在新一轮供给侧改革当中，尤其需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
(一)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统一
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无论文化产业的形式与内容如何创新，如何惊艳，其背后总有一条不变的底线，即“双效统一”。文化企业的发展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一原则既是对“市场缺陷”的纠偏，又是对文化市场的塑造与引领。文化企业第一位的任务是社会效益，与其经济效益并不矛盾。事实上，只有彰显社会效益的掌声常常响起，才有文化市场的久久繁荣。文化企业承担着文明传承的重要使命，只有将主流价值转化为商业机遇，才能在未来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文化品位不该是被迫的无奈之举，也不仅仅是为满足制度和监管的要求，而应将其转化为企业的一种竞争优势，从而帮助企业顺利进入市场并最终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这就要求文化企业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以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来赢得市场。双效统一，是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必须坚守的原则。
(二)注重顶层设计，政府因势利导
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推动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支撑和保障。文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人才培养体系、人才流通体系、文化金融体系、版权交易与评估体系、文化产品海外推广体系等多方面都需全盘考虑，协同规划与落实。政府的顶层设计尤为关键。通过破除体制性的障碍来促进文化资源要素的结构性调整，首先需要对现有政府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长期以来文化管理职能割裂、政出多门，文化资源无法跨体制自由流动整合导致生产效率不高。尤其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形成文化建设合力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体制障碍必须克服。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简政放权，进一步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引导企业以质量和内容为基准，以更新和多元为目标，不断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政策制定需从大文化着眼，将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发展协调共融，充分发挥文化在“五位一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注重文化生态建设，营造文化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对已出台的文化政策要狠抓落实，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加快构建完善的文化法律体系，逐步放开文化领域的准入，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文化要素市场的建设。充分发挥“双创”政策的引导作用，完善创新创业体系，为创业企业和人才提供更加便捷的平台和优质的服务，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充分借助互联网促进文化产业的升级，实现生产要素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实现供给升级，从而引领潮流，创造新的需求。
(三)健全市场体系，激发产业活力涌流
着眼供给侧改革，最终是要实现高效、高质的文化供给。企业作为文化市场的主体，需当仁不让地担当起文化产品供给的责任。国有文化企业理应做大做优做强，更好地服务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目前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意见明确建立健全严格的市场退出机制，对内容导向存在严重问题或经营不善、已不具备基本生产经营条件的国有文化企业予以关停。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倒逼国有文化企业自我改革，提高文化供给效率，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文化风尚的企业使命。民营文化企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具有机制灵活的优势，在吸纳就业、创新技术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文化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因此需要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的保障机制，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当中优胜劣汰。此外，伴随着我国持续对外开放的政策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需引导企业转变观念，更新思维，鼓励和支持企业大胆地走出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提升自身的生产和经营水平，同时积极引进国外的资本、技术、人才，促进我国文化企业供给水平的提升。
(四)双轮驱动，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
出版产业供给侧改革初探 篇3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同质化；去库存；编辑力；生产要素
【作者单位】何显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表示，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减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对于出版产业而言，出版供给侧改革是指通过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措施、方法破解出版难题，促进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快出版企业的现代化市场进程。具体来说，出版供给侧改革就是从出版的源头——图书选题的策划开始，通过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出版产品的载体形态（纸质、电子等）、内容和传播方式（微信、微博和纸质等）等，激发出版单位的活力和创新意识，从而推动出版产业的整体发展。
一、出版产业当下主要存在的问题
1.炒现饭——版权已过期图书受追捧
版权已经过期的图书，由于经过了几十年的品牌积累和作者资源聚集，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出版单位出版这些图书，一方面不需要支付版税和稿酬，可以无偿出版；另一方面也不需要另起炉灶，造势营销。尤其是一些经典古籍名著，一经推出便可受到读者的热捧。“炒现饭”这种出版经营方式，从短期看，似乎节省了成本，但从长远看，不利于调动出版单位的积极性，容易使出版单位逐渐丧失出版创新意识和选题策划能力。
2.频撞车——出版图书品种过于雷同，同质化现象严重
少儿读物和教辅教材是我国出版产业占比较大的两个板块，也同样是出版单位竞相角逐的收益战场。不论大学出版社，还是综合类出版社；不论是教育类出版社，还是经济类出版社，似乎都想在少儿出版和教辅教材的大蛋糕上分一杯羹，却忽视了出版社自身的品牌建设和特色发展。在图书选题策划中，这些出版社缺少基本的调查研究过程，盲目跟风现象明显，大大削弱了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和公共职能，从而制约了其盈利能力。
3.高库存——高品种与低动销的产物
我国每年出版物品种均呈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年均出版图书近45万种，新书近25.6万种，居世界第一。但是，高品种并未带来高码洋和高收益。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报告显示，2004年以来的10年间，出版业库存只有2009年出现过一次下降，其余多年库存均呈上升趋势。2014年，出版产业纯销售额777.99亿元，库存为1010亿元，形成倾斜严重的倒挂之势。2015年，相关行业零售数据监测数据显示，相较于全国45万余种图书品种，实体书店上架率较低，而上架图书动销率也基本保持在20%～30%，最畅销图书也低于40%。造成如此巨大库存量的显性原因是实体书店的动销率和上架率持续走低，而解决高库存问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印数管理问题。
4.弱机制——信息化管理滞后，联动机制缺乏
我国出版产业虽然已完成了转企改制，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一定距离，市场化和现代化水平还较低，尤其在企业发展信息化、平台化和标准化的当下，出版产业内容组织能力和联动机制均未建立，组织学习力不强，信息化程度较低，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出版融合形势和数字转型机遇，难以实现有效的出版单位流程再造和结构整合。这使得出版社与实体书店产业链上下游信息脱节、书店与读者市场脱节，从而难以有效判断出读者需求，延长了供给时间，加大了供给成本。
从以上出版供给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造成供给矛盾的根本问题在于供给方（出版单位）盲目生产、跟风生产，使得大量图书脱离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导致图书难以销售，形成高库存。而高库存在无形中又进一步给出版单位带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成本压力，这些无效生产对于轻资产的出版单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最根本的路径就在于实现有效供给，高效出版。
二、出版供给侧改革的三个方面
从出版产业链看，出版行业要实现有效出版，可以从内容质量、渠道建设以及库存管理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1.提升出版品质，充分发挥编辑力
出版产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被业内人士形象地称为“有高原，无高峰”。所谓“高原”是指代表这个时代的普遍水准，即一个又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出版作品堆积，形成了出版产业的文化高原；而“高峰”则是建立在普遍高原之上的，是多个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品集合而成。作品多但精品少是我国出版市场的现状。同时，我国在拥有多个文化高原的同时，还存在部分迎合少数人低级趣味的作品，成为危害社会的潜在危险。所谓“好书不少，垃圾更多”即指如此，严重阻碍了出版业冲刺文化高峰的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严格把关出版方向，提升出版品质的第一道关口是图书编辑。因此，图书编辑在出版产业的供给侧改革中应有所担当，有所作为。首先，图书编辑要克服浮躁心理，做好摸底调研，争取做精品，用理智的思维、敏锐的眼光和耐得住寂寞的心态从事编辑工作。图书编辑可以通过逛实体书店、浏览电商平台和阅读行业信息等方式，了解出版趋势，掌握读者的阅读需求、喜好以及购买心理和特点等，细分读者市场，避免读者需求与图书出版脱节情况发生。其次，在选定选题后，图书编辑要在编校质量和产品设计等方面下功夫。出版单位应降低品种数，编辑应注重作品品质，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个编校环节。再次，当前，多数出版单位均将图书收益与编辑绩效挂钩，使得编辑不得不考虑图书的发行成本、销售码洋等除编辑图书以外的工作。降成本，既可以在营销手段方面做加法，也可以在纸张、工艺方面做减法。编辑应从选题策划开始，将营销理念贯彻始终，避免高定价、大开本和华而不实的“注水书”，以服务读者、便于阅读为宗旨，合理控制图书成本，努力提升内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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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渠道建设，打通改革关节所在
出版产业面临着销路不畅、库存量大等问题，一方面是出版内容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有渠道不健全的因素。一些出版单位拥有一流的出版产品，销售渠道建设方面却相对被动和滞后。如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出版的图书，无论品质还是种类均属全国一流，但却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目前，中国出版集团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通过“百店千柜”工程，在各省市新华书店建立中国出版集团专属柜台，销售优质图书。与此同时，长江出版传媒董事长潘启胜也正在通过湖北省的全民阅读工作，加快企业渠道建设，对接需求侧。他表示，长江传媒拟每年出资500万支持实体书店建设，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建设300家县市级特色书店。打通渠道，保证出版产品与读者市场的充分对接，是解决出版产品“滞胀”的有力抓手。
3.健全库存管理机制，优化生产要素
去库存是出版产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去库存方面，我国一些出版单位颇具特色。例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设计的“四维库存测评管理系统”，自该系统投入使用后，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集团年均销售额涨幅达20%，同时库存增幅连续三年低于5%，呈现明显的收缩态势，实现了企业的良性循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表示，2016年，集团将继续深化库存管理，建立健全库存管理机制，强化约束机制，从源头防控库存风险，把库存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在加强库存管理的同时，出版企业还应该对内部各生产要素进行整合管理。出版产业的供给侧要素包括出版人、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制度、创新等核心要素。出版产业应该从结构优化的角度，以创新为核心，综合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产业跨界等多要素进行考量，选取最合适的发展路径和供给体系，提质为主，减量为辅，持续进行改革发展。
需求是经济发展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满足需求是实现经济发展和促进文明演进的关键所在，满足需求的过程就是实现供给的过程。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对出版产业而言，过去多年的出版习惯和体制约束导致出版产品逐渐满足不了读者市场的需求，丰富的出版产品供给与多样的读者需求难以有效对接，出版产业的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1] 魏宇. 供给侧改革的认识误区 [J]. 商业文化，2016（2）.
[2] 龚牟利. 供给侧改革：解决出版“滞胀”抓手[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03-08.
[3] 朱克力. 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4] 于殿利. 以供给侧改革促进出版产业市场现代化[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03-18.
[5] 李滢. 图书编辑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为[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6-04-01.
[6] 倪成. 发行集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有效供给重新定义发行渠道[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6-03-29.
[7] 滕泰，范必. 供给侧改革[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4
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在会议中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高等学校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生师比不高、万元财政投入培养人数较低、课堂教学质量总体状况堪忧、教师人均科研经费较低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较低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财政资金的“供给侧”密切相关。本文基于社会发展对广西高校的要求,从广西高校财政资金“供给侧”角度出发,探索广西高校财政资金的改革途径,从而支持社会“需求侧”对广西高校专门人才、科研成果、教育服务和文化需求的需要,不仅能完善广西高等教育体系,还能为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长远的教育支撑。
1 政策回顾
自2015年11月以来,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频繁出现“供给侧”改革一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了“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11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等许多国务院部委领导人也在不同会议上指出要“加强供给侧改革”。
根据2011年3月23日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财政部与教育部一同修订了《高等学校财务财务制度》,目的在于加强对高等学校的经济监督,有利于高等学院财政资金的科学化管理。在《指导意见》中,高校按照其社会功能被划入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类,并且根据资源配置方式、服务对象及职责任务又将高等学校划分至事业单位明细分类下的公益二类。高等院校在增强院校综合实力、建设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等公共支出方面,国家会在财政资金上给予支持。2013—2015年,广西全区教育财政资金与总财政资金支出分析见表1。
根据表1分析,在广西全区财政公共支出中,2013—2015年,广西财政教育支出合计2 054.48亿元,占2013—2015年广西财政总支出10 744.60亿元的19.12%,并且逐年增长,表明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高校财政支出是教育支出的重要支出。当前,广西高校财政资金管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管理好广西高校财政资金,实现绩效评估、控制成本费用支出、满足社会综合效益需求,就需要在广西高校财政资金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 广西高校财政资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1 广西高校财政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架构
社会对广西高校的需求体现在专门人才、科研成果、教育服务和文化需求等多个方面。广西高校财政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流程中,本文认为广西高校财政资金支出应分为综合实力建设资金、师资队伍建设资金和人才培养资金3个维度,通过这3个维度的“供给侧”改革来提升广西高校教育的综合实力、壮大师资队伍和提升学生个人发展能力,从而满足社会需求侧对广西高校专门人才、科研成果、教育服务和文化需求的需要。结合广西高校的社会功能与财政资金对广西高校专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性,本文形成如图1所示的广西高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架构。
根据我国高校普遍意义上采用的指标评估体系和广西高校的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了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权重,所有的权重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说明权重是合理的、可接受的。选择的具体指标及其权重见表2。
本文从17个三级指标中选取了占主体地位的财政支出乘数、生师比、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等6个三级指标,选取比例占总数量的35.29%,选取权重占总权重的62.00%。35.29%的数量占总权重的62.00%,表明选取的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能够作为广西高校财政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探索方向。
注:数据来源广西财政厅官网。
2.2 高校综合实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途径探索
2.2.1 建立财政支出乘数“供给侧”管理体系
目前,广西高校财政支出乘数计算基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本文在文献综述中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具有短期性的弊端。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长期性,因此在财政支出乘数的计算方面也应选择新的计算依据和计算方法。第一,做好财政资金支出数据统计,广西各高校都应统计出长期精确的财政支出报告;第二,采用乘数较为稳定的DSGE、VAR等模型计算支出常数和模拟乘数变化趋势;第三,根据新依据和新模型计算出的财政支出乘数预测未来乘数变动情况,用以调节未来广西高校财政支出政策的强度。
2.2.2 改革高校薪酬分配制度
广西高校吸引科教人才的方式有3种:事业、待遇和情感。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待遇成为广西高校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也是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因此,广西高校提高生师比、优秀教师占教职工比等指标关键在于改革薪酬分配体制。要主动探索与学术研究、党政管理、教育教学规律相适应的基本工资制和薪酬增长机制,防止功利性的绩效追求。在竞争和激励的原则下,实行以岗定薪、优劳优酬的薪资分配方式,使薪资分配向高层次人才适当倾斜,实现一等人才、一等贡献和一等报酬相结合,有效地强化竞争和激励。同时,还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7],抓关键,突重点,强激励,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要完善绩效工资制度,将行政人员、教学人员收入与其实际贡献和工作业绩相挂钩,将高校财政资金“供给侧”分配总体水平与高校完成社会“需求侧”目标任务相挂钩,实行一等贡献、一等业绩、一等供给、一等分配。
2.3 师资队伍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途径探索
2.3.1 进行教学科研组织方式改革
广西高校应适应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要求,首先要改革广西高校教学科研的组织方式,推动用人机制和岗位设置双向改革、协同创新。其次要建立党政、行政和科教三方协同议事机制,明确决策、行政、管理和监督等相关部门人员职责,明确界定学校与二级学院的取职责权限,发挥党支部、学术组织、工会组织等团体的积极作用。最后要完善高校内部行政管理结构,建立一套更加符合高校自身特点的监督管理体系,形成以教学利研为中心的有效运行体系。赋予二级学院科研教学组织、个人更多的自主权,在学校层次解决监管、规划等战略方向性问题,并且对基层教科组织、人员实施监管,使用人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2.3.2 加大力度整治学术不端行为
广西高校应根据《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和《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等规章制度,调动校内多个行政监管部门制定发布《学术不端行为管理通知》。该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校内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管机构、处理机构及其具体职能;②学术不端行为的定性分类和定量标准,比如区分剽窃观点、过度引用和整体剽窃的界定标准;③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处罚依据,比如校内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与其工资绩效、职称相挂钩,处理处罚的步骤、方式和追究时限等;④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流程的修订条件、程序和方式;⑤对举报学术不端行为者的保密和奖励制度。
2.4 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途径探索
2.4.1 建立以实践交流和创业指导为中心的广西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南开大学GENS-BOX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打造创业就业服务和项目预孵化实体平台、清华大学的多元主体全流程参与的“三位一体、三创融合”模式、武汉理工大学的“三层互融、三级递进”方式等成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经验[8]。本文认为,广西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分为4个模块:①创业服务模块为有意愿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政策、项目咨询及办公场地、办公设备支持,帮助想创业的大学生顺利创业;②创业交流模块提供办公的基础设施,同时配合沙龙、餐饮、娱乐、项目展示等服务,通过进行各式的自由交流活动,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热情;③创业实践模块为想尝试创新创业的广西大学生提供真实的项目实践机会;④创新创业成果展示模块为成功创业和有重大创新成果的大学生提供一个项目成果展示平台。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可以为有创新想法和创业意愿的大学生提供创新创业指导、政策咨询、项目实践等服务,帮助其制订创新创业发展计划,并构建一个资源共享、共同成就和发展共促的创业平台。
2.4.2 建立参与学科竞赛经费保障机制
广西高校不仅要树立创造能力意识,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还需要高校从多维度来建立一套完备的学科竞赛经费保障机制。①在赛事的宣传方面,加大力度,确保每位符合参赛条件的学生都收到竞赛通知,通过比赛准备期间定期举行竞赛研讨会,在赛前举行动员大会,赛后进行总结大会来提升学生参赛意识,扩大比赛受益面,鼓励学生参赛;②在比赛过程中,学校必须提供经费、场地、教师、设备和政策等各方面的支持,让参赛学生在比赛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③对每次竞赛都要进行经验总结,提高比赛质量。同时,各个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举办不同层次的辩论赛、数学建模竞赛、演讲比赛、学术报告会、商务情景模拟大赛、电子设计大赛、手工制作大赛等比赛,在团队比赛中,鼓励学生跨年级、跨专业组织队伍。从多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团队协作能力,不断激发高校学生的创新、实践和科研潜力。
3 结语
“供给侧改革”是目前我国经济转型的主流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飞速的发展的同时,在供给方面累积了大量的结构性障碍。广西高校作为提供社会人才、教育服务的重要主体,以财政资金为起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刻不容缓。本文在综合实力、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方面深入开展“供给侧”改革具有长远的战略性影响,对完善广西高等教育体系,促进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长远的教育支撑。
摘要：根据社会“需求侧”对广西高校科研成果、专门人才、文化需求和教育服务的需要,文章从广西高校财政资金“供给侧”角度出发,在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高校综合实力、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对广西高校财政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进行探索。主张通过建立财政支出乘数“供给侧”管理体系、改革高校薪酬分配制度、进行教学科研组织方式改革、加大力度整治学术不端行为、建立以实践交流和创业指导为中心的广西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建立参与学科竞赛经费保障机制等方法,推动广西高校财政资金合理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社会提供长期的教育支撑。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财政资金,广西高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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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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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民网.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EB/OL].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29/163/20021225/895192.html,2002-12-15.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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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与改革供给侧 篇6
去年底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近来已经成为会展业热议的话题。近日在上海举办的“产业会展高峰对话”（以下简称“峰会”）上，许多业内人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观点和看法。不过，在笔者看来，虽然各位大佬的观点貌似围绕“会展供给侧改革”，实则讨论的是改革会展供给侧的问题。这两者的差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对调的文字游戏，我们要谈会展供给侧改革，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尽快降低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中期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长期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由上述理论可知，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绑供给身上的束缚，通过释放供给活力、增加供给的手段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具体到会展业，所谓的会展供给侧改革应是通过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降低主承办单位及场馆等供给侧单位的运营成本，增加展会项目供应和场馆供应。然而事实上，中国会展业的场馆供应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前面提到的“峰会”认为，一些城市十分重视会展业的拉动作用，建了一批豪华展馆出来晒太阳，并指出缺乏产业支撑的会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对于这个结论的前半部分，笔者完全赞同，业内许多学者和业者也大多认为我国会展场馆普遍过剩，总体利用率极低。不过，对于由此得出的结论，即会展业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笔者则有不同看法。笔者以为，这恰恰说明会展业不能盲目进行供给侧改革，会展业需要的是改革供给侧。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供给侧改革与改革供给侧的区别
供给侧改革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强调的是围绕生产要素，在宏观政策上做文章，解放供给端生产力，刺激经济发展；而改革供给侧则是一个微观而具体的经济方案，是围绕供给侧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或现象进行改革，扭转产业链上游领域的劣势，从而实现产业优化的目的。具体而言，两者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两者作用范畴和辐射范围不同，供给侧改革辐射整个宏观经济，改革供给侧则必须具体到某一具体行业。
二，两者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供给侧改革致力于整个经济的繁荣发展，而改革供给侧则是为了实现某个行业或产业的优化发展。
三，两者具体做法不同。供给侧改革主要通过对宏观政策的改革如减免税收，降低劳动成本等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进行改革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而改革供给侧则是针对供给端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治理以达到更好发展的目的，这种治理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也可以是行业或企业自发进行的。
对会展业而言，目前业内谈到的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对供给侧存在问题的改革，其实质是改革供给侧。比如，在前面提到的“峰会”上，有人提出，尽管我国会展业规模与体量很大，但是许多主办单位不重视创意策划，因此很难出现让世界惊喜的全球顶级大展，会展业的供给侧改革应予以重视。诚然，这位同仁说的情况的确存在，我国会展业的确长期存在重规模、数量，轻创意、质量的问题，这也确实限制了展会品牌化的发展。但是，笔者窃以为，这是属于改革会展供给侧的范畴，而非供给侧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的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这一解读，政府市场化改革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而这一点，会展业早已先行一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各地精简会议论坛的同时，关于政府型展会市场化改革的尝试和探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我国会展业正在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力量越来越重要。所以说，目前我国会展业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中，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供给侧。
会展业需要的是改革供给侧
正如峰会上很多嘉宾谈到的那样，我国会展业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都集中在供应端，也就是产业链上游的主承办和场馆方面。因此，笔者以为，与其把一个经济热词硬往会展业身上套，不如找准症结，从改革供给侧入手规范行业发展，促进会展业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会展业需要改革供给侧的以下方面：
一，办展单位要改变重招商轻服务，重规模轻创新的传统发展模式，加强创意创新，走精品化、高端化路线。我国目前展会数量和规模都很可观，但是国际一流的展会却为数不多，仅停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这与展会偏重规模，缺乏创意和跟风办展等行业不良现象有关。作为会展活动链条的顶端，主办方的品味和追求决定了展会的品质和前景，因此改革会展供给侧要从改变主办单位的办展习惯开始。
二，明确办展单位和场馆方的职责及其服务标准。作为会展供给侧的2个主要方面，办展单位和主办方的职责和服务都缺乏统一的标准。以主办单位为例，主办方是否应该对展商行为和资质进行监管和筛查，目前业内并没有强制规定，各主办单位的做法不尽相同，各行其是。而在展馆服务方面，很多展馆都有其个性化的规定，如水电费的收取标准，进场搭建的时间控制，对搭建商资质的筛查等等，也都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标准是行业进步的关键，会展业改革供给侧应注意这一问题。
三，理性看待会展业的拉动作用，在建设场馆时应充分考虑当地产业基础和市场容量，避免场馆过多过滥，遏制场馆增量，提高场馆利用率。当前我国供应整体过剩是必须直视的事实，决不能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制定税收优惠、增加土地供应以扩大场馆供应。相反，政府应该从供给侧加强管制，收紧供应，防止资源进一步浪费。
当然，并不是说会展业在供给侧改革规律下就无所作为，实际上，正如前面说到的，会展业其实早已开始供给侧改革的探索。政府的退市，展会的市场化运作，放宽展会审批权限，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会展资本的活跃等等，这些都符合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关于供给侧生产要素的描述，属于会展业自发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而有些供给侧改革，如增加土地供应扩大场馆建设，则与行业发展实际不相符合，不能随意而为。总之，供给侧改革不可一概而论，会展业没必要盲目跟风。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7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全要素生产率
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增速告别9%以上的高速增长,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形态上呈现出一系列新问题与新特点。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由过去的注重“量”的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质”的增长,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做好蛋糕”[1]。国家“十三五”规划强调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实选择,是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旨在从供给端出发,提升生产要素效率,优化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提出,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关键,坚持去产能、调结构,构建以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推进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我国产业发展逻辑,建立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 文献综述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各产业的不断调整,促使经济协调发展,以达到一种高效率、资源配置合理的状态[2]。一般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业间资源要素配置合理,产业结构供求平衡的一种动态过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体现有所区别[3]。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指产业主体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一种过程[4],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律和库兹列茨法则可理解为: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所占比重的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最终第三产业占主导[5]。
如何衡量和测度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和程度,是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目前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产业结构相似度测度方法[6]、DEA测度方法[7]、协调指数方法[8]、投入产出模型[9,10,11]、产业结构有序测度模型[12]、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13,14]、KLEMS体系[15]以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6,17]等方法。由此可见产业结构优化的测度大致分为指标体系测算与计量模型测算两类,由于指标体系测算过程中对指标体系的选取有一定的主观性,本文运用计量模型的方式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评价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又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呢?国内学者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术创新[18,19]、人力资本投入[20]、专业化分工[21,22,23]、外商投资[24]、金融支持[25,26]、财政政策[27,28,29]以及政策制度[30,31,32]等。通过整理发现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资本投入、劳动力供给、技术创新、政府支持等几大类,由于政府支持方面指标数据的不准确性,本文基于供给因素的角度,从资本投入、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创新三大方面分析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全面改革进入“深水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拉动乏力之时,从供给侧改革视角破解产业结构优化难题,将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我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梳理基础上,试图从供给角度探析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路径与机制。
2 供给侧改革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性
2.1 产品供需错位导致产能过剩
当前,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现行市场产品供给不良之间的矛盾逐渐加重,另外,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消费结构畸形,结构性产能过剩日益恶化。首先,由于国际经济疲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乏力,钢铁、电解铝、水泥、炼油等行业供过于求;其次,由于生产方式落后,产品工艺、质量与国外产品还存在一定差距,致使市场大量充斥着廉价无用的产品;另外,201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469,贫富差距日益加剧,消费结构异化严重,且储蓄率高企不下,出现“有钱不敢花”的怪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化解产能过剩,就必须优化产业供给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引导消费偏好。
2.2 产业结构失调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有很多产业是以有悖经济成长逻辑的方式在发展,这种发展越过我国客观国情约束,以拔苗助长的方式拉升工业比重,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现如今,我们深受雾霾的折磨,很大一部分责任要归究于此。同时,由于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势必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延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为了保持GDP增速,又进一步加大对这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投资,所形成的产业发展恶性循环又会导致产能过剩加剧。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生产效率。
2.3 生产成本高企导致创新不足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缓解了就业压力,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多地出现“用工荒”现象。另外,我国高消耗、高污染企业比重较大,对自然资源的损耗较大,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企业节能减排成本加大。因此,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
3 我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及其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33]。鉴于此,我国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扩大,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产业结构逐渐优化趋于合理化。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提高,就要求产业结构随之优化升级以适应生产力和需求的发展。
3.1 产业结构总体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较大。从整体上看(见图1),第一产业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27.90%下降到2014年的9.20%,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所弱化;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降,由1978年的47.60%下降到2014年的42.70%;第三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且上升较快,由1978年的24.50%上升到2014年的48.10%,在1985年所占经济比重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产业结构明显改善,逐渐趋于合理化,大致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分阶段看,按照钱纳里产业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至1985年,我国产业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产业结构以现代化工业为主,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1985—2012年,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且第三产业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我国开始逐渐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第三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开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3.2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从绝对数看,我国劳动就业人员逐年递增,1978年,我国就业人员数量为4.01亿人,到2014年达到7.73亿人。36年间劳动就业人口增加了近1倍,也正是如此巨大的人口红利,助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产业结构来看(见图2),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70.53%下降到2014年的29.50%,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当中,由此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分别有1978年的17.30%、12.18%上升到2014年的29.90%、40.6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1995年超过第二产业,就业结构由“一、二、三”转变为“一、三、二”;到2011年超过第一产业,就业结构由“一、三、二”转变为“三、一、二”;到2014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就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上述变化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劳动力结构变动趋势。
3.3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
从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见图3),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其中最低的为1980年的-0.490%,而1990年高达40.50%,之后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在10%以下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小,也是我国第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长期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大于50%,198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5.7%。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到2014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10%超过第二产业的47.1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4 基于供给侧改革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分析
4.1 模型假定
供给侧改革重在促使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创新等资源要素被配置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部门。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出发,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推动供给的主要因素包括3个方面: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鉴于此,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t表示时间,W表示年产业结构优化,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u为随机干扰项。
4.2 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由于西藏数据部分缺失,本文选用1993—2014年除西藏地区外的我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区)历年统计年鉴。实证分析使用的是Stata13.0统计软件。
(1)产业结构优化(W)。目前测算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主要有Moore值、K值、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等,本文采用产业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借鉴付凌晖[13]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假定产业结构高级化值为W,将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作为空间向量的一个分量,构成一个三维向量X0=(x1,0,x2,0,x3,0),再分别计算X0与由低层次产业到高层次产业排列的向量X1=(1,0,0)、X2=(0,1,0)、X3=(0,0,1)的夹角θ1、θ2、θ3:
最后,定义计算产业结构高级化值的公式为:
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值(W)越大,则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越佳。根据我国1993—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利用公式(3)计算出我国30个省(市、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值。结果表明,1993—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经济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二、三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提升。另外,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从东部率先发展到西部大开发再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等,造成地区间产业结构不平衡,差距明显,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2)资本(K)。资本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条件,通过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合理配置来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运用资本存量来衡量资本供给情况。全国各省(市、区)1993—2014年的资本存量K采用单豪杰根据永续盘存法(PIM)得到的资本存量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Kt表示报告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基期资本存量,It表示各省(市、区)固定资本形成额,Pt表示各省(市、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δ表示折旧率(δ=10.96%)。
(3)劳动力(L)。劳动力是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要素,本文采用就业人员来衡量劳动力供给情况。劳动投入为全国各省(市、区)1993—2014年年末从业人员L(万人)。
(4)技术创新(T)。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不仅决定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还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速度,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创新情况。产出Y为全国各省(市、区)GDP(亿元)。为消除价格影响,GDP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换算成的不变价。
假设我国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aK和a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生产函数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两边取对数,得:
当规模报酬不变时,即aK+aL=1时,有:
通过对式(6)和式(7)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K=0.652 3和aL=0.347 7。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全国30个省(市、区),因此在进行具体的回归估计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由式(5)变化,定义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it为:
根据1993—2014年各省(市、区)GDP、资本、劳动力数据,利用公式(8)计算出我国30个省(市、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1993—2011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2011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这与罗良文[34]等人的结论一致。从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全国呈现出由东至西不断递减的局面。
4.3 实证分析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异方差性,对变量取对数处理。由式(1)得到:
4.3.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面板数据的非平稳所造成的“伪回归”问题,在做面板分析之前首先对实证面板数据进行了面板数据平稳性检测。本文所运用的是单位根检验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是在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延伸起来的,它综合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特征,能够更加精确、直接地推断单位根的存在。面板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为相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这种检验方法是假定面板数据中的各个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这类检验方法包括Levin,Lin&Chu(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二是,为不同根情形下的单位根检验,这种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中的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这类检验方法包括Im-Pesaran and Shin(IPS)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等。本文运用这两类方法对上述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所涉及变量均为一阶差分趋势平稳变量(见表1)。
注:1)△表示一阶差分;2)括号内的数据为概率值P;3)单位根检验方程中均包括个体截距和趋势
4.3.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信息产业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必须对序列组合继续进行协整分析,以判断线性组合的平稳性。
协整关系表达的是两个或多个线性增长量相互影响及自身演化的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Fisher检验、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本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对变量面板数据进行协整分析(见表2)。通过表2可以看出,运用Kao检验方法、组内Panel ADF、Panel v、Panel PP和组间Group ADF、Group PP统计量均通过了5%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W)与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
注:1)***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的数据为概率值P;3)Pedroni检验法中检验方程均包括个体截距和趋势
4.3.3 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之前,运用F统计量检验对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选择。F统计量定义为:
其中SSEr表示约束模型,即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Eit表示非约束模型,即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非约束模型比约束模型多了N-1个被估参数。
通过F统计量检验,全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均拒绝原假设(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所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合理。为减小模型的异方差,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见表3)。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格括号中标注的是t统计量。
从表3结果可知,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显著,从结果上看,模型变量对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1)从全国来看,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劳动力供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有所减弱。这符合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提升的演进规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长期以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就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注重资本的积累,使得资本在产业结构优化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同时应注意到,我国资本还相对匮乏,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在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程度最大,中部地区最差,这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W)表现一致。东部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国产业结构层次最高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资本要素同样作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因素,而劳动力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不足。与此相反,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弹性为负,而劳动力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最大,这与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充裕相关,中部地区虽只有八省份,但劳动力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33.88%,远高于西部地区11省(市、区)的26.77%。西部地区虽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程度最大,但其弹性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对其产业结构优化为负,这与其劳动力流动相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净流出前20名城市中,西部地区占据一半,其中重庆人口净流出居首位。总的来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最佳,中西部次之。对于东西部地区而言,劳动力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因素,而其对产业结构优化贡献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技术创新人才相对较少,劳动力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还不能发挥其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显著作用。同样,中部地区要发挥其劳动力优势,更应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劳动力与技术创新的融合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探讨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变进程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经济发展要求提高产业结构水平,改善产业结构比重,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本文的研究结果再次表明推进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必和紧迫性。就产业结构优化效果来看,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1990年以来,产业结构水平呈快速提高的趋势,表明随着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统计结果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受到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的影响,且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在不同区域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总体来看,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正相关,且随着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呈递增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资本投入增加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劳动力投入与产业结构优化呈负向关系,说明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必须从供给侧的角度入手,优化生产要素供给结构,调整人才结构、改善资本供给结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8
供给侧改革目标的提出就是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而提出来的。用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的思路,不同于过去原有技术、原有产品依靠投资拉动、出口带动和消费带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路,即过去经常提到的投资、出口、消费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
用创新驱动改善供给来创造新的市场需以求确保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是我国企业必然要承担的重要任务。如何实现供给侧改革并有效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全力发展创新型产业集聚区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1 有关产业集聚区的理论综述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的概念。他提出产业聚集的作用一是可以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业的发展;二是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形成一个有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以满足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三是产业聚集可以产生溢出效应[1]并使聚集区的企业从中获益。
迈克尔·波特在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提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竞争优势必须具有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而且这些产业能够在一定的区域中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在这些产业集群中也必须有一批创新型产业和辅助产业群的强大支撑,只有这样所存在的产业集聚区才能取得竞争优势,才能成为创新型产业集聚区[2]形成的催化剂。因此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必须要促进创新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只有如此才能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2 现阶段产业集聚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新型事物。所谓的产业集聚区是指由政府统一规划,集中一批企业形成资源相对集约,利用并能整体提高效益的区域。从产业集聚区已形成的类型上看,产业集聚区的形式主要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区、现代服务业园区、科技创新园区、加工贸易园区和高效农业园区等多种形式。不论何种形式其基本上要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企业(项目)要集中布局;二是产业要集群发展;三是资源要集约利用;四是产业配套功能要集合构造。
2.1 产业集聚区内传统产业集聚过多
如有的地方的产业集聚区内集中的是服装鞋帽、食品、电子元器件装配、手工艺品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是资源密集型的产业。
2.2 产业集聚区内能具有主动创新能力的企业较少
从一些已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来看,进入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引进技术型企业,这类引进技术型企业虽然能改善许多地区技术基础落后当地缺乏技术积累的情况,但由于这类集群中的大部分企业其技术并不具有基础的核心技术,许多企业在长期的引进中也没有实现其二次创新的目标;二是引进项目贴牌生产型企业[3]这类企业主要是当地政府为解决土地资源利用和改善税源结构或优化闲置仓库,厂房、场院等资源问题而引进的外资项目。上述产业集聚区中的大多数企业都缺乏从事自主创新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类企业没有自已的核心技术与品牌,因此它们只能长期通过不断地降低产品加工费用等方式来维持经营,一旦面临市场需求变化外部订单减少,企业就开始处于冰冻僵硬状态。
2.3 产业集聚区服务功能设施不配套
有的地区产业集聚区在规划建设初期,没有注意生活配套设施的布局安排,造成一些产业集聚区生活配套设施不健全。一些基础性的文体和商业配套及公共服务保障不足,特别是一些文体活动中心、如健身房、商场、医院和菜市场不能就近服务,加之一些劳务、法律、广告、设计、管理咨询等中介服务业服务也跟不上。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招人和留人的困难,也变相影响了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招商引资的发展。
2.4 政府对产业集聚区的管控能力不能精准到位
产业集聚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产业集聚区的政府管理部门对产业集聚区的管控不精准、不到位[4]。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进入产业集聚区的项目不管是什么只要能暂时注入资金就一概接收,而不是考虑这类项目的技术先进性、长远性及经济的合理性;二是不能从整体产业布局方面对该产业集聚区在对整个地区经济的比重上优化布局。没能突出各集聚区既要突出自身特色、突出产业升级,又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产业链接和配套功能;三是一些地方缺乏建立由发改委、商务局、工信局、国土局、规划局、环保局等部门参加的产业集聚区招商入驻项目协调监管小组;四是一些地方没能发挥企业协会作用,去引导企业抱团发展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
3 以供给侧改革为引领推动产业集聚区创新发展
3.1 以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集聚区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从目前一些地区现有的产业集聚区内部结构上看,传统产业、成熟产业占有较大多数,新兴产业能重新创造市场新需求的产业较少或基本没有。如何优化产业集聚区项目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用供给侧改革对现有产业集聚区内的项目资源进行结构性调整,促进原有产业结构优化,这是今后要做的一项主要工作。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创造条件,改善供给并放松对供给的不合理约束和抑制。因此要能够增强新的供给就必须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重点要发展能够创造新的需求的产业,目前这些产业主要集中在一是知识产权领域;二是信息产业;三是文化产业;四是金融领域;五是各类服务业等五大产业领域。这五大产业要调整到位就必须依靠供给侧改革来优化产业集聚区现有的产业结构,并以此来达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目标。
3.2 重点抓好产业集聚区内的创新资源集聚
要改变过去招商引资中出现的“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的局面,在以后的产业集聚区的招商引资过程中要紧紧抓住创新资源集聚这一主题。集聚过程中首先要面向国际、国内引进和发展一批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企业或一些行业中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如对我国最大的农机企业之一中国一拖集团公司就应鼓励和支持其全力发展农业装备智能化产品,以此促进中国农机工业转型升级;其次要注意引进一些与上述产业或企业相关联或配套地有实力的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的重点实验室施行科技支撑;第三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通过产业优化资金支持、鼓励上市融资等方式予以重点扶持。
3.3 要建立对产业集聚区创新型资源集聚的考核指标体系
各产业集聚区创新型资源集聚的效果是否能确保到位有效,可以从引进企业所拥有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数量、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与增加值的比例、企业新产品占企业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企业已拥有商标、专利、专业技术的数量及当地政府对产业集聚区的财政科技支出与当年财政支出比例、产业集聚区内各类研发机构数量、产业集聚区内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加速器企业数量、创投机构当年对企业的风险投资总额、企业当年完成的技术合同交易额、产业集聚区创新的国际化、产业集聚区内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情况等方面建立产业集聚区创新资源集聚效果考核指标体系。
3.4 建立退出机制实行产业集聚区内企业能进能退
企业有进有退在市场经济大浪潮中实现优胜劣汰,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近些年许多地方为了产业集聚区能顺利招商引资,出台了各种优惠条件和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地生根对当地的招商引资企业落户和产业集聚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已建成的产业集聚区也对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然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一些产业集聚区并没有创造出好的业绩,对地方经济发展也没有起到支柱作用。尽管集聚区内的一些企业已经处于关、停、并、转的边缘,但由于政策还在各项补贴还有,造成现有产业集聚区内的这类企业不愿意或不能够退出已进入的区域范围。这不仅浪费了一些地方的有限资源而且还降低了产业集聚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因此要使产业集聚区能进一步大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产业集聚区企业能进能退机制,从而优化产业集聚区企业结构。
3.5 完善产业集聚区各项配套设施提高综合服务水平
产业集聚区能否做大、做强、做精、做专各项配套设施的补充与完善,各类综合服务水平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又一关键因素。要完善产业集聚区各项配套设施,首先是要对原有产业集聚区建设过程中的不合理、不到位的规划进行优化设计,要对已实施的道路及绿化工程等提高管护标准,要完成好已有项目的道路改线、项目征地、清障、拆迁等工作。同时,加快生活用气、电、水、医院、小学等配套生活设施建设以此提升产业集聚区的综合生活能力;其次要提高综合服务水平要引进与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相关联的各类金融、资询、研发机构。
3.6 强化协调组织,实行精准管理、精准支持
产业集聚区能否做到有序健康正常发展,获得竞争优势,各地方政府首先要强化协调组织,一是要加强县(市)区政府对产业集聚区的领导;二是要配齐产业集聚区工作人员;三是要加大政策倾斜扶持力度。各地市产业集聚区主管建设的办公室应汇同各有关部门加强对产业集聚区发展的政策研究指导,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有利于各产业集聚区较快发展的财税、土地保障、人事管理、就业引导、创业扶持、异地投资分享等管理政策,鼓励产业集聚区在融资、土地流转、户籍管理、人事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先行先试出经验出成果。
4 结论
供给侧改革要实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目标,在现阶段应紧紧抓住产业集聚区这一重要推手,通过产业集聚区的结构调整、资源优化、创新驱动,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稳步健康向前发展。
摘要：最近一些年各地投资兴建和改建了为数不少的产业集聚区,这些产业集聚区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许多企业入驻落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早有的这些投资是否能再次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是否能用供给侧改革的观点再次审视产业集聚区未来发展之路,本文以供给侧改革的观点对产业集聚区建设的有关理论,现阶段产业集聚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以供给侧改革为引领推动产业集聚区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产业集聚区,创新
参考文献
[1]张明龙.产业聚集的溢出效应分析[J].经济学家,2004(3):224.
[2]吴国玺,李长坡,郑敬刚.创新型产业集聚区形成的机理及发展模式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26(12):105-107.
[3]原长弘,李敬姿,方坤.贴牌生产还是自主创新:一个理论分析[J].系统管理学报,2008(6):271.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9
但煤炭行业零增长或负增长, 不等于煤炭行业没有发展空间, 关键在于下决心调整转型、下决心推进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 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稳定经济增长, 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 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 矫正要素配置扭曲, 扩大有效供给, 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煤炭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一是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要严控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存量产能;二是要着力降低企业成本, 帮助煤炭企业度过难关;三是要扩大有效供给, 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平, 使“黑煤”变“绿”。
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
李克强总理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时指出, 要根据市场需求, 设定煤炭全国总量“天花板”, 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要将化解过剩产能与深化改革、企业重组、优化升级相结合。目前, 我旗煤炭产能利用率为72%, 部分企业已经成了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为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我要按照自治区、市里统一部署, 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 抓紧梳理建立全旗过剩产能清单, 停止报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 防止形成新的无效产能。要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法治办法, 通过技术改造转型升级一批, 通过兼并重组整合壮大一批, 通过上下游产业联合对接转化消化一批, 通过扩大对外投资转移发展一批, 通过严格环保、安全、能耗标准淘汰退出一批, 通过完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扶持救活一批, 通过监管整治超能力生产降低减少一批, 稳扎稳打、坚决有力地化解过剩产能, 务求取得实效。
积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要开展降低煤炭企业成本行动, 认真落实国家、自治区和市里的相关部署, 在简政放权、减税降费、金融扶持、流通体制和电价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要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推进项目建设专项资金和银行基金, 积极协调金融部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参与电力多边交易,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要加快铁路、公路、重点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的建设进度, 降低企业流通成本。要进一步正税清费, 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 严厉打击乱收费, 降低企业税费成本。要按照中央和自治区要求, 降低社会保险费, 精简归并“五险一金”, 降低企业人工成本。
积极扩大有效供给
把握好“清洁化和低碳化”方向, 不断优化煤炭产业的供给结构。
一是提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积极推广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等绿色创新开采技术, 努力提高煤炭装备水平, 研究试验智慧矿山和无人开采工作面, 建设绿色、智能、和谐矿山。
二是加强煤炭洗选配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运输通道和重点物流园区、配送中心建设, 整合整改小型、露天洗选煤厂, 提高原煤入洗 (选) 率。
三是推广“互联网+煤炭”发展方式。大力推行煤炭网上交易, 借助内蒙古煤炭交易中心和鄂尔多斯市煤炭交易中心开拓市场。
四是延长产业链条, 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进煤炭分质分级循环利用。对于含油率较高 (5%以上) 的低阶煤, 经中低温 (550~850℃) 热解, 抽取其中的焦油、煤气等轻质组分, 同时获得热值较高的清洁炭素材料半焦。抽取的煤气可用于制氢或甲烷, 煤焦油经提酚等处理后与氢气催化裂化反应生产石脑油和柴油馏分;脱除了挥发的半焦, 比原煤热值更高、更洁净, 既可气化生产合成气, 继而生产化工产品, 又可作为优质民用燃料和电厂燃料, 还可替代无烟煤, 用于炼钢炉的高炉喷吹, 从而实现煤的分质分级高效清洁利用。煤炭分质分级利用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和节能环保方面效果显著。推动煤电产业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清洁高效、大型煤电一体化坑口、路口电站群, 积极发展热电联产机组和高铝煤、煤矸石资源综合利用电厂, 提高煤炭就地转化比例。扩大电力外送规模, 积极推动蒙西 (准格尔) —天津南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工程和蒙西 (准格尔) —长沙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建设。推进煤化工产业规模化发展。依托现有试验示范基础, 扩大工业化应用规模, 重点推进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甲醇、煤制烯烃 (甲醇制烯烃) 、煤制乙二醇、煤制化肥等产业加快形成规模, 并向芳烃、煤基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方向拓展。推进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及下游产业发展。依托大唐、神华、中铝、开元铝业等企业, 加快粉煤灰提取氧化铝试验示范步伐, 进一步完善碱法、一步酸溶法、预脱硅—碱石灰烧结法和低温铵法等粉煤灰提取氧化铝的技术工艺流程, 推进示范成果的工业化、产业化应用。以循环化利用为原则, 联产氧化铝提取电解铝产业, 发展铝用预焙阳极、铝用阴极、活性硅酸钙、分子筛、水泥熟料等副产品利用产业。围绕氧化铝、电解铝下游产业, 逐步发展铝板、铝带、铝箔等铝精深加工, 进而发展高性能铝合金、高性能铝板材和高纯压电子铝箔等产业, 提高铝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1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政策含义主要指既要从国情出发,又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通过改革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要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状态,扩大那些有效的供给,使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要素生产率需要不断提高,进而满足群众需要,全面促进经济社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从国际竞争力来看,并非世界经济强国。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有待优化和提升,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至2015年增速分别为7.7%、7.7%、7.4%、6.9%,多种原因使得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种“新常态”。
2我国民族产业发展现状
民族产业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包括私营企业,还包括内资企业控制股权和经营权的合资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经营亏损,通过关停并转改革措施进行了治理;私营经济和合营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我们也看到利用外资正演变为外资控股的合资浪潮。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往往在行业中处于垄断优势,通过输出产品、输出资本、输出品牌,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经济利益,我们在中高档化妆品市场几乎看不到国产品牌。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继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后,又提出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在未来五年内陆续征收碳关税,以此来阻碍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至发达国家。据统计,目前我国淡水、一次性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不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我国在石油、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均超过50%,致使进口压力不断增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虽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全球的竞争并没有减弱,重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我国发展民族产业的着眼点,但我国民族产业在各种改革谋求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
3我国民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消费主体振兴民族产业意识不强
对于绝大数中国消费者而言,在选购商品消费时,大都缺乏民族产业观念。例如在强大的广告宣传下宝洁、联合利华等外资日化产品,往往成为采购的首选;对于经济实力强的消费者而言,购入进口汽车、家电产品也成为常见现象。长此以往,民族产业的市场份额减少,竞争力不足,外资产品一旦在国内形成行业垄断,势必会影响到我国民族产业的安全。
3.2民族产业中部分产业规模小、产品质量标准低、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
部分民族产业个体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化妆品行业;国内也有部分产业产品质量标准低,例如近一年来人们热议的中国人到日本买马桶盖现象,内销外贸服装深受国内顾客青睐,原因在于内销外销质量标准存在差别。对于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国内产业生产更是缺乏核心技术,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但核心部件和技术仍为苹果公司掌握,我们位于产品价值的下游,绝大部分利润为苹果公司赚取。国内电子产业核心零部件,多数仍依赖于进口,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中国虽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多数产品仅贴牌生产,利润微薄;东南亚如越南印度等国用工成本低,一些产品生产国外企业已转移这一地区,我国外资企业受控于世界跨国公司。国产一些知名品牌也在并购中逐渐消失,产业竞争力下滑。
3.3民族产业发展环境不利
从我国民族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看,用工工资提高,税费负担重,采购销售环节费用支出大,这已成为产品竞争力提高的障碍。另外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中国市场制造、仿造、销售假货现象屡见不鲜,虽然政府相关部门打击治理,但格雷欣法则的劣币趋逐良现象使得一些真货生产企业无法与之价格竞争,使真货最终面临退出市场的威胁。政府采购工作中产业保护力度不大,缺乏幼稚产业保护举措。
4我国民族产业振兴发展的对策
4.1树立全民振兴民族产业意识
“中国梦”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振兴的基础是中华民族产业的振兴,因此保护民族产业,当前值得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利用外资,但且不可依赖甚至长期处于被外资利用的地位。民族产业和中华民族一样,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全民树立民族意识,永远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在选购商品时,要有民族产业意识,优先支持国货。
4.2民族产业小企业联合发展,提高质量标准,研发自主核心技术和培养民族品牌
规模经济发展是经济学中提高企业收益的有效途径。在小规模企业没有内部和外部条件实现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可加强同行业具有同质优势的企业合作,加速产业积聚,加强对外竞争能力。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来解决现有问题,其内涵包括提高国内企业产品质量,但企业产品质量提高无法依靠其主观主动实现,还需要行业出台较高的质量标准。我国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普遍缺乏核心技术,由于技术研发困难多、投入大、见效慢,单纯逐利的话,投资者更愿意把钱投入到赚钱快的投机行业,华为公司、小米公司等在这种背景下锐意进取,有所突破,成为民族产业的骄傲。民族品牌的培育和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既需要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也需要消费者的支持,更需要产品质量的保证,这是我国民族产业振兴的关键。
4.3民族产业发展需要完善规制政策支持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有五大方面,其中有降成本一项。降成本主要从减税降费角度出发,以此增强民族产业竞争力。国家应为民族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不仅完善知识产权立法,更要提高打假执法力度,对外试图使民族产业通过竞争学习提高。国家为了保护和振兴民族产业应给予政策支持,例如提高政府采购中民族品牌比例,给发展前景良好符合优质产业标准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资金投入,限制外商进入,给予民族幼稚产业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时间,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
摘要：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推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国际跨国公司在我国并购热潮不断的背景下,如何保护民族产业发展,振兴我国民族产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发展我国民族产业,需要树立全民振兴民族产业意识,民族产业小企业联合发展、提高质量标准、研发自主核心技术和培养民族品牌,国家完善规制,政策支持民族产业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改革,振兴,民族产业
参考文献
供给侧改革离不开做强传统产业 篇11
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定位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不少地方政府忽略了传统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略了中国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保证中国制造业出口优势、维持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方面的极端重要性。相反，片面夸大新兴战略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这在不少地方政府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以及相关产业规划中可见一斑。
第二个误区是过度强调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忽略了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密切联动性及相互支撑作用。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没有强大的传统制造业，没有依据条件变化而持续转型升级的传统制造业，无论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服务业还是生产服务业，均无法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支撑条件。
在这些认知误区的引导之下，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贯彻和落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向方面，以及在应对当前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所面临发展困局的政策思路以及制定解困措施方面，在不同层面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带着短视的眼光和路径依赖式的既有发展思路，来看待传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完全不顾地方既有产业发展基础和自身禀赋条件，一窝蜂地将发展重点都放在抢夺有限的新兴战略产业方面。大量运用有限的政府财政补贴资金，依靠税收、土地等直线思维式的简单优惠政策，不切实际地一味要做大做强新兴战略产业，这些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模式以及对大项目的盲目偏好与扶持，既可能对既有传统产业造成了挤出效应，又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新兴战略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泡沫化现象。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对制约中国传统产业的关键短板和发力方向，存在普遍的认知和政策操作偏差。当前制约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是中国并未形成一个精益制造的生态体系，突出表现为“小而散”的制造业企业在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设计的基础能力普遍不足，关键零配件和高端生产设备的创新研发能力严重缺失，“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严重丧失。
对于中国多数地区的发展逻辑而言，不可能超越工业2.0和3.0阶段，而依靠所谓的“弯道超车”技巧一步跨越到工业4.0阶段。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要全面发展工业4.0，更重要的是要弥补工业3.0和2.0的短板。
因此，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落在扎实构筑精益制造生态体系以及相关核心支撑条件方面，切不可犯冒进主义，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制造。
核心任务是做强传统产业
依据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约束条件来看，要充分认识到，强大的传统产业是建立优秀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基础和前提。传统制造业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也必将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正在发生的区域性碎片化，由此可能引发全球贸易的大停滞以及全球化贸易投资体系面临的根本性重构，这对中国做强传统产业，既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关键的机遇期。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多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中国多数传统优势产业的既有优势发生了问题，但全球对传统产品的世界需求仍然存在，这决定了中国传统产业在全球市场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决定了经过转型升级改造后的中国传统产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经济增长支撑力量的客观事实。
在继续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下，如果面对发达国家的残酷竞争，中国既没有获得足够的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又守不住传统制造业的既有全球市场份额，把握不了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全球发展机会，过早过快地丧失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发展机遇期，这可能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我们尤为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残酷的竞争和挤压，而传统产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相对仍有回旋余地，这为中国传统产业的“脱胎换骨”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正发生由低端需求向中高端升级的显著变化现象，这对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立足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设计多样化等高质量投资活动，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本土市场需求发展机会。
然而，中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以及品牌构建维护等方面所体现的基本精益制造能力，却严重滞后于中国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国内消费者将迅速增长的巨大规模的高端需求，转移到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方面，这就切断了中国情景下消费者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传导机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重大挑战。
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迅速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等基础能力，扎实做好精益制造生态体系，充分利用好中国国内消费者迅速增长且规模巨大的高端需求，这也就会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最为根本的支撑力量。
传统产业不再“传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既是中国高质量投资增长点的方向所在，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所在。
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情形下，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已经不再传统，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和高质量投资机会。转型升级后的传统产业将不再是过剩产业或过时产业，仍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最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支撑产业。
客观来看，当前中国新兴战略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还未形成足够的支撑力，2015年其对GDP增速的贡献也只有15%～20%，因此，当前的客观现实就是小马拉不了大车。
相反，中国制造业不仅仅在产品质量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在多数传统制造业的关键材料、核心零配件以及先进生产设备等方面的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当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 。依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2015年最新报告，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为只有4% 。
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产品质量、关键设备研发生产、生产效率提升、综合成本降低等方面，蕴含着巨大的自主创新以及效率提升型的投资机会，这才是驱动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投资方向和改革重点方向所在。
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
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面临一系列突出的制约性因素，需要将之纳入到供给侧改革的综合配套范畴之内。
就如何破除当前束缚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制约性因素而言，当下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做强中国的传统产业上升到供给侧改革的国家战略层面。对于中国在新常态下今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来看，要愈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明确推进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做强中国传统产业，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努力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基础能力，以及关键零配件和高端生产设备的创新研发能力，以“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提升精益制造生态体系，推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升为主要取向的供给侧改革。要高度警惕中国的传统产业丢了，而新兴战略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的双重风险，特别是要警惕日本印度全面经济合作以及持续扩容的TPP，对中国传统产业出口优势和转型升级的巨大冲击。
第二，以短期政策来稳定中国传统产业出口规模和长期改革来切实降低中国传统产业不合理成本负担的双重视角，作为针对做强中国传统产业的供给侧改革的基准框架。
从短期来看，面对人民币高估以及其他主要制造业大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导致中国传统产业出口竞争优势急剧下滑的压力，需要持续推进针对制造业企业的全面减税以及出口退税，大规模取消政府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不合理审批权力清单，加快出口便利化改革等措施，来守住中国传统产业的全球份额和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地位。
从长期来看，不要将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优势弱化的原因，全部归结到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而是要扎实依靠合理压缩中国政府规模来降低税收水平、打破垄断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彻底取消政府不合理权力来规范政府权力清单等手段，大幅度降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高额交易成本和制度扭曲成本负担，重塑中国传统产业的成本优势。
第三，加快构建与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需求相匹配的、金融风险可监管的新型系统性金融体系。
第四，加快构建与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活动对各层次的创新研发人才以及技术工人的现实需求相切合的教育培训体系。
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 篇12
近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以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为主题,强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引领,突出供给侧“调结构、提品质、降成本、补短板、促融合、可持续”六项重点任务。
关键词一:调结构
《意见》从粮食种植结构、特色农产品结构、养殖业结构三个方面对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提出了方向。在种植业方面,要求强化旱作农业区的粮食生产主体功能区地位,提出了“一减一增”方案,即引导适度调减天水、陇南海拔1600米以上小麦条锈病核心区冬小麦和中部浅山易旱区春小麦、水地大田和中东部高海拔旱作区玉米面积,发展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引导中部和河西灌区适当增加马铃薯种植面积,构建起以小麦、玉米、马铃薯为支撑,特色杂粮为补充的粮食生产体系。特色农产品方面,重点支持蔬菜、果品、马铃薯、中药材玉米制种等传统优势产业,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品基地。养殖业方面,重点发展牛羊产业,提出大力发展牛羊产业,加快推进牛羊品种改良,提高牛羊良种化程度,发展肉牛肉羊专用品种,全面提升牛羊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在发展牛羊产业的同时,稳步发展猪禽养殖业,充分利用林业资源发展林下养殖,发展有比较优势的渔业新品种,推进水产健康养殖。
关键词二:提品质
《意见》从加快农产品品种升级换代、推进农业标准化、大力培育农产品品牌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四个方面来提升农产品品质。重点抓好质量提升和品牌创建,打造具有区域特色优质农产品品牌,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坚持立足特色,推进品牌化营销,建立区域特色产业加工集群,做大做优消费者信得过的品牌,以品牌担保品质,让优价激励优质,打造具有甘肃特色、受消费者欢迎的农副产品品牌。着力培育优质粮食、牛羊肉、苹果、高原夏菜、马铃薯、中药材、玉米制种、油橄榄、油菜、食用百合、核桃、樱桃、葡萄、枸杞等区域公用品牌,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建设以粮食、草食畜、蔬菜、特色林果、中药材等主要农产品为重点,涵盖生产、加工、储存、包装、运输、流通等环节的农业地方标准体系和出口农产品标准体系。
关键词三:降成本
《意见》指出,要着力降低农产品投入成本、用工成本和营销成本。一方面,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改变农业生产小、散、弱的格局,实现扩大规模降成本,把生产经营成本摊薄,实现节本增效;另一方面,大力推广节本增效技术,通过控肥、减药、节水等措施,把过去一味追求高产、过多追加要素的超过合理边界的投入降下来,减少这部分边际不经济的投入。
要通过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来降低农业生产用工成本。逐步解决农业机械结构性过剩与不足并存的矛盾,全面实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大力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同时,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建设,培育和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引导特色农产品生产经销商入驻知名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整合现代物流体系,加大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探索发展“直销农业”,从而减少我省农产品销售成本。
关键词四:补短板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和农业物质装备条件差是我省农业发展的短板所在,《意见》指出,要从农业科技、信息、投入等方面补齐短板,优化生产体系,努力突破农业生产力提升瓶颈。
首先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坚决禁止擅自将耕地“非农化”。同时加快推进引洮供水二期、敦煌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河西走廊国家级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项目建设,增强重点旱区应急供水保障能力,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防控能力。
《意见》特别指出,要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力度。按照全产业链设计、一体化推进,统筹各环节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协同创新,组织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大协作、大联合,力争在重大领域、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
《意见》还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精准农业、智能农业,实施“金农”工程二期,整合涉农部门的信息资源,加强农业大数据建设,打造包括农业生产导向、产业发展分析、市场供求预警、质量追溯体系等全产业链的大数据平台。
在资金方面,要加大财政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着力推进以省、市、县三级政府政策性担保机构为龙头,商业性担保和民间相互担保为两翼,多层次担保、联保、互保和再担保协调发展的农业担保体系。
关键词五:促融合
发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益,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力求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方面,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让农业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以扶持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为支撑,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股份合作、订单农业、企业加农户、社会化服务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提高农民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利益分享比例,让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分享更多收益。
另一方面,要深度挖掘农业产业发展的多种功能,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休闲旅游融合起来发展,接通全产业链条,推进一体化经营,拉长产业链,共享价值链,带动就业链,以工补农、以商补农、以游补农,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更好满足社会对农业的多样化需求。
关键词六:可持续
《意见》指出,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优化资源利用方式,推动农业由主要依靠物质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的集约型发展转变,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要按照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链接循环化、废弃物处理资源化的要求,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间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大力发展农牧结合、产加配套、粮饲兼顾、种养循环、集约发展的生态循环农业。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农业灌溉定额管理和用水量控制。继续抓好国家级1000万亩旱作农业示范区建设,以产粮大县为重点,加快推广抗旱节水品种、全膜双垄沟播、水肥一体化、集雨节灌、深耕深松等高效农田节水技术,加快构建高效节水农业技术体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认真落实“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积极推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标准化改造,因地制宜推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技术模式,探索规模养殖粪污第三方治理模式和PPP模式,着力加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力度。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主体应该多元化
当前,全国已经注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10000家以上,尤其是湖北、江苏、山东等地,联合社发展迅速,对于单个农户在合作社基础上的再联合、提高市场话语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改中对联合社进行界定十分必要,其中,联合社的成员资格是基础性问题。
目前的观点主要有二:一是联合社的成员只能是合作社,其他主体(如农业企业)可以先加入合作社再进入联合社;二是联合社主体应该多元化,除了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均可以加入,但也应该在法律上控制比例。我坚持第二种观点,理由有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