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策建议(共12篇)
改革政策建议 篇1
实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 加强了耕地保护意识, 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土地利用布局, 我国在土地管理改革中也获得了不少成就,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这些问题也反映出来我国在土地管理改革中的一些认识上的缺陷, 需要加以重视, 改革和完善与我国特殊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
1 我国土地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1 土地管理偏离了行政管理改革的方向。
在早先的土地管理改革中, 国家对于乱占土地的政府违法行为、耕地保护意识薄弱的现象进行了准确的分析, 但是在采取改革措施时, 将土地的审批权上交给了中央和省级, 这种做法无疑是将行政管理改革重心上移, 违背了行政管理改革的基本要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强化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 符合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管理所主张的原则, 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土地管理, 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管理的效率低, 成本高:地方的每一亩地都要上报到中央, 审批报件的程序又十分的繁杂, 报批和审批部门也面对着繁重的工作量, 更是叫苦不迭, 导致地方政府不可能将土地文件及时的进行申报, 而采取成批上报的方式, 这样又会造成取得报批结果时间延长的现象;省和中央并不可能对每一个申报材料都进行核实, 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在审批时也仅仅是通过文字和图件进行办公, 这种脱离了地方政府作用的形式主义降低了管理的效率, 同时也会影响工作效果。
1.2 规划的体制缺乏弹性。
各地区的土地指标不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程度的提高, 出现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指标不足、西部地区指标富裕的现象, 使得我国土地管理规划体制缺乏弹性, 导致在解决土地计划管理和资源配置工作中容易出现矛盾。地方对于这一矛盾现象的反映也很大, 不对土地利用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这些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和经济建设管理很难达到工作标准,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相应的完善。
1.3 基本农田的比例太高。
对基本农田进行划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良田, 建设用地可以先从一般耕地入手, 基本农田比例过高是地方土地管理中又一个主要的问题。由于我国的耕地基本上一般在丘陵和山区, 如果基本农田的比例过高, 那么可用于城镇化建设的用地就要向山区转移, 地方在使用土地时, 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 不仅用地困难, 还会促成一些违规违法的现象, 基本农田划定也就缺乏实质性的意义。
1.4 耕地动态不平衡。
由于保护耕地而破坏生态平衡或者由于保护生态而破坏耕地的现象已不足为奇, 耕地动态不平衡和生态保护问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耕地动态平衡是土地管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耕地动态平衡应该统筹安排, 根据各地区土地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实际进行研究和解决。
1.5 土地产权认识方面的问题。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虚置, 很容易造成集体土地流失, 保护耕地的效果不明显, 我国的土地分配不够清晰, 导致土地国有和集体权属混乱, 一些土地利用者的势力不断扩张的趋势。
2 改善土地管理改革工作的相关性建议
2.1 加强对土地管理制度的认识, 明确改革的方向。
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关系问题比较混乱, 土地所有权问题得不到解决, 最终会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农民无法真正享受到应有的土地权益,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土地公有制管理制度, 这项制度规定农民对土地只享有使用权, 而没有占有权和决定权, 农民失去了应有的权益, 土地的产权关系不清晰, 产权虚置, 只有深入了解了土地制度, 才能做好土地改革工作, 归还农民真正的主体地位, 在改革中要求相关部门对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进行了解, 掌握土地的隶属关系和使用状况,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土地改革发展的一个趋势。
2.2 明确土地管理的目标。
土地管理属于一种资源管理, 在我国耕地资源有限、生态问题严重的背景下, 土地管理的基本任务应该服从于基本目标, 这三个目标分别是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与城镇化进程, 它们相互矛盾又都是不可缺少的, 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使服务手段能够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2.3 完善土地的管理制度。
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是加强土地管理的有效措施, 此项制度建立的前提是以土地有形市场为核心,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进而制定出科学合理化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我国土地的转让和出让是通过土地协议进行的, 土地交易中心简化了土地出让和转让的流程, 开发商可以单纯的凭借合同来向政府相关部门领取各种审批手续, 给双方的工作都带来了方便, 土地交易中心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也是改革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土地管理运行模式。
2.4 下放耕地审批的权限, 加强土地的监管力度。
我国在土地管理中存在审批权限上移的现象, 应该适当的下放权限, 由地方政府负责相关的审批工作, 地方政府应该做的是建立完善的土地管理制度, 建立领导责任制, 加强对土地利用和管理的监管。为此可以实行抽样调查的方式, 提高有关部门对于土地管理的重视和管理效率;下放权限之后, 中央的监管是必要的, 对于土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进行及时的解决, 以防由于管理不当造成的经济萧条的现象。
2.5 平衡耕地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在土地管理改革中是同样重要的, 但是由于现实因素的影响, 二者很难实现平衡。一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 大量的占用耕地, 后又实行垦荒, 想弥补由于过度耕地造成的生态问题, 但是盲目的垦荒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现象, 无法实现平衡, 处理好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中一项重要的任务。
2.6 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
深化土地产权改革, 是确保土地所有者权益的有效举措, 集体土地产权虚置使很多农民争相扩展宅基地, 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将集体土地产权细分到每一个小组中, 小组中的成员不超过十户, 在小组之内每户农民可以自行对土地进行处置, 这样就可以明确土地产权问题。
结束语
土地管理改革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 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循序渐进的开展工作, 在改革的过程中, 需要出台一些相关性的政策来促进土地管理改革的顺利进行, 通过对现存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可以改变改革制度中需要完善的地方, 进行创新, 开启土地管理改革发展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赵海波.解析土地管理改革现存问题及政策建议[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3 (6) .
[2]侯东民.土地管理改革现存问题及政策建议[J].改革, 2003 (2) .
[3]陶然, 汪晖.中国尚未完成之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战与出路[J].国际经济评论, 2010 (2) .
改革政策建议 篇2
魏仁斌 软件4班 20122712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体会 使命 建议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我深刻全面地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使我体会到了作为当代大学生的荣耀感和责任感,认清了自己的使命,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同时我还想对这门课程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正文:
一、心得体会
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课内容生动鲜活,形式丰富多样,十分吸引人。课堂上,老师通过让我们观看新闻视频,学习实时热点政策,让我们很好地了解实时政治,引领我们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学习,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使我对古今中外的国内国际的形式与政策有了基本的了解,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认识到了我们有过的辉煌成就,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认识到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认识到了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只有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才能保持正确的航向,才能使祖国越来越富强。老师通过让我们观看专家的讲座,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展目标,依据个人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根据自己的目标制定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不断拓展个人综合素质,提高个人能力。这些良师益友犹如海上的指明灯一样循循善诱,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前途。课堂上,老师还以分组答辩讨论的形式,让我们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发表个人观点和看法,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式的立场和观点。课堂上,同学们表现活跃,各抒己见,或主观,或客观,或中立地大胆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并且通过老师最终的分析与总结,使我们对国内外的时事看的更深刻,更透彻。总而言之,本学期的形式与政策课程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二、历史使命
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意识到了当代中国大学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大学生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当代大学生要着眼于自身的全面发展。首先,我们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踏踏实实地打好基础,把握时代的脉搏,跟上发展的潮流,迎接变革的挑战要我们敢于挑战时代、挑战自我,要以强者的姿态于世。我们更要能够实事求是的工作和学习。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其次,我们还要有全球意识,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古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谐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要有地球公民意识,要开阔视野,拓展心胸,抛弃一些偏见。勇于和善于自我反省,悦纳别人对自己实事求是的批评。再者,我们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顺应人民群众的需要。积极培养自己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投身社会经济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最后,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要多关心时事,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方面的信息。我们要能够心怀祖国,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在文字上、在演讲台上大发爱国之情,我们要付诸行动。十八大提出许多创新理论与我党以后最近10年的奋斗目标的详细构想,同时十八大精神尚有许多待我们去学习和实践,我们应该继续保持对十八大精神持续学习,落实贯彻十八大精神,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只有学以致用,坚持用十八大精神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才能真正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
三、改革建议
针对本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我想谈谈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改革改进的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单一的教学模式
形式与政策的教育能否为学生所接受,与教学方式密切相关。在教学过程中也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实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实现教与学的良性互动。而在目前形势与政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是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学生在讲台下昏昏欲睡。
2.课程重理论轻实践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往往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普遍缺失。只通过教材的讲授,学生无法产生较为直观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感官上。如果形势与政策不能贯彻理论联系实践,就失去课程本身应有的吸引力。
3.学生对该课程重视不够
部分学生学生认为在大学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专业课的学习,从而不重视形势与政策课,认为没必要或者不愿意学习这门课程。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要了解形势与政策,上上网,看看报纸就行了。没必要上形势与政策课。
(二)改革的建议
1.教学形式与教学手段多样化,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运用心事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来增强该课程的吸引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改进和创新教学模式,创造课堂授课+专题讲座+教学实践活动模式。
2.推行互动学习教学改革,注重激发学生个性和潜力
积极实施案例探讨式、课堂互动式、开放交流式等教学方法,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分析现象,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能力,更重在启发学生敏捷的思考力和积极的创造力。
3.开放实践教学模式
可以通过举行一些社会公益、社会调查等活动使学生能够深入社会实际,深切感受社会动态和变化,显然比课堂教学来的更为直接有效。
参考文献: 书:
改革政策建议 篇3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 区域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模式
The Mod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Of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Suggestions
XuQuanyong
Abstract:Based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ory,the mode of reg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was put forward.The features of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was annalyzed.Some suggestions for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were given.
Keywords:The Pudong comprehensive reform Region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The mode of institutio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5-0039-04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了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区,之后,相继批准了天津滨海新区、成都、重庆、武汉、长沙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我国综合配套改革是全方位的深入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是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發挥企业、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力量攻克我国改革难点的改革,是我国渐进式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后在区域上对改革进行的实验与探索,其目标是为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和试验。就全国来讲,各方面共同推进难度比较大,风险高,且缺乏经验,因此选择浦东新区等区域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进行推广。
1.我国综合配套改革的缘起
1.1 是非均衡制度创新向到均衡发展的需要。
综观我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历程,主要采用了非均衡的推进方式。具体来说,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先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造成了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滞后于经济改革与发展。在经济领域内部,也采取了先易后难的不均衡改革方式,例如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滞后于非国有经济的改革,产权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的发展等等。从地地域上看,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滞后于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这种非均衡的改革开放的方式,较好地处理了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全面协调与发展的新时期,即科学发展时期。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领域的改革开放,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需要。
1.2 是从单项改革为主到综合改革的需要。
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是局部改革和部门改革较多,综合协调改革较少,经济体制改革多,其他方面改革较少,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存在某些不协调成本,即由于某些方面的改革滞后,出现了体制前进中的“瓶颈”等问题[1]。例如,制度创新在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改革较多,限制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多;经济体制改革较多,政治体制改革较少;非公有经济发展和竞争性产品的发展较快,而与广大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发展滞后;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作用较多,克服市场经济局限,引导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改革较少。由于制度创新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因此需要创新改革方式,发挥综合配套改革的作用。综合配套改革是在先前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制度创新方式,改变依靠单项改革逐步推进的改革方式,要发挥区域政府在综合协调多项改革的优势,发挥各项改革之间的互动藕荷作用。综合推进改革,来化解先前改革的遗留问题,突破改革的“瓶颈”,是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1.3 是发挥多元改革主体积极性与协调多方利益的需要。
诺思等曾经把制度参与创新主体分成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2]。狭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制度的直接变革者或创新者,而广义的制度变迁主体是指所有与制度变迁相关,表示了相应态度,施加了相应影响和发挥了相应作用的主体,包括反对者、阻挠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等等。不同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和不同的作用,有的同盟或协作,有的领导或跟随,还有对抗、中立等等,改革的利益主体及其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复杂[3]。
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利益主体不断增多现象,他们对改革持有不同的态度[4],持续改革需要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动各方改革积极性。特别要注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利益主体,或者说是以往改革方式中的获利集团,很可能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例如,我国一些垄断产业中的大型企业,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显然是获取了改革滞后之利,它们对综合改革的态度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因此需要综合利用多种手段和方式,调动多方的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性,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1.4 是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管理的需要。
自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被撤销以后,各项改革的“部门化”倾向十分明显,尤其是学界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争论很大。一些部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借改革之名,行争取本部门的权限和利益之实,这种“部门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其次,缺乏一个高层次的强有力的机构来对各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统一协调。也就是说,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还缺乏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
因此,为了保障各项改革工作的有效推进,从国家层面来看,当前急需解决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问题。可以设想两种方案:一是恢复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一是成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进行统筹规划和统一协调。显然,目前仅依靠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是难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重任的,因为综合配套改革不单纯是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还涉及到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诸多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因此把浦东等这样的独立行政区域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区,有助于加强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发挥区域综合进行改革的优势,协调各项改革之间矛盾,有利于推进全面改革的任务和实现全面协调改革的目标。
2.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模式
2.1 区域制度创新模式的划分依据。
对于制度创新模式,制度经济学家有许多精湛的研究。拉坦认为制度变迁是由技术以及其他因素诱致的,即“诱致性制度变迁”[5]。此后,林毅夫对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了完善,提出了“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型制度变迁”的概念[6]。所谓“诱致型制度变迁”是指单个行为主体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强制型制度变迁”是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实行的制度变迁。黄少安认为应该从制度创新主体的构成、地位与作用方向与强度等多方面来划分制度创新模式[7]。
我们认为区域制度创新的模式主要是依据制度变迁主体及其作用来划分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依据:①制度创新的主体的构成。制度变迁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单个行为主体和政府。在我国,政府又分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地方政府“经济人”的地位日益强化,其制度创新的动力不断增强,制度创新的手段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者,其利益与中央政府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②制度创新的内容。制度变迁的内容可以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经济制度中是公共产品的制度变迁和竞争性的产品制度变迁。③制度创新的动力。与制度变迁的内容相对应,制度创新的动力有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诱致性制度变迁”认为单个行为主体的自身经济利益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受政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政治动力推动,社会动力则是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社会价值而进行的制度创新。④制度创新的手段。制度创新的手段被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8]。
2.2 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的特点。
2.2.1 制度创新主体的复合性。
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多种制度创新主体共同作用的一种区域制度创新模式。中央政府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主体之一。首先中央政府是综合配套改革的发起者,虽然我国一些地区多年改革开放,区域内部有着进步进行制度创新的要求,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综合配套改革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浦东的试验,对实现国家整体核心利益的一种制度探索,因此国务院对其制度创新目标十分清晰,例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有明确的目标——“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其次,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引领区域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经济、政治、社會、文化纲领将引领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再次,从改革的内容来看,许多改革的内容必须有中央政府的直接参与。例如浦东对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需要改革中央政府、上海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在浦东的管理方式改革,仅仅依靠浦东内部政府的改革是不能够实现的,中央政府必须参与其中;再比如,金融体制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地方金融改革的方向与速度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金融改革的步伐。因此中央政府是制度创新主体之一。
另一方面,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央赋予地方制度创新与探索的权利,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制度创新作用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其改革的目标是,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发挥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制度创新作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因此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等也是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主体。
2.2.2 制度创新内容的复杂性。
我国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是以突破我国体制改革难点为核心的全面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制度是与人们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由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装置构成。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支配选举、产权和合约权利的规则就是构成经济环境的基本规则类型的例子。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当这些装置被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9]。在综合配套改革中,制度创新内容较为广泛,涉及到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装置等各个方面,要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不仅仅包括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也要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
我国30年的改革在时序上采取先易后难的方法,先在意识形态约束小、改革阻力小和技术上较为简单的地区、行业和部门开始,而将阻力大、困难多和复杂性强的改革往后推移,整个制度变迁中制度安排和制度装置方面的改革较多,制度环境的改革较少,我国制度创新进入了需要突破制度环境的这个“内核”阶段,即到了改革形成“制度”的“制度”,例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对形成市场交易规则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改革,综合配套改革就是要在这些制度“内核”领域进行改革的试验,突破我国体制改革难点和重点。
2.2.3 制度创新动力的多样性。
从区域制度创新的动力看,地方综合配套改革是在国家利益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和单个行为主体积极性的改革。制度创新产生收益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我们将制度创新的受益主体不同分为个体收益、地方收益、国家收益、社会收益和政治收益。综合配套改革是实施国家战略的试验探索过程,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根本利益。但是地方政府、企业和其他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不一定符合国家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其他制度创新主体不一定有积极性去推动中央政府所要求的制度创新。例如,一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不能够对当地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改革甚至降低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地方政府不一定有积极性去推动资源与环境领域的改革就是一个例证。综合起来,综合配套改革的区域制度创新既可能给区域内个体和地方政府创造的收益,例如,高新技术产业的制度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给区域内部个人和地方政府带来收益,但是有些制度创新也会可能使地方政府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例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行政活动受到居民的约束,地方政府支出较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和官员的政绩。因此综合配套改革应该把国家收益、社会收益作为首要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利益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和单个行为主体积极性。
2.2.4 制度创新手段的综合化。
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要综合利用多中手段。第一,要充分发挥区域政府在综合协调改革上的作用。在我国先前的制度创新中,制度创新的主要通过单个项目和单项规则逐步推进的,因此制度创新的产生的了制度安排的不协调,并且产生了制度变革中的利益阶层,阻碍了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土地批租,外资优惠政策等等。综合配套改革要改革制度创新方式,地方政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发挥多种多个部门、多种手段之间的协同作用,共同完成制度创新的任务。例如,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需要多方政府部门的共同参与,需要对多种体制、法规更新,必须多方面共同参与和协调。第二,综合配套改革要继续发挥减政放权的手段,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发挥地方与基层的在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作用。第三,发挥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的自治作用。很多规则是在企业和个人等个体搏弈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自发形成规则往往比政府设计的规则更加符合社会规则,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应该大力推进各种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的发展,将企业与个人在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促进他们对制度创新的作用。第四,综合配套改革要加强中央政府的规制与制约作用。由于地方政府和单个行为主体有着自身的利益,它们自发的制度创新形成制度和规则与国家制度创新的规则存在偏差,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利用政策进行政策寻租,在改革中可能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阻力。因此,要加强中央政府对综合配套改革的规范与引导,促进综合配套改革对我国整体制度创新的作用。
3.合理发挥不同综合配套改革主体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3.1 正确定位不同类型制度创新主体在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作用。
中央政府的作用。与传统的“诱致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不完全一致,中央政府是综合配套改革制度创新的主体之一,中央政府在综合配套改革的作用可以总结为:①确定制度创新的边界。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将引领综合配套改革的方向,为其他制度创新主体提供了制度创新的空间与边界;②对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的推动、规范、制约作用,克服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行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引导制度创新沿着国家的利益方向发展;③中央政府将发挥协调和管理地方政府与其他地方政府和部门之间关系的作用,协助地方政府推进制度创新。④中央政府主动将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地方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其主要职能之一是执行中央政府的任务,在实际中主要表现为制定地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对整个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协助其他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并提出改革要求。其次,它是组织和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的主体,是改革具体政策的制度创新主要设计者和创造者。再次,它应该发挥对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的支持者的作用,充当前三者制度创新的“第二行动者”的作用,充分发挥前三者的制度创新能力。
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发挥企业、个人与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体制创新中的作用,特别是三者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从而推动制度创新是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目标。因此综合配套改革应该重塑制度创新的政治、社会动力。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区域内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要把区域内部人民关心、维护与提高区域公共利益、的动力激发出来,成为区域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要通过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创新公民各个利益群体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机制,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机制。其手段是,改变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适当合理向社会“分权”或者“还权”于社会。完善社区自治、民间救助和慈善团体,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
3.2 加强对综合配套改革管理与考核。为了加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统筹协调,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大都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由地方政府、所在的省(市)政府一些部门构成,由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综合配套改革的重大决策,统筹协调国务院及其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具体改革事务,但是在改革中,由于各个部门之间责权不明确,综合配套改革的效率不高。因此,要在进一步明确综合配套改革的各个制度创新主体的责任,以法律、法规的等形式明确制度创新的责任和权利,为各个制度创新主体提供制度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综合配套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仅仅改革的内容复杂,改革的难度大,改革的风险大,因此要加大对地方政府综合配套改革考核制度的研究和设计,建立全面反映综合改革绩效的政府考核体系,切实把改革的制度创新效应作为政府考核指标,增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力,发挥综合配套改革的制度创新示范作用。
3.3 加强综合配套改革的立法。由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它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其对法律制度供给的要求更高。如,国务院在批准上海市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配套改革试点方案时指出,要通过试点形成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经济运行法规体系和制度环境。在这样的先行试验中,相当一部分要破旧立新,需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变通和修正,而一般性地方立法不能对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其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不仅要考虑试验区内的使用效果,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全国的效应,这就要求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供给不单要考虑试验区本身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到对相关区域的协调乃至辐射全国的示范效应。一般性地方立法是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其效力显然只能在立法机关所辖的行政区域内生效。因此,应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建议给予经国务院批准的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的特殊的授权立法权。
注释
①参见;樊纲、胡永泰.“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J],经济研究,2005(1):4~14
②参见:戴维斯和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84页
③参见: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J].2000,(4):37~49
④周小亮.深化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兼容问题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207页
⑤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199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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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评价及改革政策建议 篇4
一、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成就
国际上主要国家的资本市场一般都经历了百年左右。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刚21年, 其发展成果相对于其他国家同阶段来说是非常之大的。主要在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从融资功能的角度看, 融资规模较大。至2011年底, 我国上市公司达到2342家, 股票总市值为21.5万亿, 名列全球第3位。同时作为大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债券余额总量达到20万亿。从资本市场的结构来看, 股市与债市的结构大体上匹配。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公司债等形式, 给大批产业行业的龙头企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帮助它们做大做强。
二是从投资功能角度看, 中国资本市场对于拓宽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企业与个人手中的剩余资金越来越多, 如何提供多方的投资渠道使这些剩余资金保值、增值?股市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变了过去投资渠道单一, 仅有储蓄的情况, 后来发展到股市、债市、基金、期货等多种投资渠道, 均为资本市场提供。
三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回顾历史, 中国股市初建始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当时是在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原始股市。新中国建立后实行苏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股市自然结束。改革开放后, 1990年建立了新的股市, 实质上是不同经济制度的一种“嫁接”, 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初期, 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 将资本市场这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嫁接”到中国这种独特的转轨型经济体制上。由于外来物与母体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艰难的相互调整、适应、融合的过程, 21年中我们对这个资本市场进行了多次改革, 最重要的如股权分置、对券商进行综合治理以及其他市场主体和运行机制的建设等。目前形成了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基本框架。
四是中国资本市场催生了一批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这些上市公司覆盖了我国主要的产业与行业, 且大多是产业龙头。在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治理结构的建设、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以及推动服务于企业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的发展等方面, 资本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对融资者需求服务的规模数量与层次、品种上的不足。
作为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近10年间, 中国资本市场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中国实体经济体量非常大, 层次、类型较多, 因此相对经济实体客观存在多样的、巨大的融资需求来说, 差距还较大。一是服务的数量企业占比不高, 服务产品不丰富。据专业机构推测, 在符合现行上市公司基本条件的企业中, 目前资本市场仅覆盖了1/5左右。二是缺乏层次性。中国幅员辽阔, 经济发展不平衡, 城乡二元经济, 城市化、工业化仍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生产主体众多, 大体分为6个层次, 即约数千家大企业, 主要是央企和省地级的大企业;中企业数十万;小企业约几百万, 微企业近千万;生产性大、中、小、微四个层次的企业总户数是1240万。个体工商户4000多万, 生产性农户有2亿。资本市场要适应这种经济主体结构, 尤其是为不同对象提供不同形式的融资服务, 中国的资本市场必然也应当是分层次的。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服务的层次性很差。“主板”覆盖的都是大企业, “中小板”服务对象主要不是真正的中企业和小企业, 只能说是大企业中的“小”和中企业中的“大”, 较成熟的创业企业, 几乎不涉及创业初期的小企业, 更未覆盖微型企业。另外债券市场服务的层次性也比较弱。
第二个问题是重融资, 轻投资。对于投资者的整体利益和需求服务关注重视不够, 或是关注了, 但实际措施乏力。对投资者的回报总体上很差。
目前我国股市投资者整体的特点是“数量多、分红少、成本高、回报低、交易频、持有短”。一是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和一些管理者过度关注交易本身而忽视了企业的赢利与分红。交易是指上市之后IPO入市融资以后, 投资者之间的股票转手交易。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 其利益应来自获得投资的企业创造的增加值, 其中一部分以红利的方式回报投资者。而在目前的微观交易活动中, 许多人非常看重股市交易本身, 认为钱是主要从交易中赚到的。他们不关心或并不太关心企业分红及企业的管理状况与发展态势。实际上, 交易中一些投资者赚到的钱是另一些投资者支付的钱, 而不是企业的分红, 也可称为老投资者赚新投资者的钱。老投资者出手, 是让渡了股票未来的分红权, 新投资者是透支股票未来可能的分红收益来买入。例如, 在2007年股市6000点时卖出、离开股市的老投资人, 他们的“赢”除少量持股期间所获得的分红外, 主要获得的是其买入时和卖出时的价差, 这个价差是新投资人支付的, 新投资人将未来可能得到的分红预支给买者, 接过了接力棒。投资人之间的这种交易, 个体的盈亏已与企业经营无直接关系, “赚钱”、“赔钱”皆是偶然。这一笔赚的是下一笔的钱, 今年人赚的是明年人的钱。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说, 这如同金鱼池, 池中水的总量是这一时段企业分红的总量, 池中的鱼不断地喝水吐水, 而池中的水是既定的。鼓着肚子离开池子的鱼, 其多喝的水必然是鼓着肚子进而瘪着肚子出的鱼多吐少喝的水。二是企业分红少、市场成本高、投资回报低。政府、企业均不大关注企业的赢利问题, 股民则继续关注大盘涨跌、个股交易盈亏等问题。因此, 上市企业盈利、分红、回报股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成本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在某个长周期中, 投资者交纳的总税费大于投资者整体得到的总回报。在某些长周期中, 我们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整体上是不赢利的。最近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 郭树清主席也在若干重要场合发表言论, 市场投资功能及回报问题正越来越得到重视。交易所和证券公司也开始降低证券交易费用及相关费用。集中的热点问题是分红。
第三个问题是机制上还存在一些缺陷。目前, 证监会正在推进市场管理和运行机制方面的相关改革。如上市问题、退出问题、成本问题、交易运行等。核心是确保相关信息的真实、及时、充分、透明。
第四个问题是市场主体建设问题。我国进入市场经济较晚, 资本市场、股市建设也较晚, 整个市场的各类主体素质整体较弱, 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者, 都面临基本素质的建设和提升的问题。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虽然有所进步, 也有一定的水准, 相对于它们的功能和责任要求而言, 素质也有待提高。证券交易所及政府的管理理念、视野、能力、水平和效率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五个问题是中国股市的综合竞争力不强。长效竞争机制较好的是美国与德国。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近几年不断地在进行联合重组, 欧洲市场已进行了较大的重组, 前不久进行的最大重组活动是纽交所与德交所的联合重组, 尚未有果。亚太地区也在重组, 如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联合重组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 以及信息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中国因缺乏国际市场而对于这样的重组活动没有任何的参与。
三、改革和政策建议
中国首先需要在认识上提高与发展, 股市及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发展实践, 证实了资本市场的作用。对比一下欧美国家的经济状态, 自2007年起, 美国先后出现的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都是十分严重的, 但美国的金融与经济整体的恢复状况相对来说比欧洲好。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较为成熟, 覆盖广、穿透深、较稳定。欧、日的金融市场结构, 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反之, 美国则以资本市场为主。股市、债市的规模都很大, 产品品种也很丰富。资本市场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快速地聚集大额的资金, 提供给成长中的企业, 同时“无微不至”地关怀那些创业初期艰难、但未来潜力巨大的创业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强弱, 反映且直接影响其在世界上综合实力和经济地位。因此, 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资本市场。针对前文提到的一些问题与不足, 笔者认为, 要在六个方面着力推动改革。
第一, 要建立多层次、多品种的资本市场。主要分五个维度来考虑层次问题。一是上交所、深交所现有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要覆盖大、中、小不同层次的企业, 相当于美国纽约交易所发挥的作用。二是市场服务要覆盖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 目前的中小板和创业板覆盖的企业大都是成熟期的, 成长期或者初创期的企业很少。创业板要以成长型和初创型企业为主, 相当于美国的纳斯达克。三是公司和企业要分为公众型、非公众型等类型。四是资本市场自身应有场内与场外两种类型。全国性的场外可以统一搞一个市场, 如扩大发展中关村的第三板, 同时也可以搞一些以服务地区性的非公众公司为主的场外市场。五是地域层次问题, 我国的实体经济和政府管理的地域层次很明显, 因此金融服务不能全国一刀切, 搞单一、单层次市场。应该根据地域特点开展符合地方企业实际情况的多样化服务, 以一个经济中心带动周边其他几个区域的发展。区域性市场主要针对小微企业、非公众公司, 并以场外方式为主交易。
第二, 投资要“增分红、降成本、提回报, 减频次, 促长期投资”。
第三, 加强主体建设, 特别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建设。一是应当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比重, 提高专业水平, 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竞争力, 扩大专业投资者队伍, 这样散户就可以通过一些专业投资者来入市。证券公司要以良好的业绩来引导散户通过专业机构投资股市, 以改变短期投机, 关注企业长期发展和经营业绩。二是丰富资本市场的品种。如股市之外有债, 债这种金融产品虽然收益率不是特别高, 但风险也相对小, 运行简便快速, 效率高, 特别是公司债、企业债、金融债, 卖方是特定的, 买方范围也较少, 易于相互了解, 信息真实性、透明度较高, 较适合中国国情, 应大力发展。还有前段时间社会关注的养老金是否大量入市的问题, 笔者要区分三个方面的概念。一是养老金应分为基本养老金、补充养老金和商业保险, 补充养老金主要是指企业年金等。二是入市的“市”, 也要区分, 一个是入资本市场的“市” (大市) , 它包括债市、股市、期市等, 另一个是入股市的“市”。总的方向应该是, 基本养老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 入市也只能优先购买国债、公司债、企业债等收益略高于储蓄但风险小的产品, 而且要严格控制其进入股市。美国对于基本养老金入股市的比例控制在10%之内;补充养老金也应当大部分投入债市, 同时投入股市的比例可稍大一些。三是入市的“市”, 还要区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市场范围越大, 对冲风险的余地越大。养老金入资本市场的“市”, 主体是较为符合的, 但不是说入股市的“市”, 股市风险相对较大, 而养老金入债市的空间较大。养老金入资本市场的“市”应当是分层次。如基本养老金入股市应当控制在10%〜20%以内, 而企业年金与商业性养老保险是可以更多一些入股市的。
第四, 机制建设上, 基本运行制度模式 (如上市环节) 应当由行政审批比较重的审批制向以信息的真实、充分、及时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度过渡。这可以防止避免“专业”的假数据、假材料的出现, 特别是拟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等。提高分红水平问题应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机制来引导和实现, 努力建设健康的股市分红文化和运行制度, 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如证监会、交易所可以每年对各上市公司的赢利、分红进行排名, 好的差的各50名让媒体公开。另一方面在继续保证上市公司总体盈利水平的基础上, 针对分红问题在准入制度、分红承诺制度及相应的奖励和制裁制度, 如不分红就限制再融资制度或企业再投资的退税等相配套, 来促进和保障分红的进行。
第五, 要以国际视野来谋划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国际上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也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资本市场, 中国要想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必须要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资本市场。要在国际同业中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励精图治、参与竞争。同时, 要尽快建立覆盖市场各主体的、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
第六, 加强资本市场税费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对资本市场的财税、费价和政策要认真地进行梳理与分析, 总结、借鉴国际的成熟经验和教训进行一次顶层设计, 拿出一个总体改革方案。中国的股市起步较晚, 财税制度在股市的发展建设中, 长期处于被动状态。老百姓常挂在嘴上一个例子:“半夜鸡叫”, 一早起来印花税就变了。我们不能把财税政策被动地当成经济或股市发展冷热的末端的调节阀。资本市场的财税制度是全国财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与国家整体财税体制、制度政策相协调、相配合。同时, 财税体制、制度政策也要对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健康成长和良好运行起根本性的保障与促进作用。
一是明确和坚持中国主体税种的改革方向。税制改革应该增加直接税如所得税等的比重, 减少间接税, 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的比重。我们购买商品和服务时, 商品和服务内就已征间接税。其特点是见销售 (营业) 就征。原因是设立该税的1993年, 当时征管手段较差, 政府相关部门没有较强的能力去鉴别企业的真实成本, 计算真实利润, 只能主要采取“见销售就征”的办法。事实证明这个政策对于方便税收征管、促进财政增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服务就是营业, 生产就是销售, 见销售额、见营业额就征税, 这种办法适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现在中国应当再上一个层次,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都要求我们调整主体税种的结构, 而目前的企业管理制度、税收征管能力、会计行业的制度能力都有所提高, 降低间接税占比, 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条件已经具备了。随着经济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个时期以来, 我国税收总量中间接税占比已经有所下降, 直接税占比已经有所提高。在新的历史阶段, 应明确和坚持推进这一发展趋势。具体到资本市场来说, 就可以继续降低印花税, 提高资本性所得税等直接税。
二是在股市上应该降低交易行为税费的总体负担。降低交易所、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收费和税, 这样可以降低资本市场交易总体成本, 增加投资者的盈利可能和盈利水平。证监会最近已颁布多项降费措施, 大局观强, 方向正确。对股市交易的高收入者恢复征收股票交易所得税。我国目前对法定应征收的股票交易所得税实行免征收政策 (只对个别特殊的公司高管征收) , 实行免征的考虑, 是股市处于发展初期需要培育。我认为现在中国股市已越过了发展初期阶段, 应当在对多数股民继续免征的同时, 对少数获取高额交易所得者, 恢复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此项措施可与适当降低个人股票分红所得税负同时进行。因为个人的分红所得税与上市公司企业利润所得税有重复。目前, 企业所得税率是25%, 个人分红所得税率为20%。对个人分红实行的是税赋减半政策, 相当于征10%。可考虑减按5%征收。
三是税收政策要抑制短期炒作, 鼓励长期投资。如采取一年以内的交易所得征个人所得税, 一年以上两年以内的交易所得减半征税, 三年以上的交易所得免税等财税制度来引导。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办法, 对抑制短期投机、促进长期投资效果明显。还可以考虑对一年以内的交易印花税征收, 对一年以上的交易印花税免征。
最后, 应当对股市税费的调整, 设定总体的原则。 (1) 股市的总体税费负担必须降低、不能提高。 (2) 多数人应减交、少交或不交, 少数人要增交或多交。 (3) 短期持有者交或多交, 长期持有者不交或少交。 (4) 赚钱少者不交或少交, 赚钱多者多交。对税率的设定、起征点 (扣除额) 等技术手段要认真测算论证, 充分运用。财税部门要与证券监管等部门通力合作, 从全国的发展、改革和稳定的整体大局出发, 深入调研、科学分析、合理比较、仔细测算, 尽快拿出一个全国的财税改革与资本市场财税制度政策改革的整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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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策建议 篇5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沙小新
01420121903 关键词:形势、政策、发展
摘要:本学期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主要是通过观看“西南交通大学课程中心——形式与政策”网站的视频进行学习的,要求每个学生一学期内至少观看十二个学时。老师在网站上上传的视频丰富多样,包括“百年潮·中国梦”、“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系列视频和其他政治时事以及重大要闻视频。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自由选择学习内容。
一、学习体会
在本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学习中,我主要观看学习的是我较为感兴趣的“大国崛起”系列的视频。此系列视频共12集,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了大国崛起的规律。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国家支持的航海冒险,开创航线,两个大国开始在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但是,这两个依靠掠夺迅速崛起而没有发展工商业的帝国很快盛极而衰;在英国,由于殖民扩张和海外市场的成熟,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专利法》颁布和《国富论》的出世,英国工业迅速崛起,市场贸易快速发展。并且打败了强邻法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殖民帝国。19世纪中后期开始,殖民地日益成为英帝国的负担,而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英国的发展开始减慢,最终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日本在四艘美国黑船的胁迫下,长期闭关锁国的岛国日本选择了不战而开国。之后,日本开始向欧美学习,开始“民治维新”,发展国家工业,并且去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写进《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天皇制埋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隐患。二战后的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在美国扶持下,经济迅速发展。在1968年,即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经济强国。现在,日本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上经济第二强的国家。其他视频的主要内容就不一一详述了。大国崛起系列视频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镜鉴;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试图在风云四起的历史变迁中,寻找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力量。以国际视野看待外国的发展模式,不单从经济角度的发展,而且从政治的发展角度,评述中国之形势。
我通过观看这些视频,了解到了世界大国的发展过程,通过和我了解的我们国家现状对比,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同时,也认识到:现在中国的文化面对太多的冲撞,日流,韩流,欧美流,中国的文化被打的支离破碎,我想,要想长久的立于大国之位,很好的保护和发展本国的文化是必要的,也必须重视文化的作用。作为祖国未来的青年,能做的就是更努力的学习,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改革建议
形势包括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国内形势等,也包括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安全形势、科技形势、军事形势、外交形势等;而政策包括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内政策又有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科技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等。因此本课重点介绍当今国际国内时事的发展态势以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大学生了解形势,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1]。这学期之前,我们学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是通过制。授课方式也较为传统,同学们到教室,老师进行面授,基本上也是以播放教学视频为主的,可是同学们大都不重视此课程,缺席情况很严重,这学期开始,学校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通过网上视频进行授课,这不仅提高了课程学习的内容的丰富多样化,也给了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选择的权利,而且学生在学习时间安排上也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还能更好的督促学生认真观看学习视频。但在本学期的改革基础之上,我觉得仍有欠缺之处。下面谨以我个人观点阐述一下现在还存在的问题以及关于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形势与政策课程通过网上视频和老师讲授这两种方式进行授课,还显得有点单一。通过布置对某一主题(包括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范围之内)进行评论的作业,选拔出对问题认识较为深刻的同学,组织其成立辩论小组,对这一主题进行辩论赛,并且给予参加辩论的同学一定的利益奖励(由于行政课不计入学分绩点计算,可在其他通识课上进行加分)。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增加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奖励。老师布置作业的内容过于单一。这学期伊始,老师布置的作业要求写寒假社会调查报告或者对社会时事的评论,我想除了这些主题之外,老师还应该增加形势与政策课程要求范围内的其他主题(比如青年同学最为感兴趣的军事形式、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等)。老师布置的作业形式也过于单一。这学期的两次作业都要求交文字版的,我觉得鼓励学生以PPT等其他方式交作业不仅能表达作业的内容,而且还能从其他方面锻炼学生对表达能力的提。
网上视频内容未包括完形势与政策课程要求的所有方面的内容。建议老师能更丰富的充实网上教学视频。其次,对各个视频按照形势与政策课程要求内容的类别进行分类。为了更加充实网上视频,建议老师允许学生提交视频,由老师审核后公布在形势与政策教学网站。总体陈述
在2013年下半年,徐飞校长就提出要重视通识课的教育。尤其在我们这种以工科为主的工科院校,不仅要教给学生安身立命的理工科知识,还要赋予学生更重要的活的灵魂、人文思想和政治思想,这就显现出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要性。希望我们学校在形式与政策课程的教学工作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获得更大的成就。
文献引用:
改革政策建议 篇6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bu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the lack of systematical and scientific policy makes its operation process problematic.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willingness of insuring and balanc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eries of feasible suggestions by analyzing the operational problems that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faced with.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意愿;保費补贴
Key words: policy-oriente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willingness of insuring premium subsidy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等,均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农业是世界公认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脆弱产业”,作为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国家,我国亟须农业保险来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自从2007年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力度以来,发端于2004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得以快速发展。无论是政府重视程度、承保范围、财政补贴,还是保费收入、保险模式,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保障范围、承保品种、经营主体、赔付率、覆盖面以及规范性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不足。
本文着重分析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就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保驾护航”作用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一、农民对保险的认可度较低
由于大多数农户对保险的了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常常把保险与欺诈联系在一起,对保险的认可度低,认为其农作物没有投保的必要性。该观念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宣传进程,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此外,农业保险宣传的覆盖面不广,不能有效地纠正农民对保险的错误认知。因此,对于农业保险的宣传必须切实执行,要避免执行力不足的情况,以达到正面的宣传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保险公司可定期派遣专业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活动,这些具备较高保险专业素质的人员在推广农业保险的同时也向农户普及保险知识,加深其对保险的认可度,增强其投保意识,从而保证了宣传效果。此外,保险公司也可对村镇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保险专业知识培训,使其可自主在各自的村镇进行农业保险宣传活动。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宣传更加便捷有效,而且能保证宣传的可信度。为加强保险公司政策执行力度,政府应对此方面的开销予以补贴。
二、保单条款难以理解
即便农户对保险的认可度较高,但是由于当前保单条款过于冗长与复杂,农户很有可能会因对对条款的理解有误而导致错误投保,这主要表现在投保作物发生的风险事故不在承保风险范围内以至于最终无法获得预期赔偿,或者保险事故发生后所获得的赔付额远远小于其期望赔付额等问题上,这些问题都将会直接导致农户未来投保意愿下降。
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以下两种解决方式:一方面,政府可出资聘请专业人士解答农户对于保单的疑问,或者对各村内部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员进行保险专业知识的培训,由这类人对保单进行专业解读;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可以在不曲解保险条款本意的前提下,针对农户重新拟定更为简单易懂的保险条款说明,并履行为投保农户详细介绍保单条款的职责,在农户充分理解条款的基础上为其提出合理的投保建议。
三、保费过高
虽然政府对农业保险制定了补贴政策,但由于农业保险受高风险和高赔付率的制约,其保费依然较高,与农户的收入水平不相匹配,这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范围,导致农户投保意愿下降。对于该问题,政府可以拟实施差异性补贴率政策,对于农民需求量较大的保险产品给予更多的补贴。由于保险产品的逆向选择性,往往需求越大的保险产品,其积聚的保险风险也越大。这体现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大,赔付额度高等方面。保险公司利用大数法则对此类产品定价时,需收取较高保费才能保证其盈利性和稳定性。高额的保费又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能力,因此,政府应根据保险品种的不同、保费的差异程度给予农户差额补贴以提高其投保意愿。
四、赔付困难
保险事故发生后,赔付速度是农户关心的重要问题。由于农业保险的勘察定损花费时间长,因此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实际赔付完成的间隔时间过长,使得农户受损后损失不能及时得以补偿,这极大的降低了农户的效用,导致农户对保险的信任感降低,影响了农户的投保意愿。
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可以建立专业的核赔机构,保险事故发生后由此机构进行定损、核赔,并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该机构可以根据农业保险农户的分布地理位置按就近原则设置,便于出险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核赔,同时相对于保险公司也更加有信息优势,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并可极大缩短勘察定损时间。此机构可由政府独立运营或者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经营,相关经营费用由政府的财政支出予以补贴。
五、赔付过少
赔付额度的大小是农户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保险事故发生后农户的损失是否得到有效的补偿。但在当前情况下,赔付额度过小,保险额度上限是农业生产成本,而作为以农业为生的农户们的收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一旦发生灾害,农户获得的赔偿仅是损失的一小部分。
对于这个问题,政府应该放宽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管制,适当提高赔付金额上限。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和承担的风险都会相应的提高,政府应该给予其经营成本的补贴。而针对保险公司承担过高风险的部分,政府可通过购买再保险进行转移。即便大规模的保险事故,农户也能得到足够的赔偿,其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六、保险产品缺乏多样性
实地调查显示:在售的险种太过单一,不能满足农户的实际需求。对于某些急需投保的标的,保险公司并不予以承保。其根本原因在于此类险种风险过大,远超出保险公司承受能力上限。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对保险公司进行补贴,激励保险公司不断开发新的保险产品,增加农业保险市场的产品多样性。例如采取税收优惠的策略,对保险公司创新性险种的保费收入给予税收优惠或者直接对开发创新产品按照数量进行奖励。
我国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同时,需要针对以上提出的六点问题做出改善与调整,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保险费获得较高的保障,更积极地参加农业保险,更自主地选择参保的农险品种,在出险时能从保险中真正获得充分的利益保障。
改革政策建议 篇7
关键词:收入分配,分配制度,改革思路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构建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 是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收入分配问题, 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 强调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
一个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 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 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 则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 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能, 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深刻把握收入分配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具有重要意义。
(一)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有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进一步改革、规范分配制度, 可以更大限度的引入竞争机制, 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此, 则能减弱垄断行业带来的不公平因素, 使劳动者在更加公平的环境下工作, 这有利于我国人民更快的走向共同富裕。
(二)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有利于健全全社会的分配制度。
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可以相应地改革各企业、各机关单位的分配制度, 从而建立起更规范的、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更有利国民经济发展的分配制度。
(三) 深化分配体制改革,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
通过改革, 寻求更加合适的分配方式, 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如果能通过改革, 使大多数人在劳动中能获得更公平乃至更多的收入, 那么劳动者的积极性便将大大的提升。劳动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 必将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 收入差距过大。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 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 我国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 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并且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3%的增长速度扩大。收入差距重点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
1.城乡差距。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由1997年的246.89%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332.96%。2008年开始,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趋势,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由2007年的332.96%下降到2008年的331.49%, 下降了1.47个百分点。尽管如此, 2008年城乡收入比仍高达331.49%。如考虑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目前的状况还要严重。城乡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剧本已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不利于城乡之间的统筹发展;另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 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阻碍了农业发展, 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2.地区差距。
近年来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变化幅度不大, 说明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了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与此同时, 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要远高于城镇区域间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所反映的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后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首先, 广大中西部地区占我国领土面积的大部分, 也容纳了我国大多数的人口。如果广大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那么居民的收入增长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居民生活水平也就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其次, 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其消费水平也就相对较低, 从而限制了内需的扩大, 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3.行业差距。
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垄断造成的, 这一部分就属于不合理的行业间收入差距。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它将过多的人力资源集中到垄断行业, 窒息了经济发展活力。
(二) 收入分配关系紊乱。
尽管在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但由于政府过多涉及收入初次分配领域, 在现实中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得到有效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产的扩大由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结合而共同推动进行, 所以应该由各生产要素按照其在生产中的贡献进行初次分配, 政府则主要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等来弥补市场失灵。而在我国的分配制度中, 政府直接涉及初次分配领域, 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各个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国有企业。尽管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 但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在本质上并未改变, 所以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盈利, 主要是依靠政府所赋予的垄断权力获取垄断利润。与此同时, 由于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 国有企业利润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政府也就丧失了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的动力。特别是当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个人谋利动机超过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时, 国有企业就成了一部分人利用政府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三) 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制约机制尚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会存在, 尽管这种收入差距是合理的, 但仍需要政府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从而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维持其基本生存的收入。只有政府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既注重效率, 又兼顾公平, 公平优先, 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手段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然而,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 阻碍了其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
1.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调节不力。
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引起:第一, 我国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测居民收入的办法, 导致税务部门无法掌握居民收入的实际状况, 无法按照居民实际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课税方式不合理、费用扣除标准不科学等问题, 从而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不足, 占GDP比重偏低。此外,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不是高收入者, 而是广大中低收入者。
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首先, 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模式, 导致城乡差别待遇原则。在农村地区, 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居民只占极少部分, 特别是城镇人口享有的失业、工伤、生育等保险和就业、教育、医疗等救助, 农民基本没有。这主要是与国家缺少投入, 农村劳动力外流, 农村社保制度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其次, 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广大农民工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福利, 他们往往被排除到社会保障体现之外。不同单位和部门之间的劳动者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和项目差别也很大。在不公正的政策下, 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与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第三, 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从全国来看,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造成社会保障分配的差异。一般来看, 经济越发达地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越高, 而落后地区养老保险覆盖率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而且受惠度也很低。
三、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一) 多渠道促进农村居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政府要一如既往的贯彻和落实党的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 不断完善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 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改革, 大力发展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农业。引导农村向二、三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农村和城镇企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及时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随意延长工时等问题认真解决。进一步稳定农资价格, 降低生产成本, 适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增加农民收入。
(二)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 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秩序。
1.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规模。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权力、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 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由于政府所涉入的经济社会事务越多, 它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 控制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 势必就要求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因而,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是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 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根据因事设岗的基本原则, 政府从一般经济事务中退出之后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 这就要求合并机构、精简人员。
2.打破垄断, 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
在收入分配中缩小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最主要的还是要建立起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 打破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垄断。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减少管制、并运用适当的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另一方面也要引导国有企业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考虑尽责, 并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集中分配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收益。
3.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出台《工资条例》, 监督企业构建起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 将工资水平与利润挂钩, 确保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解决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等社会问题;健全法制机制, 严格执法, 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加大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素质, 切实保障劳动者利益。要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以解决部分企业退休老职工待遇过低的问题。鼓励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大力扩大就业, 降低失业率, 增加劳动收入的覆盖面和人群基数。
(三) 完善再分配机制, 实现分配的公平。
1.尽快启动个人所得税的深层改革。
个税政策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谁真正承担了最重的税收负担, 也就是说, 哪个阶层交纳了最大比例的税收。我国目前的个税的不足之处除起征点问题以外, 更主要在于分类所得税制, 以及根本不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和支出的抵扣制度。这种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税制相比, 缺陷明显, 对不同性质的所得税分项计征, 难以全面、完整的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 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 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因此, 必须通过一系列税制的配套改革和整体的设计, 真正实现税负合理和公平, 使高收入者多纳税, 低收入者减负, 从而使个税回归公平, 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
2.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建设。
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 是改革发展的“减震器”、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托底”机制。要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 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 将符合条件的城镇从业人员逐步纳入社会保险范围。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问题, 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继续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提高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还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参考文献
[1].张东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09) [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12
改革政策建议 篇8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成果
1. 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率先突破。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及当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都将利率市场化改革列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1996年初, 我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中心。当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取消同业拆借利率上限管理的通知》, 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由拆借双方根据资金供求状况自主决定, 开启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破冰之旅。1997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利用同业拆借市场开办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 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同步放开,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率先在货币市场取得突破。
2. 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续跟进。
1996年, 财政部通过证券交易所市场平台实现了国债的市场化发行, 发行采取了利率招标、划款期招标、收益率招标等多种方式。同时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和国债发行数量, 采取了多种价格招标或单一价格招标, 国债发行利率实现了市场化。1998年9月, 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央银行债券发行系统以公开招标方式发行了政策性金融债券, 随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也以市场化方式发行了政策性金融债券。1999年, 财政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国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成果。
3. 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
1987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商业银行以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基准上浮贷款利率, 浮动幅度最高为20%。1999年4月,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当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 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1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50%, 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为10%。2004年1月, 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70%, 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100%。2004年10月,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不再设定利率浮动上限, 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提高到130%, 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仍为10%。为了提高商业银行对住房抵押贷款的自主定价能力, 2006年8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商业银行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向下浮动, 区间为15%, 2008年10月向下浮动幅度扩大到30%。2012年6月8日, 中国人民银行将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下限扩大到20%, 贷款利率在“上限放开, 下限管理”方面又前进了一步。目前, 除了优惠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的管制品种还有5个。
4. 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1999年10月,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试办五年期以上、3 000万元以上的长期大额协议存款业务, 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 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起步。2002年2月和12月, 协议存款试点的存款人范围扩大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省级机构。2003年11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邮政储汇局与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开办邮政储蓄协议存款, 利率由双方自主确定。2004年10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对人民币存款利率向下浮动, 下不设限, 但不能上浮。2005年,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2012年6月8日,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利率向上浮动10%, 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渐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存款利率上浮开启了存款利率“双向浮动”的新时期, 存款利率从而进入“放开下限, 上限管理”的阶段。目前, 人民币存款利率的管制品种还有7个。
5. 外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
2000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放开外币贷款利率, 外币贷款计结息方式由商业银行根据国际市场的利率变动情况以及资金成本、风险差异等因素自行确定;同时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率, 300万美元及以上或等额其他外币的大额存款利率由商业银行与客户协商确定。2003年7月, 又放开了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的小额存款利率。2003年11月,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可向下浮动。2004年11月, 1年期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全部放开。目前, 一年期以下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制品种还有4个。
总体来看, 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 我国已放开了大部分本外币金融产品的价格,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管制的本外币利率品种还有23个 (见表1) 。
6.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初步形成。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提上议事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将承担多项职能, 既可为银行存贷款业务提供定价基准, 也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和监测指标。为建立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2006年,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建立报价制的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 (Shibor)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 实施准则》, 成立了Shibor工作小组。经过摸索、酝酿和试运行, 2007年1月, 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正式投入运行, 其后, Shibor的市场代表性不断提高, 以其为定价基准的金融产品不断增加, Shibor在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地位初步确立。
二、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分析
1. 通过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
我国目前间接融资比重仍然较大, 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 由中央银行制定存贷款利率, 可以保证企业利息负担不致过重, 这也成为我国难以快速解除存贷款利率管制的主要原因。但我国可以通过扩大企业发行债券规模的方式来拓宽融资渠道, 使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相互竞争, 促进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1993年我国开始企业债券发行试点, 但规模一直较小。2005年之后允许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 其后又陆续推出中期票据、可转债、可分离债等。这些企业债券的发行实行市场化利率, 一般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00个基本点以上。2006年, 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仅为3 938亿元, 融资占比仅为5%;到2009年发行规模达到16 629亿元, 融资占比上升至13%, 2011年发行规模达到23 103亿元, 融资占比上升到24% (见表2) 。
注:企业债券包括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可转债、可分离债和公司债。
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结构, 而且发挥了部分替代银行贷款的功能。如果这种势头保持下去, 继续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使更多的企业从市场上融得比银行贷款更低成本的资金, 不仅可以淡化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也将形成对银行贷款的价格竞争, 这无疑会开辟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第二战场”, 有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2. 通过扩大银行理财产品规模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 我国虽然也推出了一些利率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工具, 但多数产品居民不能直接参与, 难以分享市场化收益。近年来我国银行各类理财产品的推出弥补了这一不足。银行理财产品是由商业银行销售并负责投资运营的资产管理计划, 其收益率不受官定利率的限制, 因期限品种丰富、利率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更高而受到居民的欢迎。
2007年,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额还不到1万亿元, 2009年就上升到5万亿元。2011年, 银行理财产品达到19 176款, 发行规模达到16万多亿元 (见表3) 。在当年发行的理财产品中, 利率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 (3.5%) 的占比达68%。2011年末, 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余额接近4万亿元, 相当于同期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34.7万亿元) 的11.5%, 这部分资金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利率 (收益) 的市场化。
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进行表外融资, 不仅拓展了资金来源渠道, 也使居民享受到了投资的市场化收益。这种以体制外的方式打破存款利率的管制, 以部分储蓄存款向理财产品转化的形式, 使存款利率市场化得以悄然推进。可以设想, 当居民金融资产中市场化收益的比重越来越大, 居民和商业银行也就逐步适应了利率市场化环境, 在此基础上渐次扩大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并最终放开存款利率管制, 存款利率市场化将会水到渠成。
3. 择机将存贷款利率由浮动走向全面放开。
现阶段, 我国大中型企业通过银行获得贷款 (一年期) 的价格在6%~7% (下浮10%至上浮20%) , 而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获得贷款的价格大多在9%以上 (上浮30%以上) , 而无法通过银行贷款满足资金需求的企业则只能以10%以上的利率、通过民间借贷或者其他渠道来融资。资金价格在不同类别企业间的这种双轨制, 明显有违市场公平原则。自2004年开始, 中央银行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且上不封顶, 银行在贷款定价方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自主权。2011年, 为了缓解通胀压力, 中央银行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高位, 银行可用资金相当一部分被冻结。在信贷资金难以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形势下, 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比例大幅提高。利率下浮的贷款由年初占比21%下降到年底的7%, 利率上浮的贷款由年初占比49%上升到年底的66% (见表4) 。
单位:%
银行贷款利率水平随资金供求关系而升降的现象表明, 贷款浮动利率水平已经向利率市场化的资金真实价格靠拢。这种赋予商业银行更大的利率浮动权, 由商业银行根据市场资金状况而自主决定利率水平的操作, 不仅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 也为日后贷款利率最终放开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我国信贷市场运行情况, 择机将贷款利率由浮动走向完全放开;存款利率则采取先分次扩大向上浮动区间, 待条件成熟时最后实现全面放开。
4. 以商业银行经营收益多元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根据国际经验, 利率实现市场化后, 银行存贷利差会收窄, 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主营业务仍然是存贷款, 利息收入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利率管制逐步解除, 必将出现存贷利差收窄的问题。近年来, 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一些商业银行已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营策略, 开始实施以非利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战略。同时加快了金融创新步伐,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力求实现经营收益的多元化。但总体来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办的中间业务主要集中于结算业务和代理业务, 品种较少, 为客户量身定做的中间业务产品不多。实际上, 商业银行有条件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技术、人才优势, 开发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和投资银行类中间业务, 一方面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另一方面增加盈利来源。如果在利差收窄的冲击下有更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创新的行列, 扩大中间业务规模, 使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明显提高, 就会逐步摆脱对管制利率的依附, 改变现在的靠吃利差的生存状态, 从而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力量。
三、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1. 建立商业银行利率风险防范机制。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利率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将会加大, 利率的期限结构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从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挑战。在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大环境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 利率风险防范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因此, 商业银行必须在重点关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的基础上, 增加对利率风险的关注,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战略。具体说来, 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利率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采用各种科学方法动态测度利率风险, 强化市场信息系统建设, 满足金融产品定价和利率风险管理的需要。利率市场化使信贷产品定价成为存贷款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 存款定价过低或贷款定价过高会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失去市场份额, 而存款定价过高或贷款定价过低又会使竞争获得的存贷款业务无利可图甚至出现亏损。因此, 建立科学合理的存贷款定价机制, 是商业银行适应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要。商业银行应在市场基准利率基础上参照合理的成本收益确定自己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综合考虑风险补偿、管理成本、提前还款、贷款违约、收益比较等因素, 合理确定信贷产品价格水平, 降低收益和风险不匹配带来的损失。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利率风险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因此, 商业银行应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率风险防范机制:一是利率风险分散机制;二是利率风险规避机制;三是利率风险转移机制;四是利率风险补偿机制。
2. 商业银行应加快经营战略转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收益主要是存贷款业务, 利息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70%以上。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区间将会明显收窄, 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会受到一定影响。只有加快金融创新、调整业务结构、拓宽业务领域, 实现经营收益的多元化, 才能减少对存贷款业务的依赖。为此, 商业银行要大力拓展中间业务领域, 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来源, 降低对单一存贷款业务收益的依赖。要从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推出更多的投资理财、财务顾问、资产管理、资金结算、担保、保函、代理等高附加值的业务品种, 使经营收益从赚取利差收入为主逐步向赚取服务费用为主转移, 同时要从过去的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转化。通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充分挖掘客户的各种业务资源, 多方面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而获得附加收益。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存贷利差会逐步缩小, 这将迫使商业银行主动进行业务创新, 风险溢价的判断和金融产品定价将促使银行业的经营管理走向创新之路, 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给银行业带来新一轮的洗牌, 而胜出者必然是那些经营灵活、创新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在此意义上, 经营战略转型就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客观要求, 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变革。此次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和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区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 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练兵。商业银行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战略, 朝着以非利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方向发展。
3. 进一步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
国际经验表明, 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是确立统一的市场基准利率, 该利率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和监测指标, 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着多种基准利率并行的状况, 在信贷市场上主要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 在货币市场上主要是国债回购利率、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中央银行必须推动统一的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 从而改变直接确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调控模式, 并形成通畅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经过近年的培育,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 已基本成为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未来将会上升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来引导其他短期和中长期利率变动的基准利率。为了进一步强化Shibor的基准利率的作用, 中央银行应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 促进Shibor发挥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功能, 进一步完善Shibor运行机制, 推进金融市场统一基准利率的形成。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 在货币市场产品定价方面, Shibor先与短期市场产品定价挂钩, 再与中长期市场产品定价挂钩;先与短期融资券利率挂钩, 再与贴现利率挂钩;先与金融债利率挂钩, 再与企业债利率挂钩。 (2) 在存贷款利率定价方面, 先简化中长期存贷款利率档次, 再将Shibor与放开的存贷款利率挂钩。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尽早完成, Shibor在利率体系中发挥出基准利率的作用, 就为利率市场化最后攻坚准备好了条件。
4. 金融调控应更多地使用价格型政策工具。
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商业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在我国信贷活动中发挥着基准利率的作用, 中央银行通过调整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以及其他期限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调节信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 以及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与收益。改革开放以来, 在对存贷款利率实行直接控制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和社会信用规模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利率市场化后, 中央银行将不再直接制定存贷款基准利率, 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手段对市场基准利率进行调控, 并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动引导利率体系的变动。在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西方国家, 中央银行一般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政策来调控市场基准利率, 进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如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有价证券时, 会使联邦基金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减少;而当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时, 会使联邦基金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增加。由于公开市场业务影响到联邦基金市场的资金供求, 所以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联邦基金利率 (美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的走势。而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又会影响到长期利率的变动, 进而影响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变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 市场利率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指示器, 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控将重点追踪市场利率的变化态势, 维护市场资金平衡。这就需要中央银行运用相应的政策手段, 影响和引导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变动, 进而实现对利率体系的间接调控, 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工具的作用。在金融调控过程中, 中央银行应更多地使用价格型政策工具, 而货币市场将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场所。
5. 对信贷市场需要加强监督管理。
从国际上看, 利率实现市场后, 金融和经济运行平稳的国家和地区, 都是中央银行等监管部门对信贷市场实施了有效金融监管。相反, 放开利率管制后出现利率大幅度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 大多与其未能对信贷市场实施有效监管有关。利率市场化将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竞争手段也会更为复杂多样, 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应建立针对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监管新模式, 在过渡期内实行有限的利率管制, 以防止出现利率失控进而引发社会问题。监管部门还要把握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和进度, 保障银行业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管理作用将得到凸显。当利率管制解除后, 金融产品价格方面的竞争就会日趋激烈, 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正当竞争, 甚至是恶性竞争, 例如竞相抬高存款利率、用不同金融产品价格交叉补贴的方法来争取客户等。这就需要发挥银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通过自律性管理使商业银行的竞争保持在合理状态, 使信贷产品价格处于合理的区间, 从而对恶性竞争行为起到制约作用。银行业自律组织应充分发挥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作用, 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的定价行为, 防止利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拉拢客户, 维护正常的信贷市场秩序, 促进信贷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易纲.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金融研究, 2009;1
[2].胡新智, 袁江.渐进式改革: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理性选择——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 2011;6
[3].黄金老.利率市场化悄然前行.国际金融, 2011;11
改革政策建议 篇9
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概况
长期以来,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经常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丰富而具体的内容。1998年开始推行“三项改革”, 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 2000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就“三改并举”进行部署。在这期间, 有关部门对中国医改的构成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探讨, 以期界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改范畴, 2007年1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四大基本制度, 即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度。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卫生医疗领域的“四大体系”, 即“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大体系”的提出不仅系统总结了以前的研究, 还为今后的改革构建了崭新的框架。长期以来, 由于对医疗领域的范畴没有明确界定, 甚至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两类不同性质的领域也没有明确划分, 相关部门职能和政策界限模糊, 因此本文回顾论述时依照不同时期惯例, 对不同领域不作严格区分, 但在分析讨论时, 尽量将问题置于“四大体系”分析框架中。计划经济体制下, 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 我国医疗卫生创造了一系列辉煌, 在医疗服务、预防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农村和城镇的医疗服务也在这时全面展开,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大大增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影响以及“政事一体化”的管理, 我国在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途径。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城乡分离的, 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过程。在城镇, 先后经历了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城镇医疗保险改革和试点阶段、全国范围内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确立以及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探索等阶段;在农村, 伴随着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衰, 努力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工作, 进而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多样化进行探索与完善。
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成就和主要存在的问题
医改3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这既包括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提高、卫生医疗队伍的建设壮大, 也包括整个卫生资源扩大以及医疗科技水平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卫生事业, 增强医疗卫生机构活力, 扩大服务提供, 缓解供需矛盾。这一时期, 卫生服务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服务条件、水平和能力有了明显改善。1997年初,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 要求卫生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1998年底, 国家先后启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卫生体制“三项改革”。2002年,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推进和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农村卫生发展。这一时期的改革探索为进入新世纪的卫生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 (1) 重大疾病防治工作扎实推进, 公共卫生服务和保障能力得到提高。 (2) 社区卫生服务加快发展, 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正在形成。 (3) 医疗机构管理得到加强, 医疗服务更加规范。 (4)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开始试点。 (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扩大, 农村卫生工作得到加强。 (6) 中医药工作稳步推进, 中医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7) 中央和地方政府卫生投入显著增加。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 也应看到存在一些不足和差距, 医疗卫生工作距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较大差距。一是重大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群众健康, 卫生监督管理能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机制不适应公益性目标要求, 卫生队伍能力建设仍然薄弱, 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 探索中国特色卫生改革发展道路的任务非常艰巨。二是在资源配置上, 卫生和医疗资源向“上”集中, 向“中心”集中;医疗保障利益向职工特别是正规就业人群集中;药品相关利益向流通使用环节当事人集中。从制度构建角度看, 还未建立起与医疗卫生等事业单位性质相适应的非营利组织成长的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 这些问题应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
三、推进医疗卫生改革的政策建议
我国医疗改革之所以成果不大, 其原因在于以往改革都只停留在原有制度上, 而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我国现行的医保制度是从原有的“劳保”制度演变而来的, 而不是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度身定做的。虽然医保曾经过多次改革, 但这些改革没有从根本上去区别“劳保”和“医保”, 而是把“劳保”一步步扩大。一个本来面向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员工的保障制度又怎能面向全中国人民?就算短时间内可操作, 又怎会有持续性?同样的落后现象也出现在医疗系统。目前我们国家私营医院或诊所总体数量不够, 庞大的13亿人口看病、住院全靠公立医疗系统支撑。在现有的市场经济大环境里, 医院仍起用着旧有国有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模式。医院靠国家拨款, 但拨款又常常严重不足, 导致医院和医生要各自为经费和收入去“想办法”。政府监控不力, 市场又无法监控等导致医院乱收费、医生收红包等不良现象。因此, 要想解决医保和医疗问题, 政府必须从根本去改变这两者的体制, 而且必须两者同步进行, 相互配合, 这样才能避免过去医改的失败。
医保改革方面:我国现行的医保花费十分巨大, 早已是入不敷出。其实医保费用的关键问题不是保费的问题, 而是由看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问题。目前我国纳入医保的公民约2亿人, 如果要进一步扩大更多公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加入的话, 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财政根本无法支付如此巨大的医保人群, 所以中国的医保不应该单单是政府补贴。目前单一补贴性医保的形式早已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部分居民的收入日益提高, 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医保所提供的保障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群, 特别是有经济能力一族。此外, 企业也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清一色国企, 他们在提供员工福利时也未必提供清一色的保障。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更多不同种类的选择呢?为了更好地解决以上两点医保的问题, 笔者建议有必要建立顺应医保发展需要的三类医疗保险机构: (1) 具有补贴行为的政府医保; (2) 私人保险公司提供的医保; (3) 不具有补贴行为的政府医保。
医疗系统改革方面:我国现行的医院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 以往的改革往往只停留在某一类医院或各家医院的层面, 成效都不大, 这是因为没有解决医疗建制上的问题, 故此我们需要对医疗结构作一个根本改革, 建议将医疗系统分为以下部分:第一级别为小区卫生中心;第二级别为基础医院;第三个级别为综合医院;第四级别为专科教学医院。除了体制问题, 还有必要加强公立医院的管理。公立医院的管理一直是以国有企业的理念实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套管理机制早已不符合医院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公立医院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引入世界先进的管理理念, 聘请具有专业的管理人才及培训自身的管理者, 使得管理者更符合医院发展的需要。引入私人机构, 其好处有两个:一个是可以分流一部分公立医院的病人, 减少公立医院日益严重的轮候期。二是引入了竞争机制, 可以和公立医院良性竞争, 变相使得公立医院压缩不必要的成本, 提高服务质量, 从而使得广大患者受益。除了以上的建议, 国家对于医疗建设, 还是应该进一步加大医保和医院资金的投入, 以及加大它们在财政拨款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农村和城市在制度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同, 对于农村的医疗改革有关部门应该从长计议, 不可以完全照搬城市医疗制度, 只有在做了充分调查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农村改革的研究工作。
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 政府在制定出有关政策时, 还应该预期日后社会的发展, 避免政策推出后过于滞后社会的发展, 从而影响改革的实际意义和效果。中国的医疗改革是一个大改革, 任何改革必将付出一定的代价, 社会也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但是为了我国医疗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要求不一步到位, 但是必须朝着已经确立的目标逐步前进。
改革政策建议 篇10
一、我国有关村委会选举的立法活动
1982年宪法肯定了村委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其领导人由村民选举产生, 这就为村委会选举的立法工作定下了一个总的基调。1983年10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要求在改革政社合一的农村管理体制的同时, 按村民居住状况设立村民委员会, 中央还要求各地在建立村委会的同时, 制定村委会工作简则, (1) 以便制定全国统一的《村委会组织法》。
1987年11月24日, 六届人大常委会23次会议以113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 正式通过《村委会组织法 (试行) 》。该法对村委会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组织机构、工作方式以及村民会议的权力和组织形式等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 从而使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型的群众自治制度和直接民主制度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 《村委会组织法》确定了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原则。在1982年宪法中只是确定了村委会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 而并没有确定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
1998年是个标志, 1998年11月4日, 村委会组织法 (正式法) 通过, 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试行期。以此为契机, 各省纷纷依据新通过的组织法, 完备各省制定的组织法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 使组织法和选举办法更具操作性、规范性。截至2010年10月, 全国有29个省 (区、市) 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 31个省 (区、市) 制定了村委会选举的地方性法规。2005年7月29日, 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进一步完善了我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 规范了选举程序, 为搞好我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 特别是城乡户籍制度、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在总结村民自治实践基础上, 结合各地在7次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探索出的一些能够切实保障村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经验和做法, 2010年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并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村委会组织法着眼于规范程序、完善制度, 主要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完善, 突出了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和对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至此,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律制度体系基本确立。
二、我国村委会选举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缺乏对村民权利救济和法律责任的规定
不管是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 立法缺乏对村民选举权利的诉讼救济制度的规定, 缺乏对行政主体侵害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权利保障存在法律缺位问题。
1. 中央层面的立法缺位。
比如, 村委会组织法只讲了应当如何进行选举, 而没有讲违反选举规则后应受到的惩罚、制裁措施。规定过于原则, 存在如下问题:第一, 违法行为界定不当、列举不充分, 无法准确认定。第二, 举报主体界定不当, 有权举报的村民究竟是权利受侵害的村民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村民, 而不问其有无选举权、其选举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第三, 有权受理的机关太多, 且并未明确具体的处理机关以及各种机关处理决定的各自效力。第四, 更未明确应如何处理、应追究何种法律责任和有权处理机关不依法处理的责任。万一这些机关不依法处理, 怎么办。由此可知, 中央层面的立法的确缺乏对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对选举纠纷与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规定。 (2)
2. 地方层面的立法缺位。
既然在中央一级针对村委会选举开展的法律救济没有规范, 那么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就更难进行详细规定了。各省在制定出台实施办法和选举办法时, 只能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制度设计, 不能够突破高位阶的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规范的精神和原则, 否则就会违反立法法、有违法治基本精神。
3. 立法缺位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 由于没有法律救济途径, 村民的选举权利即使受到侵害, 也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 从而使法律赋予村民的选举权利不能得到有效行使。另一方面, 由于法律缺乏对村民选举权利的正当救济, 对选举违法行为查处不力会影响村民选举权利的行使。
(二) 法律渊源上还存在着上位法与下位法冲突的问题
各省制定出台的村委会选举办法和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在某些具体程序上存在着与高位阶的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存在冲突的地方。
1. 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是村委会选举的根本法律渊源。根据我国宪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各级各类关于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都应该依据宪法规定而制定, 不应与宪法规定相冲突。但是, 在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制定的村委会选举办法中都对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行了限定, 特别是被选举权的限制性条件比选举权的限制性条件更为严格。
2. 与村委会组织法的冲突。
随着村委会选举的普遍推行, 一些省份出台了村委会选举法, 试图对村民选举权利救济作出规定, 但这些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层次较低, 且与上位法的村委会组织法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上位法的村委会组织法没有赋予村民选举权利的救济权, 但下位法的省级村委会选举办法却赋予了村民的选举权救济, 这直接违背《立法法》的立法精神, 其法律效力也大打折扣。
(三) 保障选举的法律不能成为村委会选举权利保障的法律依据
实践表明, 目前维护和保障农村村民选举权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能满足村民行使正当选举的需要, 关于村委会选举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
1. 从实体法来看, 不管是行政法体系, 还是刑法体系, 均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直接适用于村委会选举的权利保障。作为规范村委会选举的唯一一部全国性法律, 2010年10月新修订的村委会组织法对于诉讼救济只字未提, 而只是规定“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 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 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 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 由乡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根据这个规定, 具体“依”什么“法”“处理”并不明确。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目前立法状况, 这个“法”不可能是“刑法”, 也不可能是行政法律。
这样一来, 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发生后, 就没有合适的刑法和行政法进行保障, 这不能不说村委会选举的立法存在重大的缺陷。当然, 在对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司法实践中, 仍然有不少同志按照破坏选举罪和破坏集会罪定性, 但这种定性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值得怀疑。
2. 从诉讼法来看, 不管是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三大诉讼法都偏重于对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保护, 而没有将村民选举权利纳入其各自的调整范围, 无法通过诉讼手段对侵害村民选举权利的行为进行救济、加以保护。 (3)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选民资格案件, 但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选民资格案件也只限于各级人大选举和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 不适用于村委会选举。这样一来就将选民资格案件排除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之外。这不仅不利于保护选民的选举权利, 而且为部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创造了条件。
刑事诉讼法只能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确定是否纳入自己的受案范围。我国刑法当中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破坏选举案, 只限于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选举。这样一来, 对于村委会选举中出现的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的妨害选民自由行使权利的行为, 并无具体的罪名来定罪量刑, 导致刑事诉讼救济程序无法启动。
行政诉讼法虽然赋予了村民“民告官”的权利, 但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只限于国家行政机关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而不包括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因此, 针对村委会选举所引发的权利纠纷不能适用村委会选举。
三、我国村委会选举法律制度改革的政策性建议
村委会选举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根据农村实际采取一些对策性措施, 以保障村民正当地行使选举权。一方面响应已有呼声、争取尽快制定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 并在该法中确立选举诉讼救济制度;另一方面要健全村民选举权的宪法、诉讼和行政救济体系, 将现有的刑法和三大诉讼法加以修改, 使其适用于村委会选举, 以此控制村委会选举中的行政侵权和规范村委会选举行为。
(一) 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
前面已经谈到, 目前保障村民选举权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严重不平衡, 相对来说, 存在着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建议应尽快制定出台一部全国统一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 用全国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来规范当前的选举行为。制定一部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 有利之处在于:第一, 目前有了一部村委会组织法, 应该有一部村委会选举法, 并在该法中确立有关选举的诉讼救济制度, 这样就可以使村委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相匹配。第二, 可以使我国村委会选举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一旦制定全国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 各省市区人大常委会制定村委会选举实施办法, 就会使我国的村委会选举法律体系中既有国家统一的专门法律, 又有各具特色的地方法规, 从而使村委会选举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第三, 可以使我国目前推行的村委会选举更加规范。第四, 可以使我国广大农民民主选举的权利得到更好的法律保护。第五, 制定村委会选举法可以凸显选举在村民自治中的核心地位。
(二) 建立健全村委会选举的行政救济体系
1.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主要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村民选举权利的违法行政行为。当行政机关指选、派选、直接罢免村委会成员、不依法发放当选证书、不及时处理与选举有关的争议和纠纷、对村民进行行政处罚违法等情形时, 村民认为自己的选举权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 可以提出行政复议。这是因为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规定, (4) 行政机关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所有具体行政行为都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它既包括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 也包括相对人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在内的民主政治权利。另外, 依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行政相对人可以对一定的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 因此从理论上说, 村民如果对县、乡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作出的有关村委会选举的规定不服, 也能够提起行政复议。 (5) 因此可以先行将行政复议制度引入到村民选举权利救济机制中来, 即村民对县乡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作出的有关村民选举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规范性文件不服时,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2. 信访救济。
信访制度从性质上说既是行政救济制度, 又是监督行政制度, 但更主要的是一项行政救济制度, 是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为主体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补充。很多省级选举法规规定, 村民可就选举事项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 这种申诉其实是包括信访在内的。完善信访制度, 目前应明确具体的受理机关及其职责, 完善其工作程序, 增强信访工作的透明度。 (6)
3. 行政复议优先于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行政救济的两种重要手段, 二者相比, 行政复议应该优先。特别是目前还没有将行政机关侵犯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更是如此。有学者建议, 在制定村委会选举法时应规定“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 应当接受乡级人民政府的指导, 乡级人民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有权就乡级人民政府违法干预村民自治的事项, 向县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于选举的复杂性, 在申请复议期间, 应当不停止选举。
(三) 建立健全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体系
前面的研究表明,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种诉讼方式均不能对当前的村委会选举争议提供支持和帮助, 因此, 建立健全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体系就变得极为必要和重要了。 (7) 有学者建议, 应设立专门的村委会选举裁判机关, 明确规定选举裁判机关的权利与义务、诉讼期限、可量化的处罚标准。但多数学者认为, 专门的选举裁判机关运行成本过大, 再加上按照我国现行宪法体制, 不可能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外另外设一套新体系, (8) 因此建议应该设计一套完备、科学的选举诉讼程序, 主要设想是扩大选举诉讼的范围, 将村委会选举纳入到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关于选举的诉讼适用范围。这种救济模式的实质, 是将各种选举活动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内, 其优点是立法成本小, 修改幅度也不大。具体来说:
1. 修改《行政诉讼法》。
将行政机关侵犯村民选举权的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允许权利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增加对行政机关侵犯村民选举权所应负的行政责任的规定, 建立对行政侵权行为的行政赔偿制度。在行政诉讼救济中, 应将行政主体在村民选举中的违法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规定凡村民认为有关行政主体在村民选举中侵犯其选举权利的, 均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救济中还应增加关于行政机关侵犯村民选举权利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的规定, 并可建立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赔偿制度。 (9)
2. 扩大民事诉讼法关于选民资格案件的适用范围。
一方面, 将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案件列入民事诉讼程序, 使《民事诉讼法》中适用“选民资格案件”的特别程序扩大适用于村民选举, 在选民认为自己的选举权受到侵犯时, 可在法定期限内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由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中的选民资格案件的程序进行审理;另一方面, 扩大民事诉讼中选举争议的范围, 把“候选人资格”等案件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诉讼范围;同时增加对村民选举委员会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理程序的规定, 并可增加对侵害村民选举权利的民事责任的规定。选民认为其他选民或者候选人存在贿选、舞弊等违法行为, 或者对计票、当选人资格有异议时, 可在法定期限内, 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由法院来裁决。
3. 扩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
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纳入到现行《刑法》的“破坏选举罪”, 即将刑法第256条修改为:“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政治性选举过程中, 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或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后, 加上“村 (居) 民委员会成员”, 扩大原“破坏选举罪”内涵。对其他破坏村委会选举、严重侵害村民选举权利、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 也可以规定在刑法中。
有了刑法对村委会选举的保护, 在刑事诉讼救济中就比较容易解决权利救济缺位的问题。因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 既然刑法应扩大破坏选举罪的适用范围, 那么刑事诉讼法也应将村委会选举纳入到诉讼的受案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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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泽中.论村民自治权的法律救济.法学论坛, 2005 (5)
调整我国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篇11
对于退休年龄,我国现行的各项文件规定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退休;另外,国家规定,机关及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女性副处和副高级以上工作人员,本人自愿、身体健康的,可到60周岁退休。
总体来说,我国的退休政策运行一直比较平稳,顺利实现了新老替换。但机关、企事业女性副处和副高级以上人员可到60周岁退休的政策各地执行得不是太好。近年来,部分女性高级知识分子要求男女同龄退休的呼声越来越强,一些学者专家也建议延长退休年龄以提高社保基金支付能力。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也在多种场合表示,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政策,涉及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代际关系、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等多方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在延长企业职工退休年龄问题方面,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特别是充分发挥高级专业人员等“短缺”群体的作用,拓展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增加退休后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也有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仍是供大于求,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压岗位供给,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
针对这两种观点,人民网最近一次网络调查显示,176万网友参与投票,结果竟有94.5%的人反对延迟退休政策。因此,有必要认真反思我国的退休政策,研究提出完善的政策建议。
一、决定退休年龄的主要因素
决定法定退休年龄的因素有很多,且这些因素经常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厘清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对研究是否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具有积极作用。通常,影响法定退休年龄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工作岗位性质
通常,体力劳动者因年龄增加体力递减,应该早点退休。脑力劳动者随着年龄增加经验更丰富、能力更强,应该晚点退休。
2.人口预期寿命
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如果法定退休年龄不上调,则职工工作时间占生命周期的比重下降,从整个社会讲,缩短了劳动人口对社会贡献的时间,减少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以及交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时间。长期下去,社会将难以持续发展。因此,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社会稳定。
3.工作效率
一般认为,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大,工作效率会降低,当劳动者工作效率降到一定水平时,该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低于投入时,就应该退出劳动力市场。
4.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越高,首次就业的年龄也就越大,尤其是硕士、博士生,国家对其付出的教育时间越长,如果退休年龄不延长,则得到的工作回报时间越短,形成投入大、产出少的现象,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有必要把规定最低工作年限作为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策。
5.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构成年轻的国家,新增劳动力比例大,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大,一般将退休年龄规定的低一点;反之,人口老龄化国家则将退休年龄规定得高一些。
6.养老基金支付压力
退休年龄的确定直接影响养老基金的收支规模,退休年龄越高,则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越长,需要社会保险机构支付养老金年限则相对缩短,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就越多。反之亦然。因此,国家可以根据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适当调整退休年龄。
7.就业压力
短期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如果一年只延长2~3个月,这种影响几乎不显现。从长期来看,一国的就业容量并不取决于退休人员所能腾出岗位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必然会持续增加。
二、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1978年规定的,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现行退休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1.退休年龄偏低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矛盾日益明显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为57岁,且呈现平均寿命男高女低现象。到70年代中期,平均寿命提高到63岁,且依然是男高女低。在这种情况下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为合理。但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上升到70多岁,且女性还高于男性4岁左右。偏低的法定退休年龄和较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较大反差。男性相对女性的高退休年龄和其相对于女性的低预期寿命,造成新的男女不平等,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2.退休年龄固定不变与人力资本周期延长的矛盾逐步显现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国劳动者首次参加劳动的平均年龄从原来的16岁逐步提高到18岁,尤其是高学历人员,参加工作时间更晚。另外,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医生、法官等人力资本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出来的。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刀切”,没考虑到劳动者人力资本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
3.退休年龄虚低与老龄劳动人口实高的现象日益普遍
我国有一种怪现象,设法提前退休的人很多,提前退休后重又参加工作的人也很多。一些未满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进入退休行列,表面上看,可以为青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实际上,这些人“退而不休”,没有腾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还加重了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
4.妇女早退休与要求参加工作的矛盾更加突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相对落后,大批妇女参加工作,并且还参与一些重体力工作;同时,国家鼓励多生育,妇女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女性比男性早5~10年退休,充分体现了对妇女的保护和关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妇女工作强度大大降低,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妇女摆脱了育儿的辛劳,尤其是高学历的妇女,要求与男性同龄退休的愿望更加迫切,当初的关心和照顾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妇女歧视。
三、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居民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一生的工作时间在生命周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日益损害着代际之间的公平,同时也对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延长退休年龄是维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西方发达国家退休年龄大多为65岁,且还有进一步延长的趋势。
1.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讨论延长退休年龄似乎很不合时宜,甚至不为多数人理解。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将进入零增长。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显示,从2015年开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逐年减少。因此,我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老年人口增多和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20年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幅度上升,而劳动力的供给将会出现不足。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劳动力不足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也不应当短期内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应对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需要提前准备,从现在开始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正是满足我国人口红利后对劳动力供给的需求。
2.延长退休年龄是节约社会资源成本的需要
应当指出的是,执行一刀切式的强制退休制度可操作性或许比较强,但需要全社会为之付出巨大代价。许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身体状态依然很好,工作经验也非常丰富,弃之不用不仅是对本人才能的浪费,而且也是全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我国已处于经济转型的加速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现实国情需要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国家建设工作更长一段时间。因此,延长一部分人的退休年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3.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需要
我国宪法规定,妇女与男性享有同等劳动的权利。男女同龄退休体现了国家对男女平等的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尊重。全世界有六成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政策,而中国是世界上两性退休年龄差距最大的国家,相差10年。如此大的差异遏制了女性的发展空间,因此,延长女性工作人员法定退休年龄,实现男女同龄退休,是宪法赋予女性的权利。
四、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据人口专家预测,2015年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比例逐年下降,老年抚养比逐步提高,2030~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当前,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就业问题,从数据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人数在1300万人左右。因此,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需要未雨绸缪,如果采取小步渐进方式逐步延长,对就业的影响将会降低到最小程度,同时也维护了不同年龄段的社会公平。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我国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可以分步实施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
1.现阶段应逐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失业人口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人口众多,社会就业压力很大。为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并将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降到最低,同时考虑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工作人员的迫切需求,可以逐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第一步,2015年前,落实现有政策,所有女高级专家和女处级以上干部,单位需要,本人自愿,即可到60周岁退休。第二步,从2016年到2030年,采取渐近办法,将其他女性工作人员退休年龄每年延长4个月。即到2030年,科级(含)以下女干部的法定退休年龄将从55周岁逐步延长到60周岁;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从50周岁逐步延長到55周岁。由于我国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劳动力从事低技术、强体力的工作,在小步渐进延长女性退休年龄时,还要区分不同行业实行有选择的弹性退休方式,如允许从事有毒有害和特别繁重工种的人员提前退休等。
2.长远规划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如前所述,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最大规模,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下降,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会出现负增长。届时,中国将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到那时,延长退休年龄将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因此,从2031年开始,再用15年时间,将所有工作人员退休年龄每年延长4个月。即到2045年,男性工作人员和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将延长至65周岁,女工人的退休年龄将延长到60周岁。对女工人,也可以视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及劳动力需求程度,加快延长退休年龄速度,如可以每2年延长1岁,以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种渐进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虽然会使退休年龄延长目标的实现过程拉长,但能够将延长退休年龄对个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符合社会公平原则,且对现在的中年人影响很小。例如,按照上述制度设计,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员才会到65周岁退休,1976年出生的工作人员将会在63周岁退休,而1970年之前出生的人员仍是60周岁退休。
改革政策建议 篇12
1 住房保障制度与住房金融政策
两者都是从宏观角度来对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来进行有效抑制的, 一方面基于住房金融政策基础之上, 国家对于住房问题进行有效保护;另一方面, 住房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住房需求,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促进经济发展。
1.1 住房金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由于我国房价收入比过高增长, 基于这个现实需求下, 住房金融发展起来, 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住房金融的发展正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根据调查, 目前我国房价收入的平均比为1:8, 甚至在有些大城市达到1:10。并且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过热的情况下, 有可能继续攀升。巨额的房贷使有房的也成为了房奴, 面对这种情况, 完善住房金融体系是势在必行的, 否则违背我国社会主义本质。
1.2 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能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在我国人民传统的观念里, 家是一个人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人们对于“家”的看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房需求的增加。因此家庭住房消费占了我国住房消费的极大部分比重。家庭住房消费除了取决于家庭现有的收入之外还包括未来预期收入。在家庭的预期收入增加之后, 通过借贷购买住房消费可以增加家庭住房福利。
1.3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在住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住房金融制度发展起来。若是家庭住房储蓄达到一定数额, 居民可进行住房金融投资。一方面, 住房金融为住房的生产部门提供了资金基础, 另一方面开发商通过住房金融投资, 扩到了住房的再生产, 保障更多的住房供给。而住房金融在提供住房贷款的这个过程中, 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商品财富转换, 那么住房资金通过生产投资消费相互之间的循环, 保障了住房经济的发展。
2 我国城镇住房金融现状分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我国房地产住房金融发展起来。这些年来, 随着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我国的住房金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从现实需求来看, 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2.1 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要保证效率之外, 公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方面。我国住房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 买一栋房子几乎就要还一生的房贷。虽然国家有推行住房公积金保证制度, 但是对于低收入者来说, 这仍然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存在。但是对于高收入者来说, 住房公积金却是其用来进行炒房的资本, 加剧了“劫贫济富”的问题。
2.2 机构体系不健全。
一个完整的制度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相应的社会问题, 我国目前由于尚未建立完整的住房中介体系, 各住房机构之间各自为政, 缺乏一个既权威且专业的控制中心。而在业务方面, 政策与经营混为一谈, 程序冗杂, 效率低下, 导致在住房金融业务方面, 盈利性与非营利性分不开,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2.3 证券化程度低。
房地产项目价值高、生产的周期长, 需要融资。由于我国的住房金融缺乏较为发达的银行机构和保险市场的支持, 机构投资和个人投资队伍的不完善, 导致延长项目周期, 影响工程质量, 缩短居民住房使用年限, 引发众多房地产纠纷。
3 改革建议
众所周知, 我国人口众多, 虽然如今的住房金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绝大部分普通居民对于住房的需求。我国目前的住房金融机构较少, 面对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贷款甚至没有。因此发展住房金融, 降低住房贷款门槛, 发展住房储蓄显得尤为重要。
3.1 设立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
根据上文提到的, 专业性住房金融机构的缺失, 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而商业银行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开展相关的盈利项目。住房金融是民生大计之事, 发展的好能够解决我国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根本民生问题, 其融资规模巨大, 需要专门的机构来进行资产管理。国家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而言, 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政府成立新的政策性银行, 来专门针对住房金融业务的开展与办理, 并且这种政策性银行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就目前而言, 此种方法的实现还需要很多方面的完善。
3.2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是指在资本市场上, 充分运用能够带来资产收益的抵押贷款, 将其作为附属的抵押品, 给投资银行发行证券, 并且将其在二级市场上流通, 是以证券形式来进行的。然而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 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条件尚未成熟, 也没有专门从事这种贷款证券化的机构来经营, 资金的良性循环无法保证。由此在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过程中, 需要吸收国外经验和教训, 将资本得以科学的运用, 使低成本创造高收益。
3.3 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和金融政策体系在建立之后, 要想使其发挥最好的功效, 还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否则, 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后, 由于各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 监督必然会出现复杂而且混乱的局面。对于我国在住房金融制度建立之后, 需要对其进行专业监督机构监督与政府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督相结合。同时在监管过程中, 所监管的各部门又是独立存在的, 各司其责, 规范其职责范围和监管目标。这样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金融体系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结束语
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而住房价格的增长速度又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导致中低层收入人群在住房问题上寸步难行。对于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方面, 国家需要加快其政策体系的建立, 对住房保障制度和金融政策不断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住房保障制度金融政策是住房的保障来源以及给住房融资提供支持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它对于中低层收入的居民来说, 是决定住房条件是否得到改善的关键。但是同时它也具有“劫贫济富”的缺陷, 高低收入人群在这个体系中所得到的利益是不相匹配的, 因此, 需要对其进行研究, 使之得到改善。本文从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与金融政策的关系入手, 分析当今住房保障制度和金融政策的现状, 提出些许改革建议。
关键词:住房保障制度,金融政策,住房公积金
参考文献
[1]兰勤.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金融政策的现状评析与改革建议[J].社会保障研究, 2010 (3) .
[2]李丹丹, 王洋洋.完善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探讨[J].魅力中国, 201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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