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和机制建议

政策和机制建议（共11篇）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1

2007年以来,价格波动成为我国生猪业发展中的突出现象,短短几年内,生猪价格先后经历了暴涨、暴跌及再度上涨。2007年4月至2008年4月,生猪价格一路攀升,从9.02元/kg涨至16.87元/kg,达到1985年以来生猪价格的历史最高点。随后,生猪价格迅速转入下行周期,2010年4月生猪价格仅为9.53元/kg,而后生猪价格又进入新一轮恢复性增长。受消费通胀的影响,2011年生猪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阶段。生猪价格的剧烈波动,不仅严重影响了生猪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稳定,制约了生猪产业的发展,同时也给我国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为了稳定生猪价格,促进生猪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家于2007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学术界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政策效果的评价,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从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和效果等方面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以期为今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些许启示。

1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

1985年开始,我国放开了生猪及猪肉价格,生猪市场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的价格管理体制。从此生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同时,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生猪价格呈现上涨的总体趋势。2000-2011年间,我国生猪价格由5.94元/kg涨至16.88元/kg,年均增长率达到14.02%。其中,生猪价格较上年下降的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下降的平均幅度为11.66%,最大降幅为24.37%。

粮食价格下跌和国际生猪价格持续走低是2002年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2004年生猪价格的大幅上涨之后,2005年生猪价格理性回归。2004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爆发禽流感导致禽肉消费减少,猪肉消费增加,生猪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禽流感过后,猪肉消费逐步减少,生猪价格出现下降。2006年上半年生猪存栏减少,出栏增多,猪肉产量增加引起生猪价格下降。由于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猪价一路走高,养殖户纷纷补栏,导致生猪市场供给过多,最终引发2009年生猪低价。其余7个年份,包括2001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生猪价格均较前一年有所上涨,平均涨幅为26.70%,涨幅最大的年份是2007年,该年生猪价格较上年增长了64.05%。2006年下半年我国南方地区爆发生猪蓝耳病疫情,部分散养户退出养殖,规模养殖户也缩小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紧张,导致生猪价格大幅上涨。其余年份生猪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包括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生猪养殖成本的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等,可以说,生猪价格的上涨趋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图1)。

我国生猪价格在表现出长期上涨的趋势下,生猪价格运行还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6年6月。这一阶段生猪价格的平均波动率为2.63%,波动率最大的2006年1月,其值达到14.89%;其余76个月份的波动率数据中,有65个月份的数值都在5%以下。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38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上涨,另外39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出现下降。总的来看,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实际生猪价格在5.56元/kg—9.66元/kg之间波动。

第二阶段:2006年7月至2011年12月。这一时期,生猪价格波动加剧,平均波动率达到5.58%,是前一时期的2.12倍左右。在所有66个生猪价格月度波动率数据中,有10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10%,31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5%,分别占总样本数据的15.15%和46.97%,而第一阶段这两项的占比仅为1.3%和14.29%。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42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增加,24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下降。上涨幅度最大的是2010年7月,其值达到15.56%,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则是2009年4月,降幅达到11.01%。与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实际生猪价格的波动范围在6.47元/kg—19.68元/kg之间。

综上所述,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有加强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6年下半年以来,生猪价格波动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由于该时期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运行,且生猪价格上涨的时间多于生猪价格下降的时间,因此,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并且,推动了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明显上升。基于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缓解生猪价格波动。

2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主体和客体

政策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政策主体制定政策的目标并规定政策客体的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政策客体也对政策主体起着限制和约束作用[1]。因此,研究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必须了解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客体,并运用系统的观点加以分析。

2.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体

当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国务院统一领导与部署,多部门联合参与完成的。具体实施时,遵循分级负责,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在中央一级,多个部委共同构成了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主体,具体包括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下属机关。除了中央一级外,地方一级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参与实施了生猪价格调控。他们承担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本行政辖区和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生猪市场调控工作[2]。

2.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客体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客体:分别是市场、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针对客体市场的主要是国家储备肉政策。客体是生猪养殖户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生猪良种补贴和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生猪信贷支持、重大疫病免费疫苗和强制扑杀补偿、屠宰环节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粪污处理设备补贴和生猪生产和监测预警。其中,部分政策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生猪规模养殖户。此外,生猪信贷支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客体是生猪规模养殖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具有一定资金和养殖规模的生猪养殖户才能获得信贷支持。可见,生猪规模养殖户是目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最主要的实施客体。针对的客体是消费者的政策,主要是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的生活。

3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的主要政策

与2007年之前国家采取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相比,现阶段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或手段可以说是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类:

3.1 生猪生产扶持政策

20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扶持力度,具体来说,要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制度,积极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农场)的奖励政策和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3]。2011年国家继续发文《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强调继续实施以上政策[4]。

3.2 生猪疫病防控政策

针对生猪疫情给我国生猪价格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具体出台重大疫病免费疫苗、重大疫病强制扑杀补偿和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三项政策,以加强生猪疫病公共防控体系建设,减缓生猪市场价格波动[3]。2011年《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提高了因防疫需要而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由以前的每头600元提高到800元,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由每头500元提高到800元[4]。

3.3 生猪信贷支持政策

要解决猪周期的难题,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贷款也是引导生猪规模化发展、稳定生猪价格的重要手段。2007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和2011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都强调了信货支持对稳定生猪生产的重要性[3,4]。

3.4 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生猪生产扶持和疫病防控政策,还是生猪信贷支持政策,都不会对生猪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即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通过生猪生产传递到生猪市场。因此,他们都属于一种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与之相反,国家储备肉政策是一种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政府的买入或卖出行为将直接对生猪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它和生猪生产和市场统计监测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第四个重要工具: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明确规定了不同预警区域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响应机制,主要是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分别或同时启动发布预警信息、增加储备等措施[5]。

4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

4.1 资金约束

虽然与2007年以前相比,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资金投入总量较大,但从目前政策实施的反馈情况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仍然受到资金方面的约束。中央方面,近些年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生猪产业,但由于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中央财政对该部分的投入仍显不足。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助为例。2008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规定,国家补贴的起步标准是养殖场的生猪年出栏量达到500头以上[6]。若按此标准,湖南省约有16000家养殖场可以获得补助,而事实上,2007年湖南省获得补贴的养殖场仅1079家,2008年为925家[7]。也就是说,超过9成的“合格”养殖户没有获得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补贴的不足。对于地方而言,政府收入源减少,资金压力大,难以完全承担起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县级财政,其资金配套压力相对更大。如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2009年度县财政配套支付能繁母猪补贴896万元;支付能繁母猪保险配套费538万元;配套支付免费疫苗费650万元;直接支付免疫注射劳务费1000万元。当年财政合计支付3000多万元。尽管国家每年对生猪调出大县补助1000万元,但相抵后地方财政仍增加了2000多万元的支出[8]。

4.2 人员约束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仅受到资源、资金约束,同时还受到人员约束。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专业人员配备不够,即人员数量上的约束。尽管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提高了基层动物防疫员等的工作经费标准,但仍不足以吸引相关人士从事生猪价格调控的基层工作,致使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一定约束。同时,生猪价格监测统计工作也由于缺乏专业统计人才而存在统计资料不健全、统计信息更新较慢等问题。二是人员素质欠缺,即人员质量上的约束。为了落实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全国畜牧总站于2007年在北京等地举办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管理和技术培训班,对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了种公猪的培育和选择、母猪饲养管理,以及生猪疫病防疫等方面的培训。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基层人员服务不到位的现象。一些基层防疫员由于免疫注射操作不规范,导致生猪发生疫病死亡现象,给生猪养殖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4.3 时滞效应约束

在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约束条件中,时滞效应约束对其影响最大。2007年生猪价格暴涨之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采取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来扶持生猪生产,目的是通过增加生猪市场供给以降低生猪价格。然而,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该轮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立即发生作用,而是在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才发挥效用。由于市场高价使得很多养殖户扩大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增加。此时,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后期生猪市场供给,最终引发新一轮生猪低价,整个2009年以及2010年上半年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在地位徘徊,最低时仅为9.33元/kg。可见,时滞效应对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时机的确定、政策工具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时滞发生的根源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内在时滞和产出时滞两大类。(1)内在时滞。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内在时滞指生猪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需要采取对策加以缓解开始,直至国家最终实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它又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和行政时滞两部分。第一部分认识时滞,即从生猪市场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到中央取得比较明确的认识,决定开始研究对策的时间。第二部分行政时滞,即国家明确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后,到决定实施何种政策工具之前的这段时间。2006年下半年我国生猪价格触底反弹,12月生猪价格突破9元/kg,2007年6月达到15.35元/kg。在生猪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一年后,中央才于2007年7月采取全面的调控措施。(2)产出时滞。产出时滞指国家采取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后,到对生猪市场价格产生作用的这段时间。产出时滞分为:决策时滞和生产时滞。决策时滞指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实施相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后,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新形势,改变自己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的时间。生产时滞指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后,对整个生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的时间。相比内在时滞,产出时滞的长度变化很大,并且更加复杂。针对生猪高价,国家于2007年7月实施调控措施,但猪价直到2008年5月才开始出现回落。

5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与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整体运行机制。有关政策实施的效果,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稳定生猪市场价格的目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现有政策作用有限,未能有效缓解生猪价格波动。本文认为,在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以其是否较迅速地稳定生猪价格为依据,因为时滞效应等约束条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效用的发挥。因此,本文在评价其效果时,将以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为依据,即综合考察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等目标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全国生猪市场价格进行系统调控,以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为标志。因此,本文以2007年为界,在此之前为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此后为政策实施后的时间。

5.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保持合理生猪价格水平的效果

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以下简称《09预案》),当猪粮比价位于9∶1-6∶1之间时,生猪价格正常[5]。2000-2006年间,我国猪粮比价的平均值为5.82∶1,其中月度猪粮比价最高值为7∶1,最低值为4.37∶1,47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55.95%。2007-2011年间,猪粮比价平均值达到7.1∶1,最高值高达9.64∶1,最低值4.61∶1,13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21.67%,另有5个月份的猪粮比价超过了9∶1。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后,生猪价格大部分时间在正常范围内,只是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消费者利益较政策实施前受到一定损失,相对地,生猪养殖户的收益增加。但是,生猪价格的波动幅度较政策实施前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表示月度生猪价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极值比这一项,政策实施后的数值高于政策实施前;表示数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和数据相对变异程度的变异系数后者高于前者。这表明,2007年以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能有效遏制生猪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势头。

注:极值比=最大值/最小值。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畜牧业信息网(http://www.caaa.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从政府陆续出台的调控措施来看,政府对生猪市场的调控日趋成熟。2007年生猪价格大涨之际,国家出台以生猪补贴为主的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一方面生猪价格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下一轮的生猪低价,该轮生猪低价持续了近一年半,生猪价格最低仅为9.33元/kg。随后,生猪价格再次上涨,2011年6月达到17.54元/kg。与之前调控措施不同,各级政府部门调控此轮猪价上涨的思路不是打压猪价,而是将调控的重点放在了促进生猪规模养殖、加快市场建设和完善市场调控机制方面[9]。在猪粮比价未高于9∶1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均表示不会通过大量抛售国家储备肉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猪肉价格。各政府部门坚持完善已有调控机制、完善低收入群体补贴和物价上涨联动机制,以保障消费者福利。

5.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市场供应的效果

生猪价格是由生猪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生猪市场需求基本稳定,因此生猪市场供给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猪价格。一般来说,生猪供给或生产的波动先是由能繁母猪的波动开始。当猪价达到高峰时,养殖户先调整能繁母猪数量,后逐步调整生猪产量,使其与需求相适应[10]。2009年开始,国家定期公布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数据,因此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效果的分析也从这一年开始。《09预案》的调控目标之一是生猪存栏不低于4.1亿头,能繁母猪存栏不低于4100万头。按此标准,国家的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09预案》主要是针对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采取的措施,并未明确生猪价格上涨时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的合理范围,后续政策也未涉及,这是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存在的不足。通常认为,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的比重在8%-10%比较合理[11]。利用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我国2009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比重(表2)。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占比一直高于10%,其中2009年2月、3月、2010年2月,能繁母猪存栏占比都超过了11%,说明现有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值得肯定的是,国家政策的效用正慢慢显现,2009年能繁母猪存栏占比的平均值为10.71%,2010年降至10.62%,2011年进一步降至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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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http://www.moa.gov.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5.3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

与国外生猪产业发展良好的国家相比,我国生猪规模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1999年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全国生猪总量的比重仅为20%,2003年这一比例也只有28.7%。大量散养户的存在使得我国生猪市场供给经常处于波动之中,受此影响,生猪价格波动频繁。因此,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家制定的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来看,政府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2007—2010年间,国家每年至少安排25亿元资金用于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每年继续投资25亿元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并视情况适当增加投资。受此影响,全国生猪规模养殖比例出现较大幅度上升,2007年其值达到48.5%,2008年、2009年生猪规模养殖比例相继超过了50%和60%(表3)。

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0年《中国畜牧业年鉴》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生猪规模养殖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大规模生猪养殖户生猪出栏占比越来越高。1999年年出栏量50-499头、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分别占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生猪的65.4%、15.6%和18.9%,到了2009年,50-499头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则分别上升了13.1%和4%。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生猪生产自然发展的趋势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引导的结果。可见,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5.4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效果

目前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2001-2006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为11.44%,其中散养生猪成本利润率为9.66%,小规模养殖为14.27%,中规模养殖为12.95%,大规模养殖为8.85%;2007-2010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上升至20.41%,较2001-2006年增长了78.41%,其中散养生猪、小规模生猪、中规模生猪和大规模生猪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17.92%、21.42%、22.26%和20.06%,分别增长了85.51%、50.11%、71.89%和126.67%。不仅如此,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的成本利润率数值也较政策实施前有所提升。2001-2006年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2004年,其值为19.79%,最低年份2005年,其值为7.48%;2007-2010年间,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为2007年,其值高达37.85%,最低的2009年,成本利润率为10.51%。这说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生猪成本利润率年度间差别较大,即生猪养殖户收入不稳定,即使在政策实施以后,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还存在一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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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散养、小规模养殖、中规模养殖和大规模养殖的划分标准,参见《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即指生猪年出栏量:农户散养在30头以下,小规模养殖30-100头,中规模养殖100-1000头,大规模养殖1000头以上。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1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运行机制的分析表明:(1)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2)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资金、人员和时滞效应等条件的约束,其中时滞效应的影响最大。(3)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目标,但对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和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6.2 政策建议

(1)加强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大多是通过“一年一个文件”的形式出台,如2007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等。这不利于生猪养殖户形成政策稳定的预期,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影响着生猪养殖户的的长期生产决策。因此要加强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尽早将我国政府对生猪产业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加强部门协调,完善监测统计工作。我国生猪市场数据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等至少四个部门负责,因此要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形成资源共享,以完善监测统计工作。

(3)加快流通体系建设。政府要大力扶持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鼓励养殖户与屠宰加工企业、批发市场、超市等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逐步实行订单生产,防止猪价大起大落。

(4)促进生猪产业科技创新,增强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滞后、疫病防控体系和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我国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政府应加快推进生猪养殖的科技创新,加大对生猪品种改良与选种育种、重大疫病防治、规模养殖场环境控制与污染治理等重大技术的研究,提高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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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2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是中央银行实现其职能的核心所在。它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其内容较为广泛，既包括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又包括运用这些手段的作用机制和调节过程。货币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货币政策有狭义货币政策和广义货币政策之分。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指中央银行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反映了社会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客观要求。主要有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

运用货币政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 控制货币发行。

 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 推行公开市场业务。 改变存款准备金率。

 调整再贴现率。 选择性信用管制。 直接信用管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金融市场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对其生产、投资和消费等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信贷、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进行的。2008年7月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减缓等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调整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要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影响

2008年，货币政策在贷款利率上的表现：不足百日 连降5次。“降息”，无疑是2008年货币政策中最亮眼的关键词。从9月中旬至年底，央行密集下调存贷款基本利率：9月15日，央行6年来首次降息0.27个百分点，紧接着10月8日又下调0.27个百分点，10月29日0.27个百分点，11月26日1.08个百分点，12月22日0.27个百分点。不到百日，连降5次，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累计下调198个基点，从年初的7.47%一路降至12月底的5.31%，活期存款利率也由0.72%降至0.36%，被市场诠释为刺激经济的“猛药”。其中最大一次调低108个基点的幅度更是历史罕见，足见中央“保增长”的决心。

利率的密集调降，作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内涵，是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制造宽松的货币环境，确保市场流动性的传统手段，与新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相辅相成，旨在竭力为经济回温铺路。

为保证市场上的流动性充足，自2008年9月下旬进入降息通道以来，央行已暂停了6月期、1年期和3年期央票发行，3月期央票改为隔周发行，市场上可配置的短期品种锐减。其中，3月期央票一度出现收益率和发行量齐跌的状况，年底虽然发行量有所回升，但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收益率还是以1.0456%的历史最低位结束了2008年行情。这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央行自9月中旬以来释放的流动性由于不稳定的经济预期，没有流向一级市场，而是淤积在银行系统中，催生了大量的央票需求。

08年经济评估分析 我们可以从货币政策面临的内外环境约束来看。首先，从外部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货币不断增长，形成货币供应过快增长的巨大压力，因此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经常出现冲突性。但首先要确定的是，无论基于理论还是实践经验，当前人民币确实处于相对低估的阶段，长期以来，人民币升值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背景下，国内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就是坚决反通货膨胀。

其次，从国内情况来看，央行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失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这几方面的风险，有些是相互关联的，有些则关系不大。正如我们所说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要想全部关注这些目标，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集中考虑通货膨胀的目标，从而间接对其它目标产生影响，这样才能达到相对最佳的政策效果。同时，在分配不公等现象比较突出的情况下，通胀的危害更加严重，而货币政策目标的模糊，也客观上强化了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坚决反通胀，才能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

200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就当前全国财政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时指出，要继续坚定不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此间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信贷增长速度，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着力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影响

总体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有效传导。上半年，货币信贷总量快速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对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趋势、提振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个百分点。企业、居民活期存款增加较多。各项贷款继续快速增长，中长期贷款占比逐步上升，个人消费贷款增速大幅回升。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万亿元。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0.2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继续下降，6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98%，比年初下降0.58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8319元。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分析，一是新增的贷款，无论是流入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流入房地产市场，基本上都与城市建设有关。当大量的资金都流入城市化建设时，基本上是中长期贷款，因此信贷风险不会在短期内暴露出来（特别是有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担保及大家都预期房价仍然会上涨时更是如此）。不过，从中长期看，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特别是在房价持续上升时，由于城市化的失衡所导致的信贷风险就会显露出来。

二是前三个季度信贷增长部分，居民户贷款增长十分快。汽车销售和住房销售信贷快速增长，是拉动今年个人贷款增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住房销售的增长。个人住房消费性贷款增加了8809亿元，远远超过2007年全年7622亿元，但2007年是房地产泡沫不小的一年。也就是说，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增长，促使今年4—9月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造成了不少地方房地产市场泡沫被吹大。房地产市场已经由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转化为投资为主导的市场。如果房地产市场投资比重进一步上升，国内房价进一步上涨，2010年个人住房贷款是否能够持续增长也面临问题。除非政府希望把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吹大。

三是今年1—9月份的信贷增长，已经不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了，而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了。尽管这种货币政策对保证市场流动性、鼓励企业投资、防止经济下行风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比如泛滥的流动性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升，特别房地产泡沫被吹大。如果对所面临的问题不重视，那么它会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09年上半年银行信贷的天量增长还表现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区间全面下移。比如2009年6—9月贷款利率上浮分别为35％、35％、38％、37％，基准利率下浮分别是65％、65％、62％、63％。但在2008年6—9月贷款利率上浮分别为45％、47％、51％、47％，基准利率下浮分别是55％、53％、49％、53％。这说明了国内商业银行的利差水平全面下降。2008年8月份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利率为8．19％，2009年同期则下降到5．74％，下降了2．45％。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各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是快速扩张了，但由于利差水平严重下降，将全面影响国内商业银行的业绩。在这样的情况下，2010年国内商业银行是否还会继续采取2009年这种无效益的信贷扩张模式，是相当不确定的。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2010年7月初，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提出，下半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201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0）》称，下阶段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2010年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根据形势发展要求，继续引导货币条件逐步回归常态水平影响

1、外部经济环境比2009年明显改善

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很高，2007年为36.3%，2008年为33.3%，因此，2009年1-9月全国出口额同比减少21.3%，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首要因素。根据国际权威组织的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衰退将宣告结束开始回升，IMF最新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世界银行最新预测世界经济将增长2.0%。伴随世界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也将止跌回升，我国出口增长将结束下降转为恢复性增长，如果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持续的时间能够延长到明年年中以后的话，则可能形成国际市场需求的报复性反弹，拉动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反弹。

2、我国经济结构已获得初步调整

经过2009年的结构调整，失调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表现在：（1）汽车这一新的消费热点已经形成，短期内不容易降温，将对一系列产业产生拉动作用；（2）房地产投资迅速恢复了高速增长，虽然高房价对市场有抑制作用，但国家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投资建设的力度将加大，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循环；（3）农业连续六年获得丰收，国家粮食收购价再次提高后，国务院又宣布2010年小麦收购价将每斤提高3分钱，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4）公路、铁路、机场、电网、城市交通、环境保护设施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改善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环境；（5）各级财政在医疗、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教育等方面增加了投入，相关的制度建设也有了较大推进，改善了消费者的支出预期，有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

3、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

（1）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总结2009年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实施，政策重点将从保增长转移到调结构，抑制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保证资金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不仅有利于使政策产生更大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2009年5月国家降低了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铁路、公路、商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钾肥等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降低了投资项目的门槛，有利于投资的增长。

（3）国家将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

（4）国内股票市场中创业板市场建立，有利于吸引风险投资对新产品和新技术进行投资，也有利于促进国内科技人员创新和创业，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

（5）2009年开始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改革降低了企业投资风险，增加了投资资金来源，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

（6）国家多次提高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设立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实行出口信用保险和融资担保等政策，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4、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明显恢复

随着我国经济的回暖，消费者信息指数已经从3月份的最低水平86.0逐月回升到8月份的88.0，虽然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但已形成稳定的回升趋势。企业家信心指数从去年四季度94.6的最低点逐月回升至三季度120.1，虽仍处于本轮周期的低位，但也已形成稳定的回升趋势，且加速势头十分明显。消费者和企业家信心的恢复将对2010年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5、2010年劳动力需求将有所加快

上述因素决定了2010年我国经济将进一步复苏，GDP增速将继续有所加快，带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可以乐观地预期，2010年就业形势将好于2009年，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会更加突出，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非技能型低端劳动力也将短缺，主要表现为民工荒问题，推动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预测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将比2009年有所回落。

6、外需不足和成本上升共同促进产业升级

金融危机后，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调整自己的需求结构和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压缩消费，增加储蓄，这种改变必将影响我国出口的增长，压缩我国出口增长空间，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与我国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或蚕食我国市场份额，或压低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对我国出口形成不利条件。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供求结构的矛盾将推动劳动力工资成本不断上升，降低我国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今年春节前返乡的7000万农民工中，有1400万就地创业或就业，据此预测，一旦经济完全复苏，恢复原来的生产水平，沿海地区将出现1400万的用工短缺，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促使我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移，加快我国产品结构的升级。这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一方面也是劳动力报酬提高和消费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社会向企业提供更多接受更好教育具有更高技术能力的劳动者，而目前我国劳动力生产环节尚不能满足这种要求，这是造成目前失业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7、过于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导致新的结构问题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全球主要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超量货币注入市场使流动性严重不足一度陷入停顿的金融系统得以重新运作起来，并逐步恢复了生机，遏制了经济危机的继续蔓延和深化。但这种紧急救助措施只是一种应急行为，不可能长期为之，即使是短期为之，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副作用。以我国为例，政府对经济的一系列救助措施中，有关房地产的政策阻止了房价的理性回归，使本已收缩的房地产泡沫重新膨胀起来，埋下了经济再次调整的隐患；再有，大力度的投资刺激计划，使一些过剩行业的投资再度活跃，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还有，信贷的超高速增长使一些本该淘汰的技术和管理落后、产能过剩的企业起死回生，推迟了结构调整的进度；此外，部分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这些因素都加大了金融系统未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国际金融环境仍不稳定。内需发展的基础还不平衡，民间投资和内生增长动力还要强化，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艰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依然存在。

上半年,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态势。经济增长高位回调,物价涨幅处于合理水平,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运行整体上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但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国内投资也不排除因房地产市场调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3

关键词：山区生态林；生态补偿；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F326.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2-0179-2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到要“继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作为首都，北京市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效果如何直接影响该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另一方面，北京市的林业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与其他省市和地区的不同，所以，对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挖掘该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根据北京市的具体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情况进行制度分析，对完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1 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现状

1.1 北京市林地概况

北京市经过多年的建设，截至2009年底，全市林地总面积1569万亩（其中森林面积988.4万亩），其中：山区林地面积达到1321.5万亩，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84.2%。北京市的森林资源以生态公益林为主体，全市生态林面积1379.4万亩，占全市林地面积87.9%。其中山区生态林面积1263.8万亩，占全市生态林面积的92%。山区生态林中，权属为集体的面积为1159.3万亩，占山区生态林面积的92%，权属为国有的面积104.5万亩，占山区生态林面积的8%。

2 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具体实践情况

2.1 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内容

根据《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以及《北京市关于完善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通知》等重要文件，以及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的最近调研统计数据[1]，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具体内容如下：

（1）补偿原则及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实行“养山就业、规范补偿、以工代补、建管结合”。农民通过上岗务林，参与生态林建设和管护，实现就业，获得生态补偿资金收入。明确生态补偿资金不是救济资金、低保资金，不能按户、按人平均分配。

（2）补偿对象。根据《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规定，山区生态林补偿的对象包括负责山区生态林抚育、保护和管理的具有本地户口的管护人员；在村支部、村委会担任职务的村干部及目前已经长期从事二、三产业人员，不再参与生态林的管护，不享受生态林补偿资金相关政策。截至2009年底，涉及7个山区县和海淀、丰台、顺义3个区的105个山区、半山区乡镇、1594个村、43074个山区农户，选用的生态林管护人员46638人，按流域组建了2105个专业队（组）。

（3）补偿范围。依据国家生态林划分标准，经市区划界定的山区集体所有的生态林，具体指北京市山区农村集体所有的山场上人工种植或者自然生长的中幼林、成林和灌木林。经济林和国有的生态公益林（被划入国有重点公益林的部分集体生态公益林除外）不享受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政策。截至2009年底，补偿范围总面积为1010.95万亩。其中，中幼林类型为574.91万亩，成林类型为56.65万亩，灌木林类型为379.39万亩。

（4）补偿标准。根据《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规定，生态林管护人员的月均工资定位400元，2009年新发布的《关于完善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通知》中将生态林管护员的补偿标准由400/月提高到440/月，今后每三年提高10%，新增资金由区县财政负担并纳入区县财政年度预算。平均每亩每年投入21元。其中：中幼林类型每亩年投入补偿资金25元，成林类型每亩年投入补偿资金20元，灌木林类型每亩年投入补偿资金15元。

（5）补偿方式。山区生态林补偿资金采取直补方式发给管护人员；生态林补偿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按8：2比例投入，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市年投入补偿资金2.5亿元。

（6）生态林管护员职责和任务。开展林木抚育，监测病虫害，搞好森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原则上以幼林为主的管护员管护面积不得低于100亩、高于300亩；以成林为主的管护人员管护面积不得低于200亩、高于400亩；以灌木林为主的管护人员管护面积不得低于300亩、高于500亩。

2.2 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工作具体做法

（1）建立生态林管护员管理制度。一是制定了《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和《北京市山区生态林管护职责和标准（试行）》，明确管护任务和考核内容；二是以村为单位公布检查考核结果；三是对管护合格的人员按规定给予相应报酬，对管护不合格的人员要扣减报酬，对不能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的管护人员，要取消管护资格，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严格生态林管护员上岗条件。山区生态林的管护人员上岗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管护人员的基本条件是要热爱林业工作、具备一定的生态林管护技能和劳动能力、身体健康；二是坚持用工本地化的原则。管护人员原则上从本村农民中选用，不得雇用外地人员；三是坚持面向低收入农民的原则。管护人员要优先选用符合从事生态林管护条件的低收入农民。

（3）加强基础建设，提高管理水平。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管护人员遇到的野外驻扎、通讯困难、遮风避雨、就餐休息、工具存放等实际困难，在山区逐步建设生态林管护站，并配备林木抚育、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专业工具设备。二是建立北京市生态林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工作动态。

（4）加强检查监督，确保管护成效。按照“责任到位、补贴到人”的要求，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生态公益林管护检查验收办法（试行）》，定期开展检查活动；各区县按照制定的检查和考核办法，普遍开展检查工作；各乡镇坚持每月进行一次的检查制度，有的乡镇还成立了专门巡查队伍，每日进行检查管护情况。

（5）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建立长效培训制度。一是充分利用媒体，大力宣传生态林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增强管护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于履行职责和社会监督。二是建立长效培训制度。建立市、区县、乡镇培训制度，按照职责和标准，实施全员培训。坚持分级、分层次、分区域培训，市重点培训区县、乡镇生态林管理人员和基层教员；区县重点培训乡镇、村生态林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乡镇重点培训村管护专业队和管护人员。要求每名管护员每年参加培训不少于3次，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30学时。使其基本掌握科学管护生态林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把培训的实效作为考核生态林管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3 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3.1 完善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相关立法

研究表明，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的法制环境。主要是为了建立权威、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促进生态补偿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生态补偿条例》立法计划已于2010年4月26日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正式启动，对于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而言，经过了一定的探索和发展，该机制在北京市的运作慢慢步入正轨，也出现了许多需要法律法规规范的问题，所以，制定生态补偿相关的法规，为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良好运作提供稳定的法制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3.2 积极通过市场机制筹措补偿资金

目前，山区生态林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北京市政府财政拨款，并没有建立山区生态林受益者的支付体系。通过市场机制筹措补偿资金是充实补偿资金的重要渠道，也是补偿机制的重要发展方向。应大力支持和引导市场机制参与生态补偿运行，如依托当地生态旅游部门、相关行业企业等参与补偿市场机制的形成。

3.3 在政策和规则设计上提高公平性

在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政策设计上，政府应该考虑林区当地村民客观实际的想法，为他们提供机会参与机制设计；要制定性别平等的管护政策和规则，让当地妇女能平等的参加管护的工作并从中获得收益；要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使利益相关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3.4 严格管理补偿资金发放，保证资金安全

为了确保山区生态林补偿资金的能够安全的发放到管护员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在发放过程中产生职务犯罪。首先，要建立补偿资金管理责任制，明确各单位第一责任人，若出现问题则单位的责任人对资金管理工作负责。其次，要对生态补偿资金应实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借用。第三，加强对补偿资金流向的监督，通过定期召开相关部门联席会议、联合检查相关文件和记录等方式，共同开展资金监管工作。

参考文献

[1] 刘晶岚,宋维明,邢红.北京山区生态林补偿项目管理机制研究[J].林业经济,2006,(10),57-58.

[2] 邓华锋,秦卫国.北京市生态林补偿机制若干问题的探讨[J].林业经济,2009,(6),26-30.

[3] 甘敬,胡涌.北京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1),55-58.

作者简介：杨瑒（1987-），女，湖南人，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4

生态补偿机制是运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 目的是从源头上调节控制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通过对环境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 从而使人们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同时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手段的转变, 加快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

青岛作为近些年最养人的城市之首, 气候宜人, 环境优美, 美食遍地。尤其近年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 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完善, 在2015年全省17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 青岛市名列第三, 同时在环境保护、海洋生态修复与治理等方面都有所成效。

二、青岛市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现状

(一) 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成重点

雾霾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 即使是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也难免雾霾困扰。环境空气质量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洁净空气的迫切需要, 影响全社会对宜居幸福城市的认同。从区域发展角度看, 青岛要保护空气质量需要放弃污染较重的产业项目, 相应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同时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污染防治, 甚至会降低经济收入。如果青岛各地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也会使周边区域受益。反之, 如果一个区域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环保投入不足, 经济发展很快, 收入增加, 但是空气质量恶化, 对周边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也会造成损害。因此, 按照“谁改善、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青岛市对此在2014年6月23日出台了《青岛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方案》。

青岛市将细颗粒物 (PM2.5) 和可吸入颗粒物 (PM10) 这两项污染物年均浓度改善情况为考核指标, 在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城阳、黄岛6区同时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工作, 根据青岛市局对各区确定的年度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需达到的目标值建立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方案在青岛市是首次实施, 正在不断完善, 并适时扩大范围。

(二) 建立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机制

青岛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本着治理者受益、污染者赔偿、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理念, 建立了墨水河流域和大沽河流域生态补偿监测机制。

按照墨水河流域各责任断面水质改善目标要求及墨水河流域干、支流排水口分布情况, 在城阳、即墨两区以化学需氧量、氨氮、色度等主要污染物作为考核指标, 按照污染物监测指标所占权重, 计算奖励和缴纳的环境补偿资金, 旨在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 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 将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 有力推动墨水河流域截污、配套管网改造、卫生保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及河道直排口整治等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同时青岛市环保局和财政局联合发文实施大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推进大沽河流域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 改善水环境质量。以明确责任, 统筹保护;达标奖励, 超标赔偿;保护者受益, 污染者赔偿为原则, 实施范围包括大沽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汇水区域涉及的区市, 对城阳区、高新区、即墨市、胶州市、平度市和莱西市进行监测考核。

(三) 重视海洋生态修复与治理

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海洋生态修复与治理。完善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探索建立国家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支持山东半岛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在西海岸经济新区的开发建设中, 对海洋滩涂的开发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同时为促进海洋滩涂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重视公众对海洋滩涂生态环境的态度, 对工业开发区域的居民以生态补偿, 并开始尝试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扶持碳汇渔业发展, 建立具有可持续性的海洋滩涂生态补偿机制。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财政厅于2010年6月联合制定印发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 作为我国首个海洋生态方面的补偿和赔偿办法, 首次涉及补偿主体和适用范围、赔偿费和补偿费征收与使用管理、补偿费的各级分成与减免、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具体界定。青岛则根据该办法中规定对海洋滩涂开发给予一定生态补偿。

(四) 生态保护区同样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

青岛市的生态补偿机制有所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经济和环保的选择难题。生态保护区通常是经济不太发达的靠山靠水地区, 政府在想要保护这些地区环境的同时, 还要解决生态保护区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问题。在限制与禁止开发的要求下, 生态保护区的群众就失去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的优势, 可能会陷入生态效益好而经济效益不佳的现象。甚至有可能进入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恶性循环的怪圈。

三、建立健全青岛市生态补偿机制

(一) 突出重点, 循序渐进

以生态功能区划为依据, 将重点放在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饮用水源生态补偿以及海洋生态修复与治理等领域。对空气环境质量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和奖惩制度。抓紧实施大沽河流域和崂山水库等重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生态补偿工作, 制定具体的重点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生态补偿办法, 进一步提高重点集中式饮用水源的保护水平。对海洋滩涂的开发明确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及监督考核的内容。青岛各区市应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 划定本区域的重点补偿范围, 制定相应的补偿办法, 积极开展生态补偿工作。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逐步将生态补偿扩展到自然保护区、生态公益林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二) 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部门要把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结合实际环境情况, 通过改革创新和不断地研究和实践, 逐步实现生态补偿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各单位部门要各行其责, 相互之间密切配合, 整合资源, 提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部门合作、各级认真负责、全民共同参与生态环保工作的要求, 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的关系,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促进全市各区域生态保护的共同提高。

(三) 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目前已设立的生态补偿包括财政支农资金, 新农村建设、排污费, 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 水资源费, 矿山资源费, 农村改厕资金, 农村改水、水利建设等财政专项资金,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生态补偿的要求, 对现有的市级补助资金和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整合优化, 调整资金使用重点, 将财政资金向引用水源保护、空气环境质量保护、湿地保护、海洋生态修复与治理、环境污染治理、节能减排方面倾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财力增长情况, 逐步增加生态补偿财政预算安排,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多渠道争取上级财政各类专项补助资金, 重点支持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和建设;加强地方配套资金的落实, 积极开展各类生态保护和建设。

(四) 完善科技支撑保障

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 制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量评估测算和评价办法, 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 结合环境容量、污染物排放总量、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环境空气达标等情况, 探索各类生态补偿的量化方式, 科学评估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成本, 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标准。

四、结语

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保护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 以统筹各区域发展为主要路径, 以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规范生态补偿资金投入使用和监管机制为主要任务, 进一步完善政府调控手段,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生态补偿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结合青岛市生态补偿工作的现状, 重点放在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和海洋生态修复与治理, 同时也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抉择的现状。最后提出建立健全青岛市生态补偿机制的措施建议, 以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补偿,有偿使用,生态修复

参考文献

[1]刘慧, 高新伟, 黄秉杰.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路径探析——基于康菲石油案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的挑战[J].生态经济, 2013 (2) :184-189.

[2]王健.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及管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 2007 (11) :87-91.

[3]马龙, 路晓磊, 张丽婷, 段康弘, 宋士林.基于海洋功能区划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探讨[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4 (9) :77-82.

[4]于铭, 孙钰.水源地生态补偿制度研究——以青岛市崂山水库为例[J].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4, 39 (4) :161-165.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5

摘 要：基于我国烟草企业的现状，分析了烟草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提出了相关管理建议。

关键词：内部控制；烟草行业；风险评估；管理建议。

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学的演进，内部控制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也借此陆续出台了一些法规和政策，为企业内部控制实践提供了操作的范式和法律遵循要求，一方面约束企业，另一方面也在推动管理的提高[1]。1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发展情况。

我国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建设是适应经济社会不同发展进程而逐渐形成的，大体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会计控制和全面风险控制三个发展阶段[2]。近十年来，我国内部控制监管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

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计划经济模式下，内部牵制更加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开始起步，各单位逐步建立健全包括但不限于内部牵制制度的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制度。2000年以后，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制度，这些规范制度文件对于加强企业内控监管及企业内控建设提出了相关要求。

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制定并印发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自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执行。《基本规范》借鉴了以美国COSO报告为代表的国际内部控制框架，明确了内部控制五要素，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3],并结合中国国情，要求企业建立并实施内部控制，同时要求企业实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并将各责任单位和全体员工实施内部控制的情况纳入绩效考评体系。《基本规范》为我国企业建立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框架，在理念、实施和制度层面为企业提供了基础，体现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接轨。

2010年4月26日《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发布，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三部分。《配套指引》对于如何指导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落实和实施《基本规范》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说明。《配套指引》制度的发布，标志着“以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为中心、以控制标准和评价标准为主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衔接有序、方法科学、体系完备”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全球性的竞争加剧、行业特殊的经营环境和政府相关内控政策文件的发布实施对我国烟草行业企业影响重大，这也是企业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的重要推动力。通过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加强内部监管，提升管理水平，我国烟草行业企业才能更好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抵御外国烟草巨头对我国烟草市场的侵入，并适时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当中，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烟草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烟草企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资金积累大幅度增加，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大，由此所带来的企业内控活动风险、经营风险、决策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2.1 内控环境有关问题。

2003年我国烟草行业工商管理体制改革，在行政推动、市场竞争和政策引导的共同作用下，企业联合重组、规模不断扩张，这也使企业面临患上“大企业病”的可能。其中潜在隐患主要有：（1）企业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不尽合理，决策程序复杂，职能、责任、权力不够清晰，信息传递不畅，运行效率亟需提高；（2）企业公司化运作滞后，工厂制管理模式惯性

较大，“人治”大于“法制”传统观念尚未完全根除，思想观念和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3）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融合程度不够。重组整合后“厂长情结”和“品牌情结”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待增强；（4）工商企业适应市场和把握市场的能力有待提高；（5）财务会计、全面预算、内部审计等基础管理不够扎实，粗放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规模扩张和多点生产格局形成后，企业整体能否实现重组后的战略协同效应，成为烟草行业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2.2 风险评估有关问题。

我国烟草企业的风险评估，部分企业还没有健全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从制度上缺乏应有的风险评估，没有形成整体系统。主要问题有：（1）企业风险评估意识薄弱。管理层风险意识不强，有的凭经验直觉进行决策，还存在着盲目扩张，随意担保等现象；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的客观性缺乏充分认识、评估不足；（2）风险评估和预测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风险评估和预测没有形成制度化，导致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低效；（3）缺乏风险评估方法和手段。风险评估方法和手段单一，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间接造成信息资源浪费。

（4）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并非对所有风险要素进行评估，加之信息不足、经验缺乏、方法单一等方面限制，容易忽视重大风险、远期风险因素。

2.3 控制活动有关问题。

我国烟草企业内控活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会计基础工作不够扎实，基层单位会计人员素质不高或与岗位要求不符，会计差错、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时有发生；（2）对全面预算重视程度不够，预算执行缺乏刚性。烟草行业全面预算制度建立执行时间较短，有的企业没有意识到预算管理的重要性，预算编制缺乏严肃性，执行控制弱化；（3）集权与分权制度不够明确，授权审批程序复杂，效率不高，存在着同一事项，不同侧面，重复审批现象；（4）企业重组整合导致部分资产闲置，记录不严、限制接触措施不到位或越权处置，导致一些国有资产流失；（5）运营分析控制滞后，信息质量、时效性较差。（6）绩效考核指标难以全面覆盖，有的缺乏科学性，激励效果不够理想。（7）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过程中，缺乏控制方式的跟进和强化。（8）有的企业迫于地方政府压力，违规经营，专卖控制不力。

2.4 信息与沟通有关问题。

烟草行业各级单位在信息沟通及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信息与沟通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1）信息沟通程序复杂导致沟通不畅，信息传递不及时甚至不能有效传递，而且信息技术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2）信息失真。信息沟通质量、时效性、准确性差，信息失真且价值降低；（3）信息来源受限。信息获取渠道窄、成本较高，且加工方法简单，尤其体现在对国外竞争对手状况、技术进步趋势等外部信息的获取与沟通方面；（4）信息系统控制薄弱。没有及时建立完善的信息技术内控制度，人员保密意识不强。信息沟通不力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烟草企业整体决策、运行和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也事关企业与内、外部相关各方的和谐关系建设。

2.5 内部监督有关问题。

烟草企业内部监督功能交叉，再加上分散管理、缺乏横向信息沟通，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具体表现在：（1）专卖内管监督方面。烟叶超计划种植、卷烟体外循环时有发生，虚拟客户、拆单分摊、超常规向大户供货等问题亟需解决。（2）财务审计方面。内部审计监督独立性不够，而且目前很多企业监督评审主要依靠内审部门来实现，而有些企业的内审与财务同属一人领导，内审在形式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企业缺少行使内审的内在动力；在内审的职能上，很多企业的内审工作仅仅是审核会计账目，而在内部稽查、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和企业内各组织机构职能执行效率等方面，没有制定内控评价标准，缺乏对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的实质性指导。（3）纪检监察方面。纪检监察监督部门畏难心理，加之人情因

素等方面影响，工作开展心存顾虑，积极性、主动性不足，有的服从应付；管理模式有待进一步改进，制度体系建设亟需建立健全。

（4）专项检查方面。专项检查往往目标单一，治标不治本，没有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内控管理制度体系亟需完善。（5）对外部监督重视程度不够，相关反馈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4]。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防范风险政策建议。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烟草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强化风险管理意识。要主动应对，积极求变，从源头和制度上加强管控，防范风险，提升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实力，促进烟草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3.1 优化内控环境，确保措施执行。

烟草企业要在坚持和完善专卖专营体制的前提下，通过进一步调整内部组织架构，明确各层次职能分工，建立完善集中决策、有限授权、分级管理和专业化经营的垂直管理体系。要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切实增强企业的战略控制和资本运营能力；按照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设置职能部门并进行业务分工；进一步重组业务流程，理顺工商关系，工业企业围绕“四个中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物资采购、生产制造）建设和一体化转型需要，商业企业围绕卷烟营销、专卖内管、烟叶生产、物流建设等核心业务，明确职责，优化流程，加强网络建设，推进市场统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建立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推进企业治理层面和经营层面的内部控制相结合，实现对企业风险的全面控制。

优化内控环境，要以人为本，制定适宜的人力资源政策，不断提高人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内部控制中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失误。

（1）高层人员要加强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的意识；（2）重要岗位人员配置和管理人员选拔，应全面考核其综合素质；（3）要多层次、全方位加强人员培训，使其遵纪守法，精通业务，自觉遵守和执行内控制度，形成以自我控制为主的内控制约机制；（4）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相互牵制、相互监督。（5）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运用绩效考核办法，鼓励员工积极参与风险管控，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5]。

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继续开展“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行业共同价值观建设，通过全体员工积极实践《工作规则》、《行为规范》和深入开展“两个至上”在岗位主题实践活动，规范使用《中国烟草视觉识别系统》，加强塑造全体员工对“两个至上”共同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感，在企业内创造一种积极向上、提高效率、加强自律，自觉规范行为，加强风险管理意识，降低内控风险的文化氛围，发挥群体的文化优势，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表明：“除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烟草行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烟草行业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促进企业的健康生存和长远发展，为构建和谐烟草创造良好的环境，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3.2 健全风险评估制度，创新风险评估方法。

烟草企业风险评估应从企业战略和目标的角度进行。企业应对管理活动中的各种风险及时识别，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保证企业的管理活动按预期的经营目标进行，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1）设立风险管理部门，制定适用于各企业的风险管理标准和政策，在其指导下，各业务部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具体的风险管理准则，以此进行风险预警、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报告、风险处理等。（2）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要建立烟草行业统一的风险评估框架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在风险评估框架体系内，制定具体的风险评估细则。（3）要创新风险评估方法，结合烟草行业企

业历史数据及发展趋势，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体系。企业应该针对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机遇和风险进行风险评估，加强对环境改变时的事务管理，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可能的风险3.3 强化财会基础工作，切实依法依规经营。

烟草企业必须不断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企业行为。首先，应当强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财务规范意识，并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提升财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强化保密意识，建立和完善会计档案保管和会计工作交接办法，加强现金、存货、往来款项信用政策、担保等重点方面的财务管理，确保各项业务活动经过授权审批，各项资产安全完整，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可靠[11]。要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控制，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加强预算执行的分析考核、重点成本费用控制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建立健全运营分析控制、绩效考评控制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加强对关键业务活动和现金流控制，加强信息反馈，及时调整修正生产经营活动，使之与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要以统一会计核算软件为契机，全面提升财会信息化水平，积极组织开发、实施统一的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在线审计等管理模块。

此外，烟草企业必须严格按照烟草专卖法和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规定，依法界定各级单位生产经营职权，切实明确责任。要更加严格依法依规生产经营，依法纳税，诚实守信，并积极主动学习各项法律法规，全面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生产经营能力和水平，严格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更要用“两个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衡量、指导企业行为，创新“两烟”生产经营监管方法，加强烟叶、卷烟、烟机设备及配套物资专卖管理，注重市场引导。努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依法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保障生产安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这才是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负责任、讲诚信企业的实实在在的行动。

3.4 信息集成，加强沟通，内聚人气，外塑形象。

烟草企业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与沟通制度，明确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内、外部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程序，将信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和执行与企业的整体战略进行整合。确保信息及时、准确、完整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在整个企业内外进行传递沟通，并加强涉及企业秘密信息的接触管理和保护工作。对信息系统的控制应通过采取权限控制、数据录入输出控制、手工凭证控制等方式，各个岗位应通过设置密码口令来防止别人越权使用自己的权限。充分利用投诉、举报信息，加强企业内部监管，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内部控制等活动的高效稳定运行。

烟草行业企业内部信息与沟通，应当充分利用正式公文运转、财务快报、会计决算报表、行业报刊杂志等媒介及各级单位网站、各种培训、会议等方式进行有效传递，并充分考虑信息传递过程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不同作用，合理利用非正式组织，大力推行办事公开、民主管理，构建企业内部和谐。此外，信息化建设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促进信息的集成共享，加快信息化与“两烟”生产经营相融合，进一步加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管理、专卖监督管理、财务审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方面信息化建设。用信息化建设推动传统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变、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转变、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

烟草行业企业对外信息与沟通，应当充分利用正式公文运转、新闻发言人制度、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行业外社会媒体及行业内媒介，并重点关注以下方面：（1）加强与上级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本企业的信息披露政策与程序；（2）加强与消费者沟通，听取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加以处理；（3）加强与原辅材料供应商沟通，与供应商就产品质量、交易价格、信用政策等问题进行沟通，及时加以改进；（4）加强与监管机构、审计人员的沟通协调，及时了解监管要求，积极反映诉求和建议，听取其对企业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建议并加以改进；（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管理需要，及时与

律师保持有效沟通。

3.5 加强内部监督，完善配套制度。

“以规范„两烟‟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加强财务审计监督为关键，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为重点，以纪检监察再监督为保障”的烟草行业内部管理监督工作格局已经形成，企业应继续加大力度，加强监督。（1）要切实从“生命线”的高度重视专卖内管监督工作，充分认识严格规范的重要性，切实解决“两烟”生产经营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2）要保持内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使内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工程项目投资、物资采购、宣传促销、软件开发等专项审计，积极推行审计委派制，拓宽审计领域，严明制度，切实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财务审计在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监督作用，确保财务管理严格规范。（3）纪检监察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推进构建行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增强再监督的有效性。（4）专项检查监督活动要有针对性，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跟踪整改并建章立制，防止屡犯屡查，屡查屡犯。（5）企业要不定期或定期对内控系统进行评估，通过持续监督和定期检查内控制度，评估内控有效性及其实施的效率效果，更好地实现内控目标。（6）借助外部监督力量。注意加强与财政、税务、审计检查、注册会计师等各方面信息交流，定期互通，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结束语。

内部控制与其说是一套制度、一套文档或一系列程序，不如说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只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将内部控制的理念和意识植入企业文化当中，内部控制体系才能得以长期发挥效用。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承认烟草企业的内部控制之路还很漫长和艰难。可喜的是，我国烟草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内控制度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完善，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内部控制，防范内控风险，推动“卷烟上水平”工作顺利开展意义非凡[12]。

烟草企业未来发展，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国内这一全球最庞大的卷烟消费市场所带来的市场规模优势和战略空间，不断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实力，主动应对，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逐步扩大“中式品牌卷烟”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要积极倡导绿色烟草概念，围绕吸烟与环境，吸烟与健康，从烟叶种植、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到环境建设，全过程贯穿“绿色”概念。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满足消费者吸烟与健康需求，为国家财政增收。我们相信，中国烟草企业未来发展道路虽然曲折，但前景依旧广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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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智纬，李可。内部控制概念的发展历程及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J].中国会计视野，2006（7）。

[5] 祁广亚。论内控环境及其优化[J].会计之友，2009（4）：4-5.[6] 李晶。COSO框架下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思考[M].天津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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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建明。财务风险管理与企业内控关系问题的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08（2）。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6

摘要：文章研究了商业信用供给的竞争性动机和经营性动机对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信用供给通过增加客户粘性、传递产品质量信息、减少产品需求波动、增加竞争性等途径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了增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动机，提出了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增加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完善经济制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信用供给；动机；机制；盈利能力

一、 引言

商业信用是指在商品的交易过程中，商品的卖方允许买房延期支付货款的一种交易方式。商业信用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商业信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如，美国在20世纪末商业信用总额就已经超过了银行信贷的总额，占到了企业资产总额的17.8%，法国和意大利商业信用则达到了企业资产总额的25%以上（Rajan & Zingales，1998），英国商业信用占到了短期债务总额的55%（Atanasova & Wilson，2003），OECD国家的商业信用也占到了短期负债的50%以上，总负债的30%（Boissay & Gropp，2007）。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信贷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以商业信用为主的非正规金融是企业短期融资的主要途径（Love et al.，2005）。在我国，由于银行存在着规模歧视和所有权歧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商业信用的使用规模随之越来越大，应付账款占到了总资产比重的13%，应收账款占到了销售额的20.7%，这一比例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近（徐晓萍、李猛，2009）。

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企业为什么还继续提供商业信用呢？而且有些企业自身就面临着资金约束。这涉及到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动机问题，这些商业信用供给动机理论可以大致概括为竞争性动机、经营性动机以及融资性动机。其中，竞争性动机理论（Klapper，2008；Li et al.，2014；王喜，2011）认为，企业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是将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竞争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当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较多时，客户很容易找到相似产品的替代品，使原本相对稳定的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由于竞争的加剧而变得不稳定。供应商为了继续维持与客户之间的稳定关系避免客户流失，通过提供商业信用来锁定用户，即使供应商本身也可能面临融资约束。经营性动机理论（Emery，1987；Sola et al.，2014；徐晓萍和李猛，2009）则认为许多产品的需求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季节性，导致产品的需求会随之增加或者减少，这会对企业定价和生产计划产生不利影响。企业通过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则可以减缓需求波动对企业的冲击，如当面临季节性需求旺盛时，企业可以提高商业信用信贷条款，当需求减少时，可通过降低商业信用信贷条款和标准来增加产品需求。融资性动机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对企业的信贷存在着“信贷配给”（Stiglitz & Weiss，1981），那些规模较大、现金流充裕的企业更倾向于提供商业信用。原因在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一是这些企业实力比较雄厚、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其有足够的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另外，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成立时间较长，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往来较多，这样银行能充分掌握企业的日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减少了企业的违约风险。在商业信用融资性动机中，企业主要发挥了信贷配给的中介作用，通过商业信用供给的形式提供给与自己有业务往来、面临融资约束的客户。融资性动机与经济环境关系很大。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性动机更加强烈，（Kestens et al.，2012）。同时，融资性动机还与货币政策关系密切（张良，2011），通过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货币紧缩时期，商业信用的融资性动机会增加。

商业信用的竞争性动机以及经营性动机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值得思考的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企业基于商业信用动机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能否促进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呢？遗憾的是以往的学者较多的研究诸如商业信用供给对企业存货的影响（Messmacher，2001），商业信用供给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Fisman & Love，2003），商业信用供给对企业固定资产规模的影响（张杰和刘元春等，2013）以及商业信用供给对企业发展的影响（Li & Lu，2010）。而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则鲜有学者研究，尽管Sola等（2014）以西班牙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但Sola等（2014）的研究仍存在诸多局限，因为Sola等（2014）的研究以西班牙企业为研究对象，而西班牙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完善的金融市场使得企业融资渠道更加广泛，这与我国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二、 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机制分析

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动机竞争性动机和经营性动机，那么，他们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商业信用信用供给动机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

1. 商业信用竞争性动机与企业盈利能力。商业信用竞争性动机认为企业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是将商业信用给作为一种竞争手段（Fishman & Raruri，2004；Van Horen，2005），当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较多时，客户很容易找到相似产品的替代品，于是原本相对稳定的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由于竞争的加剧而变得不稳定。供应商为了继续维持与客户之间的稳定关系避免客户流失，通过增加商业信用供给和延长商业信用的时间来达到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企业的市场份额越低，越有可能基于市场竞争的目的提供商业信用。不管是在发达国家（Paul et al.，2007；Fabbri & Klapper，2011），新兴市场国家（Hyndman et al.，2010））亦或是中国（王喜，2011；袁卫秋，2015），商业信用作为竞争的手段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当企业处于竞争激烈的市场时，企业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可以保持和加强同客户之间的联系，在维持现有客户的基础上，不断地增加新客户，扩大产品市场份额（Paul et al，2007）。因为，当企业面临较多的竞争对手时，客户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一种产品的替代品，提供商业信用更是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余明桂、潘红波，2010）；另外，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还具有传递商品质量信息的作用。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客户很难获取关于产品质量的有效信息，从而会导致逆向选择，造成产品需求量的下降。在激烈竞争市场上，企业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会传递给客户有关产品质量好的信息，因为只有企业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息才会允许延期付款。因此，商业信用供给就起到了产品质量信号传递的作用，增加了产品销售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在我国，基于商业信用竞争性动机提供商业信用对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显著性要高于国有企业，这是因为：第一，民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一般很难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和政策优惠补贴，而且很多领域都存在进入障碍和政府管制。民营企业要想扩大产品的销售，通过商业信用供给是一条有效途径（袁卫秋，2015）。第二，民营企业通常成立时间较短、企业的信誉和产品的质量很难被认可（余明桂、潘红波，2010），在这种请款下，企业通过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可以积累企业的信誉，传递产品质量保证的信息。潜在的增加了客户，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2. 商业信用经营性动机与企业盈利能力。经营性动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和延长商业信用的还款时间来解决由不确定性和季节性变化所导致的产品需求量的波动（Emery，1987）。许多商品的需求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季节性。如有些季节产品的需求会增加而有些季节则会减少，这种需求的波动会对企业定价和生产计划产生不利影响。如果通过改变价格来达到减少需求波动和产品出清的目的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增加，同时也不利于维护与客户的长远关系。而改变企业的产量也不现实，因为规模一般是固定的，增加产品的产量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减少产量则会使机器设备闲置造成资源的浪费（Alchian，1969）。企业通过提供和延长商业信用则可以解决产品需求的波动，具体是当面临季节性需求旺盛时，通过提高商业信用信贷条款或信贷标准来减少产品需求，弱化需求波动的冲击；当需求降低时，企业可通过降低商业信用信贷条款和标准来增加需求量。因此，那些产品需求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商业信用供给，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那么，商业信用竞争性动机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是否存具有显著差异呢？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国有企业竞争性动机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促进作用要高于民营企业：一是国有企业一般处于某一行业的垄断地位，对客户的控制能力比较强，而且对客户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信息甄别能力要高于民营企业，从而能够充分的辨别是否对某个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有效的规避违约风险。二是当客户违约时，国有企业也会凭借其强大的销售网络将索回的产品进行出售，从而减少企业的损失。

3. 商业信用融资性动机与企业盈利能力。在商业信用融资性动机中，企业主要发挥了信贷配给的中介作用，那些规模较大、现金流较多的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然后通过商业信用供给的形式提供给与自己有业务往来、面临融资约束的客户。与银行信用相比，商业信用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它可以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性（Petersen & Rajan，1997；徐晓萍、李猛，2009）和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石晓军、张顺明，2010）等。企业基于融资性动机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可以强化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增加客户对供应商的订单数量，同时商业信用供给也有助于降低供应商的经营成本，由于每个企业的税率存在差异，有着较高税率的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商业信用供给，减少企业的纳税额，从而节约企业成本（Brick & Fung，1984）。进一步，在供货商在与客户的订货、交货和支付等业务往来中，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客户有价值的信息，供货商通过这些信息就可以判断客户的经营和财务情况，以此来甄别是否对其客户继续提供商业信用，从而有效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违约风险。当一旦遇到客户违约时，大企业同样具有更强的财产挽回优势，避免企业发生损失。

从融资性动机的角度，国有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盈利能力要高于民营企业，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其对客户的控制能力越强，越能及时、高效获取客户信息，一旦客户有发生违约的可能，国有企业也能及时发现，避免企业发生损失。

三、 增加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动机的政策建议

企业增加商业信用供给可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然而有些因素导致企业不愿意提供或者没有能力提供商业信用，这些因素包括宏观环境因素、市场因素以及企业自身的因素。那么，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政策才能有效增加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动机呢。

1. 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增加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供给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得到的银行贷款增加，那么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就会相应的增加。我国的国有银行一直存在着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那些规模小的企业以及那些民营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即使有些企业原意出更高的利息也难以获得贷款，这就导致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但是银行处于风险和利润的考虑，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制约了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和动机。因此，要想增加企业的贷款，扩大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的能力，就要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如降低金融机构成立的条件、允许民营机构参与进来，适度增加银行业的竞争；放开存贷款利率，让利率发挥货币价格的功能，调节资金余缺，真正反应市场的供需状况。

2. 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竞争性动机认为，企业会通过扩大商业信用供给来增加市场份额、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就会增加。在我国，商业信用的供给大多数来源于中小企，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则提供了较少了商业信用，使用了较多的商业信用。众所周知，有些行业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这就导致这些行业和企业缺乏充分的竞争。另外，国有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补助和政府订单，导致这些企业缺乏竞争的动力，从而使得这些企业不会因为竞争的原因而增加商业信用的供给。因此，逐渐打破行业垄断，增加市场的竞争是扩大商业信用供给的有效途径。

3. 完善经济制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研究法经济学的学者们认为完善的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产权制度是调剂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包括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及政府对私人财产的侵占。在我国，政企不分、预算软约束，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现象屡见不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要求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而因为有地方政府做背书，银行也原意对国有企业进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则很难得到银行贷款，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减弱。契约制度主要是协调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以及企业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善的契约制度可以保证合约的有效实施，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费用。只有完善的契约制度、对债券所有人强有力的保护，才能保证商业信用供给企业的财产免收损失，扩大商业信用供给。

四、 结论

商业信用是指在商品的交易过程中，商品的卖方允许买房延期支付货款的一种交易方式。本文研究了商业信用供给的融资性动机、竞争性动机和经营性动机对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商业信用供给通过增加客户粘性、产品信息质量传递、减少产品需求波动、增加竞争性以及较少税收等途径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最后本文提出了增加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政策建议，如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增加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完善经济制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等。本文的研究从逻辑上分析了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作用，并未给予实证上的证明，这也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徐晓萍，李猛.商业信用的提供：来自上海市中小企业的证据[J].金融研究，2009，（6）：161-174.

[2] 王喜.市场竞争、银行信贷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J].财贸研究2011，（3）：103-110.

[3]石晓军和张顺明.商业信用、融资约束及效率影响[J].经济研究，2010，（1）：102-114.

[4] 金融市场发展、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竞争性动机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06，（6）：74-79.

[5] 张良.货币政策视角下的商业信用动机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1991-2011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东南学术，2013，（4）：139-149.

[6] Kestens K，Van Cauwenberge P，Bauwhede H V.Trade credit and company performance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J].Accounting & Finance，2012，52（4）：1125-1151.

[7] 余明桂，潘红波.金融发展、商业信用与产品市场竞争[J].管理世界，2010，（8）：117-129.

[8] 袁卫秋.金融市场发展、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竞争性动机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5，（6）：74-7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项目号：10YJC910006）。

作者简介：陈典发（1953-），男，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融资、信用风险；裴志伟（1985-），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商业信用。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7

一、平阳县机械制造业当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平阳县机械制造业经过20 多年的发展, 涌现出各类代表性的行业和企业, 印刷设备、金融机具、塑料机械、减速机械、汽摩配、家电配件等门类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特色。从行业层面来看, 平阳县机械制造业共有规模以上企业69 家, 2013年全行业实现规上产值50 亿元, 占全县规模以上产值的18.7%;机电行业实现出口5209 万美元, 占全县出口总额的15.7%, 位列全县第二。从企业层面来看, 三星、炜冈、豪中豪、合力等企业在各自的领域内走在全国同行的前列。龙头企业具有自主创新和创牌意识, 龙头企业不但自身有一定的原始积累, 而且由于具有良好的信用, 易从银行贷款。纵观近年来平阳县机械制造业的运行状况, 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是不可否认的, 但由于平阳县机械制造业, 特别是机械制造重工业, 起步较晚, 基础薄弱, 与国内先进水平存在很大差距。

1.产业规模偏小, 大型龙头企业缺乏辐射带动能力。2013 年机械行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仅7 家, 超2 亿的2 家, 超5亿的仅三星机电1 家。县内缺少一批大型龙头企业, 即便有三星机电这样年产值超7 亿规模的企业, 也仅是“一枝独秀”, 未形成围绕大企业而产生的产业集群。从行业分类上看, 平阳县机械制造业分布散, 有的小类中仅只有一家或两家企业。大企业有规模但无辐射能力, 小企业规模小且无精专技术。根据和周边县市主导产业的数据分析和对比, 也能解读一些问题所在。从产业层面对比, 乐清的电气行业年产值超600 亿元, 占乐清工业总产值的60%;瑞安的汽摩配 (机械电子产业) 年产值450 亿元, 高分子材料产业年产值250 亿元, 两大主导产业占瑞安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平阳的机械行业, 年产值100 亿元, 占平阳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产业规模偏小, 主导产业对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偏弱。从各自产业的领军企业来看, 乐清的正泰产值超过100 亿元, 瑞安的华峰集团产值超100 亿元、瑞立集团产值接近20 亿元。而平阳县机械行业最大的企业三星年产值才7.6 亿元, 无论是产业层面还是企业层面, 差距显然。由于平阳县机械制造业缺少起领军作用的核心企业, 特别是缺乏从事整机生产的企业, 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一个由核心大企业带动周围配套生产企业的产业群, 这也是机械行业至今未能成长成为一个支柱产业的重要因素。

2.优势特色不明显, 尚未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链。在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初期, 平阳县的减速机制造和起重机制造都名噪一时, 并且随后也兴起了一批民营企业办厂热潮, 到现在已经有大小企业180 多家。由于平阳县民营企业缺乏做大做强意识, 小富即安思想浓重, 到现在真正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和产品设计能力的只有东海、三联、瑞德森等几家企业。虽然在产业中遍布着一批减速机和卷扬机制造企业, 但普遍规模小, 并只仅限于简单的加工组装生产。减速机产品少无切削精锻毛坯、热处理内在质量控制、齿轮精加工和在线检测能力, 齿轮变速箱装配的柔性装配线, 没有形成比较健全的产业链体系, 影响了减速机产品水平的提高, 也影响了企业定价权的形成。曾经的特色行业整体发展呈现低、小、散格局, 如今是既无特色又无优势可言。平阳县减速机行业中最大的企业年产值不到2 亿元, 相比于德国SEW (中国) 有限公司年20 亿元的销售收入, 差距明显。

3.重工不重较为明显, 缺乏良好的产业结构支撑体系。虽然机械制造业在平阳县工业经济的发展潮中不断壮大, 但发展优势不突出, 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层次不高上。在平阳县的100家机械制造规模企业中, 多数生产的只是机械设备的基础配件、零部件等。产品也以中低档次为主, 并且产品的自动化水平和人均劳动生产率低, 由此导致总体质量、性能、加工精度不高。由于处在产业链的下游, 产品徘徊在中低端市场, 竞争激烈, 利润微薄。受市场、成本、资金等因素影响明显。代表机械行业最高水平的装备制造业, 在平阳县机械行业中发展还比较弱。仅有炜冈、合力、鹤立等几家企业具备单价在100 万元以上装备产品的生产能力。

4.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缺乏核心技术等知识产权。机械行业只有少数企业建立了技术中心, 有技术中心的企业也只有少数具备了自主创新能力。虽然近几年来, 市场的激烈竞争也让企业逐步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并也试图在自身产品上有所突破, 但是受制于人才的缺乏, 研发投入的不足, 创新能力的薄弱等因素, 使绝大部分机械制造企业仍然没有走出仿造和经验设计的传统设计模式, 很难涉及到产品技术上的深层次创新。机械制造业技术瓶颈突出, 创新层次难以提高。甚至有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但对其消化、吸收不足, 难以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来源。核心技术的匮乏和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平阳县的机械制造业在很多方面都处在从属地位。技术创新能力弱, 也导致产品档次低, 同样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就低得很多。比如鳌江的塑料圆织机, 单价一般在2~3 万元, 而常州的圆织机单价7~8 万元;鳌江的拉丝机单价一般在20~30 万元, 常州的拉丝机一般单价在70~80 万元。

二、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对平阳县的启示

1.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力量既有来自于产业自身的内部力量, 也有政府产业政策等外部推动力量, 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受产业内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

市场化机制:1970 年到1980 年, 日本遭遇两次石油危机、日元对美元升值、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提高等困境, 面临亚洲四小龙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传统低端产品上的严酷竞争以及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随着经济增速下滑, 经济增长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市场竞争环境使得日本必须放弃传统低端产品, 寻求高附加值的产品, 要求产业被动升级。其间日本劳动者平均工资涨幅远远超过机器价格的上涨幅度, 这促使日本企业开始改变其生产方式———用更多的机械来代替劳动力。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机械化, 又带动产业机械设备的投资。在产业机械设备的持续投入后, 实现制造过程连续化、自动化、省力化、省时化, 从而提高日本生产率和精细制程。

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从1970 年到1980 年, 日本政府通过制订产业结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 在提升国内技术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 制订《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引导企业发展精密机械、电子计算机、高精度组装、知识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产业技术政策方面, 制订重要技术研究开发补助、有关技术振兴的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国产技术振兴资金融资安排。重要研究技术开发费补助金主要是对那些急需开发的重要技术以及开发成功后会对技术领域和生产领域产生巨大波及效应的核心技术 (特别是那些可以提高研究开发效率的技术) 给予重点高额补助。有关技术振兴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对增加的试验研究费用不征税、对工业技术研究组合缴纳的税金进行特别返还和削减固定资产税等措施。

通过日本政府对产业升级的政策引导和产业界的努力, 从1970 年到1980年, 日本企业在产业链上向更高附加值转移, 收入水平提高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加速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相比全球其他国家有了非常明显进步, 先后超越了法国和德国, 并极大的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在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 精密机械制造业和电器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20%。

2. 日本产业升级对平阳县机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启示。我国目前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和70 年代初的日本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机械行业是完成工业化与经济转型的载体, 因此分析中日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对平阳县未来经济结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从未来5 到10 年的产业结构发展来看,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持续提高, 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将迫使中国制造业向更高附加值转移, 政府也鼓励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这必然要求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技术能力, 也会对装备工业产生巨大的机械更新需求。更省时、省能源、省资源、少污染的机械和生产工艺将取代落后的生产工艺。消费结构的升级导致对机械产品和精密仪器的需求增长。特别是在平阳县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 参与国际竞争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主体还是制造业, 而且就像日本的核心优势制造业遇到了它所遇到的问题一样, 平阳县制造业也面临寻求超越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关键时期, 日本产业转型升级经验对平阳县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 平阳县机械装备行业技术水平同国外相比虽然落后, 但在提高技术方面不存在鸿沟性的障碍。尽管自主创新能力弱, 但还是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且机械装备行业需求总量大、层次多, 平阳县现有机械企业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的。

第二,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以及人口中受过良好教育或具有丰富工作经验产业工人比重逐渐在提高, 机械装备制造业面临更为丰富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具有良好性价比的劳动力将使机械制造业在未来10 年具有竞争优势。

第三, 机械行业转型升级必须和新兴产业培育相结合。机械产业转型升级虽然在国家间存在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但更应充分探求平阳县实际情况的需要, 加大对特色化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扶持力度。例如, 适应平阳县万吨大港建设需要, 加快推进临港装备制造业建设;在传统印刷机械制造业领域, 加快数字印刷技术的研发、制造;在减速器领域, 加快风电等大容量减速机的研发、制造。平阳县机械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也必须适应平阳县实际情况的需要, 在培育特色化产业上下功夫。

因此, 站在一个5 到10 年的跨度, 从提升平阳县产业结构来看, 机械行业存在巨大的发展机遇。机械行业内的企业将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 靠自主研发提高技术水平, 并最终获得分享这个机遇的能力。

三、推动平阳县机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做大做强平阳县的机械制造业, 要紧紧抓住当前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好机遇, 按照平阳县工业发展的长远目标, 把扶优助强作为发展机械制造业的立足点和突破口, 加强产业规划整合, 抓好政策扶持和微小潜力企业培植, 促进机械制造业逐步壮大规模、提升档次, 并向装备机械制造业转型发展, 使机械制造业成为我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1.以智能化、自动化为方向, 加强政策规划引导。从机械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 制造过程智能化和自动化, 产品功能的智能化和自动化, 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机械行业面临发展困境的当今, 唯有从早抓紧机械产业智能化和自动化发展, 才能赢得主动, 走出一时的困境。

一是深入推动机械行业“机器换人”改造。编制平阳县的“机器换人”实施方案, 促进柔性自动化生产装配线、数字化车间等现代制造集成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置在机械制造、机械加工领域的应用。建议设立专项资金, 鼓励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技术改造, 对实施“机器换人”改造实现减员增效效果明显的, 给予专项补助。

二是大力提升机械制造业技术水平。对平阳县具有一定基础的减速机、塑料机械等产品进行扶持, 促进传统机械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促使“小行业”作出“大文章”, 为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培育新增长点。

2. 构建龙头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联盟、着力培育产业竞争力。由于平阳县一大部分机械制造业企业源自于手工作坊的工业模式, 属于劳动密集型, 低、小、散一直是阻碍平阳县机械产业转型升级的一大“顽症”。为了摆脱这种状况, 要以龙头企业为首, 鼓励企业建立行业产业技术联盟, 推进产业集群形成。装备制造业是机械制造业发展的最终目标, 具有复杂性和精密型, 对产品开发能力、人才素质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建议在印刷机械行业和减速机行业, 先进行产业技术联盟的试点工作。通过建立产业技术联盟, 可以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切实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自20 世纪70年代末起,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开始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蓬勃发展。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使这些企业成功应对了技术研发经费和模仿竞争带来的压力。如日本政府组织东芝、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瑞萨和富士通4 家公司成立研发合作联盟, 通过3 年的联合攻关, 成功突破了关于集成电路制造工业 (2-3m级) 的设备、工艺等30 多个技术难题, 造就日本半导体制造技术和设备统领全球的新局面。由于需要攻关的技术在构建联盟前已经确定, 且集中在同一个行业, 类似于企业横向一体化, 对于分散经济风险和过度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 实现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络中的战略金三角架构图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目标、任务和运作方式体现了政府对重点产业长远发展的利益, 符合国家战略目标。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方式必须有所改进, 并应加大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扶持力度 (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络中的战略金三角架构图) 。

3.经济转型需要重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在当前外部艰难环境的大背景下, 真正考验企业转型升级的是企业家精神。在经济转型时期, 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反思, 如何重振企业家精神, 推进企业转型。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家精神之灵魂的“创新精神”。企业有三条路可以走, 向上走, 创新转型;向外走, 海外拓展;不能向上走、向外走, 就只能向下走被淘汰。企业要避免淘汰死亡, 必须创新转型。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指出“创造未来是风险很高的, 但不去尝试, 风险将会更高。而一旦创新成功, 企业就会发展壮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首先要内化为企业家自我超越、自我发展的进取精神, 使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企业家的首要战略决策和企业发展的驱动内核。成功的转型升级事实上都因企业家精神的推动而成功。企业家的理念与价值观, 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体现在企业的战略、组织架构各个方面和企业家的危机意识和前瞻眼光。只有这样的企业家, 才能制定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战略, 在竞争中拔得头筹。

摘要：机械制造业是浙江省平阳县的传统产业, 为平阳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了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 文章分析了新型产业结构的特征及其对平阳县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提出平阳县机械制造业转型升级机制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建议

参考文献

[1]瑞银证券.70年代日本转型期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

[2]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日本产业升级经验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启示

[3]白雪洁.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特征、趋势与启示

[4]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减变速机分会.减速机行业报告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8

1 近年来农业灾害发生的特点

1.1 农业灾害发生频率高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灾害种类多,干旱、洪涝、台风、低温冻害、风雹等气象灾害在我国年年都有发生,一年四季都有。干旱有春旱、夏伏旱、秋旱;洪涝主要出现在春末夏秋季节。每年6-10月平均有7个左右的台风和热带风暴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冬季雪灾、春秋季低温冻害、春夏季风雹灾也都频繁发生。

1.2 农业灾害影响范围广

由于自然灾害具有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一般都要影响到多个省市、多个地区。例如,干旱主要发生在三北地区、西南地区,现在也呈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2000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先后波及了20多个省(区、市)。洪涝灾害一般发生在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中下游地区。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的大洪水,嫩江、松花江干流也发生了20世纪以来的特大洪水,全国29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台风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但受其所带来的暴雨影响范围也十分广泛。

1.3 农业灾害突发性强

各种农业灾害、尤其是气象灾害,往往可以通过气象部门预测到,但是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有些灾害,例如洪涝、台风、低温冻害等灾害,往往是突然暴发,来势凶猛,防不胜防。例如,2005年6月30日17时至7月1日5时的短短12h,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就遭遇了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为126mm,全县农作物受灾面积5000hm2,成灾面积2600hm2[1]。2006年夏天登陆我国的超强台风“桑美”,登陆时的风力达17级,登陆以后走向怪异,造成东南沿海和内陆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2008年初南方地区发生的低温冰冻雨雪灾害的强度之大,是灾区始料未及的。有时还会出现多种灾害同时或交替发生,甚至伴有衍生灾害的发生。

1.4 农业灾害持续时间长

有很多自然灾害持续的时间长,许多地区出现春夏连旱或夏秋连旱,有时甚至是春夏秋三季连旱。例如,华北地区干旱的持续时间一般在1-2个月或4-5个月左右,有些年份干旱持续时间更长。2006年,四川重庆发生了特大干旱,重庆夏伏旱超过70d;四川伏旱旱期在40d以上的县(区)有63个,占受旱县数的45%。2008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遭受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持续时间约40d。这些持续的自然灾害不仅给当期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直接损失,而且给后茬作物和全年农业生产带来许多后续和潜在影响。

1.5 动物疫病呈现传染性

2000-2006年,我国共报告发生了18种疫病[2],包括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蓝舌病、新城疫、猪丹毒、猪肺疫、绵羊痘和山羊痘、炭疽、狂犬病、禽霍乱、马立克氏病、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症(蓝耳病)、猪链球菌病、猪囊尾蚴病、马传染性贫血、兔出血病等。这些病的大多数病原微生物能在患病动物体内增殖,并不断排出体外,通过一定的途径再感染其他动物,使疫病不断向周围扩散。例如,2004-2006年,在北京、河北、江苏等11个省(市)发生口蹄疫,发病牛累计1520头,死亡4头,扑杀病畜和同群率8009头。2004-2006年,全国先后有22个省份发生了91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扑杀家禽3460万羽[2]。

1.6 农业灾害造成损失大

建国以来,自然灾害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不断地加剧,农作物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受灾率不断上升,给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损失。有专家学者认为,一般年份直接经济损失为100-200亿元,损失粮食50-100亿kg,大灾之年为400-500亿元,损失粮食150-400亿kg。自然灾害对农业波动的影响不断强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08年初,在南方发生的冰冻雨雪灾害致使20个省(区、市)农作物受灾面积1500万hm2左右,其中成灾800万hm2左右,绝收200万hm2,种植业直接经济损失670亿元左右。其中:大棚等生产设施损毁215万亩,可能影响油菜产量损失160万t左右,造成蔬菜产量损失2600万t以上,柑橘产量损失200万t左右,食糖损失约100万t[4]。另外,由于动物疫病造成动物大批发病、死亡,还会影响畜产品国际贸易、危害人类健康,影响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

2 国家防灾救灾措施

2.1 建立减灾救灾协调机构

自然灾害不仅给农业造成了损失,也给各行各业造成重大损失。为了更好地推进减灾救灾工作,国家有关部门成立了一个部际协调机构。在联合国关于开展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号召下,中国政府于1989年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2000年,该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2004年12月更名为国家减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任主任,组成单位包括34个国家部、委、局、军队及社会团体,其职责就是制定国家减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开展重大减灾活动,指导地方开展减灾工作,推进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农业部内部成立了国家减灾委员会农业部办公室,并建立了重大农业灾害指挥协调小组,由农业部领导任组长,有关部委和农业部内相关司局主管领导为成员,统一协调防灾减灾、禽流感等重大疫病防控工作,制订农业重大灾害防控技术方案、督导防灾减灾技术措施落实、收集反映重大灾情信息、组织协调应急处置、指导抗灾救灾和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等工作。

2.2 建立灾害应急预案制度

在国务院的协调下,农业部制订了相关农业防灾减灾救灾预案。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了《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病应急预案》和《国家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同年,农业部先后制定并印发了《农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农业部门应对人间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等部门预案和单项预案。此外,各地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也制订了相应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应急预案。通过这些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增强了应对农业灾害突发事件的主动性,规范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行为,提高了农业防灾减灾实效,对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3 积极开展防灾救灾具体工作

灾害发生以前,一般在灾害易发、多发地区应做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从思想上,树立防大灾、抗大灾、救大灾的思想;从行动上,做好救灾备荒种子、种畜禽等救灾物资的储备,对抗灾救灾的农机具等进行全面检查保养。同时,还应与气象部门开展合作,建立干旱等定期电视预报制度,确保防灾减灾指挥体系的正常运转。灾害发生以后,农业部门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执行各项应急预案;及时会商和通报灾情,组织落实财政的救灾资金;帮助灾区调剂、调拨国家救灾备荒种子、种苗等救灾物资;加强宣传指导,引导灾区开展农业结构调整,推广农业防灾减灾技术。

2.4 积极落实防灾救灾资金

国家财政每年都要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农业防灾和救灾。国家财政陆续设立了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补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补助、草原防火带补助等专项资金,资金规模逐步加大,有力地支持了灾区农业防灾减灾和生产恢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6年,中央财政共投入农业防灾减灾资金约90亿元(年均约13亿元),其中农业生产救灾资金近9亿元(年均约1.3亿元),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补助资金约3.48亿元,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补助资金64.6亿元。另外,地方政府根据灾害和财力状况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防灾减灾资金补助。由于灾害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因此,农业防灾和救灾资金一般都没有固定的预算。

2.5 确保农业防灾救灾资金使用效果

灾害发生以后,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将灾情向主管领导上报,主管领导再分别向上报告。农业部门根据各地灾害发生情况,会同财政部门将防灾救灾资金拨付到地方财政部门。农业救灾资金一般用于灾害发生以后的相关工作。主要包括:调动机电排灌设备和农业机械,进行堵口复堤、农田排涝,疏浚渠道、渔塘淤泥,抢整、修复损毁农田和各类农业基础设施。组派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指导农民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抢种、补种、改种,开展重大动植物疫病和重大病虫害防控(防治)。组织调拨种子、种畜禽、化肥、地膜、农药、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从使用情况来看,农业部门还会同财政部门制定了各类防灾减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都能做到专款专用。

3 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政策措施、主要形式和管理体制

3.1 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政策措施

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农业保险工作,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2004-2008年连续五个中央1号文件都指出了要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工作。从2004年开始,国家开始在部分省市开展农业保险试点。2006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充分肯定了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意义,并做出了全面的政策规定。在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拿出10亿元资金在6个省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一定的保费补贴。另外还拿出了10多亿元用于补贴农民投保能繁母猪保险的保费。2008年,中央财政的补贴不管是从范围还是从力度上都有所加大,中央财政补贴资金达60.5亿元,将在全国16个省开展农业保险工作,并逐步给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这对农民来说真是一件好事。目前,国家实施农业保险费补贴的品种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花、油料作物、奶牛、能繁母猪等,财政部为此专门下发了保费补贴操作办法。一些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了设施大棚、露地西瓜、水产养殖、渔船等作为保费补贴的品种。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证,农民专业作社可以大胆地组织农民投保农业保险。而且,随着经验的积累,农业保险将进一步普及。

3.2 各地开展农业保险的主要形式

(1)成立专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了5家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分别是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安徽国元农业保险公司,这些公司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为主,积极为农民提供多种形式的保险服务。

(2)依托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浙江多家商业保险公司联合组成“共保体”,以承保份额最大的中国人保浙江分公司为“首席承保人”、11家财产险公司组成“共保体”。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省、县政府给予投保农民适当的保费补贴。“共保体”根据巨灾风险状况和商业保险公司的承受能力,通过调整赔付方式从而实行有限责任赔付,最高能承担农业保险保费5倍的赔付责任。江苏省淮安市依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开展三麦、水稻等保险经营,地方政府给予为农民提供30%-50%不等的保险费补贴,鼓励农民投保农业保险。

(3)依托农业行业协会开展农业保险业务。2004年,北京市采取“民办公助、互助合作”的模式开办农业保险。北京市谷物协会在全市开展了种植业风险互助。北京养鸡协会以华都肉鸡集团为依托开展了肉鸡养殖互助保险。北京红小豆协会在房山开展了红小豆的互助保险工作,为农户的生产提供风险保障。

3.3 当前农业保险的管理体制

实际上,当前的农业保险管理体制不够顺畅,很多部门都在管,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部门。例如,从政策的制订来看,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项重要的支持农业发展政策,涉及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涉及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农业保险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仍然属于保险的一种,因而其监管工作由中国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来负责。从主要受益行业来看,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相关产业,农业部门提出的保险需求最为权威。从国家财政资金补贴来看,补贴资金的拨付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涉及到财政部6个相关司局的工作。此外,农业保险的立法问题涉及国务院法制办等等[5]。由于缺乏一个总体牵头负责的机构,因此,各部门的利益也无法统筹协调。

4 国家防灾救灾与农业保险机制的对比分析

4.1 国家防灾救灾机制的优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4.1.1 防灾救灾的优势

(1)应急机制反应迅速。在灾害发生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减灾和救灾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能够从讲政治的高度,密切配合,甚至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和预备役部队、公安干警和广大民兵的参与,大家能够在政府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减灾工程建设和抗灾救灾。

(2)重大设施损毁修复快。由于在大灾发生时,政府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各种救灾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在大规模的减灾工程建设、抗灾救灾、重大水利和基础设施损毁修复方面,能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修复速度快。

(3)集中防灾资金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中央财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完成大江大河堤防建设工程、重点河川枢纽骨干工程建设、跨流域调水和引水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等重点控制性防洪工程。建立和完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动物疫病诊断监测体系、动物防疫监督体系等。

(4)可以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农业灾害救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防灾救灾体系下,一般会出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况,政府可以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形成农业防灾、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还可以接受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慈善机构的支援,用这些资金来解决灾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产困难的问题。

4.1.2 农业防灾救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资金拨付到位较慢。国家财政资金的拨付有严格的程序,灾害的发生以后,需要逐级上报灾情,报请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审批,然后提交上级农业部门和财政部门,上级部门也需要认真核实灾害发生和损失情况,然后将资金拨付到位。这个周期最短也得有20d,往往可能错过农作物生长的最佳时期。

(2)缺乏恢复生产资金。各级政府在抗灾、救灾时,一般都能够集中力量在减少灾害损失方面做出较大的努力,而且国家的抗灾资金也用于重大基础设施的维护和保护上。而在支持灾区农民恢复生产的资金却显得捉襟见肘。例如,2004-2006年,国家财政年均下拨的农业生产救灾资金近2亿元,即使全部用于绝收面积的补种改种,亩均也不到2元,无异于杯水车薪。

(3)农民抗灾救灾意识不强。当前,出现较大的自然灾害时,政府承担了几乎所有的救助责任,市场化运作的空间很小。农民自主抗灾和救灾的意识不够强烈,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农民甚至宁愿把用于抗灾救灾、恢复生产的资金用于即期消费。

4.2 农业保险机制的优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4.2.1 开展农业保险的优势

(1)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出险以后,出于减少赔付率的考虑,保险机构往往会组织有关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受灾现场查勘定损,以最快时间将灾害赔付资金拨付到位,让受灾农民及时补种或改种。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通过政府的保费支持带动了农户的资金投入,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责任,提高灾害救助体系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可以减少灾害救助中出现的贪污腐败和违法违规行为。

(2)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确保农民收入增长。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利用市场机制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对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全面发展农村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有农业保险提供灾害损失补偿,农民可以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和生活,消除灾害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减少农民收入的波动。

(3)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保障投资安全。有了农业保险作为风险保障,农民可以放心地增加农业投入,扩大再生产,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了农业保险的保障,金融机构更放心放贷给农民朋友进行农业投资。另外,农民在试验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时,有农业保险撑腰壮胆,就可以大胆地试验一些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技术的发展[6]。

(4)发展农业保险有利于实现管理民主和乡风文明。农业保险不仅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还有辅助社会管理职能。在农村发展相互制、合作制保险,可以培养和锻炼农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农村社会事务管理民主化。可以培养和锻炼农民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促进农村的乡风文明。

4.2.2 开展农业保险面临的突出问题

(1)农业保险总量不足影响赔付能力。据中国保监会的统计,2008年初在南方地区发生冰冻雨雪灾害后,截至2008年的2月12日,保险业共已付赔款达10.4亿元。这一数字,占灾害所致整个经济损失的比例尚不足1%。而农业保险已付赔款仅为4014万元,占已付赔款总额的比例不足4%。农业保险的空白、保险防灾防损滞后、应急处理机制不完善和巨灾保险制度缺位,让保险这把“保护伞”难以久经考验。

(2)农业保险最怕碰到巨灾。农业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洪水、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时间和空间高度相关,往往波及面广,损失额大,不符合理想的可保风险条件,是保险机构难以承受的风险。如果缺乏巨灾风险分散体系,保险机构的经营将难以抵御巨灾。

(3)展业和经营成本较高。由于农业保险必须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开展经营,而广大农民的种植作物和居住地点都十分分散,加上农民的保险意识还不够强,保险经营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展业。发生灾害以后,需要多次查勘定损,经营成本很高。一般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占保费收入的25%甚至更多,除去展业和经营成本,用于保费赔付的资金就不多了。

4.3 农业保险与防灾救灾的区别和联系

农业保险与农业部门开展的防灾救灾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保障条件不同。谁要得到保险保障,谁就必须事先交纳保费,保险行为属于经济合同行为;灾后救济则无需事先交纳费用,是一种道义行为,任何社会成员在遭受灾害袭击而生活无着时都有享受救济的权利。二是补偿金额不同。是谁要想多得保障,就必须多付保险费;而国家对救济对象提供的救济是无偿的,数额很低、农户之间的区别很小。三是补偿手续不同。是谁参加保险,保险公司就要出具保险单,并根据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承担保险责任;而灾后救济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手续。四是补偿依据不同。在灾害损失发生后,保险公司必须根据保险单和条款的规定,及时地精确地赔偿;而救济则恰恰相反,给不给救济,什么时间给,给多给少均由政府根据财力的情况决定[7]。农业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应该既包括政府的防灾和救灾,也包括农业保险。政府防灾救灾解决基础设施的恢复问题,但是仅靠政府补贴和社会救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农业保险的方式来规避风险、补偿损失是政府救助方式的有益补充,而且灾害救助的针对性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1)农业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随着近几年现代农业技术的传播,中国农业发展有了很大进步,包括通过扩大灌溉面积,改良农作物品种,使用地膜覆盖等先进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是,大范围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还强烈地冲击着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2)救灾与农业保险并不能完全替代。救灾能够调动全社会力量和大量资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基础设施损毁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但是,仅靠单一的政府救济不适应灾后及时恢复生产,保障生活的需要。也要建立合理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为农民个体解决恢复简单再生产所急需的资金。

(3)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目前国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给予保险机构一定税收优惠和给予农民一定保费补贴,其他方面的政策支持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宜探索多种方式来激励农民的保险需求。

5.2 政策建议

(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的基础。必须加大投入、优化结构,突出小流域水利防洪能力建设、农田排灌能力建设等重点内容,不断强化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加强宣传引导,在出现灾害时调动多方力量,力求使灾害的损失最小。

(2)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因地制宜激励农民保险需求。基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政府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农业保险不是任何一个机构能够独立承担的事业,农业保险的发展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在农业保险中的推动作用,强化某些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有效整合各种支农政策资源。各地政府可根据自己的财力条件来制定保费补贴水平,因地制宜激励农民投保农业保险。

(3)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一是宣传农业保险和协助收取保费。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联系农民和社会的重要纽带,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及时向合作社员介绍国家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措施,协助地方政府和保险机构开展宣传和新产品开发,推广农业保险产品。二是整体投保维护农民的利益。组建了专业合作社以后,取代单个的农户投保农业保险,可增强与保险机构的谈判能力,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同时,作为团体保险投保也可降低保险成本。三是向保险机构和社员反馈信息。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对当地农民对农业保险需求和开展业务情况进行调查,如实将农民的有关信息向保险机构和地方政府反馈。同时也要将政府和保险机构推进农业保险的政策措施,对有关问题的处理情况及时向农民反馈。四是协助保险机构开展保险理赔。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充分发挥民主,积极协助保险机构和有关农业技术专家做好查勘定损工作,明确责任范围,合理界定损失,认真做好理赔服务。五是积极组织社员开展抗灾减灾。保险赔付只能减轻农民简单再生产投入的压力,并不能代表灾害损失的全部,因此,抗灾减灾工作仍然十分重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积极组织,尽量将各种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4)建立巨灾风险分散体系,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建立巨灾风险分散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应该是全国巨灾风险基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风险基金必须在财政部门设立专项,逐年滚存,不断壮大。在使用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没有投保农业保险的损失补偿,即承担灾害救济的责任,这部分的比例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减少;另一部分用于投保了农业再保险的保险赔付,按照再保险机构的设置赔付办法,给予中央指定的再保险机构一定比例的赔付,由再保机构将中央财政的赔付资金支付给农业保险机构。

摘要：本文从分析农业自然灾害的特点入手,阐述了国家农业防灾救灾措施和农业保险经营管理机制,重点对两者的利弊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农业防灾救灾措施和农业保险并不能互相替代,两者都是农业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提出了完善农业灾害救助体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灾害,农业保险,防灾救灾,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杨毅,张浦.特大洪灾考验南召县执政能力[N].中国经济时报,2005-08-02.

[2]中国灾害防御协会.防灾减灾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3]胡鞍钢,等.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6.

[4]农业部种植业司.种植业快报(内部资料)[A].2008(46).

[5]龙文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深层次障碍[J].南方农村,2006(4):3-7.

[6]龙文军,等.农业保险简明知识读本[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11-12.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议,对策

通过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可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处于并非十分有效的状态。其中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基本无效,这可能与我国股票市场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公众了解并持有的股票较少有关。与此同时,利率传导机制处于阶段性有效,即在从改变操作目标到对中介目标产生影响这一阶段的传导机制是有效的,而利率这一中介目标对最终的经济目标的影响力仍未显现出来。在我国,目前最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应属信贷传导机制。信贷传导机制在各个阶段都展现出了一定的有效性,因此整体来说是顺畅和贯通的。

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本文分别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商业银行的角度、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以及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角度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一、对中央银行提出的意见与建议

央行作为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央行的决策制定、实施以及监督是否有效将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性。鉴于我国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率较低以及各个传导机制环节的有效性,对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独立性是指货币政策从指定到实施再到生效的整个过程中,央行都是独立分析,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来合理安排政策的。这一过程中央行的决策不受政府其他部门政策意见的干扰,独立于其他政治目标。货币政策独立性是货币政策能够按照预想的轨迹影响各个中介变量,以至最终实现实体经济目标的先行条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够生效的基础。

我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国家,货币政策并不具有完全独立性,往往掺杂了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干预。因此,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是有效减少我国货币政策内部时滞,增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方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应坚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每季度按时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研究、讨论与货币政策有关的经济、金融问题,以保证货币政策制定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同时我国应该在法律上保障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使其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受任何相关部门的干扰。

2、综合、灵活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

不同的货币政策有着各自的特点和独特的功能,因此综合、灵活地运用货币政策可以影响宏观经济因素,最终较快、较准确地实现政策的最终目标。

目前我国较多选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直接的信贷控制等。这种单一的货币政策的使用难以达到理想结果。因此,我国应均衡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合理运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如基准利率等)和其他货币政策(如SLF和MLF等),共同发挥政策效应,以期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此外,大力发展票据市场以充分发挥再贴现政策效力、增加央行宏观调控的有力平台,如国债的银行柜台交易平台等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对商业银行提出的意见与建议

1、继续推进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建立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

在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机制渠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这方面来看,削弱目前四大银行独大的主渠道作用并增加传导的分支渠道,才能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因此,我们必须培育和发展一些地方性、区域性中小银行,使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多样化,使其传导机制更为顺畅。与此同时,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建立步伐,完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反应的敏锐性,及时发放贷款,也是改革的关键点。

2、完善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与管理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过去多年都主要在为国企服务,而国企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使得大量银行贷款成为坏账,银行信贷质量大幅降低,这也使得银行无法根据市场的需求合理分配信贷资源,造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效。因此,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与管理机制也是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首要之选。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加大对内部制度的有效改革,改进、完善信贷管理的手段和方式,促进贷款总量的合理增长以及信贷在不同地区间、不同行际间的合理、有效配置。其次,商业银行应该制定合理的存贷比例,健全、完善贷款指标考核体系,重视有效投放的贷款以及高质量贷款客户。再次,适当下放贷款的审批权限,削减且简化审批环节、审批手续,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有效调动起基层行的放贷自主性和积极性。最后,商业银行应完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对其合理发放信贷,大力调整贷款投向。各商业银行应积极扩大信贷资金来源,认真贯彻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方针,积极地争取优质信贷客户和项目,深入提高信贷市场的有效性。

三、对微观经济主体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与公众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公众对经济金融状况的预期以及态度,可以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起到延缓甚至是阻碍的作用。因此,想要彻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我国微观主体行为进行引导与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中,微观经济主体都是理性人,对经济发展都有着同质的、合理的预期,因此可以为货币政策的传导起到促进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不合理的预期、从众以及过度自信在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消费投资中很常见。因此,我国应该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行为,扭转居民的悲观或盲目乐观预期。同时我国也应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业务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公众和企业的消费投资奠定物质基础,最终达到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敏度的目的。

四、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主要市场,其发达与否、健全与否都直接决定着传导机制有效性的高低。

1、货币市场

首先,我国货币市场的各个子市场由于各种制度及非制度的原因被隔离开来,导致资产价格产生机制的失效和资产价格的扭曲,最终使得利率在经济中的信号功能发生失真。因此,想要发挥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就必须打破现在货币市场的分割状态,在将票据市场作为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重点的基础上增加各个市场间的联系,并加强各市场的联系机制。

其次,我国应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发展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运用新的金融工具,逐步实现信贷资产的票据化,增强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此外还应增加债券品种,考虑放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的门槛等。

最后,我国应积极培养和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全面合理放开金融机构进入货币市场的准入限制,允许更多合格的金融机构进入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加快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直接入市交易的开发进程。同时允许大企业或企业集团等机构投资者通过建立代理金融机构的形式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最终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分层次的债券市场。

2、资本市场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上市公司的结构较单一以及机构投资者不足等原因,证券市场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与消费影响不大。对此,我国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增强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

首先,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建设,增强资本市场的收入效应。多元发展创业板市场、柜台交易市场、区域性初级市场以及新三板市场有利于改变当前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占比过大的局面,可从根本上加强通过资产价格来调整上市公司的实际投资敏感度,最终促进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货币政策最终目的的实现。

其次,培养主体,充分发挥财富效应。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主要是以散户状态存在的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识别以及投资能力等方面均处于劣势。证券市场对广大个人投资者而言就是一个投资挤压消费的市场,基本没有所谓的财富效应。因此,我国需要培养和发展机构投资者和投资基金等多元化主体,改变个人散户投资者所存在的不利格局,提高财富效应。

最后,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动机制。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载体,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即通过资本在两大市场上的相互转移以及两大市场的利率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达到的。因此,两大市场之间的联动机制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增强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联动,我国应逐步准许一些合格的货币市场主体参与资本市场交易或一些合格的资本市场主体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实现双重化的市场交易主体。同时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有序统一、公开透明的金融环境,在体制和法规上保证两大市场的联动关系。

五、总结

综上所述,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对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弱有效性进行补救与修正,是金融系统以及各个社会部门都应该重视并且参与的,通过有效的方法与措施,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无效性将会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

参考文献

[1]陈郡、阳洁:近期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分析评价[J].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2).

政策和机制建议 篇10

1 我国各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模式的实践

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的构建,应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以环境产权外部性理论为指导,以水资源为载体,对水源地生态环境的外部性进行界定,并从经济属性上分类,根据不同的受益对象,依据其消费生态资源的数量进行付费[1]。为了处理好地区间、上下游生态补偿问题,我国各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区域的利益补偿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案例为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1.1 水权交易模式

浙江省中部的金华江流域是实施生态服务市场补偿的典型性流域,位于其中游的东阳市和义乌市之间的生态服务补偿采取了水权交易的模式,是我国首例水权交易协议。2000年11月,东阳市以2亿元的价格一次性将其辖区内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m3水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毗邻的义乌市,此外,义乌市向东阳市支付当年实际供水0.1元/m3的综合管理费含水资源费、工程运行维护费、环保费、利润等所有费用,并随省市水价的上涨而统一调整[2]。东阳市与义乌市之间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水权交易,缓解了义乌市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局面,促进了横锦水库库区的水质优化和环境保护,是较好的实现上下游之间经济外部性补偿的范例。

继东阳和义乌之后,慈溪向汤浦水库的引水是浙江省又一个跨行政区域水权转让的成功案例。2003年浙江省绍兴市汤浦水库有限公司与慈溪市自来水公司签订供水合同,慈溪方向绍兴支付7亿余元,从2005年起至2022年,绍兴向慈溪供水12亿m3。此次交易被认为是浙江省操作最为规范和成功的水权转让实践,更具有市场化运作的特点,是按照市场经济手段配置水资源,实现区域资源共享的一次创举。

宁蒙两地“农转工”的水权有偿转让模式是跨行业水权交易的成功案例。宁蒙两地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浪费并存,工农业用水比例严重失衡(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例达90%以上,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0.4左右)。在黄河管理委员会协调下通过对宁夏青铜峡河东灌区和河西灌区以及内蒙古南岸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将渠系利用系数提高到0.7,把节约的水量有偿转让给新建电厂。水权有偿转让既解除了企业发展的水资源约束,又拓展了农业水利融资渠道,优化了水资源配置。这种办法既保护了农民合法的用水权益,也赢得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以投资节水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大规模、跨行业水权转让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是水权水市场制度对水资源优化配置第一次完整的体现。

1.2 横向补偿模式

北京市因密云水库对上游承德市和张家口市的支付,也是生态服务付费较为典型的案例。密云水库位于京郊密云县城北,水库控制流域面积的2/3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和承德市境内,是北京的重要水源地。为解决京冀间面临的水资源短缺、上下游用水矛盾突出、水环境恶化等水生态问题,从1995年开始,北京每年向承德、张家口支付水源涵养林保护费1800万元,向张家口支付水土保持费800多万元,提高了水源区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密云水库下游北京市对上游承德和张家口进行的生态补偿,符合“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保护了流域上游集水区的生态环境,改善了密云水库的水质和水量。

福建省九龙江和闽江流域的生态服务补偿是横向补偿。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流,发源于龙岩,流经漳州,从厦门入海。位于上游的龙岩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发展模式较为粗放面临较大的污染防护和生态保护压力,中游流域的漳州生态环境较好,面临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下游厦门市经济发达,水环境质量受上游影响较大。2003年九龙江流域成为福建省流域生态补偿的试点,2003-2007年间,厦门市每年出资1000万元,漳州和龙岩各配套500万元,每年共2000万元,专项用于龙岩、漳州的流域环境综合整治。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建立促进了九龙江流域水质的改善。

闽江是福建省最大的河流,流经三明、南平等市和沿海的福州,上中游养殖业发展迅猛,环保基础设施明显滞后,水体污染日益严峻。与九龙江流域类似,2005年闽江流域开始上下游补偿,2005-2010年,福州市每年新增资金1000万元,三明、南平在原有闽江流域环境整治资金基础上各配套500万元,每年合计2000万元,设立专户管理,专款用于闽江三明段和南平段的治理,专项治理费用的投入在一定程度弥补了资金缺口,有效改善了闽江水质。

小流域自发交易的补偿模式和根据水资源量为费用标准的补偿模式。例如,浙江省的金东区源东乡与傅村镇的补偿交易、云南省小寨子河流域的金鸡村和罗寨村的水购买协议、宝山苏帕河流域水电公司对上游的支付均属于小流域自发的交易模式,这种模式多是在村镇层次上自发参与的过程,虽然由于支付能力难以持久,但反应了政府、农户和公司等经济实体对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支付意愿和保护意识。而陕西省耀县每年用部分水资源费对水源区的补偿以及广东省曲江县自来水公司和水电公司对水源区农户的补偿,则是在流域受益区和补偿区可以清晰划分的条件下,采用的比较直接的以水资源量为收费标准进行补偿的方式。

生态补偿的成功案例表明,在水源地生态补偿方式上,政府虽然是生态效应的主要购买者,但市场机制依然可以在生态补偿的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环境政策制定上,价格、市场和政府财政以及经济政策应发挥补充性作用,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上,价格应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全部价值,并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市场补偿是流域生态服务受益者对保护者的直接补偿,主要采用产权交易市场、一对一交易、生态标记等方式,具有直接性、激励性等特点,但存在补偿难度大、短期行为严重等缺陷。市场补偿交易成本高,但制度运行成本低。所以,规模较大、补偿主体分散、产权界定模糊的流域适宜于政府补偿,规模较小、补偿主体集中、产权界定清晰的流域适宜于市场补偿。

2 水源地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的构建

2.1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主体的界定

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包括两部分:一是生态保护者,如水源地管理保护人员、水源地保护区政府、涵雨林的建设者及管理者等;二是减少生态破坏者,如企业采取环保方式生产或搬迁重建、为保护水源地所进行的生态移民、地方政府为保护水源所造成的机会损失,水源地居民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承担的机会成本等。

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包括两部分:一是可以清晰界定生态受益者的部分。如生产用水中用于工业、农业生产的用水户及经营用水中用于发电、旅游、水上娱乐、交通运输等部分的用户;二是不能够清晰界定生态受益者的部分。如用于水调节、水土保持、废物净化等生态用水,其公共物品特征明显,难以清晰界定受益主体。对于可清晰界定其受益类型的主体,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生产用水户(包括工业用水户、服务业用水户和农业用水户)、经营用水户(包括水上运输业、旅游业、娱乐业和用水发电行业)和生态用水户(生态用水指维持流域内生物平衡和化学平衡所消耗的水分,生态用水户是指从水资源提供的生态功能中获益的人群)。其中生态用水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只能由政府付费,但付费形式可以采取中下游地方政府和水源地地方政府间市场补偿形式。

2.2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标准的确定

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是生态服务补偿工作能够有效实施的关键。确定补偿标准应首先对水源地生态功能区边界进行合理的界定,根据生态补偿权威评估机构评估水源地因提供生态服务所形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结合中下游流域受益方的关联程度,并在综合考虑供需双方利益诉求和补偿所处阶段的基础上进行。既要满足生态服务供给方的需求,又要考虑支付方的支付能力。因而可以根据供给方的补偿标准和受益方的支付标准两个关键指标衡量,从而使补偿能够起到协调二者之间关系,实现生态服务的供求均衡。

(1)从供给方面看,机会成本法是被普遍认可、可行性较高的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但现实的操作中往往存在机会成本统计不完全,供给主体的损失被低估的现象。因此,生态补偿要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供给主体的机会成本除了供给主体近期土地减产的损失,还应包括其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各种投入。因而,根据生态保护实施进程和具体任务,综合考虑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分三个阶段确立实施生态补偿。补偿的第一阶段,即初始补偿阶段,主要补偿生态服务供给方的直接损失和投入成本。包括原有土地改变用途的损失(粮食产量减少或牲畜数量减少的损失、人口迁出、退耕(牧)还林、还草的投入、水、路、电以及其它生态保护基本设施的投入);补偿的第二阶段,即产业结构调整阶段,该阶段的补偿是生态补偿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补偿应包括劳动力闲置和生产设备闲置的损失以及为保护环境发展新产业所需要的投入(劳动力支出、生产技能培训费用支出、购置新设备的支出);补偿的第三阶段,即生态效益外溢补偿。在第二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完毕后,为确保补偿成果的维持和生态服务的持续供给,巩固中期阶段形成的长效机制,还应继续支付生态系统的维护和管理费用。

(2)从受益主体方面看,受益程度是确定支付标准的关键因素。另外,受益地区人们的支付能力也是影响支付标准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受益地区的经济基础存在一定差异,受益程度较高的地区未必有较强的支付能力,若忽视支付能力的差异,极有可能剥夺了贫困地区人们消费生态产品的权利。因此,在分阶段确定补偿额度的基础上,将水资源受益群体划分生产用水户、经营用水户和生态用水户三种类型,在综合考虑受益程度和支付能力的基础上,按中下游流域区划确定每一区域应承担的补偿费用比例,乘以相应补偿阶段的补偿总额,即是中下游各区域应支付的数额。各区域政府部门负责度量辖区内受益方的受益程度,生产用水的支付依据是根据其消耗的水资源量、经营用水根据其用水面积来确定支付额度。生态用水的受益主体难以清晰界定,其补偿应以政府为主,综合考虑过境水量、流域面积和人口及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其支付额度[3]。具体补偿标准的确定如图1所示:

2.3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的运作方式

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的运作过程:(1)权威性评估机构根据补偿所处的阶段,评估计算水源地生态保护者(或水资源管理部门)在相应阶段为提供生态服务的支出与机会成本,从而确定该补偿阶段的补偿总额度;(2)水资源管理部门综合考虑中下游流域的区域间支付能力和受益程度的差异,确定各区域应支付的补偿额度;(3)中下游流域区划内地方政府负责收缴补偿费用,并代表辖区内所有受益主体购买用水权。由于整个中下游流域生态功能的受益主体众多,要协调并完成补偿费用的收支工作并非易事,因此由受益主体向所属辖区政府缴纳应支付的补偿费用,共同委托政府部门向水源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或水源地政府)购买生态服务更具可行性。在整个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模式中,受益主体的受益程度量化是一个难点问题,中下游流域区划内地方政府针对三种类型的受益主体(生产用水户、经营用水户和生态用水户),生态补偿具体运作方式如下:

(1)生产用水户的补偿方式。中下游流域生产用水户根据当年的用水量,委托所属辖区的政府向水源地水资源管理部门购买用水权。辖区政府在代收水资源费用时可以根据水资源不同的用途实行差别定价,工业用水、服务业用水可以实行高价,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实行低价,所得资金总额在扣除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农业灌溉用水可免缴)及相关税费后,作为生态补偿费补偿给水源地。

(2)经营用水的补偿方式。对于像发电站、水上旅游、娱乐等可以准确度量其用水面积和用水量的经营用水业户,其所属辖区政府根据其经营面积和用水量,确定并收取其对水源地应支付的补偿额度。对于水上运输等用水量无法准确度量的部分用户,其所属辖区政府参照其行业特点和经济效益的大小,以生态补偿税的形式(不同行业可以实行差别税率),收取生态补偿金。

(3)生态用水的补偿方式。生态用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其受益主体是整个流域,其补偿主体应为流域所惠及的地方政府,补偿费用由受益流域政府付承担,其补偿金额的确定可根据流域地区人均GDP、流域受益人口、流经水质、水量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支付补偿金额。

综上所述,水源地生态服务市场补偿运行机制如图2示。

水源地生态保护参与者作为受偿方,中下游流域的生产用水户、经营用水户、生态用水户作为补偿方,受偿方为补偿方提供生态服务,补偿方根据补偿标准和补偿所处阶段,结合自身用水量、用水面积、经济效益、受益人口、流域内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等因素,确定合理可行的补偿额度。水源地生态保护者获得生态补偿金后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提高,运用补偿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水源地水质、水量,产业结构成功转型使受偿方的收益增加,市场补偿机制使生态补偿能够获得持久的资金供给渠道,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为中下游流域提供更为优质的生态服务。

3 政策建议

3.1 提高受益方的生态补偿意识,消除水源地生态补偿的观念障碍

水源地生态补偿涉及到整个流域不同省份、不同群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到流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应更多的依靠社会力量,需要各环保团体和公众的积极参与。但目前,国内公众思想意识中仍然存在“生态资源无价”的错误观念,甚至认为征收生态补偿金是“乱收费”的行为。错误观念的存在成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实施巨大障碍。因此,加强水源地生态补偿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人们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永续利用的重要性,并使生态环境保护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提供舆论支持。

3.2 明晰水资源权属,建立水资源保护与分配制度

建立水资源保护与分配制度,权属明晰化是生态环境市场补偿机制构建及长久发展的前提。水源地生态环境市场补偿机制,是通过交易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而交易要在明确的权利主体之间进行,因此要明确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在水源地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将超越权属边界行为的成本通过市场手段内部化[4]。而我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使得水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中央与地方的所有权范围界限模糊。要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实现跨区域水资源补偿,建立明确、有效和具有可行性的水资源产权结构是前提,明确水资源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并确立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5]。明确初始水权的分配与交接断面污染配额,在国家对水资源宏观管理的基础上,规范流域省际之间的水量分配和污染配额制度[6]。由于水权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流域内任何区域不得随意占用其他区域的水资源;各区域对本区域节余的水资源具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在此基础上,水源地可以参考相关的机构的评估标准,将剩余水资源按照一定价格向中下游流域出售,通过水资源使用权的市场转让,得到生态补偿[7]。

3.3 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法律和法规体系

水源地的生态补偿应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而我国至今未制定一部流域管理法,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水源地生态保护和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的保障力度不够,以法律为制度保障是实现生态补偿效率的关键。尽快制定《流域生态补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流域省际、地市跨界断面水资源分配数量和水质标准、流域生态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和对象、补偿标准、补偿内容、利益相关方的权责、补偿金的使用监督和管理等,作为水源地和中下游流域、受益人群和受损人群、受益地区和受损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依据,逐步建立以水质和水量控制为核心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

3.4 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监督协调机制,保证补偿的顺利实施

流域内各级政府部门组织水利部门、林业部门,建立权威性的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效益与损失监督和监测机构,并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监测和评估生态环境保护效益与损失变化;各级水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机构建立补偿费用征收及使用的监督机构,监督流域内开发取用水资源获益的行为、获益程度及流域内环境破坏的用水行为,保证补偿费落实到水源地保护部门或个人[8];建立水源地与中下游流域的协调机制,流域内各级政府应相互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保障水源地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葛颜祥,梁丽娟,接玉梅.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与运作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9):22-27.

[2]郑海霞,张陆彪,封志明.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机制及其政策建议[J].资源科学,2006(9):30-35.

[3]秦艳红,康慕谊.国内外生态补偿现状及其完善措施[J].自然资源学报,2007(4):557-567.

[4]王清军.生态补偿主体的法律建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139-145.

[5]沈满洪.论水权交易与交易成本[J].人民黄河,2004(7):19-23.

[6]高国力,丁丁,刘国艳.国际上关于生态保护区域利益补偿的理论、方法、实践及启示[J].宏观经济研究,2009(5):67-79.

[7]丁宪浩.论生态生产的效益和组织及其生态产品的价值和交换[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6):692-696.

家具行业发展形势和政策建议 篇11

一、家具行业的基本情况

(一) 技术水平提升快, 但发展不平衡

目前, 中国家具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已经得到快速提升, 一些知名企业已经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基本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家具行业发展并不平衡, 多数小微企业缺乏核心技术, 没有实现品牌化管理, 集中度低, 抗风险能力较差, 劳动生产率不高, 盈利能力不强。近两年来, 已经出现一些为知名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代工家具企业、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每况愈下, 被迫倒闭的现象。

(二) 大型企业发展情况较好

与中小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大型家具企业发展趋势较好, 规模以上家具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2014年1~6月, 全国规模以上家具企业4859家, 同比去年增加283家, 增幅达6%。1~6月规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282.1亿元, 同比增长12.87%, 规上企业平均收入继续增长。从盈利能力上看, 1~6月, 规上企业累计利润176.27亿元, 同比增长17.32%, 对比该类企业累计产量37719.64万件, 增幅仅为4.3%, 明显低于利润增幅, 说明在产量稳定的情况下, 规模以上企业效益有所提升, 盈利能力得到提高。从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方面看, 2013年, 家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同比增幅超过5%, 但平均就业人数出现负增长, 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 全行业整体进入了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

(三) 定制家具快速发展

目前, 个性化设计及空间的合理利用已成为消费者选购家具产品的基本要求, 定制化家具完全可以达到这种要求, 近年来广受推崇。国内一些大型定制家具生产企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如全屋家具定制的尚品宅配、充分运用信息化定制生产的索菲亚衣柜及从橱柜定制发展到厨房、衣柜、木门等多品类家具定制的欧派家居等多家大型家居定制企业。这些企业年产值已高达10亿甚至数十亿, 引入了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设备,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生产制造, 采用数字化管理技术, 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 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制造业充分结合, 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体现。

(四) 行业出口形势严峻

2014年1~6月, 家具行业累计出口246.14亿美元, 同比下降5.83%。从一季度中国家具出口全球各国的情况来看, 美国及欧盟两大传统出口市场出口同比降幅为0.68%和7.04%, 在该区域的竞争力市场份额逐渐缩小, 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及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金砖四国等新兴的市场出口乏力, 出口增速均为负值, 市场开拓难度加大。总的来看, 今年我国家具出口形势十分严峻。在当前国内市场发展前景较好,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壁垒频出的情况下, 一部分出口企业对出口利润的增长前景并不看好, 转内销的现象不断增多。

二、家具市场的变化情况

(一) 卖场建设仍在进行, 部分卖场销售冷淡

2013年2月后, 受普通住宅销售下降影响, 家具行业销量下降, 部分卖场销售冷清的情况增多, 今年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同时, 部分商业地产用于家具领域, 促进了家具卖场建设的进度。在各地持续建设的新兴产业园、产业集群规划中, 家具卖场也成为主要类型之一, 建设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二) 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今年上半年, 全国网上零售额11 375亿元, 同比增长48.3%。从2008年开始, 我国家具行业电子商务逐渐兴起, 近年来销售出现井喷式增长。一些大型企业及大型卖场开始采用电商销售模式, 力求在消费观念逐渐变化的消费市场上占取先机。部分卖场及企业与天猫、新浪家居、京东商城等平台合作, 开始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探索。

(三) 卖场呈多元化趋势

家具卖场向家居卖场转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一些家具卖场已涵盖了建材超市、家装、家居用品、家具设计等多个家居延伸业态, 也有卖场建立了自己的培训教育机构, 从商户管理者转变为商户服务者。一些品牌连锁卖场, 通过店面升级、引进知名品牌、开辟家居体验店、参与商业地产开发、打造商业综合体、家具村等方式营造了商圈效应, 将家具更好的融入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 实现了品牌知名度提升和销量倍增的双重效益。

三、行业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

(一) 坚持转型升级

(1) 坚持品牌建设和创新

目前我国已产生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的家具企业, 中国家具企业上市消息频出, 未来家具行业内以品牌企业为中心的品牌集团将陆续出现。进行品牌建设, 需要在品牌创建过程中做好品牌构建、品牌定位及品牌传播工作。通过科学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 增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不断提升品牌附加值, 扩大品牌影响力, 促进品牌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 提升管理水平

目前, 我国家具企业管理者综合素质快速提升, 一部分二代管理者具有海外学习经历, 能够快速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在我国当前的发展环境下, 需要企业管理者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充分将工业化与信息化高度融合, 应用现代技术进行信息化管理, 制度化管理。采用专业化生产, 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贯彻节能减排理念, 减少资源消耗, 提高资源利用率。

(3) 增强行业集中度

在家具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 解决产品同质化严重、产能过剩问题, 需要通过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行为增强行业集中度, 一些产品质量差、经营效率低的落后产能将逐渐被行业淘汰, 这是行业实现质的飞跃的必经阶段。

(二) 保持良好的出口态势

从2006年起,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具出口国, 多年来始终保持出口第一的位置。对外贸易有助于中国家具快速适应全球化贸易规则, 占据全球重要贸易市场, 提升我国家具的国际化水平。因此, 我国家具企业仍应坚持扩大出口贸易不动摇。

在对外贸易方式上, 应逐渐掌握核心竞争力, 塑造自主品牌, 从OEM代工生产向品牌输出转变, 从全球贸易分工中逐渐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在出口产品档次上, 应继续提升产品附加值, 出口中高档产品, 将中国特色与国际趋势相结合, 严格执行国际最新标准, 提高产品利润率, 更有力的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在对外交流方面, 应及时掌握各国政治经济动态信息, 参与国际重要活动, 参观学习各国先进企业, 考察国外发展较好的地区、产业园区, 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三) 加强产业集群建设

家具产业集群对我国家具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利于发挥大型企业的龙头导向作用。加强产业集群建设, 需要做好集群布局规划, 大力发展物流仓储、五金配件、油漆化工、木材交易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加强与高等院校、咨询等专业机构的合作;加强专业化分工合作, 坚持做好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提供设计研发、检验检测、电子商务、培训教育、贸易对接等多项服务, 拓宽产业集群企业的营销渠道, 提升产业集群内企业的整体水平。

(四) 转变行业发展方向

(1) 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单纯的生产型企业不能充分结合消费的趋势, 将逐渐失去市场份额。从生产型企业向生产服务型企业转变, 既是企业发展成熟的表现, 也是产业升级必然的结果。

为了满足消费者、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需求, 家具制造企业可为客户提供培训咨询、设计和开发、金融、安装、维护、外包和运营、采购、知识产权和房地产、零售和分销、物流等多元化类型服务, 最大限度地解决合作者的困难, 有效提升产品的销售量。制造业服务化能迅速解决我国家具产业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问题。

(2) 单一家具生产向多元化生产转变。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消费市场上, 依靠单一的产品获取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产品的创新性和多元性是否足够, 能否贴近市场, 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直接影响着一家企业、一个品牌的兴衰。在家具与相关行业加速融合的背景下, 家具生产企业应顺应这种趋势, 直接生产或采用合作形式, 在销售家具产品的同时, 将与之相配套的家居饰品、装修建材等产品配套供应, 由家具生产向家居生产转变。

(五) 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行业协会应立足“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职责定位, 发挥连接政府、联系企业、服务大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

首先, 行业协会应迎接挑战, 自强自立。在一业多会、政社分开的环境下, 行业协会应加强自身建设, 运用现代化管理制度, 引进高素质人才, 采用市场化运作, 实现自立创收。

第二, 行业协会应抓住重要机遇, 说清行业。行业协会应掌握行业发展的真实现状、重点问题, 提升说情行业的能力, 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 实现服务行业及自主自立的双重目的。

第三, 行业协会应扩大影响, 具有号召力。结合行业实际, 组织专业活动, 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行业影响力, 增强为行业服务的水平。

第四, 行业协会应提升高度, 引领行业。行业协会是行业代表, 应充分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 根据行业发展需要, 开展国家重要研究项目, 认真做好行业规划,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积极争取国家项目及政策的支持, 引导行业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