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入和退出机制

准入和退出机制（精选8篇）

准入和退出机制 篇1

1 公租房产生背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已逾30年, 其中住房保障制度也已经历10余年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同时也使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原有的住房保障制度出现了诸多问题, 特别是保障人群覆盖的不够全面合理, 使得部分群体成为了“夹心层”, 他们买不起商品房, 但也不符合现有住房保障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 的条件, 为解决此问题, 国家推出了一种新的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赁房 (以下简称“公租房”) 。

1.1 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 城镇住房实行“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这种制度模式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 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然而长期实行这种福利性质的住房分配方式, 不仅加重了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负担, 同时也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因此淘汰成为必然。1980年, 邓小平关于住房问题发表讲话, 为中国住房政策改革拉开了帷幕。此后, 房改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和以售带租等改革阶段, 以及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阶段。

1998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正式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年, 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 提出了“最低收人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人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的住房供应政策目标。

1.2 公租房的产生

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发展至今, 已经建立起以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和廉租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 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 对于支持城镇中低收入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随着实践的推行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行的保障体系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比较突出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包括: (1) 大部分保障性住房更多的强调居民的住房所有权, 而对基本的居住权却没有足够重视, 同时由于准入和监督机制等原因, 使得部分经济适用房成为了高收入者的投资品, 侵占了低收入者的合法权益; (2) 保障性住房几乎都以低收入作为申请住房的必须条件, 这对于经济条件中等偏低, 却又无力购买或租赁商品房的群体便有失公允; (3) 现行保障体系覆盖人群只包括了拥有当地户籍的人群, 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流动性人口涌入城市, 他们无法购买商品房, 却又因收入、户籍等原因达不到申请现有保障性住房的标准。因此, 解决好流动性人口以及城市居民中不符合现有保障准入条件者的住房保障问题已成为政府不容回避的问题。

对于这些急需纳入住房保障的人群, 我们将他们统称为“夹心层”, 他们可能是刚踏入社会的大中专毕业生, 可能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 也可能是当地的中低收入居民。他们至少具有一项以下特点: (1) 非户籍人员或家庭; (2) 收入水平高于廉租房标准; (3) 达到购买经适房条件但是短时间无力支付。鉴于以上特点, 2010年6月, 中央七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指出“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是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培育住房租赁市场, 满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的重要举措, 是引导城镇居民合理住房消费, 调整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的必然要求”。自此, 公共租赁房建设在我国正式启动。

2 公租房准入标准、退出机制现状

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投资者 (政府、企业或社会非盈利机构等) 持有房源, 以低于市场租金的方式租给特定人群的一种保障性住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将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逐步使其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

2.1 公租房发展现状

早在2009年,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就提出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 以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问题,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保障房范畴中, 也明确指出:在“十二五”期间全国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 到“十二五”末, 全国城镇保障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8%提高到20%以上。其中, 2011年要开工建设1000万套 (含220万套公租房) 。

全国各地针对“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分别制定出自己的住房保障计划:“十二五”期间, 北京市计划新建、收购各类保障房100万套, 公租房将在公开配租配售保障房中占到六成以上, 截至2011年10月, 北京已累计落实公租房项目98个、10.3万套;江苏省计划保障性住房建设总量139万套, 其中2011年建设任务为45万套;广州的保障性住房60%将是公租房;西安宣布未来3年建设373万平方米公租房;重庆将原计划在2020年前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的目标提前至2012年完成, 而截至目前, 已开工建设2871万平方米, 30万群众已完成配租。

2.2 主要城市公租房准入标准、退出机制现状

公租房建设至今, 全国各省市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准入标准、退出机制均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多次修订, 以期覆盖更多目标人群。

2.2.1 准入标准

公租房的准入标准无疑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首要议题, 同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因为它将直接决定公租房惠及人群。本文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1) 户籍。

公租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住房保障政策惠及更多的群体, 特别是“夹心层”, 而他们由于工作性质的限制, 通常都不具有当地户籍, 或者暂时还未取得当地户籍, 所以是否有户籍的限制, 对他们能否申请到公租房至关重要。目前, 我国公租房准入标准对于户籍的要求可分为三种情况:

(1) 需持有当地户籍。

作为拥有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广州, 目前仍然只有具有广州市区城镇户口人员或家庭才能申请公租房, 但是据广州市住房保障办消息, 广州拟降低公租房准入门槛, 只要符合收入、资产、住房等准入条件, 外来人员交足一年社保或可申请广州公租房。

(2) 符合一定条件, 可不用持有当地户籍。

拥有严格户籍制度的北京、上海, 在公租房申请户籍政策上均作出了放宽:《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管理办法》对于无北京城镇户口人员规定:“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家庭收入符合上款规定标准, 能够提供同期暂住证明、缴纳住房公积金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 本人及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的人员”;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印发《市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审核实施办法 (试行) 》, 其中对不具有常住户口者的规定为:“持有《上海市居住证》达到二年以上 (之前持有《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年限可合并计算) 且在沪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一年以上”。

(3) 无户籍限制。

公租房建设规模、配租率均居全国榜首的重庆市, 对于申请人员的户籍未做任何限制, 就目前来看, 这样的政策是符合公租房兴建初衷的。

(2) 收入。

公租房主要目标人群为城市中的“夹心层”, 其组成和收入水平不是单一的, 杭州便将申请人划分为三类, 包括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创业人员, 并分别设置收入标准。因此, “夹心层”的收入标准不能“一刀切”, 这对公租房准入标准的科学合理性提出了挑战, 本文暂将我国公租房准入标准对申请人收入要求归纳为以下两种情况:

(1) 按一定方式划分申请人类别并分设收入标准。

一是上文提到的杭州将申请人划分为三类;二是根据家庭人口分设收入标准, 如:据《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管理办法》中规定, 申请人无论是否拥有城镇户籍均需符合:3口及以下家庭年收入10万元 (含) 以下、4口及以上家庭年收入13万元 (含) 以下, 对于非户籍人员, 可由各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广州、武汉、重庆等地均根据家庭人口分设收入限制。

(2) 无收入限制。

为覆盖更多人群, 上海市未对申请人的收入水平作限制。

然而由于无收入上的限制, 覆盖更多人群的同时, 一部分人群的申请资格有可能被不合理侵占, 所以这种方式的科学性有待实践的认证。

(3) 现有居住条件。

公租房建立的初衷是为保障人们能够“住有所居”, 因此公租房的申请人的现有居住条件通常是比较艰苦或者超负荷的, 所以笔者认为“现有居住条件”是申请人最基本的条件, 而在此提出来是考虑到公租房面向的是城市中的“夹心层”这样一个特殊群里, 所以区别于已有保障性住房制定合理准入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 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对于现有居住的限制条件均是无自有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小于一定标准, 但是也有部分城市如杭州对于申请人设置了“在市区无房”的硬性条件。

(4) 其他标准。

(1) 其他保障性住房轮候家庭或符合其申请条件的申请人。

此类申请人如若申请公租房, 在部分城市享有相应的优先政策, 例如北京对于“连续三年通过摇号均未能入选的经济适用住房轮候家庭, 或参加多次摇号均未能摇中且轮候三年以上的限价商品住房轮候家庭”, 可安排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解决住房过渡需求;重庆规定符合廉租房申请标准的家庭申请公租房, 在轮候配租时享有优先权。

(2) 劳务和社保缴纳状态。

多数城市对申请人, 特别是非户籍人士的劳务和社保缴纳状态有相应要求, 例如北京要求“外省市来京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缴纳住房公积金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上海要求申请人“在沪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一年以上……与本市单位签订一年以上 (含一年) 劳动合同”;重庆的规定相对灵活一些, 除去在主城区退休人员等“在主城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且在主城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也可申请。

2.2.2 退出机制

(1) 租赁合约期限。

根据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3至5年”。各地以此为据, 分别设定了符合当地情况的合约期限, 其中最高年限为上海设置的6年, 最低年限为重庆设置的1年。

(2) 退出管理。

(1) 合约期满承租人应退出公租房;可提前申请续约; (2) 合约期限内, 出现违规行为 (如转租、虚报等) , 经查证解除租赁合同, 并处以相应惩罚; (3) 承租人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 应在规定期限内退出公共租赁住房。

(3) 出售机制。

目前, 我国大多数城市公租房“只租不售”, 只有重庆市规定:承租人在租赁5年期满后, 可选择申请购买居住的公共租赁住房, 购买的公共租赁住房可以继承、抵押, 不得进行出租、转让、赠予等市场交易。

2.2.3 审核与监管

无论是在资格审核还是租后监督管理的工作中,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都应主动肩负起责任, 同时接受社会监督, 及时受理监督举报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

目前, 我国大部分城市资格公租房审核配租程序为:受理———初审———复审———公示———轮候———配租———签订合同, 前三个阶段主要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核、把关, 而在公示、轮候以及配租阶段, 更多的是接受媒体、公证机构、人们群众等社会力量的监督。

对于租后以及退出监管工作, 各地出台的政策以“动态监管”为主, 例如北京规定“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每年定期复核承租家庭住房变动情况, 通过房屋交易权属系统查询承租家庭成员的住房状况, 根据复核结果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资格等进行动态调整, 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3 结语

鉴于笔者水平有限以及篇幅限制, 本文对于各地公租房准入标准和退出机制的政策及相关规定只做了部分归纳, 而政策的制定最终还是得由实际的操作来实现和检验, 希望本文对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以及相关研究机构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洪玉.对我国当前住房问题和住房价格问题的思考[J].中国房地产, 2007, (4) .

[2]吴海瑾.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研究——兼谈推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2) .

[3]王春敏.公租房制度的现实选择与理想路径[J].中国房地产, 2011, (1) .

[4]周季钢, 阳炆杉．中国公租房调查[N]．重庆日报，2012-1-30 (4) ．

准入和退出机制 篇2

【陌贝网资讯】记者 祝 玲

新闻晨报讯 昨日，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获悉，上海已完成《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入驻商户管理规范》首个地方标准意见稿，目前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截止日期为5月10日。标准明确提出商户入驻电商平台要有准入和退出机制。

央视调查称，亚马逊(315.91, 4.18, 1.34%)和当当部分化妆品并非来自官方渠道，不过包括雅诗兰黛(69.18, 1.00, 1.47%)、香奈儿、兰蔻等在内的一线化妆品牌客服表示，从未授权当当、亚马逊等电商销售其产品，同时对这些电商销售的所有产品都不予认可。

专家认为，包括京东(滚动资讯)商城、当当网(12.34,-0.26,-2.06%)、亚马逊等在内的电商平台，都采取的是“自营+商户入驻”模式。其最大的弊端是，商品不由平台运营商来配送，也无法进行实物商品的检验来保证其质量。外加很多电子商务平台对入驻商户的审核和监督管理不到位，以至于出现入驻商户无证经营，商品来源渠道不正规、商品缺少质量证明等一些列问题。《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入驻商户管理规范》意见稿则明确，对于平台上销售的产品，要求入驻商户保证商品渠道正常，专卖店应获得品牌授权，并提供商标注册证明，品牌销售授权证明等文件。平台运营企业应要求入驻商户确保在平台上销售的商品质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在商品入驻平台时应查验相关质量证明文件。发现入驻商户销售商品质量证明不符合国家要求质量、证明文件与商品不符、执法部门检验不合格的商品时，平台运营企业要求商家限期整改或下架处理。“此标准对入驻商户的资质、经营、售后，甚至发票都有详细的规定。”上海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建立对电子商务平台入驻商户全行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来保证商品的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

准入和退出机制 篇3

一、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随着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 住房保障制度相比以前又前进了一大步, 但整体上仍比较粗放。一些地方对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主要是缺乏相应、完备的政策法规、家庭信息采集制度、动态监管及退出机制等。这些突出性问题的存在, 已不适应住房保障工作的新形势, 需进一步研究解决。主要包括:

(一) 审核机制不完善。

一是地方个人信用制度、收入申报制度及住房档案未能普遍建立、应用, 基础信息缺失。在我国的信用体系未建立之前, 在对保障申请人的资格核查中, 特别是对申请人收入和资产的审核手段十分有限, 难以掌握申请人的真实情况, 审核难度较大。在申报的资料中, 虚报零资产或者在保障线以下低收入的现象随处可见, 其当事人职业显示多为私营企业、个体户打短工或吃低保者。由于无法核查其真实家庭资产或者收入, 开具的证明也与申请的保障条件相吻合, 依靠弄虚作假手段取得保障性住房也不是没有可能。二是收入、财产核查的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 核查的信息化程度不高, 资格审查存在漏洞。一般审核程序是, 先由最基层的街道、社区进行初审, 确认是否符合条件上报。然后交由住房保障部门审核, 住房保障部门上门进行调查, 再确定是否有保障资格。由于两个部门之间信息资源没有共享, 收入和财产统计口径难免不一致, 也无法进行联合现场审批, 加上该项工作不是街道、社区的份内工作, 其严格程度可能会打些折扣。这种审核机制上的漏洞,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漏网之鱼”。

(二) 动态监管不到位。

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滞后, 不能及时监测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变化和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 也未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手段。一是公示“写在纸上、贴在墙上”, 公示手段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些地方所谓的“三级两公示”都是静态的, 都是在本辖区张贴公示, 没有在当地媒体、主管部门的网站上公示, 影响力极其有限, 基本上没人去管。二是对承租人监管不到位、对续租没有及时跟上, 导致轮候推进遭遇困难。一些已取得保障住房的家庭,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不再符合保障条件, 但因为缺少动态监管手段, 无法发现其收入的变化, 使其继续享受保障住房, 浪费了国家的公共资源。还有一些人在家庭条件改变时, 已自行购买了商品房, 原先的保障性住房也照住不误。

(三) 对退出保障系统的约定没有“从严”, 不具体或缺乏操作性。

一是正常退出有难度。一些家庭收入或财产发生了变化, 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 由于相应的措施跟不上, 很多人都是选择不退回, “不住白不住”。二是依靠弄虚作假取得保障资格的家庭拒不退房。目前很多地方对退出的规定多是“解除租赁合同, 取消保障性住房资格并责令退回, 按同期市场租金标准追缴占用期间的房屋租金, 且今后五年内不得再申请住房保障。”, 保障部门的“温柔执法”和违法的低成本, 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 大不了房子不要了, 别的处罚谈不上。更为恶劣的是, 即使在被发现住房保障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其退出, 有的当事人仍然可以拒不执行决定, 仍然“我自巍然不动”。由于住房保障部门无相应执法权, 请求相关执法部门出面解决也不是件易事。住房保障的退出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有序退出成了虚设。

(四) 法规、制度不健全。

当前, 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方式、保障标准、保障方式、退出机制等以地方的土政策为主、五花八门, 凡与住房保障有关的东西都往这个框里装。上面政策、规定出台得多, 但到底建立何种模式的住房保障体系, 各地也心中无数, 各敲各的鼓, 实施主要靠地方自发的摸索。由于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缺乏立法保障, 没有硬性规定, 实施起来往往走样、变形。

二、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

出于保障性住房现状的考虑, 未来政府保障房政策的重点应转移到具体管理制度的设计制定上来, 科学、高效管理将是今后住房保障制度的重中之重。

(一) 完善准入机制

1. 进行住房保障的专题理论研究, 动态调整住房保障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原有的保障线已可能偏低, 或者保障产品、思路及机制不对路, 需要重新进行调整。一是扩大保障范围。应按照国家“十二五”住房建设规划和国家住房保障安居工程会议的精神, 并根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研究, 调整各种住房保障线, “红线”以内享受保障, “红线”以外由市场解决。由“应保尽保”到“能保就保”。二是保障到位。一种模式是“按部就班”。即将廉租房供应对象界定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公租房界定为中低偏下收入的“夹心层”群体、经济适用房适宜于中低收入家庭, 纳入政策性住房保障范畴, 从而建立起包括多层次、多形式的住房保障体系。另一种模式是考虑将这几种住房保障供应模式“并轨”。整合已有的保障房政策、产品, 根据困难群体收入变化在不同保障产品之间实现对接、流动, 打破现行住房保障体系内部割裂的状态, 实现保障政策、标准和管理的并轨, 建立高度统一、有弹性、可转化的保障房产品体系。具体是通过大量建设公共租赁房、停止单独新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只租不售的思路, 将其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推进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经适房的一体化。

2. 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审核制度, 严把准入审核关。一是创新审核方式。除政策规定的书面审查、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外, 还可以突破这些传统方法多形式进行审核。要在调查申请人资格即调查对象审核细节上下功夫,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书面表格或证明、公示上, 成为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一纸空文。第一步, “查户口”、“作笔录”, 做到环环相扣。每户都要实地核实, 每个申请人都要经过两次问话程序。申请人递交表格后, 由民政局或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一户一户地核实。表格所反映的内容, 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 问话和表格都要由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以示真实。除调查申请人家庭成员外, 还要调查其各种社会关系, 由其承担连带责任, 这样就多了几重保险。在经过第一遍程序结束所有申请人笔录后, 再择时进行片区或小组交叉访谈, 同样作好笔录。如果两次笔录不相符, 则无疑货不对板, 可以以笔录为依据, 当即取消该申请人的资格。问话和笔录结束后, 再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抽样调查, 最大程度减少“漏网之鱼”。在调查范围方面, 还要包括经济收入和住房情况。经济收入不能只看工资, 还要隐性的收入, 要与银行、保险、证券或其它投资机构联手。住房情况要多方查实, 不能仅凭一纸证明。因为取得福利房的途径很多, 住房面积也有出入。如果各种调查暂时都侥幸通过而分得住房, 在发现问题后仍可取消其资格。第二步, 加重处罚, 强调监督作用。参考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 调查人员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都要签字, 哪个片区、哪个小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由当事人负责。从参与人到相关领导, 都是否决目标对象。二是实施审核监督程序。实行市、区、街道三级联动的审核公示程序, 每年向社会公示一次已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名单, 并加大举报力度。对举报属实都进行一定的奖励, 使公示制度成为大众监督工具。相关审批部门审批时要实现联网, 统一资产或收入认定、住房标准等统计口径, 按政策审批, 保持上下、前后审批环节一致。通过层层受理、公示和监督来把关, 提高审核准确度和效率。

(二) 强化动态监管

1. 建立统一、全面真实的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 对保障对象家庭经济状况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一是要建立住房保障对象审查的相关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推动部门信息共享。管理平台功能涵盖保障住房申请、审核、审批、配租直至租后管理详细信息, 包括住户的经济收入、居住现状、人员变化等情况, 统计信息自动汇总、分析等。同时, 与收入审核平台、产权登记系统和备案系统联网, 实现共联共享, 以此核查保障对象的真实情况。二是全面掌握并对外公布住房保障标准、具体政策、需要保障的家庭收入状况及变动情况、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数量和具体情况、审核办法, 及时向社会公开保障性住房房源信息等等。

2. 多方互动, 动态掌握保障对象状况。因为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是动态的, 所以监管也必须是动态的。一是不定期地对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对住房保障对象进行定期复审和不定期抽查, 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种违规使用行为。

3. 实行部门联动, 打破部门协调的“瓶颈”。为解决住房保障实施过程中的重点及难点问题, 破解住房保障部门单打独斗的困境, 有必要将发改、规划、国土、房管、民政、公安、社保、工商、税务、金融、街道 (社区) 等住房保障等相关部门整合成立联席会议, 形成部门联动。联席会议的职能一是制订联席会议的工作制度、议事办法, 确保联动机制的正常运作。二是定期召集会议、协调工作, 就某一项事进行表决。三是对联动的各部门分管的工作进行监督、催办、检查, 最后完成既定的工作。

(三) 完善保障性住房的正常退出机制

1. 制定退出办法, 让已超出保障性住房居住条件的公民有序退出。一是分得廉租房和“夹心层”的家庭在有能力购买或租住经济适用房时, 就应及时腾出现有廉租房、公租房给亟需解决居住的低收入家庭。二是生活条件改善, 不适用保障住房条件的和已购买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或那些租住了经适房在有能力进入市场解决居住问题的, 应当无条件退出。三是正在享受保障性住房或领取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 再购买其他住房的, 应当首先办理保障性住房退出手续。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时, 应根据住房保障部门提供的信息比对申请登记人家庭成员是否正在享受保障性住房, 甄别真伪后进行登记。这样循序渐进, 不浪费公共资源, 一步一步来解决, 充分体现住房全社会保障的功能。

2. 保障性住房转移、退出应实行封闭运行制度。保障性住房享受对象的困难是动态变化的, 这就意味着保障性住房的配售、出租、出让、退出等都只能经过当地政府, 不能由居住者自行转移。例如, 建立经济适用房的政府回购机制, 切断经济适用房向商品房转移的通道, 最大限度地确保保障性住房资源配置。如果持有者需要转移也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转让给政府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 然后再作为公租房流转使用。这种“封闭运转”, 可有效遏制以前经济适用房监管中出现的利益输送, 防止保障性住房资源流向商品市场, 使保障性住房这种社会公共资源持续发挥其公共保障效能。

(四)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新加坡早在1964年就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的国家计划, 公布并实施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 确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行使政府组屋建设、分配和管理的职能。同时颁布了《建屋居住法》、《特别物产法》等相关条例。为缓解住房难, 日本政府于1951年6月起颁布实施《公营住宅法》。据悉, 日本公租房由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 并在随后迅速发展。当前中国住房保障领域面临三大缺失:立法、资金和建设主体。其中立法是关键环节, 是建立并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机制的基础。尽管我国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各类管理条例, 但因为缺少一部权威、统一的住房保障法律。各地在住房保障管理中无“规矩”可执行, 没有严肃性和威慑效力。为加快立法进程, 使各地住房保障管理有章可循。因此, 尽快出台一个全国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变得迫在眉睫。通过法律形式将基本住房保障体系明确固定下来, 用一部具有更高效力层级的法律文件来规范住房保障实施的机制、措施及相关制度, 增强对住房保障工作的指引、推动, 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住房保障安居工程顺利推进。住房保障有了大法, 各地针对实际情况出台实施细则就“师出有名”, 管理起来也会名正言顺。具体要学习借鉴深圳、厦门的经验做法, 针对法规缺失, 结合当地实际, 出台保障性住房条例和实施细则, 使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管得顺畅。为了更好地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工作, 有必要先期在省、市、自治区层面上出台一个统一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条例, 使各市、县不再“摸着石头过河”。

(五) 加大处罚力度

1. 增加弄虚作假者的违法成本。住房保障实施较好的地方如新加坡和香港, 均有严格的处罚体制。在香港申请公屋如果弄虚作假, 很可能被刑事起诉, 如果住户虚报数据, 房屋委员会可以终止其租约, 并根据香港法律规定予以检控。申请公屋如果弄虚作假很可能被刑事起诉, 任何人故意向房委会虚报资料, 一经定罪可判罚2万元及监禁6个月。新加坡为防止政府部门的腐败, 建立了完备的法律、法规, 在刑法典中辟有专章规定“公务人员或与公务人员有关的犯罪”。所以, 一是要在有关处罚的规定上有必要突出“从严处理”, 不搞照顾“一刀切”。若不如实申报家庭住房、虚报收入和财产等情况, 骗租保障性住房的, 除由产权单位解除租赁合同, 承租家庭应当退出住房并按房屋产权单位规定的标准补交租金外, 还要将骗租行为记入信用档案, 并在当地媒体上公示, 建议作为刑事犯罪定案。二是对相关部门责任人的处罚。为了防止政府部门的承诺或目标落空, 应明确有关部门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的法律责任, 对于帮助当事人造假的不仅要限期予以纠正, 而且对于主要责任人应给予行政处分直至撤职。

2. 赋予一定的执法权。这方面难题的解决, 可借鉴香港的成功做法。在香港,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公屋滥用方面的调查及执法工作, 房屋署还专门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所以, 为随时处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 鉴于住房保障部门无相应执法权, 可吸收司法行政部门实施住房保障联动机制, 对一些弄虚作假者、不缴交租金、调高租金或不符合保障条件要退出者等行为争取依靠自身力量解决。

(六) 解决保障性住房后续管理问题

保障性住房由集中建设变为配套建设后, 构成多元化产权格局, 各个收入群体“混居”一起, 其管理也成了新的课题。同时, 这些住户因为经济收入相对较低, 自觉低人一等, 因而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如何人性化、精细化管理小区, 为业主提供满意的物业管理和租赁管理服务, 让社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民生第一线。广州市借鉴香港经验, 推出了《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 还创造性地建立了奖励机制, 探索创建文明、卫生、安全、和谐的保障性住房居住环境。为此, 一是在集中兴建的保障住房小区内, 物业服务要按照商品小区的标准要进行招投标, 而不应该是发展商或者管理部门指定的物业公司。在条件成熟时,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成立业主委员会, 保障广大住户的合法权益。二是提供和商品房小区同等的服务。在配建小区内, 考虑到保障住户的实际生活水平, 在提供物业服务的同时, 收费标准应该略低于当地标准。三是提供优质的综合服务。除物业服务外, 租赁管理服务也是这些小区的一个重要内容, 很多事都要依靠管理部门去完成。具体来说, 一要公布管理部门的职责、管理制度及住户的权利、义务, 双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清清楚楚。二要公布收费项目、标准, 使住户明明白白消费, 住得安心、放心。三要提供人性化的社区服务, 方便住户生活、出行和其它需要。

客户经理准入退出管理办法 篇4

第一条为规范客户经理准入、退出机制，加强客户经理队伍建设，提高客户经理整体素质，使客户经理准入、退出规范化、制度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客户经理准入采取对外招聘和内部转岗两种方式，依据不同的程序和标准进行。

第三条对外招聘。对外招聘外招客户经理入职，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一）经济、金融、会计、市场营销等专业，普通全日制本科专以上学历；

（二）具有二年以上银行或金融企业市场营销工作经验；

（三）沟通、协调能力好，具有市场营销和客户开发能力；

（四）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和丰富的客户资源；

（五）文字表达能力好，能够起草各种业务报告；

（六）能够熟练使用计划机处理工作；

（七）无违法、违纪行为，无不良品行记录；

（八）男性年龄35周岁，女性年龄32周岁以下；

第四条外聘客户经理的准入程序

外聘客户经理采取推荐、自荐和招聘等形式。推荐包括分行各级干部和员工的向分行举荐客户经理的行为；自荐是行外拟聘客户经理本人直接向分行举荐自已的行为；招聘是分行利用报刊等媒介向社会发布招聘信息的行为。

（一）推荐/自荐程序

1.推荐人填写《客户经理推荐/自荐表》并附应聘人的相关资料（包括推荐/自荐书、应聘登记表、个人承诺书、担保书，学历和个人身份证明等证件，其它职业资格证书等）报人力资源部；

2.人力资源部按客户经理的准入条件对推荐/自荐材料进行审查，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面试；

3.分行组成由主线部门主管行长、主线部门领导及客户经理管理人员、人力资源部相关人员参加的面试小组对被推荐/自荐人进行面试；

4.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法。面试小组指定1人负责按统一的面试题进行提问，其它面试小组人员根据面试表现给被推荐/自荐人打分并形成面试小组的统一意见，由面试小组成员在面试结论上签字。

5.人力资源部根据面试结果起草聘用意见报行长审批。

6.对批准聘用的客户经理，由分行按照国家入职体检标准组织体检；

7.体检合格者，由分行人力资源部与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分行基本规章制度和基本业务知识、业务流程的培训。入职考试合格者由分行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入职考试不合格者经一次补考不合格者予以退出。

第五条外聘客户经理可以根据经营单位的实际需要随时分散进行，也可根据分行经营需要集中进行。集中招聘客户经

理时，按规定流程办理。

第六条内部招聘。经营单位客户经理数量不足，也可通过内部招聘的方式进行补充。内部招聘客户经理需具备下列条件：

（一）专科以上学历，入行工作二年以上，（二）热爱客户经理工作，在原岗位表现优秀、个人存款业绩突出；

（三）沟通、协调能力好，具有市场营销和客户开发能力；

（四）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和客户资源；

（五）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能够起草业务报告。

第七条内部招聘的客户经理按员工调配流程办理。

第八条外招客户经理与行内员工转换到客户经理岗位的，实行差别准入业绩标准，适用同一薪酬体系。考核周期均为一年。

第九条外招客户经理从入职当月起即实行当年的客户经理薪酬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低于社会最低保障工资除外）。

第十条行内员工转换到客户经理岗位的，实行“适应期”薪酬管理办法，“适应期”最长为2年。即：员工转换到客户经理岗位，因业绩不达标而年收入达不到柜员平均年收入的，可以补到柜员平均水平。超过柜员平均收入水平的部分，据实发放，年终算总帐。

第十一条客户经理退出，按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一）外招客户经理退出。外招客户经理两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各为一年，客户经理达到要求标准，并兑现了业绩承诺，两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改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内，客户经理未能兑现承诺，经考核不适合继续留用的，在合同到期时解除劳动合同；签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客户经理，经考核不适合继续从事客户经理工作的，培训后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仍然不胜任调整后岗位工作的，解除劳动合同。

（二）行内员工转换到客户经理岗位的退出。2年“适应期”满，业绩达不到要求标准，不适合继续从事客户经理岗位工作的员工，原则上退回原岗位或改派其他岗位工作，薪酬按改派后的岗位序列执行。

第十二条外招客户经理第一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满时，业绩承诺接近要求标准，且其他方面表现优秀，具备培养潜质的，经人力资源部考核并报行长批准，可续签第二个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延长期仅限一年，仍不能达到要求标准的，合同期满时，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第十三条客户经理准入、退出兼顾积极、审慎原则，兼顾稳定性和流动性原则。准入要严把进人关，严禁降低标准推荐“关系人”进入客户经理队伍；使用要注重培养，提高客户经理综合素质和产能；退出要果断和常态化，不姑息、不迁就，保持客户经理队伍竞争力和战斗力。

第十四条客户经理的退出，排除个人主动辞职的以外，每年通过考核、业绩核查认定等环节，对不达标的要按一定比例刚性退出，解除劳动合同或调整到其他岗位，以疏通客户经理准入渠道。

第十五条客户经理是分行一线营销的主力军，加强客户经理队伍建设，关系到分行的长远发展，各经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补充和调整客户经理。严禁不经批准擅自补充客户经理；严禁降低标准迁就使用客户经理。

第十六条本办法自行长办公会批准后生效

准入和退出机制 篇5

一建立高校辅导员队伍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必要性

1. 准入与退出机制是加强和改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

当前, 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性, 一些辅导员工作上心不在焉, 把辅导员岗位当作另谋他就的权宜之计。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辅导员待遇偏低, 工作压力却很大;另一方面则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缺乏准入与退出机制。辅导员岗位是“双肩挑”岗位, 不仅要求辅导员要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更要求辅导员要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能力。在人力资源配置上, 只有把合适的人配置在了合适的岗位, 才能发挥出人才的效用。因此, 人事部门在辅导员选聘上, 要建立适合辅导员岗位要求的准入机制, 优中选优;同时, 还需要建立必要的退出机制, 从而解决辅导员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实践表明, 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加强和改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

2. 准入与退出机制是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必要前提

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既反映了新形势下大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日益专业化的现实需要, 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长期以来, 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方面, 许多辅导员从内心里并没有将辅导员作为一个终身职业, 辅导员岗位不过是过渡性的, 是进入高校工作的跳板;另一方面, 高校在制度建设上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 使得辅导员上岗容易, 转岗顺畅, 许多辅导员只要工作四五年, 就能转到教师岗或机关职能部门。这必然导致辅导员不安心工作, 更遑论专业化发展了。因此, 如果将辅导员作为一个职业, 希望其走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 那么就必须建立辅导员队伍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这样才能选贤任能、优胜劣汰。

3. 准入与退出机制是辅导员激励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

从管理学角度看, 激励机制设计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核心和基础性工作。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角度看, 准入与退出机制则是辅导员激励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人岗匹配原则, 为了实现人适其岗, 需要对员工和岗位进行分析。将不合适的人配置在辅导员岗位, 不仅不利于其才能的发挥, 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激励机制设计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奖惩原则, 也可称之为正负激励原则。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退出机制类似于负激励。对于不能胜任辅导员岗位要求的, 要给予适当的惩罚, 必要时要予以辞退。从实践上看, 只有建立必要的辅导员准入与退出机制, 激励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准入机制

建立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准入机制, 需要从辅导员的学历和学科背景、生理和心理素质、能力和年龄条件等多方面进行考虑。

1. 学历和学科背景准入

当前, 高校在辅导员招聘中的基本学历要求是研究生 (硕士) 学历, 但对学科背景的要求却是五花八门。一些高校基于辅导员转岗的考虑, 要求辅导员应具有与所在学院相应的学科背景。但这正是辅导员队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职业化、专业化取向, 要求辅导员应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因此, 在辅导员职业准入的设计上, 应更多地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具体而言, 辅导员学历和学科背景准入应强调以下内容: (1) 研究生学历, 博士或211、985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优先准入; (2)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毕业生优先准入; (3) 具有自然科学或理工科背景的毕业生应提高准入门槛并限制比例。

2. 生理和心理素质准入

鉴于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质以及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的客观现实, 辅导员队伍的准入机制应特别强调辅导员应具有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质。首先, 一名合格的辅导员应热爱生活, 热爱运动, 具有某项运动特长的毕业生可优先准入;其次, 辅导员在入职前应进行必要的体能测试, 参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得分75分以上者才有资格进入后续的选拔流程;第三, 辅导员应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乐于交往, 凡性格内向、不擅交往者不应被选聘为辅导员;第四, 辅导员应具有良好的心境, 能协调和控制情绪, 凡脾气暴躁或抑郁寡欢者不应被选聘为辅导员;第五, 辅导员应具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凡消极退缩、悲观厌世者不应被选聘为辅导员。第三至第五项内容以及心理素质其他项目的准入标准, 可参照“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中的相关指标进行评定。

3. 能力和年龄准入

辅导员工作既面向学生, 又面向班主任和广大教师;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既要从事教学工作, 又要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以及班主任的业务指导。这些工作交织在一起, 对辅导员的能力和年龄准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一, 辅导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大学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或独自策划、组织过学生活动的毕业生可优先准入;第二, 辅导员应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 这些能力可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或“非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进行评定;第三, 辅导员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此项能力可通过命题作文或公文写作的形式进行评定;第四, 辅导员入职年龄通常以30岁和45岁为界,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应低于30岁, 对校内转岗的教师来说应低于45岁。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的退出机制

建立高校辅导员队伍的退出机制, 需要从辅导员的绩效考评、身心素质和责任意识等三个方面进行考虑。这里的退出机制, 既有淘汰、辞退的含义, 也有升职、转岗的含义。也就是说, 退出机制包含被动退出和主动退出两种类型。

1. 绩效考评导致的退出

辅导员工作绩效考评是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而考评的目的则在于奖优罚懒。绩效考评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评价, 即学生的评价、学院分管领导和班主任的评价以及学工部门的评价。在权重分配上可按4、3、3或4、4、2进行设计。对于考核优秀的辅导员, 既要加大奖励力度, 同时也要优先晋升职务或职级;凡升职转岗的, 即通过公开选拔或组织调动离开辅导员岗位的, 应至少有两次及以上优秀等级的评定, 且连续工作的时间应满四年。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辅导员, 应给予适当的惩戒和辞退预警;对于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或考核结果累计三次不合格的, 应予以辞退, 并且不能转岗到其他部门。

2. 身心素质导致的退出

在实际工作中, 部分辅导员由于生理健康问题, 感觉无法胜任辅导员工作, 可向相关部门提出转岗申请。经体检或评估情况属实的, 可予以转岗。此种情形导致的退出, 辅导员任职年限应满四年, 否则, 应予以辞退。因心理健康问题提出转岗申请的, 需要认真鉴别及诊断。对于高校教师来说, 因心理健康问题导致不能胜任辅导员岗位的, 很有可能也不能胜任其他教师岗或管理岗的工作。因此, 对待此种情形, 一般应予以辞退。

3. 责任意识导致的退出

责任意识包含三重含义: (1) 应为而不为, 即对于分内的工作不作为或消极对待, 如明明知道学生夜不归宿, 却既不找学生谈话, 也不向学院和学生家长反映的; (2) 不应为而为之, 即乱作为, 或超越自身职责权限开展工作; (3) 工作疏忽或失误。上述三种情形导致的意外伤害或群体性事件, 均可看作责任事故。对于在工作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辅导员, 可以直接辞退。

4. 其他问题导致的退出

在实际工作中, 导致辅导员转岗、退出的原因多种多样,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常, 高校辅导员岗位实行聘任制, 一聘四年。在聘期内, 辅导员一般不能提出转岗申请。对于工作满八年的辅导员, 可允许其转岗。另外, 个别辅导员由于能力问题或工作实效问题不被续聘的, 可先行待岗, 或者直接予以辞退。

四辅导员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中的相关问题

1. 准入机制设计要科学、规范、可执行

在辅导员选聘中, 没有标准不行, 标准太高也不行。前者容易导致人情、关系问题的出现, 既令招聘人员左右为难, 也不便于今后的管理;后者则可能导致招聘不到辅导员, 或者辅导员进岗后工作不稳定。设计准入机制时, 不仅要考虑到高校的实际情况, 还要考虑学院的需求;不仅在内容上要科学, 还要在程序上做到规范和可执行。

2. 退出机制设计要以正激励为主

在实践中, 退出机制容易被理解为惩罚。事实上, 经过严格的准入机制选聘的辅导员, 大多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他们更需要正激励。因此, 在设计退出机制时, 要以正激励为主要考量, 同时辅以必要的副激励。辅导员作为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教师, 更需要精神激励和自我激励。高校通过建立奖优罚懒的激励机制, 通过提供广泛的训练计划和畅通的升迁渠道, 必然可以进一步调动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

3. 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要包含标准化的量化指标

无论是准入机制还是退出机制, 都需要量化和非量化的评价指标, 但在设计时应以前者为主。换句话说, 设计准入与退出机制, 应尽量减少非量化指标的权重。凡可量化的内容, 都应尽可能地量化。如对于辅导员的绩效考评, 非量化的指标过多, 会造成辅导员更愿意在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量化指标并非简单的数字游戏, 量化指标需要标准化。具体而言, 在设计量化指标时, 一方面可以借用现有的通用指标体系, 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专家评定和小范围试测的方法进行标准化量化。总之, 要尽量减少过于主观的量化指标对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剑斌、余修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174

准入和退出机制 篇6

日前, 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其官网公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 对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运营监管、退出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长期闲置、拖欠租金、违法经营及续租条件不符等均被要求及时腾退。该《办法》自2012年7月15日起实行。业界认为, 《办法》的出台为公租房建设管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相信会有助于推动公租房建设管理走上规范化轨道。

(一)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尽管也出台了关于公租房的管理办法或通知, 但全国性的办法迟迟未能出台。

针对来京务工人员, 北京市在去年颁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 外省市来京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有稳定收入, 能够提供同期暂住证明、缴纳住房公积金证明或参加社会保险证明, 本人及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的人员, 均可申请公租房。

重庆市公租房管理实施细则于去年即开始实施。在细则中, 其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申请条件规定为, 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且在主城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的人员;在主城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保金且在主城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均可申请。

广州两年前公布过公租房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 但相关条例至今一直未出台, 具体时间仍未确定。广州公租房重点优先解决本地人“内夹心层” (不够资格申请廉租房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的人士) 住房难问题。与此同时, 外来人口也可申请, 但具体“门槛”细则仍在商榷中, 要求最基本需“留穗一年以上且有稳定工作”, 但最终上限仍未确定, 收入门槛等其他问题尚在研究中。

总体上, 多数城市的公租房分配管理现状仍然是“严准入、松退出”。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准入和退出机制, 成为加强公租房管理的当务之急。

(二)

在这一背景下, 《办法》的出台正当其时。

明确定义, 筹集渠道灵活多样

《办法》首先明确了公租房的定义: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 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对于公租房的筹集渠道, 《办法》明确, 公租房可通过新建、改建、收购、长期租赁等方式筹集;可以由政府投资, 也可以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公租房并不一定是成套、独用的, 可以是成套住房, 也可以是宿舍型住房。

限制价位, 租金低于市场价格

为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同时为引导和规范房地产租赁市场, 《办法》规定, 各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 按照略低于同地段住房市场租金水平的原则, 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 报政府批准后实施。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并定期调整。

为稳定租赁关系、保护承租人利益, 《办法》还对租房期限、租金水平、租赁补贴或减免、换房等事项作了相应规定:在签订租赁合同时, 当事人按照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租金标准约定每套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数额。当承租人收入低于当地制订的标准时, 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申请租赁补贴或者减免。此外, 因就业、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要调换公共租赁住房的, 经公共租赁住房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同意, 承租人之间可以互换公租房。

放宽门槛, 外来人员也可申请

公租房的覆盖群体比较宽,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城市大学生以及进城务工人员, 都是公租房的保障对象。如果对公租房申请对象设定户籍门槛, 只有本地户籍居民能申请, 就不可能实现这么宽的覆盖范围。

目前, 放宽甚至取消公租房的户籍限制, 已是大势所趋。《办法》顺应这一趋势, 提出,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申请人在本地无住房或者住房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申请人的收入、财产低于规定标准;申请人为外来务工人员的, 在本地稳定就业达到规定年限。

严格退出, 8种情况必须腾退

近年来, “开宝马住保障房”一类新闻屡见不鲜, 把各地保障性住房中的腾退问题推到全国人民的眼前。《办法》要求, 违规租用、侵占公租房, 一经查处, 必须第一时间腾退。

《办法》中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 分别罗列了8种必须腾退公租房的情况:1.转借、转租或者擅自调换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2.改变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用途的;3.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 拒不恢复原状的;4.在公共租赁住房内从事违法活动的;5.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闲置公共租赁住房的;6.提出续租申请但经审核不符合续租条件的;7.租赁期内, 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等方式获得其他住房并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的;8.租赁期内, 承租或者承购其他保障性住房的。

业内人士认为, 相较于一些地方颁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住建部《办法》中阐述的腾退主体和事由更为明确。

严厉惩处, 首次明确处罚措施

杭州市租赁房建设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本次《办法》中提出的法律责任和相关处罚标准, 颇为严厉。”

《办法》中, 第五章“法律责任”首次明确了相关处罚规定, 以及处罚金额, 构成犯罪, 还将追究刑事责任。除了申请人, 《办法》还要求住房城乡建设 (住房保障) 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执法,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都将接受不同程度的处罚。

其中, 《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中规定:“以欺骗等不正手段, 登记为轮候对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已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 责令限期退回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 并按市场价格补缴租金, 且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

不过, 由于各地物价、房价不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建设 (住房保障) 主管部门还应当根据《办法》中的条款进一步出台细则。

(三)

随着7月15日《办法》的正式施行, 公租房管理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但《办法》之外, 仍有一些问题亟待明确。

委托运营如何开展?

本次出台的《办法》中, 用大量篇幅对公租房的申请条件、运营监管、退出机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体现出“管人”的特征。虽然《办法》明确了从“管房”到“管人”的价值观转变, 但是下一步, 谁来管、如何管的问题又摆在眼前。政府如何尽可能地借助社会、企业力量管好公租房?

仔细研读2004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时不难发现, 该办法的条文过多地集中在“优惠政策”、“开发建设”以及价格、交易等环节上。直至2007年, 主管部门对该办法进行修订时, 才加上“准入和退出管理”这一章节, 使“人的管理”第一次出现在保障房的相关条例中。

除观念转变的体现外,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的资料显示, 本次《办法》亮点之一即是“明确了政府所有权人和承租人之间的行政关系和民事合同关系”。

在对这一点进行解读时, 北京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表示, 《办法》的出台首先使公租房管理中的纠纷更容易得到解决, 而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办法》明确了审批环节为行政关系, 后期管理环节为民事关系。这实际上为社会、企业力量参与公租房管理提供了保障。

此前, 有业内专家建议, 除前期建设和准入等环节必须由政府主导外, 在后期管理等环节, 不堪重负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尽快抽身放权, 使前期组建的保障房投资中心等机构尽快承担起相应责任, 也给社会和企业力量参与公租房后期管理提供一定的空间。而本次《办法》也在多个章节中提出了“委托的运营单位”这一概念。

众所周知, 公司化管理正是香港等地在同类出租型房屋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内地的一些城市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据记者了解, 成都市正在尝试赋予物业服务企业协助管理职能, 如对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协助管理部门登记入住等。在此基础上, “政府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鼓励居民自治”将成为成都保障房管理的基本格局。

空置问题如何解决?

户籍“开闸”在短期内可以使公租房空置的问题得到缓解, 但真正实现供应与需求的契合, 还需要主管部门的智慧。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大量空置的问题, 公租房制度一定不能成功运作。

业内专家指出, 降低户籍门槛将有利于公租房的供应和需求更好地匹配, 使有限的资源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一方面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但另一方面与目前出现的公租房空置问题不无关联。

此前, 在北京、南京、武汉、上海等地, 均出现了申请家庭不踊跃、出租率不足六成等现象。

对此, 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称, 位置偏远、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是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另外, 部分地方政府的公共租赁住房在户籍、收入等准入方面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实际上, 经调查发现, 对公共租赁住房需求量较大的往往是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和新毕业大学生, 本地居民即使没有住房, 也一直较为稳定地租房住。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对此评论道, 如果大量建造和装修标准高、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公租房处于闲置状态, 不仅会造成巨大的公共资源浪费, 甚至可能让我国现行的住房保障战略思路受到质疑。他认为, 重庆等地此前提出放宽公租房的户籍限制, 因此在工业园等区域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租房入住率非常高。事实上, 放宽甚至取消公租房的户籍限制应是大势所趋, 而公租房的种类也必须在未来进行细分, 才能逐步提高入住率。

租金的制定是随之而来的又一个难题。据了解, 目前香港公屋单元的平均月租价格为1500港元左右, 约为市场租金的1/4, 占收入比重约为10%。相比而言, 内地的公租房租金大约为市场价格的80%, 占收入比重数倍于香港, 这也导致了空置问题的出现。

但由于目前的公租房建设资金缺口较大, 为收回投资成本, 公租房租金又不可能定得太低。陈杰指出, 租金偏低将很难让开发者收回投资成本, 现阶段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坚持“准市场租金”。他认为, 有必要对租赁人群进行划分, 用发放到人头的租金补贴方式对不同人群进行不同程度的保障。如此, 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会明显提高, 同时也有利于公租房的配租管理, 进而让这一住房保障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主任王育生也表示, 当前的审核、分配等环节仍有改善空间, 从而进一步满足“真实需求”, 让供应和需求更好地匹配。在此基础上, 青岛市正在对以往“摇号”的方式进行反思。“下一阶段将把公开摇号的方式调整为按申请家庭住房、收入、年龄、家庭结构等因素综合打分排序的方式, 以更好地体现困难优先的基本原则。”王育生说。

“创新”底线尚待明确

收储成为最近一些地方完成任务指标的捷径, 企业主导的公租房建设也占到不少的比例……地方关于公租房的探索越来越多, 但《办法》却并未制定相应政策底线。随着“租售并举”等模式的推广, 各地的“创新”应避免走样。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部门提供的书面材料显示, 《办法》体现了属地化原则。我国的公租房工作刚处于起步阶段, 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加之公租房的管理事权在地方, 考虑各地在贯彻执行中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办法》允许各地在坚持国家基本政策的基础上, 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探索和创新。

但通读《办法》, 并没有太多关于“探索和创新”的底线设置。仅明确公共租赁住房可以通过新建、改建、收购、长期租赁等多种方式筹集, 可以由政府投资, 也可以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会力量投资。事实上, 当前公租房建设资金缺口仍然不小, 而从最近西安等地大规模收储闲置社会房源的做法也可看出, 多种渠道筹集公租房房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完成任务指标的必然捷径。

但广开资源也造成了一些另类的“创新”。

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位副厅长向记者透露, 迫于财政压力, 该省一些城市正在以优惠的政策向当地大企业进行“妥协”, 以“未来可售”等条件作为条件摊派公租房建设指标。该副厅长坦承, 作为主管部门, 一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对这种行为进行制止, 而另一方面借此完成建设任务也并非坏事。

目前, 就公共租赁住房能否出售, 各地的规定并不一致, 北京、广东、江苏等地明确规定公共租赁住房只租不售, 公共租赁住房及其用地不得转变用途、不得上市交易、不得分割登记、不得分户转让。

而重庆、石家庄、青岛、郑州等地却规定公共租赁住房可租可售。以石家庄为例, 石家庄将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统称为公共保障房, 实行统一管理。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保障房租赁期满两年后, 承租家庭可自愿申请购买其承租的公共保障房。

对此,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 与其他保障性住房品种相比, 租赁性住房的投资较大, 资金回收期较长, 租金收取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融资难度较大, 而出售产权有利于更快地回收资金, 这也是地方政府试行公共租赁住房产权可出售的主要原因。

几年前, 廉租房出售问题就曾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2009年起, 针对廉租房“租售并举”、“共有产权”等“创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部门曾赴各地多次展开调研, 甚至讨论了《规范发展共有产权廉租住房的指导意见 (讨论稿) 》, 但至今尚未有定论。

对于公共租赁住房能否出售, 《办法》并无明确规定。不过, 据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分析, 单从《办法》来看, 不仅明确了公租房的“出租”性质, 而且要求“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人及其委托的运营单位不得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性住房性质、用途及其配套设施的规划用途”。“也就是说, 购买公共租赁住房为自有产权, 并且改变其租赁性质为自住的情况, 与《办法》是相违背的。”这位教授如是说。

住房保障:完善管理和退出机制 篇7

其中, 有委员提议, 应将“审”、“批”保障房的职责划分清晰, 形成监督机制;也有委员呼吁, 要尽快出台《住房保障法》, 赋予各级住房保障部门行政强制权, 使其在执行强制退出时有法可依。

完善管理和退出机制

“近年来, 我国各地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成效显著。但是, 在推进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快速推进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

以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为例, 一方面, 我国现有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的两类产品和两种体系, 二者管理方式差异较大, 导致产品衔接不顺畅, 行政管理成本较高;另一方面, 各地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申请准入和供应分配机制相对完善, 但是配租后的管理机制和退出机制则相对薄弱。发达国家经验表明, 为有利于建设和管理, 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一般只有一个产品或体系。

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杨天怡看来, 保障性住房的后期管理, 尤其是退出管理将逐步成为各地住房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据调查, 目前许多地方的保障性住房尤其是公租房存在违规、违约、取证难及强制执行退出难等问题。

“保障房的原意是要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居住需要。但贪腐的出现令真正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帮助。”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赛娥在提案中指出:“要将负责审、批保障房的两个职责划分清楚。使调查者和最终批准者权力制衡, 确保收入认定的客观性。”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南京主委胡友青则建议, 实现保障房“自然退出”, 就应建立分步退出机制, 在保障房和商品房之间建立一种过渡方式, 这种过程必须是分步的、缓和的、层层推进的。

他认为, 对租赁型保障房, 则应建立随承租人收入提高逐步提高其租金支付比例, 直至缴纳市场租金的机制, 以经济手段引导退出, 即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方式, 允许因家庭收入增加不再符合配租条件的住户, 适当提高房租, 使其能继续租用保障房, 以有效解决退出难的问题。

推进廉租房与公租房并轨

除了有相应的退出机制外, 郑惠强认为要推进廉租房与公租房并轨。他建议, 首先要统一房源筹措, 分类安排使用。廉租房实物配租房源的建设筹措应全部纳入公租房体系, 统一公共租赁住房准入标准或廉租房实物配租准入标准。其次统一资格审查, 分类供应配租。第三, 统一租赁价格, 分类补贴租金。

“建议不再提供产权型保障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云表示, 我国现有的保障房包括经适房、廉租房等多种类, 建议保障房全部改成公租房。

“经适房、廉租房等类型的保障房, 是过去政府财力不够时的过渡办法, 以土地收益等方式建经适房、限价房, 但是这种产权型保障房容易滋生腐败。”李红云说, 保障房是公共资源, 住房困难家庭一旦拥有经适房、限价房等保障房, 等于就拥有了产权, 在其购房条件改善时可以出售, 这就势必占用了公共资源造成社会不公。从国外来看, 一般也不提供这种产权型保障房。

他建议以后用公租房来解决住房保障问题, 现在国家财力足够, 可以救助住房困难家庭, 甚至可以提供租房补贴, 而不要再提供产权型保障房。

李红云的观点得到不少人大代表的认同, 全国人大代表、建业地产董事长胡葆森在“两会”上就保障房建设、分配问题表示, 应取消经适房和限价房, 大力发展公租房。

医生激励和退出机制的构建 篇8

构建合理的医生激励和退出机制,充分调动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坚决淘汰严重违规和不合格医生,是改革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的必由之路。只有确立了合理完善的医生激励和退出机制之后,那些有质量保证的、医疗服务好的医生也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并从优质的服务中获取社会认同和应有的地位。这样就会使其有充分的动机去钻研医学业务,改善服务质量。而那些长期不思进取、观念陈旧、得过且过、拿“提成”、吃“回扣”等严重违反规范或医德低下的医生,则会面临失去患者、丧失医生执业资格的风险。据此可以在全系统逐渐形成一种敬业、进取、清廉、和谐的工作状态,最后成就安全、高效和充满人文关怀的医疗氛围,也只有这样,公立医院当前面临的诸如“效率低下”、“医患对立”、“红包”、“回扣”等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

1 我国现行医疗市场的运行特点

1.1 被动委托代理关系

现行医疗市场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医疗产品或服务的主体(即患者)是通过医生而不是亲自做出选择的,因为患者一般不具备自行选择医疗产品或服务的能力。因此,医生与患者之间是一种在信息高度不对称条件下的被动委托代理关系。当一个市场上“消费者”的决定是由其他人代为做出时,这个决定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代理人”的利益未必与“消费者”的利益相一致。由于患者的利益与医生的利益关联性不大,所以拥有处方权的医生没有足够的动机完完全全地从患者的利益出发选择医疗产品和服务,这样就使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去了作用,造成资源的不良配置和经济效率的低下。

1.2 随机配对一次合作关系

我国现行医疗市场运行的另一个特点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基本上是随机配对一次合作的关系。从患者的角度看,能否遇到一个好医生基本上靠运气。从医生的角度看,医生为患者的诊治多数是一次完成,只要不出现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工作的整体效果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医生的各种利益。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医生的勤奋敬业失去了应有的原动力。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短期合作关系中,一些医生想做的仅仅是在避免医疗事故和争议的前提下,为患者消除或控制症状,而不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努力寻找在医学和经济意义上的最佳治疗方案,这样必然导致医疗效率的损失。

1.3 医患双方的信息高度不对称

不对称信息按内容可以分二类,一类是双方知识的不对称,指一方不知道另一方诸如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这是外生的、先定的,不是双方当事人的行为造成的。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知识或逆向选择。例如,患者在就医时不知道医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和职业道德就是隐藏知识问题。第二类不对称信息是指在“签订合同”时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订合同”后,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无法管理、约束,这是内生的,取决于另一方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行动或道德风险。例如,医患关系正式成立后,医生出于减少支出等考虑有意地不提供恰当治疗就是道德风险问题。

1.4 专业服务的价值严重低估,医疗检查费、材料费、药品等价格相对过高

我国现行医疗市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医生专业服务的价值被人为地严重低估,违背了价格主要由市场调节的原则。医学教育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教育,由于高度专业化,专业口径窄,其转行的成本极高;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的医学生尚需培养5~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或优秀的职业医生;医生还是一个高风险、高压力的职业;基于以上三个特点,有人提出我国应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给予医生高薪待遇。在我国,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其专业服务的固定成本(即接受医学训练成为熟练医生乃至优秀医生的费用)非常高,而边际成本(即为患者诊治所付出的过程劳动成本)甚低(按每门诊一人次诊疗时间不足十分钟计算时间成本)。在一个完善的医疗市场中,医疗服务的价格理应考虑固定成本,理应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而事实上,我们的管理者为了降低医疗费用,更多地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去为医疗服务进行定价。我国医院的挂号费、手术费、治疗费等定价比较低,远远低于医生劳动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医疗设备使用费、医用材料费以及药品等价格却被推得很高,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形造成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通过行政手段压低医疗服务价格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人们看得起病,可是高昂的药费、化验费、检查费等使得医疗费用反而成为人们越来越重的负担,完全背离了政府的初衷。同时,这种非市场调节的价格体系还扭曲了医院和医生的激励机制,医生的技术和服务廉价化,一方面使得他们不能从高风险高技术含量的劳动中获取合理的价值回报,严重挫伤其工作积极性,大幅降低其工作美誉度和成就感,从而缺乏提升医疗质量改善服务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使得他们有动机利用其在信息上的优势,不适当地增加医疗材料、设备和药品的使用量,来谋取或者说弥补一点那些该得未得的部分收入,这样既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还损害了医生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使医生的声誉大为下降。

1.5“医药回扣”久治不愈

在我国的医疗市场中,医生收受“医药代表”回扣的问题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为患者在若干种疗效相近可相互替代的药品中选择一种或几种是很平常又无所谓的事情,因为治疗过程本身大多是需要用药的。而且医疗花费的多少对医生利益来说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某些地方有些情况下反而有正相关性。对药厂和经销商而言,由于某些药品的垄断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空间,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去游说医生多开自己生产或经销的药品,或者诱导性地进行一些广告宣传。因此医生与医药代表之间极易达成互利的合作关系,其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形式的“药品回扣”。这种合作往往还会促使一部分医生在利益驱动下开出不符合患者需要的或药量过大、档次过高的处方,造成资源浪费,进一步损害患者的利益。

人们往往认为“药品回扣”是药价虚高的原因,其实未必如此。“药品回扣”不过是使垄断利润得以在药厂、经销商、医院和医生之间再分配的一个工具,是药价虚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打击回扣的最大受益者将是药厂或其它流通环节而不是消费者,因为药品价格并不会因为“药品回扣”消失而下降。

2 建议和设想

2.1 尽快建立完善的医生激励机制

在相当程度上,医生的专业水平和工作态度取决于他所面临的激励机制,我们不能总是局限于思想品德、敬业奉献的说教中去要求所有的医生。通过医院运行机制改革,让医生的经济收入、专业评价、社会认同、事业发展、规范惩戒等方面与其医疗质量和服务品质密切地联系起来,让口碑好、水平高、服务优的医生获得高收入、有个好评价、获得大发展,培育良好的引导和激励效应,促使整个医生群体向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改进服务质量方面去努力打拼。

2.1.1 薪酬激励。

在众多的激励因素中,薪酬无疑是最直接和最有用的一种,因为薪酬除了具有经济性特点之外,它还与医生的成就感、社会地位紧密相连。我们在寻求制度扼制医生滥用私人信息的同时,必须大胆肯定医生执业信息的价值,并公开化、透明化地支付符合市场要求的薪酬[2]。医院的薪酬制度应以岗位和绩效为导向,遵循效率优先、按劳按技术要素、按绩效分配的原则,向关键岗位(医生)和优秀人才大幅倾斜,让优劳者有动力,使少得者有压力。具体做法可以从即将实行的绩效工资制度着手,逐渐加大实行绩效工资的比例,制订以患者评价为主、单位评价为辅的绩效考核方法,设立薪酬档次。对那些社会美誉高、患者评价优秀、专业技术过硬的医生,要坚决地制度性地给予高薪,从而树立标干形成激励效应。

2.1.2 医生星级评定公示。

结合我国目前医疗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设想分别从医疗质量、服务质量和合理医药费用三个方面进行绩效考核来给医生评定星级,每个方面均分成三星、四星和五星三个档次,成绩越好星级越高。最优秀的医生具有三个五星级别。星级评定标准首先是来源于患者的评价(占50%分值),其次是医院专业评估小组的评价(占30%分值),最后则是科室领导及相关工作成员评价(占20%分值)。初次评定星级需要医院组成专门的评定小组,负责对全体医生逐一进行初始评价认定并公示,半年后则根据每个患者就诊时的逐一评价记录(电脑设置收费前评价)重新进行评定公示。以后则是一年一评。医生的星级公示大大方便了患者的就诊选择,医院也可据此进行绩效工资分配、年终总结和评先评优。对获得三个五星级别的医生额外实行年度奖励,连续保持者重复给予额外奖励等。

2.1.3 专业成长和发展激励。

制订外出专业学习、专科进修和出国深造的具体规范,制定绩效考核优先兼顾资历的原则。评定星级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专业发展机会,不同星级的医生在外出学习的经济待遇不同,规范充分体现奖优罚劣的原则。让优秀人员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2.1.4 组织、文化和社会激励。

组织氛围和医院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其激励效应具有综合性与持久性,能够很好地提高医生对医院的认同感与忠诚度,增强医院的凝聚力。医院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软环境主要指组织关系、人际氛围、学术意识等方面。硬环境包括医生的工作场所、物质条件、工作必需的物件、设备及其它资源的配置等。医生的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与这二种环境因素有关。要因势利导、积极探索,努力创造和发展一种有利于调动医生积极性的组织氛围和医院文化。对于年度评定达到五星的医生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连续三年以上获得五星的医生更要加大其社会认同感和参与度,积极协助他们进入人大、政协或其他社团组织,发挥他们的榜样作用,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作状态。在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可以让各个阶层的人们感受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心声,以利于社会对医疗界更好更全面的认识。

2.2 规范和惩戒制度(医生退出机制)

规范和惩戒制度是一种负性激励制度,是指对医生进行组织同化和对违反行为规范进行处罚和教育的规定。激励机制中的“推拉”理论指出既要有鼓励性的正面激励作为拉动力,也要有约束性的负面激励作为推动力。合理的运用激励中的“推拉”理论,辩证地处理好正、负激励的关系,可以有效提高医院的医疗管理水平。适当运用负面激励同样能起到激活竞争机制、激发终身学习、规范医疗行为、保障医疗安全的积极正面效应。具体实施方法有:(1)建立医师全员定期考核不合格退出机制,以优化医生队伍,考核内容涉及专业理论、专科技能、沟通能力和人文精神等,建立规范成熟的试题库,一年一考,不合格者有补考机会,二次考核不合格则降级(专业职称)使用,降级后的下一年度考核再度不合格者转变岗位,并进行专项学习,再次补考仍不合格者,经相关专业管理部门核实后吊销执业医生资格。(2)建立医师投诉违规退出制度,净化医生队伍。一般性行风投诉经查实,第一次警告;二次者戒勉谈话,服务星级降一级;三次以上(含三次)者取消服务星级,停医生处方权并进行专项学习一个月,再经重新评估合格后方可上岗。同样的经历循环重复二次者,经相关专业管理部门核实后吊销执业医生资格。(3)医生星级评定中,有一项内容不到三星标准者,作戒勉谈话。有二项内容不到三星标准者,停医生处方权一个月,三项内容均达不到三星标准者,停医生处方权三个月,并进行专项学习,经重新评估合格后方可上岗。连续二次评定三项内容均达不到三星标准者,经相关管理部门核实后吊销执业医生资格。(4)收受“红包”查实第一次,进行戒勉谈话,服务星级降一级;二次(含二次)者取消服务星级,停医生处方权并进行专项学习一个月,再经重新评估合格后方可上岗;查实三次以上(含三次)者,经相关管理部门核实后吊销执业医生资格。(5)收受“药品回扣”查实一次者停医生处方权并进行专项学习三个月,再经重新评估合格后方可上岗;查实二次(含二次)者,一律吊销医生执业资格。

2.3 政府应逐步放开对医疗服务价格控制,让医疗价格更多地符合市场规律

虽然医生承担着“救死扶伤”的崇高职责,应该自律地去履行这个职责,但不可否认的是,医生和医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也会受到市场规律的调节。实施一系列的医生激励机制,需要政府逐步放开对医疗服务价格控制,让医疗价格更多地符合市场规律。这样医疗服务价格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上升,但从全局来看,医生在新的激励和退出机制下能更好地代表患者的利益,能够真正在众多的选择中作出最利于患者的决定,那么医疗器械检查费用会显著回落,药品的定价自然会因为竞争的加剧而显著下降,使得药品的垄断利润消失,进而大大削弱药厂或经销商向医生提供“药品回扣“的动机和能力;另一方面,当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时,声誉将成为一个医生最可宝贵的财产。同时受制于医生退出机制,收受“红包”、“药品回扣”等不良事件一旦暴露,医生将面临失去患者和丧失执业资格的双重风险,因而那些“红包”、“药品回扣”收入(灰色收入)对医生的吸引力也大大降低。最后患者整体的医疗费用非但不会上升,甚至还可能因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大幅改善而明显下降。

2.4 尽快建立推行医师多点执业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对此已有提及,2009年9月16日,卫生部又发布了《关于医生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但还没有更具体的操作方案和时间表。我们认为,多点执业体现对知识的尊重,对医生价值的认同,同时对缓解基层医疗资源不足、提高社会医疗资源效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举既能提高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从而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的不足、缓解“就医难”问题,也能保障医生凭借其知识和劳动,获取更多回报的权利,各级主管部门应该尽早让这项新政落到实处。

2.5 建立完善的医生执业信息系统和就诊预约系统

医院要利用现代信息的多重性和多样性,完整、全面、真实地把医生执业信息(隐私部分除外)向社会发布,确保患者能够有多种渠道获悉医生执业信息,可以十分方便地找到自己想就诊的医生,从而减少由于信息不畅导致的“就医难”(如扎堆排队、扑空等问题),同时也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许多负面问题。目前许多医院推行的“现场预约”、“网上预约挂号”、“电话预约挂号”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是其整体利用度和覆盖面还远远不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各级医疗部门对医生执业信息发布和就诊预约系统的构建也缺乏主动性和紧迫性。所以需要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引导和考核。引入电信、移动或银行信息平台开展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范围的就诊预约将是未来必然的趋势,一旦形成这样的就诊预约机制,将会对患者就诊观念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对缓解“就医难”、改善诊疗质量、提高医疗效率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2.6 鼓励患者和医生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

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患者与医生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此举对改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缓解医患紧张、提升合理医疗、减少资源浪费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医患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避免许多由于“一次合作随机配对”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如信息沟通成本过大、医生的短视医疗作为等。虽然从目前的一次性的就医习惯去改变它还需要一定时间,但是通过我们的引导和努力,人们逐渐会意识到,找一个稳定的家庭医生或者与医生建立良好和长期的合作关系是符合自己利益的。由于这种关系下所耗费的医疗资源较少,患者保持这种关系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支出,所以医生也是这种关系发展的利益获得者,是个双赢的举措。

2.7 建立更为严格的医生准入制度

想要有一支优秀的医生队伍,还需从源头上加以控制和治理,医生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一个优秀的医生,需要具备多种优秀的素质,敬业奉献是为医的首要条件,同时还需要健康的体魄、敏捷的反应、非凡的综合分析和归纳推理能力,既要沉稳持重也要果敢决断,更要有强烈的人文意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总之,面对最珍贵也是最脆弱的生命,我们需要的是最高的成功率和最大的生存空间。所以,作为生命的保护神,医生的准入,需要有革命性的变更。

摘要：从被动委托代理关系、随机配对一次合作关系、医患双方的信息高度不对称、专业服务的价值严重低估,医疗检查费、材料费、药品等价格相对过高、“医药回扣”普遍存在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医疗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通过完善医生激励和退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初步设想。

关键词：医生激励,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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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昝伟峰.基于职业特点和需求的医生激励机制构建[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9,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