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入与退出机制

2024-09-27

准入与退出机制（精选6篇）

准入与退出机制篇1

廉租住房制度是我国解决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的最重要手段, 近年来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 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目前我国廉租房的保障方式以租赁补贴为主, 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 为了做到公正合理, 使有限的廉租住房资源能够合理配置、持续利用, 并确保享受住房的对象是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家庭, 廉租住房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高效的准入退出机制。

一、目前我国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廉租房制度在我国推行的时间还比较短, 很多细节并不完善, 相关的管理经验也比较欠缺, 结果导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廉租房被不具备条件的人享用, 而真正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却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 主要是因为制度的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完善。

规等目标的实现情况, 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是否要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即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

(三) 完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1. 规范投资决策程序。

投资决策过程包括:立项申请、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筹建人员、相关合同与章程的起草、谈判与签约、向有关部门申报等程序。

项目立项前, 必须详细了解被投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 合资、合作伙伴的资信状况;经济效益估算;资金筹措方式与债务偿还能力等;科学评估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

《项目建议书》所附的资料必须尽可能完整充分, 对项目建设的进度、规模、风险、效益的预测和阐述要详尽科学。《可行性研究报告》必须由公司的投资管理、计划、财务、审计、法律等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制定, 要对项目的必要性、风险性、投资估算、资金筹措、市场预测、生产技术条件、预期收益等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对于重大的境外投资项目, 其《可行性研究报告》要委托政府部门、咨询公司及有关专家等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和评估, 并形成的书面论证分析报告, 由参与论证的人员签署意见。公司董事会对投资行为要进行集体决策, 讨论意见、表决意见和决策意见要形成会议记录, 并由参与人本人签名确认。必须进行申报的投资项目, 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申报核准。

2. 落实重大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下、内控制度不健全, 加之政府部门对项目审批上的多头管理、越权审批, 只行使审批

(一) 对低收入家庭的界定缺乏科学性, 准入审核程序流于形式

我国对低收入家庭的认定主要是通过工资收入形式进行, 即家庭人口年工资收入低于当地平均家庭人口年收入水平的70%或80%就为低收入家庭, 但是在当今社会, 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除薪资外, 还有临时性收入、投资收入、获得赠与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国务院对廉租房配置的基本程序的相关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不仅工作量大, 耗费时间长, 取证困难, 而且无法实现动态跟踪, 使得基层准入审核程序往往流于形式, 并对退出机制造成障碍。

(二) 对居民申报不实的惩处力度不够, 不能遏制承租户的骗租行为

与发达国家相比, 当前我国对虚报或瞒报家庭收入、住房情况的家庭和个人的惩罚力度还远远不够, 全国各地对廉租房“骗

权力, 而不承担审批责任, 结果导致很多境外投资项目不经科学论证, 盲目、随意、甚至有些项目只是出于企业负责人的个人利益, 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如此严重的决策失误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能从根本上防止企业负责人“一言堂”的现象;规范投资决策程序就要明确决策责任人, 如果出现重大决策失误, 必须追究相关责任人, 只有这样, 决策者才能谨言慎行、科学决策。

3. 加强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监管。

国有企业监管机构要建立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内部监控系统, 对公司董事会及经理层在投资活动的管理、风险防范、投资制度的制定及执行等情况进行监督, 还要监控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司) 的投资是否在母公司控制范围内正常、有序地进行。

实施对投资行为主要环节的监管, 对投资决策、合同的签订、项目进度、资金筹措、项目的管理情况、收益情况进行监督, 对企业的并购活动, 境外投资活动等进行重点监控。

参考文献:

[1]张先治.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租”行为的惩罚措施主要有“收回廉租房资格”、“罚款”、“一定期限内丧失申请廉租房资格”等。这些规定使得蓄意虚报骗取廉租房保障的人不必担心此种行为会使他们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只要在被发现时放弃既得利益即可, 因此, 很多人就会因骗租所要付出代价低而采取各种手段弄虚作假。

(三) 廉租房退出保障体系不完善, 无法切实解决居民退出廉租房保障后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全国大多数省市都出台相关规定, 要求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标准的家庭腾出房源。但是我国的廉租房供给总体来说是偏少的, 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求, 对于收入水平略高于廉租房标准的家庭, 退出廉租房后没有一定的福利政策保障, 他们依然是买不起房的住房困难户, 结果出现“退房后无房可住”的现象, 为了避免自己出现这种情况, 很多住户在收入水平高于廉租房标准后都逃避退出。

(四) 退出条件的设计界限较为模糊

享受廉租房保障的家庭, 收入一旦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原则上不得续租。但很多省市在具体实施细则中又有规定, 如果确有困难可以续租, 只是租住时间不能太长。这种模糊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退出困难。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的设计 (一) 香港的公屋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

在香港, 公屋申请人必须在香港住满七年并且没有私人住宅, 接受全面经济状况审查, 房委会每年都会检查轮候者的收入和资产, 确保真正有需要的人才可以申请公屋。例如, 在一个三口之家中, 申请者每月最高家庭收入不得超过1.21万港元, 并且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30.5万港元, 总资产不仅包括存款, 还包括股票、债券、固定资产等。申请人还必须提交由雇主开具的《薪金证明书》, 并签署收入证明。

香港房屋条例规定, 申请人在申请公屋时若是蓄意欺瞒, 即为违法, 一经定罪, 可判刑事诉讼条例所规定的第5级罚款及监禁6个月。公屋申请人必须要通过一系列审查和三年以内的轮候期, 才可以拿到钥匙, 并且在公屋居住期满十年后, 租户应该每两年申报家庭收入及资产, 不申报或家庭收入及资产净值超过指定的公屋住户限额的租户须缴纳双倍租金。

(二) 美国公共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

美国的公共住房制度采取的是租金补贴的方式, 租金补贴申请人家庭收入要低于当地所有家庭平均所得的一半。租金补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受补贴者只能将补贴用于被指定的租赁住房;另一类是只要租金与房屋质量符合一定的标准, 受补贴者就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区及承租房屋类型, 租金补贴按照其家庭收入的30%发放, 由地方公共住房机构直接付给屋主, 剩余部分租金则由租户直接付给屋主。租金补贴申请人必须经过公共住房机构的严格审查, 包括家庭收入、家庭资产、有无犯罪记录等。已接受租金补贴的家庭必须遵守一系列规定和要求, 才能继续获得补贴。此外, 美国还采取税收减免和抵押贷款等优惠措施, 鼓励中低收入家庭购房。

三、完善我国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建议

廉租住房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是廉租房制度高效可持续运转的核心, 因此, 要切实解决我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必须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廉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 本文则根据我国目前此机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财产审核复核制度, 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建立廉租住房申请人收入审核机制, 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对申请家庭的收入、人口和住房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对已获得廉租住房租赁资格的家庭坚持每半年或一年对其家庭收入、人口状况等情况进行复核, 在复核中若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二) 明确界定廉租房的保障对象, 健全个人信息信用系统

严格界定廉租房的保障对象, 是廉租房制度的重点和难点, 廉租房是国家对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 具有社会救助的性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廉租房政策明显滞后, 政府应逐渐扩大廉租房政策的覆盖面, 将农民工和城市打工者也包括在内, 做到应保尽保, 促进社会公平。针对居民隐性收入难以统计的问题, 我国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提高个人信用透明度, 注重信息的及时更新, 加强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监督, 以此来规范租赁信用活动。当然, 个人信用制度不仅包括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 还应建立信用等级评定制度, 对蓄意虚报者降低其信用评级, 对诚实申报者提高其信用评级。

(三) 加大对廉租房欺瞒虚报者的惩处力度

加强对廉租住房承租户骗租、转租、欠租等欺瞒行为的处罚, 如对蓄意欺瞒的家庭处以高额的罚款, 甚至使其承担刑事责任, 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在事后处罚的同时实现事前震慑, 以期减少存在侥幸心理的人, 并可以通过报纸、网络等形式进行曝光, 增加虚报者的舆论压力。

(四) 引入市场机制, 实施动态跟踪管理

为了充分利用稀缺的廉租房房源和保障资金, 必须对已获得廉租房保障的家庭实施动态管理, 如利用信息系统管理平台进行定期核查、动态抽检等, 及时掌握廉租房家庭的收入变化情况, 对不再需要保障的家庭要催促其退出廉租房保障系统, 将房源转让给生活较为困难的市民使用。总之, 必须打破廉租房租住的“终身制”现象, 实行动态跟踪管理, 健全廉租住房租赁管理体系, 使真正有困难的家庭居有定所, 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

(五) 制定相关政策, 确保廉租房住户退出后有房可住

很多收入水平略高于廉租房保障标准的家庭在退出保障后往往面临着无房可住, 实际生活水平甚至低于某些享受廉租房保障的家庭, 对于这些低收入家庭, 政府可以从政策、资金上支持其主动退让廉租住房保障, 可通过提供低息购房贷款或减免购房税费等政策, 鼓励其自行购房;也可通过奖励租房补贴, 鼓励其另外租房。

四、小结

总之, 廉租住房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否准确高效, 直接关系到整个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成败, 由于廉租房保障制度在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科学有效的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甚至关系到我国整个住房保障体系的成败。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目前廉租房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并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 保证廉租房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摘要：廉租房制度是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 其科学有效的运作关系到整个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否有效运转, 而廉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是廉租房保障制度的核心机制。文章从当前我国廉租房准入与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入手,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措施, 以保证廉租房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 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廉租房,准入机制,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1]李岚.我国廉租房准入与退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南科技2010, (7) .

准入与退出机制篇2

【陌贝网资讯】记者祝玲

新闻晨报讯昨日，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获悉，上海已完成《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入驻商户管理规范》首个地方标准意见稿，目前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截止日期为5月10日。标准明确提出商户入驻电商平台要有准入和退出机制。

央视调查称，亚马逊(315.91, 4.18, 1.34%)和当当部分化妆品并非来自官方渠道，不过包括雅诗兰黛(69.18, 1.00, 1.47%)、香奈儿、兰蔻等在内的一线化妆品牌客服表示，从未授权当当、亚马逊等电商销售其产品，同时对这些电商销售的所有产品都不予认可。

专家认为，包括京东(滚动资讯)商城、当当网(12.34,-0.26,-2.06%)、亚马逊等在内的电商平台，都采取的是“自营+商户入驻”模式。其最大的弊端是，商品不由平台运营商来配送，也无法进行实物商品的检验来保证其质量。外加很多电子商务平台对入驻商户的审核和监督管理不到位，以至于出现入驻商户无证经营，商品来源渠道不正规、商品缺少质量证明等一些列问题。《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入驻商户管理规范》意见稿则明确，对于平台上销售的产品，要求入驻商户保证商品渠道正常，专卖店应获得品牌授权，并提供商标注册证明，品牌销售授权证明等文件。平台运营企业应要求入驻商户确保在平台上销售的商品质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在商品入驻平台时应查验相关质量证明文件。发现入驻商户销售商品质量证明不符合国家要求质量、证明文件与商品不符、执法部门检验不合格的商品时，平台运营企业要求商家限期整改或下架处理。“此标准对入驻商户的资质、经营、售后，甚至发票都有详细的规定。”上海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建立对电子商务平台入驻商户全行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来保证商品的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

准入与退出机制篇3

一建立高校辅导员队伍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必要性

1. 准入与退出机制是加强和改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

当前, 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辅导员队伍的不稳定性, 一些辅导员工作上心不在焉, 把辅导员岗位当作另谋他就的权宜之计。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辅导员待遇偏低, 工作压力却很大;另一方面则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缺乏准入与退出机制。辅导员岗位是“双肩挑”岗位, 不仅要求辅导员要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更要求辅导员要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能力。在人力资源配置上, 只有把合适的人配置在了合适的岗位, 才能发挥出人才的效用。因此, 人事部门在辅导员选聘上, 要建立适合辅导员岗位要求的准入机制, 优中选优;同时, 还需要建立必要的退出机制, 从而解决辅导员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实践表明, 准入和退出机制是加强和改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保证。

2. 准入与退出机制是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必要前提

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路径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既反映了新形势下大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日益专业化的现实需要, 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长期以来, 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方面, 许多辅导员从内心里并没有将辅导员作为一个终身职业, 辅导员岗位不过是过渡性的, 是进入高校工作的跳板;另一方面, 高校在制度建设上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 使得辅导员上岗容易, 转岗顺畅, 许多辅导员只要工作四五年, 就能转到教师岗或机关职能部门。这必然导致辅导员不安心工作, 更遑论专业化发展了。因此, 如果将辅导员作为一个职业, 希望其走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 那么就必须建立辅导员队伍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这样才能选贤任能、优胜劣汰。

3. 准入与退出机制是辅导员激励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

从管理学角度看, 激励机制设计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核心和基础性工作。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角度看, 准入与退出机制则是辅导员激励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人岗匹配原则, 为了实现人适其岗, 需要对员工和岗位进行分析。将不合适的人配置在辅导员岗位, 不仅不利于其才能的发挥, 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工作的开展。激励机制设计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奖惩原则, 也可称之为正负激励原则。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退出机制类似于负激励。对于不能胜任辅导员岗位要求的, 要给予适当的惩罚, 必要时要予以辞退。从实践上看, 只有建立必要的辅导员准入与退出机制, 激励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准入机制

建立高校辅导员队伍的准入机制, 需要从辅导员的学历和学科背景、生理和心理素质、能力和年龄条件等多方面进行考虑。

1. 学历和学科背景准入

当前, 高校在辅导员招聘中的基本学历要求是研究生 (硕士) 学历, 但对学科背景的要求却是五花八门。一些高校基于辅导员转岗的考虑, 要求辅导员应具有与所在学院相应的学科背景。但这正是辅导员队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职业化、专业化取向, 要求辅导员应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因此, 在辅导员职业准入的设计上, 应更多地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具体而言, 辅导员学历和学科背景准入应强调以下内容: (1) 研究生学历, 博士或211、985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优先准入; (2)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毕业生优先准入; (3) 具有自然科学或理工科背景的毕业生应提高准入门槛并限制比例。

2. 生理和心理素质准入

鉴于辅导员工作的特殊性质以及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的客观现实, 辅导员队伍的准入机制应特别强调辅导员应具有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质。首先, 一名合格的辅导员应热爱生活, 热爱运动, 具有某项运动特长的毕业生可优先准入;其次, 辅导员在入职前应进行必要的体能测试, 参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得分75分以上者才有资格进入后续的选拔流程;第三, 辅导员应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乐于交往, 凡性格内向、不擅交往者不应被选聘为辅导员;第四, 辅导员应具有良好的心境, 能协调和控制情绪, 凡脾气暴躁或抑郁寡欢者不应被选聘为辅导员;第五, 辅导员应具有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凡消极退缩、悲观厌世者不应被选聘为辅导员。第三至第五项内容以及心理素质其他项目的准入标准, 可参照“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中的相关指标进行评定。

3. 能力和年龄准入

辅导员工作既面向学生, 又面向班主任和广大教师;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既要从事教学工作, 又要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以及班主任的业务指导。这些工作交织在一起, 对辅导员的能力和年龄准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第一, 辅导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大学期间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或独自策划、组织过学生活动的毕业生可优先准入;第二, 辅导员应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 这些能力可通过“无领导小组讨论”或“非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进行评定;第三, 辅导员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 此项能力可通过命题作文或公文写作的形式进行评定;第四, 辅导员入职年龄通常以30岁和45岁为界, 对应届毕业生来说应低于30岁, 对校内转岗的教师来说应低于45岁。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的退出机制

建立高校辅导员队伍的退出机制, 需要从辅导员的绩效考评、身心素质和责任意识等三个方面进行考虑。这里的退出机制, 既有淘汰、辞退的含义, 也有升职、转岗的含义。也就是说, 退出机制包含被动退出和主动退出两种类型。

1. 绩效考评导致的退出

辅导员工作绩效考评是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而考评的目的则在于奖优罚懒。绩效考评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评价, 即学生的评价、学院分管领导和班主任的评价以及学工部门的评价。在权重分配上可按4、3、3或4、4、2进行设计。对于考核优秀的辅导员, 既要加大奖励力度, 同时也要优先晋升职务或职级;凡升职转岗的, 即通过公开选拔或组织调动离开辅导员岗位的, 应至少有两次及以上优秀等级的评定, 且连续工作的时间应满四年。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辅导员, 应给予适当的惩戒和辞退预警;对于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或考核结果累计三次不合格的, 应予以辞退, 并且不能转岗到其他部门。

2. 身心素质导致的退出

在实际工作中, 部分辅导员由于生理健康问题, 感觉无法胜任辅导员工作, 可向相关部门提出转岗申请。经体检或评估情况属实的, 可予以转岗。此种情形导致的退出, 辅导员任职年限应满四年, 否则, 应予以辞退。因心理健康问题提出转岗申请的, 需要认真鉴别及诊断。对于高校教师来说, 因心理健康问题导致不能胜任辅导员岗位的, 很有可能也不能胜任其他教师岗或管理岗的工作。因此, 对待此种情形, 一般应予以辞退。

3. 责任意识导致的退出

责任意识包含三重含义: (1) 应为而不为, 即对于分内的工作不作为或消极对待, 如明明知道学生夜不归宿, 却既不找学生谈话, 也不向学院和学生家长反映的; (2) 不应为而为之, 即乱作为, 或超越自身职责权限开展工作; (3) 工作疏忽或失误。上述三种情形导致的意外伤害或群体性事件, 均可看作责任事故。对于在工作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辅导员, 可以直接辞退。

4. 其他问题导致的退出

在实际工作中, 导致辅导员转岗、退出的原因多种多样,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常, 高校辅导员岗位实行聘任制, 一聘四年。在聘期内, 辅导员一般不能提出转岗申请。对于工作满八年的辅导员, 可允许其转岗。另外, 个别辅导员由于能力问题或工作实效问题不被续聘的, 可先行待岗, 或者直接予以辞退。

四辅导员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中的相关问题

1. 准入机制设计要科学、规范、可执行

在辅导员选聘中, 没有标准不行, 标准太高也不行。前者容易导致人情、关系问题的出现, 既令招聘人员左右为难, 也不便于今后的管理;后者则可能导致招聘不到辅导员, 或者辅导员进岗后工作不稳定。设计准入机制时, 不仅要考虑到高校的实际情况, 还要考虑学院的需求;不仅在内容上要科学, 还要在程序上做到规范和可执行。

2. 退出机制设计要以正激励为主

在实践中, 退出机制容易被理解为惩罚。事实上, 经过严格的准入机制选聘的辅导员, 大多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他们更需要正激励。因此, 在设计退出机制时, 要以正激励为主要考量, 同时辅以必要的副激励。辅导员作为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教师, 更需要精神激励和自我激励。高校通过建立奖优罚懒的激励机制, 通过提供广泛的训练计划和畅通的升迁渠道, 必然可以进一步调动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

3. 准入与退出机制设计要包含标准化的量化指标

无论是准入机制还是退出机制, 都需要量化和非量化的评价指标, 但在设计时应以前者为主。换句话说, 设计准入与退出机制, 应尽量减少非量化指标的权重。凡可量化的内容, 都应尽可能地量化。如对于辅导员的绩效考评, 非量化的指标过多, 会造成辅导员更愿意在人际关系上花费时间。量化指标并非简单的数字游戏, 量化指标需要标准化。具体而言, 在设计量化指标时, 一方面可以借用现有的通用指标体系, 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专家评定和小范围试测的方法进行标准化量化。总之, 要尽量减少过于主观的量化指标对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剑斌、余修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174

出租汽车驾驶员准入退出管理制度篇4

为驾驶本公司驾驶员管理，努力提高驾驶员队伍整体素质，凡进入我公司驾驶出租车的驾驶员必须按本制度执行：

一、进入我公司的驾驶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1、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出租汽车行业相关政策法规；履行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执行行业服务规范。

2、服从管理，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3、有本市常住户口或暂住户口。

4、男驾驶员年龄21-55周岁，女驾驶员年龄21-50周岁。

5、持有合格的驾驶证3年以上。

6、有合格的从业资格证、上岗证。

7、持有承包业主同意聘用确认书。

8、近3年内无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证明。

9、持有公安系统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证明文件。

二、具有以下行为的驾驶员予以劝退或清退出公司驾驶员队伍：

1、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出租汽车行业相关政策法规，并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

2、不服从管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情节严重的；

3、在办理上岗过程中弄虚作假骗取上岗的；

4、所持有无效的驾驶证、资格证和上岗证的；

5、聘用业主不同意再继续聘用的；

6、发生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的；

7、在营运中因不规范经营被有关部门查处二次以上或情节恶劣的；

8、因服务质量被投诉达三次或情节恶劣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连续两年因服务质量投诉达两次的；

柳州市国联小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

准入与退出机制篇5

一、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随着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 住房保障制度相比以前又前进了一大步, 但整体上仍比较粗放。一些地方对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 主要是缺乏相应、完备的政策法规、家庭信息采集制度、动态监管及退出机制等。这些突出性问题的存在, 已不适应住房保障工作的新形势, 需进一步研究解决。主要包括:

(一) 审核机制不完善。

一是地方个人信用制度、收入申报制度及住房档案未能普遍建立、应用, 基础信息缺失。在我国的信用体系未建立之前, 在对保障申请人的资格核查中, 特别是对申请人收入和资产的审核手段十分有限, 难以掌握申请人的真实情况, 审核难度较大。在申报的资料中, 虚报零资产或者在保障线以下低收入的现象随处可见, 其当事人职业显示多为私营企业、个体户打短工或吃低保者。由于无法核查其真实家庭资产或者收入, 开具的证明也与申请的保障条件相吻合, 依靠弄虚作假手段取得保障性住房也不是没有可能。二是收入、财产核查的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 核查的信息化程度不高, 资格审查存在漏洞。一般审核程序是, 先由最基层的街道、社区进行初审, 确认是否符合条件上报。然后交由住房保障部门审核, 住房保障部门上门进行调查, 再确定是否有保障资格。由于两个部门之间信息资源没有共享, 收入和财产统计口径难免不一致, 也无法进行联合现场审批, 加上该项工作不是街道、社区的份内工作, 其严格程度可能会打些折扣。这种审核机制上的漏洞,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漏网之鱼”。

(二) 动态监管不到位。

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滞后, 不能及时监测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变化和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 也未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手段。一是公示“写在纸上、贴在墙上”, 公示手段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些地方所谓的“三级两公示”都是静态的, 都是在本辖区张贴公示, 没有在当地媒体、主管部门的网站上公示, 影响力极其有限, 基本上没人去管。二是对承租人监管不到位、对续租没有及时跟上, 导致轮候推进遭遇困难。一些已取得保障住房的家庭,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不再符合保障条件, 但因为缺少动态监管手段, 无法发现其收入的变化, 使其继续享受保障住房, 浪费了国家的公共资源。还有一些人在家庭条件改变时, 已自行购买了商品房, 原先的保障性住房也照住不误。

(三) 对退出保障系统的约定没有“从严”, 不具体或缺乏操作性。

一是正常退出有难度。一些家庭收入或财产发生了变化, 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 由于相应的措施跟不上, 很多人都是选择不退回, “不住白不住”。二是依靠弄虚作假取得保障资格的家庭拒不退房。目前很多地方对退出的规定多是“解除租赁合同, 取消保障性住房资格并责令退回, 按同期市场租金标准追缴占用期间的房屋租金, 且今后五年内不得再申请住房保障。”, 保障部门的“温柔执法”和违法的低成本, 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 大不了房子不要了, 别的处罚谈不上。更为恶劣的是, 即使在被发现住房保障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其退出, 有的当事人仍然可以拒不执行决定, 仍然“我自巍然不动”。由于住房保障部门无相应执法权, 请求相关执法部门出面解决也不是件易事。住房保障的退出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有序退出成了虚设。

(四) 法规、制度不健全。

当前, 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方式、保障标准、保障方式、退出机制等以地方的土政策为主、五花八门, 凡与住房保障有关的东西都往这个框里装。上面政策、规定出台得多, 但到底建立何种模式的住房保障体系, 各地也心中无数, 各敲各的鼓, 实施主要靠地方自发的摸索。由于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缺乏立法保障, 没有硬性规定, 实施起来往往走样、变形。

二、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

出于保障性住房现状的考虑, 未来政府保障房政策的重点应转移到具体管理制度的设计制定上来, 科学、高效管理将是今后住房保障制度的重中之重。

(一) 完善准入机制

1. 进行住房保障的专题理论研究, 动态调整住房保障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原有的保障线已可能偏低, 或者保障产品、思路及机制不对路, 需要重新进行调整。一是扩大保障范围。应按照国家“十二五”住房建设规划和国家住房保障安居工程会议的精神, 并根据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研究, 调整各种住房保障线, “红线”以内享受保障, “红线”以外由市场解决。由“应保尽保”到“能保就保”。二是保障到位。一种模式是“按部就班”。即将廉租房供应对象界定为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公租房界定为中低偏下收入的“夹心层”群体、经济适用房适宜于中低收入家庭, 纳入政策性住房保障范畴, 从而建立起包括多层次、多形式的住房保障体系。另一种模式是考虑将这几种住房保障供应模式“并轨”。整合已有的保障房政策、产品, 根据困难群体收入变化在不同保障产品之间实现对接、流动, 打破现行住房保障体系内部割裂的状态, 实现保障政策、标准和管理的并轨, 建立高度统一、有弹性、可转化的保障房产品体系。具体是通过大量建设公共租赁房、停止单独新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只租不售的思路, 将其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推进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经适房的一体化。

2. 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审核制度, 严把准入审核关。一是创新审核方式。除政策规定的书面审查、入户调查、信息查证、邻里访问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外, 还可以突破这些传统方法多形式进行审核。要在调查申请人资格即调查对象审核细节上下功夫,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书面表格或证明、公示上, 成为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一纸空文。第一步, “查户口”、“作笔录”, 做到环环相扣。每户都要实地核实, 每个申请人都要经过两次问话程序。申请人递交表格后, 由民政局或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一户一户地核实。表格所反映的内容, 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 问话和表格都要由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以示真实。除调查申请人家庭成员外, 还要调查其各种社会关系, 由其承担连带责任, 这样就多了几重保险。在经过第一遍程序结束所有申请人笔录后, 再择时进行片区或小组交叉访谈, 同样作好笔录。如果两次笔录不相符, 则无疑货不对板, 可以以笔录为依据, 当即取消该申请人的资格。问话和笔录结束后, 再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抽样调查, 最大程度减少“漏网之鱼”。在调查范围方面, 还要包括经济收入和住房情况。经济收入不能只看工资, 还要隐性的收入, 要与银行、保险、证券或其它投资机构联手。住房情况要多方查实, 不能仅凭一纸证明。因为取得福利房的途径很多, 住房面积也有出入。如果各种调查暂时都侥幸通过而分得住房, 在发现问题后仍可取消其资格。第二步, 加重处罚, 强调监督作用。参考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 调查人员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都要签字, 哪个片区、哪个小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由当事人负责。从参与人到相关领导, 都是否决目标对象。二是实施审核监督程序。实行市、区、街道三级联动的审核公示程序, 每年向社会公示一次已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名单, 并加大举报力度。对举报属实都进行一定的奖励, 使公示制度成为大众监督工具。相关审批部门审批时要实现联网, 统一资产或收入认定、住房标准等统计口径, 按政策审批, 保持上下、前后审批环节一致。通过层层受理、公示和监督来把关, 提高审核准确度和效率。

(二) 强化动态监管

1. 建立统一、全面真实的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 对保障对象家庭经济状况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一是要建立住房保障对象审查的相关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推动部门信息共享。管理平台功能涵盖保障住房申请、审核、审批、配租直至租后管理详细信息, 包括住户的经济收入、居住现状、人员变化等情况, 统计信息自动汇总、分析等。同时, 与收入审核平台、产权登记系统和备案系统联网, 实现共联共享, 以此核查保障对象的真实情况。二是全面掌握并对外公布住房保障标准、具体政策、需要保障的家庭收入状况及变动情况、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数量和具体情况、审核办法, 及时向社会公开保障性住房房源信息等等。

2. 多方互动, 动态掌握保障对象状况。因为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是动态的, 所以监管也必须是动态的。一是不定期地对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对住房保障对象进行定期复审和不定期抽查, 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种违规使用行为。

3. 实行部门联动, 打破部门协调的“瓶颈”。为解决住房保障实施过程中的重点及难点问题, 破解住房保障部门单打独斗的困境, 有必要将发改、规划、国土、房管、民政、公安、社保、工商、税务、金融、街道 (社区) 等住房保障等相关部门整合成立联席会议, 形成部门联动。联席会议的职能一是制订联席会议的工作制度、议事办法, 确保联动机制的正常运作。二是定期召集会议、协调工作, 就某一项事进行表决。三是对联动的各部门分管的工作进行监督、催办、检查, 最后完成既定的工作。

(三) 完善保障性住房的正常退出机制

1. 制定退出办法, 让已超出保障性住房居住条件的公民有序退出。一是分得廉租房和“夹心层”的家庭在有能力购买或租住经济适用房时, 就应及时腾出现有廉租房、公租房给亟需解决居住的低收入家庭。二是生活条件改善, 不适用保障住房条件的和已购买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保障性住房或那些租住了经适房在有能力进入市场解决居住问题的, 应当无条件退出。三是正在享受保障性住房或领取住房租赁补贴的家庭, 再购买其他住房的, 应当首先办理保障性住房退出手续。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时, 应根据住房保障部门提供的信息比对申请登记人家庭成员是否正在享受保障性住房, 甄别真伪后进行登记。这样循序渐进, 不浪费公共资源, 一步一步来解决, 充分体现住房全社会保障的功能。

2. 保障性住房转移、退出应实行封闭运行制度。保障性住房享受对象的困难是动态变化的, 这就意味着保障性住房的配售、出租、出让、退出等都只能经过当地政府, 不能由居住者自行转移。例如, 建立经济适用房的政府回购机制, 切断经济适用房向商品房转移的通道, 最大限度地确保保障性住房资源配置。如果持有者需要转移也只能以购房价加利息转让给政府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 然后再作为公租房流转使用。这种“封闭运转”, 可有效遏制以前经济适用房监管中出现的利益输送, 防止保障性住房资源流向商品市场, 使保障性住房这种社会公共资源持续发挥其公共保障效能。

(四)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新加坡早在1964年就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的国家计划, 公布并实施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 确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行使政府组屋建设、分配和管理的职能。同时颁布了《建屋居住法》、《特别物产法》等相关条例。为缓解住房难, 日本政府于1951年6月起颁布实施《公营住宅法》。据悉, 日本公租房由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 并在随后迅速发展。当前中国住房保障领域面临三大缺失:立法、资金和建设主体。其中立法是关键环节, 是建立并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机制的基础。尽管我国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各类管理条例, 但因为缺少一部权威、统一的住房保障法律。各地在住房保障管理中无“规矩”可执行, 没有严肃性和威慑效力。为加快立法进程, 使各地住房保障管理有章可循。因此, 尽快出台一个全国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变得迫在眉睫。通过法律形式将基本住房保障体系明确固定下来, 用一部具有更高效力层级的法律文件来规范住房保障实施的机制、措施及相关制度, 增强对住房保障工作的指引、推动, 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住房保障安居工程顺利推进。住房保障有了大法, 各地针对实际情况出台实施细则就“师出有名”, 管理起来也会名正言顺。具体要学习借鉴深圳、厦门的经验做法, 针对法规缺失, 结合当地实际, 出台保障性住房条例和实施细则, 使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管得顺畅。为了更好地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工作, 有必要先期在省、市、自治区层面上出台一个统一的保障性住房体系条例, 使各市、县不再“摸着石头过河”。

(五) 加大处罚力度

1. 增加弄虚作假者的违法成本。住房保障实施较好的地方如新加坡和香港, 均有严格的处罚体制。在香港申请公屋如果弄虚作假, 很可能被刑事起诉, 如果住户虚报数据, 房屋委员会可以终止其租约, 并根据香港法律规定予以检控。申请公屋如果弄虚作假很可能被刑事起诉, 任何人故意向房委会虚报资料, 一经定罪可判罚2万元及监禁6个月。新加坡为防止政府部门的腐败, 建立了完备的法律、法规, 在刑法典中辟有专章规定“公务人员或与公务人员有关的犯罪”。所以, 一是要在有关处罚的规定上有必要突出“从严处理”, 不搞照顾“一刀切”。若不如实申报家庭住房、虚报收入和财产等情况, 骗租保障性住房的, 除由产权单位解除租赁合同, 承租家庭应当退出住房并按房屋产权单位规定的标准补交租金外, 还要将骗租行为记入信用档案, 并在当地媒体上公示, 建议作为刑事犯罪定案。二是对相关部门责任人的处罚。为了防止政府部门的承诺或目标落空, 应明确有关部门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的法律责任, 对于帮助当事人造假的不仅要限期予以纠正, 而且对于主要责任人应给予行政处分直至撤职。

2. 赋予一定的执法权。这方面难题的解决, 可借鉴香港的成功做法。在香港,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公屋滥用方面的调查及执法工作, 房屋署还专门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所以, 为随时处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 鉴于住房保障部门无相应执法权, 可吸收司法行政部门实施住房保障联动机制, 对一些弄虚作假者、不缴交租金、调高租金或不符合保障条件要退出者等行为争取依靠自身力量解决。

(六) 解决保障性住房后续管理问题

保障性住房由集中建设变为配套建设后, 构成多元化产权格局, 各个收入群体“混居”一起, 其管理也成了新的课题。同时, 这些住户因为经济收入相对较低, 自觉低人一等, 因而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如何人性化、精细化管理小区, 为业主提供满意的物业管理和租赁管理服务, 让社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民生第一线。广州市借鉴香港经验, 推出了《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 还创造性地建立了奖励机制, 探索创建文明、卫生、安全、和谐的保障性住房居住环境。为此, 一是在集中兴建的保障住房小区内, 物业服务要按照商品小区的标准要进行招投标, 而不应该是发展商或者管理部门指定的物业公司。在条件成熟时,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成立业主委员会, 保障广大住户的合法权益。二是提供和商品房小区同等的服务。在配建小区内, 考虑到保障住户的实际生活水平, 在提供物业服务的同时, 收费标准应该略低于当地标准。三是提供优质的综合服务。除物业服务外, 租赁管理服务也是这些小区的一个重要内容, 很多事都要依靠管理部门去完成。具体来说, 一要公布管理部门的职责、管理制度及住户的权利、义务, 双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清清楚楚。二要公布收费项目、标准, 使住户明明白白消费, 住得安心、放心。三要提供人性化的社区服务, 方便住户生活、出行和其它需要。

准入与退出机制篇6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已逾30年, 其中住房保障制度也已经历10余年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同时也使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原有的住房保障制度出现了诸多问题, 特别是保障人群覆盖的不够全面合理, 使得部分群体成为了“夹心层”, 他们买不起商品房, 但也不符合现有住房保障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 的条件, 为解决此问题, 国家推出了一种新的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赁房 (以下简称“公租房”) 。

1.1 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 城镇住房实行“统一管理, 统一分配, 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这种制度模式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 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然而长期实行这种福利性质的住房分配方式, 不仅加重了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负担, 同时也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因此淘汰成为必然。1980年, 邓小平关于住房问题发表讲话, 为中国住房政策改革拉开了帷幕。此后, 房改大致经历了试点售房、提租补贴和以售带租等改革阶段, 以及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阶段。

1998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正式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年, 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 提出了“最低收人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人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的住房供应政策目标。

1.2 公租房的产生

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发展至今, 已经建立起以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和廉租房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 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 对于支持城镇中低收入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 随着实践的推行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行的保障体系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比较突出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包括: (1) 大部分保障性住房更多的强调居民的住房所有权, 而对基本的居住权却没有足够重视, 同时由于准入和监督机制等原因, 使得部分经济适用房成为了高收入者的投资品, 侵占了低收入者的合法权益; (2) 保障性住房几乎都以低收入作为申请住房的必须条件, 这对于经济条件中等偏低, 却又无力购买或租赁商品房的群体便有失公允; (3) 现行保障体系覆盖人群只包括了拥有当地户籍的人群, 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流动性人口涌入城市, 他们无法购买商品房, 却又因收入、户籍等原因达不到申请现有保障性住房的标准。因此, 解决好流动性人口以及城市居民中不符合现有保障准入条件者的住房保障问题已成为政府不容回避的问题。

对于这些急需纳入住房保障的人群, 我们将他们统称为“夹心层”, 他们可能是刚踏入社会的大中专毕业生, 可能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 也可能是当地的中低收入居民。他们至少具有一项以下特点: (1) 非户籍人员或家庭; (2) 收入水平高于廉租房标准; (3) 达到购买经适房条件但是短时间无力支付。鉴于以上特点, 2010年6月, 中央七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 指出“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是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培育住房租赁市场, 满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的重要举措, 是引导城镇居民合理住房消费, 调整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的必然要求”。自此, 公共租赁房建设在我国正式启动。

2 公租房准入标准、退出机制现状

公共租赁住房是指投资者 (政府、企业或社会非盈利机构等) 持有房源, 以低于市场租金的方式租给特定人群的一种保障性住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将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逐步使其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

2.1 公租房发展现状

早在2009年,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就提出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 以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问题,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保障房范畴中, 也明确指出:在“十二五”期间全国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 到“十二五”末, 全国城镇保障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8%提高到20%以上。其中, 2011年要开工建设1000万套 (含220万套公租房) 。

全国各地针对“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分别制定出自己的住房保障计划:“十二五”期间, 北京市计划新建、收购各类保障房100万套, 公租房将在公开配租配售保障房中占到六成以上, 截至2011年10月, 北京已累计落实公租房项目98个、10.3万套;江苏省计划保障性住房建设总量139万套, 其中2011年建设任务为45万套;广州的保障性住房60%将是公租房;西安宣布未来3年建设373万平方米公租房;重庆将原计划在2020年前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的目标提前至2012年完成, 而截至目前, 已开工建设2871万平方米, 30万群众已完成配租。

2.2 主要城市公租房准入标准、退出机制现状

公租房建设至今, 全国各省市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准入标准、退出机制均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多次修订, 以期覆盖更多目标人群。

2.2.1 准入标准

公租房的准入标准无疑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首要议题, 同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因为它将直接决定公租房惠及人群。本文将其要点归纳如下:

(1) 户籍。

公租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住房保障政策惠及更多的群体, 特别是“夹心层”, 而他们由于工作性质的限制, 通常都不具有当地户籍, 或者暂时还未取得当地户籍, 所以是否有户籍的限制, 对他们能否申请到公租房至关重要。目前, 我国公租房准入标准对于户籍的要求可分为三种情况:

(1) 需持有当地户籍。

作为拥有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广州, 目前仍然只有具有广州市区城镇户口人员或家庭才能申请公租房, 但是据广州市住房保障办消息, 广州拟降低公租房准入门槛, 只要符合收入、资产、住房等准入条件, 外来人员交足一年社保或可申请广州公租房。

(2) 符合一定条件, 可不用持有当地户籍。

拥有严格户籍制度的北京、上海, 在公租房申请户籍政策上均作出了放宽:《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管理办法》对于无北京城镇户口人员规定:“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家庭收入符合上款规定标准, 能够提供同期暂住证明、缴纳住房公积金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 本人及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的人员”;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印发《市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申请审核实施办法 (试行) 》, 其中对不具有常住户口者的规定为:“持有《上海市居住证》达到二年以上 (之前持有《上海市临时居住证》年限可合并计算) 且在沪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一年以上”。

(3) 无户籍限制。

公租房建设规模、配租率均居全国榜首的重庆市, 对于申请人员的户籍未做任何限制, 就目前来看, 这样的政策是符合公租房兴建初衷的。

(2) 收入。

公租房主要目标人群为城市中的“夹心层”, 其组成和收入水平不是单一的, 杭州便将申请人划分为三类, 包括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创业人员, 并分别设置收入标准。因此, “夹心层”的收入标准不能“一刀切”, 这对公租房准入标准的科学合理性提出了挑战, 本文暂将我国公租房准入标准对申请人收入要求归纳为以下两种情况:

(1) 按一定方式划分申请人类别并分设收入标准。

一是上文提到的杭州将申请人划分为三类;二是根据家庭人口分设收入标准, 如:据《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及配租管理办法》中规定, 申请人无论是否拥有城镇户籍均需符合:3口及以下家庭年收入10万元 (含) 以下、4口及以上家庭年收入13万元 (含) 以下, 对于非户籍人员, 可由各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广州、武汉、重庆等地均根据家庭人口分设收入限制。

(2) 无收入限制。

为覆盖更多人群, 上海市未对申请人的收入水平作限制。

然而由于无收入上的限制, 覆盖更多人群的同时, 一部分人群的申请资格有可能被不合理侵占, 所以这种方式的科学性有待实践的认证。

(3) 现有居住条件。

公租房建立的初衷是为保障人们能够“住有所居”, 因此公租房的申请人的现有居住条件通常是比较艰苦或者超负荷的, 所以笔者认为“现有居住条件”是申请人最基本的条件, 而在此提出来是考虑到公租房面向的是城市中的“夹心层”这样一个特殊群里, 所以区别于已有保障性住房制定合理准入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 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对于现有居住的限制条件均是无自有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小于一定标准, 但是也有部分城市如杭州对于申请人设置了“在市区无房”的硬性条件。

(4) 其他标准。

(1) 其他保障性住房轮候家庭或符合其申请条件的申请人。

此类申请人如若申请公租房, 在部分城市享有相应的优先政策, 例如北京对于“连续三年通过摇号均未能入选的经济适用住房轮候家庭, 或参加多次摇号均未能摇中且轮候三年以上的限价商品住房轮候家庭”, 可安排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解决住房过渡需求;重庆规定符合廉租房申请标准的家庭申请公租房, 在轮候配租时享有优先权。

(2) 劳务和社保缴纳状态。

多数城市对申请人, 特别是非户籍人士的劳务和社保缴纳状态有相应要求, 例如北京要求“外省市来京连续稳定工作一定年限……缴纳住房公积金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上海要求申请人“在沪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一年以上……与本市单位签订一年以上 (含一年) 劳动合同”;重庆的规定相对灵活一些, 除去在主城区退休人员等“在主城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且在主城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也可申请。

2.2.2 退出机制

(1) 租赁合约期限。

根据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3至5年”。各地以此为据, 分别设定了符合当地情况的合约期限, 其中最高年限为上海设置的6年, 最低年限为重庆设置的1年。

(2) 退出管理。

(1) 合约期满承租人应退出公租房;可提前申请续约; (2) 合约期限内, 出现违规行为 (如转租、虚报等) , 经查证解除租赁合同, 并处以相应惩罚; (3) 承租人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 应在规定期限内退出公共租赁住房。

(3) 出售机制。

目前, 我国大多数城市公租房“只租不售”, 只有重庆市规定:承租人在租赁5年期满后, 可选择申请购买居住的公共租赁住房, 购买的公共租赁住房可以继承、抵押, 不得进行出租、转让、赠予等市场交易。

2.2.3 审核与监管

无论是在资格审核还是租后监督管理的工作中,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都应主动肩负起责任, 同时接受社会监督, 及时受理监督举报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

目前, 我国大部分城市资格公租房审核配租程序为:受理———初审———复审———公示———轮候———配租———签订合同, 前三个阶段主要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核、把关, 而在公示、轮候以及配租阶段, 更多的是接受媒体、公证机构、人们群众等社会力量的监督。

对于租后以及退出监管工作, 各地出台的政策以“动态监管”为主, 例如北京规定“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每年定期复核承租家庭住房变动情况, 通过房屋交易权属系统查询承租家庭成员的住房状况, 根据复核结果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资格等进行动态调整, 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3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