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决策模型

2024-09-28

退出决策模型(精选4篇)

退出决策模型 篇1

1 引言

风险投资的退出是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也是风险投资理论的关注重点。目前国内外对退出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退出方式, 一是退出时机。关于退出方式的研究, 国内外经验已经表明, 首次公开招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简称IPO) 被公认为是所有退出方式中最有效的一种。因为它不但能使风险企业的业绩在金融市场上得到承认, 并在证券市场上获得融资, 为企业保持其独立性创造条件, 而且还能使风险投资家得到最高的投资回报, 为其赢得较好声誉[1,2]。而关于风险资本退出, 尤其是在IPO市场上的退出时机选择问题却始终颇有争议, 因它不仅影响到退出可行性和资产收益水平, 而且还影响到风险投资退出后受资企业发展。所以, 风险投资IPO退出时机的抉择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风险投资IPO退出时机进行了探讨。Barry (1990) 认为, 风险投资家一般是不会在IPO市场上及时出售其全部股权的, 主要是由于风险企业在上市后, 其价值仍有很大增长空间[3];Gompers (1996) 指出, 风险资本最优退出时机是IPO时间[4]; Lin和Smith (1998) 发现, 声誉是影响风险投资家选择IPO时机以及销售决策的重要因素[5]; Cumming等 (2003) 得出, 风险资本应当在给受资企业带来的边际价值等于边际成本时退出[6]。Sea Jin Chang (2004) 则发现了影响风险企业IPO退出时机的三个要素:风险投资家的声誉、公司筹集到的资金和联盟网络[7]; Giot等 (2007) 利用竞争风险模型对风险投资退出时机进行了分析, 并用数据进行了验证[8]。谈毅等 (2002) 认为, 风险资本的退出时机在很大程度上与风险企业股权价值增值水平相关[9]; 李姚矿和俞雪松 (2004) 对风险投资支持的IPO进行了评述[10]; 张新立和杨德礼 (2005) 利用博弈论理论, 得出通过建立声誉机制可解决不同类型风险企业的IPO退出时机问题[11]。

然而, 一个游离于上述文献之外的问题是, 由于风险投资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长期投资, 具有投资的不可逆性和信息不对称性, 由此决定了风险资本的IPO退出时机是一种充满柔性的决策活动。在实践中, 必须依据投资后的风险企业成长状况适时确定, 是一种动态选择, 必须遵循全过程规划和动态选择性原则, 而实物期权法则利用随机过程描述了风险企业利润流的变化过程, 它既包含了风险企业利润的不确定性, 又包含了推迟风险企业实施的可能性, 恰当地反映出了在不确定性环境下风险投资家所拥有的管理策略柔性, 为退出时机决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评估方法, 对此很少有人进行过探讨。此外, 尽管有部分学者利用实物期权对风险资本的退出方式进行了研究[12,13], 但他们都以风险企业利润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为假设条件。而风险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 在风险企业的成长期和发展期, 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非常大。而在风险资本退出时, 风险企业已进入成熟期, 发展相对比较成熟, 有稳定和可预见的利润流, 在短期内, 变现前后的利润流变动差额相对较小, 从而将利润流假设服从算术布朗运动更为合理些[14]。这一假设也为最优策略求解, 尤其是给出解析解, 带来更大便利, 这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 本文运用实物期权方法, 在假定风险企业的利润流服从算术布朗运动情况下, 建立风险资本IPO最优退出时机选择理论模型, 以期为风险投资寻求最优的IPO退出决策提供方法和参考依据。

2 基于实物期权的风险资本IPO退出时机模型

2.1 模型基本假设

假设风险中性的风险投资家 (VC) 和风险企业家 (EN) 共同投资开发一个项目, 项目所需资金为I, 完全由VC提供, 而EN只提供技术。VC的投资收益以其占有企业的股权作为投资回报, 且VC占有的股权能使其有足够的能力决定企业的退出方式和退出时机。VC占有企业的股权比例为α=QQE, 其中Q表示VC占有股份数量, QE表示最初企业股份总数量。假定VC偏好IPO退出方式, 且该企业已经达到上市要求, 即随时可以上市发行股票。

虽然风险资本多数投资于高风险科技项目中, 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比较大, 但在IPO前后, 风险企业发展已经比较成熟, 在短期内, 变现前后的利润流πt变动差额相对较小, 从而可以将利润流服从的几何布朗运动近似为服从算术布朗运动, 于是有

dπt=μdt+σdz (1)

式中, μ为漂移参数, 反映项目的价值增长; σ为利润流的标准差, 反映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 dt为时间增量; dz为标准维纳过程增量, 即dz=tdt, 其中, ∂tN (0, 1) , E (z) =0。

假设初始利润为π0, 易得

E (πt|π0) =π0+μt (2)

假设Vt表示风险企业的最终价值, 等于各阶段利润流的贴现值之和, 根据利润流可得

Vt=πtρ+μρ2 (3)

其中, ρ是贴现率, 等于风险投资家投资相同风险的另一企业获得的收益。

2.2 IPO退出时机的一般模型

风险投资家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最大化其投资收益, 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则风险投资家具有完全议价的能力。为了简化分析, 假设风险资本的退出面临着二元选择:用S1表示VC在t=1期“退出”即IPO时期卖出企业的股权的策略;用S2表示VC在t=2期“继续维持”即IPO后维持某一段时期 (我们称其为续发行时期) 卖出企业股权的策略。风险投资家退出时机的决策依据是比较立即退出获取的收益和继续维持风险企业的发展收益的大小。

当在t=1时期立即退出时, 投资企业终止, 设其价值损益函数为G (πt) , 由退出时的收益和退出费用确定。

当在t=2时期考虑继续维持企业, 企业价值为维持到无穷阶段的利润流的贴现值, 用F (πt) 表示在t=2时期继续维持项目, 风险投资家获取回报的价值函数。其后期的利润流为随机变量, 期望值为E[F (πt+1) |πt], 为一连续函数形式的价值函数, 贴现到t=2的贴现因子为 (1+ρ) -1. 于是, 在t=2时期选择继续维持这一连续过程, 以获取最优退出时机的价值函数为

F* (πt) =11+ρE[F (πt+1) |πt]

风险投资家在二元选择过程中, 通过比较这二元选择的价值函数的大小来做出退出决策。结合两种价值函数, 得出风险投资IPO最优退出时机决策是解下列贝尔曼方程:

F (πt) =max{G (πt) 11+ρE[F (πt+1) |πt]} (4)

式中, F (πt) 为持有的退出时机选择权在时刻t的价值, G (πt) t=111+ρE[F (πt+1) |πt]为t=2时的价值。

依据纳什·迪克西特等的分析结果[15], 该贝尔曼方程存在一个阀值π*, 当πt≥π*时, 选择策略S1是最优的, 当πt≤π*时, 选择策略S2是最优的。也就是说, 在π*的左端“继续维持”是最优的, 在π*的右端“退出”是最优的。πt=π*就是该贝尔曼方程需要依据动态规划思路的解析解。

3 不同退出时机条件下的风险企业价值

3.1 企业上市选择“立即退出”时的股票市场价值

由于风险投资家对企业股权的出售都有一个锁定期, 所以在IPO期, 他不可能全部出售其股权。为方便分析, 下面考虑VC可分两步出售其股权比例α. 在IPO期, 以开盘价P出售股份比例为γ1 (一般情况下, VC出售其股权的20%) 。锁定期 (国际上通常为6个月) 后, 再以市场价出售其余股权比例γ2.

在IPO期, 以开盘价P出售γ1比例的股票能使风险投资家的收益增加为

γ1Ρ=γ1 (Vτ-U) =γ1 (πτρ+μρ2-U) (5)

其中, τ表示IPO的日期, U是企业上市首日的收盘价和开盘价之差。

锁定期满后, VC出售γ2股份得到的期望收益是

E[γ2 (Vτ+Τ-D) |πτ]=E[γ2 (πτ+Τρ+μρ2-D) |πτ]=γ2 (πτ+μΤρ+μρ2-D) (6)

其中, D表示股票交易成本, T表示锁定期。

于是, 在t=1“退出”时, VC获得的投资收益为

G (πτ) =γ1 (πτρ+μρ2-U) +e-ρΤγ2 (πτ+μΤρ+μρ2-D) (7)

3.2 企业上市选择“继续维持”时的股票市场价值

由于VC的股权继续维持的价值函数为连续函数, 不妨设每个阶段的时间长度为Δt, 则VC继续维持股权的股票市场价值为

F (πt) =11+ρdtE[F (πt+1) |πt] (8)

式 (8) 也可变为

ρF (πt) =1dtE[F (πt) |πt] (9)

其中ρF (πt) 表示VC在单位时间内的收益, 1dtE[F (πt) |πt]表示VC的期望收益。

4 IPO退出时机一般模型的最优解和参数灵敏度分析

风险资本无论选择何时退出, 都应满足最优停止问题的贝尔曼方程

F (πt) =max{G (πt) ;11+ρE[F (πt+1) |πt]}

在连续区间里, 贝尔曼方程可化简为

F (πt) (1+ρdt) =E[F (πt+1) |πt]

运用Ito引理, 根据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可得实物期权价值的二阶微分方程, 即

12σ2F (πt) +μF (πt) -ρF (πt) =0 (10)

由于二阶齐次线性微分方程式对因变量F及其导数是线性的, 其一般解可看作是任意两个独立解的线性组合。令F (π) =Aeβπ是微分方程的一个解, 求出其一阶和二阶导数, 并代入上式, 可得

Aeβπ (12σ2β2+μβ-ρ) =0 (11)

解得

β1=-μ+μ2+2σ2ρσ2>0β2=-μ-μ2+2σ2ρσ2<0 (12)

因此, 微分方程 (10) 的一般解为

F (π) =A1eβ1π+A2eβ2πA1A2 (13)

因为limπ-F (π) =0, 所以A2=0。否则, limπ-F (π) =+, 显然不成立。

于是微分方程 (10) 的一般解可表示为

F (π) =Aeβ1π (14)

由贝尔曼方程的解的特征知道, 式 (4) 的解析解πt=π*还应满足下列两个边界条件:

G (π*) =F (π*) (15) G (π*) =F (π*) (16)

式 (15) 和式 (16) 分别给出了价值匹配 (value matching) 和平滑粘贴 (smooth pasting) 条件。

上述两个边界条件可组成下列方程组

{Aeβπ*=γ1 (π*ρ+μρ2-U) +e-ρΤγ2 (π*+μΤρ+μρ2-D) Aβeβπ*=γ1ρ+e-ρΤγ2ρ (17)

解得

π*=1β-ργ1 (μρ2-U) +γ2e-ρΤ (μΤρ+μρ2-D) γ1+γ2e-ρΤA=1βeβπ* (γ1ρ+γ2e-ρΤρ) (18)

π*为风险投资退出二元选择的阀值。VC选择何时退出, 取决于在阶段t的利润流。当π (t) <π*时, VC则需“继续维持”一段时间τ再退出, 其中τ为期望的退出时机。当π (t) ≥π*时, VC选择立即退出。

π*的表达式可看出, 影响风险资本退出时机阀值的主要因素有利润未来的不确定性σ、风险调整贴现率ρ、企业的价值增长μ、股票交易成本D、开盘出售的股份比例γ1、锁定期后的股权比例γ2等。通过对π*的各参数求偏导, 可得出如厦结论:

π*σ>0, 表明利润流的不确定性越大, 风险资本获得高利润的空间就大, 相应的阀值函数就越高, 风险资本继续维持的可能性页就越易实现, 这点与期权理论是相符的。

π*ρ>0, 表明贴现率越高, 未来利润流的价值就越大。

π*μ>0π*D>0, 表明企业价值增长越缓慢, IPO时的风险资本收益就越低, 这就自然导致风险资本继续维持到利润流增长较高时再退出。同理, 当股票交易成本越大时, 在锁定期后风险资本的净利润值就越小, 这就迫使风险资本不得不继续维持其股权, 以最大化其IPO退出的收益。

π*γ1>0π*γ2<0, 说明利润流的阀值越小, VC在IPO时卖出其股权的比例就越少, 继续维持企业股权所占比例就越大, 目的是为了未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5 风险企业的IPO最优退出时机

由于利润流是一个随机变量, 因此很难确定风险投资的最优退出时机。不妨假设随机利润流取到阀值b时对应的是最优退出时机, 于是有

T*b=inf{t≥0, π (t) ≥b}

由式 (18) 可知, 当b=π*时, VC是全部出售其股权的最优时机。因为随机利润流服从算术布朗运动, 且π*>π0, 所以最优退出时机τ可表示为

E[τ (π=π*) ]={π*-π0μ, μ>0, μ0 (19)

式 (19) 意味着: ①当利润流的增长率μ<0时, VC不论何时通过IPO退出都不是最优的; ②当μ>0时, VC通过IPO的最优退出时机为τ (π=π*) , 此时风险企业的利润流为π*; ③易知, 退出时机τ关于π*是单调递增的, 也就是说, π*越大, 退出时机等待的时间就越长。

6 结语

本文主要对风险投资IPO的最优退出时机进行了研究。通过假定风险企业的利润流服从算术布朗运动情况下, 借用实物期权和最优停时原理, 建立了风险投资IPO退出时机选择的一般理论模型, 求出了风险投资立即退出和继续维持时的价值, 推导出了最优停时的阀值, 得出:如果风险企业的利润流大于阀值, 风险投资家会选择立即退出, 选择立即退出将随着阀值的增大而减少, 而阀值决定着风险投资的退出时机, 退出时机又受到利润未来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为我国风险资本在IPO情况下的退出时机选择问题在理论上提供一个有益的探索。但在实践中, 由于在退出时机决策方面风险投资家拥有主要控制权, 风险企业也有一定控制权, 退出时机决策是由风险投资双方相机控制的, 文中未曾考虑。由双方相机控制的风险投资IPO退出时机决策问题研究现实性更强些,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税务筹划决策中公式模型研究 篇2

税务筹划决策需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需要有公式模型可以套用。本文通过提供税务筹划决策中常用的公式模型,来指导企业的税务筹划工作。

(一)税负最小化目标下税务筹划决策公式模型具体如下:

(1)短期决策模型。

税负总额=本期增值税额+本期消费税额+本期营业税额+本期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额+本期除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额+本期企业所得税额(其中本期一般指的是1年)

(2)长期决策模型。

T=Tt×(P/S,i,t)

式中:T——各年度税负总额的现值之和;Tt——第t年的税负总额;;(P/S,i,t)——第t年的复利现值系数;i——折现率;n——比较期限(年)。

本公式模型涉及到的方法叫税负最小化法。这种方法的运用思路是:通过比较各种税务筹划方案下的税负大小,最终选择税负最小的方案。这种方法有时往往只考虑一种税或几种税,但同时考虑企业所有税比只考虑一种税或几种税,相对而言更科学。

(二)税后利润(净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税务筹划决策公式模型具体如下:

(1)短期决策模型。净利润=本期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总额-本期增值税不含税购进金额总额-本期消费税额+本期营业税营业额总额-本期营业税购进金额总额-本期营业税额-本期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额-本期除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额-本期其他支出额-本期企业所得税额(其中本期一般指的是1年)。

(2)长期决策模型。NP=NPt×(P/S,i,t)。式中:NP——各年度净利润的现值之和;NPt——第t年的净利润;(P/S,i,t)——第t年的复利现值系数;i——折现率;n——比较期限(年)。

本公式模型涉及到的方法叫净利润法,又叫净利润最大化法。这种方法的运用思路是:通过比较各种税务筹划方案下的净利润大小,最终选择净利润最大的方案。这种模型适合采取以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由于税负最小的情况未必使得税后利润最大,因此净利润法相对于税负最小化法更为科学。

(三)现金净流量最大化目标下税务筹划决策公式模型具体如下:

(1)短期决策模型。现金净流量=本期含增值税现销销售额总额+本期收回以前期间含增值税赊销销售额总额-本期含增值税现购金额总额-本期支付以前期间含增值税赊购金额总额-本期增值税额-本期消费税额+本期营业税现销营业额总额+本期收回以前期间营业税赊销营业额总额-本期营业税现购金额总额-本期支付以前期间营业税赊购金额总额-本期营业税额-本期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额-本期除企业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额-本期其他支出额-本期企业所得税额(其中本期一般指的是1年)。

(2)长期决策模型。NCF=NCFt×(P/S,i,t)。式中:NCF——各年度现金净流量的现值之和;NCFt——第t年的现金净流量;(P/S,i,t)——第t年的复利现值系数;i——折现率;n——比较期限(年)。

本公式模型涉及到的方法叫现金净流量法,又叫现金净流量最大化法。这种方法的运用思路是:通过比较各种税务筹划方案下的现金净流量大小,最终选择现金净流量最大的方案。这种模型适合采取以现金净流量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由于税后利润最大的情况未必使得现金净流量最大,而获取正的现金净流量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现金净流量法相对于净利润法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科学。

二、税务筹划决策公式模型具体运用

案例分析:甲商贸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位于市区,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2009年12月,有以下几种进货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从一般纳税人甲公司购买,每吨含税价格为12000元,甲公司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二是从小规模纳税人乙公司购买,且可取得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征收率为3%的专用发票,每吨含税价格为11000元;三是从小规模纳税人丙公司购买,只能取得普通发票,每吨含税价格为10000元。振兴公司用销售其所购货物每吨含税销售额为20000元,其他相关成本费用为2000元,城建税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3%。假设本案例都为现销、现购(非赊销、赊购)。请对其进行税务筹划。

(一)采用税负最小化目标下的税负最小化法假设只考虑流转税和相应的城建税及附加。

方案一: 从一般纳税人甲公司购买。应纳增值税=20000÷(1+

17%)×17%-12000÷(1+17%)×17%=1162.39(元)。

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1162.39×(7%+3%)=116.24(元)。

应纳税合计=1162.39+116.24=1278.63(元)

方案二:从小规模纳税人乙公司购买。应纳增值税=20000÷(1+17%)×17%-11000÷(1+3%)×3%=2585.59(元)。

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2585.59×(7%+3%)=258.56(元)

应纳税合计=2585.59+258.56=2844.15(元)

方案三:从小规模纳税人丙公司购买。

应纳增值税=20000÷(1+17%)×17%=2905.98(元)

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2905.98×(7%+3%)=290.60(元)

应纳税合计=2905.98+290.60=3196.58(元)

可见,若采用税负最小化法,方案一税负最小,因此方案一为最优方案,其次是方案二、最后是方案三。

(二)采用税后利润(净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净利润法

方案一:从一般纳税人甲公司购买。

净利润={20000÷(1+17%)-12000÷(1+17%)-2000- [20000

÷(1+17%)×17%-12000÷(1+17%)×17%]×(7%+3%)}×(1-25%)=3541.03(元)

方案二:从小规模纳税人乙公司购买。

净利润={20000÷(1+17%)-11000÷(1+3%)-2000-[20000÷(1+17%)×17%-11000÷(1+3%)×3%]×(7%+3%)}×(1-25%)=3116.88(元)

方案三:从小规模纳税人丙公司购买。

净利润=[20000÷(1+17%)-10000-2000-20000÷(1+17%)×17%×(7%+3%)]×(1-25%)=3602.56(元)

可见,若采用净利润法,方案三净利润最大,因此方案三为最优方案,其次是方案一、最后是方案二。

(三)采用现金净流量最大化目标下现金净流量法

方案一:从一般纳税人甲公司购买。

现金净流量=20000-12000-2000-[20000÷(1+17%)×17%-12 000÷(1+17%)×17%]-[20000÷(1+17%)×17%-12000÷(1+17%)×17%]×(7%+3%)-{20000÷(1+17%)-12000÷(1+17%)-2000-[20000÷(1+17%)×17%-12000÷(1+17%)×17%]×(7%+3%)}×25%=3541.03(元)

方案二:从小规模纳税人乙公司购买。

现金净流量 = 20000-11000-2000-[20000÷(1+17%)×17%-

11000÷(1+3%)×3%]-[20000÷(1+17%)×17%-11000÷(1+3%)×3%]×(7%+3%)-{20000÷(1+17%)-11 000÷(1+3%)-2000-[20000

÷(1+17%)×17%-11000÷(1+3%)×3%]×(7%+3%)}×25%=3116.88(元)

方案三:从小规模纳税人丙公司购买。

现金净流量 = 20000 -10000-2000-20000÷(1+17%)×17%-

20000÷(1+17%)×17%×(7%+3%) - [20000÷(1+17%)-10000-

2000-20000÷(1+17%)×17%×(7%+3%)]×25%=3602.56(元)

可见,若采用现金净流量法,方案三现金净流量最大,因此方案三为最优方案,其次是方案一、最后是方案二。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本案例采用净利润法和现金净流量法不仅得出的结论一致,而且结果也一致,原因在于本案例的销售和购货都为现销、现购。若存在赊销、赊购的情况,采用净利润法和采用现金净流量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候会不一致。而本案例采用净利润法和采用现金净流量法得出的结论与采用税负最小化法不一致,这说明税负最小的情况未必使得税后利润或现金净流量法最大,因此不能单纯根据税负最小来做出税务筹划决策。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筹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与退出决策研究 篇3

创业投资的商业本质在于追求投资报酬最大化, 而投资退出则是完成最后资本回收的“惊险的一跳”。之所以“惊险”, 是因为创业投资退出存在无法退出的风险。就公开资本市场退出方式而言, 创业资本退出可能面临风险。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创业投资退出的风险因素来源于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的不匹配, 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交互作用加大了创业投资退出风险 (李万寿, 2006) 。在给定上述退出风险的情况下, 如何慎重选择最优的退出方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基于此, 本文从创业投资的退出渠道研究出发, 结合实务操作经验总结各类退出渠道及其相对优势。特别地, 本文将介绍公认的最优退出渠道IPO, 并对其退出决策进行建模分析。

2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研究综述

2.1国外研究综述2000年以后, 随着泡沫破灭、市场制度的完善以及监管的到位, 对创业投资的研究重心开始由宏观政策扶植转移到创业投资企业的微观制度运行效率方面, 包括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研究。Giot&Schwienbacher (2006) 检验了美国6000家创业企业超过20000轮的创业投资数据, 以竞争风险模型 (Competing Risks Model) 同时分析公开上市、股权转让以及清算三种退出方式与退出时机。结果表明, IPO的退出时机较股权转具有明显的时变性 (Time-varying) 。Cumming (2008) 收集了欧洲创业投资的数据, 考察了创业投资合约与退出方式的关系。研究结论与Hellmann (2006) 相近, 更强的事先约束合约会使创业企业增大以收购方式退出的可能性, 而降低公开上市或注销的几率, 并且这个结果是稳健的, 等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学者们基本认同IPO是创业投资最优的退出渠道。Jeng&Wells (2000) 通过对21个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分析研究了创业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 IPO市场是影响创业投资的最主要因素。Cumming&Maclntosh (2003)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 高价值创业企业倾向于通过公开上市退出, 而低价值创业企业倾向于以注销退出。许多研究都注意到了声誉对IPO退出渠道的影响。Megginson&Weiss (1991) 对创业资本家在创业资本退出渠道中扮演的信号作用进行了研究, 基于1983到1987年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 IPO过程中创业资本家通过其融资资本与声誉资本传递质量信号, 进而提高成功率。

2.2国内研究综述尽管我国创业投资起步较晚, 但国内的学者立足于发达国家的运作经验, 较早就注意到了退出渠道对创业投资的重要性。张小蒂 (1999) 借鉴了美国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 归结起来主要是投资者的多元化、创业投资的制度安排有利于投资风险的控制、创业投资的退出渠道通畅。孙少青 (2002) 从反面例证了退出渠道之于创业投资的重要作用。作者基于不同国家发展创业投资行业的国际经验比较, 分析了德国和日本的创业投资行业发展较美国和英国落后的原因。研究结果认为, 发达的股票市场和并购市场是建立发达的创业投资行业的前提条件, 因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及通畅的退出渠道是建立发达的创业投资行业的基础。英国的股票市场和并购市场非常发达, 相应英国的创业投资行业也相当发达, 尽管其创业资本投资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不像美国那么高, 但也明显地高于德国。而日本的情况类似德国, 股票市场和并购市场很不发达, 相应地其创业投资行业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

2.3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小结综合国内外学者们关于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的研究 (Cumming&Maclntosh, 2003;Giot&Schwienbacher, 2006;Cumming, 2008;王芳, 2001;徐祥柱, 2002) 以及我国1999年发布的《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若干意见的通知》, 本文认为创业投资从创业企业退出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下列五种。

2.3.1 IPO或者说上市。在创业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至符合公开上市条件后, 创业投资企业会尽量使其上市, 向公众发行普通股股票, 这就是“首次公开发售”。对于创业投资者和创业投资企业来说, IPO通常是最理想的退出方式, 但创业投资经验表明, 创业投资企业所投资的企业中, 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并获取巨额利润, 大约有1/3的创业企业是亏损甚至无法回收投资的, 而另外1/3只能回收投资额。因此资本市场IPO确为创业投资企业获利的最重要渠道。但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有产业变化迅速、产品生命周期短等特点, 因而往往无法达到主板市场上市标准。基于此, 成立一个进入门槛较低的交易市场 (第二板或创业板) 以满足创业企业投融资需求成为一种必要措施。除了公开市场外, 也有买卖双方自行或通过中介机构进行交易的场外市场, 创业企业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来满足其投资策略与营运融资需求。总而言之, 健全的资本市场是创业投资企业回收资本、获得投资回报的最重要退出渠道。

2.3.2股权转让及企业并购。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创业企业, 在使用频率上是仅次于IPO的重要退出渠道。实务运作中, 股权转让最常见的形态是被其他公司兼并或收购, 即企业并购 (Merger&Acquisition, MA) 。参与并购创业企业的买主主要有:进行策略投资布局的大公司、进行规模扩张或寻求新的成长机会的公司等。其对价可能为现金、股票交换或二者混合, 交易价格可能是盈利也可能亏损, 其获利程度通常不如IPO, 而创业企业及其经营团队也很可能丧失其独立性乃至对企业的控制权。但相对而言, 企业并购有如下优点: (1) 不必受IPO种种条件的限制, 可选用灵活多样的并购方式; (2) 对创业企业而言, 与大公司合作, 不仅能为其继续发展取得所需资金, 还可以分享大公司的技术、设备和营销渠道等好处; (3) 对并购方而言, 可以快速有效控制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取得完整的技术团队、直接扩展客户关系、扩大生产规模与市场占有率, 更可以收编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公司并购之外, 股权转让的其他可能对象也包括一般投资人及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特别地, 当企业所有者与管理层团队理念不同, 或者企业所有者有意退出投资时, 管理层团队也可能进行管理并购 (Management-Buy-Out, MBO) 。

表1展示了我国2006~2010年股权转让方式退出中股权转让对象明细情况。需要指出的是, 本表中的原股东回购即为下文将提及的股权回购方式, 出于数据的系统性考虑, 此处一并列示。不难看到, 原股东回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 甚至在2009年一度达到62.28%, 但MBO所占比例则呈现出下降趋势, 2010年已经不到5%。

2.3.3股权回购。股权回购即创业投资企业在与创业企业签订投资协议书时, 加入回购协议或条款, 由创业企业在一定条件下, 依法回购创业投资企业所持有的股权。一方面, 对创业企业家及其经营团队而言, 当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资产规模、产品销路、品牌信誉都逐渐优化, 这时企业或经营团队有可能希望由自己控制这个企业, 而不再受制于创业投资企业。另一方面, 对创业投资企业而言, 为了防止由于创业企业后续发展乏力导致投资被套牢, 也有动机事先签订强制性回购条款和确定股权价值的计算方法, 以便在其他退出方式受阻时, 仍能取回全部或部分投资。一般而言, 只有在创业企业营运绩效不如预期时才会执行股权回购。这由表1可以看到, 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的股权回购比率显著上升。由此可见, 股权回购是一种备用的退出方法, 只有在创业企业发展不甚理想时才会运用。事实上, 它更像一个对创业投资企业的预防保护措施, 例如优先股的强制购回权, 或普通股的卖方选择权。在创业企业、创业企业家与创业投资企业的利益趋于一致的情况下, 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风险将择以公开上市方式退出。而股权转让, 特别是出售给资力雄厚的大企业也是一种成功的退出途径。产权及技术交易市场是创业投资部分退出的必要补充。而股份回购和清算退出往往是创业投资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 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其作用是让创业投资代理人把风险锁定在其预设的范围之内。成熟的创业投资市场应该建立起灵活的创业资本退出体系, 使得创业投资代理人可根据创业资本的运营和市场情况进行抉择。会降低而创业企业的成功机率也会相应提高。

2.3.4产权及技术交易市场。创业企业的技术、商标、品牌均为其企业价值的一部分, 当这些无形资产受到侵犯时, 创业企业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更进一步, 企业也可以就这些无形资产进行处分, 以换取对价收益。由此, 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也是创业投资成功运行的基本保障之一。美国创业投资退出方式有很大的比例是经由并购、企业回购或技术转让的方式来完成的,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产权交易市场和技术交易市场比较成熟。

2.3.5破产清算。当创业企业发展状况不好而难以挽回时, 宣告企业破产并进行清算是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最优选择。破产清算不仅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了结债权债务关系, 还有可能收回一部分投资。这种方式是必要的, 因为被套牢在不良企业中的资本不具备增值能力, 这会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 还不如收回部分资本, 再投入其他的投资项目。从税收筹划角度看, 这种损失还可以构成创业投资企业或创业投资投资者抵减所得税项目。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制度安排促使创业投资代理人用脚投票, 摒弃不良创业企业, 从而营造竞争性的市场氛围。以上五种退出方式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 共同构成了创业投资的退出体系。接受创业资本的创业企业由于经营状况和市场环境的差异, 会选择不同的退出方式, 一般来说, 创业企业经营成功且证券市场活跃时通常会选择以公开上市方式退出。而股权转让, 特别是出售给资力雄厚的大企业也是一种成功的退出途径。产权及技术交易市场是创业投资部分退出的必要补充。而股份回购和清算退出往往是创业投资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 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其作用是让创业投资代理人把风险锁定在其预设的范围之内。成熟的创业投资市场应该建立起灵活的创业资本退出体系, 使得创业投资代理人可根据创业资本的运营和市场情况进行抉择。

2004年5月, 证监会同意深交所设立中小板作为创业板的过渡, 此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Bruton&Yeh, 2007) 。2005年6月, 中小板第50只股票上市, 此后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启动, 沪深股市停发新股。2007年6月, 创业板框架初定。2009年3月31日, 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同年10月30日, 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

数据来源:2011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表2列示了我国在2006至2010年间具有创业投资背景的企业的IPO个数。可以看到, 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8年的创业投资IPO骤跌, 但创业板设立当年IPO个数、融资额就显示出回升态势。特别地, 2010的IPO个数较2009年增加了251个, 增加了380.30%, 融资总额更有595.34%的增幅, 平均融资额增长了44.70%。可见, 创业板对创业投资退出的影响效果“立竿见影”。

3创业投资IPO退出决策分析

3.1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契约假设诸多风险中性的创业投资代理人投资的创业企业可能有两种类型:高质量 (H) 和低质量 (L) , 相对应的创业投资代理人分别记为VCH和VCL, 高质量创业企业的收益为πH, 低质量的收益为πL, πL<πH。假设创业资本的退出时期有两种:或于T=1期在企业IPO时立刻退出, 或于T=2期在企业IPO过一段时间后某个时期退出。由于创业投资代理人和创业投资者对创业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 创业企业家作为内部人于T=1期便知道创业企业的类型, 而创业投资者作为外部人在T=1期尚不了解类型, 但知道企业是H的概率为α。T=2期, 由于创业投资者对创业企业有一定的了解, 创业投资代理人和创业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程度减弱, 此时创业企业会以其真实价值退出。假设同一个创业企业在IPO时期 (T=1) 与续发行时期 (T=2) 之间收益的贴现因子为β (0<β<1) , β越小, 说明创业资本更看重T=1期的收益, 而β越大, 说明创业投资代理人更偏好风险资本的流动。由于风险企业的退出时期只有两种选择, 所以, 创业资本的退出控制策略有四种可能情形:

(1) 两种类型企业的创业投资代理人都选择在T=1期退出, 则企业收益:

(2) VCL选择在T=1期退出, 而VCH选择在T=2期退出, 则企业收益分别为:

(3) VCH选择在T=1期退出, 而VCL选择在T=2期退出, 则企业收益分别为:

(4) 两种类型企业的创业投资代理人都选择在T=2期退出, 则企业收益:

由于T=2期的信息不对称性减弱, 故L企业出于投资报酬最大化考虑不会推迟到T=2期才退出, 而是在T=1期就退出。因此, (3) 和 (4) 情形不会发生, 而 (1) 为混同均衡情形, 该均衡存在的条件是απH+ (1-α) πL>βπH, 即:

上述 (2) 为分离均衡情形, 该均衡存在条件为:

即:

其中, βP表示分离均衡与混同均衡的临界值。

那么, 在分离均衡条件下, 低质量创业企业的创业资本选择在IPO时期 (T=1) 退出, 而高质量创业企业的创业资本选择在增发时期 (T=2) 退出;在混同均衡条件下, 高质量与低质量创业企业的创业资本同时在IPO时期 (T=1) 退出, 且高质量创业企业的出现概率α越大, 两种企业的质量差别和贴现因子β越小, 此时低质量企业通过“搭便车”行为获取的超额收益也就越低, T=1期市场也就更容易形成混同均衡。换言之, 此时创业资本越容易较早退出。

3.2无限期重复声誉博弈在上述两种均衡条件下, 高质量创业企业所承载的创业资本在混同均衡退出可能会面临一定的损失 (1-α) (πH-πL) , 但通过创业投资代理人重复博弈建立的声誉机制可以弥补这部分损失。

创业投资代理人在资本市场上多次实现创业资本退出, 则创业投资代理人的IPO能力是可以甄别的, 从而建立起声誉。这种声誉则可以作为信号, 减轻信息不对称, 使外部的创业投资者更快信任创业投资代理人 (Nahata, 2008;仲锐敏, 2011) , 以便于其较快筹集到新资本、实现资金的增值。显然, VCH极力建立自己的声誉, 但对于VCL, 是选择在IPO市场建立声誉, 还是“搭便车”选择欺骗, 这取决于建立声誉和实施欺骗各自带来的收益间的权衡。假设δ (δ>β) 表示创业投资代理人在两个连续的IPO之间主观贴现因子, 用以度量创业投资代理人在退出该轮风险投资后进入新一轮投资的意愿。δ越大, 创业投资代理人将来进入IPO市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与货币价值的贴现因子β表示的含义不同。

当β<βP时, 在混同均衡条件下VCL建立声誉的预期收益为:

当β叟βP时, 在分离均衡条件下VCL选择欺骗的预期收益为:

当β<βP时, 存在混同均衡;当β叟Max{βP, βR}时, 存在分离均衡。要使声誉均衡存在, 则必须满足条件:βR-βP=αδ叟1-α叟-1-δαδ叟1-πLπH叟>0, 即δ>δ*=121+α-α即得:坠 (βR-βP) >0, 坠 (βR-βP) <0 (11) 坠δ坠 (πL/πH)

VCY想要建立声誉, 就必须要通过抑价来弥补“资历”的不足, 有高质量创业企业的VCY通过运用IPO抑价方式承诺实施声誉均衡策略。当然, VCLY利用IPO抑价方式实现自己的声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 VCHY必须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而非他人利益为代价; (2) VCLY对建立声誉特别偏好。由 (13) 式可知, VCE将始终坚持声誉均衡, 而VCY如果在第一次IPO时没有选择欺骗, 今后的IPO中也不会选择欺骗。因此, 高质量创业企业的VCHY只要在第一次IPO时采取抑价策略就可建立起声誉均衡。

综上所述, 通过对IPO下的创业投资退出决策模型的研究, 可以知道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最优退出控制策略要受其在资本市场上建立的声誉影响, “年轻”的创业投资代理人如果想建立声誉来回避分离均衡, 则需要通过更高程度的IPO抑价来实现, 当伪装带来的收益无法显著高于IPO抑价产生的成本时, 在IPO市场上较早地选择退出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4总体评价与政策建议

本文回顾了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的研究概况, 并总结了创业投资的五种主要退出方式, 包括股票市场公开上市 (IPO) 、企业购并、股权回购、产权与技术交易以及破产清算等, 其中IPO是最常用最重要的退出渠道。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声誉机制对IPO渠道下创业投资最优退出策略的影响。结合模型的结论, 笔者认为, 我国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的完善与市场制度建设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4.1加强创业板市场的制度规范,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首先, 建设主板市场、二板市场以及场外市场一体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创业资本的进入和退出提供条件, 这也使得每一层次市场运作都有两个可对比参照的对象, 有利于促进各层次市场运作的规范化, 进而促使我国资本市场的整体规范化。其次, 建立“优升劣退”机制, 亦即高质量企业经过市场培育, 上升进入更高级别的融资市场, 而低质量的企业从本级市场退出, 进入更低级别的融资市场, 这样既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与其市场层次相对应。最后, 创业投资制度环境对创业投资的长足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Guler&Guillen (2010) 基于美国创业投资国家的经验指出, 一个国家吸引外国创业资本的重要前提是拥有完备的创业投资制度体系。这就需要建立并完善创业投资法律法规体系, 而遗憾的是, 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一部奠定创业投资发展框架的法律。因此, 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创业投资管理办法”, 对我国包括创业投资基金在内的创业投资机构的发起与设立、募集与交易以及运作的全过程做出具体规定, 使得创业投资基金在资金筹集、项目选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以及政府对创业投资基金的监管方面都有法可依。

4.2构建市场声誉约束机制, 加强创业投资活动监管声誉是缓解创业投资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创业投资成功退出为代理人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也成为投资者提供了评价并选择的标准。发挥市场对创业投资代理人的声誉约束, 能够建立创业投资者与创业投资代理人之间的信号传递机制, 具体措施包括: (1) 保持创业投资企业财产相互独立, 这是为了便于比较不同创业投资企业之间的业绩。此外, 市场还要求创业投资企业的结构具有透明度, 同一管理人名下的各个基金必须保持相互独立。这样, 投资者便可以清楚地了解不同创业投资企业之间的业绩状况, 判断影响业绩的系统性影响因素, 如经济周期的影响、宏观政策影响等, 哪些因素是非系统性影响因素。 (2) 投资者以分期方式认购创业投资股份。不论是公司制或有限合伙制的创业投资企业, 通常都按照授权资本原则出资, 即股东 (合伙人) 无须在公司设立之时即缴足全部金额, 而只须支付承诺金额的一部分, 所承诺的其余资金在企业进行实际投资时再按照认购的比例分批注入, 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而且使得投资者可以根据企业的管理状况, 决定是否追加投资。而每一次决定是否追加投资, 都是投资者对创业投资代理人实行的一次审查与监督。 (3) 使创业投资企业维持有限的存续期。存续期满的创业投资企业必须清盘, 即便续期也通常不超过两年且必须经股东大会 (合伙人会议) 批准。这样创业投资代理人就不能永久性地控制企业, 而如果代理人在存续期间曾进行有损投资者的行为, 必将在企业清盘时暴露, 代理人的声誉则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并很可能被排斥创业投资行业之外。

参考文献

[1]D.Cumming, 2008, Contracts and Exits in Venture Capital Finance,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1, pp.1947-1982.

[2]D.J.Cumming and J.G.Mac Intosh, 2003, Venture-Capital Exit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Vol.53, pp.101-199.

[4]王谦才.创业投资与IPO抑价的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 2010.

[5]徐祥柱.美国、德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差异及原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2 (2) :53-57.

[6]张东生, 刘健钧.创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 2000 (4) :35-41.

[7]张小蒂.美国创业投资业成功运作的主要因素及启示[J].金融研究, 1999 (9) :75-79.

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模型 篇4

行业的退出和转型工作非常复杂。首先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科学评价和识别退出和转型对象。换言之, 就是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识别体系, 对各行业进行分析评价, 并根据综合评价结果识别出重点退出行业。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衰退产业识别方法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但是有关衰退产业的识别通常是基于国家层面甚至更大范围进行的, 对于一个较小的经济区域, 有关研究结论就有可能失效。因此, 建立城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模型, 不仅为深圳目前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手段, 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借鉴作用。

一、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模型

由于行业环境经济效益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因素、多层次的决策问题, 因此需要对不同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度量。本文结合多目标层次分析法[2]、模糊数学方法[3]构建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模型。具体步骤为: (1) 评价指标的筛选; (2) 指标标准化; (3) 指标权重的设置; (4) 行业综合评价。

1.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指标的筛选

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指标的选取应该能够反映其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等若干目标。影响这些目标的主要因素是相通的, 而且目标之间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按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不追求单个目标的优化, 只追求整体的优化, 在这个综合评价体系中, 选取指标主要考虑到深圳的产业结构平衡、环境保护和资源约束三个方面的约束条件, 建立深圳市主要行业评价指标层次结构图 (见图1) 。

2.指标标准化

通常采用的指标标准化方法是将所有指标归一化到0~1的单位区间中。为了反映各行业发展的目标状态与指标的临界效应, 在标准化过程中, 引入模糊数学“隶属度”的概念。

正指标:指标值越大越好, 采用升半梯形分布函数进行指标标准化。正指标包括人均产值、工业总产值等。人均产值、工业总产值越大, 表明该行业经济效益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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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vi, C (vi) , T (vi) , N (vi) 分别为i指标的原始值、临界值、目标值和标准化值。临界值取该指标所属行业平均值, 目标值取该指标全市所有行业的平均值。标准值N (vi) 越大, 表明该行业经济效益越好。

逆指标:指标越小越好, 采用降半梯形分布函数进行指标标准化。逆指标包括废水排放量、COD排放量、石油类排放量、悬浮物排放量、行业耗水系数、行业耗电系数等。这些逆指标值的大小, 反映了该行业的环境效益、能耗和资源消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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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i, C (vi) , T (vi) , N (vi) 分别为i指标的原始值、临界值、目标值和标准化值。临界值取该指标所在行业平均值, 目标值取该指标全市所有行业的平均值。标准值N (vi) 越大, 表明该行业环境效益或资源效益越好。

3.指标权重设置

行业环境经济效益评价指标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指标的权重确定, 需要根据深圳市具体情况, 征求不同行业专家打分, 按照其对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相对重要性分别对不同的指标给予不同的权重系数。

4.各行业综合评价

对于多指标反映的企业综合评价系统可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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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n为综合评价系统中有n个指标被考虑进来, Lw为企业综合评价值, a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 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赋值。

二、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

1.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指标分析

(1) 各行业耗电系数对比分析

由于各行业的技术水平、运行方式不同, 它们对煤、电、油、气利用效率也存在较大差异。虽然近年来深圳市万元GDP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深圳也存在能耗较大的行业。根据深圳市统计年鉴, 2005年深圳市万元GDP耗电量为994千瓦时, 高于上海市浦东 (648千瓦时) 。高电耗主要集中在金属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通过各行业用电绩效横向比较分析, 金属制品业万元GDP增加值耗电量为最大, 远远高于深圳市万元GDP耗电量的平均水平。

(2) 各行业耗水系数横向对比分析

根据《深圳市污染行业划分及布局研究》[4]中统计的结果, 深圳市纺织印染业万元GDP需水量最大, 高达46.8吨, 远远高于2005年深圳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2.8吨) , 其它耗水系数比较靠前的行业依次为:建材制造业、木材加工业、机械工业、食品、饮料和烟草业和造纸及纸品业。

(3) 各行业污染排放量对比分析

根据2005年深圳市环境统计资料[5], 从排污单位数量上看, 2004年深圳市工业废水排放靠前的主要行业依次为: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等。

(4) 各行业主要排放污染物成分对比分析

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是化学需氧量、石油类和悬浮物等。根据2005年度深圳市环境统计资料, 排放化学需氧量靠前的主要行业依次为: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金属制造业, 分别占总量的25.3%、23.5%、11.9%和9.6%。排放石油类污染物主要排放行业是电子制造业, 排放量达38987吨, 占整个排放量的21.4%;排放悬浮物主要排放行业是电子制造业, 排放量达3899吨, 占整个排放量的27.9%。

(5) 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对比分析

深圳现有工业结构的状况是, 一方面较发达的如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显示出现代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另一方面传统工业在承接香港等地产业的转移过程中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而且在整个工业结构内部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2005年的统计结果表明, 在2004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中, 在39个工业行业中居前10位的仍然主要是传统产业, 依次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纺织服装和鞋, 帽制造业。

(6) 各行业人均产值对比分析

据2005年深圳市统计年鉴, 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从业人数为1 423 828人, 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 65 092 717万元, 人均产值为45.71万元/人。通过对各行业人均万元GDP产值对比得出人均产值比较靠后的行业依次为: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制品业, 纺织业, 塑料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

2.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的确定

根据指标对比分析, 采用多目标层次分析法进行计算, 得出各个行业的综合评价结果, 深圳重点退出的前五名行业依次为:纺织业, 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制品业, 金属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和造纸业。虽然同为重点退出行业, 但各行业所属产业类型和成因不尽相同, 企业和政府部门可根据被确定为退出行业的不同原因, 制定有针对性的转型或搬迁对策和整改措施。

三、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环境、经济和资源绩效三方面着手, 结合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识别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 并根据指标体系对深圳市主要行业进行了对比分析, 确定了深圳市重点退出行业名单。其中, 评价包含了定型和定量方法的结合如专家评分法、模糊数学方法, 有效解决了一些难以定量化研究的部门。本指标体系的完善与否以及评价的精确程度还需要进行多角度、多区域的实际验证, 加以修改充实。

参考文献

[1]张米尔.城市衰退产业识别模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J], 2004, (9) .

[2]董臻圃.数学建模方法与实践[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6.

[3]常大勇.经济管理中的模糊数学方法[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2006.

[4]深圳市环保局.深圳市污染行业划分及布局研究[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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