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退出机制

教师退出机制（精选12篇）

教师退出机制 篇1

2013年秋季开学, 江苏扬州高邮市教育系统“岗位设置”轰轰烈烈全面展开, “寄语市长”公共信息平台相关帖子持续不断。“岗位设置”是给教师重新定级, 直接关乎教师切身利益。教育系统平静了这么多年, 大家已经习惯这种安逸的教书环境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矛盾顿时显现。老教师抱怨, 我们年轻时也曾辉煌过, 现在要我们拿出这个荣誉证书, 那个赛课证书, 还有论文发表的证明, 怎么可能?中青年教师抱怨, 我们想赛课, 想去培训, 往往轮不到我们, 现在跟我们要材料, 哪里有呢?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愤怒, 教育行政部门给出了“先纳轨, 后规范”总的指导性思路, 我所在的单位按“先职称、后教龄、再业绩”的具体措施落实。这样, 总体减少了尖锐的矛盾, 风波逐渐平息。

回头看成都青羊区的“教师退出机制”。其改革的方向是“优胜劣汰”, 为教育事业的更高质量更快发展不断输送新鲜血液。显然无可厚非。从现实来看, 打破教师“铁饭碗”, 喊了多年, 各地都在慎重改革, 尽管看到了一些陋习。如, 教师一旦评上了高级职称, 基本就“混混”了。不思进取不说, 甚至“倚老卖老”, 在言行上对周围的中青年教师产生“负能量”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改革势在必行。但引人质疑的是, 成都青羊区的“教师退出机制”凭一份“评估报告”就成了一位教师的“生死状”, 成了“盖棺定论”。其科学性咱不说, 评估人员是否会掺杂人情?评估项目是否会考虑到教师年龄的差异?学科性质的差异?单从人文的角度, 对教师的积极性有是挫败的。老教师工作了一辈子, 最后落了个“人未走茶早凉”的凄惨结局, 会动摇一部分优秀莘莘学子对教师职业的选择。

面对突出的矛盾, 前面提到的江苏扬州高邮市教育系统“岗位设置”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首先, 教育主管部门拿出整体改革“三年走”的“先纳轨, 后规范”的思路。撇开争议, 硬性改革。但又是弹性的, 人文的, 有三年的“缓冲区”。这就好比提前告知所有教师, 在这三年中, 对照岗位设置条件, 个人需努力或整改的方向。三年后, 按硬性指标评估。这就怪不得人了。其次, 放权给各单位, 发挥民主、针对学校实际、集中集体智慧、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总体指导性意见下, 反复征求意见, 拿出具体可操作的校本实施方案, 在全体教师会上讨论通过。这样既落实了政策, 化解了矛盾, 同时又取得预期的改革效果, 可谓“一箭三雕”。最后, 在执行校本实施方案过程中, 学校各部门细化考核细则。总的原则是:给青年教师“压”担子, 给中年教师“挑”担子, 给老年教师“扶”担子。如, 老教师很难与青年教师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 很难获得荣誉或表彰, 但他们可以发挥“传帮带”作用, 学校可以设立“最佳导师奖”, 一些教师在教学水平上往往很高, 但在论文写作上是弱点, 可以设立“教学质量贡献奖”等, 在动态管理中注意吸取建议, 完善方案, 最大限度调动群体积极性和竞争性。必须注意的是, 照顾不是降低要求, 而是通过方案, 让每个教师获得职业的幸福感并为之努力。

无论是“岗位设置”, 还是“教师退出机制”。其改革的背后是教师队伍建设和社会进步程度和教育认可度产生了矛盾。多年形成的教师“金饭碗”或 “铁饭碗”意识左右了教师的进取心、创造力。甚至师德水平下滑。加剧教师与家长、学校与社会的隔阂。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降低。这也是加快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步伐的重要原因。如, 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促进教育均衡,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口号。有的地方为了早日拿到“教育均衡县 (市) ”奖牌, 动了大脑筋。但改革绝非一蹴而就。曾一度时, 教师轮岗制炒得沸沸扬扬。现在来看, 推进之难, 难于“上青天”。甚至不了了之。就其原因, 恐怕是缺少必要周全的论证以及切实可行的措施。教师轮岗, 往往会带来轮岗教师家庭生活的不便, 子女教育的缺失, 这是现实问题。不说骨干教师不愿意轮岗, 就是一些校级领导也避谈此类话题。所以一项改革的出台, 需要论证它的可行性。头脑发热或“脚痛医脚”的改革要不得。反之, 像江苏扬州高邮市教育系统“岗位设置”改革贴近现实, “创口”小, “医疗效果”似乎更切实际。■

教师退出机制 篇2

为教师退出机制叫好

作者：

来源：《心事·教育策划与管理》2014年第01期

【策划人语】

成都市教育局日前正式出台《关于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实施办法》，确立转岗、待岗培训、解聘和辞聘四种教师退出教学岗位的渠道，以完善教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该《办法》适用于成都市公办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公办幼儿园的在编教师，以及学校在编职工和教辅人员，共约10万名教职工。据了解，成都如此大面积实施教师退出机制在全国尚属首次。

教师退出机制 篇3

其一，教育局提供的发展标准能否真正进行评价操作，科学性如何，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值得探讨。大凡行业标准只能原则化，评价的对象是独行独立的教师个体，教无定法，因材施教，教学必然千差万别，只要有益于学生完善品格、积累知识、提高能力，任何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值得称道。青羊区教科院副院长刘文中举例说，假如同一班级，语文教师的学业质量监测为优，数学教师的监测质量仅仅是合格，那就不能不去追问这位数学教师的工作是否称职了。学生语文成绩好，数学成绩就一定好，在这种结论驱使下的考核标准肯定有失公允。现实恰恰是许多大文豪的数学成绩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各有所短、各有所长。我们的学业质量监测的依据是什么，标准很难量化，语数外等文字科目可以用试卷去测一测，体音美又如何检测？学科之间怎么比较，学校的管理服务岗位怎么评，学生的特长差异如何界定，各种岗位之间按什么“价值量”进行比较都是难题。评价中缺乏像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论中所有商品都包含价值属性的这个东西，评价的科学性存在漏洞，也就会引起教师泛情绪化。

其二，评价的导向堪忧。青羊区不同的考核结果将决定教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和薪资待遇。在评价结果与“饭碗”挂钩的时候，适者生存法则让教师必然走上功利化的轨道，致使教育愈发偏离教育本质。那些能拿出让行政领导满意的竞赛成果、考试分数的教师，更容易获得高的评价，驱使教师们的教学完全围绕“指标转”，对上级开展的各种行政评估、评审条件仔细研究，逐条对照，认真揣测，按照标准去加工学生，势必忽视学生的健康成长。评价教师更需要过程评价，关注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这就要求评价更深入、细致。真正评价教师需要长期的观察与思考，非“一气呵成”。青羊区学校组织教师、学生、家长评价教师，在实际中这种评价往往是表面文章。在学校内部“校方、教师、学生”的三元体系中，教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校方可以评价教师，学生也可以给教师打分，但一旦教师被认定不合格，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辩解渠道，很难真正保证自身权益。有饭碗之忧，人人自卫，既不利于教师之间团结协作，也不利于真意表达。家长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学生，教师为了获得学生乃至家长的好评，驱使教师“化解”矛盾，对违规的学生爱管不管，做“老好人”，倒是那些认真负责的教师，不小心惹了学生得到“投诉”，也许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其三，从退出的结果来看并不理想。青羊区自启动实施教师“区管校用”机制改革和岗位退出办法以来，5年时间里，青羊区教育局一共解聘、清退了10余名教师。“被解聘的这10多人，大多是因为长期消极怠工、甚至旷工，或者在职业操守、人品方面出现了问题”。有一名教师因为个人品行不端，经常通过学生向家长借钱不还，在家长中造成了恶劣影响，教育局只好将其辞退；还有一名教师对待工作不积极，不愿意参加学校安排的假期值班，开学后数十天都迟迟不到岗，经说服教育无效，不得不根据相关法规予以解聘。清退的教师中还有3名属于“小病大养”的情况，装病请假不上班，却在外面干“副业”。为此，教育局“请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对不符合“病假”要求的他们予以清退。

从中不难看出，青羊区是否构建教师退出机制与解聘、清退的结果关联不大，只是解聘了早该解聘的不合格教师，没有实行教师退出机制的地方也不会让这些教师在其“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卢艳、陈恩伦在《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中写道：被调查学校教师中，关于教师所在的学校是否存在不能胜任教学的教师时，69.1%的教师认为存在，24.7%的教师认为不存在，6.2%的教师表示不太清楚；当被问及学校考核中是否有教师被确定为不合格/不称职时，82.1%的教师表示没有，17.8%的教师表示有。通过对学校领导访谈了解到，学校目前确实存在不胜任教师，但是基于教师年龄、教师退出后的安排、学校难以补充新教师、学校管理实施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即使教师不胜任，学校领导为了不得罪教师也不会把教师确定为不称职。根据《教师法》规定，应由学校对教师实施退出，而学校领导认为，自己并不具有相应的人事权力，对于不能胜任又无法提前退休的教师，一般都会选择不作为。现实中涉及教师饭碗的结果总是瞻前顾后，改革的雷声大雨点小，反而会起反作用，影响不合格教师退出机制的公信力。

造成教师退出机制尴尬的根源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社会体制。教育杂志社记者丁开艳《退出，你准备好了吗？》的报道发人深省，辽宁省大连市第二十六中学的教师韩敏和自己的同事交流过教师退职的问题，同事告诉她：“外国教师可以因各种原因辞职并随时找到新职位，而且，有些国家的退出机制已经形成相对公平的行政环境和社会认可度，所以退职不会绝对被认为工作能力差。在中国则不然。退职的老师可能哪里都不会要。”对同事的这个观点，韩敏很是认同。记者陈彬在《高校教师退出机制的困惑》一文中更是切中“清退”之弊，西北某重点高校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认为，目前被清退人员的就职难的问题，源于人们对于“清退”二字的理解偏差。我们可以作一对比：目前在商业领域，人们对被辞退人员其实比较宽容，他们在再就业的过程中，不会因之前的工作经历受到歧视。但在高校，被清退似乎就变成了一种耻辱。如果接受其他学校“淘汰”的人员，高校自身似乎也很“没面子”。高校如此，中小学“清退”教师再就业就更是难上加难。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安雪慧在《完善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的政策路径》一文中指出，从本质上说，教师退出机制是一种优化机制，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质。教师退出机制的建设，包括该项政策针对的“主体”“该谁退出”“怎样退出”和“退出以后怎么办”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良好的退出机制可以激励教师，促进教师在劳动力市场有序流动，让合格教师、热爱教育教学的教师留在教育岗位，让不符合教育教学要求的教师参加进一步培训和学习，让不喜欢、不适合教师教学岗位的教师退出教学岗位，交流到其他适合的岗位或其他行业就业。

青羊区的教师退出机制其实是一种“无错不理”的制度设计，是改革与现实的妥协。一方面，由于“过错退出”的底线太高，难以将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错不犯、庸碌无为的教师清除出队伍；另一方面，“有错推定”的思维逻辑，使一些性格特征、专业特长或职业志向更适合于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有所顾虑而不敢自动选择退出，导致教师队伍的自我封闭和人才资源的闲置。

教师退出机制的运行深深嵌入于社会文化之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浸染，积淀了深厚的“上荣下辱”的文化心理，人们习惯于把教师的“下”和“出”与犯错贬谪、失宠掉价相提并论。教师解聘，不仅会引起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的无端猜忌和误解，在谋职过程中，也经常遭遇用人单位“有色眼光”的考量———“没有问题怎么会退出教师队伍？”无形之中加大了教师选择退出的机会成本和心理压力，从文化机理上强化了教师队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超稳定结构。培育进退自然的公民文化，教师退出机制才能获得深厚持久的社会认同和文化动力，成为激活教师队伍生机活力的一条“鲶鱼”。

退出的关键所在，就是让优秀教师愿意进来并且进得来，让不合格教师愿意出去，并且能出去，而且出去后能够从事更适合自己的职业。这才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建立的教师退出机制。

教师退出机制,您真的准备好了? 篇4

“‘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 不同的考核结果将决定教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和薪资待遇。如果不幸与后面两个考核结果画上等号, 那教师将面临‘待岗’‘托管’‘解聘’等安排或去向———这关乎教师的工作待遇和饭碗, 难怪大家这么关心了。”看起来, 机制很完美, 但是教师的这些评定档次如何确定?由谁来确定?如何确保结果的准确合理?这似乎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

记得有一个笑话:某地根据上级精神, 必须选出来一个地主成分的家庭。选谁?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当把所有家庭的主要当家人都召集起来以后, 大家都只好投票选举。但是谁也不好意思投下这庄严而神圣的一票, 因为谁都知道这一票的分量。大家都等, 都熬时间。最后终于有一个人憋不住了, 上了趟茅房。回来以后就傻眼了, 大家都散了, 他们的家被选为了地主家庭。其后他们家庭的遭遇也可想而知了。

这个笑话虽然有些冷, 但真的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的教师退出机制如果不形成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规范性操作机制, 谁也不敢打包票不会出现类似的笑话。

第一, 退出机制必须有一个公正、令人信服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能切实领导起这项工作, 并对各学校和单位的教师考评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当教师有了考评方面的异议以后, 最起码能做出权威、合理的解释, 并能够解决考评中的实际问题, 为各级各类被考评单位的参与考评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第二, 教师退出机制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规范性操作机制, 必须确保“退出机制”的程序是合法的。这套机制必须是有法可依的, 决不能是某些领导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如, 教师教育机构资格认定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质量的评价制度、教师教育课程鉴定制度、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更新制度, 这些都应该是实现“退出机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和基本程序。离开了这些基本规章和基本程序, “退出机制”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

第三, “退出机制”必须是切实可行的、能够规范性操作的一系列制度。考评过程中, 一切都应是规范性的, 如, 考评范围的确定, 一旦确定任何单位必须严格依照规范执行, 不能因人订立新规则, 也不能随意更改和缩小考评范围。对考评细则的规定, 应进行细化其程序, 尤其对重大问题的确定, 程序必须合法。

第四, 考评中应该考虑对教师成长的保护。对一些重大的涉及严重师德问题的行为当然必须给予严惩, 让这些害群之马退出教师队伍应该绝不手软。对有严重师德问题的教师, 在考评时实行一票否决, 绝不姑息养奸。而另一方面, 对一些不是大是大非问题的行为, 应该确保对教师保护的基本思想。教师的成长也是一个过程, 这个成长过程也必须由时间来保证, 为确保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 教师“退出机制”中必须考虑教师成长的时间性因素。教育是有其科学性和规律性的, 教师的成长也不例外。

第五, 教师退出以后怎么办?作为一项机制, “退出机制”还必须考虑教师退出以后的善后问题, 而不应该只是一推了之。

如果是因为重大的涉及严重师德问题的行为而被清退的教师, 对他们的退出以后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不作考虑。但是对于一些因为能力或其他方面不适宜继续担任教师职业的清退人员, 作为一项机制就不能不考虑被清退人员的善后问题了。

如果我们把这部分人员强制性推到社会上就有些太不人性化了, 也会为社会埋下不安定的、不和谐因素, 所以其社会效应不能不慎重考虑。

一方面, 退出教师应该给其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再培训, 以期待其培训合格后二次上岗。对于切实不适合教师岗位的人员, 也应该给其转岗培训的机会, 以便这部分人员能够找到合适的社会岗位而再就业。另一方面, 根据这部分人员的教龄长短给以必要的补偿, 也可以帮助他们再就业或者二次创业。

教师退出机制 篇5

随着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现行的教师管理制度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教师入口把关不严，教师能进不能出，职务能上不能下等。随着教育部新的教师管理措施的出台，这一现象将成为历史。

今年9、10月份，教育部在全国选择两个省份启动了实施新入职教师资格考试和在职教师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建立“国标、省考、县聘、校用”的.教师准入和管理制度。根据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的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和定期注册的办法，准备今年先选择两个省份（浙江省、湖北省）试点，明年再推动6个省份试点，预计用3年时间完成全国性常态制度建设。注册制度将逐渐严格，这样就可能让部分达不到教师标准的教师退出教师队伍，此项改革非同寻常，将会逐步推动，平稳操作。

以往新教师入门由省级教育部门命题考试，以后将有统一的国家标准；而且，在职教师每5年要进行一次注册考核，不达标者将退出。新的教师资格考试包括师德、业务考核及教学工作量等考评内容；在职教师5年一次的考核，也并非重新进行一次资格考试，而是随着教师工龄的提升，难度不断增加。现行发放的教师资格证书并无时限规定，只要求教师完成工作量，基本考评合格；而教育部的教师资格考试，5年一次，层层升级，不讲师德一票否决，这势必会给老师带来竞争压力，促使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教育界人士指出，首次建立教师退出机制，让愿意从教、有能力从教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具有积极意义。但考核标准不应该简单量化，还应建立配套评价机制。比如，与传统的师德考核、答题、做试卷等考查形式相比，同行、家长和学生的评价更具客观公正性；业务能力考查也不能仅偏重理论素养，简单地统计发表论文的篇数等，而应该评判老师课堂实践能力、专业知识水平等。还有专家提出，我国长期以来对教师评价考核，多由政府主导进行，不妨借鉴西方国家一些做法，由专门的教师行业协会负责组织培训、制定教师行业规则并考核，在管理部门与教师之间建立沟通桥梁，以更利于教师队伍的整体发展。

（晓光编辑）

应设限购令退出机制 篇6

l 卖掉东京曾经可以买下美国

事实上,只要限购令持续，每有进场者便意味着需求量递减，从而使得买气难以凝聚，导致价位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作战略、技术性微幅上调，以刺激为数不多的购房者进场，如果这也能解读为“房价回升”，那岂不是在说明政策不给力,及呼唤新一轮调控的出台？

众所周知，限购使“买得起的不能买，可以买的买不起”，等同人为驱逐市场需求，目的在于防范热钱袭扰、牵制房价滞胀及疏导资金流向，进而逼迫开发商在“硬扛等死”与“抢先降价”之间做出选择。

之所以如此强硬，说到底，在于避免日本房产泡沫之“消失的十年”在中国重演（详见上期）。当时的日本也有今天与我们同样的困惑及“骄傲”——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美国，皇居房地价超过加利福尼亚一个州！那段“荒诞岁月”的极端例子，是北海道偏郊一块原本15日元/平方米都乏人问津的土地，竟在短短几年内炒作到15万日元/平方米，涨幅1万倍！而类似案例不胜枚举，此为中央政府此番看似欲置房产于“死地”之主因。

l 限购令将陷“父子骑驴”之困境

惟以现况观之，楼市需求日趋枯竭，已使开发商面临另类“黑字倒闭”（资产大于负债）风险。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一季度，136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房源库存金额达9865.14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40%！说明情况渐趋恶化与危急。

此前便有发改委官员不无担忧地表示，一旦取消限购令，势必带来房价的报复性反弹。这说明中央清楚知道，目前房价相对于通货通胀所呈现的贬值状态，是被限购令强力压制的结果，一旦松绑恐将失控。但值得关注的是，政策不断打击的后遗症，是使充沛的货币流动到处泛滥成灾，毕竟资金需要流向，这就令中央陷入“压下葫芦浮起瓢”的两难之中。

尤其需要看到的是，限购已使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倍增，“灾情”可谓惨重。以上海为例，4月份土地出让金创近两年新低，住宅用地之楼面价环比缩水七成有余，而其成交量亦破5年来最低纪录。在此困境下，部分地区对第二或第三套房认定标准从宽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

l 限购令应设退出机制

凡此种种若持续而不设“停损”，将十分不利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乃至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且使后续倍增式报复性反弹几率极大，更丧失政策保护房地产稳定、有序成长的原始初衷。

因此在我看来，限购令实施百日，已成功地让疯狂的楼市快速冷却及恢复理性，等房价挫跌10%~15%之后，堪称完成阶段性任务。接下来必须开始思考、设定限购令的退出机制，予以有条件松绑，还市场本色，让原本过度沉淀在商品住宅这个池子里，目前正不断向外翻腾、涌动的资金寻找其他出路，以免其如洪水猛兽般，殃及其他产业的正常运行，进而尽速结束楼市观望，否则假以时日，政府恐怕也将面对“全国到处烂尾楼”与“房价报复性反弹”的艰难抉择。

l 商业地产减半收税，可解住宅之围

欲达到资金分流之目的与效果，办法其实很多，我且抛砖引玉。

教师退出机制 篇7

其一, 教育局提供的发展标准能否真正进行评价操作, 科学性如何, 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值得探讨。大凡行业标准只能原则化, 评价的对象是独行独立的教师个体, 教无定法, 因材施教, 教学必然千差万别, 只要有益于学生完善品格、积累知识、提高能力, 任何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值得称道。青羊区教科院副院长刘文中举例说, 假如同一班级, 语文教师的学业质量监测为优, 数学教师的监测质量仅仅是合格, 那就不能不去追问这位数学教师的工作是否称职了。学生语文成绩好, 数学成绩就一定好, 在这种结论驱使下的考核标准肯定有失公允。现实恰恰是许多大文豪的数学成绩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各有所短、各有所长。我们的学业质量监测的 依据是什么, 标准很难量化, 语数外等文字科目可以用试卷去测一测, 体音美又如何检测?学科之间怎么比较, 学校的管理服务岗位怎么评, 学生的特长差异如何界定, 各种岗位之间按什么“价值量”进行比较都是难题。评价中缺乏像马克思主义商品价值论中所有商品都包含价值属性的这个东西, 评价的科学性存在漏洞, 也就会引起教师泛情绪化。

其二, 评价的导向堪忧。青羊区不同的考核结果将决定教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和薪资待遇。在评价结果与“饭碗”挂钩的时候, 适者生存法则让教师必然走上功利化的轨道, 致使教育愈发偏离教育本质。那些能拿出让行政领导满意的竞赛成果、考试分数的教师, 更容易获得高的评价, 驱使教师们的教学完全围绕“指标转”, 对上级开展的各种行政评估、评审条件仔细研究, 逐条对照, 认真揣测, 按照标准去加工学生, 势必忽视学生的健康成长。评价教师更需要过程评价, 关注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 这就要求评价更深入、细致。真正评价教师需要长期的观察与思考, 非“一气呵成”。青羊区学校组织教师、学生、家长评价教师, 在实际中这种评价往往是表面文章。在学校内部“校方、教师、学生”的三元体系中, 教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校方可以评价教师, 学生也可以给教师打分, 但一旦教师被认定不合格, 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辩解渠道, 很难真正保证自身权益。有饭碗之忧, 人人自卫, 既不利于教师之间团结协作, 也不利于真意表达。家长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学生, 教师为了获得学生乃至家长的好评, 驱使教师“化解”矛盾, 对违规的学生爱管不管, 做“老好人”, 倒是那些认真负责的教师, 不小心惹了学生得到“投诉”, 也许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其三, 从退出的结果来看并不理想。青羊区自启动实施教师“区管校用”机制改革和岗位退出办法以来, 5年时间里, 青羊区教育局一共解聘、清退了10余名教师。“被解聘的这10多人, 大多是因为长期消极怠工、甚至旷工, 或者在职业操守、人品方面出现了问题”。有一名教师因为个人品行不端, 经常通过学生向家长借钱不还, 在家长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教育局只好将其辞退;还有一名教师对待工作不积极, 不愿意参加学校安排的假期值班, 开学后数十天都迟迟不到岗, 经说服教育无效, 不得不根据相关法规予以解聘。清退的教师中还有3名属于“小病大养”的情况, 装病请假不上班, 却在外面干“副业”。为此, 教育局“请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对不符合“病假”要求的他们予以清退。

从中不难看出, 青羊区是否构建教师退出机制与解聘、清退的结果关联不大, 只是解聘了早该解聘的不合格教师, 没有实行教师退出机制的地方也不会让这些教师在其“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卢艳、陈恩伦在《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中写道: 被调查学校教师中, 关于教师所在的学校是否存在不能胜任教学的教师时, 69.1%的教师认为存在, 24.7%的教师认为不存在, 6.2%的教师表示不太清楚; 当被问及学校考核中是否有教师被确定为不合格 / 不称职时, 82.1%的教师表示没有, 17.8%的教师表示有。通过对学校领导访谈了解到, 学校目前确实存在不胜任教师, 但是基于教师年龄、教师退出后的安排、学校难以补充新教师、学校管理实施等多种因素的考虑, 即使教师不胜任, 学校领导为了不得罪教师也不会把教师确定为不称职。根据《教师法》规定, 应由学校对教师实施退出, 而学校领导认为, 自己并不具有相应的人事权力, 对于不能胜任又无法提前退休的教师, 一般都会选择不作为。现实中涉及教师饭碗的结果总是瞻前顾后, 改革的雷声大雨点小, 反而会起反作用, 影响不合格教师退出机制的公信力。

造成教师退出机制尴尬的根源不在于教育本身, 而在于社会体制。教育杂志社记者丁开艳《退出, 你准备好了吗?》的报道发人深省, 辽宁省大连市第二十六中学的教师韩敏和自己的同事交流过教师退职的问题, 同事告诉她: “外国教师可以因各种原因辞职并随时找到新职位, 而且, 有些国家的退出机制已经形成相对公平的行政环境和社会认可度, 所以退职不会绝对被认为工作能力差。在中国则不然。退职的老师可能哪里都不会要。”对同事的这个观点, 韩敏很是认同。记者陈彬在《高校教师退出机制的困惑》一文中更是切中“清退”之弊, 西北某重点高校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认为, 目前被清退人员的就职难的问题, 源于人们对于“清退”二字的理解偏差。我们可以作一对比:目前在商业领域, 人们对被辞退人员其实比较宽容, 他们在再就业的过程中, 不会因之前的工作经历受到歧视。但在高校, 被清退似乎就变成了一种耻辱。如果接受其他学校“淘汰”的人员, 高校自身似乎也很“没面子”。高校如此, 中小学“清退”教师再就业就更是难上加难。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安雪慧在《完善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的政策路径》一文中指出, 从本质上说, 教师退出机制是一种优化机制, 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全面提升教师素质。教师退出机制的建设, 包括该项政策针对的“主体”“该谁退出”“怎样退出”和“退出以后怎么办”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良好的退出机制可以激励教师, 促进教师在劳动力市场有序流动, 让合格教师、热爱教育教学的教师留在教育岗位, 让不符合教育教学要求的教师参加进一步培训和学习, 让不喜欢、不适合教师教学岗位的教师退出教学岗位, 交流到其他适合的岗位或其他行业就业。

青羊区的教师退出机制其实是一种“无错不理”的制度设计, 是改革与现实的妥协。一方面, 由于“过错退出”的底线太高, 难以将那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错不犯、庸碌无为的教师清除出队伍;另一方面, “有错推定”的思维逻辑, 使一些性格特征、专业特长或职业志向更适合于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 有所顾虑而不敢自动选择退出, 导致教师队伍的自我封闭和人才资源的闲置。

教师退出机制的运行深深嵌入于社会文化之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浸染, 积淀了深厚的“上荣下辱”的文化心理, 人们习惯于把教师的“下”和“出”与犯错贬谪、失宠掉价相提并论。教师解聘, 不仅会引起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的无端猜忌和误解, 在谋职过程中, 也经常遭遇用人单位“有色眼光”的考量———“没有问题怎么会退出教师队伍?”无形之中加大了教师选择退出的机会成本和心理压力, 从文化机理上强化了教师队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超稳定结构。培育进退自然的公民文化, 教师退出机制才能获得深厚持久的社会认同和文化动力, 成为激活教师队伍生机活力的一条“鲶鱼”。

在用农机退出机制研究 篇8

一、建立在用农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

按照《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确定的“因地制宜、经济有效、保障安全、保护环境的”原则, 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实际上农业机械如不符合这一原则, 则应退出使用 (予以报废) 。这是法律从理论上做出的原则性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在用的农机无法执行这一规定, 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1、农机技术性能恶化, 大大增加了安全隐患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机超期服役, 使磨损、腐蚀、老化等自然现象加剧, 这是有形损坏;随着技术进步, 新农机的技术集成水平、安全保障水平、节能环保水平、智能化水平等不断提高, 在用机械存在着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贬值, 使旧机械的使用性能大打折扣, 这些老旧机械不但使使用效率降低, 而且不利于安全生产。据统计, 陕西省近10年来共发生各类农机事故近5000起, 其中四成以上是拖拉机突发机械失灵故障所致, 其中50%是使用年限15年以上的报废拖拉机所致。超期使用的农机, 技术状态严重恶化、排污加重、噪声加大, 还会影响驾驶人的听力及中枢神经系统, 使其精力难以集中, 情绪浮躁, 应急能力下降, 酿成不该发生的事故,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

2、能耗增加, 使用成本上升, 浪费惊人

据调查测算, 超期使用的拖拉机油耗比正常值高15%~25%, 超期使用的联合收割机油耗比新机高15%以上。按陕西省农机作业年耗油180万吨计, 超期使用及技术状态恶化的机械按50%计, 每吨油按6500元计, 每年至少浪费燃油13.5万吨, 每年因此损失8.755亿元, 还不包括这些机械因维修增加的支出费用。照此推算, 全国因此造成的浪费是不可低估的。这种高消耗低效率的现象, 严重危害到农机化的健康发展, 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也不种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3、超期使用的农机对环境污染不可小视

农业机械正常使用情况下, 排气为无色或浅灰色。超期使用的农机, 由于技术状态恶化, 排气为黑色 (炭烟) 或者篮烟, 排放物严重超标, 致使空气质量等级下降, 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安全。据环保专家实际检测分析,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非正常使用时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等有害物质。一氧化碳与人体红血蛋白有很强的亲合力, 亲合后形成碳氧血红蛋白, 从而削弱血液向各组织输氧功能, 造成人的感觉、反应、理解、记忆等机能障碍。同时, 超期使用的农机排放物中含有多种重金属、化学液体、废塑料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大量散发在空气中, 会恶化人居环境, 对人类健康不利。

4、超期使用农机, 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近30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举世瞩目。淘汰落后产能, 发展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 已成共识。这一战略举措要得以实现, 就必须加快技术的更新换代步伐, 农机领域也概莫能外。据初步统计, 我国农业机械目前的技术水平、质量等级、结构性能和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较, 有较大差距。尤其是机电一体化、人机工程、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机械化技术, 差距更大。近年我国形成了一批节能环保、技术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集成化程度较高的农机产能, 以支持农机更新换代。而大量超期使用农机不能退出使用领域, 会迟滞这一进程。

二、建立在用农机退出机制的难点

我国农机化与发达国家相比, 有其特殊性。拖拉机要兼营农业运输, 联收机要跨地区作业, 这一特色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成做法。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机动车辆报废更新机制, 但我国农民农机经营的特殊性, 农业的小生产地位及与此相适应的农机经营家庭化、小型化, 使其经济基础非常脆弱, 决定了也不能借用之。因此, 要建立我国在用农机的退出机制时, 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 从实际出发, 积极、稳妥、有引导和在国家支持下逐步推进。

1、农民经济实力差, 报废在用农机无力承受

我们在下乡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进入农村的手扶拖拉机和皮带传动的小四轮拖拉机拥有量很大, 其使用年限大都在15~20年以上, 是农机退出的主要对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接近报废的拖拉机大量从平川和经济发达地区流向丘陵和山区, 成为当地农业和农村运输的主力, 是当地农民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经营性收入来源。如果国家没有任何补偿, 让其强制报废, 农民是无力承担的。以陕西省南郑县为例, 这类农机占全县农机拥有量的45%~55%。另一方面, 因其只在小区域内活动成为监管的盲点。

2、机动车辆报废制不适用于农机

国家经贸委、国家发展改委、公安部、国家环保总局《农用运输车报废标准》的通知 (2010年3月13日) 。农用运输车 (包括三轮农用运输车和四轮农用运输车, 下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报废:1) 三轮农用运输车和装配单缸柴油机的四轮农用运输车, 使用期限达6年的;2) 装配多缸柴油机的四轮农用运输车, 使用期限达9年的;3) 装配多缸柴油机的四轮农用运输车, 累计行驶里程达25万公里的;4) 因各种原因造成农用运输车严重损坏或者技术状况低劣, 无法修复的;5) 长期使用后, 整车耗油量超过企业定型车出厂标准值15%的;6) 不符合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7258-1997) , 经修理和调整后仍达不到要求的;7) 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 经修理、调整或采用尾气污染控制技术后, 仍不符合要求的。达到报废年限或者累计行驶里程的农用运输车, 依据国家机动车安全、污染物排放有关标准检验合格的, 可以适当延长使用年限, 但最长不得超过3年。延长使用年限的车辆, 应当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 增加检验次数, 一个检验周期内连续两次检验不符合标准要求的, 应当强制报废。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在本标准发布时已达到本标准的报废条件的, 可以在本标准发布后12个月内报废。

这可以说与在用农机的退出机制比较接近,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此规定相配套的是, 一是国家实行了汽车和家电下乡政策, 车主淘汰旧车可以得到相应的补贴支持, 而农机却没有这一政策。二是机动车辆以上路为主, 公安交警可以通过检查和处罚来保证政策执行力, 达到强制报废之目的;而农机有的上路, 多数不上路 (只从事农业生产) , 因此这一规定不适用于农机。

3、国外农机报废规定

国外农机报废制度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比如说德国的农机产品一般比较耐用, 设计使用年限都在10~20年, 而日本的农机产品在10~15年左右。发达国家以使用年限来确定农机报废标准, 实行强制报废, 并为农机用户提供高于购机补贴的支持, 以鼓励其淘汰落后的农业机械, 加速农机更新换代步伐。

4、农机退出机制的标准建设滞后

《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政策, 对在用农机的退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但如何操作, 却没配套规范, 成为实践中的大难题。

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在用农机退出机制的规定

1、《道路交通安全法》该法第121条赋予农机主管部门拖拉机注册登记和年检、驾驶人考证及审验权, 而机动车辆强制报废内容却不包括在内, 说明由于农机的特殊性应实行特殊的在用农机退出机制。

2、《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本法所称农业机械化, 是指运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装备农业, 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 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本法所称农业机械, 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设备。……按照因地制宜、经济有效、保障安全、保护环境的原则, 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其中促进农机化发展原则,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制定在用农机退出的标准, 但没有具体规定。

3、《拖拉机登记规定》该规第25、26条规定, “已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拖拉机, 拖拉机所有人申请报废注销时, 应当填写《拖拉机停驶、复驶/注销登记申请表》, 向农机监理机构提交拖拉机号牌、拖拉机行驶证、拖拉机登记证书。因拖拉机灭失, 拖拉机所有人向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注销登记的,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日内办理注销登记, 收回拖拉机号牌、拖拉机行驶证和拖拉机登记证书。因拖拉机灭失无法交回号牌、行驶证的,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公告作废。拖拉机所有人因其他原因申请注销登记的, 填写《拖拉机停驶、复驶、注销登记申请表》。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日内办理注销登记, 收回拖拉机号牌、拖拉机行驶证和拖拉机登记证书。”

4、《拖拉机禁用与报废》 (GB/16877—1997) 国定标准规定, 大中型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5年、小型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0年, 经修理仍超过禁用标准的要报废。但其一是不够具体, 二是经过10多年发展和变化, 已与现实要求相脱节, 三是无相应的配套监管措施, 四是无支持鼓励措施, 实际上流于形式而无法实施。

5、《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 “国家建立落后农业机械淘汰制度和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报废制度, 并对淘汰和报废的农业机械依法实行回收。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达到报废条件的, 应当停止使用, 予以报废。农业机械的报废条件由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质量监督部门、工业主管部门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对达到报废条件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 应当书面告知其所有人。

国家对达到报废条件或者正在使用的国家已经明令淘汰的农业机械实行回收。农业机械回收办法由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制定。回收的农业机械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监督回收单位进行解体或者销毁。”这是目前建立在用农机退出机制最权威的规定。根据该条例, 建立农机退出机制迫在眉睫, 有法可依。

6、2010年7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在这个“国22条”里, 第9条强调指出, 要尽快“建立农机报废更新制度, 抓紧研究以旧换新办法, 加快淘汰老旧及高耗能农机, 促进安全、节能、环保型农机的推广应用”。“国22条”表明, 一是在用农机退出机制以以旧换新为主;二是国家将对在用农机退出使用给予必要的扶持。

四、在用农机退出制建议 (标准)

建立我国在用农机退出机制, 应考虑以下问题:一是要制定农机强制报废办法及实施细则。二是要有相应的监管措施, 保证其落实。三是要综合研究, 提出多种退出条件, 符合二个以上条件的在用农机纳入强制报废范围, 农业机械的使用条件比较特殊, 差异较大, 以拖拉机为例, 就其使用强度而言, 纯农田作业拖拉机与兼用型拖拉机差别就很大, 后者可能全年使用, 而前者只是季节性使用, 后者使用强度可能是前者的数倍;再以联合收割机为例, 参加跨地区作业与不参加跨地区作业也存在着很大差异, 前者可能全年使用期在5个月以上, 而后者年使用仅有10天左右, 150天与10天相比, 使用强度相差15倍!再如拖拉机配套机具, 农田作业机具年使用不足2个月, 而农产品加工机具则可能是全年使用, 两者使用强度相差数10倍。四是要综合借鉴《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条件》 (GB16151—2008) 、《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 (农机部分) 、《拖拉机禁用与报废》 (GB/T16877—1997) 及部分省制定的在用农机报废办法。基于以上考虑, 拟提出主要农机退出使用标准如下。

(一) 拖拉机报废标准

1、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拖拉机一律禁用。

1) 在标定工况下, 燃料消耗率上升幅度大于出厂标定值20%的。

2) 大型和中型拖拉机发动机有效功率或动力输出轴功率降低值大于出厂标定值15%的。

3) 小型拖拉机发动机有效功率降低值大于出厂标定值15%的。

2、经过一定时期使用后,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拖拉机应报废。

1) 大型链轨式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2年 (或累计作业1.5万小时) , 经过检查调整或更换易损件后, 技术状况仍属1) 条或2) 条的。

2) 大型和中型轮式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5年 (或累计作业1.8万小时) , 经过检查调整或更换易损件后, 技术状况仍属1) 条或2) 条的。

3) 小型拖拉机使用年限超过10年 (或累计作业1.2万小时) , 皮带传动拖拉机 (手扶和小四轮拖拉机) 使用年限超过8年 (或累计作业1万小时) , 经过检查调整或更换易损件后, 技术状况仍属1) 条或3) 条的。

4)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 无法修复的。

5) 预计大修费用大于同类新机价格50%的。

6) 未达报废年限, 但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7) 国家已明令淘汰的。

(二) 联合收割机报废标准

1、具有下列条款之一的联合收割机禁用。

1) 配套发动机油耗超过出厂标定值20%。

2) 配套发动机功率降低值大于出厂标定值15%。

3) 作业时的损失率、含杂率分别超过出厂标定值的10%和20%的。

4) 经两次年检不合格的。

2、经过一定时期使用后, 具有下列条款之一的联合收割机应报废。

1) 全喂入联合收割机使用年限15年 (或参加跨地区作业者使用年限8年或累计作业1.5万小时) 、半喂入联收机使用年限20年 (或参加跨地区作业者使用年限8年或累计作业2万小时) , 经检修后技术状态仍属1) 、2) 、3) 的。

2)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 无法修复的。

3) 预计大修费用超过新机价格50%的。

4) 未达报废年限, 但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5) 国家明令淘汰的。

(三) 拖拉机配套机具及相关农产品初加工机械报废标准

1、累计使用年限达10年以上的。

2、工作效率降低30%以上的。

3、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严重损坏, 无法修复的。

4、预计修理费用超过新机价格50%的。

5、经反复调整, 仍不能达到作业 (加工) 技术要求的。

6、未达报废年限, 但技术状况差且无配件来源的。

7、国家明令淘汰的。

五、对退出使用农业机械的处理

对退出使用的农业机械采取严密而配套的处理措施, 防止其报而不废, 是在用农机退出机制的重要环节。只有采取强有力的处置措施, 强化行业管理, 实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经济等手段综合整治, 形成稳定的长效机制, 才能使报废农业机械消失, 消除其负面影响。

1、实行严格的退出机制。对达到报废条件的农机, 或虽末达到报废条件, 但功率降低、油耗超标、主要构件严重损坏, 经检验不合格或污染物排放超标的农机实行强制报废。报废农机由其所有人依法交由国家定点回收企业, 由回收企业折价支付农机所有人价款后出具证明。回收企业对回收农机在监管部门监督下进行破坏性拆解, 以防止其零配件流入市场或拼装农业机械坑农。

2、对回收企业进行资质认证和监督管理。对出售回收机械零配件及总成者给予严厉处罚直至吊销其资质证;对拼装农机予以没收, 并处拼装农机所得10倍罚款, 吊销其资质证书;具有以上情形, 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县级农机监理机构要依法负责退出使用农业机械相关证件的回收及注销;相关证件因种种原因不能收回的应限期公告作废。

六、五种对策保证农机退出机制实施

1、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建议由农业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出台《农机报废管理实施办法》, 会同国家标准管理部门出台《农机报废与禁用标准》。有关部门应根据我国农机工业现状及农机产品质量, 研究制定操作性强的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 使农机退出机制可供操作, 便于落到实处。

2、实行在用农机退出的补贴政策。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已经常态化, 随着补贴资金逐年增加, 我们应该有能力来做这件惠民之事。经过近几年高速发展, 我国农机化水平达到50%, 今后应该是量效并重以质为主的新发展期。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 从优化农机结构的思路出发, 来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在继续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的同时, 通过建立在用农机的退出机制来提质增效。对在用农机退出实行补贴引导制, 鼓励其报废。对于不同机械给予不同的报废补贴, 且补贴标准应高于新购机者, 即补贴标准为新机具价格的40%, 取消单套机械补贴的最高限额, 以鼓励应用大型化、集成化、智能化、成套化、复式作业机械。可以在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中切块 (如30%~40%) 应用于支持农机报废更新, 以推动农机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同时, 有条件的省、市、县 (区) 应建立在用农机退出补贴基金, 与国家补贴资金叠加使用, 加速农机更新换代进程, 促进区域性农机化提质增效, 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3、规范农机报废更新的补贴管理。一是申请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的对象, 必须是在农机管理部门有登记注册或管理档案的机械。一方面防止补贴资金被冒用, 另一方面促进农机管理的规范化。补贴资金可参照农机购置补贴办法管理, 由农机部门根据农户申请, 交验回收企业出具的报废机械证明书, 交回原机械的相关证件 (办理旧机注销) 后, 按农机购置补贴程序办理购机事项。

4、完善农机惠民政策。由于我国农机化比较特殊, 拖拉机要上路兼营农业运输, 联合收割机跨地区作业也要上路。这两种类型的机械相比较而言经营效益高一些。而随着规模化、机械化家庭农场的发展, 纯农田作业和农产品初加工的农机开始大量涌现, 其经营效益相对较低。国家应及时调整政策, 支持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对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初加工的农机, 一是应免缴“交强险”, 二是免培训、办证费, 三是免年检及相关管理费, 减轻农民负担, 四是对其申请农机报废更新给予优先, 以支持其发展规模化农业, 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研究 篇9

一、人才退出机制的内涵

我国企业的人才退出机制大多处于缺位或不健全状态，原因就在于人们通常对退出的概念理解不清楚，常常把退出和解雇联系起来。人们通常认为退出就是指员工同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从而退出企业。解雇只是人才退出的一个环节，真正意义上的退出应该有更多的含义。

完整的退出机制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它是以工作分析为基础，制定考核目标，结合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制定出绩效考核的标准。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绩效考核，通过结果与考核结果的对比，进行结果分析，对那些达不到企业要求的员工，采取降职、调职、离职培训、解雇等措施。对考核合格者予以留任。通过退出机制更好、更持续地促进人员与岗位、能力与绩效、绩效与薪酬的匹配。[1]

由此可见，解雇只是人才退出的方式之一。退出也包括暂时退出岗位去接受教育和培训，等教育培训结束后，如果受培训人员能够达到企业的岗位考核要求则可以在组织中继续工作。所以，退出与解雇之间存在着一个缓冲区，如内部待岗、试用期制、离岗培训等。实施人力资源退出机制，是为了保证组织人力资源团队的精干、高效和富有活力，通过自愿离职、再次创业、待命停职、提前退休及末位淘汰等途径，让不再适合于组织战略或流程的员工直接或间接地退出组织及其机构，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战略目标。

二、我国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1. 国有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国有企业基本上处于人才退出机制缺位状态。几十年来，国有企业超稳定的生存状态使企业员工产生了观念保守，害怕竞争，不易接受变革，依赖思想严重等心理特征，许多职工习惯于平平淡淡的固定工作的生活，对变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很不适应。他们宁愿追求清闲、低收入的生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企业员工进取精神不足、素质低，对内部改革和约束措施反应激烈，企业“铁饭碗”和“大锅饭”难以打破。

自从中央提出国企要减员增效、提高效率之后,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掀起了一股下岗裁员浪潮, 企业隐性失业显性化, 这应该算是中国企业的一次集体人才退出。但是这次下岗裁员的目的是除去企业中多余的冗员, 而人才退出机制的目的是使企业人才处于流动状态, 在企业中营造能进能出、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氛围, 最根本的是通过引入退出机制来给人才以危机感, 促使他们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积极性。

经过这一浪潮之后, 国有企业面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人才竞争, 由于自身体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弊端，导致其内部的优秀人才向外企、民营企业流动的情况时有发生，国有企业面临人才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 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招揽优秀人才。招聘到的人才，由于人才退出机制的缺失，对于不能胜任岗位要求的员工，难以像民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那样辞退；对于优秀的员工主动提出辞职，企业又往往缺乏有效的措施去挽留。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淘汰：员工可以自由地淘汰企业，而企业只能有限地淘汰员工。

2. 私营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在私营企业中, 企业管理的方式主要还是人治，缺少成文的制度规范，导致了许多制度规范建设的不完善。企业的大小事情通常都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 企业中基本没有客观的绩效考核体系, 员工绩效好坏通常都是由其直接上级主管评价, 因此, 员工能否得到好的评价不是取决于其绩效的好坏, 而是取决于其与直接上级或老板的个人关系, 由此导致的以绩效考核结果为依据的人才退出决策便具有极大的随意性, 严重偏离了以绩效定升降、以能力定去留的理念。

根据心理契约理论，心理契约是作为构成员工与组织间交换关系和相互责任的一种心理期望，也就是员工和组织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企业和员工经常忽略他们之间达成的“心理契约”，尤其是企业一方，常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员工进入企业以后会有意无意地违背当初对员工的隐含承诺，即违背双方的心理契约。当员工付出的努力没有换来期望中的报酬时，这种心理落差往往会导致核心员工和优秀人才心理上极为不满，他们对企业的看法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不知不觉中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很快转化为实际行动上，即离职。

我国的私营企业中大部分是家族企业, 一方面是频繁的雇员流动, 另一方面却是人才退出的无序性和随意性, 也就是说缺乏规范科学的人才退出机制。这种强烈的反差时常同时存在于许多家族企业之中。当家族企业的规模成长到一定程度, 超出家族成员所能应付的范畴时, 家族成员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开始日益显露“家族情感”、“家族矛盾”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这个阶段的家族企业应该雇佣非家族的成员来代替企业主从事生产与经营。

由于家族企业“家”的观念非常浓郁，在重要职位的人事安排上，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候选者的身份，而非任职能力。即使同等职位，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的地位和权力也往往不同。过于任人唯亲，一方面会使管理混乱，原来制定的规章制度难以执行；另一方面会使一些有才能的员工，对企业失去信心。因此，当企业的规模继续成长, 非家族成员越来越多, 企业内的分工也愈来愈细时, 企业主必须在“人治”和“法治”之间做抉择, 这直接关系到家族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不能及时建立家族成员退出机制, 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日后经营甚至会造成企业的衰亡。[2]

三、人才退出机制的构建

1. 建立健全的人才退出机制首先在于其主体———企业员工的认同。

退出机制的设立必须以文化先行，让员工转变观念，在思想上认同退出机制，从内心意识到退出机制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优势在于突破羁绊、寻求合理、拓宽事业，从而在市场中选择、在流动中发展、在发展中成功，以此为建设人才退出机制铺平道路。

2. 确立人才退出标准。

人才退出标准主要包括：无法胜任工作者、无法适应公司发展战略者、无法适应企业文化者等几类。人才退出标准的建立是建立人才退出机制的关键和前提。企业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公平的、公开的绩效考核, 并根据员工的考核结果结合退出标准来确定员工是否适合现有岗位的工作。科学的人才退出标准能够能使员工明确奋斗目标，同时也使退出机制程序化、公开化，有效消除人力资源退出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3. 做好裁员管理工作。

要做到刚性裁员，柔性操作。裁员本身是较为刚性的，但在裁员过程中如果过于刚性则会导致矛盾激化，使员工对企业失去信心，裁员成本也必然增加。所以，企业在裁员的操作中要具有一定的柔性，即在理性的基础上采取柔性化方式，即做好人才退出的缓冲工作。所谓缓冲是指员工绩效考核达不到要求并不直接令其退出企业, 而是针对每个员工绩效考核的具体结果作出恰当的反馈。例如, 对于那些本来很有潜力和能力但是被安置到不适合发展的岗位上而失去发展空间的员工, 这时的退出就是指退出目前的岗位到新的岗位上去；而对于那些有学习能力, 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培训而导致绩效低下的员工来说, 这时的退出就是离岗培训或在职培训；只有那些绩效低下且已经没有潜力和那些与企业需求不相匹配的员工才会直接面对退出企业的结果。这一环节是企业人才退出的核心环节, 如果做得好, 就可以从退出机制中获益如果做得不好, 不但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而且还会影响员工士气和忠诚感。对企业来说，裁员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降低员工的心理失衡，降低裁员成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企业的战略转型制定系统的裁员计划，把裁员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以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实施方式保证裁员的良好成效。

4. 建立“回聘”制度。

回聘，即与业绩良好的离职员工建立长期联系，在企业经营状况转好时可以考虑重新录用。经某些人力管理调查机构的测试，回流员工再次主动离职率非常低，而且由于熟悉企业内部工作流程，能够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减少招聘新员工的大量培训支出。特别是裁员过程中离开企业的员工，其中大部分不是由于员工能力和过错离开的，相反只是由于阶段发展弃用的人才。此外，感受过外界企业文化的离职员工通常更能体会到原企业文化的精髓，具有更高的企业认同感。

5. 在执行退出机制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操作。

首先, 退出方法要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制定, 必要时要向当地劳动部门咨询, 甚至可以把退出方法到当地劳动部门备案, 确保退出方法的合法性。其次, 要有书面材料记录员工相关行为, 使人力资源退出具有充分证据。最后, 在人力资源退出时, 要和劳动部门做好沟通, 解释裁员原因, 取得劳动部门的支持。严格按法律程序签订和解除劳动合同, 无论对企业还是劳动者都是十分重要的。[3]

摘要：良好的企业人才退出机制是企业保持活力、增强员工士气、增强企业创新力的源泉, 但是传统观念和我国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影响, 我国企业人才退出机制处于缺位状态。人才退出机制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论述人才退出机制的内涵, 分析我国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现状, 提出我国企业建立人才退出机制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源,退出机制,解雇

参考文献

[1]司曙光.企业的人才退出机制研究[J].现代商业, 2009, (2) :99.

[2]李文武.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构建[J].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7, 23 (5) :98-99.

广电播出机构启动“退出机制” 篇10

近期举行的全国广播影视传媒机构和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工作会议, 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管理工作任务。其中,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处理办法》 (试行) 的颁布出台尤为令人瞩目, 该文件改变了长期以来播出机构和频道频率“只进不出”的做法, 为有效管理提供了重要手段。

本刊观察:

广电媒体近年来因为种种违规问题, 屡受观众诟病, 美誉度下降。虽然监管部门禁令频出, 效果都不明显, 违规现象屡禁不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播出机构及其频道频率的“退出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反正不会有“性命之虞”, 象征性的处罚对于财大气粗的广电机构构不成威胁, 在经济利益的推手下, 违规操作成为“不死鸟”。因此, 广电播出机构启动“退出机制”对于净化荧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程院完善退出机制 篇11

新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明确了院士候选人的两种提名渠道：一是院士直接提名候选人；二是中国工程院委托有关学术团体，按规定程序推荐并经过遴选，提名候选人。其他推荐渠道均被取消。

在备受关注的院士退出机制方面，新章程也做出了调整，增加了“劝退”规定，即当院士的个人行为违反科学道德或品行不端，严重影响院士群体和工程院声誉时，劝其放弃院士称号。原章程规定的退出机制是，当院士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利益时，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应撤销其院士称号。

师范生男女悬殊 “男老师危机”显现

《解放日报》消息 从“男幼师紧缺”到“男孩危机”，在基础及学前教育阶段的性别对比中，“阳刚之气”似有不足。近日，由华东师大牵头、我国首次科学化规范化的高等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又显示：在27所师范院校近万人抽样中，在校师范生男女比例差距明显加大——女生达65.3%，男生仅占34.7%。这意味着，国内大批未来教师中女性几乎两倍于男性，潜藏着一种“男老师危机”。

2008年，在中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状况调查中，华东师大终身教授、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发现，当时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男女教师比例相对平衡，男教师人数只是略低于女教师，男性占教师总人数45.4%。而时隔6年后的此次大范围、大样本调查中，这一“性别比”拉大了逾10个百分点，预示今后基础教育阶段男女教师比例将发生重大变化。

更令人有些意外的是，由于师范教育也是文理分科的，“男女失衡”在各大学科的性别分布中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在学习文科的学生中女生自然较多；而现在，学习理科的女生也明显增加，甚至在总体上已经多于男生。

最悬殊的性别之差出现在英语学科中，将来教英语的女老师与男老师之比将达到“7︰1”；而在“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理科学科中，女老师与男老师之比也分别为1︰1.6、2︰1、2︰1，仅物理老师中男性略占多数，而“理化生”学科总体上已是“阴盛阳衰”——5︰3.6。包括“语数外”、“音体美”等十多个主副学科中，除物理外，只有體育男老师比女老师多，差不多“男3女1”的比例。

丁钢教授认为，鉴于高等师范院校男女性别比例日益悬殊的情形，在加强师范专业宣传的基础上，应当吸引更多男性投入教育事业，对于师范生中的男生群体，要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他表示，“同时也需要注意师范男女生在课程学习中的差异现象，在课程内容和教学中予以男生更多的鼓励和关注”。

《文汇报》消息 记者从上海市科委获悉，“数据科学和大数据人才培养计划”已正式启动，将在未来3年培养和引进千名高端数据人才。首批大数据工程硕士招生于今年6月开始报名，9月入学。

该培养计划首批启动了大数据工程硕士、数据科学家训练营和数据科学FIST三个项目，随后还将陆续启动青年数据科学家培养、数据科学博士学位、数据科学硕士学位、数据科学专业硕士学位和数据科学本科第二专业学位等6个培养项目。

“大数据时代来临，甚至有专家认为，所有科学都在变成数据科学。但目前市场上具备深入分析数据能力的人才却十分缺乏。”该计划主要负责人、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主任朱扬勇介绍，根据麦肯锡咨询的预测，到2018年，仅美国本土大数据人才缺口就超过14万名，同时，通过分析大数据并为企业做出有效决策的人才缺口将高达150万名。

上海启动大数据人才培养计划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成立数据科学研究机构，各大学也成立相关学院培养人才。如美国纽约大学、英国邓迪大学均从2013年起设立数据科学硕士学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将从2015年起设立数据科学博士学位。在国内，香港中文大学自2008年起就设立了“数据科学商业统计”科学硕士学位，清华大学新近成立了数据科学研究院，自今年9月起开始招收研究生；西安交大、浙江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也先后设立了数据科学研究中心。

朱扬勇介绍，他所在的实验室是《上海推进大数据研究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技术支撑基地，是一个开放的数据科学研究平台；即将启动招生的大数据工程硕士项目，将通过整合学术界和工业界在数据科学领域的相关优势资源，训练学员大数据管理和分析实践能力，培养大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技应用科学家，学制二年，周末上课，颁发工程硕士学位；数据科学家训练营则通过短期内高强度地获取数据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使学员进入数据科学家队伍；而数据科学FIST课程将聘请海外教授，讲授《数据科学》和《大数据管理技术》两门研究生开放课程。

我国天使投资退出机制研究 篇12

天使投资是指具有高抗风险能力的受信投资人出资协助具有专门技术或独特概念的原创项目或小型初创企业, 所进行的一次性前期投资, 是对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初创企业的第一笔投资形式。

天使投资始创于19世纪的美国, 截止到2012年上半年, 美国共有27, 280家创业企业得到天使投资的支持, 同比增长了3.7%;天使投资人总数达131, 145位, 同比增长5%, 投资总额达到$336, 390。在我国, 天使投资还处于成长期, 由《2012年中国天使投资与天使孵化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团队、天使投资基金共计272个。其中天使投资人190个, 天使投资团队6个, 天使投资基金61个, “天使+孵化”机构15个。从1994年到2012年7月, 我国各类天使投资案例仅有536起,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无论从天使投资人总数, 还是融资总量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 由于我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加大, 从客观上要求资本投资市场的多样化, 天使投资可以为创业者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同时, 我国富裕阶层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的意识不断加强, 天使投资可以为海量的民间个人资本提供合理有序的投资渠道, 可以说天使投资方式的出现是保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但是, 我国目前对于天使投资的研究仅停留在经济活动领域, 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本文尝试从天使投资系统运行的四个环节——主体、运作、退出、监管——中的“退出”所面临的机制和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重要性和研究现状

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筹集风投资金;寻找筛选项目;详细评价;谈判阶段;投资生效与监管;撤资退出。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就是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 如果缺乏合适的资本退出方式, 投资人就无法将其股权转化成切实的利益, 亦无法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 风险投资的退出是风险投资运作过程至关重要的环节。

王晓东、赵昌文 (2004) 认为, 首次公开发行和企业并购已经成为了风险投资最主要的两种退出方式, 并对两者的退出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孙君宏 (2007) 比较了中美的IPO制度, 指出我国证券发行制度还不完善, 主板上市条件过严, 二板缺位, 相关法律法规及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 致使风险投资很少采用IPO方式退出;李爱君 (2006) 从风险投资的退出形式入手, 分别对我国的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初步建议。朱斌 (2001) 指出在我国现阶段条件下, 并购退出应成为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方式。廖士光 (2013) 借鉴美国证券场外交易市场的经验,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多层次场外交易市场, 引入做市商制度, 建立不同市场层次之间的转板机制, 加快推动场外市场发展。综上可见, 国内学者对于投资人退出机制的研究大多是针对风险投资, 而对于天使投资的退出机制的研究, 大多是停留在评价制度整体可行性或制度缺点上, 且深度不够。

三、我国天使投资退出机制的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天使投资属于风险投资的一种, 其退出机制可借鉴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但是, 由于我国创业企业在发展形态和所处经济环境的特殊性, 导致其与一般风投退出机制仍有很大的不同, 两者仍有较大区别。针对这一问题, 仍需加以特别的立法界定和进行深入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的风险投资领域法规中, 仅有一部纲领性法律文件, 即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另外还有几条零星法律条文散布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和《证券法》等基础法律中, 尚未构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创业投资企业股东的股份可以通过股权上市转让、股权协议转让、被投资企业回购等途径实现投资退出, 天使投资的退出方式与此之类似。

本文以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下的天使投资退出机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其常见的天使投资退出方式可以概括为:股权上市变现、股权转让、企业并购、股权回购和破产清算五种。

1.股权上市变现。

首次公开募股 (IPO) , 是指企业透过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向投资者发行股票, 以期募集用于企业发展资金的过程, IPO以其高收益等特性, 成为天使投资退出的最佳选择。

目前, 我国资本市场主要有三块构成:

1、主板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准入规定为: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达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3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名币5000万元;或者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名币3亿元;发行前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20%;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主板市场面向符合上市标准的各类大型公司, 准入要求较高, 市场融资量较大。

2、中小企业板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其准入规定与主板相同, 面向已符合现有上市标准、成长性好、科技含量较高、行业覆盖面较广的各类公司。

3、创业板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其准入规定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两年连续盈利, 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 且持续增长, 或者最近一年盈利, 且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 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2000万元, 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3000万元。创业板主要面向符合新规定的发行条件但尚未达到现有上市标准的成长型、科技型以及创新型企业, 以促进自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业企业的发展。

对创业企业来讲, A股市场准入条件太高, 难以望其项背;中小企业板依附于主板市场存在, 执行与主板市场相同的准入标准, 对于创业企业来讲也是望洋兴叹。而创业板作为上市准入标准最低的资本市场, 其设立初衷就是针对创业企业, 但其财务指标仍然高的吓人, 令具有发展潜力、短期盈利不明显的创业企业难以通过其上市。

反观美国资本市场, 其上市市场分为两个层次, 主板市场 (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创业板市场 (纳斯达克市场) 。其主板市场上市标准也非常高, 但纳斯达克市场却对主板市场作出了非常合理的补充, 其中纳斯达克小额市场是专为成长期公司提供的市场, 准入标准较低, 对于公司盈利能力、规模的规定相对灵活, 是真正可以满足创业企业上市融资需求的资本市场。

借鉴美国经验, 我国政府应该更好的把握创业板定位, 尽快降低创业板IPO上市的门槛, 使其真正能够发挥出接盘天使投资的作用, 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此外, 我国的天使投资人应多方考虑退出方式, 不应拘泥于IPO上市这一条途径。

2.股权转让:

2009年国家发布了《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办法》 (《中关村试点办法》) 。该办法规定:待转让主体为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满2年;主营业务突出, 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的非上市股份报价转让试点的资格确认函。适用范围包括: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和沪、深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试点办法》生效施行后, 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中小型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天使投资资本退出、引入机构风险投资、完成股权融资提供了有效途径。相比IPO股权上市转让,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准入条件较为宽松, 便于进行股权转让。通过创业期间小企业上市的, 对于天使投资人而言, 亦是合理的方式。

但进一步研究发现,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在制度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该系统设立的初衷是为原STAQ和NET系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并没有长远的规划和发展目标, 中期又承接了证交所的退市公司, 可以说这套系统一开始并不是为了中小企业进行场外股份转让而设置的。虽然后来, 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了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但其存在:融资机制单一、融资主体较窄, 企业、投资者基础薄弱, 代办股份系统网点分散, 交易制度落后等问题。

相比之下, 美国的场外交易市场 (OCTBB) 为全国投资者提供场外交易实时报价、最新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信息;没有上市标准, 上市程序简单;收费低廉, 发行人不需支付上市费用, 只需向做市商支付小额做市费用;有与纳斯达克市场的转移制度。其运作基本特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但是, 美国上市交易标准过于宽泛, 我国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尚不发达, 同时缺乏摘牌制度和有力的监管制度, 完全照搬美国的方法将可能导致大批不合格企业进入市场, 导致投资者盲目投机, 进而影响到整个转让系统的有效性。

本文认为, 在借鉴美国制度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制订关于我国对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规定。尽快确定代办股份市场的市场定位, 将其打造成适应于中小企业融资、天使投资退出的融资平台, 弥补交易市场的不足, 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逐步建立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全国统一的三板市场, 增加具有资质的相关证券公司;完善定价交易制度的, 改变三板市场交易的集合竞价和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报价的方式, 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降低投资风险、提高股权流动性, 推行做市商制度或者采用做市商与集中竞价相结合的方法;扩大准入主体范围, 《中关村试点办法》仅限于中关村国家创新区的创业企业, 应适当加速推广试点, 可以将国内其它省市的高新区纳入考量, 在一段时间之后, 形成全国性质的大型市场;加大三板市场法律监管制度, 加强市场纪律, 降低投资风险。对进行股份转让的公司设立较高门槛, 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和保荐人推荐制度;增加相应转板制度, 当创业企业在三板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满足一定条件之后, 应允许其转至较高市场。

3.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即企业之间的兼并与收购行为, 是企业法人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基础上, 以一定的经济方式取得其他法人产权的行为, 是企业进行资本运作和经营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于天使投资而言, 主要是指创业企业被其他企业所收购的经济行为。

并购对于天使投资人而言, 并非是收益率最大的退出方式, 但却是最实用的方式, 它的交易条件较上市发行容易、操作便利。创业投资企业并购有两种交易模式, 一种是产权交易所内集中交易模式, 另一种是自由交易模式。与自由交易模式相比较, 集中交易模式下进行产权交易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程序, 时间较长, 成本较高。但集中交易模式监管力度较大, 有利于法律法规进行规制, 有利于保证交易安全, 有利于规避并购的风险, 方便投资机构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

我国目前尚未设立全国统一的, 供创业企业 (或非上市企业) 进行并购活动的专门交易场所, 这类并购主要在各地的产权交易所进行。截止到2011年我国产权交易所数量已突破三百家, 然而我国产权交易的规制很不完善, 并不具备足够符合资质要求的产权交易所。从省、市、县和乡, 各地纷纷利用目前无法律直接规制产权交易所的空白, 进行金融交易, 各地方政府虽然出台了一些相应的规章制度, 但其法律位阶较低、效力很差。针对这种情况, 国家应该订立严格的产权交易所准入门槛, 交易所设立应限定在省、市两级范围内, 杜绝各地交易所过多、过滥的现象, 减少对投资者的投资积极和利益的损害。

4.企业回购:

股份回购, 是指公司按一定的程序购回发行或流通在外的本公司股份的行为。而本文所述之企业回购是指创业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其自身购回天使投资人手中股份的过程。在我国公司法中, 并未明确普通意义上回购和创业企业回购风险投资人手中股份之间的区别, 而是加以统一限制, 即“除减资、合并、少量奖励员工、与股东就合并分立等事项产生意见分歧后回购之外,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这一笼统规定直接限制了天使投资人的退出过程。若援引公司法规定, 则公司回购股份的前提条件是公司减资或被合并, 这与创业企业的发展轨迹不符。

对此, 本文认为应在公司法或创业投资法中增加天使投资合法回购的事项, 以弥补该缺陷。同时, 允许企业保留回购的这部分股份, 以便进行其后的融资或贷款工作, 若增设此规定, 一定应注意区别于普通股份回购, 防止被投机者加以利用;应加强对于创业公司的监管, 从企业日常经营到股权回购均应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使管理者和股东间的信息对称, 防止管理层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 采用杠杆回购, 防止管理者可能通过做大账面亏损等方式损害股东权益, 加强对于独董的管理。

5.破产清算:

风险投资不仅需要建立成功状态下的退出机制, 更要建立投资失败或者存在投资失败可能状态下的退出机制。天使投资平均投资成功率低于35%, 作为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活动, 大量的企业最终并不能成功, 当企业出现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时, 天使投资人需要采取的一些合理的止损方式防止投资的进一步损失, 破产清算不失为一种最为有效的止损方式。在破产清算的过程中, 如果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 则天使投资人是以股权所有人的方式存在。

本文认为, 风险投资不同于一般经营活动, 应在法律上予以特殊对待, 不应一概适用公司法对于破产清算的普适性规定。而目前法律制度下, 并未对风险投资做特别的法律规定, 故提出如下建议:

(1) 改变常规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 股东权益不能按照其经营利润的约定分配方式, 而是应按照优先天使投资人的方式进行。在完全清偿其投入资本的前提下, 再按照约定的分配方式来进行, 以最大限度保护投资人利益。

(2) 制订相应的税赋倾斜制度, 对投资失败时破产清算过程中所产生的税赋加以优惠。例如, 减免投资人的清算所得税, 在特定情况下适当减免创业企业的一些积欠税款等, 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天使投资人利益和提高投资人的积极性。

(3) 简化破产清算程序。应对小规模创业企业单独设置简易程序, 尽可能的简化破产清算程序来加快止损效果。

四、结束语

新时期, 为了促进创业型企业的快速发展, 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应尽快制订《创业投资法》改善我国对于风险投资法律法规分散而又缺乏专门规定的现状, 从法律层面上保证我国风险投资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天使投资方式作为一种针对创业型企业来说最为有效的投融资方式, 在《创业投资法》的制订中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 政府应尽快降低创业板IPO上市的门槛, 使创业板真正能够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同时, 完善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规定, 提高完善设立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 并在股份回购和破产清算方面增设针对天使投资退出的规定。

摘要：天使投资作为一种解决种子期企业直接融资的手段, 成为了企业创业融资的首选。本文简述了天使投资在国内的发展情况, 论证了天使投资的重要性;研讨了目前对天使投资退出机制的研究现状, 从股权上市变现、股权转让、企业并购、企业回购和破产清算, 这五种退出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对比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 提出了完善天使基金退出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天使投资,创业企业,法律法规,退出机制,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