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建议（共12篇）
税收政策建议 篇1
我国企业年金自20世纪90年代初随养老保险体系改革产生以来，已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年金的总体规模较小，覆盖率较低，替代率还不能满足改革的要求。相对西方国家对企业年金发展的各种支持手段，对企业年金发展起“引擎”作用的税收政策迟迟不到位是制约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成为解决我国企业年金发展滞缓问题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目前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税法中专门针对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法规尚没有出台关于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法规。2000年底，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中规定，部分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为职工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缴纳额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2003年2月财政部下发的《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中也规定，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地区的企业，提取额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作为劳动费列入成本费用;非试点地区的企业，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但不得因此导致应付福利费发生赤字。
2004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可以由企业从职工个人工资中代扣”。《试行办法》第八条还对企业和个人缴费的比例进行了规定，指出“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12，企业和个人缴费合计一般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6。”《试行办法》虽然对企业和个人缴费的比例作了限定，但对多大的缴费比例可以免税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现阶段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尚未确定采取何种税收优惠模式以及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政策规定模糊不清带来执行困难，地区差异较大;对税收优惠的水平缺乏论证;税收优惠规则层次不高，权威性不足;税收监管存在漏洞等。这些问题都直接造成我国的企业年金发展缓慢，严重阻碍了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
二、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建议
1、统一征税模式并合理确定优惠限额。
从我国目前发展企业年金的迫切性来看，采用EET征税模式，即允许企业和职工将向私人养老保险计划的缴费支出从企业或个人的应税所得中扣除，对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投资收入也不征税，只对退休职工从私人养老金计划取得的养老金进行征税，给企业以较宽的税收优惠，有利于其积极建立年金计划。虽然EET模式下政府会减少一部分眼前的税收收入，给政府带来即期的财政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部分的税收损失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上的财政“兜底”责任来均衡。但目前工资总额4%的免税限额过低，不足以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国家有必要考虑上调企业年金缴费环节的税收优惠比例，有必要像英、美等国那样，规定私人养老保险缴费中享受税收优惠的限额。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紧张的财政状况，对企业年金缴费的税收优惠比例不必同国外保持一致，但是应该考虑适当上调该比例，当投资收益率上升到8%左右时，可以将优税扣除率提高到5%-6%左右;当投资收益率低于5%时，将优税扣除率提高到12%-14%。随着财政状况的变化，可以对优税扣除率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2、加强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监管。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适用于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政策，行业单位制定的企业年金管理办法大多套用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的税收政策。部分地方政府则规定企业可以利用优惠政策，但没有规定必要的限制措施，致使税收流失。同时，由于商业保险公司承担的企业年金计划也无法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待遇。从当前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方面来看，存在着政策不一致、管理不规范，以及缺乏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合理利用的问题。因此，国家在出台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的同时，应该对企业年金计划的方案设计和计划受托人的合规性进行必要的监管，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构建企业年金税收监管机构，设立企业年金年度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3、扩大企业年金计划的覆盖面。
充分发挥企业年金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必然要求企业年金在社会保障中覆盖大部分社会成员。这就涉及到对企业年金优惠高薪雇员的限制问题，如果在享受税收优惠的计划中投有禁止优待高薪雇员的要求，那么最有动力避税的是高薪雇员，最有权利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也是高薪雇员，而最不需要企业年金提供养老支持的恰恰还是这些高薪雇员。政府为发展企业年金计划而给予的税收优惠应本着无歧视原则，不应优待高薪雇员。这就需要相关税收法规的约束和引导。例如，政府税收政策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至少达到全体有资格参加企业年金计划参与人数的75%，该计划才算是个合格的企业年金计划，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并逐年进行测试。这样就保证了随着企业人员规模的扩大，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人数也会随之上升，有效地防止了优惠高薪雇员、歧视低薪雇员。
4、提高企业年金基金收益率。
在国外，养老基金不仅可投资于股票、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还可投资于银行存款、抵押贷款、不动产、国外资产等。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被严格限制而无法进入资本市场。在当前的企业年金的资产分布中，我国养老基金的主要投资仍是银行存款，大约占65%;其次是国债和社保定向债券，分别占16%和19%。存入财政专户、现金以及股票等其他形式的资产不足20%。由于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收益率整体较低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养老基金的积累速度和积累水平。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在保证基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拓宽基金投资渠道，提高基金投资收益率已成为我国企业年金快速发展刻不容缓的问题。
税收政策建议 篇2
采滥用都起到了有效的控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更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在生态环境补偿方面，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快完善生态系统税收制度
（一）从保护重要生态屏障、考虑减轻农牧民负担、解决生态移民生活困难、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税收角度出发，应当采取“税额减免、提高起征点”等税收手段，初步形成“生态无税区”。
（二）在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政策下，对矿产资源性产品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将开采矿山中发生的采矿权转让费、生产探矿费、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有偿使用矿产资源的支出和购置节能减排设备所含进项税金应列入准予抵扣的范围。
（三）资源税的征收应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合理提高税率标准。即提高有色金属和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等矿种的资源税税额幅度上限, 辅之以提高税收负担的办法，使不可再生资源的单位税额高于再生资源。
（四）应当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资源税收管辖权，合理调整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对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行定额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办法,即先在开采或生产环节实行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之后在销售环节根据销售价格再实行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充分发挥资源税在节约非再生资源、稀缺资源方面的调节作用。
二、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一）对开采石油、天然气征收的矿区使用费应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二）煤层气也属于自然资源，应对地面抽采煤层气征收资源税。
（三）借鉴国际经验做法，对自然资源输往本地区以外时，就该资源或者矿产品的产量跨地区征税。跨区域征税的纳税人虽然是在本地区从事矿山开采的居民或企业，但其负税人实际是资源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利用这种办法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保护资源，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四）对在境内从地下或其他水源地耗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列入水资源范围征收资源税，具体办法是：
1、根据水资源所在地海拔高度设置比例税率，地域海拔越高设置较高税率，按照使用水资源的径流量或者立方数按规定税率征税。
2、根据下游水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和用水量、水头大小确定起征点和累进税率，按发电量征收，规定每千瓦时定额税率。
3、按照税收征管属地原则，由当地税务机关根据河流管辖区域收取，确定水资源源头地和水资源利用地分享比例，对征收的水资源税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用于生态移民生活困难补偿、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水资源生态保护。
4、以城市用水销售量、工业用水自用量为依据征收水资源税。
三、开征环境保护税
（一）将资源开发及循环产业现行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税（费）改并，提升其立法层次，将排污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
（二）对在采挖各种中药材缴纳的“草皮承包费”纳入税收征纳范围征收环境保护税，其税收收入作为专用基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四、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将地区采挖取得的中藏药材植物初级产品应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对采挖人数进行规模控制，并进行采挖技术培训，提高保护草场意识，减少并淡化药材保健作用的宣染，从源头上杜绝无序疯狂采挖，保护草原原始生态。
五、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继续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
（一）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原则性规定，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适当灵活的税权。如由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改为全额恢复征收增值税，所征税款全部用于生态资源开发补偿，开挖回填、草原灭鼠等，让农牧民切实得到实惠，使生态环境恢复得到落实。
（二）为扶持资源循环经济，在还没有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前，对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在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废旧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好的产业政策中增加循环经济在资源保护、节能减排方面购置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规定。
（三）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支出给予税收减免的规定。
税收政策建议 篇3
关键词：就业；税收政策；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税
就业机会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从全世界的失业问题可以看出，同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税收作为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杆杠，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都有着调节作用。因此，税收必然能够通过其自身或者通过其他经济因素对就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以弥补市场失灵。
一、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就业的制约效应
(一)税收优惠不适应产业结构发展的要求
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劳动力资源将逐步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然而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面较窄，主要在社区居民服务等，许多属于第三产业的行业，如从事再就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未纳入到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内。相反的是，有的“夕阳产业”纳入到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内，这显然与产业结构发展的要求不符。
(二)税收优惠政策仅着眼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
除了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起征点以外，其他大部分的税收优惠政策仍然是着眼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在此基础上仅仅稍微扩大到军队转业干部、特困的城镇失业人员，以及高校毕业生一年以上未能找到职业者。而集体的下岗失业人员、城镇中大量的其他失业人员、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数以百万的高校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和技校毕业生都尚未进入优惠的范围，而这些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好的创业潜能。
(三)直接政策与间接政策的不协调
综观我国目前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及税制安排，直接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居于多数，而以间接方式促进经济增长、鼓励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就业的政策寥寥无几。实际上，间接影响就业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通用手段，直接和间接的税收政策协调配合才能有效的促进我国的就业增长。
(四)缺乏控制劳动力供给的措施
首先国家并没有采取有效的税收对策控制劳动力的供给；其次，税收在鼓励劳动力素质方面做得不够；最值得一提的是，未能利用税收政策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风险大，劳动力资源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很好的配置。
我国经济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占相当比重的二元结构的发展中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最为突出，并且农业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结构性失业，更需要税收政策的扶持，而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在解决农村就业压力方面几乎是空白。
(五)税制缺陷导致政策失效
虽然我国目前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税收制度在设置时并未以促进就业为重心，使这些优惠政策本应有的促进效应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再加上由于税制改革的不完善，使得部分地区落实政策受到地方财力的限制。所以说，我国目前税制安排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税收政策的失效。
二、促进就业税收政策的国际经验
(一)实行低税负
许多发达国家以较低的宏观税收负担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近年来不少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疲软，他们为了增强经济实力和增加就业岗位，刺激投资、鼓励技术进步和出口，不断调低国内税负，出现减税趋势。可以说，在处理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问题上，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从事着轻税的税制改革，他们通过减税，鼓励社会创办更多的企业，吸纳更多的从业人员。而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采取这种措施来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
(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为了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多数国家推行差别税率：一是在所得税上根据纳税人的效益规模或者企业规模实施不同的税率，规模大的适用高税率，规模小的适用低税率或者零税率；二是实施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对企业利润水平低的实施较低的税率；三是规定起征点，对所得税或者流转税规定起征点，在起征点以下的不征税；四是在流转税上按企业的规模实行差别税率，规模小的实行较低的税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缓解了就业压力。
(三)实行特定税收优惠
特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就业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多数国家对安置就业人员的企业实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支持社会闲散人员创办企业，支持企业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就业。并且对农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及产业工人实行税收照顾。大多数国家将农业所得并到生产经营所得，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农业劳动者所得，缓解农村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优化税制结构
从世界各国实际来看，发达国家以所得税为主体，发展中国家以商品税为主体或所得税与商品税双主体。但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在降低所得税税收负担，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同时，通过开征商品税(如增值税)来弥补税收收入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综合调节作用。
(五)改善劳动力供给数量与质量
许多发达国家运用市场手段从根本上调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具体的做法是开征计划生育税或者人口调节税，从源头上控制劳动力的数量，而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并没有太多关注；也有国家加大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具体的做法大多为对社会上专门提供就业培训的机构提供减免税优惠、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教育培训投资，允许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费用全额应税所得中扣除、个人所得税中增设教育费用扣除项目等等。
(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为失业者提供安全保障，减少因失业等因素造成的社会风险，这也是促进就业的一种补充方式。把社会保障税作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当今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此税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步提高，有的已成为本国的主体税种。在美国，社会保障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种。
三、促进我国就业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一是可考虑通过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等税收优惠，使他们的利润率不致为负或接近平均利润率水平，以扶持其发展；二是对服务业给予倾斜政策，鼓励和促进服务业发展。如对认定的社区服务社，在3年或5年内可免缴营业税、所得税等地方税；三是对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实施免征所得税的特别优惠措
施，促进其发展，吸引劳动力向这方面转移，对从事高新技术开发、培训或企业取得的收入给予减、免征所得税的优惠等。
(二)鼓励各种“非正规就业”
对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中失业、待业人员占60％以上、符合上述社区居民服务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免缴各项行政性收费，税务部门要为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提供地方税务发票。
(三)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一是为了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可考虑对金融机构向其提供的贷款免征营业税；对社会投资者取得中小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利息所得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以提高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二是实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国民待遇”等政策手段来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强化纳税服务意识，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税收征管办法。
(四)调节城乡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一是围绕“三农”问题的税收政策应围绕“农”字做文章：凡地点设在农村，直接方便农村劳动力进工厂的加工企业，要实行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二是对凡是对当地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与精加工的项目，要实行税收优惠；三是对凡是为“三农”直接服务的项目，如果是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服务、农村劳动输出服务、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培训服务等。要实行税收优惠；对直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农村副业的项目，也要实行税收优惠。
(五)调节劳动力供给
首先，应发挥税收杠杆的奖限作用，对超生人口家庭按年征税，将过去一次性罚款的“短痛”行为改为按年征税的“长痛”行为，为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要降低劳动参与率：
1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加大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投资
2对社会上专门提供就业培训的机构，提供减免税优惠
3鼓励企业和个人增加教育培训投资。允许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费用全额从应税所得额中扣除，个人所得税中增设教育费用扣除项目等。
(六)开征社会保障税
从税收政策上考虑，就是要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为社会筹集必要资金，为待业人员，尤其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保障。具体思路是将目前的失业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合并，统一改征社会保障税，纳税人是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税基为工资总额，具体分为个人纳税税基、单位纳税税基，税率由中央统一确定，由税务机关统一征取，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营造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国清，祝遵宏，完善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J]税务研究，2009，(6)
[2]温来成，进一步优化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体系[J]，涉外税务,2009,(6)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篇4
一、税收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上存在的缺陷
为降低成本,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协同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等税收优惠政策, 这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 这些政策的执行时间多数是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作用时间太短, 不利于企业持续发展, 特别是主体税种的优惠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方面仍存在一定缺陷。
1. 增值税方面的缺陷。
增值税转型改革后, 消费型增值税下允许将购入固定资产时承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作一次性扣除, 从而避免了重复征税, 达到了促进企业设备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果。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降低至3%, 较之原《增值税暂行条例》分别对工业、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规定的6%、4%的征收率, 税负明显下降。但是, 两类纳税人的界定标准仍不合理。一般纳税人的门槛过高, 大量中小企业被划为小规模纳税人,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设置了起征点, 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但是, 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 000~5 000元, 提供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1 500~3 000元, 按次纳税的为每次 (日) 销售额150~200元, 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来说, 目前的起征点标准仍然偏低, 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2. 企业所得税方面的缺陷。
(1) 税率方面。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分别减按20%和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 (含3万元) 的小型微利企业, 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减负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由于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界定加上了从业人数与资产总额两个限定条件, 提高了优惠税率的适用门槛, 从而使得大部分应予扶持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优惠照顾。
(2) 成本费用扣除标准方面。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对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广告费等的税前扣除都有一定的比例限制, 有些比例规定已显得与现实不相适应, 其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购买力水平挂钩。
(3) 其他方面。企业所得税中创业投资额,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及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 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但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仍不够明确, 仍存在着外资企业和国内大型企业享受优惠待遇多的现象, 民营中小企业税后利润与个人所得重复课税的问题尚未解决。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 中小企业所得税负担仍然偏重。
3. 营业税方面的缺陷。
多数中小企业分布在服务业, 服务业的营业税税率为5%, 与利润率丰厚的邮电通信业3%的营业税税率相比也是偏高的。在服务业分工越来越细、流转环节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重复征税问题相当严重, 这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营业税法规定的起征点, 按期纳税的为月营业额1 000~5 000元, 按次纳税的为每次 (日) 营业额100元, 该起征点也偏低。
4. 税收制度体系方面的缺陷。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对完备的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体系相比, 我国没有一套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制度体系。我国现行大多数税种税制都是小条例、大细则, 且变动频率高、稳定性差、透明度不高, 减免税规定大多采用实施细则、临时通知或补充规定的形式, 未能形成完整而稳定的法律体系, 其后果是人为影响因素多、随意性大, 容易导致减免税规定被滥用, 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 增值税方面。
(1) 降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认定条件。可以规定, 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人, 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为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者零售的纳税人, 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以下简称“应税销售额”) 在30万元以上的, 其他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可以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
(2) 进一步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目前工业企业的进销差率为20%左右, 一般纳税人按17%征税, 税收负担率应该是3.4%, 与增值税转型后小规模纳税人3%的征收率比较接近。而商业零售企业的毛利率一般为10%~15%, 一般纳税人按17%征税, 税收负担率应该是1.7%~2.5%, 小规模纳税人3%的征收率则偏高。可考虑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统一调低至2%, 以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3) 进一步提高增值税起征点。应根据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涨幅、居民生活最低保障水平等因素, 进一步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将销售货物的月销售额调高至4 000~8 000元, 提供应税劳务的月销售额调整为2 000~4 000元, 按次纳税调高到次 (日) 销售额200~300元。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差异较大, 可授权地方政府在规定幅度内自行决定起征点范围, 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2. 企业所得税方面。
(1) 税率方面。进一步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率, 在现有20%税率的基础上, 对困难较多、利润较少的中小企业, 将优惠税率进一步细化。例如:对年应纳税所得额未满10万元的中小企业, 可适用10%的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10万~20万元的, 适用15%的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30万元的, 适用20%的优惠税率。可考虑酌情放宽“小型微利企业”认定标准, 让更多中小企业能够适用优惠税率。
(2) 成本费用扣除方面。根据法国1978年的相关法律规定,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可在其创办当年及随后4年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增加扣除其1/3的费用。1982年, 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0%。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 规定新创办的中小企业在扣除成本费用时, 增加扣除其1/4~1/3的费用。将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广告费等的税前扣除比例与购买力水平挂钩, 在一定条件下可取消比例限制。
(3) 退税及抵免。 (1) 再投资退税或抵免。意大利政府规定, 对企业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于研发型中小企业的, 给予相当于该投资额30%的抵免优惠 (但最高不超过5亿里拉) ;对小企业在一些重要领域为工业技术发展投入的并符合一定条件的费用, 给予相当于该费用30%的抵免优惠 (最高限额为5亿里拉) 。借鉴其经验, 对于中小企业用税后利润投资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或中小型环保节能企业的, 可将再投资部分缴纳的税款予以退还或抵免其下期应纳税款, 鼓励企业再投资。 (2) 购进高技术含量设备折旧优惠。日本政府对中小企业投资尤其是研发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购买某些设备提供两种优惠, 企业可选择进行首次30%的特别折旧, 也可选择投资额7%的税收抵免。我国规定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优惠税率, 但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比大型企业要弱很多, 对于中小型企业购进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可给予30%~40%的附加折旧或者税收抵免, 使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3. 营业税方面。
为减轻中小企业税负, 建议将中小型服务企业营业税税率降为3%, 并将营业税的起征点进一步调高, 按期纳税的为月营业额3 000~8 000元, 按次纳税的为每次 (日) 营业额300元。针对中小企业技术落后的问题, 可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转让或租赁专利、技术秘诀或新工艺给中小企业使用所取得的收入, 给予免征营业税的优惠。
4. 其他。
(1) 完善税收制度体系。现行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清理、规范和完善。按照平等竞争、税负从轻、便于征管的原则, 健全税收法律法规, 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层次, 提高税收政策的规范性、稳定性和透明度。
(2) 构建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制度环境。优化税收管理服务体系, 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 主要体现在执法公平、方便纳税、节约中小企业纳税成本等方面。积极推行税务代理制度, 积极开展对中小企业的税务代理业务, 尽量减少纳税人因不了解纳税细则而产生的纳税申报失误, 减少中小企业涉税成本。
摘要：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 融资难、担保难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对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税收政策的支持不力作了分析, 并对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了税收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税率,起征点
参考文献
[1].任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税务研究, 2009;8
[2].苏月中, 向景, 王征.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与税收支持.税务研究, 2009;8
[3].杨春玲.从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现状看税收政策取向.税务研究, 2009;8
税收政策建议 篇5
一、税收信用的内涵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当代社会分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信任，有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社会交往的成本较低；而低信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提防，相互间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社会交往的成本很高。与信任社会相比，低信任社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我国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人和国家血肉相连，为税收信用（ＴＡＸ ＣＲＥＤＩＴ）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税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法治，也需要信用。一方面，通过信用的方式可以调整税收征纳关系，规范税收秩序，净化税收环境。另一方面，在实施依法治税的同时，倡导八荣八耻思想道德规范——特别是通过税收信用的形式加以管理、指导和教育纳税人自觉纳税，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
税收信用是建立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表现和反映征纳双方相互之间信任程度的标的，是由规矩、诚实、合作的征纳行为组成的一种税收道德规范。税收信用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税收征纳群体中产生，它既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共同遵守规则，改善征纳关系，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征纳主体成员的素质，在相互信任中转化成合作关系。税收信用按照守信主体来划分，可分为征税信用、纳税信用、税款使用信用和税收中介信用四种基本形式。其中征税信用和税款使用信用属于政府信用的范畴。作为纳税人一方应有的税收信用为纳税信用，同理，作为中介机构在税务代理等涉税事宜中应遵循的信用为税收中介信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完善的税收机制，既要有外在的税收法律体系的约束，也要在税收征纳行为中讲求信用这一道德基础。因此税收信用是对税收法治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通过征纳双方信用关系的建立，可以引导和教育纳税人诚信纳税，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有助于推进我国依法治税进程。
二、税收信用的国际借鉴
我们发现，虽然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石，但它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必须靠无形的“市场之手”加上有形的“法律之手”，构成了信用赖以生存的制度条件，引导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真正成为信用经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建立各类信用体系的成功探索，值得我们从多个侧面予以借鉴。
借鉴之一：加快税收信用立法工作，奠定税收信用大厦的基石。我国目前信用法制建设几近空白。因而只有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才能从法律层面确认遵守税收信用的各类主体应该获得的相关认可，同时，也才能从法律层面确认不遵守税收信用的各类主体应该承受各种后果。
借鉴之二：建立税收信用服务机构，实现税收信用管理的集约化。我国税收信用服务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由税务部门以纳税资料为主要税收信用评估数据建立税收信用机构，也可以在商业性的信用公司，开辟税收信用中介服务，还可以由纳税人自发地成立信用信息机构，以会员制的方式进行运作。
借鉴之三：加快税收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促进税收信用的科学运作。我国要在短期内尽快建立税收信用数据库，税务部门一方面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税收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要建立供税务系统内部使用的税收信用数据库，给予信用等级高的纳税人提供更优质的办税服务，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互惠互利，从而推进信用行业的发展。
借鉴之四：税务部门应对税收信用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促进税收信用管理健康发展。我国信用管理和监督，具体到税务部门而言，就是要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应该充分发挥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信用协会的作用，开展税收信用管理与应用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或接受委托研究立法，提出相关的信用管理法律草案；协调行业与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制定税收信用行业规划、从业标准以及其他各种规章制度。
借鉴之五：建立税收信用破产惩罚机制或与商业信用挂钩机制，发挥税收信用的效力。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信用破产惩罚机制分散在种种信用体系中。例如美国，其个人信用破产惩罚机制就充分体现在信用卡的使用上。而在日本，对付不诚信纳税者充分体现在违法处罚上。我国在处理“税收失信”事件时，也应当多管齐下，除建立税收信用破产惩罚机制外，还要与商业信用挂钩，进行全方位的信用破产惩罚，使得不讲信用者或信用不佳者难以立足，难以生存。
三、对我国税收信用状况的基本判断
我们认为，税收信用的状况判断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以税收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来反映征税信用情况；二是以纳税人的纳税情况如偷税面、申报率、违法情况来判断纳税信用状况；三是以纳税人对税务中介机构需求和税务中介机构的违法的基本面来判断分析税收中介信用状况。
（一）纳税信用令人担忧
首先，我们对税收违法户数、查处偷税情况等进行分析（以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相对完善的深圳为例）来判断我国税收信用状况。
2005年，深圳市国税局共检查户数１２７５７户，有问题户数６８４８户，占检查面的５３．７％；而有问题户数占整个税务登记户数的５％。在每两个被检查的纳税户中，就有一户有问题，税收违法普遍存在。而从偷税方面看，深圳市国税局共查处偷税纳税户４４１２户，占税务登记户数的３％；补税、罚款、滞纳金合计达５亿多元，占整体组织税收收入的１％。
另外，据统计，２００１年全年，深圳市国税局共查处偷逃税案件６０１６起，查补税款、罚款７．９亿元，同比增加１５％。占税收收入的１．８６％。其中查补国税各税６．４亿元，加收滞纳金２４６万元，罚款１．５亿元，入库税款、罚款６．２７亿元，缴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２．２万余份，移送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２０余人。
其次，我们对现行的许多税收征收管理的规范进行分析来判断我国税收信用状况。
为了保证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税务机关制定了许多加强征管的措施，例如各类核定征收税款的管理办法，以票管税的管理办法，发票验旧换新的管理办法，增值税发票、交通运输发票比对验证管理办法等等，从制度和程序层面保证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从本质层面上却体现出税收信用状况堪忧。
（二）征税信用有待提高
从征税信用方面看，税务机关违章办事、执法犯法甚至以税谋私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围绕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加突出。有些税务人员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经常以人情挂帅，把自己手中掌握的税收执法权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有些干部曲解税收法规，擅自印发涉税文件。据统计，我国２００１年共查出与国家税法不符的涉税文件１４５８份，其中税务机关内部文件３８７份，地方党政和其他部门文件１０７１份。各地违反税收制度金额２１．４亿元。
（三）中介信用急需规范
某些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代理机构，经受不起市场竞争激烈的压力，变得唯利是图，打擦边球、帮企业隐瞒报税；有些公司甚至与税务机关内部人员勾结，损害国家税款。
我们认为，我国税收信用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不仅在纳税信用、征税信用方面令人担忧，且税收中介信用方面也是难于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四、建立健全税收信用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１．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体系
首先要广泛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宣传，使全国人民真正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观，我们应像抓“科教兴国”一样，来抓“诚信兴国”。因为“诚信兴国”是根本，必须先立乎其大者，“科教兴国”才有可能。其次，以诚信原则为中心，建立起社会主义道德评价标准。用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之间乃至一切社会关系之间的行为，使人们自觉做到诚实守信，形成“诚实守信者光荣，尔虞我诈者可耻”的社会氛围，坚决摒弃非道德主义的行为。最后，要增强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的观念，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基础之上。
２．加强法律建设，规范信用行为
法律是信用市场平稳运行的保障，是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的屏障。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则，刑法中对诈骗等犯罪也作了处罚规定，但是在法律、法规体系中，还没有全面、系统地体现信用经济的要求。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对信用关系严肃性的维护，而信用关系的维护，要依赖于严密规定而且严格执行的法律体系。
３．建立和完善符合社会实际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
所谓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实际上就是把各种与信用相关的力量有机地组合起来，共同促进信用完善和发展，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从而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正常地运行和发展。如成立由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组成的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这一机构的任务是开展信用管理与应用研究：提出有关信用管理法律草案；制定征信行业规划和从业标准以及行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协调行业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促进行业自律发展，强化处罚监督，让没有信用的单位和个人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寸步难行。
（二）构建税收信用管理体系的设想
ＷＴＯ是为市场设计的，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和准则就是诚信原则，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确有一些国家对中国政府能否履行表示过怀疑，税收方面承诺首当其冲，接受挑战。入世后，中国应积极履行承诺，维护大国形象，并借入世之契机建立健全政府信用体系，特别是建立税收信用体系，使纳税人对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进而构筑税收信用大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友善、和谐的税收纳税氛围。
１．建立征税信用的设想
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核心的税收法律体系，完善税收立法信用。
首先，要尽快组织制定税收基本法，健全和完善我国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其次，进一步加大税收立法力度，逐步提升税收立法级次，树立税法的法律权威，提高税收立法信用。规范清理税收法规，统一法律口径。税务机关法规部门应定期组织对税收法规进行清理规范，确保税收法律口径一致。进一步强化依法治税，强化税收执法力度，强化税收司法公正，提高税收司法信用。
２．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建设
（１）建立纳税人信誉评价管理系统
在美国，这项工作通常是通过个人社会保险号码进行有效管理的。社会综合信誉资料是一个历史的全方位评价当事人经济活动信用水平的信息记录，它是当事人在经济领域中所有行为信誉记录的真实写照。比如，当事人长期以来资金借贷行为规范的情况记录、合法经营与违法经营的情况记录、依法纳税和不依法纳税的情况记录、投保和欺保情况记录、正常进出口贸易和走私骗税的情况记录等等。其中，能否坚持诚实纳税，是当事人综合信誉资料中一项举足轻重的信誉信息。因为，依法纳税行为的规范直接反映出当事人依法纳税的诚实可信程度。所以，对全社会公开一个纳税人申报纳税的信誉情况，实际上是把纳税人对国家自觉履行责任和义务的信誉记录公示于众，把当事人税收信誉资料融入个人社会经济信用资料数据库之中。税收信誉资料包括：当事人有无长期拖欠税款未缴的记录证明；有无偷逃税的记录证明；有无利用假发票进行增值税非法抵扣的记录证明；有无违法抗税甚至暴力抗税的记录证明；有无走私货物出口骗税的记录证明；有无长期不按时申报纳税的记录证明；有无恶意制作和更改财务会计记录的行为记录证明；有无公开抵制税务审计和税务稽查的记录证明；有无制作贩卖假发票的记录证明；以及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评价报告等等。假如当事人的档案记录中具有这些不良纳税行为，资信调查机构或中介机构就可以通过媒介或互联网数据库进行即时查询。这样，不光众多业务客户在读过资信调查报告后会对当事人避而远之，不与其开展业务，连工商、税务、海关、银行、保险、能源等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经济单位也都将根据资信调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管理和限制，必要时还要对其进行一定范围的专业调查、质询审计和执法检查，以防该当事人继续出现失信行为和欺诈行为。目前，我国已有个别省市财税系统将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资质列入税务管理之中，把纳税人的纳税信用划分为Ａ、Ｂ、Ｃ三级，定期通过纳税评估确定纳税人具体的纳税信用等级。对Ａ级纳税人优先给予享受出口退税、免除当年和下一年度的税务登记年检等优惠待遇，对Ｃ级纳税人则采取增值税发票限量供应、从严出口退税等措施严加管理。
（２）进一步扩大纳税信用管理的范围
目前，我国仅在出口退税管理方面建立了税收信用管理制度，纳税信用建设尚未形成体系。在税务稽查信用管理和日常税收信用管理方面尚没有规范性的制度，对一些纳税信用较高的企业，税务机关也多以下发文件的方式，如税务机关给纳税大户、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开设办税绿色通道等等，呈现出纳税信用管理的“散、乱”态势，因而随意性较大，不利于信用的建立。
在借鉴国外税收信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站在建立税收信用管理体系的高度，重新审视信用在税收征收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我国纳税信用管理。一是转变纯行政管理的方法，强化税收信用意识，树立纳税信用管理观念。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树立税收信用管理观念，就是使税收信用不仅成为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的通行证，更重要的是使税收信用成为市场经济的通行证。二是建立评信机制。即建立评价纳税人纳税过程中守信程度，以便进行分类管理。一方面可以成立信用等级评定机构，负责综合评定纳税人在办理各项税收事务中的信用程度；另一方面可通过征管系统对日常申报、发票管理等自动跟踪管理，自动对纳税人的税收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和调整。三是纳税信用管理范围要进一步延伸。从目前单一的出口退税信用管理，向税务稽查信用管理和日常税收信用管理全方位扩展，实现从不同的税收管理角度进行纳税信用管理逐步向综合税收信用管理过渡。四是建立纳税信用激励机制。从我国出口退税分类管理来看，所谓的优惠，没有让纳税人获得实质利益，并不足以起到激励之功效。故应建立一套确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加纳税人因失信而带来的成本。
３．加强税款使用信用建设
国家对财政收入（其中税款占有较大的比重）的使用一般通过国家预算来安排，而在具体的部门则通过政务公开等形式告知公众。然而，众所周知，这种粗放的、表面化的公开，还不足以取信于民，因此，在公开财政预算和政务的基础上，还应大力开创税款使用信用建设的新路子，只有保证税款的合法、合理支出，才能充分体现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优越性。一是增加税款使用的透明度，不仅要将财政预算延伸至乡镇一级政府，而且要将政府公共支出预算全过程纳入监督体系。目前预算监督缺乏层次，各环节脱节严重，没有真正体现出监督。今后，在部门预算生成后，应对所列项目进行实地考证、考核，根据效益情况筛选确定，预算下达后，则对资金到位和使用情况进行跟踪问效，款项走到哪儿，监督就跟到哪儿。二是加大税收的社会意义的宣传，从税款使用效益角度，进行“诚信纳税，利国利民”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使纳税人明白税收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益，从而取得纳税人的信任、理解与支持。三是大力惩处贪污腐败行为，保证税款安全。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归根到底由纳税人负担，故保证税款合理使用与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就保证了纳税人的合法利益，一种让税款在无形中消失的做法，难以使纳税人树立自觉纳税的观念。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网。
４．建立失信处罚机制
由于市场经济文化与传统计划经济文化的冲撞，以及当前信用管理尚未形成体系，对于“失信者”尚未有有效的约束惩罚机制。不少纳税人为了追逐眼前的利益，甚至偷税、骗税，不惜损失可贵的信用，各种短期行为日渐普遍，这种短期行为的普遍化既包括企业行为短期化、个人行为短期化，也包括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因此，建立失信惩罚机制的问题亟待解决。
税收政策建议 篇6
关键词：创业投资；税收优化；政策制度
一、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至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至今，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包括非理性发展、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和内部治理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当前的创业投资行业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就目前来看，我国创业投资行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中国创业投资企业存在过度投机行为
过度投机行为是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过度投机行为使得创业投资企业难以专注于寻找早期的创业企业。而过分的把精力放在可以短期获利的处在相对较成熟的创业企业身上。寻求短期投机利益使得创业投资企业难以发挥中小企业孵化器的作用。投机行为使得创业投资企业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
（2）中国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存在泡沬
创业投资应当是及多种因素于一体的资本运作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钱生钱。2009年到2010年之间，我国创业投资发展掀起了一股新的高潮。过度的热捧使得创业投资行业存在泡沫化特征。泡沫化的创业投资行业强调被投资企业的短期上市。从而忽视了很多短期内难以实现收益的好项目。社会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创业投资行业使得创业投资企业数量激增。导致创业投资行业竞争激烈。导致一些难以达标的项目在未通过分析评估都能拿到投资。2010年以后中国创业投资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时期。其泡沫化现象有所回落。但是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泡沫依然存在，不容忽视。
（3）中国创业投资企业缺乏主动资本退出压力
中国创业投资企业对于资本退出的认知存在偏差。过于强调以首次公开募股的方式退出。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創业投资项目是难以在短时间内上市的，还有一些创业投资项目更是陷入了经营困难的困境，对于这些项目如何收回投资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创业投资虽然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过程，但是过于忽略资金的时间价值会给创业投资行业资金的流动性造成影响。
（4）金融制度不完善
我国2004年推出中小板市场，2006年试点股份报价转让系统，2009年推出创业板市场。可以说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已经成型了，但是成型并不代表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是运作上还存在很多缺陷。内幕交易、资金超募等现象频发。导致我国资本循环的效果不理想。我国资本市场运作的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交易制度安排并没有着眼于高新技术领域的培育。其设计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要求。这些缺陷导致当前创业投资资本面临“投进去、出不来”的尴尬局面。
（5）税收激励政策制度不完善
实施税收激励政策要搞清楚税收激励的对象和形式，政府制定税收激励政策要考虑税收政策激励的对象，根据不同的对象设计不同的激励方式。要明确是创业投资者、创业投资机构还是创业企业。还要明确是对单一对象进行激励还是对部分或全部对象进行激励。实施税收激励的形式：具体形式包括三种，第一种是在事前激励，即对于所有的创业投资机构进行激励，第二种是事后激励，即对已经取得成功的创业投资企业进行激励。第三种是混合激励，即事前和事后一起进行激励。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都采用事前和事后混合激励的措施，就目前而言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对象细分还不够大多数税收激励政策都具有普遍性的特征。税收激励政策的形式也主要集中在事前激励。
二、政策建议
对于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优化税收激励政策
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业，我国的创业投资税收激励政策还侧重于事前激励，这样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虽然大大提高了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的数量，但是很难保证创业投资企业的质量，随着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应当慢慢的从注重事前激励向注重时候激励倾斜。对于取得很好的成绩的创业投资企业予以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政策，保证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的质量。
（2）同时开展税收激励和非税激励
税收激励的制定需要通过修订税法的形式，一般周期漫长。很难及时对税收激励政策加以完善，这时候就应当出台非税激励措施对创业投资行业进行激励，主要的非税措施就是创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模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
引导基金对创业投资行业的扶持比起税收激励政策具有灵活性、及时性、适应性的特点，在对创业投资企业进行扶持的时候更加的贴近企业。充分补充了税收激励政策的不足。对于我国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本文认为引导基金的设立应当在扶持创业投资企业时体现出区分度。对于不同的创业投资企业予以不同程度的扶持。保证创业投资企业的质量。本文设计的创业投资企业社会贡献评价体系可以作为引导基金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参考。区分不同层次的创业投资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扶持。
（3）运用政府采购扶持创业投资行业
政府采购是指政府通过与私营企业达成买卖协议，采购政府所需物资，同时促进私营企业销量的行为。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制定了政府采购法案，美国政府制定了《购买美国产品法》、韩国政府制定了《政府合同法特殊采购实施条例》。我国也在2002年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为政府采购政策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础。按照国际标准，政府采购金额应当占到该国GDP的10%以上，2013年我国GDP达到9.24万亿美元。按照10%的标准来算，我国政府采购的金额应为9240亿美元。这一数量的政府采购金额对于创业企业的发展将是巨大的，我国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尽量的将政府采购资金倾斜到创业企业中，促进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
（4）出台创业投资企业奖励政策
调查数据显示，12.6%的创业投资机构希望政府出台针对创业投资的奖励政策，包括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的奖励，对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的创业投资企业予以奖励等政策。财政部于2009年出台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就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有创业投资企业的信心和发展。本文建议政府针对创业投资企业出台相应的奖励政策，针对不同的创业投资企业实施不同程度的奖励措施，本文建立的创业投资社会贡献评价体系也可以作为奖励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5）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阶段前移
税收政策建议 篇7
但是, 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 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 存在整体规模小、发展水平低、增加值比重轻等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 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尽快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税收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 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 在税制改革和优化的过程中, 应当制定更多的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
一、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一) 税收优惠法律层次较低, 缺乏稳定性
目前, 针对现代服务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以意见、通知甚至是批复的形式出现, 散见于各个单行文本之中, 法律效力相对较低。由于立法上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划, 各省均出台了相应的税收政策, 但优惠方式和力度都存在一定差别, 造成了行业税负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同时, 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性不够。由于我国目前开征的税种大多是以暂行条例形式出台的, 执行中补充规定较多, 而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也多见于各税种的补充规定中。由于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 就需要对涉及服务业中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地进行调整、补充, 需要对相关政策进一步细化解释, 因此就导致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性较差,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政策的执行效果。
(二) 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
1. 增值税征税范围偏窄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商业流通环节, 而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绝大部分服务业未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对交通运输业、物流业、建筑业购入货物和固定资产较大的企业, 因其是营业税征税范围,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 上述行业一般是按收入全额缴纳3%的营业税。同时, 因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对购入货物和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实际还承担了外购固定资产价款中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因此税负比生产性行业重, 直接影响了现代物流业、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
2. 营业税税率偏高, 重复征税较为严重
我国服务业多数属于营业税应税项目, 从营业税税率设计看, 金融保险、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以及服务业均适用5%的基本税率, 娱乐业适用5%—20%的差别比例税率, 比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3%的增值税税率, 最少高出2%, 如果再考虑营业税通常全额计税, 实际税收负担可能更高, 部分行业的营业税税收负担明显高于增值税水平。同时, 随着社会的发展, 经济活动的整体性日益明显, 分工也越来越细, 如物流业涉及货物的包装、运输、仓储、装卸及保险、融资租赁等多种业务, 但是现行的营业税除特殊规定外, 大多按照营业额全额征收, 如果是采取专业化协作生产经营方式, 由于流转的环节较多, 就会导致同一道业务被重复征税;如果是采取全能化生产经营方式, 由于是一个企业完成所有业务, 所以税收负担较轻。营业税重复征税阻碍了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 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三) 税收优惠政策目标定位不清晰, 方式较为单一
首先, 税收优惠的环节不合理。我国目前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制造业制订的较多, 而以高资本投入、高技术支撑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服务业, 尽管在产品开发环节的高投入存在较高的风险, 但是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技术更新等环节的支持力度不大, 其税收优惠大多集中于产品研发成功之后。其次, 税收优惠方式单一。目前主要以直接减免为主, 基本局限于税率优惠和定额减免等事后减免的方式, 导致企业对经营过程重视不够, 对一般的传统服务业具有一定的效果;而对于一些经营风险较高和投入较大的高新技术服务业, 则难以取得显著的功效。加速折旧、费用加倍扣除等一些能够在研发和实验阶段给予扶持的间接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为匮乏。此外, 税收优惠对高科技产品和劳务的倾斜不够明显, 以产业为重点的税收优惠对优惠的目标、重点都不够清晰, 使得现代服务业在与传统行业的竞争中优势不够明显。
二、国外税收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 物流业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稳定, 手段多样
许多国家和地区将物流业列为优先发展的行业, 在投资、费用抵扣、所得分配等方面都制定了一系列长期稳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般从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并且, 经济发达地区对物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手段丰富、方式多样。其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对物流企业购进的产品或设施实施税收减免、对物流业在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方面实施专门的税收优惠等方面。如韩国规定, 对在外商投资区、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区等指定地区内进行投资且达到一定投资规模的物流企业给予税收减免, 允许其进口资本性产品3年免征关税、增值税和特别消费税。法国规定, 允许物流企业采用“成本加计法”确定应税所得, 由纳税人与税务部门商定平均成本利润率, 用以计算物流企业的应税所得, 成本利润率一般在5%-10%之间。还规定对物流企业境外职员全部或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 金融业方面实施税收优惠减免
目前, 国际上对金融业征收直接税为主, 在间接税上实行“从轻不从重”的政策;同时, 鉴于金融业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许多国家都对该类高风险服务业实施了减免税优惠。如印度对于设在特区的离岸银行和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第一个5年100%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二个5年减按50%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由特区内从事离岸银行业务的企业支付给印度非居民的存款或贷款利息, 不要求其代扣利息预提税。韩国对金融服务免征增值税, 而且, 对为金融服务配套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也免征增值税;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实现的所得, 虽同普通企业法人一样课征法人所得税, 但对投资信托、投资公司、私募投资专门公司等间接投资机构有一些特殊优惠规定;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所得不课征个人所得税和证券交易税。
(三) 科技服务业方面采取多种优惠方式
为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 许多国家采取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收扣除、加速折旧、设立科研开发准备金制度和风险投资等多种税收优惠方式来支持科技服务业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 鼓励科技人员。在科技服务业发展比较典型的韩国, 税收政策对科技服务业的支持重点体现为税收优惠不仅仅针对技术研发成功的后续环节, 而是涵盖了技术产品开发的全过程, 同时, 综合运用直接减免和间接减免手段, 针对不同的环节实施不同的优惠, 尤其是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韩国规定, 转让或租赁专利、技术秘诀或新工艺所获收入, 公民按照合同提供自行研究开发的技术秘诀所获收入, 可减免所得税或法人税;对处于市场开发适应期的技术转让产品, 给予减免特别消费税的优惠待遇;对科技人员给予税收减免。
三、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 整合现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条款, 提高立法层次
一是对现有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进行梳理, 围绕现代服务业发展目标, 确立税收扶持重点。对各地区自行制订的临时性政策加以清理, 对需要保留的政策通过全国统一的系统性规划,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 增强政策的法律效力, 保持地区间税收政策执行统一性, 实现地区税负的公平。二是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既要实行全国统一的服务业优惠政策, 又要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 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的优惠政策, 体现行业差别, 实现税负公平。如对技术研发企业的优惠可侧重于研发环节, 而对高风险企业可侧重于风险控制行为。
(二) 改革税收制度, 降低行业税负
1. 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增值税方面, 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逐步解决现代服务业重复征税的问题。2012年, 国家在上海进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迈出了税制改革的第一步, 但试点范围过窄, 仅限于交通运输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等方面, 对于耗用材料较高的建筑安装以及征税环节较多的物流业务等均未纳入试点范围, 今年, 逐步扩大了试点省份和试点范围。但从长期看, 应借鉴国际经验和试点地区经验, 在全国范围内, 首先, 将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到交通运输业、物流业和建筑业, 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以减轻交通运输、物流和建筑业的税收负担;其次, 将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转让无形资产、娱乐业、服务业中与生产不密切相关的行业等纳入增值税征税范畴;最后, 等条件成熟后再将销售不动产、金融保险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畴, 分批分期地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 调整营业税税目及税率
营业税方面, 一是进行相关税目调整。由于行业的整体性, 单独设置“物流业”税目, 对行业运营涉及的包装、运输、仓储、装卸及信息服务等劳务征收统一的营业税, 税率可定为3%;对“娱乐业”税目中的台球、保龄球及网吧划到“文化体育业”应税项目。此外, 在现有税目中增加一个其他类税目, 将不断出现的新兴应税项目及时纳入营业税的征税范围, 以避免税法的滞后效应, 保持现代服务业不同经营者之间的税负公平。
二是进行税率调整。对金融业、保险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及洗浴、理发、照相等低盈利行业, 适度降低税率;对某些利润较高的消费性服务企业如娱乐业可以取消差别税率, 实行较高的营业税税率, 对美容、按摩等非生产性服务项目应适当提高税率;逐渐拉开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税率间的差异。
三是在近期“营改增”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通过制订较为完备的营业税扣除项目管理办法, 尽量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矛盾, 改变营业税多数劳务按营业额全额计征营业税的方式, 扩大差额征收营业税范围, 全面实施对服务行业进行差额征收的营业税政策, 降低行业整体税费负担。
(三) 丰富税收优惠方式, 扩大税收优惠范围
一是要转变税收优惠方式。将以降低税率、减免税额为主的直接优惠, 转为间接优惠为主, 在利用税收政策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 应根据服务业中各个行业的自身特点, 灵活采用项目扣除、投资抵免、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办法, 充分发挥间接减免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同时, 税收优惠应以产业优惠和项目优惠为主, 并对不同风险的产业和项目实施差别化的待遇。
二是要转变税收优惠环节, 将以结果为主的优惠转变为以过程为主的优惠。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 允许服务性企业将技术开发费用按一定比例在所得税税前扣除。对于某些成功率较低而社会收益较大的项目, 允许扣除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产品出口等方面费用, 提高企业科研开发的积极性。
税收政策建议 篇8
净现值法,又称NPV法,是进行融资租赁决策时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在该方法中,包括非税现金流和税收相关现金流两类现金流。其中,税收相关现金流包括初始投资、租金、折旧、维护支出抵税、资产处置收益应纳税或抵税、经营现金流应纳税、债务利息抵税等。当出租人和承租人租赁的净现值不是负数时,而且承租人采取租赁的净现值大于或者等于购买该资产的净现值时,融资租赁交易就容易达成。
在融资租赁业务中,NPV的计算公式如下:
分析公式可以发现,税收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融资租赁财务决策。
一是各期现金流量(在融资租赁交易中,租金是现金流的表现形式)。假定Rt表示第t期的税后租金,税率为T,则税前租金必须是R=Rt/(1-T)。即为保证出租人获得的税后租金不变,税率越高,则承租人需要支付的税前租金越高,也即承租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越高。而融资成本的增加会削弱企业对融资租赁的偏好,可能会减少融资租赁业务。
二是折旧数额。由于我国税法允许企业据实计提的折旧在税前扣除,所以在融资租赁中,如果是承租人可以享受税收折旧,相当于将税收支付的时间推后,获得货币的时间价值,这样会刺激承租人积极利用融资租赁方式投资设备更新。
三是利息扣除。一般情况下,企业债务利息费用可以税前扣除,而利用股权融资的股息却不能税前扣除。所以出租人应当充分利用债务融资利息的抵税作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而受资金限制的承租企业则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分享出租人的税收利益,促进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
二、融资租赁涉及的税收政策分析
融资租赁是以融物的方式达到融资的目的,涉及租赁资产的采购、金融服务、合同签订和租赁企业收入支出行为,因此会涉及到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等。
(一)融资租赁涉及的所得税分析
现行融资租赁所得税税收政策包括:一是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由承租企业计提折旧;其租赁费构成租赁资产的价值,与租赁固定资产的价值一起计提折旧,分期扣除。二是加速折旧政策。国有、集体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采取融资租赁方法租入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可按照“租赁期限和国家规定的折旧年限孰短”的原则来确定,但是最短折旧年限不短于三年。三是纳税额抵免政策。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承租方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并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设备所有权转移给承租方企业的,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四是所得税的纳税调整政策。例如,依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融资租赁机构可以自主地进行八项计提,但是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5条规定:融资租赁的未担保余值减值准备不得在税前扣除。
虽然我国的融资租赁所得税政策已经较为全面,但有些规定仍有待明确,如对融资租赁资产的加速折旧政策,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只对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融资租赁资产进行了规定,对于其他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是否适用加速折旧政策,尚未有法律规定。
(二)融资租赁涉及的流转税分析
目前的融资租赁流转税征收主要由国税函[2000]514号、财税[2003]16号、[2004]506号三个文件规定。根据上述文件,我国目前确定融资租赁业务适用流转税政策,首先,分析纳税主体是否为行业监管体制内公司:对监管体制内的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征收营业税;对监管体制外的公司,即未经批准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按租赁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移分别适用增值税或营业税政策。其次,体制内出租方应纳营业税额允许减除其承担的出租物的实际成本,监管体制外的公司则以其收取的价款和价外费用全额征收营业税。这些规定使得企业税负欠公平:一是监管体制外与监管体制内公司税负不一致,监管体制外公司的税负明显高于监管体制内公司的税负;二是监管体制外公司的税负也不一致,适用增值税的体制外公司税负往往高于征收营业税时的税负。所以对监管体制外公司,按照租赁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移确定流转税具体类型,会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行为造成不利影响。
由于融资租赁业的特殊经营模式,2009年1月1日起的增值税转型使融资租赁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增值税转型前,企业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添置固定资产,其进项税额都不能抵扣(包括购买和租赁)。但转型政策实施后,如承租人采取直接购买的方式添置固定资产,则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额;但如果采用融资租赁方式,由于生产厂商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开给出租企业的,承租企业通过租赁方式取得的资产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就无法抵扣。这样,不同的固定资产增加方式就会产生17%的税负差异,这一差异大大降低了融资租赁业务的吸引力。
(三)融资租赁涉及的印花税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借款合同贴花问题的具体规定》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可据合同所载的租金总额暂按“借款合同”计税贴花。此规定带来一个问题:对于采用浮动租金,租金总额在合同签订时无法确定的融资租赁合同如何确定计税依据。对此类合同我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规定可在签订时先按定额5元贴花,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计税补贴印花。由于印花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比重极小,对于这样的小税种采取这种事前预缴,事后汇算的政策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是不经济的。
三、完善我国融资租赁税收政策的建议
为发挥融资租赁业的资源配置优势,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笔者建议:
(一)实现融资租赁流转税的公平统一
一是均衡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流转税税负。为实现流转税负的公平,可先实现“不同企业经营同类融资租赁业务税负均等”,即确定融资租赁业务适用流转税税种,不以是否为监管体制内公司和货物所有权是否转移为标准,而以是否经营同类融资租赁业务为标准。二是根据“实质课税”原则,缓解增值税转型给租赁业带来的冲击。为解决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固定资产直接购买和融资租赁面临不同的增值税税负问题,可采取以下方式:一是允许承租企业凭相关证明材料(开具给出租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和融资租赁合同等)向税务机关申请增值税抵扣,抵扣手续完毕后,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承租人归还给出租人,出租人可凭此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购入货物价格的确认依据。二是允许生产厂商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开给承租人,承租人凭此发票抵扣增值税;出租人凭此发票复印件和融资租赁合同等作为购入货物价格的确认依据。上述方案既可满足承租人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的合理要求,又可对具有融资租赁资质的租赁企业保留征收差额营业税。
(二)依据《企业所得税法》,调整融资租赁折旧标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32条、《实施条例》第98条的规定,企业拥有并用于生产经营的、主要或关键的固定资产,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所谓融资租赁是指在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租金的协议,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所以按照上述解释,融资租赁的资产并不适合《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加速折旧政策。建议废止现行规定中单独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融资租赁资产给予加速折旧的政策,统一采纳《企业所得税法》的做法:企业融资租赁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或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三)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调整印花税计税依据
针对融资租赁合同采取浮动租金而造成的税款无法确定问题,笔者认为,同一资产从经济实质来看,融资租入固定资产与具有融资实质的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相似,所以可以将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租赁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入账价值)作为印花税的计税依据,这样可以降低现行征收方式的税务成本。
税收政策建议 篇9
一、我国涉农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而形成的分税制, 当时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 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根据这个指导思想, 把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和地方税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以此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主要税种收入中央和地方划分情况见表1, 其他税种如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等为地方税。
由表1可知, 财政收入有向上集中的趋势:税收收入额大的、征收成本低的税种划归为中央税或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税收收入额小且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税收收入成为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年的税制改革, 并没有充分考虑农村的发展建设, 有关支持农村、农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散见于各相关文件中, 而流转税和所得税税制的设计上也存在诸多问题。
1. 增值税的免税政策存在问题。
一是农业生产资料免征增值税不彻底。如农机只在批发和零售等流通环节存在免税政策, 而在生产环节则无免 (退) 税措施, 这部分税收负担要由农业生产者承担, 使农民享受的补贴打了折扣。据估算, 2006年农机行业全行业 (涉农部分) 缴纳的增值税不超过5亿元, 免 (退) 税对财政收入影响不大。二是免税政策稳定性差, 朝令夕改, 有的免税措施甚至只是为了响应每年的“1号文件”而出台, 缺乏政策的严肃性, 表现出应急性和盲目性。三是有关免税政策的文件较多, 查找起来存在困难。自1994年以来, 有关生产资料减免税的文件就多达十几个, 仅饲料的减免税规定就存在四个文件, 文号有“财税发”和“国税发”, 很不系统。
2. 所得税税制设计对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支持不足。
(1) 对投资农业的支持不足。
2008年开始执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对农林牧渔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了明确规定。但是有关鼓励投资现代农业、鼓励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的优惠政策却几乎没有。农业是比较利益较低的产业, 目前对农业的投资以财政资金为主, 国家“鼓励农民和社会力量投资现代农业”, 而投资者希望取得高于或相当于投资其他行业的回报。若缺乏税收优惠政策, 则在我国农业没有形成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的条件下, 要实现回报高于或等于其他行业几乎不可能。
(2)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支持不足。
中小企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我国县域范围内的中小企业, 因为在县域内的中小企业就业符合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的习惯。现行所得税法只保留了原所得税法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措施, 优惠力度小且缺乏针对性, 起不到鼓励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对企业雇用农民工也没有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3) 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应予以免税。
2007年, 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9%。以后, 随着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 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也会逐渐增加。在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 对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取得的所得以及销售农业特产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鉴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所以对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也应暂时免税。
3. 流转税方面, 农村存在税收负担和税收享用的不对等性。
从形式上看, 流转税主要由城市工商企业缴纳, 但实际税收负担者却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消费者, 他们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时, 将包含在价格中的税收一并支付了。我国流转税的纳税人以城市工商企业为主, 工商业越发达的地区其税源也越丰富, 获得的流转税也越多, 因此工商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获得的流转税就占更高的比例, 通过分税制分得较大的份额, 并作为城市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但是, 中央政府、省级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获得的流转税收入, 并不是全部由城市消费者支付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消费者支付的。对城市居民而言, 他们负担的流转税通过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 (包括义务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 得到补偿, 但农民负担的流转税却主要转移到了城市, 并没有形成他们居住地政府的税收收入, 无法成为当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来源。财富以税收形式向城市转移, 形成城市的财政收入, 用于城市, 即这部分税收取之于农村, 用之于城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数据可以推算出, 农民作为消费者负担的流转税达到近2 000亿元, 超过当年农民获得的补贴, 占当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支出的近50%。这笔税收主要集中到中央和大中城市使用, 农民并不能享用它们。
二、相应改革思路
1. 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
从2004年起, 我国开始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 深受农民欢迎, 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在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 单靠补贴政策支农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虽然农民个人收入增加, 但是农村公共产品仍然面临投入不足的问题;二是补贴数额刚性化, 很难随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调整, 价格上涨削弱了补贴的力度;三是现实中“谁的土地谁受益”与国家“谁种谁受益”政策相悖。所以, 在支持农村发展建设方面, 补贴只能是辅助形式, 应发挥税收杠杆的积极作用。
在税制的总体设计中, 应体现积极的支农、惠农意图。譬如在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 适当提高县乡税收收入的分成比例, 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在当前城乡税制尚不统一的情况下, 应将加大涉农税收优惠力度作为我国税制设计的一项基本原则。
2. 完善增值税优惠政策。
(1) 农产品生产领域, 让农业生产者生产的农产品不包含增值税。根据现行税法规定, 购进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免缴增值税, 则农民购进的生产资料进项税额无法进行抵扣, 全部由农民自己承担。
让农业生产者生产的农产品不包含增值税, 此项税收优惠政策可分为两种形式:①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申请, 对进入农业的生产资料免征增值税, 尤其是农业养殖业所使用的生产资料。这种方式操作性较强并且适合我国当前国情, 且与现行的税收政策能够很好地衔接, 同时也便于对农资生产企业进行监管。具体做法是:第一, 对农资应在生产环节免税。即对农资生产企业购进的用于生产农资的原料予以退税, 保证生产原料不包含增值税;农资销售时予以免税。第二, 对农资批发和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第三, 将免征增值税和价格控制相结合, 避免免税的好处因为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而被生产、批发、零售企业所截留。第四, 进行优惠政策整理。税务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对生产资料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进行梳理, 以一个具体规定的形式发布, 使优惠政策形成系统, 稳定下来, 体现惠农、支农的思想。②对农民购入生产资料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予以退税。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农产品商品化率越来越高, 可将农业生产者作为与其他企业一样的纳税人对待, 对其购进生产资料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予以退税。或者可根据“加价补偿假定”, 采取销售农产品时提高价格的措施, 价差相当于对农民的补偿, 同时对农产品销售实行免税政策。
(2) 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实行退税优惠。目前, 对农产品加工实行13%的低税率。为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 可采取对其已纳增值税额给予50%退还的优惠。另外, 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 其购置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在当年全部予以抵扣, 不作任何限制。
3. 免征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
第一, 对农民取得的工资性收入, 一律免征个人所得税。第二, 对农村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
4. 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支持农村发展。
(1) 对县域中小企业实施税收优惠。
县域中小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主, 同时还包括县域内的其他中小企业。县域中小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当地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很多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 中小企业显得越发重要。对县域中小企业可考虑实施如下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减免期满后, 继续执行乡镇企业按应缴所得税额减征10%的优惠, 用于补助乡镇社会性开支的费用;中小企业雇用农村劳动力的支出,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可以加计一倍进行费用扣除。
(2) 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支持。
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农贷收入在免征营业税的同时, 所得税给予“免二减三”优惠。同时, 对刚刚兴起的村镇银行、农村金融合作社, 应实行完全免税的政策。这能很好地缓解农民和农村资金缺乏的困难, 同时也能阻止地下金融组织在农村的蔓延。
(3) 有关其他涉农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农村、农业的发展, 离不开城市发展和第二、三产业的带动。为鼓励企业投资于现代农业建设, 应实施如下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对农村捐款和无偿投资建设农村公益设施, 其支出可在税前全部扣除;在农村投资建设农业特色园区和农业产业化基地, 所获投资收益免税;企业和科研院所合资进行农业技术开发的支出、新技术在农业基地推广的费用可在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5. 增加“三农”支出, 缩小“税收剪刀差”。
农村流转税的缴纳与享用不对等, 实质上是城乡之间的“税收剪刀差”, 是由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形态所造成的,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改善现状的办法就是, 要认识到“税收剪刀差”的存在, 在此基础上增加“三农”财政支出, 缩小由此造成的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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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芸.美国农业税收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涉外税务, 2004;3
税收政策建议 篇10
一、我国目前具有环保功能的税收政策
(一) 资源保护方面的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关于资源保护和综合利用方面还没有完整的政策体系, 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以及1988年开征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都是旨在调节级差收入, 而没有考虑资源保护;1987年开征的耕地占用税虽然有一些保护性条款, 但大多是使用补偿性条款。还有一些体现为对资源综合利用行为和循环经济发展有推动和鼓励作用的减免税优惠, 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中关于“三废”综合利用的优惠条款, 以及购买用于节能的设备抵扣企业所得税, 等等。
(二) 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政策。
在环境保护方面, 我国也还没有设置单独的税种, 只是在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相关税种中制定了一些鼓励环保的条款。如对综合利用“三废”的优惠政策, 对烟、酒、鞭炮、焰火、汽油等污染环境的产品征收消费税, 对购买用于环保的设备抵扣企业所得税等。
二、世界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税收政策的现状
20世纪20年代初,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首先提出了“矫正税” (Corrective Taxation) 这一名词, 故有人称之为“庇古税”。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 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使两者相等。庇古税的提出有它不可忽视的意义。一是其通过对污染产品征税, 使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转化成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 从而降低私人的边际净收益并由此来决定其最终产量。二是由于征税提高污染产品成本, 降低私人净收益预期, 从而减少产量减少污染。三是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 虽然是以调节为目的的, 但毕竟能提供一部分税收收入, 科专项用于环保事业。即使作为一般税收收入, 也可以相应减轻全国范围的税收压力。四是庇古税会引导生产者不断寻求清洁技术。可庇古税是理想化的, 它必须以税收成本等于社会最优产出点上的边际外部成本为前提,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污染损失的准确货币值,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实践中庇古税缺乏可行性。一个变通的方法是, 通过设定环境标准来替代理论上的最佳点, 并以此为目标来设计税率。现实中的污染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思路。
(一) 污染税。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 污染税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针对废气课征的大气污染税。如二氧化硫税。这种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 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 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是针对废水课征的水污染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农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废水排放会造成水体污染, 威胁人类的生产生活。目前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均已经开始对污染水质的行为征税, 其中以德国的水污染征税制度最为完善。三是针对噪音课征的噪音税。美国规定, 对使用洛杉矶等机场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都要征收1美元的治理噪音税。税金指定用于支付机场四周居住区的隔音费用。再如, 日本、荷兰则按飞机着陆架次对航空公司征收噪音税。
(二) 与环境相关的产品税。
产品税的主要税种有:一是润滑油税。原西德于1969年首创该税, 税金由制作商负责缴纳, 废油收集与循环使用情况越好, 税负越轻。此外, 荷兰、法国也征收润滑油税。二是旧轮胎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实行了对旧轮胎按只课税制度, 以此来鼓励人们使用翻新轮胎, 从而达到节约原料的目的。三是饮料容器税。为了鼓励生产轻型容器, 促进容器的重复使用, 早在1974年, 挪威就开始对饮料容器征税, 所有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必须负担30%的税收。饮料容器重复使用次数越多, 负担的税收也就越少。四是化肥税。瑞典从1984年开始征收该税, 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等国家也相继开征了化肥税。五是塑料包装袋税。意大利对生物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征收100里拉的环境税, 这大概相当于塑料包装袋生产成本的5倍。
(三) 专门的环境保护税。
一是垃圾税。意大利于1984年开征了废物垃圾处置税, 对所有人征收, 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废物垃圾的资金来源。芬兰和英国于1996年也开征了该税。法国则按每人每年制造300公斤垃圾统一征税。二是森林砍伐税。如法国规定, 为城市规划或工业目的而砍伐的森林, 每公顷需交6, 000法郎的税金, 其他情况每公顷交纳3, 000法郎的税金。三是环境保护税。美国规定对最低替代税的应税所得超过200万美元的公司, 按0.12%的税率征收环境保护税。
(四) 税收差别。
西方各国充分利用税收的差别税率进行税收调节, 以促进环境保护。譬如OECD的29个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对无铅汽油和有铅汽油采取不同的税率。
(五) 税式支出。
这种手段的主要应用领域是:一是鼓励环保性投资。如对节能设备或低污染设备的投资实行抵免或退税, 对这类设备实行加速折旧等优惠税收措施。二是鼓励对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如研究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技术转让费的税收减免等。三是鼓励循环利用设备。许多国家对废旧物品的回收利用往往予以免税。
三、我国环保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 现有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仍不健全。
如消费税虽然将鞭炮、焰火、汽油、摩托车、小汽车等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纳入课税范围, 而且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了差别税率, 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控制污染的作用, 但并没有对无铅汽油与含铅汽油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加以区别, 从而降低了税收对污染应有的控制作用, 对“白色污染”制品等有害消费品未纳入征管范围。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 征收范围过窄, 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 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对土地课征的税种, 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自成体系, 相对独立, 没有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一定体系, 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作用也显得相当有限。
(二) 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
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 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 弱化了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如:在企业所得税中仅有一条对企业利用“三废” (废气、废水、废渣) 进行生产的税收优惠措施。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则几乎没有有关环境保护的条款。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外来的环境污染叠加在自制的环境污染上, 会使我国企业在当今重视环境保护的世界经济圈中因绿色贸易壁垒而失去竞争力。
(三) 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措施较为单一, 缺乏针对性、灵活性, 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
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提高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而我国的环保税收政策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环保税收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 改革现行资源税。
一是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只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征税, 征收范围过窄, 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效果。为了切实做到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建议将水资源、草原、森林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二是改革税率, 一方面将定额税率改为比例税率, 即将资源税由从量税改革为从价税;另一方面继续提高税率。这样资源税和资源价格直接挂钩, 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 促使企业主动节能降耗。另外, 还应将土地课征的税种并入资源税。我国现行对土地征收的税种主要有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三种, 由于各税自成体系, 相对独立, 造成税种多、计算复杂等多种问题, 而且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土地资源利用、保护的调节功能。因此, 应将上述三税并入资源税, 同时适当扩大征税范围, 调整税率、严格减免, 统一税制, 共同促进我国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从而体现生态和资源保护的广泛性, 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二) 健全配套措施, 确保多方面配合。
一是与环保部门的配合。环保税收制度是一类技术性很强的税收制度, 在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的确定等方面, 都有不同于其它税类的特殊性。在环保税收实施的过程中, 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量和排放浓度等都必须由环保部门进行持续、准确的测量。因此, 税务部门与环保部门的密切配合是环保税收顺利征管的前提条件。二是与财政部门的配合。财政部门应负责环保税收收入的支出和管理。在支出方面, 要保证环保税收资金用于生态破坏的补偿和环境保护, 对环境投资项目如城市废水和垃圾处理厂之类的现代化环保企业, 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更多体现环境保护的需要;在管理方面要规范和完善环保资金的申报、审批、拨付、使用和监督, 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 各级政府分层次解决问题。
环保税有必要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上进行设计, 这样做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不同级次的政府侧重解决不同的环境问题, 分工明确, 责、权、利清楚;二是节约征收成本, 使机制更具效率;三是既保证了全国环保政策的统一性, 又便于各地因地制宜地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在“要素驱动型”而非“创新驱动型”阶段, 资源消耗过大,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而当前又遇到了经济增长滑坡的压力, 如何在运用税收手段时既保增长又护环境, 就成为一项格外艰巨的任务。从税制改革和完善现行税制的角度来看, 我国环境税收可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开征独立的环境税, 即在维持现有税制税种不变以及完善和调整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各项政策规定的基础上, 引入和设立独立的环境税, 如污染排放税和污染产品税等;二是增强现有税种的绿化程度 (也称为融入型环境税) , 即通过对现有税制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各个税种, 如消费税、资源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以及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改革, 来提高税种的绿化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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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晓.我国节能环保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考及必要性分析[J].财税金融, 2008
税收政策建议 篇11
一、当前土地调控政策的局限性
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土地调控的政策导向非常明确：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努力盘活土地存量，强化节约利用土地，在此基础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2004年在严格土地执法、加强规划管理、保障农民权益、促进集约用地、健全责任制度等方面均做了严格的规定，并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2005年国土资源部对16个城市的卫星遥感监测显示，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建设用地宗数近60%；若论面积，则占近50%，个别地方甚至高达90%。2006年前五个月，全国土地违法案件高达25153起，涉及土地面积18.36万亩，同比上升近20%。
在这种情形下2006年要求从体制、机制入手，调整土地收益分配，强化收支管理，提高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通过提高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等经济手段，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强化地方政府土地管理的责任，严格实行问责制。
从2006年下半年的情况来看，土地违法现象有所减少，一方面，为了尽可能地安排更多的项目，地方政府正在通过置换、挖潜，最大限度地盘活现有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大量的低利润行业、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被迫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度转移，这符合当前产业转移的基本方向。但是，由于目前的土地调控政策着眼于短期效果的迅疾有效，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由于土地出让金归属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不变，工业用地“招拍挂”的后果将使地方财政与土地收入的相关性更加紧密，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以前工业用地属“协议出让”，是赔本的，但“招拍挂”以后很可能就是盈利的，并且由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是中央和地方三七开、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全部属于地方税，这些税费标准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强化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
第二，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这只是强化土地资金管理的技术性手段，使其从“体外循环”转入“体内循环”，减少了土地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和寻租漏洞，并没有触动土地资金的基本利益分配格局。
第三，规定把规划内农地转用审批权力下放给省级政府，同时实行“省长负责制”，但省级政府具有主导辖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冲动，在缺乏权利约束的制衡机制下，效果堪忧。
二、当前土地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
综合来看，目前土地调控主要解决四大问题，这也是当前土地征用中的主要矛盾焦点：
一是土地财政
近年来地方政府通常采用“招拍挂”的形式取得的土地出让收益数额巨大，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价款5505亿元，占同期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15092亿元的1/3还多。据统计，在东部县市，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占预算外收入的比重能够达到60%以上，土地直接税收以及由于城市扩展带来的间接税收占预算内收入的比重达到40%，即接近一半的收入与土地收益有关，特别是与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经营性用地有关。
从当前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来看，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地方政府拿下头土地增值的20%到30%；开发商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正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地方政府主动充当房地产商的保护者，而不是坚定地执行中央政府的调控，积极挤压房地产泡沫。
二是土地招商
规范意义上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间竞争，主要指面对可以用脚投票的企业和居民，地方政府争相提高公共服务标准并降低税收水平，以吸引企业和居民入住（驻）辖区，这也是开发区制度设计的初衷。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给一级市场，这种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演化成熟的经济模式移植到我国后就发生了异化，低税收演变成了低地价，低价或零价出让工业用地成为了各级开发区优惠竞争的主要手段，甚至许多地方在“零地价招商”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定期限的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
三是土地融资
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变通方式举债融资，其中以各种名目的政府性公司作为融资载体，利用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进行抵押贷款是主要的通行做法。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都直接赋予了土地储备中心抵押贷款的权力。由土地管理部门根据规划确定的供地用途和年限，向土地储备中心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以此作为向银行申请土地抵押贷款的凭证。这种融资方式风险很大：首先，把土地使用权做抵押物，对此上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其次，无论是以土地使用权还是土地收益权作为抵押，由于没有统一的登记部门，重复抵押现象非常严重。而且，一旦高位运行的投资增长速度降下来，土地收益（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收益）很可能没有放贷双方预期的那么乐观，贷款风险也就随之膨胀。
四是失地农民失权
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三部分。其中土地费为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补助费为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由各省自行规定。这意味着在土地征用（收）环节，不管被征土著人以后做何用途、升值程度如何，均与被征地农民无关。据统计，东部沿海地区的征用耕地的补偿标准为：土地补偿费为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八至十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在经济最发达的一些县市，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也只有2.5万元左右，低的不到2万元。中西部地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则更低，一半以上的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甚至很多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征地补偿只相当于农民三至五年的人均收入。我国每年从农民手里征用的土地将近20万公顷，因征地引起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占到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已经成为影响农村乃至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上述四大问题，带来了以下后果：
第一，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基本农田的大幅减少
从1996年到2005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净减少了1.2亿亩，约占耕地问题的6.6%。截至2005年底，我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1.4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约相当于美国的1/8、印度的1/2。
第二，政绩考核与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相结合导致了对工业用地的滥用和浪费，与此同时土地违法案件明显增多
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近500多万亩，比2004年全国新增的建设用地总量402万亩还要多出近100万亩。
第三，利益相关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绑在同一架战车上，甚至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人质”
从2005年以来，为了遏制一些城市房地产价格飙升的势头，国务院重拳出击，先是国八条，后是国六条，但是由于政策措施没有涉及到土地利益分配的实质性调整，从2006年前10个月的情况看，房价调控收效甚微。
三、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本轮调控中的系列调控政策，对于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单凭调控政策毕竟解决不了深层次的土地利益调整问题，必须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使被征地农民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鉴此，今后的土地制度改革至少应涵盖以下三点：
首先，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
政府对于土地一级市场的行政管理手段应该是规划而非征用土地后审批具体项目用地；在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量环节，经营性土地应由交易双方谈判商定，公益性用地由农民与政府直接进行谈判，严禁并清理以公共利益为名实际上是进行营利性目的的划拨用地。
其次，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农民在土地征用和征购过程中合理的地位
在现行的政策制度安排下，集体农地没有法律上的处置权、收益权和流转权，一些地方政府以国家名义源源不断从农民手中征用集体土地，以强制剥夺集体土地产权剩余价值来形成垄断利润。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形式（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延长和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规定在法定使用期限内，农民对所承包土地享有收益权、流转权和抵押权，赋予被征地农民在土地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这样，一为可以保障土地的效率，二来可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问题，使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第三，开征财产税
鼓励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 篇12
慈善捐赠是企业或个人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社会, 是除了市场和政府配置之外社会资源的又一次分配, 是第三配置的重要方式。如何充分地调动慈善捐赠积极性增进社会福利, 是很多国家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 从税收的角度来看, 完全对慈善捐赠免税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 完全对慈善捐赠征税又会抑制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如何在捐赠和财政收入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让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
一、我国现行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一) 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我国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 (以下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 , 在此之前, 内外资企业各自适用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
1. 旧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见表格1)
政策特点:对于捐赠税前扣除的方式分为限额扣除、全额扣除和不允许扣除。全额扣除的优惠政策偏向于向红十字事业、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青少年活动场所等特定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的捐赠, 捐赠的途径限定得很严格, 纳税人还要索取捐赠票据作为享受税收优惠的凭证。
2. 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见表格2)
政策特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基本可以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比内资企业优惠很多。
3. 新企业所得税法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见表格3)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关于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特点:新企业所得税法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是调整了名称, 以公益性捐赠进行称呼;二是将限额扣除的比例调高为12%;其三将计算依据由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年度会计利润总额。
(二) 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见表格4)
(三) 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的税收优惠
进口直接用于扶贫、慈善事业的物资,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四) 土地增值税的相关规定
房产所有人、土地使用权所有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将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赠与教育、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的, 不属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二、我国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 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偏低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我国慈善捐赠主要以限额扣除为主。我国企业所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个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同其他国家相比, 扣除比例略显偏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规定, 纳税人向取得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的捐赠,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比例为10%, 个人捐赠扣除比例一般为50%, 企业和个人税前扣除基数是调整后毛所得, 超过可扣除比例的捐赠部分, 还可以在其后5个纳税年度内予以扣除。英国企业向慈善团体的捐款可以从应税所得中全额扣除, 个人向慈善团体捐款可以按照较低的所得税基础税率纳税。德国企业的捐赠按捐赠方向的不同扣除比例为5%—10%, 超过扣除限额部分还有可能在今后7年内摊销, 个人向某些机构的捐款可以全部扣除, 或超过25565欧元的, 在今后7年内摊销。日本企业的捐赠扣除基数按资本金和所得额两方面来计算, 扣除比例大约为资本金2.5‰和所得额2.5%的平均数, 个人捐赠在超过10000日元到年收入1/4之间的部分, 在计税时可作税前扣除。 (1) 以上四个国家都是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的国家, 除了日本以外, 美英德国捐赠税前扣除额都较高。
(二) 直接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
我国无论是企业直接捐赠还是个人直接捐赠, 均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引导捐赠资金的使用方向, 提高捐赠资金的使用效率, 也是一些国家正在采用的政策, 却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我国非营利性组织还很不发达, 在捐赠渠道“单调”的情况下, 这项政策无疑又为慈善捐赠设置了一道门槛。
(三) 税收优惠政策不具体
我国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很不具体, 导致确认税前扣除金额难度大。比如:税制对于实物捐赠、劳务捐赠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相关的政策散见于各个条例之中, 捐赠者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税制规定甚至理解错误;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是否延续旧法税前全额扣除的规定没有表态, 捐赠者对捐赠数量难以把握;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计算基数是年度会计利润, 年度会计利润一般要在次年年初才能核算出来, 而企业的捐赠发生在该年度之内, 在捐赠时捐赠者实际上对捐赠的限额没有确切的把握。
(四) 配套税收政策不到位, 办理手续复杂
我国目前和慈善捐赠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进口增值税之中, 其他税种涉及较少, 不利于激励慈善捐赠。另外, 捐赠后办理税前扣除涉及的证明资料、办理流程相当复杂, 办理时间至少要两个月, 这也为捐赠者在享受捐赠权益时增加了困难。
三、慈善捐赠的税收效应分析
政府税收和慈善捐赠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 但纵观世界各国, 对慈善捐赠均不是绝对鼓励, 大多有税前扣除比例的限制, 而且扣除比例不高, 这主要是因为慈善资金和财政支出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上会不一致, 慈善资金主要是对部分社会关注的焦点提供公共产品, 如贫困、医疗、教育、自然灾害等, 而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要更为宽广和全面, 涉及到国防、外交、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一般认为财政收入的使用效率要高于慈善捐赠, 这就是政府对慈善捐赠设置税前扣除比例的原因。那么对慈善捐赠应采取多大的鼓励程度, 笔者设计了一个模型进行分析:
以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为例, 我们假设政府是有效率的, 税收被全部用来提供公共产品, 而慈善捐赠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为k (0≤k≤1) , 假设捐赠者的年度会计利润总额为M并假设没有纳税调整,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也为M, 捐赠金额为X,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函数:
1.不存在捐赠时,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为:
2.存在捐赠, 可全部税前扣除时, 慈善捐赠和政府一起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为:
3.存在捐赠, 可部分税前扣除时, 假设扣除限额为A, 可分两种情况
(1) X<A慈善捐赠和政府一起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同 (2) 式一样
(2) X≥A慈善捐赠和政府一起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为
比较 (1) 式和 (2) 式, 不难发现, 只要k-25%>0, 慈善捐赠会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数量, 而且k-25%的值越大, 捐赠的金额X越多, 增加的社会公共产品的数量就会越多。
比较 (1) 式和 (3) 式, 不难发现, 只要k X-25%A>0, 也就是只要k>25%A/X, 其中X≥A, 慈善捐赠会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数量, 而且k-25%A/X的值越大, 捐赠的金额X越多, 增加的社会公共产品的数量就会越多。
比较 (2) 式和 (3) 式, 表面上看起来 (3) 式带来的社会产品要多于 (2) 式 (此时X≥A) , 也就是有扣除限额时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多于可全部税前扣除时提供的公共产品,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当存在扣除限额时, 捐赠者会偏好于将慈善捐赠数量控制在限额A以内, 以降低捐赠成本, 此时, X<A, 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变为 (2) 式。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只要慈善捐赠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k>25% (25%≥25%A/X) , 慈善捐赠就是值得鼓励的, 而且捐赠的金额越多越好。其次, 对慈善捐赠的途径进行限制是有效的, 如要求是“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 这样可以保证k值最大化, 或者至少保证k>25%。另外, 当k值接近于1时, 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最多的, 此时我们应给于最优惠的税收政策, 将X的值推向最大化, 如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向非营利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向农村义务教育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捐赠、向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 (包括新建) 的捐赠是有效率的, 此时k接近于1, 所以, 这时不应设置税前扣除限额, 防止捐赠者偏好于选择小于扣除限额的捐赠金额, 导致社会福利大大降低。
四、鼓励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
(一) 进一步提高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 保留全额扣除的特殊优惠
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慈善捐赠还不踊跃的情况下, 笔者认为, 我国目前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偏低, 借鉴美英德国做法, 建议在保持税前扣除计算基数不变的情况下, 进一步提高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比例到20%左右,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比例到40%左右, 并允许大额慈善捐赠税前扣除超额部分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另外, 新企业所得税法应保留向部分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如红十字事业、农村义务教育等) 捐赠税前全额扣除的规定, 这不仅有利于引导慈善资金的使用方向, 提高使用效率, 还有利于新法旧法顺利衔接。
(二) 直接捐赠也应适当允许部分扣除
在我国, 非营利性组织还很不发达, 在捐赠渠道较少的情况下, 笔者建议适当给予直接捐赠税前扣除比例, 以鼓励慈善捐赠。
(三) 明确实物捐赠和劳务捐赠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在现实生活中, 捐赠者往往会被实物捐赠和劳务捐赠的税前扣除计算所困扰, 这主要是因为税制没有明确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可操作性差。税法应对货物、劳务捐赠的视同销售额、捐赠支出额集中详细地进行解释, 如在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中集中规定, 避免捐赠者理解错误。另外, 简化允许税前扣除的免税手续, 缩短办理时间, 降低纳税人的办税成本, 也可以起到激励捐赠的作用。
(四) 健全其他配套税收政策
今年6月27日, 盖茨开始退休, 并表示决定将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慈善基金, 完成了由“全球首富”向“全球首善”的华丽转身。美国富人向来捐款踊跃, 分析背后的原因, 除了自身的境界修养到一定程度外, 美国现今的遗产税制度也功不可没, 联邦遗产税使用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分为18个等级, 最高达48%, 这还是布什政府减税后的结果。可见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鼓励慈善捐赠的效果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能打政策“组合拳”, 在设置优惠的慈善捐赠政策同时开征遗产税, 并设置累进税率, 将最高税率定在50%左右, 不仅可以为政府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而且可以改善国人为后代积累财富的陋习, 鼓励大家多为公益事业作出贡献。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足之处, 运用经济学方法, 论证了限制捐赠渠道, 对使用效率高的慈善捐赠实行全额扣除的必要性。并从鼓励慈善捐赠的角度, 提出了应进一步提高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比例, 保留向部分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全额扣除的规定, 对直接捐赠也应允许少量税前扣除等改进建议。
关键词：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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