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税收政策（精选5篇）
最优税收政策 篇1
0 引言
1978年以来, 我国开始进行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按照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的原则, 通过解决一批、保留一批的方式, 初步建立了以市场竞争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由于改革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 还遗留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养老金多轨制等特殊制度。同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为解决或缓解矛盾, 在户籍等制度基础上, 又衍生出了一批如限制购车和购房、户籍教育、多轨医疗和养老等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一方面, 政府管制对解决或缓解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管制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帕累托最优, 是否还存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成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课题。本文以政府管制汽车消费政策为分析重点, 试图寻求今后一个时期内资源配置最佳的消费政策。
1 政府管制和管制消费的介绍
管制, 也称为规制, 源于英语Regulation, 日本的植草益认为, 通常意义上的规制, 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1]。政府管制自古有之, 从古代的宵禁、路引、盐铁专营, 到近代的贸易保护、户籍、摇号、限行等, 大多采取相对简单易行, 但社会总效率较低的管制方式。理论界对政府管制的支持和反对从未停止, 如亚当斯密提出的“守夜人”理论[2], 认为政府要远离经济市场, 让社会和市场充分自由发展。从崇尚“黄老之学, 无为而治”的西汉政府到现代美国共和党倡导的“德州模式”, 都属于守夜人性质的小政府。新自由经济学代表人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 认为政府去努力解决外部干扰时, 结果常常是带来的坏处多于好处[3]。我国学者张维迎也认为, 政府要像戒毒一样戒掉政府管制[4]。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政府管制是对正常的市场运转失灵后的一种纠正, 当现实经济社会中完全竞争市场的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不成立时, 借助管制手段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5]。我国学者曾国安也对政府管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对政府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管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他认为消费管制是政府经济管制的基本组成部分, 将消费管制界定为是政府对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进行的限制, 从消费主体、消费方式、消费行为、消费数量、消费价格等多个方面降低消费需求[6]。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布票、肉票、米票到现在的住房限购、汽车限号、水电油气等公共产品涨价、香港限购奶粉等, 消费管制已经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消费者的生活中。
2 以北京汽车牌照摇号为例———管制消费的效益评估
近年来, 北上广三地为缓解交通拥堵, 先后出台了“牌照拍卖”、“牌照摇号”等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政策预期目标,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以牺牲社会公平和行业发展为代价才达到的。本文以北京汽车牌照摇号为例, 分析管制消费的利与弊。
有利影响: (1) 减少交通拥堵。据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数据, 2011年北京净增机动车17.3万辆, 比2010年少增61.7万辆, 同比下降78.1%;2012年北京市净增机动车净增21.6万辆, 增幅仅为4.3%。两年净增39万辆, 不及2010年一半。另据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数据, , 2011年北京市交通拥堵指数下降12%, 早晚高峰平均速度提高13%, 拥堵路段和拥堵持续时间减少50%。[7] (2) 降低环境污染。据资料统计, 一辆轿车正常行驶一年, 排出的尾气将近3吨, 按照北京市两年少增加120万辆汽车计算, 减少了近360万吨尾气排放量。
不利影响: (1) 政策考虑不全面, 对消费者而言, 衣食住行均属于日常生活所必需, 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生存消费逐步向发展消费转变, 汽车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在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打车难打车贵, 公共交通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 购车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汽车牌照“摇号”, 限制新增汽车总量, 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日常需求, 如每个家庭都可能会有老人、有病人或接送孩子上学;限制本地户籍导致很多消费者去外地购车上牌照;以个人为单位而非以家庭为单位导致了很多弃号, 浪费社会资源;最后还产生了大量的寻租空间。 (2) 政策冲突不统筹。2008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出台了一批刺激消费的政策, 包括汽车下乡和汽车以旧换新以及汽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 极大激发了消费者购车热情。汽车销量从2008年的938万辆猛增到2009年的1364万辆, 2010年继续猛增到1806万辆。但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结束和退出, 加之北京开始限购, 产销两旺的汽车产业在快松油门的同时, 狠踩了一脚刹车, 汽车销量增速大幅回落, 2011年销售汽车1850.51万辆, 同比增长2.5%, 较2010年下降了29.9个百分点2012年销售汽车1930.64万辆, 仅增长4.3%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协会) 。同时, 购买自主品牌车型消费者大多以非京籍打工族为主, 限购后大多数打工族没有摇号资格;北京户籍消费者首次购车时, 更倾向选择一线合资品牌或高端车型;北京亚运村市场调查显示, 摇号政策实施半年后选择自主品牌的北京消费者从37.22%跌至不到9%, 而选择合资品牌的消费者则由37.22%上升到73.53%[8]。 (3) 政策凸显不公平。为人民服服务, 是我党的最高宗旨, 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应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为目标。但摇号政策, 显然是限制了一部分人民而为另外一部分人民做贡献, 没有买车的市民无法与已买车的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不同城市的市民也无法享受拥有汽车的权利。同时, 治理国家靠摇号显示了政府管理水平的低下。
3 关于改进汽车消费管制政策的建议
“十二五”以来, 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发展环境, 国民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投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 居民消费增速小幅回落, 国际政局动荡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 迫切需要继续出台一批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扩大内需, 实现经济增长由“出口、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方向转变。在此情况下, 汽车限购政策与当前国家整体宏观调控走向相悖, 与扩大消费政策相左, 不利于社会经济和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大禹治水堵不如疏”, 治水如此, 治国亦如此, 要因势利导, 尊重市场规律, 而不是仅仅通过单一的行政手段来强行抑制消费需求。从发达国家经验看, 很少通过限制汽车购买来治堵, 大多是通过道路资源的增加, 道路运行管理水平的改善及需求管理等方式[9]。对我国而言,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创建服务型政府, 通过“四增四减”的措施来解决汽车消费与道路拥堵之间的矛盾。
(1) 鼓励居民购车消费, 减少汽车消费管制。建议国家对汽车消费采取“限用不限买”的策略, 取消限购措施, 继续实施汽车以旧换新以及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等绿色、低碳、环保的导向性刺激政策, 鼓励汽车消费;同时, 建立完善中心区和拥堵区进城收费和停车收费制度, 通过提高使用成本, 引导理性出行。 (2) 增加道路交通资源, 减少汽车消费瓶颈。借鉴日本东京“毛细血管式”道路建设经验, 在拓宽主干路的同时, 减少断头路, 增加辅助道路密度;在繁华市区取消人行横道和红绿灯, 建立“立交桥”、“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等立体式交通设施, 实现人车分行;主城区建立潮汐式隔离带, 根据上下班高峰时间, 自动调整拥堵路段宽度, 提高道路利用效率。 (3) 提升道路管理水平, 减少政府拥堵因素。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以来, 狠抓作风建设, 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一批顺应民心、符合民意、反映民情的政策措施, 得到了基层广大百姓的欢迎, 取得了积极成效。如北京市全市范围的堵车大幅减少, 交通状况有明显好转。建议要继续加强国家党政机关作风建设, 减少政府公务车, 减少交通管制, 减少人为拥堵。 (4) 加强城市建设规划, 减少城市交通需求。在扩大城市面积的同时, 加强城市居住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的规划与建设, 充分发挥各自功能, 减少人员和车辆流通;加强城市轨道和道路交通枢纽的集散功能, 提高公共交通便利性和舒适性, 通过票价补贴等方式, 吸引更多消费者选择公共交通。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经济领域不断放开管制, 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之一。但近年来, 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政府对微观经济体的消费行为限制及弊端也越来越多。本文从改进政府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 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和管制消费的替代政策。
关键词：管制消费,汽车限购,摇号,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朱绍文, 胡欣欣, 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5:1.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 王亚南,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254, 284, 373.
[3]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 (上册) [M].胡雪峰, 武玉宁, 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42.
[4]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三联书店, 2001:10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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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国安.论消费管制的含义、分类及其必要性[J].消费经济, 2007, 23 (4) :66-70.
[7]邓杭, 韩旭, 商西, 孙雪梅.购车摇号政策将区分“刚需”——北京交通拥堵指数下降12%尾号限行或继续执行[N].京华时报, 2012-1-12 (6) .
[8]许爱琴.摇号政策实施半年北京人购车口味4大变化[N].青年时讯, 2011-7-16 (15) .
[9]康楠.重新思考京城治堵[J].经济, 2012 (7) :114-116.
最优税收政策 篇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由Brander 、Spencer和 Krugman 在 20 世纪80年代中期创立，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统治地位，并对很多国家的外贸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新贸易理论政策的发展，自从它诞生以来，学者们对它褒贬不一。出口补贴政策是各国政府运用比较多的一种战略性贸易政策，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出口补贴（Export Subsidies）是指对本国出口者或潜在出口者进行直接支付或者给予减免税或补贴贷款，以及对外国购买者提供低息贷款，从而刺激本国出口。
然而出口补贴政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其影响不同。本文构建的模型，假设企业进入市场的顺序有先有后，也就是在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追随者企业所在国的最优的出口贸易政策。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寡头垄断模型和Courno t寡头垄断模型不同，它假设：追随者企业把领导者企业的产量看做是给定的，来选择自己的最优产量使得利润最大化，而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领导者企业可以预测到追随者企业的产量，选择自己的产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模型不是两家企业同时做出最优化决定，而是两家企业的行动有先有后。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通过不同的模型假设，得到不同的结论。Spencer和Brander （ 1985）从Cournot竞争角度考察政府的出口政策，他们认为本国政府的最优策略应是出口补贴，但Eaton与Grossman（1986）指出伯特兰（Bertrand）竞争的最优贸易政策却是征收关税。在不同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的贸易政策往往也是不同的。这些模型隐含的一个重要假定就是只有最终产品的出口，生产过程中没有中间产品的投入。这个假定，越来越与现实情况不一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间品贸易也越来越频繁，据报道，中间品贸易占了OECD国家一半以上的进口，和大约3/4迅速发展经济体（如中国和巴西）的进口（Ali and Dadush 2011）。在东亚各个国家中，中间品的出口份额从1992年的13%增长到2006年的22.7%。同时，中间品的进口份额从1992年的19.8%增长到2006年的36.5%。然而受到的纵向约束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行业内，一国企业受另一国企业纵向控制的情形并不少见。例如在液晶电视机市场，平板的显示技术主要都集中在日韩企业手里，而我国一些电视厂商在购买LG 显示屏的同时也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LG 的竞争。因此，通过引入中间产品，考虑最终产品存在水平差异时的贸易政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Ishikawa and Spencer（1999 ）构建了本国和外国一体化企业既生产中间产品，又生产最终产品，并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模型，他们重点分析了中间产品市场进口怎样影响最终产品出口补贴的效果，结果表明，对最终产品补贴的动机会随着中间产品产业垄断程度的增加而增强。黄兆基、刘瑶（2008） 考察的是本国和外国企业从第三国进口中间产品，本国和外国企业在最终产品市场上进行古诺或者伯特兰竞争时最优的最优产业政策。李长英、谢申祥和王孝松（2009），通过引入中间产品因素，从水平异质产品角度考察了一个非一体化企业所在国政府的研发政策。以上的研究建立在Cournot竞争或者Bertrand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因此，建立顺序进入市场模型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本文是在柴利、赵勇（2010）构建的模型基础上，考虑了差异产品，并且引入了中间产品，分析追随者企业所在国最优的贸易政策。
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寡头垄断模型
1.假设条件如下：
2.三阶段博弈
第一阶段，A国政府根据本国福利最大化决定是否对本国的企业给予单位补贴r（r>0）或征税r（r<0）；第二阶段，企业B（领导者企业）决定出售给企业A（追随者企业）的中间产品价格w；第三阶段，给定企业B的产量，企业A选择自己的产量使其利润最大化，企业B预测到企业A的产量，从而选择自己的产量以实现最大化利润。我们采用倒推法来推导这个问题。
3.企业竞争阶段
在这个阶段，政府出口补贴（ 征税）事先已经确定，中间产品的价格w也确定了，两企业在第三国市场上进行竞争。
在博弈的第三个阶段，给定企业B的产量，追随者企业A的利润函数表达式为
4. 企业B确定中间产品价格w
由（4）和（5）可知，企业B利润函数为
如果A国政府对企业A进行单位征税时，企业A失去了低成本优势，会降低最终产品的出口量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量，为了刺激企业A增加中间产品进口量，企业B会降低中间产品价格。
5. A国政府制定出口政策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A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当两种产品替代性较强，差异性较小时，也就是当时， ，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补贴出口。
当两种产品替代性较弱，差异性较大时，时，，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征税。
其经济含义可以理解为：当最终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小，时，最终产品市场竞争会很激烈，企业B会通过提高中间产品的价格，以削弱企业A在最终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时，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补贴，以降低企业A的生产成本，可以抵消掉企业B提高中间品价格而造成的竞争劣势。
虽然在同质产品条件下，领导者企业占据先行优势，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但是在异质产品条件下，领导者企业不一定能享有先行优势。最终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大时，时，最终产品市场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由于企业B可以预测到企业A的产量，为了能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会降低中间产品价格，此时，A国政府的最优策略是征税，可以降低最终产品的出口量，与此同时，也可以抑制中间产品的进口量，进一步压低中间产品的价格使得整个国家福利最大。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顺序进入市场产量竞争寡头垄断模型中，
当一国企业生产受到另一个国企业纵向约束时，最优贸易政策受到产品水平差异程度的影响。当在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小时，政府的最优出口政策为补贴，相反，在产品水平差异程度较大时，政府的最优出口政策为征税。
上述结论依赖于假设条件，没有分析关税成本和运输成本等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仅于理论分析，需要进一步得到有效的实证检验。当然，对政府制定最优的贸易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外汇储备对最优货币政策的影响 篇3
一、文献综述
Joshua&Daniel(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外汇储备对实际汇率和贸易条件的波动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作用愈加明显,但是受金融深化的影响, 缓冲效果会逐渐减弱。Heller(1976&1981)则以全球性视角分析了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认为外汇储备的增长会通过基础货币的扩张提高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从而进一步影响价格水平,同时文章还估计出了外汇储备对价格水平影响的滞后期。Akram&Eitrheim(2006)对加入了资产价格与汇率的泰勒规则进行检验,对比研究了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的不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将资产价格与汇率因素融入政策规则能增强名义与实际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李成、王彬、马文涛(2010)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 结果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作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作相应的调整,这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分析方法。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构建IS—PC模型,将外汇储备这一变量纳入到PC方程中,并引入央行损失函数,推导出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最后带入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判断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需要考虑外汇储备这一因素,如果考虑则需如何应对。
二、最优货币政策理论模型
1、宏观经济模型框架
构造一个开放经济下包含资本与外汇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综合Svensson(1997)和Ball(1998), 李成、王彬、马文涛(2010)文中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加入外汇储备这一变量。
方程(1)、(2)中:yt表示实际产出缺口;it表示名义利率,πt表示通货膨胀率,it-Etπt+1 即为实际利率;Kt表示资产价格缺口,以资产价格偏离其均衡水平程度来衡量;et表示实际有效汇率;fert表示外汇储备。ξt+1、μt+1 分别表示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外生扰动项,均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方程(1)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曲线,也称总需求方程。该方程描述了资产价格和实际有效汇率对总需求的影响。资产价格的变化通过财富效应与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总需求,同时汇率的变化通过商品贸易和资本货币渠道影响总需求,造成产出缺口的波动。方程(2)是拓展菲利普斯曲线,也称总供给方程。它描述了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缺口、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巨额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大量的外汇占款,提高了市场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了一般物价水平。
2、最优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通过制定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其宗旨是稳定物价并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假设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为L,由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组成。最优目标是最小化央行损失函数,使实际产出接近潜在产出、名义通胀率接近目标通胀率。
其中β是贴现因子,0<β<1,反映央行对未来的偏好。λ表示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对权重,反映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的偏好。当0<λ<1,相对于产出缺口,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注重控制通货膨胀率,实行紧盯通胀制度;当λ=1,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视为同等重要而加以考虑;当λ>1,相对于通货膨胀率,央行会更加关注产出缺口的波动。因此,央行不同的偏好会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影响。央行选择名义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以方程(3)为目标函数,在约束条件(1)、(2)下求解得到:
其中:
从方程(4)可以看出,最优货币政策可看作是拓展版的泰勒规则。央行在面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产出缺口偏高时,应适当调高名义利率来压制高通胀,防止资产泡沫继续扩大,经济持续过热。另一方面,当汇率上升即本币升值时,为减轻国内产品出口压力,防止热钱的流入,央行应采取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来缓解情况。外汇储备通过影响通货膨胀率,进而影响经济平稳的运行,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对其变动作出反应,其大小取决于上述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最优货币政策实证检验
1、数据的选择与处理
选取我国2001—2013年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利率的选取: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7天利率作为短期名义利率变量。同时以下一年通货膨胀率的均值作为通胀率的预期值,两者相减得到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的选取:根据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取对数做环比差分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产出缺口的测算: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 (GDP)作为产出指标,利用工业增加值增速将GDP季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并用同期的CPI折算得到实际GDP,然后利用HP滤波对其进行趋势分解,得到实际产出缺口。资产价格的选取:选取房地产价格指数lhp作为资产价格的代表。根据同期CPI折算得到实际值,并进行HP趋势分解,得到实际房价缺口。汇率的选取:本文选取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作为汇率指标进行检验。外汇储备的选取:将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量根据同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行换算并与同期的GDP相比,得到的值即为外汇储备指标。
2、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时,为了防止数据单整阶数不同而产生“伪回归”的现象,在实证分析之初,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和PP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 显著。)
检验发现房价指数lhp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在下面的参数估计中使用差分后的房价指数进行回归。
3、参数估计
对总需求方程(IS曲线)和总供给方程(PC曲线)进行回归,分别运用OLS、ARMA与GARCH模型,得到相应的估计参数,并选出最优的估计结果。根据央行的偏好,选取不同的产出缺口波动权重,带入推导出的货币政策规则, 可以得到完整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对IS曲线估计结果:
对拓展菲利普斯曲线回归结果:
IS曲线回归结果显示,产出缺口与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胀率之差)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理论上,当实际利率升高时,抑制投资总需求量会相应下降。回归结果与理论相违背,显示出中国利率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并且回归中选取的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是一种短期的利率,而总需求对利率变化作出反应所需时间相对较长。房价与汇率对总需求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快对汇率机制的改革,但现行的仍是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没有完全开放汇率市场,所以其波动幅度较小,对社会的总需求的影响不大。拓展菲利普斯曲线回归结果显示,外汇储备的增长会提高通胀率,这也与主流观点一致。
分别比较(1)、(5)与(2)、(6)两式,可得:
β1=0.481,β2=0.199,β3=0.021,β4=0.028
α1=0.257,α2=0.168,α3=0.067
参照(Almeida,2007)取贴现因子β=0.98,产出缺口λ=1,并将上述估计值带入最优货币政策规则(4)式,可得:
it=-2.286yt+0.200πt+0.052fert-0.106lhpt+0.141et(7)
由(7)式可知,在货币政策规则中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所对应的权重最大,汇率、资产价格(房价)以及外汇储备的权重相对较小。实证研究与模型计算的结果显示, 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优先考虑产出缺口和通胀的缺口,其次考虑汇率等相关因素,这也与传统的泰勒规则一致。相比而言,货币政策对外汇储备的变动不需要作出太大的反应。长期以来,国内的生产成本与金融市场的整体价位较低,使得国际收支账户中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一直维持顺差,外汇储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与货币政策的关联较小。同时,由于汇率对应的权重大于外汇储备对应的权重,汇率的稳定性相较外汇储备量更加重要,因此,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适当地增加外汇储备是合理的。
从最优货币政策的推导可以看出,利率对于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以及外汇储备量的反应大小受央行损失函数中贴现因子β 和产出波动对应的权重λ影响。根据央行的不同偏好,分别取不同的λ,分析随着贴现因子β的变化,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以及外汇储备量对应权数的变化得出:央行对损失函数中产出波动的不同偏好与贴现因子的大小的变化,都不会对最优货币政策中相关变量的权重造成较大影响。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优先考虑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其次考虑汇率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同一产出权重λ下,随着贴现因子β的增加,最优货币政策中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率以及外汇储备量的权重总呈上升趋势,即随着央行越来越重视未来的损失影响,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更加关注这三个变量的变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结果表明: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优先考虑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其次考虑汇率等相关因素;由于汇率对应的权重大于外汇储备对应的权重,汇率的稳定性相较外汇储备量更加重要,因此,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过快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适当地增加外汇储备是合理的;且央行损失函数对产出的偏好和贴现因子的大小,对最优货币政策中不同变量权重的相对大小影响不大,最优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相较于资产价格和外汇储备,汇率对均衡利率的影响更大。汇率的稳定对国内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应对汇率变动时,应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一方面可以采取主动的政策调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利用外汇储备的运作来缓冲汇率的波动。第二, 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中介目标更加明确,便于决策者观测;同时其稳健型也较强, 受决策者偏好等因素影响较小。因此,在相关法律机制的完善与市场的相对稳定下,应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实行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的货币政策机制。
摘要：本文将外汇储备这一变量加入包括汇率与资产价格的宏观经济框架中,以最小化央行的损失函数为目标,得到央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并结合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优先考虑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其次考虑汇率等相关因素。
最优税收政策 篇4
生产函数:
其中:Y为国民生产总值, 即Y=GNP;设GNP中有T×GNP用于公共事业, T为各种税收总量占GNP的比重, 即总税率。K1为公共固定资本存量 (如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K2为企业及个人部分固定资本存量;L为就业人口付出的劳动工时。
设式 (1) 的生产函数用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型函数来近似描述:
又, 税收总量TY中一部分用于公共消费G:
其中, e1是比例系数, 即税收用于公共消费的比例, 它为外生政策变量, 其大小待计算确定。
税收总量TY中余下的部分用于公共投资I1:
国民生产总值在扣除税收之后余下 (1-T) Y, 即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 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C:
其中, e2为比例系数, 即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个人消费的比例, 它为外生政策变量, 其大小待计算确定。
个人可支配收入余下的部分用于企业或个人部门的投资I2:
同时, 公共固定资本存量K1 (t) 的变化由下式描述:
上式表明, 第t+1年固定资本K1 (t+1) 等于原有固定资本K1 (t) 减去固定资本折旧额δK1 (t) , 再加上固定资本投资I1, 其中δ为折旧率。
企业或个人固定资本存量K2 (t) 的变化由下式描述:
上式意义与式 (7) 类似。
则从式 (4) 及 (7) 得到系统状态方程:
同样从式 (6) 及 (8) 得到另一个状态方程:
再假设就业人口按增长率n递增, 则:
其中, L (0) 为t=0时就业人口数。
式 (1) ～ (11) 构成一个生产、消费、积累的封闭型 (没有考虑国际贸易) 离散时间宏观总量经济模型。
而要探讨协调发展时的最优税收政策, 就要构造系统的目标, 即效用的最大化。在第t个时间周期, 公共消费为C (t) , 个人消费为C (t) , 人均公共消费为G (t) /L (t) , 人均个人消费为C (t) /L (t) , 那么在第t个时间周期效用是人均公共消费与人均个人消费的函数, 假设效用函数也为柯布-道格拉斯型函数:
社会目标值应是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之加权和。为简化起便, 认为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一样重要, 即权重为1。那么总目标值U为:
上述T、e1、e2为外生政策变量。则求解最优总税率T以及最优比例e1、e2的数学模型为:
现在利用离散时间系统庞得里亚金极大值原理求式 (14) 的极值问题。
首先构造哈密尔顿函数, 注意到式 (3) 及 (5) , 得:
由庞得里亚金极大值原理可得出本模型极值必要条件为:
(1) 取e1, e2, T使哈密尔顿函数最大。
(2) 拉格朗日算子应满足下式:
(3) 系统还应满足状态方程:
由于在经济协调发展时, 最优值e1、e2、T必在允许的[0, 1]区间内 (最优值若取0或1, 说明现实经济系统存在所谓的瓶颈部门) 。因此在协调发展轨道上第 (1) 条必要条件可写为:
综上, 可以求得:
则, 宏观经济中最优税收比例、公共消费比例和个人消费比例如上T, e1和e2所示。显然, 总税率T, 与a、g成正比, 与b成反比。当a增大时, 即公共固定资本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增大时, 总税率T也应相应提高以增加税收进而扩大公共投资以提高总产出;而当b增大时, 即企业和个人固定资本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增大时, 总税率T却要降低以减少税收进而扩大企业和个人投资以提高总产出。而提高总产出则可以提高公共消费或个人消费, 并使得总效用增加, 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当g增加时, 即人们对公共消费的偏好增加时, 总税率T也应相应提高以增加税收进而扩大公共消费以增加总效用。
参考文献
[1]罗默 (Romer, D) ..高级宏观经济学[M].王根蓓, 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张金水.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与应用[M].清华大学出版社.
最优税收政策 篇5
在国内外理论界, 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基于后顾性的宏观经济模型、前瞻性的经济模型或是混合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Hybrid New-Keynesian Model) ;无论是相机抉择、完全承诺还是固定规则;无论是通货膨胀目标、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双目标还是混合目标, 都对应着不同的最优货币政策方案[1]。然而, 由原有理论模型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往往难以运用于实践。因为现实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这些不确定因素使得经济无法按照人们预期的模式来发展。本文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谈一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最优性。
一、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自2002年第三季度开始, 中国经济开始回升, 居民消费物价水平出现了月环比正增长, 8月份比上月上涨0.3%, 9月份上涨1.0%;1—9月,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8%, 其中9月份同比下降0.7%。直至2003年第一季度, 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水平结束了同比幅增长态势, 而呈现出持续正增长态势。2003年第一季度上涨0.5%, 第二季度上涨0.7%, 全年同比上涨1.2%, 标志中国经济运行正式走出了通货紧缩周期, 国民经济运行步入快速发展新轨道。据统计, 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GDP增长率分为8.3%、9.5%、9.5%和9.9%。2006年前两季度的GDP增长率超过了10%, 分别达到10.3%和10.6%;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同比增幅多数年份均超过了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 2003年以来同比增幅均在25%以上, 国民经济呈现出产销两旺、持续的高增长态势[4]。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渐突出, 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第一, 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过快, 同比增幅均超过了25%, 经济运行呈现出“高投资、高增长”的“双高”现象, 通货膨胀压力趋于增大。自经济改革以来, 中国投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也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但由此引发“通胀—治理—再通胀—再治理”的经济周期。
第二, 物价水平同比增长增幅冷热不均, 上下游之间物价传导机制不灵活, 经济发展呈现出结构性失衡, 使得中国经济运行既存在通胀之压力, 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潜在的经济紧缩之困扰。
第三, 国际收支持续保持“双顺差”, 人民币升值市场预期依旧旺盛, 外汇储备逐年快速攀升, 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受到削弱, 国际收支调节和内部经济调控的难度日趋加大[3]。
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必将会影响中国的稳定与安全, 中国经济过热的形势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控制, 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强, 人们对经济产生的恐慌也会越来越剧烈, 那么将来等待的结果恐怕就是经济的大萧条。
二、从紧的货币政策给经济带来的健康效果
1. 调控固定资产投资。
从紧的货币政策最直接地将调控固定资产投资, 防止由偏快转向过热。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7年10月底,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达88 953.32亿元, 较2006年同期增长26.9%, 其中新增固定资产达25 897.60亿元, 比2006年同期增长25%。按照这样的趋势, 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目前, 中国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依然是银行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 2007年10月份货币供应量增长18.47%,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为39.42万亿元, 同比增长18.47%, 增幅比上年末高1.53个百分点。同时,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7.62万亿元, 同比增长18.02%。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控制货币投放, 2008年货币投放将会明显减少, 从而有效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增长从偏快转向过热。 (1)
2. 银行流动性更趋紧。
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更大考验。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必然选择, 这将对商业银行内部流动性造成大的影响。在2007年九次提高准备金率以后, 一些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的内部流动性已经有紧缺迹象, 继续提高准备金率必将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更加趋紧, 从而对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3. 物价水平有望回稳。
从紧的货币政策, 对当前和2008年的物价走势影响较大。2007年以来,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根据预测, 受近期食品和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影响, 11月份CPI涨幅甚至可能超过6.5%, 再创近十年来的新高, 同时全年的CPI涨幅也可能超过4.4%, 结构性通胀压力明显加大。
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 2008年货币供应量再不断增加, 那么, 明显通货膨胀可能就难以避免。
4. 房市股市也受影响。
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后, 对于当前略显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也有一定的影响。2007年, 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 尽管信贷继续严控, 成交量下降, 但房价依然保持在高位。而股票市场在经历了2006年底2007年初的火暴之后, 近期虽然有所调整, 但市盈率虚高的问题仍在。这两大市场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控制不好, 将给整个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海外的前车之鉴已经提供了警示。
一旦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将减少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资金量, 从而给这两个市场降降温, 引导市场走上健康之路。
三、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落实策略
1.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原则。
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首先必须适当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包括浮动范围的扩大) 。与此同时, 汇率改革应勇于成为结构调整中矛盾的暴露者、推动者, 而不能为结构调整所困扰。由于汇率改革不能一步到位, 是兼顾结构的调整, 因此, 不要相信汇率的杠杆能自发产生出一个合适的货币供应量。故央行仍需制定一个适合实体经济稳步增长的货币供应和贷款规模的参照系, 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予以对冲与调控[2]。
2. 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目标分析。
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目标中, 我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是否需要提高, 不能用简单的历史数据来分析说, 目前, 我们已经超过了近二十年来13%的历史最高水平。但在当前流动性过剩、商业银行利润增长水平较高的背景下,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上调空间。当前央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提高至14.5%, 旨在回收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 因此与实体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不矛盾。这与1993年类似比例的存款准备金率作用不同, 当时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是为了进行贷款, 以贯彻产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
需引起关注的是, 大量经对冲后的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 只要具有可流通性特征, 商业银行持有的将是具有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相近而非具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特征的资产[5]。因为商业银行头寸紧张时, 通过交易仍具有增加社会信用的作用。如果交易量大, 届时的数量手段调控出现不可持续的问题, 或此类交易活跃, 推低了市场利率, 对央行的对冲操作力度将产生抵消因素。因此, 央行在今后数量手段品种的选择上, 适当掌控好可流通的对冲工具比例非常重要。
3. 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的适用。
关于价格工具的运用, 尤其是利率政策, 我的建议是:
第一, 中央银行应该充分关注货币市场对信用扩张的杠杆效应。2007年的货币市场的成交量可能是2006年的一倍, 这对我们的信用扩张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们一定要提高货币市场的利率, 这有助于紧缩银行的信用和紧缩整个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
第二, 坚持正利率方向。中央银行调控的各种变量要充分体现市场的供求, 否则的话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 应进一步提高利率, 通过提高银行之间、金融机构之间借贷成本, 可以缩减信用的杠杆效应, 有效缓解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在利率调控上, 一方面要看到维持居民存款正利率, 是稳定物价预期、稳定市场运行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 又不能简单套用利率平价理论。
第三, 选择适当的时机, 缩小银行利差, 这可能对股市有一点影响。我们现在的利差是二十年来最高的时候, 不利于提高我们银行长期的竞争力, 特别在外资银行逐步进来竞争的背景之下, 因此, 应当缩小银行的利差。我一再主张我们中央银行要推高货币市场利率, 不要像过去那样担心中美的利差扩大引起热钱的流入, 其实提高利率是有助于抑制热钱进入的, 因为一旦提高利率, 房地产、股票等投资就不会过热, 会减少国际热钱涌入的冲动[6]。因此, 一定要主动把市场利率推高。缩小银行利差也可以为存贷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打下基础。
小结
使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明智之举, 或者可以说是应对当前经济过热的最优的货币政策, 但是他的效果是不是明显, 还要注意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在现实中, 最优货币政策中包含众多的“不确定性”, 有源于未来事件、未来冲击和扰动, 有源于经济的“真实”运行, 有源于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反应, 有源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 也有源于模型数据的局限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以原有最优化方法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往往并非最优, 与现实经济条件相距甚远。于是, 如何消除“不确定性”自然成为最优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摘要：最优货币政策中包含众多的“不确定性”, 有源于未来事件、未来冲击和扰动, 有源于经济的“真实”运行, 有源于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的市场反应, 有源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 也有源于模型数据的局限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以原有最优化方法得出的最优货币政策往往并非最优, 与现实经济条件相距甚远。通过对中国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分析, 对当前的经济过热的经济背景和中国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研究, 说明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好处以及执行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并提出如何落实及使其效果达到最优。
关键词：最优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政策效果
参考文献
[1]卞志村, 管征.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性视角分析[J].金融研究, 2005, (9) .
[2]谢平, 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 2002, (3) .
[3]王国松.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不宜作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J].经济研究, 2001, (8) .
[4]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季度报告:2002年第一季度—2006年第二季度[EB/OL].http://www.pbc.gov.cn/.
[5]Galindev Ragchaasuren《.On the Effect of Monetary Stabilisation Policy on Long-run Growth》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ssex, Wivenhoe Park, Colchester, Essex, CO49TT, 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