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共12篇）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1
摘要：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既是当代西方各国公共治理变革的共同趋势,也是中国行政改革的热点问题。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与西方国家既有相似点,也有很大的差别,通过中西比较研究可以为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公共服务市场化,行政改革,比较
完善公共服务改革方案以提供人民群众需要的高质量公共服务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应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而兴起的改革运动,公共服务市场化成为西方各国公共治理变革的共同趋势。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节约行政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上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方兴未艾,正在摸索中前进。从比较的视野来考察中西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这对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我国行政改革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西方与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概况与主要内容
(一)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治理危机让全面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严峻挑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成为西方各国公共治理的主流价值取向。受此影响,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也风靡一时,成为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西方各国希望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变传统政府垄断供给公共服务模式的诸多弊端,从根本上克服有限的政府治理能力与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公共服务的个性化、多元化、高效化供给。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如英国鼓励国有企业私营化、推进公共服务承诺的“公民宪章”运动与“竞争求质量”的公共服务市场检验运动、着力构建“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等等;美国则着力实施重塑政府计划,以企业精神改造政府治理,削减政府机构、收缩政府职能范围,建立顾客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在公共服务领域实行了全面而激进的商业化、分权化、公司化与私有化改革;其他诸如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等国家也大力推行了各具特色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尽管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策略与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上却有着制度性的趋同。概括起来,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合同外包(Contracting out)。
合同外包,亦称合同承包、合同出租、竞争招标,指政府与其他组织签订合同,由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政府再购买该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以提供给公众。英国早在1988年就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强制性竞争招标(Compulsory Competitive Tendering)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用法案的形式强制性推进公共服务合作外包也是英国的一大特色。美国实施合同外包的力度丝毫不亚于英国。从政府使用的设备到敏感的军事装备等大多通过合同购买。合同外包被广泛运用在政策制定、垃圾收集、道路交通、医疗救助、工作培训、运输服务、公共工程、精神保健甚至监狱管理中。合同外包是目前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运用最普遍的工具。
2. 私有化(Privatization)。
私有化即把国有公共企业和公用事业的产权转让给私人经营。英国是西方各国私有化起步较早并取得突出成效的国家。撒切尔政府时代大胆突破私有化禁区,将供水、天然气、电力等46%的国有企业产权转移给私人部门。后来的梅杰政府、布莱尔政府仍然高举民营化大旗,将民营化领域扩大至铁路、邮政、运输甚至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中。作为改善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治理工具,私有化因其改革的彻底性与实效性而备受青睐,几乎波及整个欧洲国家。
3. 特许经营(Franchises)。
特许经营是指“在特许制之下,政府赋予某一私人组织一种权利(通常是排他性权利),直接向公众出售服务或产品,民营部门通常为此向政府付费”[1]。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许经营在西方国家被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铁路、通讯、城市供暖、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中。西方国家特许经营的方式主要有建设-经营-转让(BOT)、租赁-建设-经营(LBO)、建设-转让-经营(BTO)、购买-建设-经营(BBO)等多种形式。
4. 用者付费(User charges)。
用者付费是指“家庭、企业和其他私营部门在实际消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实施时,向政府缴纳费用,关键要素是付费取决于实际消费的服务量,不消费不付费,多消费多付费”[2]。用者付费在辨别真实消费需求、公平配置公共资源、倡导资源节约风气等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传统西方国家的用者付费主要局限于自来水供应、电力输送、天然气配送等公共服务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前看似无法分割或付费消费的准公共物品和服务,现在也可以采用用者付费的手段了,如有线电视、气象信息服务等。
5. 凭单制(Voucher)。
即政府部门发放凭单,有资格接受凭单的个体在特定的公共物品供给组织中“消费”他们手中的凭单,然后政府用现金兑换各组织接受的凭单。作为新型市场化工具,凭单制改变了政府拨款方式,即由资助生产者转为直接补贴消费者,从而将公共服务由供给者控制转向由消费者控制。这种消费者选择与控制权的增加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供了驱动力。美国、英国等实行的食物券、教育券等凭单制实践具有广泛的影响。
(二)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探索
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而摸索上路的。相比西方而言,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起步稍晚。尽管起步较晚,但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也在诸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逐步建立并完善政策法律框架。2001年国家计委发出了《关于印发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书》,2002年建设部下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3年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4年建设部出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等。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为民营经济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宏观的制度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第二,不断拓展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领域。目前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领域从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逐渐拓展到铁路、民航、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的非营利性社会事业领域。国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支持非国有资本参与公用事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探索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手段。私有化、用者付费、合同外包、内部市场、特许经营、凭单制等不再是新名词,而成为中国各地正在探索运用的政府工具。1994年,福建泉州市率先采用BOT融资方式建设了泉州刺洞大桥,开创了民营资本直接投资基础项目的先河。2000年,广州市邮政局在国内率先提出邮政商业化改革方案,推行邮政代理制,让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都有机会参与邮政经营服务。2000年,浙江东阳市与义乌市签订跨城市有偿转让用水权协议,标志着中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2001年,浙江长兴县、湖北监利县相继进行了教育券改革的试验等等。总体而言,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尚处于初创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与完善。
二、西方与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比较
作为应对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新途径,中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具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基于社会基本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生态差异,中国与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也存在着诸多差异。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律。
(一)西方与中国公共服务改革的相似点
1. 改革的环境相似。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环境。在信息化时代,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变得愈来愈多元化,公共事务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需要接受、鉴别和处理的信息急剧增长,如果政府仍处于“划桨”的角色,必然会使其陷入处理具体公共事务的困境之中,难以对重大问题做出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解着以等级控制和行政命令为基础的政府权力逻辑,信息及其处理将构成政府管理的资源技术基础,从而趋向建构依赖于知识与信息处理的权力体系。“信息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在现有组织体制之外,通过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特征摆脱某一体制的束缚而与外部建立许多新的多向度的联系”[3]。优化公共服务手段,收缩政府职能范围,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是信息化时代对各国提出的客观要求。
2. 改革的动因相似。
公共服务成本高、效率低、质量差现象是西方各国与中国政府遇到的共同难题。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减轻公共财政压力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驱动力之一。西方国家庞大的公用事业开支使其财政不堪重负。例如,在1990-1994年五年中,法国政府每年向其铁路公司就提供多达40亿-50亿法郎的补贴。公共服务的财政压力,这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碰到的难题,也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棘手的问题。例如,“十一五”期间,中国水务市场资金缺口有1万亿元,仅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的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就达3300亿元,资金缺口相当大。另外,公共服务的质量低劣也是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疑难病症。在西方发达国家,“公民宪章”、“顾客导向”运动的兴起就是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颇有微词的反映。而中国的情况也相类似,“铁老大”、“电老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现象也是困扰公众的烦心事。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是各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必然选择。
3. 改革的前提相似。
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可能产生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观念、政策、制度与工具。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达到50%以上,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基本发展框架,这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提供了体制依托和经济基础。各国共同选择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同与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选择。
4. 改革的风险相似。
作为市场化工具,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一柄双刃剑,存在着失败的可能。中国和西方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如公平性风险,公共服务市场化坚持以顾客为导向,即顾客的付费能力将决定其将获得的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公共服务市场化导致付费能力低者或无付费能力者得到较次的服务,甚至享受不到公共服务,造成了公共服务的等级化。那么,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某些选择权时,社会公正性也就得不到体现。再如腐败风险,市场化不一定必然带来腐败问题,但它的实施若没有健全的法制与监督,在公私合作、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会增加腐败的机会,进而滋生更多的特权和贪污。
(二)西方与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不同
1.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建构力度不同。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指导。公共物品理论认为完全满足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两个特性的纯公共物品并不多,大多数传统意义上认定的公共物品其实质都是准公共物品,市场机制完全可以介入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正如德姆塞茨所指出的那样,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情况下,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他进一步认为,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公共产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消费者收费[4]。公共选择理论则将经济领域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到政府管理活动中,认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同样会追逐私利,从而存在着“政府失灵”的可能性。现实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繁文缛节、效率低下等现象印证了这种观点。“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市场力量、公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了生成空间与操作可能。新公共管理理论则主张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借鉴企业管理方法与技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既从宏观层面也从微观技术方面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供着直接的理论指导,有力促进了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创新显得更为紧迫和艰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理论的禁区,密切关注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论和实践。但是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介绍与引入国外理论的初级阶段,基于中国经验事实并适合于中国实践的系统化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理论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公共服务改革还处于模仿照搬、创新不足的阶段。中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比较研究、中国公共服务市场改革的前提条件、适用范围、方法工具、运行机制、实施策略、推进步骤等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理论研究的薄弱也是制约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
2.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
尽管中国已经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也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但是中国与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宏观层面上,西方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是在“后工业化”时代的改革,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不相同。从具体层面来看,中国与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社会基础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同:第一,市场发育程度不同。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比,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在2008年市场化指数虽然达到了76.40%,但是在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及健全市场体系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克服[5]。第二,公民社会组织力量不同。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特别注意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力量,它们也有效地分担了政府公共服务的部分职能,承担与参与了大量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尽管发展迅速,但力量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其独立性、专业性、志愿性还有待提高,存在经费不足、活动能力不强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地制约着它们介入公共事务的广度、深度和能力。以每万人拥有NGO数为例,法国为110个,日本为97个,中国只有2.1个;中国NGO总支出约占GDP的0.7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的水平,也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6]。第三,法制化程度不同。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市场化遵循“制度先于改革”的原则,通过制定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范改革过程,防范和解决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日本就制定了《民营化法》,美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曾制定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联邦采购精简法》等多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合同承包行为。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相关的制度资源匮乏,制度保障不力,迄今为止没有一部法律专门对公共服务市场化做出规定。
3.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文化环境不同。
西方国家公民自治的传统由来已久,“政府是必要的恶”的观念深入人心,质疑政府、不服从政府成为社会常态政治文化,制约政府权力与限制政府规模已然成为共识。这种国民心态与政治文化为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但是中国公共服务长期由政府垄断供给,形成了制度性路径依赖,人们在习以为常中认为公共服务由政府独家提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把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当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看待。若非如此,必然遭致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特别是公共服务由私人机构提供而产生种种问题时,舆论掀起批评与指责的浪潮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时,公共服务市场化涉及到权力关系与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一些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就是把原先属于他们的部分权力领地转移给私营企业或社会团体,意味着权力寻租的空间变小了。出于对自身传统权力和既得利益的维护,一些政府机构与官员对公共服务市场化往往也持保留意见。毋庸置疑,这种滞后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向纵深领域发展。
4.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成效不同。
作为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成为当代公共治理的一大亮点。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精简政府机构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西方各国提供的数据表明,公共服务项目用合同出租形式比政府直接供给降低成本20%-30%[7]。英国在1979-1984年,其公共部门的效率平均每年提高了2%-3%,而90年代的“市场检验”使其每年节省资金达1.16亿英镑[8]。美国实施“重塑政府”计划后,在短短5年内(1993-1998),美国联邦政府精简雇员35万,占联邦雇员的16%[9]。新西兰的彻底“执行局”化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相当于GDP9%的预算赤字扭转为赢余,并使一些机构的单位服务成本降低了20%以上[10]。而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取得的成效远不如西方国家那样显著,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还不高。著名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2009年零点中国公共服务评价指数报告》显示:“2006年至2009年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总体表现比较稳定(分别是63.2分,65.2分,67.9分,66.4分),但始终不能突破70分,公共服务面临着重要的发展瓶颈”[11]。受各种条件制约,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失败的案例也是频频出现。以肇始于湖北十堰继而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展的城市公共交通改革为例,在政府的主导下,各地采取了公交线路外包、巴士民营等多种市场化手段,但是最后湖北十堰、南京、深圳、重庆、厦门等地的改革最后都以重新收归国有而告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现实困境。
三、中西比较及其启示
相比中国而言,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先行者。通过比较中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相似之处与存在的差别,可以为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健康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框架与发展启示。
启示一:认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限度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内核是大力运用市场机制来提供公共服务。但是我们从中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面临的共同风险可以看出,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失效的地方。金融大亨索罗斯深刻地指出“市场基本教义错误解释市场运作方式,让市场扮演一个过度重要的角色,无意中对开放社会构成危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是容许市场机制和利润动机渗透了原来不应该出现的活动范围之内”[12]。理查德·布隆克也认为:“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尽管有它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它仍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进步乐观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13]。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纯公共物品、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可见,市场化是只是改善公共服务的创新性举措,但是它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的所有问题。正如欧文·休斯所言:“市场化为公共服务带来了希望,但是也随之带来了困难,不应把它看成是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14]。公共服务市场化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提供改善公共服务希望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公民权受损、社会公平流失、寻租与腐败等问题。只有清醒地认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限度,才会更加理性地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启示二:加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指导
夯实理论基础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成功的重要保障。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能取得较好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给予正确的指导。与西方相比,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需要着力加强。其一,要继续追踪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前沿理论与最新实践,不断吸取国外理论营养与先进经验。深入了解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最新动态,有利于扩展治理视野,启迪发展智慧。其二,加强中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更加深刻地认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一般规律与内在逻辑,能更好地让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其三,扎根中国治理实际,加强中国公共服务服务市场化的个案研究,努力探求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真实状况。个案研究的意义在于具体探讨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实践逻辑与微观模式,为构建适合于中国的一般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四,加强理论交流,努力构建能指导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系统化理论。目前学界的研究还处于各自独立研究的阶段,理论交流与共享还不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学术共同体与学术规范,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的系统化建构还任重道远。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术论坛、学术协会、学术期刊、学术网站等方式建立理论交流平台,为规范化理论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
启示三:优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环境
政府责任的充分履行是公共服务市场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特别强调政府作用的发挥。正如戴维·奥斯本所说的那样:“政府移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15]。可见,公共服务市场化并不是政府职能责任的市场。相反,当政府将公共服务转交给市场主体来提供时,为抑制市场化改革的风险与失败,政府保证公共服务质量的责任反而更加重了。恰如欧文·休斯指出的样,“服务能够外包,但是治理却不能够”[14]。当前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还存在着种种政府责任缺失的现象,迫切需要重构并强化政府责任。首先,政府要做精明的决策者。政府要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前要做科学的可行性、必要性分析,了解哪些公共服务是公众所需要的,确定哪些公共服务可以市场化,哪些不可以市场化,同时在确定确立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与成本核算的基础上选择最佳的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其次,政府要做有效的制度供给者。只有在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才能最大化减少市场化过程中的成本并应对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政府要为公共服务市场化制定公平公正的制度规范,如项目招投标制度、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公共服务价格制度、市场化经营准入制度、公共服务投资制度等,从而规范市场秩序,清除市场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再次,政府要做严格的监督者。政府监管的实质在于通过公共权力来约束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以防止其损害公共利益,从而规避市场化的风险。理想的公共服务监管框架应该是建立政策部门与监管部门分离、行业自律性监管组织和政府监管机构并存的监管体系,在公共服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机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公共服务消费者之间建立起新型的问责关系[16]。政府通过严格的进入监管、价格监管、质量监管、退出监管等环节,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保驾护航。
启示四:夯实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
吉登斯指出“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对有效的民主政府和良性运转的市场体系是必要的”[17]。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对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进行有效弥补,能够在决策咨询、政策宣传、政策实施、矛盾疏导、表达民意等方面起桥梁纽带作用,能够灵活、高效、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正在逐渐发展壮大,但力量仍然较为薄弱,需要加大培育力度。第一,用法律明确公民社会组织的定位,规范公民社会的管理。针对目前公民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着立法层次比较低、立法体系不够完善、规定过于笼统等问题,宜大胆创新,尝试制定一部类似《公民社会组织法》的法律,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性质、使命、功能、机构设置、经费来源、权利、义务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为公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持。第二,完善公民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与方式。可借鉴国外的经验,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公民社会组织,把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机关合二为一,建立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可以试行无主管登记制,即放宽公民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对有些公民社会组织没有找到主管单位也可以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获得合法身份。第三,加大资金、项目、人才等资源的扶持力度。如帮助公民社会组织进行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在合理的财政补贴外对公民社会组织给予减免税费的优惠政策等。
启示五:把握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策略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在“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具备较多有利的社会条件,如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较发达的公民社会力量、较完善的法治框架、较丰富的市场化经验、较悠久的市场文化等等。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社会条件还存在诸多制约性因素。加之公共服务市场化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社会配套制度的支持,而且改革涉及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等多方面的利益,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采取谨慎而稳妥地推进策略,既不要冒进,也不能裹足不前。而应该在吸取西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现实,以务实的精神加以推进。首先,要优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式。目前宜采取分领域、有步骤的渐进性改革方式。对诸如国防、外交、政策等纯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要尽可能在科学论证并充分征求各界意见并取得共识的前提下进行,对公共基础设施、后勤服务、供水供电等准公共物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则可以适当加大创新力度。而且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应遵循由点到面的探索道路,不断总结典型个案的经验,再向更大范围适度推行。其次,要处理好利益关系。作为利益调整与分配的改革,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顺利推行与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能否实现共赢存在着密切关系。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在内的社会利益机制,为改革的推进提供良好的环境。再次,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单兵突进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这就需要从转变社会观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系统的法律框架等方面做好配套制度改革,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提供系统性支持。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2
摘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英语在经济贸易尤其是国际贸易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当前的高校本科公共英语教学改革中，也实现了以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发展特点为基础，形成了具有经济服务特色的现代英语教学模式。本文对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探索和研究，以期为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校本科;公共英语;市场经济
引言
经济全球化以来，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国际语言，在国际经济贸易双方的有效沟通和交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英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当前众多的非英语国家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加强了对英语教育的重视。我国高校本科公共英语教学也推行了服务经济，提升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的改革，以满足企业发展对人才英语水平的较高需求。因此，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正确把握英语教学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将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更好的人才服务，实现英语教学与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高校英语教学改革
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态势，在当前的国际发展背景下呈现出超强的生命力。其不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还涉及到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要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而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就非同一般了。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不仅要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还需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学习能力和参与国际交流的英语应用能力，实现高素质高能力的现代英语人才的培养要求。而现代市场经济大发展，为高校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高校公共英语也抓住此机遇，进行了多方面的`英语教学改革和探索。而经济发展对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推动了英语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为更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较高水平的人才服务，高校英语教学首先就需要推进课程体系方面的改革，增强对学生的英语实用性能力的培养。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相关的人才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不仅要有良好的英语翻译和交流能力吗，还需要对各国不同的文化进行研究和掌握。这就要求高校不仅要注重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英语基本技能的培养，还需要在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强其国际意识和文化意识，才能在未来更好地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去，为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推行高校英语教学改革，就必须在满足学生基本能力和综合素养提升的前提下，建立全面的完善的英语教学体系。在课程设置上要体现一定的文化和使用特色，保证理论知识与实践培养的结合，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课程学习条件，提升其综合学习和应用能力，以更好地走向国际社会。2.推动了英语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在传统的高校英语教学理念下，教师往往只注重对学生的应试能力的培养，强调语法、句型和阅读等方面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的听说能力的培养。这也很容易导致学生英语交际能力较差，形成会看不会说的“聋哑英语”学习，必然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受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高校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就需要转变传统的英语教学观念，创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注重对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才能切实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3.推动了英语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毕业生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关技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而对具备英语交流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更有着较大的需求。高校进行英语教学改革也需要从中借鉴经验，转变传统的人才培养目标，调整和创新当前的英语教学模式，明确英语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教师要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差异性和英语的具体学习水平，采用实用性的多种教学手段结合的现代教学模式，加大对学生的口语能力和听力的培养。还需要根据学生的具体专业，提升其必要的职业能力。这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推进高校英语教学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转变教学模式，实现对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二、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高校推行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对市场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英语改革注重的是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较高需求，因此，高校英语教学改革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合格的应用型毕业生，保证了经济发展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1.促进了外贸经济的发展。作为一门公共性的学科，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目标就是要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进行高校英语课程改革，可以根据国内和国外经济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进行高校英语课程的分类和改革，以充分体现市场的需求，为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不同方向的英语人才的培养。这样既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内和国外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2.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展。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高校英语教学方面的改革，加大对英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在推动我国尤其是地方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也将有较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随着外贸经济的深化发展，必然在此期间会与外商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和沟通，难免会有国际之间的不同思想和文化的碰撞，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流中，实现中西方以及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发展，同时，也必将带动我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区域文化的协同发展。3.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其不仅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能够应对多方面的需求。表现在对外贸易中，就需要有较强的外语沟通能力，这也是当前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例如高校经管类的学生除了要具备相关的贸易知识和经济技能，还需要有一定的英语沟通和交流能力。这不仅是当前贸易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重点，也是促进我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结束语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3
关键词：降息；货币政策改革；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8.001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8-001-02收稿日期：2012-06-16
一、货币政策机制需要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由危机造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面临的严峻、复杂和变幻莫测的形势，给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也不例外。
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衰退带来的冲击，人民币升值压力，外资波动，国内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以及目前经济下滑等问题上的努力，总的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此次降息是央行在过去的三年半里连续5次上调基准利率之后的第一次，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心已经从遏制通货膨胀向稳定增长转移。近几个月来，国际贸易与金融环境不断恶化，中国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呈下滑趋势，而通货膨胀率也从去年最高时的6.5%下降到今年5月份的3%。
但这次降息的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刺激经济需求的作用有限。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去年一年期贷款的实际利率是1%左右，而目前，即使在这次利率下调之后，一年期贷款的实际利率是3%左右。企业贷款和居民购房贷款的名义成本下降了，但实际成本却明显高于去年。
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投资行为与利率相关甚微。而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不是依靠下调0.25%的利率就能解决问题的。
此外，央行不但通过设定存贷款利率直接控制货币的“价格”，即利率，也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试图控制货币的“量”。尽管2011年年底以来已经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仍然在20%，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正常年份的一倍以上。如果仅仅以此来衡量，货币政策仍然处于紧缩状态，不是宽松状态。
更重要的是，中国货币政策机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革。
首先，央行应该从目前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即货币“量”与“价”的双重控制逐步转向以利率为主要政策工具。
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发达国家已基本上不采用。
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简单计算出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但在实际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例如，准备金率为10%时，100元的初始存款在理论上最多可以衍生出1000元的货币供应量，而准备金率提高到20%，只能衍生出500元的货币供应量。因此，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供给，来达到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但是，如果货币的周转速度加快了（银行的存、贷周期缩短了），即使“货币乘数” 降低了，货币供给总量未必减少：如果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0% 提高到20%，但在一个固定的时期内，货币周转从原来的5次，上升到7次，货币货币供应量总量并不会减少，都是400元。此外，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体系之外流通的货币量不会起到控制作用，而且存款准备金率过高时，还会将大量货币挤到银行体系之外，造成民间借贷的混乱。
同时，应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
20多年前，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曾经强调货币政策对市场的突然性，并凸出决策者的经验性：是否需要调整利率取决与决策者对经济形势的经验判断，而且，要尽量不能让市场摸清决策者的政策意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当时是公认的“模糊语言大师”, 市场无法从他的讲话中摸清货币政策的取向。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强调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和公开性，尽量让市场充分理解货币政策的取向，同时，以“规则”取代决策者的经验和随意性。 很多国家采取了将政策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率一一对应的规则，即“锁定通货膨胀目标”。
中国目前货币政策的决策模式基本上与发达国家20多年前的模式类似，缺少透明度与规则性。
要使得货币政策取得最大的效果，必须让市场充分了解政策取向。当然，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通过金融系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所以，货币政策机制的改革需要与金融体制改革同步，特别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二、利率市场化面临挑战的不仅是银行，更主要的是政府和国企
央行在这次降息同时还宣布存款利率上限浮动为1.1倍，贷款利率下限浮动为0.8倍。这是央行第一次允许存款利率向上浮动。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措施：一是试探商业银行和居民储蓄对存款利率向上浮动的反应，为未来利率市场化做准备；二是通过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扩大使这次的“对称降息”政策达到“不对称降息”的实质结果，即贷款利率实际下降的幅度大于存款利率下降幅度。
降息政策执行之后，各大银行均在新存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将一年期利率上调至3.5%，与降息政策之前持平，而有些中小银行则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达到3.575%，高于降息政策之前的水平。 其结果是，储蓄者没有因为降息政策受到损失，而贷款者从贷款利率的下降中受益。银行则由于存贷利率差别的缩小而损失一部分利润，其利润损失将会在今后的季度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
存款利率向上浮动的确是中国向利率市场化迈出的又一步。但是，中国要真正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即央行只控制某一项短期利率作为政策利率，而其他所有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均有商业银行根据信贷市场的供求来决定），还面临着严重挑战。
不少分析人士把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主要问题：如，银行将面临更多的竞争，利差可能会缩小而影响银行利润，不良贷款率可能会上升而增加银行风险。这些的确是利率市场化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对政府财政和国有企业带来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将比银行更严峻。
由于央行控制着各项存贷款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的上限， 中国政府的国债利率和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长期一直低于“均衡利率”。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经济中，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应该与长期GDP增长率基本持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9～2008期间，发达国家的平均实际利率与GDP平均增长率之差为-0.15个百分点，两者基本相等，其中7国集团为1.26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实际利率与GDP增长率之差为-7.96个百分点，其中新兴经济体为-4.15个百分点。中国为-8个百分点左右，是新兴经济体中将实际利率压抑得最低（相对GDP增长率而言）的国家。
压抑利率的结果是以牺牲居民储蓄的收入来补贴政府投资和国企贷款的成本。
银行只是储蓄者与贷款者之间的中介。当然，因为央行控制着各项存贷款利率，银行可以“旱涝保收”地收取利差。但是，中国商业银行享受的3%左右的存贷利率差基本上是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并不比利率充分市场化的发达国家高。
压抑利率的最大收益者不是银行，而是政府和国企。
如果要马上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假如平均利率比现在上涨8个百分点左右，银行享受的平均利差不会缩小很多（当然，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将倒闭），但政府投资和国企资金的成本将会大幅度上升，造成大幅度财政赤字和国企亏损。
从这点来看，中国实现利率市场化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另一方面只能逐步小幅度增加存款利率上浮的范围，让企业和银行逐步适应，不可能一蹴而就。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4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成果
1. 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率先突破。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及当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 都将利率市场化改革列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1996年初, 我国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中心。当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取消同业拆借利率上限管理的通知》, 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由拆借双方根据资金供求状况自主决定, 开启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破冰之旅。1997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利用同业拆借市场开办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 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同步放开,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率先在货币市场取得突破。
2. 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续跟进。
1996年, 财政部通过证券交易所市场平台实现了国债的市场化发行, 发行采取了利率招标、划款期招标、收益率招标等多种方式。同时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和国债发行数量, 采取了多种价格招标或单一价格招标, 国债发行利率实现了市场化。1998年9月, 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央银行债券发行系统以公开招标方式发行了政策性金融债券, 随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也以市场化方式发行了政策性金融债券。1999年, 财政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国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成果。
3. 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
1987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商业银行以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基准上浮贷款利率, 浮动幅度最高为20%。1999年4月,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当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 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1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50%, 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为10%。2004年1月, 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70%, 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100%。2004年10月, 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不再设定利率浮动上限, 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提高到130%, 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仍为10%。为了提高商业银行对住房抵押贷款的自主定价能力, 2006年8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商业银行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向下浮动, 区间为15%, 2008年10月向下浮动幅度扩大到30%。2012年6月8日, 中国人民银行将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下限扩大到20%, 贷款利率在“上限放开, 下限管理”方面又前进了一步。目前, 除了优惠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的管制品种还有5个。
4. 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1999年10月,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试办五年期以上、3 000万元以上的长期大额协议存款业务, 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 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起步。2002年2月和12月, 协议存款试点的存款人范围扩大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省级机构。2003年11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邮政储汇局与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开办邮政储蓄协议存款, 利率由双方自主确定。2004年10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对人民币存款利率向下浮动, 下不设限, 但不能上浮。2005年,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2012年6月8日,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利率向上浮动10%, 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渐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存款利率上浮开启了存款利率“双向浮动”的新时期, 存款利率从而进入“放开下限, 上限管理”的阶段。目前, 人民币存款利率的管制品种还有7个。
5. 外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
2000年9月,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放开外币贷款利率, 外币贷款计结息方式由商业银行根据国际市场的利率变动情况以及资金成本、风险差异等因素自行确定;同时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率, 300万美元及以上或等额其他外币的大额存款利率由商业银行与客户协商确定。2003年7月, 又放开了英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的小额存款利率。2003年11月,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可向下浮动。2004年11月, 1年期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全部放开。目前, 一年期以下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制品种还有4个。
总体来看, 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 我国已放开了大部分本外币金融产品的价格,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管制的本外币利率品种还有23个 (见表1) 。
6.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初步形成。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提上议事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将承担多项职能, 既可为银行存贷款业务提供定价基准, 也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和监测指标。为建立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2006年,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建立报价制的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 (Shibor)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 实施准则》, 成立了Shibor工作小组。经过摸索、酝酿和试运行, 2007年1月, 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正式投入运行, 其后, Shibor的市场代表性不断提高, 以其为定价基准的金融产品不断增加, Shibor在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地位初步确立。
二、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分析
1. 通过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
我国目前间接融资比重仍然较大, 企业外部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 由中央银行制定存贷款利率, 可以保证企业利息负担不致过重, 这也成为我国难以快速解除存贷款利率管制的主要原因。但我国可以通过扩大企业发行债券规模的方式来拓宽融资渠道, 使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相互竞争, 促进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1993年我国开始企业债券发行试点, 但规模一直较小。2005年之后允许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 其后又陆续推出中期票据、可转债、可分离债等。这些企业债券的发行实行市场化利率, 一般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00个基本点以上。2006年, 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仅为3 938亿元, 融资占比仅为5%;到2009年发行规模达到16 629亿元, 融资占比上升至13%, 2011年发行规模达到23 103亿元, 融资占比上升到24% (见表2) 。
注:企业债券包括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可转债、可分离债和公司债。
扩大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不仅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结构, 而且发挥了部分替代银行贷款的功能。如果这种势头保持下去, 继续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 使更多的企业从市场上融得比银行贷款更低成本的资金, 不仅可以淡化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也将形成对银行贷款的价格竞争, 这无疑会开辟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第二战场”, 有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2. 通过扩大银行理财产品规模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 我国虽然也推出了一些利率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工具, 但多数产品居民不能直接参与, 难以分享市场化收益。近年来我国银行各类理财产品的推出弥补了这一不足。银行理财产品是由商业银行销售并负责投资运营的资产管理计划, 其收益率不受官定利率的限制, 因期限品种丰富、利率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更高而受到居民的欢迎。
2007年,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额还不到1万亿元, 2009年就上升到5万亿元。2011年, 银行理财产品达到19 176款, 发行规模达到16万多亿元 (见表3) 。在当年发行的理财产品中, 利率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 (3.5%) 的占比达68%。2011年末, 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余额接近4万亿元, 相当于同期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34.7万亿元) 的11.5%, 这部分资金事实上已经实现了利率 (收益) 的市场化。
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进行表外融资, 不仅拓展了资金来源渠道, 也使居民享受到了投资的市场化收益。这种以体制外的方式打破存款利率的管制, 以部分储蓄存款向理财产品转化的形式, 使存款利率市场化得以悄然推进。可以设想, 当居民金融资产中市场化收益的比重越来越大, 居民和商业银行也就逐步适应了利率市场化环境, 在此基础上渐次扩大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并最终放开存款利率管制, 存款利率市场化将会水到渠成。
3. 择机将存贷款利率由浮动走向全面放开。
现阶段, 我国大中型企业通过银行获得贷款 (一年期) 的价格在6%~7% (下浮10%至上浮20%) , 而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获得贷款的价格大多在9%以上 (上浮30%以上) , 而无法通过银行贷款满足资金需求的企业则只能以10%以上的利率、通过民间借贷或者其他渠道来融资。资金价格在不同类别企业间的这种双轨制, 明显有违市场公平原则。自2004年开始, 中央银行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且上不封顶, 银行在贷款定价方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自主权。2011年, 为了缓解通胀压力, 中央银行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的高位, 银行可用资金相当一部分被冻结。在信贷资金难以满足企业资金需求的形势下, 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比例大幅提高。利率下浮的贷款由年初占比21%下降到年底的7%, 利率上浮的贷款由年初占比49%上升到年底的66% (见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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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利率水平随资金供求关系而升降的现象表明, 贷款浮动利率水平已经向利率市场化的资金真实价格靠拢。这种赋予商业银行更大的利率浮动权, 由商业银行根据市场资金状况而自主决定利率水平的操作, 不仅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 也为日后贷款利率最终放开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我国信贷市场运行情况, 择机将贷款利率由浮动走向完全放开;存款利率则采取先分次扩大向上浮动区间, 待条件成熟时最后实现全面放开。
4. 以商业银行经营收益多元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根据国际经验, 利率实现市场化后, 银行存贷利差会收窄, 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会下降。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主营业务仍然是存贷款, 利息收入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利率管制逐步解除, 必将出现存贷利差收窄的问题。近年来, 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一些商业银行已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经营策略, 开始实施以非利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战略。同时加快了金融创新步伐,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力求实现经营收益的多元化。但总体来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办的中间业务主要集中于结算业务和代理业务, 品种较少, 为客户量身定做的中间业务产品不多。实际上, 商业银行有条件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技术、人才优势, 开发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和投资银行类中间业务, 一方面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另一方面增加盈利来源。如果在利差收窄的冲击下有更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创新的行列, 扩大中间业务规模, 使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明显提高, 就会逐步摆脱对管制利率的依附, 改变现在的靠吃利差的生存状态, 从而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力量。
三、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1. 建立商业银行利率风险防范机制。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利率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将会加大, 利率的期限结构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从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带来挑战。在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大环境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利率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 利率风险防范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因此, 商业银行必须在重点关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的基础上, 增加对利率风险的关注,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战略。具体说来, 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利率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采用各种科学方法动态测度利率风险, 强化市场信息系统建设, 满足金融产品定价和利率风险管理的需要。利率市场化使信贷产品定价成为存贷款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 存款定价过低或贷款定价过高会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失去市场份额, 而存款定价过高或贷款定价过低又会使竞争获得的存贷款业务无利可图甚至出现亏损。因此, 建立科学合理的存贷款定价机制, 是商业银行适应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要。商业银行应在市场基准利率基础上参照合理的成本收益确定自己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综合考虑风险补偿、管理成本、提前还款、贷款违约、收益比较等因素, 合理确定信贷产品价格水平, 降低收益和风险不匹配带来的损失。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利率风险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因此, 商业银行应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率风险防范机制:一是利率风险分散机制;二是利率风险规避机制;三是利率风险转移机制;四是利率风险补偿机制。
2. 商业银行应加快经营战略转型。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收益主要是存贷款业务, 利息是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70%以上。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银行业的存贷利差区间将会明显收窄, 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会受到一定影响。只有加快金融创新、调整业务结构、拓宽业务领域, 实现经营收益的多元化, 才能减少对存贷款业务的依赖。为此, 商业银行要大力拓展中间业务领域, 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来源, 降低对单一存贷款业务收益的依赖。要从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推出更多的投资理财、财务顾问、资产管理、资金结算、担保、保函、代理等高附加值的业务品种, 使经营收益从赚取利差收入为主逐步向赚取服务费用为主转移, 同时要从过去的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转化。通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充分挖掘客户的各种业务资源, 多方面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而获得附加收益。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存贷利差会逐步缩小, 这将迫使商业银行主动进行业务创新, 风险溢价的判断和金融产品定价将促使银行业的经营管理走向创新之路, 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给银行业带来新一轮的洗牌, 而胜出者必然是那些经营灵活、创新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在此意义上, 经营战略转型就成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客观要求, 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变革。此次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和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区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 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练兵。商业银行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战略, 朝着以非利息收入为导向的综合化经营方向发展。
3. 进一步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
国际经验表明, 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是确立统一的市场基准利率, 该利率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和监测指标, 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市场运行中存在着多种基准利率并行的状况, 在信贷市场上主要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 在货币市场上主要是国债回购利率、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中央银行必须推动统一的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 从而改变直接确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调控模式, 并形成通畅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经过近年的培育,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 已基本成为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未来将会上升为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来引导其他短期和中长期利率变动的基准利率。为了进一步强化Shibor的基准利率的作用, 中央银行应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 促进Shibor发挥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功能, 进一步完善Shibor运行机制, 推进金融市场统一基准利率的形成。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 在货币市场产品定价方面, Shibor先与短期市场产品定价挂钩, 再与中长期市场产品定价挂钩;先与短期融资券利率挂钩, 再与贴现利率挂钩;先与金融债利率挂钩, 再与企业债利率挂钩。 (2) 在存贷款利率定价方面, 先简化中长期存贷款利率档次, 再将Shibor与放开的存贷款利率挂钩。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尽早完成, Shibor在利率体系中发挥出基准利率的作用, 就为利率市场化最后攻坚准备好了条件。
4. 金融调控应更多地使用价格型政策工具。
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商业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在我国信贷活动中发挥着基准利率的作用, 中央银行通过调整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以及其他期限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调节信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 以及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与收益。改革开放以来, 在对存贷款利率实行直接控制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和社会信用规模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利率市场化后, 中央银行将不再直接制定存贷款基准利率, 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手段对市场基准利率进行调控, 并通过基准利率的变动引导利率体系的变动。在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西方国家, 中央银行一般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政策来调控市场基准利率, 进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如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有价证券时, 会使联邦基金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减少;而当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时, 会使联邦基金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增加。由于公开市场业务影响到联邦基金市场的资金供求, 所以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联邦基金利率 (美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 的走势。而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又会影响到长期利率的变动, 进而影响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变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 市场利率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指示器, 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控将重点追踪市场利率的变化态势, 维护市场资金平衡。这就需要中央银行运用相应的政策手段, 影响和引导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变动, 进而实现对利率体系的间接调控, 这就需要更好地发挥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工具的作用。在金融调控过程中, 中央银行应更多地使用价格型政策工具, 而货币市场将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场所。
5. 对信贷市场需要加强监督管理。
从国际上看, 利率实现市场后, 金融和经济运行平稳的国家和地区, 都是中央银行等监管部门对信贷市场实施了有效金融监管。相反, 放开利率管制后出现利率大幅度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 大多与其未能对信贷市场实施有效监管有关。利率市场化将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竞争手段也会更为复杂多样, 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应建立针对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监管新模式, 在过渡期内实行有限的利率管制, 以防止出现利率失控进而引发社会问题。监管部门还要把握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和进度, 保障银行业稳健经营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管理作用将得到凸显。当利率管制解除后, 金融产品价格方面的竞争就会日趋激烈, 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不正当竞争, 甚至是恶性竞争, 例如竞相抬高存款利率、用不同金融产品价格交叉补贴的方法来争取客户等。这就需要发挥银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通过自律性管理使商业银行的竞争保持在合理状态, 使信贷产品价格处于合理的区间, 从而对恶性竞争行为起到制约作用。银行业自律组织应充分发挥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作用, 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的定价行为, 防止利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拉拢客户, 维护正常的信贷市场秩序, 促进信贷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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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新智, 袁江.渐进式改革: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理性选择——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 2011;6
[3].黄金老.利率市场化悄然前行.国际金融, 2011;11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5
一次针对公共政策问题的市场调查南京市龙江小学五2班 黄圆原・ 学期初，我们讨论并选出了本学期一起研究的公共政策问题――出租车换班时间打车难。四月十三日下午，我和一些同学带着老师发的调查单来到“金润发”超市门口集合，对我们研究的问题进行市场调查。
・ “开始行动！”我在“金润发”超市门口转来转去，不懂从谁开始下手。这时，我看见两位老年人坐在椅子上休息，我走上前说：“奶奶好，我们做一个小调查，请您填一下表格。”语音刚落，这位奶奶就笑着说：“对不起啊小朋友，我没带老花镜，看不清楚。”我叹了声气走进了肯德基，发现许多同学也在这里调查。这里的年轻人比较多，我先找了一位阿姨，先讲了一下我们的调查内容，阿姨很热情地填写了调查表。我一看单子，她竟然还是一位公务员，太厉害了。下一位接受调查的`阿姨带着女儿，我正在让她填写表格时，王立言的爸爸突然跑了过来，和那位阿姨打起了招呼，原来他和那位阿姨是同事。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6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方面需要正确理解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念,另一方面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时公共服务市场化作出积极的有益的改革尝试。
关键词:公共服务市场化;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改革;我国
1当代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做法及其特征
1.1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起步最早最突出的国家。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在程度不同地效仿英国的私有化改革措施。
1.2公私竞争,即合同出租
合同出租,亦称合同承包、竞争招标。其主要内容是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对外向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招标承包,中标的承包商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用财政拨款购买承包商的公共产品、工程和劳务。
1.3公公竞争,打破垄断
包括客户竞争和内部市场。前者旨在打破垄断性的集中配置、划片服务及客户分割,实行公共服务的分散化,给客户以自由选择的现实权利,迫使公共部门为赢得客户而不得不展开竞争。它往往与凭单制度结合使用。“补助生产,不如补助消费”是实行凭单制度的指导思想。服务供应者再依据这些凭单到有关部门换取收入。同时,政府应确保顾客得到提供者的成本和质量信息,并监督市场欺诈。
1.4“评估国家”的出现
“评估国家”的出现反映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对评估活动的极端重视。组织绩效是当代政府管理的核心价值。然而,要改进政府绩效,你必须首先了解目前的绩效水平究竟如何。改革中的评估首先广泛应用于改革的试点单位及示范项目。
1.5分权化
分权化的政府抛弃了层级节制的传统集权模式,力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分权化的政府实行参与管理,分散部门权力;分权化的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层级简化,易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分权化的政府致力于公共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使之有能力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所以面对国内外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形式,我们有必要将竞争的因素引入公共服务领域。
2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1)坚持公共服务有限市场化理念,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化方案中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退出,决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脱离公共服务供给。
(2)完善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律与制度设计。积极探索市场化实现形式的多元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在宏观上把公共服务市场化纳入行政改革的框架,做好市场化的法律与制度设计,以规范解决市场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3)合理安排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能力;公众对市场化的认可程度以及政府管理市场化的能力较弱。这就决定了在市场化的问题上一定要取审慎的态度,市场化只能采取分领域、有步骤的渐进改革方式,要与我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观念相适应。
政府应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在内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公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3积极稳妥地推行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
将公营部门进行租赁、合资、合营、股份等方式的公司化和企业化改造,推行政府与具体服务部门签定绩效合同管理,形成竞争局面。可以将公共服务的业务范围进行横向或纵向分解而形成竞争,如电信业务分解、电力厂网分解;通过替代产品出现而形成竞争,如运输业中高速公路与铁路之间的竞争;通过放松管制而形成竞争,如放松对电信业、铁路、航空、汽车、天然气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租赁或政府特许的方式而形成竞争,如特许权招标等。同时,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较好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虽已初露端倪,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发达国家也有相当一段距离,有待于我国进一步的努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陈东升.面对“入世”,政府准备好了吗?[J].《中国公务员》,2000(4).
[2]@(美)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M].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7
制度环境的建设是决定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利率管制到利率市场化的转变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相关配套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内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完善将有利于利率市场化平稳有序地进行, 有利于货币政策效应的充分释放, 更进一步实现实体经济的繁荣发展。
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是,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利率双轨制框架下, 即同时存在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的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与价格工具共存的必然性, 纵观1996年以来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偏好, 即更倾向于选择数量型工具, 而较少选择价格型工具 (林松, 2011) 。
鉴于此, 本文利用中国期刊网和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查阅利率市场化支持理论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以来央行货币政策相关资料。基本掌握了自1996年利率市场化启动以来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具体内容、特点和偏好等, 并整理和归纳其共性和个性动态跟进了近年来央行出台的货币政策公告, 结合利率市场化支持理论和我国利率双轨制的特点, 梳理了自1996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至今采取的货币政策工具, 分阶段分析其演变特点, 试图为我国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有意义的启示。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倾向性选择
货币政策工具亦称作货币政策手段。经典的货币理论把法定准备金比率、再贴现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简称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此外还有包括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在内的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以及直接信用控制、间接信用指导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但一般来说, 货币政策工具又可分为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两种。数量型工具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 直接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总量。价格型工具则与资金价格相联系, 主要包括存贷款利率、汇率等。
何东指出, 利率双轨制是理解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原因在于利率 (价格) 双轨制, 即计划价格体系内, 商品实行计划价格, 计划价格体系外, 商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利率双轨制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多种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的并存 (何东, 王红林, 2011) 。而在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问题上, 又有研究指出我国中央银行明显更倾向于数量型工具 (林松, 2011;程蕾, 李华, 2013)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 将货币供应分成M0、M1、M2这几个层次也反映出出央行主要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冲销的整体思路 (孙潇, 2012) 。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是由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内生决定的 (万荃, 孙彬, 2012) , 也就是与我国渐进的利率双轨制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并受到宏观调控性质和特点的制约。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以1996年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起点, 已进行了近17年。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债券市场利率已全部实现市场化银行同业拆借、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等货币市场利率, 以及外币市场利率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 目前仍设有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本部分将从1996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至今分阶段梳理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 试图为我国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有意义的启示。
(一) 1996-1997年的货币政策工具:改革启动之初的基础建设
1996年, 央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基础的贷款规模管理, 并运用本外币对冲操作的方式取代过去的直接行政干预, 运用信贷规模管理作为达到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和地区发展目标的手段。1997年, 在上海建立全国性的银行同业间拆借市场, 完善同业拆借的相关制度规范, 并实现拆借市场利率的统一化、透明化;进一步开办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 同步实现了回购利率和现券买卖利率的市场化。
(二) 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以公开市场业务为主的多元化工具
1998年1月1日取消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后, 公开市场业务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不同程度地利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和信贷政策等工具加强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2001年到2002年, 国外资产增长速度较慢, 以国债正回购操作回笼资金。2001年, 我国全年外汇占款增加3813亿元。公开!场业务成为我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的主要工具, 全年净回笼基础货币276亿元。2002年, 美联储大幅降息, 中国利率高于美国利率, 导致热钱流入中国, 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大额的双顺差, 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为了维持汇率稳定, 央行主要采取增加债券交易种类、频率等公开!场业务操作方式实现外汇冲销, 全年净回笼基础货币1018.2亿元。
(三) 2003年到2006年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以发行央行票据为主的公开市场业务
2003年4月22日,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正式在公开!场上连续滚动发行3个月、6个月及1年期的央行票据。此举是央行为满足回笼基础货币需要而采取的调控基础货币供给的新形式, 以应对外国资产迅速增加而导致的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从4月22日至12月底, 中国人民银行共发行63期央行票据, 发行总量为226.8亿元, 发行余额为3376.8亿元。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 新采用的发行央行票据回笼基础货币的方法发挥了较好的效果, 这段时间, 央行在公开!场上主要采取发行央行票据而停止国债正回购操作回笼基础货币。直到2004年下半年央行开始恢复国债正回购, 进行央行票据发行与国债回购相结合的较为全面的公开市场调控, 但是央行票据发行以其规模优势成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力量。
2005年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明显加大:共发行125期央行票据, 发行总量27882亿元;开展回购操作65次, 正回购国债7380亿元, 正回购到期4500亿元。通过人民币公开!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达13380亿元。2006年末, 央行票据余额达到30283亿元, 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操作大约对冲掉国外资产渠道产生的基础货币投放的40%左右。而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 则更多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冻结多余流动性。
(四)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实现外汇占款对冲
2006年以后, 考虑到央行外汇资产增长速度与公开!场操作的成本的问题, 央行主要动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效果猛烈的调控工具进行大规模的外汇占款对冲。央行票据的余额一直维持在3万亿至5万亿之间, 并未急速增长。2007年, 为继续解决流动性过剩, 中央提出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的“双防”目标。截至2008年9月, 中央银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具体操作为调整存贷款利率, 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以及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在调整存贷款利率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6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1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从2.52%上调至4.14%, 累积上调1.62个百分点;1年期贷款利率从6.12%上升至7.47%, 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同时为引导居民更多存放短期定期存款以应对物价上涨的压力, 大幅上调1年以内定期存款的利率。2007年1月4日,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 正式开始运行, 整体运行情况良好。
在公开市场业务上, 主要的操作有: (1) 人民银行加大央行票据的发行力度。截至2008年上半年, 累计发行央行票据2.94万亿元; (2) 延长中央银行票据期限。从2007年1月底, 人民银行重启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 与3个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相互配合, 收回银行体系多余的流动性; (3) 将中央银行票据的发行利率适度上调, 配合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上调, 分别将3个月期、l年期、3年期的央行票据利率上调为90个、126个、155个基点。在2008年上半年, 中央银行并未调整央行票据发行利率, 以保持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 引导市场预期稳定; (4) 开展正回购操作, 将中央银行票据和以特别国债为工具的正回购操作相结合缓解流动性压力。
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方面, 2007年全年, 先后10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截至2008年6月7日, 继续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 为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人民银行先后宣布上调准备金率最高达17.5%。另外, 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对资产负债表进行调整, 资本充足率得到提高。为鼓励农业发展和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 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
(五) 2008年到2009年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票据发行力度减弱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至3.4%, 比2007年下降1.8个百分点。这个阶段我国采取连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措施, 同时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平稳下行。业务操作包括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保证流动性供应;增加短期正回购期限品种, 优化操作工具组合。
在存贷款利率方面, 2008年9月至12月, 中国人民银行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以此释放出国家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具体而言, l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从4.14%下调至2.25%, 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对金融机构的1年期贷款利率从7.47%下调至5.31%, 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另外, 中央银行于2008年11到12月期间两次下调再贴现利率, 从4.32%降至2.97%再降至1.8%, 支持金融机构扩大票据融资。在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 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平稳下行。
08年9月开始, 公开市场对冲操作力度减弱, 具体表现为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力度的减弱:暂停3年期央行票据的发行, 同时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 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08年央行票据各季度发行量分别为1.78万亿元、1.17万亿元、9810亿元和3710亿元, 第四季度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明显减少。2009年继续保持公开市场操作的连续性。第一季度末央行票据余额4.2万亿元, 比上年末减少近0.5亿元。第二季度末, 央行票据余额下降至4.15亿元。
在减少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的同时, 短期正回购期限品种增多, 短期正回购操作力度也得到加强。2008年开展短期正回购操作3.3万亿元, 年末余额为3622亿元。2009年第一季度累计开展正回购操作1.1万亿元, 第二季度开展正回购操作1.19万亿元。
(六) 2010年到2011年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
存款准备金率方面, 从2010年1月12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6次余。此外, 央行决定从2011年12月5日开始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这是2010年到2011年期间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汇率方面, 鉴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根据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 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具体举措包括与冰岛、新加坡、韩国等国的金融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与白俄罗斯、俄罗斯中央银行签订新的双边本币结算协定, 以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除此之外, 允许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外汇的期权交易, 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 为企业和银行提供更多的汇率避险保值工具。
(七) 2012年至今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贷款政策等
1、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 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2012年以来, 我国国际收支状况逐渐改善, 人民币汇率逐渐趋向合理均衡, 加之国际经济形势依旧严峻, 外汇流入较前几年大幅减少。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 中国人民银行更加灵活地开展公开市场业务, 通过合理安排正回购和逆回购期限品种、操作规模和频率等, 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进行调节。2012年上半年的公开市场操作以正回购为主、逆回购为辅进行双向操作, 下半年转为将逆回购作为提供流动性的主要方式, 有效降低多种因素引起的流动性波动风险。全年累计开展正回购操作9440亿元、逆回购操作60380亿元。2013年, 在进行流动性双向调节的基础上, 创新性地引进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常设借贷便利, 以此作为出现流动性波动时的补充工具。
2、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
受外汇储备增速明显放缓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投放流动性的规模有所缩小。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适度宽松, 中国人民银行于上半年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 调整后维持在20% (大型金融机构) 和16.5% (中小金融机构) 。此外, 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 中国人民银行又于6月8日、7月6日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基准利率由3.50%调整至3.00%, 贷款基准利率由6.56%调整至6.00%。
为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 存贷款基准利率浮动区间也得到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此项措施将增强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权, 促使其不断优化服务, 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市场竞争将引导资金价格下行, 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融资便利。
3、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的引导作用。
2012年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加大对“三农”及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运用再贷款及再贴现政策, 引导新增资源配置到以上薄弱环节。截至2012年末, 全国支农再贷款余额达1375亿元, 比年初增加281亿元;全国再贴现余额760亿元, 比年初增加314亿元。2013年3月, 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央行再次扩大支农再贷款适用范围, 进一步发挥再贷款的信贷投放功能, 推动“三农”事业的发展。
三、总结
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是由一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内生决定的, 同时受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制约。我国目前仍处于利率双轨制中, 市场基础和结构尚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缺乏完备的传导机制。所以, 要使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 就必须不断地推进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建设以及利率市场化等在内的制度变迁。
首先, 要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继续发展同业拆借市场, 发挥同业拆借利率对资金市场的核心作用;扩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使再贴现率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市场资金供求的基准利率;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 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 推动我国债券一级、二级市场的发展;发展债券市场体系, 形成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零售与批发的有机统一。此外, 要进一步放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货币市场的限制, 通过交易主体的多元化, 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交互、融合。
第二, 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进一步提升银行业竞争力。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国内银行应该积极应对内外形势的变化, 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扬长避短, 勇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 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 为了降低金融风险, 稳定金融秩序, 维护银行信用, 需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以保障存款人尤其是小额存款人的利益, 从而提升公众对银行的信心, 促进银行业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最后, 要加快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步伐。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 把引入新的金融产品作为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我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该针对不同层次、不同服务需求的客户群体实行金融产品创新, 既有利于银行拓展赢利渠道争夺客户资源, 又有利于提高自身品牌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摘要：制度环境的建设是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因素。利率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 渐进式改革的核心思路就是价格双轨制。利率双轨制下的中国, 其央行所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 对数量型工具具有偏好性。本文梳理1996年以来我国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采取的货币政策工具, 与当前利率双轨制、对外开放、经济危机、欧债危机等制度环境、宏观环境相联系, 分阶段分析其演变特点及规律, 试图为未来我国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启示。
关键词：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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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8
一、目前《公共关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 课堂教学模式落后, 传统的讲授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公共关系学的教学在我国起步较晚, 大多数教材的理论和概念主要沿袭于公共关系较发达的西方国家, 因此有许多需要学生记忆的概念性问题。同时, 教师在教学方法上, 主要还是采用传统授课教学方法, 老师讲课的方法仍然沿用“原理+例子”的模式, 有些教师在教学中虽然也引进国内外先进案例, 但在传统的重原理轻实践的教学方法影响下, 一个“案例”实际上只起到一个“例子”的作用;案例没有发挥真正的教学效果。这样的教学方式很难培养出富有创新意识的、适应现代企业需求的人才, 并且传统的教学方法也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二) 以课堂为中心, 缺少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教师偏重于介绍知识点,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引导学生分析现实问题, 这种封闭有余、开放不足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较差。同时, 在实训练习时没有很好地利用校外实训基地, 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无法快速的通过实训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将理论知识真正应用到实践中去。
(三) 传统的课程考核体系过于单一, 不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课程考核体系过于单一和墨守成规, 以往我们检验《公共关系》课堂教学效果的方法就是闭卷考试。考试的内容理论问题、原理问题占大多数。这种纯理论的考试, 让许多学生认为平时不用学, 考试时背背就能拿好成绩, 考完了所学的知识也就忘的所剩无几了, 于是便造成了学知识就是为了应付考试, 根本谈不上提高学生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其他技能。
二、解决对策
针对这些现状, 笔者提出了基于能力培养的合作研究式课程教学模式这一创新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思路:
1.课内理论教学部分, 采用SKIP模式。每次课围绕一个主题, 把讲述的内容分解成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为story (故事) 。主要通过一个公关故事案例的讲解,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此阶段也可播放相关视频。第二步为knowledge (知识) 。将第一步讲述的故事或播放的视频进行提炼, 概括出其中体现出的相关知识点和应当掌握的公关知识。第三步为idea (想法) 。由前面两个步骤, 总结出一些普遍的、给人以启迪的公关思想和理念。第四步为problem (问题) , 提出一些实践性较强的公关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讨论、回答。通过这四个环节, 使学生能够有针对性的对于某一公关课题有深入、细致的理解, 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 了解一些间接经验、公关技巧。
2.实践教学部分, 采用产品推销训练, 模拟应聘训练, 宣传策划训练, 形象展示训练、校企合作以及研讨会式小辩论赛等方式。针对营销专业的特点, 将实际公关事件搬到课堂中, 让学生体验参与, 在实践中深入理解公关的工作职责以及公关的工作思路。
3.建立以过程为核心的教学评价体系。这里, 评价指标、标准、权重制订得科学与否至关重要, 我们所进行的考核不仅要关注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水平, 还要关注其学习过程, 关注其自主学习型的能力和发展潜能。学生平时成绩的评定, 还要将课堂表现、课外准备情况、查阅资料、准备提纲、讨论发言等, 记入平时成绩。
总之, 对于一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需要在教学中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对于基于能力培养的合作研究式课程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的探究, 应以学习者为本, 营造轻松课堂环境, 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能动性, 进而有助于学生真正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 真正为学生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熊江鹏.大学《公共关系学》“skip教学法”初探[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3
[2]赵立华.解析公共关系的核心价值[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4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9
一、解读此次出口关税上调的特点
(一) 化肥出口继续实行从严限制政策
从出口关税上调方案中可以明显看出, 我国对化肥出口继续实行从严限制的政策, 并且是越来越严。有两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磷铵出口政策没有放宽。由于从7月份后磷酸一铵、磷酸二铵企业经营普遍比较困难, 不少磷铵企业都希望国家能适当放松磷铵出口政策, 但从这次公布的方案看还是维持原来的标准不变。二是限制范围更广。这次方案中, 很明确地提出合成氨等化肥原料也要按化肥出口关税标准一样征收特别关税, 并且除了28号文外, 又以税委会[2008]29号文的形式, 下发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动植物肥料征收出口暂定关税的通知, 决定2008年9月1日起至12月31日, 对除鸟粪外的动物或植物肥料 (税号31010019、31010090) 征收460元/吨的出口暂定关税。现已把所有与化肥相关的产品全部纳入了征收特别关税的范围。
(二) 氮肥类出口受限更大
在本次化肥出口特别关税调整方案中, 对氮肥及合成氨征收150%的特别关税, 而磷肥、复合肥等其他化肥品种是征收100%的特别关税, 氮肥高出其他品种50%。主要原因是近段时间国际氮肥价格涨幅较大, 以尿素为例, 8月份国际尿素价格最高达到了900美元/吨, 波罗的海、尤日内、中东等地价格均在800美元/吨以上, 8月下旬虽有所回落, 但大多都在750美元/吨以上, 以国际市场这个价位, 即使征收135%的出口关税, 我国尿素仍能出口。而磷酸二铵等品种, 由于国际、国内价差相对较小, 基本上难以出口。从国家角度来看, 出口化肥不利于保障国内化肥供给, 影响农业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大量出口拉高了国内价格, 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另外, 化肥是资源性、高能耗产品, 出口化肥就相当于出口能源。此外, 国家对化肥企业有诸多的优惠政策, 出口化肥即是把给予国内消费者的优惠送给了外国消费者, 在多种因素的考量下, 国家限制化肥出口也是在情理之中。
(三) 淡季出口政策有变
此次出口关税调整限制的范围也在变, 2007年以前是在用肥旺季 (一季度至三季度) 严格限制出口, 用肥淡季 (四季度) 时相对较松, 关税较低, 允许国内化肥适当出口, 此次是不管旺季、淡季, 都用高关税来严格限制出口。
二、对化肥市场影响分析
(一) 短期 (2008年第四季度) 影响
此次关税调整限制化肥在四季度出口, 将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化肥价格预期降低
在化肥可以出口的时期, 出口可以平衡国内供需, 弱化国内市场竞争强度, 出口禁止后, 只能通过国内的供求关系和市场竞争来形成价格。大量的化肥都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人们对化肥价格的预期也将降低。
尿素市场的走势则是一个明证。尽管8月上中旬时, 市场就有传言, 说国家将上调化肥出口特别关税, 并且实际出台的方案和原来传言的差不多, 但新方案的正式出台多少还是有些让人感到吃惊, 没想到国家的政策真是这么严。受此影响, 国内尿素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走势。自9月1日新方案正式实施至11月上旬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 不论是尿素出厂价还是市场批发价, 普遍下跌了700元/吨以上, 高的达到了800—1000元左右, 是今年以来下跌速度最快、下跌幅度最大的一段时期。
2. 价格低点时间推后
以前由于四季度化肥能出口, 下半年国内的化肥价格低点一般在8月份或9月上中旬, 因为每到9月份后, 有些企业就会把化肥囤积在港口, 等到10月1日关税下调后出口, 这样就减轻了国内市场压力, 对国内价格形成支撑, 而后随着出口量的增多, 化肥价格也呈现逐步上升走势。而现在四季度化肥不能出口了, 原有的形成价格低点的条件就不存在了。价格低点的形成不再是由出口因素来确定, 而是由国内化肥市场的自身特点来确实。
3. 经销商在淡储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以前由于四季度化肥能出口, 经销商在淡储中的发言权是不太大的, 生产厂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如经销商不接受企业价格, 则企业就出口。而现在情况完全相反, 经销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预计今年会有经销商特别是一些大型经销商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争取在淡储中多获利。
(二) 对2009年或其以后的影响
虽然从9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税新政策, 执行的截止日期是2008年的12月31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2009年开始就不再加收特别关税了。从近些年国家的政策导向看, 国家对化肥出口逐渐从严, 特别是当国际国内化肥价差较大, 导致我国化肥出口量大增, 影响到国内化肥供给, 拉动国内化肥价格大涨时, 更是立即颁布实施高关税政策来抑制出口。笔者认为, 在2009年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国家严格控制化肥出口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种局面将会导致国内化肥市场出现两个大的变化:
1. 供需矛盾加大
由于不能出口, 大量的化肥都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这将导致国内供给量大大增加, 而需求情况却令人担忧。今年以来, 由于化肥价格大幅上涨, 超过了农民的心理承受力, 农民少施肥的现象非常普遍, 导致需求量下降, 使得市场的供需矛盾明显加大, 化肥企业特别是那些成本高、竞争力不强的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如果政策继续从严, 有可能会出现一部分企业因为亏损严重被迫停产减产, 而使得产量下降的情况, 如果下降幅度过大, 则将影响到农民用肥甚至农业生产。
2. 企业整合速度加快
今年以来, 化肥市场进入了典型的“双高”时代 (即生产成本高、产品销售价格高) , 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会继续延持下去。由于产品销价高, 有资源优势或规模优势的企业合理控制成本增长, 使成本的上涨幅度慢于产品销售价格幅度, 企业盈利大幅增加;相反那些管理水平低、生产工艺落后, 又没有资源优势的企业, 成本居高不下, 上涨幅度远高于产品销价上涨幅度, 出现严重亏损。这样的结果必将导致企业的两极分化现象更加明显, 好的更好, 差的更差, 为化肥行业兼并重组奠定了基础。总的来看, 化肥行业新一轮整合大潮已经来临, 今后这种整合之势将愈演愈烈, 成为化肥市场的一个新特点。
三、在新市场格局下企业的应对策略
(一) 转变心态, 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政策调整
作为化肥企业, 享受的优惠政策非常多, 包括电价优惠、天然气价格优惠、铁路运价优惠、税收优惠等, 尿素属于享受优惠政策最多的一个肥种, 全国平均每吨尿素补贴在190元左右。部分企业对优惠政策依赖较强, 在面对优惠政策要取消或部分取消, 或者出台限价、严格控制出口等不利的政策时, 就会表现出抵抗情绪。笔者认为, 化肥企业一定要转变心态, 因为化肥牵涉到农业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大计, 国家对化肥的监管力度将会不断加强, 关税政策调整幅度也会比较频繁 (因为要适应市场变化) , 对此化肥企业一定要从国家大局的角度来认识这些政策, 要以坦然、积极的态度来迎接政策调整。
另外, 从长远看, 化肥的市场化改革, 即“两取消一补贴” (取消优惠政策、取消限价, 直接补贴给农民) 是种必然趋势, 对此企业应提前做好准备。
(二) 苦练内功, 提高竞争能力
化肥企业一定要眼睛向内, 苦练内功, 要强化管理,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在降成本、降消耗上下大功夫, 努力使自己的生产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 以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三) 审时度势, 确定企业发展战略
激烈的市场竞争, 使得化肥企业两极分化现象更为明显, 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发展战略选择就显得非常的关键。作为强者, 就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加快兼并重组的步伐, 做大做强, 使自己的优势更为明显, 更能经得起激烈市场竞争的冲击。作为弱者, 就应该认清形势, 抛掉幻想, 主动加入到大集团、大企业中去, 使自己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四) 利用优势, 在国外直接办厂
通过近几年的大力出口和市场开拓, 我国化肥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迅速上升, 拥有广泛的市场基础和强大的竞争力, 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果仅仅因为国内严格限制出口而将国际市场白白丢掉实在可惜。在此情况下, 比较好的选择就是直接去国外办化肥厂, 利用国外丰富的天然气、煤炭、磷钾矿资源进行生产, 然后利用国外巨大的市场资源进行销售, 从中赚取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利润, 以减少我国的能源消耗, 更为有效地占领国际市场, 以及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 产品种类最多, 氮、磷、钾、复合肥生产技术都非常的成熟而且较为先进, 也为国外办厂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五) 向上游延伸, 走矿肥联合之路
化肥企业是高消耗行业, 原材料成本占据了生产成本中的绝大部分, 氮肥主要依赖于煤和天然气的供给, 磷肥和钾肥主要依赖于磷矿和钾矿的供给。作为化肥生产企业, 要主动向上延伸, 走矿肥联合之路。采用入股、联合开矿、买断销售权或买断部分销售权等形式, 控制或部分控制矿产资源, 以保证自己所需矿产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
(六) 拓展市场, 确保产品销售顺畅
由于不能出口, 所有的产量都在国内市场销售, 将使得国内化肥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更加残酷。企业一定要有忧患意识, 提前做好准备。要加强与经销商合作, 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大力实施品牌策略, 不断开拓市场, 巩固市场, 提高市场占有率, 确保自己的产品销售顺畅。
(七) 出现困难时积极反映, 争取地方政府支持
目前不仅国家层面对化肥企业的优惠政策很多, 扶持力度很大, 而且地方政府特别是农业大省对化肥生产企业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例如, 湖南近几年一直对化肥生产企业实行奖励政策, 对本省尿素生产企业4至7月生产并销售给省内化肥经营主渠道的尿素, 每吨给予20~30元不等的奖励, 同时环保、水利部门对尿素生产企业减半征收每年度4~6月份的排污费和缓交每年度水资源费。作为化肥生产企业, 当遇到困难特别是单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困难时, 要积极向政府部门反映, 争取他们的支持, 渡过难关。
当然, 有困难找政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是在目前这种机制下的一种应对之策。从长远来看, 化肥生产企业还是应该苦练内功,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以适应化肥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四、探讨化肥市场改革之路
笔者认为, 改变目前化肥生产与价格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化肥市场化改革。早在2005年化肥市场化改革问题就已提出, 当时也提出了草案 (征求意见稿) , 但近些年出于稳定物价的需要, 将改革进程推迟。目前化肥市场化改革已出现了比较好的时机, 应加快进程。这种好的时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化肥市场上涌现出了一批龙头企业, 能确保化肥产量的稳定性。我国化肥生产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 生产成本高, 市场适应能力差, 对优惠政策的依赖性强, 如果过早地取消优惠政策, 将导致这些企业难以生存, 造成化肥产量急剧下降, 进而影响农业生产, 这是政府部门最担心的, 也是迟迟没有推进化肥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到今天, 我国化肥市场已涌现出了一批龙头企业, 它们不论是化肥产量还是市场影响力都非常大, 特别是今年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后, 造成化肥企业两极分化现象非常突出, 好的企业由于成本控制得好, 受益于化肥价格的大幅上涨, 经济效益大幅增加, 而差的企业由于成本高, 产品的销售价格上涨不抵成本上涨, 生存都非常困难。这样就为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劣势企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通过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整合, 将会保证化肥生产的稳定增长。
二是化肥价格大幅上涨后, 取消优惠政策所产生的矛盾不再像过去那样突出。在2005年7月国家发改委出台《改革和完善化肥价格调控机制的方案 (草案) 》, 提出要对化肥市场进行方向性改革后, 相关部门曾对取消优惠政策给化肥企业及化肥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做过专题调查, 其中一个部门得出的结论是:以煤为原料每吨尿素的生产成本平均将增加328~365元, 以天然气为原料将增加383~394元, 而另一个部门则认为没有这么多, 全国平均每吨尿素的优惠只有180~200元。前一个部门认为, 取消优惠政策后, 每吨尿素出厂价将提高到1980~2015元 (煤头企业) 及2033~2044 (气头企业) 元, 尿素零售成本将提高到2154~2187元。当时的尿素价格比较低, 出厂价在1600~1700元的水平, 成本或价格若增加300~400元/吨, 增幅在18%~28%, 不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市场影响都比较大, 但现在的尿素出厂价格已高达2300元左右, 若增加300、400元的成本或价格, 增幅只相当于13%~17%, 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从近几年特别是今年的化肥市场情况看, 现行的化肥运行机制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农民保护不力, 尽管政府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限价根本限不住, 农民成为目前这种机制最大的受害者, 一些化肥生产企业及经销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笔者认为, 既然限不住, 还不如放开化肥价格, 逐步取消对化肥企业的优惠政策, 把给生产企业的这部分优惠直接补贴给农民, 让农民得实惠。放开了化肥价格后, 一些优势企业看到有利可图, 肯定会加大化肥产量, 然后通过市场竞争, 价格肯定会降下去或者维持在一个合理价格水平, 农民既得到了补贴, 又能以比较合理的价位买到化肥, 这实际上对农民来说是最有利的。
市场化改革公共政策 篇10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 先后尝试了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体制。而后者无疑为苏联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六十年后, 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经验, 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两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探索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一、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多次提出要消灭商品经济, “主要是采取经济以外的、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 不是通过市场, 而是在市场以外来建立城乡之间直接的商品交换”, 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虽在内战时期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在经济恢复时期, 它的弊端也日益显露, 终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这使列宁意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1921年3月, 俄共十大决定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满足了农民交换的需求,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 激发了生产积极性, 为恢复和发展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随后斯大林上台, 终止了新经济政策, 使得苏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一度止步不前。
虽然新经济政策实施时间不长, 但在实践上基本把苏联的经济建设转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过渡轨道, 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果断地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 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初步尝试。为一切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二、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选择
与苏联一样,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但其弊端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显露出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苏联搞了很多年, 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 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由此可见, 邓小平对新经济政策给予了肯定, 但是他没有局限于列宁原有的理论上, 而是结合具体国情, 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结合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指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找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契合点。在十三大上又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经济的体制, 应该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的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为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实践表明, 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局限于固定的模式。在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深入思考, 邓小平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 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 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进行建设, 使中国由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真正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发挥二者的优势, 真正搞活社会主义经济。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产生、形成于不同的国家和时期。但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相同点:有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并且十分重视市场的作用, 发展商品经济。总之, 都是把自身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创造出来的符合国情的政策。
但同时也应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于新经济政策之处。
第一, 新经济政策虽然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但受一些主客观原因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甚至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而邓小平明确地阐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 他的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比较系统和成熟了。
第二、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后, 列宁一直对其有着相当多的顾虑, 也曾一度公开表示, 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尽管这并未阻碍新经济政策的开展, 但并未改变他的看法。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动选择, 从1979年开始提出到十四大的最终确立是前后一贯、逐步深入的, 邓小平反复强调, 也经过实践检验, 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 列宁提到:“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 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可见市场经济只是辅助手段。邓小平则在一开始就注意到我国经济体制中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但是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发展到“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邓小平真正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使二者都能发挥其优越性。
总之, 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都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举。列宁领导下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初步探索。而邓小平认识到了列宁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情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李治国.邓小平经济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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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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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丽珂.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2005
[8]、戴平辉.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D].南昌大学2006
利率市场化与货币政策新挑战 篇11
日益活跃的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新挑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汇率体制、外汇干预制度和政策基准利率，都在新形势下面临着转型和重构。对此，政策当局需做好预判及调整措施，建立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以降低短期内的相关风险，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积极效应。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面临转型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致分为信贷等数量型工具传导渠道和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传导渠道。在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时期，信贷渠道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在使用政策基准利率工具时，央行更多依赖于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当于省略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之间的传导过程，对与实体经济联系最紧密的终端利率水平进行直接调控。利率市场化进程将推动传统货币传导机制向间接价格型调控进行转型。
（一）传统的数量型工具传导渠道
信贷传导是金融市场不发达条件下的重要传导渠道，其具体机制是：货币政策通过作用于商业银行流动性（主要是超额准备金）来影响商业银行信用扩张，进而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作用。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直接信贷额度和信贷窗口指导等工具，对超额准备金供应量、货币派生乘数等影响银行信用创造行为的变量产生影响，作用于商业银行对企业和家庭的贷款供应，从而影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从现实来看，我国虽然在1998年取消了贷款规模计划，名义上采取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此后信贷调控依然是实现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的最重要影响渠道，央行每年均设定年度新增贷款预期目标。近年来，随着规避信贷管控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央行进一步强化了信贷调控措施，按月或按季度控制每家银行贷款额度。
（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
1.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出现下降
虽然央行实施了较为严厉的信贷额度控制，但近年来贷款实际规模超过预期目标水平成为常态。伴随着利率市场化、融资结构变化和影子银行体系膨胀，商业银行信贷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明显下降；同时，非贷款类融资快速增长使得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稳定关系也明显下降，合宜贷款水平测算和实际调控对于央行而言成为极具不确定性也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2.央行需更加关注通胀目标并增加公信力
利率市场化后，市场利率和实体融资成本对通胀预期的反应将更加灵敏，央行控制通胀预期对于稳定货币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重要。因而，央行需要更加关注通胀目标，需要更加倚重公信力。
对此，美国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治理滞涨的经历值得关注。70年代末，美国通胀率达到10%以上的惊人水平，其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丧失了信心。以沃克尔为首的美联储为挽回货币政策公信力，主动采纳了僵化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单一货币政策规则，易于观察且易于问责的规则为美联储逐渐赢得了言必行、行必果的信誉，但也在短期内付出了牺牲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痛苦代价。
（三）建立价格型工具传导渠道所需的条件
随着利率市场化推进和金融创新日益活跃，货币供应量的稳定性和统计准确性可能明显下降，这将迫使货币当局更加倚重利率价格型调控工具。利率传导机制通常是央行调整政策基准利率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进而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和资本市场价格产生作用，最终影响企业和家庭的投资消费行为。
要保证利率价格型间接调控体系的有效传导，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经济主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住户，对利率价格和货币政策变动能够灵敏反应，财务预算自我硬约束，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二是金融市场发达，交易主体拥有自由定价权，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较高；三是央行建立具有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较强的政策基准利率体系，政策基准利率变动对金融市场利率和资产价格影响显著。
可以看出，为建立真正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我国依然还有不少路程要走。一方面，要加快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实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预算硬约束，推动要素资源配置市场化；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加快金融体系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实现利率、汇率完全市场化，建立高度发达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
外汇干预制度遭遇挑战
利率市场化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富弹性，利率、汇率平价关系的理顺有助于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从操作层面来看，利率市场化使得外汇干预的有效性下降，约束条件增强。
（一）传统的外汇干预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外汇干预对汇率产生影响的前提是金融体系相对封闭、严格管制。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政策当局对银行体系的行政控制相对较多，可以借助多种非市场化手段来弥补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工具的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外汇不断流入，货币当局依靠发行央行票据来对冲由此产生的流动性。但自2003年开始，外汇持续大规模，央行票据已难以对冲，央行也很难真正实现外汇干预的效果。一方面美中利差持续为负增加了冲销干预成本，带来了潜在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大规模央票发行对国内利率推升明显，可能进一步增加资本流入压力和冲销成本损失。
为了继续保持大规模外汇干预同时降低冲销成本，央行不得不频繁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利用指导央票发行利率和发行定向央票来解决冲销成本上升、银行购买央票意愿下降等问题。由于央行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远远低于商业银行贷款、债券投资等资产收益率，存款准备金率大幅上调意味着商业银行承担了巨大的冲销成本。而由于我国存在严格的利率管制，企业部门作为贷款人主体享受到贷款利率管制的好处，商业银行享有较为充足的存贷款息差收入，事实上大部分外汇干预和冲销成本由资金净提供者即储蓄存款人最终承担。
nlc202309031309
假设2003年上半年6%的存款准备金率为不存在大规模外汇干预操作时的合意准备金率，6%准备金率以上的准备金为冲销用途准备金，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为90%的贷款和10%的债券，以贷款、国债加权平均收益率与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之差作为冲销用途准备金的机会成本，以此可以计算商业银行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承担的冲销成本；同理，按照央票利率与市场同类产品收益率（同期限国债、质押回购利率）之差可以计算出商业银行因购买央票（非市场化发行）而承担的冲销成本。按照上述方法粗略计算，商业银行2004-2013年累计承担冲销成本近2.6万亿元，年均2580亿元，占银行股东权益比重年均达到4%，占储蓄存款的年均比例0.8%；年均来看，转嫁成本相当于降低银行业ROE约4个百分点或者压低储蓄存款利率约0.8个百分点。目前我国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达近20%，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对比都是非常高的水平，一定程度上是对金融体系干预成本和效率损失的反映。
（二）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
上述情形出现在资本管制和利率限制背景下。随着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将被打破，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将使得原有利率管制、金融抑制政策难以持续；国际竞争迫使银行提高自身市场化效率；而国内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选择，原有高储蓄且低利率的状况将根本改变。因此，未来冲销工具的使用空间将严格受限；大规模冲销操作对国内利率水平的推升作用也将更加显著；利率提升将进一步刺激资本流入，冲销成本将大幅上升，既带来潜在的财政风险，也可能影响货币当局的公信力。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因素变化反应灵敏，当人民币汇率变动和升贬值压力来自国内外经济基本面变化时，外汇干预难以改变基本面因素，所以很难扭转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资本持续流入将使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的实际效果大幅下降。因而，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将深刻影响我国货币当局的冲销干预能力，进而对我国汇率体制和外汇干预制度框架产生深远影响。
政策基准利率体系需要重构
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如何逐渐确立新政策基准利率来代替原有官定存贷款基准利率作为“利率锚”，是我国政策当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传统的政策基准利率
尽管过去五年间，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央行所确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依然是金融体系主要产品定价的基准，也是决定实体融资成本的最重要利率。这相当于央行跳过各类利率的具体传导过程而直接参与终端利率定价，从而更加迅速直接的影响到实体的融资成本。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货币当局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构政策基准利率体系并建立相对有效的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
（二）寻找新政策基准利率所面临的挑战
1.短期利率产品存在的不足
如果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最基础的政策基准利率（即锚定利率）往往是货币市场超短期利率，如隔夜SHIBOR或质押回购利率。但在目前条件下，我国能够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的基准利率仍在培育过程中。7天质押回购利率很大程度上被市场投资者视为短期利率参照，但其波动相对剧烈，对中长期利率尤其是实体融资成本的引导作用相对较弱。而货币当局希望培育的Shibor也存在类似问题。
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体系存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债短期品种缺失，我国发行的国债绝大部分在5年期以上，短期品种滚动发行机制没有建立，无法形成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从国际经验来看，为有效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一方面可以通过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来进行，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存贷款便利机制所建立的利率走廊。我国存在一个相对模糊的利率走廊，理论上超额准备金利率是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下限，而为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的短期再贷款的利率可以视为短期利率上限，但是目前这种模糊的利率走廊与欧洲央行实施的存贷款便利机制存在本质差别，而且走廊上下限之间宽度很大，难以发挥稳定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作用。
2.中长期利率产品存在的不足
中长期利率理论上可以参照国债收益率，但我国国债大部分发行期限太长，同时银行是投资者主体，持有记账式国债存量的70%以上，中长期国债流动性相对较差，定价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我国尚缺乏一个完整而足够市场化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同时，国内债券市场目前依然存在分割，一般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无法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而银行不能全面进入交易所市场交易，两个市场的债券定价过程存在较大差别，利率体系内部传导有效性也存在较大问题。
（三）对未来政策基准利率的预测
由于在存贷款基准利率之外缺乏有效的锚定利率，货币市场上央行操作目标利率依然在培育过程中，而由货币市场利率向金融机构定价和实体融资成本的传导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央行在不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情况下，通过常规性公开市场操作尽管可以影响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但可能难以向市场有效传达货币政策意图，也很难有效影响中长期市场利率和实体融资成本。如今年春节以后，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大幅下降而中长期利率降幅相对有限，出现这种情况与货币市场缺乏锚定利率及利率传导机制存在问题有一定关系——或者是公开市场操作所决定的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下行并不能清晰表达央行的政策意图，或者是央行所调节的短期利率变化难以有效传导至中长期利率。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政策基准利率构建基本到位，货币当局需要及时向市场明确其操作目标利率，为市场提供利率的政策基准。不过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即使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完全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可能仍需要发挥一定的锚定利率作用，直至新的政策基准利率建立并有效运行。
专家简介
程漫江，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全球主管；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专家。
曾任法国巴黎百富勤资深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曾连续多年被中国基金经理评为《新财富》最佳分析师；多次获得《证券市场周刊》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评选的不同奖项。近期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微刺激”之后——房地产调整下的中国经济》《利率市场化——在争议中前行》《经济调整与金融改革中的信托风险》和《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增长之间艰难平衡》等。
作者单位：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刘颖 孙惠玲
浅析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 篇12
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发展的现状
近几年来, 我国在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体制方面, 政府除了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外, 还在吸引外商和鼓励国内民间资金参与公共基础项目的投资。如在上海黄浦江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复线工程、黑龙江双鸭山电站等项目都用BOT的方式向国内外招标。2003年1月, 建设部又下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 明确规定开放市政公用行业, 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对供水气、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项目, 采取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选择经营单位。
二是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 如民办学校的兴起、民办医院出现, 就是政府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表现。还有政府通过发包方式选择园林绿化和环境卫生保护等非营利性服务项目。
三是政企分开, 推行公司制改造, 引进竞争机制。特别是在公路、铁路、电力、电信和航空领域实行政企分开, 将原来的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 使其走向市场化。如在电信领域打破了由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 成立了网通、电信、铁通三家公司, 形成多家电信公司竞争的局面。
四是大力推行政府审批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2004年《行政许可法》的颁布, 使政府的审批项目消减了50%左右。另外政府的采购制度也已在全国形成, 很多政府的公共服务项目都采用公开招标。这些都是引入市场机制的表现, 目前, 政府在这两方面的改革力度仍在不断的加大。
五是政府在一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采用了购买的方式[2]。例如, 在城市社区服务上, 政府改变了对社区服务的直接提供, 采取从第三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社区提供更全面、优质价廉的服务。如, 上海市潍坊社区科普中心委托上海青年会管理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非十全十美的, 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产生显著成效的同时,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 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1) 市场化带来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场化是以提高效率为出发点和根本特色, 市场化的结果是政府暂时减轻财政压力, 企业也获得了解脱, 却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代价。 (2) 市场化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视。私营部门以盈利为目的, 按照市场竞争法则就会选择获利快又多的公共服务项目, 对于那些获利少又慢但又不能不提供的服务, 可能消极供给, 使一部分人得不到服务。对于经济困难者来说, 更是无法付费消费, 也就是剥夺了一部分人选择权, 很难实现社会公正。 (3) 市场化引发腐败与私人垄断。在公私合作、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会出现“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另外也可能引发新的私人垄断。 (4) 市场化带来新的社会稳定问题。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被私人收购后, 出现大量裁员, 引起社会不稳定。 (5) 市场化可能引发政府规避责任。另外, 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由于放权过度、约束不足, 一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内容和方式过分自由。很多机构的目标和行为偏离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范, 过分注重机构和小群体利益。社会事业领域出现了混乱局面。
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笔者认为, 市场机制不健全, 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缺位”和市场化“过度”, 政府职责不清, 放权过度、约束不足;行政管理体制缺陷, 条块分割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改革过程缺乏统筹规划, 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不健全、滞后等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
三、实现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的思路
公共服务市场化涉及到政府理念和实际操作多方面的变革,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顺利实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
1. 成熟的市场机制。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施是以对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分析为基础的。目的是通过公私领域的不断渗透和有效竞争与合作, 弥补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用市场机制来补充政府供给机制。实践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所取得的成效与西方成熟的市场机制是分不开的。
2. 民主化的公共决策。
“公共决策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公共服务市场化作为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措施, 必然要求民主化的公共决策。其中民主化的公共决策是公共服务市场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3. 法制化的政府行为。
政府部门的强制性和私营部门的赢利性导致在这个过程中极容易发生权力与利益交易的“寻租”行为, 这不仅会损害公共利益, 使社会真实需求得不到正确显示, 从而使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难以发挥。因此, 只有建立健全公共行政法律法规, 对政府行为进行法制化的制约和监督, 才能保证公共服务市场化沿着预想的正确的轨道发展, 实现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目的。
4. 成熟有效的技术支持。
公共服务是以公益物品的复杂特性为理论前提, 是针对那些共用程度不高的公共服务实行与私益物品一致的“谁受益, 谁付费”的市场交易原则。如何度量每一种公共服务的共用性程度, 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问题[3]。这些都有赖于一种成熟有效的技术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的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的汇总和测算, 发挥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节和激励机制作用, 实现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和费用的降低。
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现实意义
首先, 有效的回应了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和管理国际化要求。
我国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体制相适应, 政府的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都必须与市场经济接轨, 政府过多干预公共服务领域会干扰整个市场管理秩序与政府管理秩序, 造成政府管理的无序、浪费、腐败、无效。此外, 我国加入WTO后, 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要求政府贯彻政务公开原则和透明原则, 灵活性原则, 贯彻国际化规范要求的其他行政管理原则等。公共服务市场化正是回应了这些要求。
其次, 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 有利于建立有效政府和廉价政府。
公共服务市场化可以使政府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 去做应该管、能够管和管的好的事, 有利于政府为自己“松绑”, 缩小政府公共事务的范围和缩小政府公共组织的规模。不仅可以减少财政开支、节约行政成本, 而且可以使政府的职权与责任相适应, 克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从而提高政府管理效率, 建立有效政府和廉价政府。
最后, 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进一步推动政府行政改革。这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作用, 在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下, 政府管理的事务过多, 既当“裁判员”, 要当“运动员”, 因此政府职能很难转变, 而政府的职能不转变, 行政改革就难以取得成效。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 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决策和管理, 即制定公共政策并实施监督与评价, 而具体的公共服务由非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提供。这有利对于推动地方政府改革, 建立“办事高效, 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现代型政府。
总之, 我国政府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纳入行政改革的框架, 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统一起来。通过公共服务市场化建设更高效率的政府, 更美好的社会。
摘要：公共服务市场化是当今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普遍选择, 也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认清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找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公共服务市场化道路。
关键词：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李招忠.西方国家市场化对中国行政改革的思想启示[J].暨南学报, 2004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