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建议论文（共12篇）
政策建议论文 篇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医疗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极大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保险给付压力。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有效地缓解养老保险的给付压力, 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本文主要分析了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改革和完善提出几点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延迟退休,养老保险,养老制度改革
一、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作用
(一) 有利于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均寿命的提高, 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将越来越高, 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将逐渐减少, 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将越来越多, 这必将导致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积累的基金收不抵支, 国家在养老金给付方面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为此, 国家可以通过延迟缴费职工的退休年龄来延长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 从而增加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的积累, 缓解养老保险金的给付压力。
(二) 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迅猛增长, 社会医疗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在这种情况下, 法定退休年龄仍保持几十年前的标准而不进行调整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许多职工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身体状况良好, 对工作也保持着充分的热情与活力, 加之基于多年参加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知识, 不少老年人仍然希望并且实际上还在继续工作。特别是对一些以技术、经验见长的工种来说, 推迟退休年龄可以更好地发挥老年职工的人力资源优势, 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
(三) 有利于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水平
根据我国现行政策规定, 企业职工退休后可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数额与该职工退休前一年当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相关联, 而在职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果推迟退休年龄, 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基础养老金数额也将较之前有所增加。此外,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在退休后可领取的退休金与其工龄和职称有关, 推迟退休年龄也就是延长了职工的工龄, 从而也就提高了职工退休后可领取的养老金金额。
(四) 有利于缓解家庭养老的负担
自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较大转变, “4-2-1式”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主流模式。在这种家庭模式下, 一对年轻夫妻往往需要面对四位甚至更多老人的养老负担。加之当下我国就业形势严峻, 许多年轻人本身的就业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如果再背负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 将会对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让老年人继续保持稳定收入, 从而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不在身边所引起的老年人的空虚和孤独感。
(五) 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 这标志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老龄化现象的加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 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将会出现下降, 这将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 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延迟退休政策可以间接增加劳动力存量, 补足人力资源缺口, 能够较为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压力。
(六) 有利于保证制度的公平性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普遍低于男性, 这就导致女性职工退休之后可获得的养老金数额往往低于同等条件下的男性职工。但是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高于男性, 女性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的平均时间往往长于男性。因此, 可以通过适度提高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来保障女性职工的利益, 从而维护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
二、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负面影响
(一) 从年轻人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会加剧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期虽然正趋于衰退, 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态势。近年来大学生毕业人数急速增长, 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大量涌入城市, 但经济的增长远不能够为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将会挤压现有岗位需求, 造成新生劳动力缺少就业机会, 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压力, 从而导致社会整体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倒挂”之势, 即老年人比年轻人的就业相对充分。这种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隐形竞争关系, 将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二) 从老年人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不利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身体机能将呈现衰退趋势。有一些职业本身并不适合老年人, 如果延迟退休, 强制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 可能会诱发各类疾病和心理焦虑问题, 不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由于体力和精力有限, 工作中往往力不从心, 如果在和年轻人竞争的同时, 还要求他们继续缴纳养老保险, 推迟退休时间, 这对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和工作压力较大的老年人来说无异于是沉重的负担。
(三) 从企业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不利
年轻人在整体上比老年人更有活力和创造力, 延迟退休将会限制年轻一代才能的发挥, 使企业活力大打折扣。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最大竞争力, 而老年职工尽管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是其可塑性较差, 难以快速适应知识的更替和技能的升级。延迟退休致使企业无法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更多地吸引创新型人才, 同时还要依法留用老年职工并为其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长此以往, 在当前大力倡导企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将会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 从国家的角度看, 延迟退休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财政负担
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在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同时会产生新的财政负担。随着退休年龄和生活成本的提高, 退休人口的养老金标准也会随之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的特点必然会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此外, 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的加重会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下降,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也必将加大, 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财政负担。
(五)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延迟退休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对于一些重体力劳动者、基础岗位和一线工人而言, 延迟退休无疑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企业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取决于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缴费年限, 在他们的养老金水平原本就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有较大差距的情况下, 还要多缴几年养老保险费才可以领取养老金, 这必然会加剧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矛盾。尤其是对于一些工资较低的企业职工, 他们平时的生活负担本来就比较沉重, 原本期待着可以早日退休, 通过领取养老金来缓解经济压力, 但如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经济入不敷出, 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 延迟退休会导致不同身份群体社会地位的缓冲地带作用减弱, 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三、完善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 推行灵活的退休政策
由于知识文化水平的差异,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和时间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 掌握较多知识的劳动者将会较晚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 因此这类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往往短于其他劳动者, 难以实现劳动者使用效率的最大化。此外, 体力劳动者希望能够提前退休, 而脑力劳动者更愿意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现行统一的退休政策间接增加了社会培养人才的成本, 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各种需求。因此, 笔者认为, 政府应当制定较为灵活的退休政策, 使退休方式更加具有弹性, 从而给予劳动者自己决定退休时间的权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可以选择退出劳动领域, 也可以选择延迟退休时间, 继续参加工作, 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和积累更多的养老保险金, 从而在退休之后享受较高的生活品质。
(二) 逐步推行延迟退休政策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 中央政府最好只限制退休年龄的范围, 具体标准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政府还要考虑到各行业、各群体退休年龄的不同状况和实际需求, 针对特殊职业和特殊群体要单独制定延迟退休的方案。总之, 提高退休年龄需要循序渐进,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需要同时加强养老基金的收缴及管理, 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 以避免延迟退休政策推行后相关制度衔接中出现不必要的脱节和阻碍。
(三) 提高女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政策规定企业的女性职工退休年龄为工人50岁, 干部55岁, 均低于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 女性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 女性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时仍然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工作积极性, 而且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因此, 提高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可以充分体现在劳动权益方面的男女平等, 充分发挥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优势, 同时也使女性职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和退休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养老金在女性退休职工群体方面的支付压力。
(四) 严厉禁止内部提前退休的行为
当前在我国还有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减轻地方和企业的负担, 违反国家规定, 通过非正常渠道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 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加重了养老金支付的负担。在延迟退休政策推行之前, 政府应当首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针对此类现象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 尽量减少内部提前退休现象的出现。
(五) 妥善处理延迟退休与促进就业的关系
延迟退休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更新将受到阻碍, 年轻的劳动者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政府需要出台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延迟退休与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陈煜.延迟退休的利弊思考以及政策建议[J].时代金融, 2013年第2期.
[3]樊明主编.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4]吕学静主编.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第三版) [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政策建议论文 篇2
通过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我对当今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有了一定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思想的成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艰苦能磨炼人，创业能造就人。青年要时刻铭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力发扬甘于奉献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自觉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经历风雨，经受锻炼，努力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通过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来了解整个时代的主题。
现就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与管理提出以下建议：
一、各教学院系党总支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为了加强管理，各教学院系相应成立“形势与政策”教研组，由党总支书记或副书记担任教研组组长，并报思教部备案。各教学院系的“形势与政策”教研组主要承担本院系“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工作，积极组织教研活动，在教学上接受思教部的统一领导。
二、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和具备教师资格的辅导员都必须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具体承担的班级、课时由思教部统一安排和管理，教务处对该课程将与其他课程一样严格管理、严格考核。
三、“形势与政策”课是列入学校本科教学计划的公共必修课，教务处必须履行统一教学管理职责，与其他公共必修课一样，对“形势与政策”课进行科学、规范、严格、有效的管理。在宣传部、教务
处、人事处的指导下，思教部要加强课程建设，培训任课教师，有序、高效地开展教研活动，统一教学主要内容，加强教学监管，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四、全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任务和计划由思教部汇总编制并报教务处。“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时间和地点由教务处统一安排，每星期二下午为统一的“形势与政策”上课时间。但下午5-6节的上课时间原则上不安排机关主要处室领导和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上课，其他时间和规定照常。未经思教部和教务处同意，不得擅自调停课。
五、学校要把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担任“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的情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直接与其评优、升职、晋级挂钩。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任务者，或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教学任务，甚至出现教学事故者，要按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作相应的处理。对教学认真、教学效果好的老师要予以通报表扬。
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光辉地立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长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正是凭着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历史也将证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精神还将继续激励中国青年坚定地跟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抚今追昔，共和国和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万千；继往开来，全面的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呼唤着我们奋然前行。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树立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青年富有理想，而真正远大的理想，必须与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意愿紧密结合。当代青年应该具有的远大理想，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在为远大理想的顽强奋斗中，青年的人生抱负才能真正实现，青年的人生道路才会焕发光彩。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长征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
网络炒汇管理的政策建议 篇3
1.“网络炒汇”的现状及特点
1.1网络炒汇呈快速上升趋势。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股票、期货、外汇等金融产品，交易量不断上升，国外许多炒汇公司也想进入国内分享国内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带来的利益，但由于政策限制，国外此类公司不能在国内设立机构，于是变相委托国内部分咨询机构或个人进行宣传，并给予较高的佣金，
1.2交易方式网络化、全天化。现在网络炒汇主要通过在炒汇公司网站下载交易平台，交易者将资金汇往境外炒汇公司指定帐户后，可以自行上网进行交易，除星期天外，其它时间可以全天24小时进行交易。
1.3宣传方式多样化。一是通过网络宣传。境外公司直接或委托境内代理人开设炒汇网站宣传。二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宣传。三是设立外汇咨询机构，由所谓的“专家”现场授课，宣传炒汇的好处，诱使投资者出资。四是通过QQ群、UC等网络工具开展在线宣传、互动交流。
1.4由大中城市向小城市扩散。以前网络炒汇主要集中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因为那里从事证券交易的人员多，资金量大。但近几年，逐渐向内陆中小城市发展。
2.网络炒汇的危害
2.1资金安全得不到保证。国家明确规定禁止“网络炒汇”，个人进行跨境网络炒汇无任何保障。境内网络炒汇公司的合作伙伴均为境外机构，我国监管部门无法对其公司控制。投资人交存的保证金，要事先汇到境外指定公司账户或境内中介人指定账户里，一旦境外公司破产或境内代理人携款潜逃，投资人就无法拿回属于自己的资金。
2.2交易风险大，“网络炒汇”是以保证金交易方式进行，保证金放大一百倍甚至数百倍进行外汇双向买卖，即使外汇价格有轻微波动，都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以最高400倍的杠杆为例，外汇价格只要上下波动0.25%，就可能使投资都的保证金全部损失掉。
2.3扰乱国内外汇金融市场。一是炒汇公司在境内进行宣传，未经许可吸引投资者的资金，逃避了外汇、证券、工商等部门的监管，非法进行外汇交易，对正常的个人外汇投资理财市场产生冲击，而且对培育居民正确的外汇投资理念将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外汇市场有序健康发展。二是非法网络炒汇引起的外汇资金流动，大多通过侨汇、留学学费、劳务收入等项目汇出、汇入，会影响到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和统计的准确性。
3.“网络炒汇”蔓延的原因分析
3.1对个人外汇限制放宽。国家大幅放宽了居民个人购买、汇出外汇的政策限制，原来购汇、汇出需要提供真实的用途证明，超过2000美元还要到外汇局审批，而今已经变为年度总额管理方式，个人可在年度5万美元限额内仅需凭身份证就可随时购汇、汇出，使得境内居民投资外汇、期货、股票等境外理财产品变得很容易。
3.2高风险、高收益吸引部分风险偏好强的投资者。外汇保证金交易采用杠杆原理，可以以小博大，对一些喜好投机的境内投资者诱惑很大，一些投资者怀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参与网络炒汇交易。
3.3政策管理不到位。在199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公安部、证监会、工商局印发《关于严厉查处非法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活动的通知》明确了外汇保证金交易为非法交易后，再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出台。境内代理机构已改变原有直接收取保证金的做法，改为由投资资者自行汇往境外的方式，规避政策法规监管，在监管部门发现其违规行为后，可以推脱为投资者个人行为，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加之相关法律不完善，难以进行定性处理。
3.4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对于网络炒汇的监管，涉及工商、外汇、证券、公安等多个部门，但1994年四部委下发的《通知》中没有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也没有有效的联合监管机制。各部门间各自为政，很少协同监管，同时监管手段也比较少，无法对网络炒汇实施有效打击，使得网络炒汇之风越来越盛。
3.5互联网络快速发展。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投资者由原来的现场委托、电话委托、操盘手代理等下单方式变为通过网络平台下单，在网络交易平台的设计日益成熟之后，专门为投资者设计的网络操作平台可以使投资者本人即可以查询实时行情、最新资讯，又可以即时下单交易，极大的方便了投资者，也有效的促进了交易量的增长。
4.打击“网络炒汇”的政策建议
4.1完善相关政策，明确处罚标准。在实际打击处罚网络炒汇时，由于没有相应的处罚依据，各职能部门也很难找出相对应的处罚依据及标准。应在法律上明确参与境外外汇保证金交易的禁入规定，明确规定网络炒汇中涉及的何种资金流动、网上交易等交易行为为非法行为，明确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责。
4.2建立健全协作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对于网络炒汇的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应建立定期联席机制，对打击网络炒汇采取联合行动。如与网监部门联手对互联网上非法宣传炒汇的网站进行清理，封堵炒汇公司宣传渠道。与证券、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发起专项检查，统一行动，打击网络炒汇。
4.3封堵炒汇资金流动渠道。定期搜集、整理境外网络炒汇公司，并将相关名单通报到各外汇指定银行，禁止境内居民或公司将保证金汇往这些公司。
4.4堵疏并举，允许境外公司有条件进入。由于炒汇在国外属于一种成熟的金融投资产品，每年都有极大的交易量。可以制定相关的市场准入条件，使网络炒汇由暗转明，纳入监管体系。同时严格限定交易者的范围，比如可以规定从事股票或期货交易三年以上，总资金量在50万元以上的投资者才可从事网络炒汇投资。在允许炒汇有条件进入国内的初期，可以适当提高保证金比率，降低投资风险，目前国内期货市场的交易保证金比率在7-10%之间，也就是说交易杠杆为10-15倍，由于汇率的波动相对商品期貨市场而言要小很多，可以将从事外汇交易的保证金设定在3-5%之间，即20-30倍的杠杆比率。
异地就医管理政策建议 篇4
关键词：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管理
异地就医管理问题是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中的一个事关民生的现实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就参保人群来说,异地就医参保人员尚属少数。但是,解决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管理问题,是从一个特定的局部维护与保障参保人应有的基本医疗权利。从这个角度看,做好异地就医管理服务工作,又是一个事关权利公平问题,不可小视。医保经办机构应该从维护参保人权利,建设公平医保、便捷医保、和谐医保的层面,思考和筹划异地就医管理问题。
一、构建异地就医费用结算平台,方便异地就医人群,缓解费用垫付压力
目前,绝大多数地区异地就医人员的医疗费用需由个人先垫付,治疗终结后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按有关规定审核报销。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要想一步到位,直接实现全国范围内异地就医实时结算,彻底消除异地就医人群费用垫付的压力,其难度的确较大。但从各省省内情况特别是内地省份来看,解决垫付问题还是具备条件的。一方面,省内各地“三个目录”基本一致,便于信息互通传递;另一方面,国家金保工程推进力度较大,使各地的信息系统具备了联网的基础条件。因此,在近阶段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实现省内实时结算的基础上,再逐步向省外推进,最终实现全国实时结算目标。费用实时结算还是能够做到的。在
二、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医疗保险目前多数还是县级统筹,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就医,只要涉及跨统筹地区就需要办理异地就医手续。同时,各统筹地区医保政策不尽一致,给参保人带来诸多麻烦。因此,提高统筹层次,无疑能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异地就医问题。把目前的县级统筹提至地市级统筹,从绝大多数地区来看还是具备条件的。以江苏省为例,各个市的经济情况、医保政策的差异性都比较小,完全有条件实现市级统筹,实现市、区、县基本医疗保险的“四统一”,即统一建设信息系统、统一数据库、统一操作软件、统一结算平台。这样一来,市内各个统筹区参保人员可自由转诊,到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均能联网实时结算。
三、推进省级联网计算机系统建设
信息系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是联结筹资体系、服务体系和监督体系的重要媒介,是加强管理监督的关键手段。因此,建议以省为单位,逐步统一数据库标准,统一医保结算项目代码,统一就医凭证(社会保障卡),统一计算机操作软件。考虑到结算、监管等异地就医管理的多个方面,省联网系统应该由系统管理、卡管理、异地就诊、结算管理和统计查询五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又由相应内容构成。
四、完善异地协管机制,对医疗行为进行监控
针对异地就医人员的管理失控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将异地就医人员全部划归就医地管理。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各统筹地区的缴费与待遇水平不一致,会造成异地就医人员与统筹地区人员的待遇差异。另一种观点认为,异地就医管理应借助金保工程,建设全国统一的网络管理系统,实行网上监控。这是一种比较先进且一步到位的管理方式,成本低、有助于管理水平和效益的提高。但是,建设这样一个网络系统,从各统筹地区需求的提出,到全国汇总再到业务需求的论证;从应用程序开发到网络系统的建设;从管理部门设置到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等,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立足统筹地区,发挥异地协管的作用,彼此加强配合,这种办法更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也被不少协作地区的实践效果所证明。
异地协管的需求和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从需求方面说,异地就医管理已经成为经办机构共同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各地加强异地就医管理的意愿非常强烈和迫切;从优点方面看,把一些管理方面的事交由就医地完成,异地与统筹地区之间能量互换,形成互为异地,彼此帮助,可以实现两地的双赢。
异地就医协管是一项协作性的工作,全国有2600个统筹地区在管理上自成体系,要把异地就医协管业务流程的操作落到实处,须有一个权威部门对这项工作进行总协调。这个权威部门应该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协调方式包括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明确异地协管职责、内容,组织交流协管经验等。
五、提高异地就医服务质量,加强经办能力建设
异地就医管理,考验着经办管理能力,检验着经办管理水平。对经办机构既是挑战,也是加强能力建设的契机。因此,经办机构首先要提高对异地就医服务的重视程度,从民生高度、制度可持续发展高度看待异地就医管理的重要性。同时,医保经办机构可根据自己的管理需求和实际条件采取相应的配套管理措施。例如,选择在退休人员相对集中的城市,依托异地的医保经办机构,设置异地就医管理工作站。又如,针对重点城市发生异地就医频率高,医疗费用数额大的特点,派一名工作人员,经常在几个重点城市之间流动巡查。再如,流动性大的成建制的参保行业和参保单位,大量职工在异地工作,对这类行业和单位的管理,可由参保单位推荐一名医务人员担任专管员,医保经办机构对其进行培训,合格后专门配合医保经办机构做好异地就医管理工作。还如,统筹地区经办机构在发生异地就医费用较大的地区,或经常发生医保报销欺诈问题的地区,招聘退休的医生担任协管员,委托其协助管理部分异地就医业务。
参考文献
[1]茅竟伟.打破医疗保险的壁垒[J].当代医学,2006,(9):34-35
关于煤矿解困的政策建议 篇5
一、关于煤炭企业人员分流安置方面的政策建议 继续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0】11号）、《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的通知》（劳社部发[2003]21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分配【2003】21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
（一）对符合条件的职工可提前退休。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0】1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关闭退出煤矿的职工可提前5年（男55周岁，女45周岁）退休。其中，从事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的职工，可提前10年（男50周岁，女40周岁）退休。
（二）对不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职工进行转岗安置。对转岗到原主体企业内部单位的职工，视情况变更劳动合同。对不同意或无法转岗安置的职工，原主体企业可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按照《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的通知》（劳社部发[2003]21号）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分配【2003】21号）的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二、关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加强金融支持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减轻税费负担方面。一是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将煤炭企业井巷投入过程中发生的支出、煤炭企业取得矿产资源探矿权、采矿权等发生的支出、煤炭企业支付的塌陷补偿支出等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二是将煤炭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至13%。目前煤炭企业经营异常困难，恢复煤炭增值税原13%税率，有利于煤炭企业扭亏脱困、科学发展。三是对采煤沉陷区占用耕地缴纳的耕地占用税，由于地质条件限制、出于科学复垦需要而在2年内无法完成的，应根据实际复垦情况进行返还。四是建议参照山西省政策，暂停计提缴纳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调整我国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篇6
对于退休年龄，我国现行的各项文件规定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退休；另外，国家规定，机关及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女性副处和副高级以上工作人员，本人自愿、身体健康的，可到60周岁退休。
总体来说，我国的退休政策运行一直比较平稳，顺利实现了新老替换。但机关、企事业女性副处和副高级以上人员可到60周岁退休的政策各地执行得不是太好。近年来，部分女性高级知识分子要求男女同龄退休的呼声越来越强，一些学者专家也建议延长退休年龄以提高社保基金支付能力。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也在多种场合表示，退休年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政策，涉及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代际关系、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等多方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在延长企业职工退休年龄问题方面，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特别是充分发挥高级专业人员等“短缺”群体的作用，拓展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增加退休后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也有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仍是供大于求，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压岗位供给，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
针对这两种观点，人民网最近一次网络调查显示，176万网友参与投票,结果竟有94.5%的人反对延迟退休政策。因此，有必要认真反思我国的退休政策，研究提出完善的政策建议。
一、决定退休年龄的主要因素
决定法定退休年龄的因素有很多，且这些因素经常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厘清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对研究是否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具有积极作用。通常，影响法定退休年龄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工作岗位性质
通常，体力劳动者因年龄增加体力递减，应该早点退休。脑力劳动者随着年龄增加经验更丰富、能力更强，应该晚点退休。
2.人口预期寿命
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如果法定退休年龄不上调，则职工工作时间占生命周期的比重下降，从整个社会讲，缩短了劳动人口对社会贡献的时间，减少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以及交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时间。长期下去，社会将难以持续发展。因此，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社会稳定。
3.工作效率
一般认为，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大，工作效率会降低，当劳动者工作效率降到一定水平时，该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低于投入时，就应该退出劳动力市场。
4.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越高，首次就业的年龄也就越大，尤其是硕士、博士生，国家对其付出的教育时间越长，如果退休年龄不延长，则得到的工作回报时间越短，形成投入大、产出少的现象，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有必要把规定最低工作年限作为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策。
5.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构成年轻的国家，新增劳动力比例大，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大，一般将退休年龄规定的低一点；反之，人口老龄化国家则将退休年龄规定得高一些。
6.养老基金支付压力
退休年龄的确定直接影响养老基金的收支规模，退休年龄越高，则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越长，需要社会保险机构支付养老金年限则相对缩短，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就越多。反之亦然。因此，国家可以根据养老基金的支付压力适当调整退休年龄。
7.就业压力
短期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如果一年只延长２～３个月，这种影响几乎不显现。从长期来看，一国的就业容量并不取决于退休人员所能腾出岗位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必然会持续增加。
二、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1978年规定的，随着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现行退休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1.退休年龄偏低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矛盾日益明显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为57岁，且呈现平均寿命男高女低现象。到70年代中期，平均寿命提高到63岁，且依然是男高女低。在这种情况下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为合理。但目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上升到70多岁,且女性还高于男性４岁左右。偏低的法定退休年龄和较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较大反差。男性相对女性的高退休年龄和其相对于女性的低预期寿命，造成新的男女不平等，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2.退休年龄固定不变与人力资本周期延长的矛盾逐步显现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我国劳动者首次参加劳动的平均年龄从原来的16岁逐步提高到18岁，尤其是高学历人员，参加工作时间更晚。另外，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医生、法官等人力资本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出来的。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一刀切”，没考虑到劳动者人力资本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造成了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
3.退休年龄虚低与老龄劳动人口实高的现象日益普遍
我国有一种怪现象，设法提前退休的人很多，提前退休后重又参加工作的人也很多。一些未满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进入退休行列，表面上看，可以为青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实际上，这些人“退而不休”，没有腾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还加重了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
4.妇女早退休与要求参加工作的矛盾更加突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相对落后，大批妇女参加工作，并且还参与一些重体力工作；同时，国家鼓励多生育，妇女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女性比男性早5～10年退休，充分体现了对妇女的保护和关心。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妇女工作强度大大降低，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妇女摆脱了育儿的辛劳，尤其是高学历的妇女，要求与男性同龄退休的愿望更加迫切，当初的关心和照顾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妇女歧视。
三、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居民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一生的工作时间在生命周期中的比重越来越小，日益损害着代际之间的公平，同时也对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延长退休年龄是维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西方发达国家退休年龄大多为65岁，且还有进一步延长的趋势。
1.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讨论延长退休年龄似乎很不合时宜，甚至不为多数人理解。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将进入零增长。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显示，从2015年开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逐年减少。因此，我国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老年人口增多和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20年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幅度上升，而劳动力的供给将会出现不足。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劳动力不足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也不应当短期内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应对未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需要提前准备，从现在开始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正是满足我国人口红利后对劳动力供给的需求。
2.延长退休年龄是节约社会资源成本的需要
应当指出的是，执行一刀切式的强制退休制度可操作性或许比较强，但需要全社会为之付出巨大代价。许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身体状态依然很好，工作经验也非常丰富，弃之不用不仅是对本人才能的浪费，而且也是全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我国已处于经济转型的加速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现实国情需要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国家建设工作更长一段时间。因此，延长一部分人的退休年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3.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是实现男女平等的需要
我国宪法规定，妇女与男性享有同等劳动的权利。男女同龄退休体现了国家对男女平等的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尊重。全世界有六成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政策，而中国是世界上两性退休年龄差距最大的国家，相差10年。如此大的差异遏制了女性的发展空间，因此，延长女性工作人员法定退休年龄，实现男女同龄退休，是宪法赋予女性的权利。
四、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建议
据人口专家预测，2015年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比例逐年下降，老年抚养比逐步提高，2030～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当前，反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就业问题，从数据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人数在1300万人左右。因此，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需要未雨绸缪，如果采取小步渐进方式逐步延长，对就业的影响将会降低到最小程度，同时也维护了不同年龄段的社会公平。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我国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可以分步实施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
1.现阶段应逐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失业人口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人口众多，社会就业压力很大。为保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并将延长退休年龄对就业的冲击降到最低，同时考虑机关事业单位女性工作人员的迫切需求，可以逐步实现男女同龄退休。第一步，2015年前，落实现有政策，所有女高级专家和女处级以上干部，单位需要，本人自愿，即可到60周岁退休。第二步，从2016年到2030年，采取渐近办法，将其他女性工作人员退休年龄每年延长４个月。即到2030年，科级（含）以下女干部的法定退休年龄将从55周岁逐步延长到60周岁；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从50周岁逐步延長到55周岁。由于我国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量劳动力从事低技术、强体力的工作，在小步渐进延长女性退休年龄时，还要区分不同行业实行有选择的弹性退休方式，如允许从事有毒有害和特别繁重工种的人员提前退休等。
2.长远规划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如前所述，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最大规模，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下降，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将会出现负增长。届时，中国将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到那时，延长退休年龄将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因此，从2031年开始，再用15年时间，将所有工作人员退休年龄每年延长4个月。即到2045年，男性工作人员和女干部的退休年龄将延长至65周岁，女工人的退休年龄将延长到60周岁。对女工人，也可以视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及劳动力需求程度，加快延长退休年龄速度，如可以每2年延长1岁，以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种渐进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虽然会使退休年龄延长目标的实现过程拉长，但能够将延长退休年龄对个人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符合社会公平原则，且对现在的中年人影响很小。例如，按照上述制度设计，1980年之后出生的人员才会到65周岁退休，1976年出生的工作人员将会在63周岁退休，而1970年之前出生的人员仍是60周岁退休。
政策建议论文 篇7
关键词：出口退税,政策,问题,优化建议
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历程
我国从1985年开始全面恢复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允许退还出口货物中所含的各种国内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增值税、产品税和特别消费税。并首次体现“未征不退”“征多少、退多少”和“彻底退税“的原则,这也标志着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正式成立。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经历了频繁的调整和变更,1994年,我国试行了税收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即废除了旧税制,推出新的增值税,主要体现在纳税人的出口商品增值税税率为零,也就是按照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实行全额退税。为缓解大量的出口骗税引发的财政负担,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在1995年被调整为3%、10%和14%三档。1996年,退税率再次被下调至3%、6%和9%三档。1997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出口退税率被上调至5%、13%、14%和17%四档。
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使中央财政逐渐难以承受出口退税的负担,从而导致较大规模的欠税。为了应对欠税问题,2003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将出口退税率调整为5%、8%、11%、13%、17%五档。2004年我国政府为了缓解中央的财政负担、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了出口退税比率,平均减幅为3%。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中国商品出口持续大幅下滑,为了鼓励出口,中国政府在12个月内先后七次上调出口退税率。2010年,国际市场需求开始回暖,我国对外贸易迅速恢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明确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包括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建材等在内的406个税号商品的出口退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的完成。
综上所述,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低迷、出口下滑时调增出口退税率,以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在经济复苏时,调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以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
二、国外出口退税体制
(一)法国出口退税政策
法国是增值税政策的开创者,在出口退税方面实行彻底免税,法国出口退税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滞退金”的实行,即税务机关若不能及时地退税给企业,要向企业缴纳“滞退金”;二是针对出口骗税的行为有一套严格的惩戒措施,企业一旦被判定骗税,将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
(二)英国出口退税政策
英国是出口退税政策的先行者,早于欧洲其他国家二百多年。与法国相同的是英国也实行“滞退金”政策,但英国的退税申报程序非常简单,只填写纳税申报表,其余资料由企业自行保管。区别于法国的“免、抵、退”税的办法。
(三)韩国出口退税政策
韩国与法国相同,实行彻底免税政策。不同的是韩国根据不同的出口方式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政策。法国、英国、韩国作为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代表,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做法。完善的税收征管体制是保证出口退税的前提,以上三个国家的出口退税管理都建立在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基础之上。
三、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央与地方分担机制不合理
我国的出口退税机制一直处于调整阶段,由1988年的所有出口退税全部由国家承担,慢慢转向中央和地方按一定比例分担。2015年,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我国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2014年原负担的出口退税基数定额上解中央。由于税收收入是由中央地方按比例分配,而出口退税款大部分由中央负担,很容易加重中央的财政负担,从而直接导致企业不能及时地得到退税款,进而引发“欠税”问题,出口退税的欠税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不利于我国出口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
(二)出口退税监管制度不完善,骗税情况的加剧
随着出口退税政策优惠幅度的加大,骗税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企业通过伪造出口单据,或将已经使用过的外汇重复使用,以此骗取国家补贴的出口退税款。当然,这也与我国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规定:凡是能够证明企业已经有应税货物出口,便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在出口退税的审查中存在漏洞。这就给不法分子一定的可乘之机。因此,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利用海关、外汇、税务部门之间的独立性,以出口退税为契机骗取国家税款,给国家的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三)出口退税率频繁变动
我国为了应对相应的经济形势曾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虽然起到了抵御经济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冲击的作用,在短时间内对企业产生积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周期性的,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出口退税率的频繁调整,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扰乱了企业的长期计划,并且让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政府的依赖。频繁地调整出口退税率不能成为挽救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长久之策。
四、我国出口退税制度问题的对策与思考
(一)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机制
国务院2015年出台的关于完善出口退税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中央对地方的消费税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改为以2014年返还数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使得出口退税的财政压力得以缓解。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采取将“增值税”转变为“中央税”再将所有出口退税划归中央负担的措施,避免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负担问题。或者可以通过改变增值税分配顺序,将现行的“先分配,后退税”改为“先退税,后分配”,即增值税收入首先扣除出口退税之后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从而解决中央财政负担。
(二)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加强骗税惩罚力度
将现行的规章制度中对退税的审核管理方面进行细化和完善,加强各部门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交流协作,定期进行沟通,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尽量避免职责的重复和缺漏。加强信息化数据审核,及时更新出口退税各个环节的数据,避免信息不对称,减少审核失误,通过信息平台中的征税、退税信息对比,加强日常管理,联合海关、银行等部门对出口货物的真实性、货物离境的相关单证等环节进行严格的审核,减少各个环节的退税漏洞,并完善出口退税资料抽查制度。并且可以借助媒体等平台加强对骗税案件的曝光和通报,揭露各种骗税手段,提高管理人员的警觉性,并通过培训提高税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同时,国家财政部门可以通过组建打击出口骗税的专业性队伍来应对日渐猖獗的出口退税骗税行为,加大出口退税的惩罚力度,对有过出口骗税行为的企业严惩不贷,从根本上解决出口骗税问题。
(三)科学合理地设置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制度的稳定性
科学合理的退税率是出口退税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合理的出口退税率一方面可以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效应最大化,另一方面还应充分考虑国家的财政负担。税率的设置应当加速尚未成熟的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体现国家宏观政策的先导性和前瞻性,对于资源型产品及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应当适当地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尽量避免为达到短期利益目标而制定与长期目标大不相符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国家财政部门应该尽量维持出口退税制度的稳定性,并加强执行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企业对于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及配合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出口退税政策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贸易政策,在我国自1985年实施至今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出口退税政策见证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整个历程。出口退税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整目标的实现,可以说出口退税政策对于我国出口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进出口贸易飞速发展的这几年里,出口退税政策上的缺陷也逐渐显现,为了加强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政府应结合实际,不断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发挥出口退税的宏观调控作用,建立合理并较为稳定的出口退税体制,实现中国出口贸易整体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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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论文 篇8
为了稳定生猪价格,促进生猪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家于2007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学术界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政策效果的评价,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从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和效果等方面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以期为今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些许启示。
1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
1985年开始,我国放开了生猪及猪肉价格,生猪市场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的价格管理体制。从此生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同时,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生猪价格呈现上涨的总体趋势。2000-2011年间,我国生猪价格由5.94元/kg涨至16.88元/kg,年均增长率达到14.02%。其中,生猪价格较上年下降的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下降的平均幅度为11.66%,最大降幅为24.37%。
粮食价格下跌和国际生猪价格持续走低是2002年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2004年生猪价格的大幅上涨之后,2005年生猪价格理性回归。2004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爆发禽流感导致禽肉消费减少,猪肉消费增加,生猪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禽流感过后,猪肉消费逐步减少,生猪价格出现下降。2006年上半年生猪存栏减少,出栏增多,猪肉产量增加引起生猪价格下降。由于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猪价一路走高,养殖户纷纷补栏,导致生猪市场供给过多,最终引发2009年生猪低价。其余7个年份,包括2001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生猪价格均较前一年有所上涨,平均涨幅为26.70%,涨幅最大的年份是2007年,该年生猪价格较上年增长了64.05%。2006年下半年我国南方地区爆发生猪蓝耳病疫情,部分散养户退出养殖,规模养殖户也缩小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紧张,导致生猪价格大幅上涨。其余年份生猪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包括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生猪养殖成本的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等,可以说,生猪价格的上涨趋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图1)。
我国生猪价格在表现出长期上涨的趋势下,生猪价格运行还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6年6月。这一阶段生猪价格的平均波动率为2.63%,波动率最大的2006年1月,其值达到14.89%;其余76个月份的波动率数据中,有65个月份的数值都在5%以下。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38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上涨,另外39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出现下降。总的来看,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实际生猪价格在5.56元/kg—9.66元/kg之间波动。
第二阶段:2006年7月至2011年12月。这一时期,生猪价格波动加剧,平均波动率达到5.58%,是前一时期的2.12倍左右。在所有66个生猪价格月度波动率数据中,有10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10%,31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5%,分别占总样本数据的15.15%和46.97%,而第一阶段这两项的占比仅为1.3%和14.29%。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42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增加,24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下降。上涨幅度最大的是2010年7月,其值达到15.56%,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则是2009年4月,降幅达到11.01%。与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实际生猪价格的波动范围在6.47元/kg—19.68元/kg之间。
综上所述,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有加强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6年下半年以来,生猪价格波动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由于该时期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运行,且生猪价格上涨的时间多于生猪价格下降的时间,因此,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并且,推动了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明显上升。基于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缓解生猪价格波动。
2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主体和客体
政策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政策主体制定政策的目标并规定政策客体的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政策客体也对政策主体起着限制和约束作用[1]。因此,研究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必须了解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客体,并运用系统的观点加以分析。
2.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体
当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国务院统一领导与部署,多部门联合参与完成的。具体实施时,遵循分级负责,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在中央一级,多个部委共同构成了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主体,具体包括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下属机关。除了中央一级外,地方一级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参与实施了生猪价格调控。他们承担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本行政辖区和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生猪市场调控工作[2]。
2.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客体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客体:分别是市场、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针对客体市场的主要是国家储备肉政策。客体是生猪养殖户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生猪良种补贴和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生猪信贷支持、重大疫病免费疫苗和强制扑杀补偿、屠宰环节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粪污处理设备补贴和生猪生产和监测预警。其中,部分政策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生猪规模养殖户。此外,生猪信贷支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客体是生猪规模养殖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具有一定资金和养殖规模的生猪养殖户才能获得信贷支持。可见,生猪规模养殖户是目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最主要的实施客体。针对的客体是消费者的政策,主要是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的生活。
3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的主要政策
与2007年之前国家采取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相比,现阶段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或手段可以说是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类:
3.1 生猪生产扶持政策
20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扶持力度,具体来说,要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制度,积极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农场)的奖励政策和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3]。2011年国家继续发文《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强调继续实施以上政策[4]。
3.2 生猪疫病防控政策
针对生猪疫情给我国生猪价格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具体出台重大疫病免费疫苗、重大疫病强制扑杀补偿和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三项政策,以加强生猪疫病公共防控体系建设,减缓生猪市场价格波动[3]。2011年《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提高了因防疫需要而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由以前的每头600元提高到800元,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由每头500元提高到800元[4]。
3.3 生猪信贷支持政策
要解决猪周期的难题,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贷款也是引导生猪规模化发展、稳定生猪价格的重要手段。2007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和2011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都强调了信货支持对稳定生猪生产的重要性[3,4]。
3.4 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生猪生产扶持和疫病防控政策,还是生猪信贷支持政策,都不会对生猪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即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通过生猪生产传递到生猪市场。因此,他们都属于一种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与之相反,国家储备肉政策是一种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政府的买入或卖出行为将直接对生猪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它和生猪生产和市场统计监测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第四个重要工具: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明确规定了不同预警区域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响应机制,主要是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分别或同时启动发布预警信息、增加储备等措施[5]。
4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
4.1 资金约束
虽然与2007年以前相比,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资金投入总量较大,但从目前政策实施的反馈情况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仍然受到资金方面的约束。中央方面,近些年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生猪产业,但由于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中央财政对该部分的投入仍显不足。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助为例。2008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规定,国家补贴的起步标准是养殖场的生猪年出栏量达到500头以上[6]。若按此标准,湖南省约有16000家养殖场可以获得补助,而事实上,2007年湖南省获得补贴的养殖场仅1079家,2008年为925家[7]。也就是说,超过9成的“合格”养殖户没有获得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补贴的不足。对于地方而言,政府收入源减少,资金压力大,难以完全承担起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县级财政,其资金配套压力相对更大。如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2009年度县财政配套支付能繁母猪补贴896万元;支付能繁母猪保险配套费538万元;配套支付免费疫苗费650万元;直接支付免疫注射劳务费1000万元。当年财政合计支付3000多万元。尽管国家每年对生猪调出大县补助1000万元,但相抵后地方财政仍增加了2000多万元的支出[8]。
4.2 人员约束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仅受到资源、资金约束,同时还受到人员约束。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专业人员配备不够,即人员数量上的约束。尽管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提高了基层动物防疫员等的工作经费标准,但仍不足以吸引相关人士从事生猪价格调控的基层工作,致使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一定约束。同时,生猪价格监测统计工作也由于缺乏专业统计人才而存在统计资料不健全、统计信息更新较慢等问题。二是人员素质欠缺,即人员质量上的约束。为了落实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全国畜牧总站于2007年在北京等地举办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管理和技术培训班,对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了种公猪的培育和选择、母猪饲养管理,以及生猪疫病防疫等方面的培训。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基层人员服务不到位的现象。一些基层防疫员由于免疫注射操作不规范,导致生猪发生疫病死亡现象,给生猪养殖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4.3 时滞效应约束
在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约束条件中,时滞效应约束对其影响最大。2007年生猪价格暴涨之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采取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来扶持生猪生产,目的是通过增加生猪市场供给以降低生猪价格。然而,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该轮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立即发生作用,而是在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才发挥效用。由于市场高价使得很多养殖户扩大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增加。此时,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后期生猪市场供给,最终引发新一轮生猪低价,整个2009年以及2010年上半年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在地位徘徊,最低时仅为9.33元/kg。可见,时滞效应对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时机的确定、政策工具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时滞发生的根源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内在时滞和产出时滞两大类。(1)内在时滞。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内在时滞指生猪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需要采取对策加以缓解开始,直至国家最终实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它又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和行政时滞两部分。第一部分认识时滞,即从生猪市场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到中央取得比较明确的认识,决定开始研究对策的时间。第二部分行政时滞,即国家明确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后,到决定实施何种政策工具之前的这段时间。2006年下半年我国生猪价格触底反弹,12月生猪价格突破9元/kg,2007年6月达到15.35元/kg。在生猪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一年后,中央才于2007年7月采取全面的调控措施。(2)产出时滞。产出时滞指国家采取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后,到对生猪市场价格产生作用的这段时间。产出时滞分为:决策时滞和生产时滞。决策时滞指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实施相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后,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新形势,改变自己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的时间。生产时滞指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后,对整个生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的时间。相比内在时滞,产出时滞的长度变化很大,并且更加复杂。针对生猪高价,国家于2007年7月实施调控措施,但猪价直到2008年5月才开始出现回落。
5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与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整体运行机制。有关政策实施的效果,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稳定生猪市场价格的目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现有政策作用有限,未能有效缓解生猪价格波动。本文认为,在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以其是否较迅速地稳定生猪价格为依据,因为时滞效应等约束条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效用的发挥。因此,本文在评价其效果时,将以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为依据,即综合考察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等目标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全国生猪市场价格进行系统调控,以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为标志。因此,本文以2007年为界,在此之前为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此后为政策实施后的时间。
5.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保持合理生猪价格水平的效果
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以下简称《09预案》),当猪粮比价位于9∶1-6∶1之间时,生猪价格正常[5]。2000-2006年间,我国猪粮比价的平均值为5.82∶1,其中月度猪粮比价最高值为7∶1,最低值为4.37∶1,47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55.95%。2007-2011年间,猪粮比价平均值达到7.1∶1,最高值高达9.64∶1,最低值4.61∶1,13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21.67%,另有5个月份的猪粮比价超过了9∶1。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后,生猪价格大部分时间在正常范围内,只是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消费者利益较政策实施前受到一定损失,相对地,生猪养殖户的收益增加。但是,生猪价格的波动幅度较政策实施前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表示月度生猪价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极值比这一项,政策实施后的数值高于政策实施前;表示数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和数据相对变异程度的变异系数后者高于前者。这表明,2007年以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能有效遏制生猪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势头。
注:极值比=最大值/最小值。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畜牧业信息网(http://www.caaa.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从政府陆续出台的调控措施来看,政府对生猪市场的调控日趋成熟。2007年生猪价格大涨之际,国家出台以生猪补贴为主的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一方面生猪价格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下一轮的生猪低价,该轮生猪低价持续了近一年半,生猪价格最低仅为9.33元/kg。随后,生猪价格再次上涨,2011年6月达到17.54元/kg。与之前调控措施不同,各级政府部门调控此轮猪价上涨的思路不是打压猪价,而是将调控的重点放在了促进生猪规模养殖、加快市场建设和完善市场调控机制方面[9]。在猪粮比价未高于9∶1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均表示不会通过大量抛售国家储备肉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猪肉价格。各政府部门坚持完善已有调控机制、完善低收入群体补贴和物价上涨联动机制,以保障消费者福利。
5.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市场供应的效果
生猪价格是由生猪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生猪市场需求基本稳定,因此生猪市场供给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猪价格。一般来说,生猪供给或生产的波动先是由能繁母猪的波动开始。当猪价达到高峰时,养殖户先调整能繁母猪数量,后逐步调整生猪产量,使其与需求相适应[10]。2009年开始,国家定期公布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数据,因此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效果的分析也从这一年开始。《09预案》的调控目标之一是生猪存栏不低于4.1亿头,能繁母猪存栏不低于4100万头。按此标准,国家的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09预案》主要是针对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采取的措施,并未明确生猪价格上涨时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的合理范围,后续政策也未涉及,这是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存在的不足。通常认为,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的比重在8%-10%比较合理[11]。利用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我国2009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比重(表2)。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占比一直高于10%,其中2009年2月、3月、2010年2月,能繁母猪存栏占比都超过了11%,说明现有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值得肯定的是,国家政策的效用正慢慢显现,2009年能繁母猪存栏占比的平均值为10.71%,2010年降至10.62%,2011年进一步降至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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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http://www.moa.gov.cn/)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5.3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
与国外生猪产业发展良好的国家相比,我国生猪规模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1999年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全国生猪总量的比重仅为20%,2003年这一比例也只有28.7%。大量散养户的存在使得我国生猪市场供给经常处于波动之中,受此影响,生猪价格波动频繁。因此,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家制定的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来看,政府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2007—2010年间,国家每年至少安排25亿元资金用于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每年继续投资25亿元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并视情况适当增加投资。受此影响,全国生猪规模养殖比例出现较大幅度上升,2007年其值达到48.5%,2008年、2009年生猪规模养殖比例相继超过了50%和60%(表3)。
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0年《中国畜牧业年鉴》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生猪规模养殖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大规模生猪养殖户生猪出栏占比越来越高。1999年年出栏量50-499头、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分别占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生猪的65.4%、15.6%和18.9%,到了2009年,50-499头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则分别上升了13.1%和4%。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生猪生产自然发展的趋势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引导的结果。可见,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5.4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效果
目前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2001-2006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为11.44%,其中散养生猪成本利润率为9.66%,小规模养殖为14.27%,中规模养殖为12.95%,大规模养殖为8.85%;2007-2010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上升至20.41%,较2001-2006年增长了78.41%,其中散养生猪、小规模生猪、中规模生猪和大规模生猪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17.92%、21.42%、22.26%和20.06%,分别增长了85.51%、50.11%、71.89%和126.67%。不仅如此,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的成本利润率数值也较政策实施前有所提升。2001-2006年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2004年,其值为19.79%,最低年份2005年,其值为7.48%;2007-2010年间,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为2007年,其值高达37.85%,最低的2009年,成本利润率为10.51%。这说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生猪成本利润率年度间差别较大,即生猪养殖户收入不稳定,即使在政策实施以后,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还存在一定局限。
(单位:%)
注:散养、小规模养殖、中规模养殖和大规模养殖的划分标准,参见《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即指生猪年出栏量:农户散养在30头以下,小规模养殖30-100头,中规模养殖100-1000头,大规模养殖1000头以上。数据来源:根据2002-2011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运行机制的分析表明:(1)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2)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资金、人员和时滞效应等条件的约束,其中时滞效应的影响最大。(3)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目标,但对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和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6.2 政策建议
(1)加强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大多是通过“一年一个文件”的形式出台,如2007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等。这不利于生猪养殖户形成政策稳定的预期,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影响着生猪养殖户的的长期生产决策。因此要加强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尽早将我国政府对生猪产业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加强部门协调,完善监测统计工作。我国生猪市场数据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等至少四个部门负责,因此要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形成资源共享,以完善监测统计工作。
(3)加快流通体系建设。政府要大力扶持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鼓励养殖户与屠宰加工企业、批发市场、超市等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逐步实行订单生产,防止猪价大起大落。
(4)促进生猪产业科技创新,增强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滞后、疫病防控体系和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我国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政府应加快推进生猪养殖的科技创新,加大对生猪品种改良与选种育种、重大疫病防治、规模养殖场环境控制与污染治理等重大技术的研究,提高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12]。
参考文献
[1]金海燕.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行过程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8.
[2]董玲.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10.
[3]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jrzg/,201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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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EB/OL].http://www.gov.cn/gzdt/,2012-05-03.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EB/OL].http://finance.stockstar.com/,201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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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符永山,翟惠锋.能繁母猪政策性保险工作的实践与探讨[J].中国牧业通讯,2010(19):20-22.
[9]吴彦超,李昊.政府调控顺势而为社会舆论平和应对——政府调控猪肉价格总体思路与成效[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8):26-28.
[10]佚名.能繁母猪数量直接影响生猪市场波动——近二十年来我国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分析[EB/OL].http://book.qq.com/s/book/0/13/13431/137.shtml,2012-02-06.
[11]王珺.猪价:周期论PK供需论[EB/OL].http://www.boyar.cn/article/,2011-12-19.
天保工程现状及政策建议 篇9
1 天保工程的现状及成效
1998年, 由于长江地区和东北地区发生2次特大洪涝灾害, 给我们的家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因此, 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被破坏后带来的苦果。洪水退去后, 我国政府提出了严禁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砍伐天然林的政策。1998~2004年, 国家对天保工程计划累积投资达488.3亿元, 其中, 国债投资122.9亿元、财政补贴339.6亿元、地方出资25.8亿元。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木材产量调减已基本到位, 长江和黄河流域商品木材的采伐量基本得到控制, 并逐步减少。
2 天保工程政策性落实情况
天保工程对当地养老保险和其它政策的落实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工程实施十几年来, 在养老保险方面花费61.15亿元。到2013年, 工程在职人口中有169.6万人纳入当地社会养老统筹, 参保人数占在册职工的82.7%。到2014年底, 工程区政策性人员达30.78万。
3 天保工程建设成效
3.1 生态效益
森林资源过渡砍伐问题得到了控制, 森林资源正逐年得到恢复。据初步统计, 自天保工程实施以来, 累计减少森林消耗2133万hm2, 林区过量消耗森林资源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实现了森林蓄积面积和森林面积的双增长。仅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就达到77.61%, 比上一次全面清查提升了5.58%;蓄积面积和森林面积分别增加了266万hm2和112.7hm2, 总量达到了227.3亿hm2和2541.1hm2。森林生态长期退化得到了逆转, 局部地区森林面积明显提高。对黄河长江流域进行了抽样调查, 水土流失比2014度下降了5.99%, 长江泥沙含量直线下降。
3.2 社会效益
增强了当地人们对森林的保护意识, 确保了林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 天保工程也增加了当地劳动人民的收入。首先, 保护天然林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人们保护森林、保护环境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广大干部群众也为天保工程做出了巨大努力。其次, 部分富余人员得到了妥善安置。一方面用一次性安排等措施, 减少了36.8万人的富余人员;另一方面从事木材生产的工人减少到11.2万人, 减少了70%, 而森林管护人员增加了近16万人。最后, 天保工程地区的养老保险使地区变得更加稳定。
3.3 经济效益的提高
伴随着天保工程的不断深入,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林区经济发展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工程区内由以木材采集转变成森林保护和培育, 森林资源恢复速度加快。二是林区经济由砍伐木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多种经营模式并存, 就业方式进一步拓宽。天保工程实施前, 第二产业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天保工程实施后, 以木材生意为主的单一化产业链被打破, 第二产业的经济受到了打击, 以植树造林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许多地方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 努力发展第三产业, 提供了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 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
4 存在的问题及合理化的建议
虽然实施天保工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然而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由于森林资源的不足和人们对木材量的需求日益增涨这一矛盾和新时期林业发展的需求与以前老旧的林业机制所产生的矛盾仍然得不到解决。这2个矛盾有历史遗留因素, 也有施工中所产生的人为因素, 既是由国家机制不完善造成, 也是由国家缺乏投资造成。所以, 通过天保工程的实施改善生态环境不谐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应在现有的基础上, 加以解决潜在矛盾, 促进我国林业体制改革, 发掘林业资源的潜力, 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4.1 延长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建设期限
天然林是人类巨大财富所在, 也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证。对天然林加以保护, 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而且能推进经济、环境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生态建设不是短期内就能取得效益的, 森林的恢复具有周期性, 投资大、见效慢。与此同时, 天保工程建设时所出现的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所以, 应适当延长天保工程的建设期限, 通过持续建设保护天然林, 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问题。
4.2 加强天保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很多天保工程位于黄河和长江的上流区域, 多为高山或高原地区, 工程区的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 水、电资源缺乏, 病虫害严重, 特别是有些林场是20世纪50、60年代留下来的, 后期并没有加以改建, 基础设施十分简陋, 办公住宿条件差、资源短缺, 制约了当地林业经济的发展。虽然国家对偏远的农村贫困地区加大了投资, 但有些保护工程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得不到改善。国家应坚持把扶贫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抓, 改善天保工程周边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只有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农民才不会因为缺钱再去山上乱砍滥伐。
4.3 提高林业保护职工的工资待遇
林业保护工作作为国家的一项公益性事业, 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林业人员的工资待遇远远低于其它公务员, 很多时候林业单位因缺乏经费无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应适当提高林业相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 加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 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确保天然林保护计划更好地被实施。
4.4 提高天保工程建设的标准
各天然林保护工程普遍反映出人员经费、资源管护标准偏低的问题, 满足不了实际建设的需要。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 天保工程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在上涨, 而国家在下发资金时还是按照几年前的标准拨给经费, 导致施工压力增加, 生态保护工程后续的维护经费明显不足。建议政府应对当地物价进行考察, 分发资金时层层严把, 真正把钱用到“刀刃”上。
5 结语
天然林保护工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政策。与天保工程一期相比, 二期工程投入更多, 大大提高了森林管护、社会保证金的标准, 同时把森林的经营也纳入天然林保护工程中。这些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天然林保护工程的重视, 各个地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实施天保工程, 促进我国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通过对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近年来的现状和取得的成效进行描述, 分析天保工程所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国家政策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天保工程,天然林,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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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曹亚玲, 罗明灿, 马旭彦.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 2008 (6)
[3] 刘克勇.完善财政资金管理规定推进天保工程顺利实施[J].绿色财会, 2006 (12)
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建议 篇10
关键词：环境会计,能源危机,资源效率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同时对能源需求越来越大, 虽然我国能源人均消费量没有发达国家水平高, 可是因我国人口多, 消耗能源非常大, 到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己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专家开始对我国未来能源供需进行预测研究, 如果2020年中国煤炭需求约50亿吨, 这就要从国际市场上买约13亿吨煤炭。长远看在能源强劲需求下, 会推动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 而能源价格上涨将阻碍经济增长, 可见能源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能源问题研究迫在眉睫。
一、我国目前主要的能源问题
(一) 我国能源管理模式不够理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改变了以中央国有经济为主发展能源工业的思路, 鼓励地方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发展能源工业, 实行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能源工业发展方针, 标志着我国能源管理模式由计划管理模式向市场管理模式的转变。但是,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 能源市场管理模式虽然建立但还不理想, 市场准入管制不够灵活, 这严重制约了我国能源工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竞争力。
(二) 能源和资源供给保障存在很大疑问。
虽然我国是资源大国, 但由于人口众多, 13亿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上偏低。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 加上近些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 这样我国资源短缺问题更加明显。到2015年, 我国的木材供销应缺口将达到11—15亿立方米亿立方米。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 今后缺口还会更多。由于资源的短缺和大量进口, 促使石油、钢铁、煤炭等大宗原料及其相关的工业产品涨价, 可能导致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到2020年要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 能源和资源供给保障存在很大疑问。虽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受技术和成本的限制, 到2020年以前还不可能替代原有能源。
(三) 能源储量禀赋少, 利用效率低。
我国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国家。目前资源浪费也比较严重, 有些地方政府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一些项目, 使得大量生产能力闲置, 许多工业产品过剩, 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我国的经济增长目前面临严峻的资源短缺。资源利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资源的利用效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好坏。我国虽然整体的能源储量较多, 但还面临着禀赋和利用两大问题。在禀赋方面, 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低、能源分布均衡、优质资源匮乏、能源开采不容易。在利用方面, 我国能源使用方式粗放、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能源管理水平落后等。我国的能源效率较低, 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近期调查: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大约33%, 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 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四) 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和核算体系不够健全。
虽然我国早就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法规建设方面仍然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和核算体系不够健全;发展循环经济的配套法规体系不完善, 执行力度不够;政府机构职责分工不够明确。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缺乏一系列的法规体系和行政执行、准入制度。
二、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建议
(一)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改善我国传统能源管理模式。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 经济产出中的大部分是工业和建筑业, 这两个产业能源效率很低。我国应加快发展能效较高的产业。应有针对性地发展服务业, 从提高能源效率的角度, 鼓励一些低能耗产业的发展。如有选择地推出金融衍生工具、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以鼓励金融业的大发展;增加教育投入、鼓励高职高专教育、技工教育的发展;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建设软件园区等以推动IT产业的发展等改善我国传统能源管理模式。
(二) 实现资源的循环和综合利用,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资源的利用涉及到社会、经济、环境诸多方面, 我们要在生产领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以多种形式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 就是要实行绿色生产和绿色经营。使产品从设计、制造、运输、使用到报废清理的整个产品寿命周期中, 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 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要节约初级资源, 把各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控制在必要的界限之内, 使得在其耗竭之前能够找到替代资源;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不能超过其再生速度, 以保证持续供给;通过多种途径回收利用各种废旧产品、包装物等材料物质;尽可能对一种资源的多种用途充分加以利用;对一种资源的各种有用成分分别加以利用, 这种综合利用的效率明显高于对资源单一成分的利用, 设法对利用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排放物加以继续加工利用。
(三) 加大的科研投入, 提升能源效率的源动力。
我国应鼓励各种工业生产机械的节能改造和新型节能设备的研发, 尤其是水泥、钢铁、煤炭等高能耗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能源的回收利用也可以减少能源的消耗, 科研投入除了用于工业生产设备和其它行业的节能改造以外, 更应该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工业始终是能源效率低下的产业, 节能改造只能缓解其高能耗的局面, 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能源效率。国际经验表明, 进入工业化末期以后, 科技创新引领的产业高新化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 产业的轻质化对能源效率的改善具有直接而明显的作用。而加大的科研投入和相应的科教体制正是催生技术创新的源动力。
(四) 从环境会计视角研究提升资源效率和企业绩效。
环境会计将会计学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 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方法, 以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 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间的关系, 并运用专门的方法, 对企业给社会资源、环境带来的收益和损失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以便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环境信息。环境会计的发展不是用来取代传统财务会计, 而是要补充其不足之处,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环境会计信息已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参考信息来源。环境会计主要以传统财务会计为基础, 结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冲击的生命周期评估 (LCA) , 寻求最佳清洁生产 (CP) 方式, 并进行全成本评估 (TCA) , 提升企业的生态效益、资源效率提升和市场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另外, 对于企业编制环境会计报告的内涵, 包括其意义、功能及性质, 应包括资料搜集、资料分类、资料记录、资料配置、资料分析和资料沟通等项目, 而且应将环境会计纳入企业环境政策系统之中。其主要编制步骤包括界定目标、制定环境会计框架、建立资料清单、进行环境评估制度、实施责任分工及拟定清洁生产政策以提升资源效率和企业绩效。
(五) 根据资源禀赋调整消费结构, 优化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 这与我国的资源禀赋有关。但煤炭在所有能源中属于热能转换率较低, 我国煤炭消费比重的逐年下降对整体能源效率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要降低煤炭消费比率有助于我国继续提高能源效率, 就要考虑降低煤炭消费, 提高其它高效能源的消费比重。要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就要考虑关停小煤矿, 整合煤炭产业资源, 形成市场化的良性竞争;也要通过科研投入采选优质煤炭技术, 提高煤炭的利用率;也要考虑煤炭的消费与工业直接挂钩, 因此仍需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实现这个目标。提高其它能源消费的来源渠道应该是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虽然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最大意义体现在减少污染排放和能源可再生性, 但这些能源的合理使用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一方面, 通过风力、太阳能等渠道可以替代一部分火电需求, 这就能变相减少煤炭的需求,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这些能源在热能转换的技术指标方面也领先于煤炭。因此, 我国应通过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参与投资、鼓励使用新能源的设备等方式来逐步提高新能源的消费比重, 优化能源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家军, 吴玉菡.环境会计视角下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全成本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 8
[2].胡春晓.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管理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12
[3].李丙刚.我国的能源危机与经济发展[J].商场现代化, 2007, 6
[4].胡晓彬.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4
改善教学质量的总体政策建议 篇11
改善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需要在各个层面展开行动。但是，如果教师能够接受有效的培训、具备坚实的专业与教学知识、教学积极主动并获得支持帮助、能够敏锐地察觉学生的多元需求，那么他们的确能够为儿童带来重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来自弱势背景的儿童以及学校的低年级儿童。为了使全新的教育议程能够有效地关注平等和学习，各国政府与平等伙伴需要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确保教师获得适当的职前准备和在职支持。为此，本报告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在制度层面，就确保所有学生获得优秀教师和有效教学所需采取的措施达成共识。
第二，对新教师的教育培训项目和专业发展项目作出重新定位，应对课堂环境与条件所带来的挑战。
第三，应当认识到，参与式的学校领导需要有效地关注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
第四，对教学材料进行投资，特别是教科书和补充阅读图书。
《仁川宣言》强调了教师对于改善学习的中心作用，“我们致力于优质教育和提高学习效果，这需要强化对学习效果的投入和评估，以及衡量学习进步的机制。我们将确保教师在资源充沛、有效治理的管理体系中，获得权能，得到充分招聘，获得良好培训，具备专业素质，得到充分支持”。奥斯陆教育发展峰会所要传递的信息是对教师进行投资，帮助他们做好进入课堂的准备，建构支持机制，完善课堂授课方法，这就是在对学习进行投资。这是真正实现教育变革的先决条件！
我国企业年金现状及政策建议 篇12
一、国家、政府的责任加大
我国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举足重轻的作用:首先我国国有企业刚刚经过改革, 企业负担较重, 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尚未适应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还需要一个过程;其次少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钻制度的空子, 逃避养老保险责任;最后有关年金的国民教育普及程度极低严重制约了年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针对这些情况, 政府应该在企业年金未来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 完善各项法律法规, 兼顾公平和效率。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 对企业和员工进行教育, 使他们了解企业年金, 关注和维护自身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 包括社会基本保障、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这三大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社会基本保障具有政策支持、高度管控的特点, 而个人储蓄养老则是完全的商业化运作;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 同时兼具这两大支柱的特点。随着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 企业年金正在逐步向两端延伸。从目前的实践可以预见到, 企业年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趋势:企业年金与社会基本保障体系整合发展;账户管理进一步多样化、个性化, 并具有可携带性, 使企业年金与个人储蓄养老整合发展;账户管理的规范性进一步得到加强, 突出强调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 以确保受益人的利益。
例如, 在美国, 企业年金和社会保障的整合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额外”处理法, 即提供超过规定水平 (合并水平) 的缴费或待遇,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DC计划 (确定缴款型计划) ;另一个是“补偿”法, 即计划中员工的总待遇减掉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障待遇的一部分, 这种方法只用于DB计划 (确定受益型计划) 。由于超额的缴费水平能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 美国的法律对超额部分有具体的限度。在DC计划中, 超额部分的缴费率不能超过原有水平, 而且, 两个缴费率之间的差额最大不能超过5.7%或者老年人待遇的社会保障税。如果计划的合并水平在当前的社会保障税工资基数的20%-100%范围内, 那么这个百分比差距会进一步被缩小。如果基数在20%-80%之间, 差距就缩小为4.7%;如果差距在80%-100%之间, 差距就缩小到5.4%, 对于DB额外计划, 合并水平的期望收益率不能超过在原有水平的两倍。另外, 两个期望收益率之间的差距也不能超过一个“允许的范围”———每年不能超过0.75%, 最高年限为35年, 或者不超过最大差距的26.25%。合并水平可以是在年初的社会保障税工资基数上的任何一个数额。然而, 如果合并水平超过了社会保障覆盖的补偿水平———即超过了35年社会保障税征税工资基础的平均数, 则允许的差距范围就会缩小。提前退休也会引起允许的差距范围缩小。目前, 一站式账户管理促进了金融混业经营, 更加适合各类养老金计划的需要。
二、区域性联合年金计划是中小企业的现实选择
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中小企业较为密集的地区, 将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联合起来根据当地的环境特点和职工需求, 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联合企业年金计划。由于这些参与联合的中小企业受相同地理环境影响, 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需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同时还可以有效降低单个中小企业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成本, 实现企业年金基金的“规模效应”, 为中小企业提供经济、安全、高效的企业年金服务。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等政策颁布以来, 采取信托模式的企业年金市场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由基金公司担任投资管理人的市场化企业年金入市规模已超400亿元, 但仍以少数大型国企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集团为主。
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企业年金市场的相关政策, 但都针对单一企业设立年金计划。中小企业因为职工人数较少、资金规模较小等原因, 单独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并进行信托模式的基金管理困难重重。在尚无相关政策规定的情况下, 为开拓中小企业年金市场, 一些机构采取了集合计划的模式打“擦边球”, 已有一些银行携手基金公司设立了类似“如意养老1号”的集合年金计划, 但很少见诸媒体。
与单独设立企业年金计划相比, 针对中小企业的标准化年金计划成本低廉很多。在“如意养老1号”中, 工商银行同时担任受托人和账户管理人, 实现了年金管理信息的整合, 有利于提高企业年金管理的运作效率, 降低协调成本, 减少差错率。另一方面, “如意养老1号”汇聚了多个委托人的企业年金基金, 有效分摊了开户、交易、审计等各项费用。
同时, 该计划还采用标准的合同、标准的流程和标准的费率, 并实现了各管理机构企业年金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 中小企业只需按照标准流程操作即可方便快捷地享受到专业的年金基金管理服务, 有效地降低了管理成本, 使整个计划的管理费处于市场较低水平, 节约了委托人的费用支出。就如“如意养老1号”企业年金计划由工商银行担任受托人和账户管理人, 光大银行担任托管人,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和中信证券公司担任投资管理人。
作为国内首只根据不同投资管理人的投资专长, 设置不同管理风格投资组合的标准化年金产品, “如意养老1号”目前已设立华夏积极配置、工银瑞信稳健收益和中信平稳回报三个投资组合。其中, 华夏积极配置组合侧重于权益类投资, 能够充分发挥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在权益类产品投资方面的优势, 适合偏好“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委托人选择;工银瑞信稳健收益组合注重权益类投资和固定收益类投资间的平衡, 适合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委托人选择;中信平稳回报组合则充分发挥中信证券公司在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上的专长, 通过银行存款、购买央行票据和债券以及“打新股”的方式保证年金资产在风险最小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
就如“如意养老1号”企业年金计划还在国内首次引入了允许个人进行投资转换的机制。允许加入该计划的企业职工根据自身需要, 在每年的4月和10月两次免费对其年金资产在三个投资组合上的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从而更好地规避市场风险。
业内人士表示, 采取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分离的信托模式是企业年金管理的发展趋势, 避免了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一体化容易带来的化投资监督职责、放大投资风险等问题。
三、拓宽投资渠道, 谨慎选择投资方式
在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下, 必须考虑企业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稳定性, 以及持续投资能力和稳定的收益率。因此需要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 为企业年金的基金营运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增加投资收益, 降低投资风险;同时, 也要利用大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保值增值的契机, 实现资本市场自身结构的调整和效率的提高, 使其运作与管理技术日趋成熟, 从而使企业年金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随着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未来企业还可以考虑将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决策权给予员工个人, 这样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职务、不同风险偏好的员工对投资选择的不同取向。
四、改进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采取对企业年金的延迟征税政策, 并从税收立法的高度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充分发挥税收政策杠杆的作用, 加强企业和员工共同缴费建立企业年金的动力。对于个人缴费部分, 一定比例限度内应允许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列支, 同时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也可以考虑免征个人所得税, 待领取时再予征收, 避免重复征税。针对企业年金在地区和行业上的发展不均衡, 还可以考虑实行差别税率, 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较低的地区和企业加大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幅度, 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企业年金的建设中来, 以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率。
五、逐渐搭建企业年金的联合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