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评估公共政策（精选12篇）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1
20世纪50年代, 众多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把研究领域转向了公共政策, 实证研究方法也开始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中, 与政策研究相关的系统分析理论也得到发展, 这一时期是政策科学的形成时期。从70年代之后, 政策科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与此同时, 政策评估的理念和政策评估的理论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来看, 评估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政策执行对象需要通过评估来确定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公正、合理, 并借此判断政府公共政策能力的高低;政府需要通过评估向社会成员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诚意, 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寻求公众和利益团体的至此。所以, 对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进行判断, 以确定政策的价值——政策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公共政策评估的必要性
首先, 公共政策评估是社会公众的普遍要求。每项公共政策实施之后都要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项政策到底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在确定达到了某些效果的情况下, 公众进一步想了解的问题就是政策资源是怎样使用的、执行机构是怎样运行的以及政策执行是否产生扭曲等等。在解答政策问题时, 公众不仅要求政府对政策内容进行说明, 而且要求对政策执行的结果进行公布。而只有通过政策评估才能满足公众的这种要求。在解答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 人们或许要进一步问道:政策效果的好与坏究竟能说明什么更深刻的问题?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政策的成功归功于谁?政策的失败需要谁来承担责任?这些都依赖于根据政策评估结果作出的更深刻的社会分析。
其次, 各国政府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政策评估的必要性。政府往往主动启动评估, 目的就是掌握政策执行情况, 及时避免和纠正政策失误。从现实来看, 政策评估的必要性已经基本上达成了社会共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 政策评估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 不仅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手段, 也是透视社会现象、考察社会总体状况的必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已经出现了政策评估的广泛要求和重大举措, 政府和政策研究机构已经将政策评估纳入工作范围。同时, 系统科学方法、统计方法、经济模式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运用为政策评估的实际效果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 政策评估将会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专业化和法律化, 成为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评估标准是政策评估的依据, 只有参照一定的标准才能对政策进行现实的有效评估。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 比较常用的标准有 : 第一, 政策绩效标准, 既指政策执行的成绩与实际效果, 也指通过执行政策是否达到最初的要求。第二, 资源投入标准, 是指政策执行中人、财、物、时间、信息的投入和使用, 主要是为了衡量政策执行中的资源投入和使用是否符合最初设计的规定。如果说政策绩效标准是一个产出标准, 那么资源投入标准就是与其相对的投入标准。第三, 效率标准, 是指政策执行绩效与资源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 主要是为了衡量产生一定绩效的政策执行情况, 资源投入和使用是否达到最佳状态。第四, 工作过程标准, 主要是用来衡量执行机构的运作与执行人员的工作态度是否达到最佳状态, 有没有违反政策原则、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第五, 社会政治性标准, 是指根据现实评估结果进行社会分析的评估标准, 它可以包括政策目标设立的科学性、分配的公共性、社会指标及其他一些政策执行涉及的社会因素。采用这些标准进行更深一步的评估分析, 主要是为了通过评估反映现实社会的状况、探索现实社会问题和求得社会改进。
三、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性原则
公共政策评估既是一种评判活动, 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从评判的角度来看, 评估需要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准确、公正。由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政策评估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在这种情况下, 评估主体的能力和态度就影响着评估的结论与质量。
谁来担任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泛泛而论, 政策评估的主体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 任何一个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成为评估主体。但是如何使评估主体尽可能的客观, 这就要求评估主体既要拥有关于政策方案和政策结果的足够信息也要拥有关于政策理论尤其是政策评估理论的知识。因此公共政策评估应该遵循一定的主体性原则, 才能选定公正、独立的评估主体, 才能实现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评估。
(一) 利益关联原则
从目前来看, 公共政策评估活动中比较主要的评估主体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专业团体、媒体等, 但往往把政策实施对象这一重要的群体排除在外, 这是不科学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自我评估缺少客观性和全面性, 因此必须依靠外部的、多重的、独立的、持续的研究来弥补, 因此可见, 政府外部的评估也非常重要。媒体、私人团体、学者等均可以从事政策评估的工作, 在这一方面我国已经有了很大进展, 比如电视台经常制作专题采访和新闻特别节目, 这些节目往往暴露社会问题而引起人们对公共问题加以注意。
除此之外, 对公共政策实施对象的意见应该更加重视。在一些政策评估中, 作为政策对象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缺位, 不能把自身的切身体会表达出来, 这就会使评估结论所蕴含的观点不够全面。他们对政策的实施效果最有发言权, 但是实际中往往缺少利益表达的途径, 也很少有其他途径可以实现他们的意愿和主张。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公共政策实施对象参与政策评估, 不仅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
(二) 多元原则
以往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强调做了些什么, 投入了多少, 但对于该政策给实施对象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效用却很少提及。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情况, 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360度绩效评估的方法。360度绩效评估已经广泛应用于企业高层领导自我觉察与发展、员工绩效评估, 企业高层候选人的评荐、组织学习与变革等领域, 通过评估反馈, 受评者可以获得来自多层面的人员对自己素质能力、工作风格和工作绩效等的评估意见, 较全面、客观地了解有关自己优缺点的信息, 以作为制定工作绩效改善计划、个人未来职业生涯及能力发展的参考。公共政策评估不仅要自我评估, 更要听取外部的评估意见, 比如专业评估组织、媒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利益群体代表等, 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
(三) 独立原则
以往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主要是以官方评估为主。因为政府的公共权威性, 官方评估在政策评估上具有优势, 但是官方评估所发挥的政策评估功能相当有限。因为当其进行政策评估时需要非常依赖行政机关, 不仅需要决策机关提供政策评估所需的信息, 甚至需要接纳决策者的意见。官方主导的政策评估工作往往会发生偏爱政策的倾向。在一些行政人员看来, 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加以批评, 无异于对行政人员的能力提出了质疑。由此可见, 官方评估的立场不可能是超然独立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要自己评估自己并指出其政策的不足是很困难的。但这会导致最后公共政策评估的结论不准确。因此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政策评估主体并使之逐渐成为政策评估的重点。在这方面, 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 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建立独立的专业评估组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 专业化原则
目前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大多靠经验进行评估, 所以评估结果就缺乏科学性。而专业评估组织 (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 ) 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 他们拥有关于政策问题和政策理论的知识优势, 而且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不易受到利益和本位主义的影响, 能够保持超然的态度, 在资料获取比较方便和经费有保障的情况下, 由专业评估组织来从事政策评估工作较为适宜, 能够保证评估结论的真实性。但专业组织在进行评估时, 也会遇到很多难题。由于学科知识的不同和学术角度的不同, 对同一政策问题可能会持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 因而政策评估结论也就往往相去甚远了, 甚至有些可能被利益集团左右而失去了自身的中立态度。但是专业评估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因此应该加强专业评估人员队伍建设。首先来讲教育、培训是必要的, 必须使其掌握政策评估的科学理论和相关技术方法,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鼓励和吸引政策分析专业人士到政策评估组织任职工作;加强官方政策评估人员与非官方政策评估人员的交流和合作, 最大限度地保障经费独立, 使他们保持中立的态度。
四、公共政策评估面临的现实问题与策略
政策评估是继政策执行后又一运行环节, 多种现实因素的影响, 总会使评估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应该对评估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相应的评估策略。
(一) 评估面临的问题
首先, 政策效果很难准确估价。一项政策的推行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是一个很难分析的问题。在政策实施后, 政策客体的变化究竟哪些是政策影响所致, 哪些是其他因素影响所致, 政策的实施是否对非政策客体也产生了影响, 这些都需要仔细地分析、甄别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次, 消极因素的抵制。政策评估必须要对政策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 这样一来, 决策着、执行者、相关利益群体都会有不同的考虑。当评估结果可能与他们原先的观念不一致时, 他们可能会阻拦政策评估的实行。最后, 评估活动成本费用的困难, 政策评估需要大量的经费、人力和时间, 这些投入除非能够足够的得到保障, 否则评估活动难以进行。对于社会团体来说, 除非评估与其有着利益关系, 否则也不会赞助评估, 因此经费的困难是评估的一大阻力。
( 二 ) 评估的策略
首先要慎重发动评估。评估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避免不成熟的评估。政策评估关系重大、涉及面广, 而且评估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变更和新政策的制定, 不同的认识观念、评估技术水平、消极因素也都会对评估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 发动评估要谨慎并做好准备工作。要沟通相关人员和机构, 对评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达成共识, 这样有利于消除阻碍因素, 获得最大的支持。还要搜集政策目标、执行过程、综合影响等方面的充足信息资料, 以保证评估分析依据的充分。要提出经得起各方推敲的现实可行的评估计划, 以保障评估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次要端正思想, 加强主观承受力。与评估有关的各方人员和机构应该充分认识到, 政策评估的结果可能与各方的主观认识有差异, 而且存在着对政策评价好或坏的两种可能。因此, 要使各方人员从心理上做好准备, 能够理性的接受评估分析的客观结果, 避免评估结果与自己的认识产生差异时拒绝接受或消极抵制评估。最后, 从长远来看, 应该积极地促进政策评估的系统化、制度化和高水平。系统化是指政策评估应该和政策执行一样, 有自己的工作系统, 包括常设的组织机构。这种工作系统可由政府的脑库、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组织构成, 主要任务就是汇总信息、政策规划、执行跟踪和政策评估。制度化是指政策评估应该通过规定成为一种制度。一项公共政策从推行之日起经过多长时间应该进行一次法定的评估, 评估的权限、程序以及评估组织的资格、评估的经费来源、评估的条件限制都应该有所规定。评估的制度化能够保障评估活动的正常展开和评估的质量, 有利于高水平、及时地检验政策效果。高水平是指政策评估要根据现实要求和社会的进步, 不断第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要熟练、适当的运用评估技术使评估结果更加有效, 而且要在这些基础上达到更加的创新。评估结果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评估水平, 使评估技术、方法和观念以及评估结果达到和保持一定的高水平, 这是评估活动长远发展的基本要求。
摘要：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通过政治程序制定和执行的行动方针和行为准则。公共政策评估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 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价, 是政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政策评估, 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整体过程,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检验政策效果, 提高决策与政策执行的质量。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评估标准,主体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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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2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原则
(论文摘要)我国在公共政策评估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之一，主要是我国在政策评估方面的着重点在于提出各种不同的评估方法、模式，却忽视了对政策评估的研究。事实上，只有本着利益相关、多元化、独立性、专业化、公开公平、代表性等公共政策评估性原则，才能选出客观、独立、合理、有效的政策评估主体，才会有利于公共政策评估的改进。反之，公共政策评估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
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在评估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决定着评估标准的制定、评估范围的大小以及评估方法的选择，从而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评估工作的成败。笔者认为，只有遵照以下系统的评估主体性原则，才能选定客观、独立、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才能实现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评估。
一、利益相关原则
一般的公共政策教材认为，在公共政策评估活动中，除立法机关、政党组织、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外，比较重要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专业机构和人员、大众传播媒体。在这其中，把政策对象这一重要评估主体排除在外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作为公共政策对象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公共政策给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对公共政策最有发言权。可惜的是，在一些政策评估实践中，具有如此重要发言权的团体往往不能参与到政策评估的过程中，他们不能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切身体会表达出来，这对于公共政策的评估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评估主体中作为政策对象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的缺位，导致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和个人话语权的缺失，使得评估结论所涵盖的观点不够全面。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不仅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
二、多元化原则
长久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都是以政府机关为主的，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再到地方政府都设有自己的政策研究室。但行政官员在其政策评估报告中，常常通篇强调政府做了些什么，政府投入了多少，但对于该政策给目标群体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效用，他们却往往没有提到。要知道在衡量政策效用时，我们不能仅仅立足于政府做了些什么。
这种政策评估主体的单一化，使得公共政策的评估往往带有严重的片面性。而且由于评估主体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这种评估也带有很大的不可靠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企业管理界一直风靡着这样一种评估模式——360度绩效评估，又称为全方位评估。它是指由员工自己、上司、直接部属、同仁同事甚至顾客等全方位的各个角度来了解个人的绩效：沟通技巧、人际关系、领导能力、行政能力等等，通过这种理想的绩效评估，被评估者不仅可以从自己、上司、部属、同事甚至顾客处获得多种角度的反馈，也可通过这些不同的反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长处与发展需求，使以后的职业发展更为顺畅。公共政策评估是通过制度保障的、规范化的工作行为，同时也是专业性很强、技术含量很高的研究活动。针对目前评估主体单一化的现状，公共政策评估可以参照360度绩效评估以及国外的成功经验，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政策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
三、独立性原则
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的主体主要是以官方为主。而我国官方的政策评估又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和党委下属的政策研究中心进行的。从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这个角色本身就是不独立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拨款，这就决定了这样的政策评估者是很难客观地去评价政府的政策。其二，政府的政策评估会受到内在“人事关系”的不良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爱讲“关系”的国家，政府里面的人事关系尤为复杂，在对公共政策的评估过程中会牵涉到许许多多的利害关系。
这就使得评估主体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难以保持立场和态度的科学性、客观性。显然，要政府部门自己评估自己并指出其政策的不足是很困难的。J。Q。威尔生曾提出了两条有关政策评估的一般定律：威尔生定律一，假如一项政策研究是由实施该项政策的人或者他们的朋友进行的，那么，所有对社会问题所作的政策干预都会产生所要得到的效果。威尔生定律二，如果政策调研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尤其是如果是由对相关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所进行的，那么，没有任何对于社会问题进行的政策干预会产生预想得到的成果。一般来说，政府的人员常常偏好于证明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而且在政府的内部也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利害关系的制约。因此，要求政府在对自己所制定政策进行评估的时候做到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的工作人员更习惯于服从上级的领导，为了自身前途也不会去反驳领导。这会导致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源受到上级政府部门偏好的影响，使得最后公共政策评估的结论不准确。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政策评估组织，并使之逐渐成为政策评估的重点。在这方面，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取得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建立独立的专业评估组织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专业化原则
做好政策评估需要具备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关于政策方案和政策结果的足够信息;二是拥有关于政策理论尤其是政策评估理论的足够知识。而我国目前公共政策评估活动的主力军一官方政策评估部门往往缺乏有关政策评估的专业理论，大多靠经验进行评估，那么其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而专业评估组织(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大批专门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人士，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因此，我们应该加强专业评估人员队伍建设。必须加强对政府决策人员和评估人员的教育、培训，使其掌握政策评估的科学理论和相关技术方法，尽快从“外行”转到“内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吸引政策分析专业人士到政策评估组织任职工作;加强官方政策评估人员与非官方政策评估人员的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共享，将评估理论与决策现实有机统一起来。
五、公开公平原则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中各个利益团体之间互相协调利益关系的产物。因此，公共政策的评估也应该建立在各个利益团体共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要做到平等地协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掌握的信息一定要是对称的，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缺乏信息的一方会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这是不利于该方的利益表达的，这会使政策更偏向于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也就是说对它更有利。在实际的运作中，有些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评估的过程中，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而提供虚假的信息，或者出于政治性策略的考虑有意歪曲实际效果，或者提供一些误导性信息，这就使得公共政策评估参与主体在评估过程中，出现了对话地位的不平等。参与评估的主体在缺乏全面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科学客观地去对一项政策进行系统的分析。针对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公共政策评估中评估参与主体话语权的缺失，政府应该把公共政策制订的目的、规则、标准、实施状况等因素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予以公开，使公共政策评估参与主体在评估前可从有关部门那里获取评估对象的全面、真实信息，使他们能够结合自身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被代表公众的信息汇总，作出科学、客观的评价。同时还应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对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
六、代表性原则
在近年来的公共政策评估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中已经(上接第128页)非常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代表参与。但是，由于有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声生方式不尽合理评估参与主体是由上级组织指定，而非通过选举产生，在上级组织指定参与主体的过程中，把一些与政府部门观点相左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排斥在外，或者评估参与主体本身就是公共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或者与政府有利害关系等因素都导致评估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的欠缺。赛可否认，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也大张旗鼓、兴师动地开展过名目繁多的民间评估公共政策的活动然而由于受政府领导者个人素质影响大，缺乏相应{I勺制度保障，大都流于形式主义。在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要真正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的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应该是涵盖所有公共政策评估相关人利益的代表，不论是持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看法的公众都要包括在内。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3
关键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66-03
城市是人口、产业、资源经济最密集的场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使得城市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迅速集聚的社会生产要素给城市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使城市作为特殊的承灾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因素，其危害程度和范围也不断增加。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现代社会正处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之中，现代社会的风险超过了人们的控制能力。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的“非典”疫情、2014年的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以及2014年年底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等都给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城市的脆弱性，风险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完善城市公共安全防御体系势在必行。而作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重要手段的风险评估，对于识别城市存在的风险因素、评估风险等级、提出对策、进行风险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公共安全及其风险评估
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随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城市公共安全是指由政府及社会提供的预防各种重大事件、事故和灾害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的基础保障[1]。这意味着城市公共安全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公共安全是由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政府不仅要建立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责任制，也要根据城市公共安全的特性制定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安全;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安全是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保障，它的保障对象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城市建设既是集聚财富的过程，也是集聚风险的过程[2]。威胁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因素既有传统安全风险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风险因素。传统安全风险因素包括自然灾害风险、技术灾害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和公共卫生风险。随着城市的发展，除了传统风险，城市越来越多地面临非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因素包括金融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恐怖袭击风险、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和突发群体性事件风险等。为了实现对各类灾害事故的有效控制，保障城市居民的各方面安全，必须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而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评估尤为重要，它是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指对城市进行风险评析，通过风险辨识发现城市潜在的危险源，对城市危险源进行分析预测，评估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从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范、降低和消除风险，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在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时，主要考量城市的脆弱性和可承受性两个方面。
二、现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分析——基于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分析
（一）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故回顾
2011年起，黄浦区政府、上海市旅游局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连续三年在外滩风景区举办新年倒计时活动。鉴于在安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可控因素，黄浦区政府经与上海市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协商后。于2014年11月13日向市政府请示，新年倒计时活动暂停在外滩风景区举行。2014年12月9日黄浦区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决定，2015年新年倒计时活动在外滩源举行。事发当晚20时起，外滩风景区人员进多出少，大量市民游客涌向外滩观景平台，呈现人员逐步聚集态势。22时37分，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北侧人行通道阶梯处的单向通行警戒带被冲破以后，现场值勤民警竭力维持秩序，仍有大量市民游客逆行涌上观景平台。23时23分至33分，上下人流不断对冲后在阶梯中间形成僵持，继而形成“浪涌”。23时35分，僵持人流向下的压力陡增，造成阶梯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3]。
（二）现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是指对城市公共安全进行风险评估的机构和制度，包括评估主体、评估内容及指标体系、评估方法、评估程序、评估结果五方面内容。上海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到目前为止已建立起以公安局和民防局为核心的城市风险管理系统。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如下：
第一，评估主体。上海由市公安局为主的社会安全体系全面负责应对和处置各类突发性社会安全风险。2004年9月30日上海启用市应急联动中心在突发事件的先期处置中发挥应急指挥和快速联动的作用。2005年上海成立应急管理委员会，下设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上海目前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主要是以市委、市政府为主导，在“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下牵头组织各区县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在2014年年底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风险评估由黄浦区旅游局进行，而现场风险评估工作主要由黄浦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及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进行，通过现场影像数据信息由指挥中心指挥员报送黄浦区公安分局领导及市公安局领导，从而对现场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粗略评估。
第二，评估内容及指标体系。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对城市潜在的风险源的数据信息汇总分析，判断其性质、危害程度及影响区域，对其分级分类，从而做好充分响应准备，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和升级，减少危害损失。上海市把危及城市公共安全的灾害事故分为19类25种，每种又细分为一般、重大、特大三个等级。由市公安局编制的《上海市密集人群拥挤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按照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事故的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将人群密集公共场所事故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并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在踩踏事件中，应急指挥中心及公安局主要是对外滩陈毅广场的人流量进行评估，由于并未制定外灘活动应急预案，对于外滩公共安全的风险评估主要依赖于现场观测数据信息，并根据人流量密度评估现场安全风险，判断是否需要加派警力引导人群疏散。
第三，评估程序。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主要程序是风险源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事态出现恶化端倪时，报警信息迅速汇集到指挥中心，传送至各区域指挥中心，并及时向上级指挥中心和行政领导报送进行风险评估。黄浦区指挥中心根据视频摄像头、数据采集终端以及语言通信终端等获得信息并上报现场数据信息，黄浦区公安分局及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上报信息进行紧急分析评估，提醒做好响应准备。
（三）风险评估机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一，职能不清与评估主体不明确。任何群众活动之前，都必须要做足风险评估，相关的各委办局、各属地部门、各企事业单位都要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任务和责任。上海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成立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和应急管理委员会，应是对活动进行风险评估的参与者之一，但在外滩新年倒计时活动中，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事件中的评估工作主要由公安行政领导个人评估，缺乏相关部门和专业队伍的参与，相关部门甚至没有发挥作用，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仅靠公安部门进行风险防控工作。现有的法制没有明确风险评估主体，形成由“条线部门”主导的各自为政的评估机制。
第二，评估技术落后与方法不科学。国内外对于风险评估的方法很多，当前常用的是突变级数法，但当前评估主体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水平。目前，国内外对人员拥挤的判别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只限于特征的描述[4]。有规定指出景区、景点室内达到1m2/人、室外达到0.75m2/人，即要启动应急预案[5]。对于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人员拥挤需要科学考察单位时间内和单位地点内人员的流动情况，而不是仅凭对人流的大致主观推测来进行评估。据市民回忆，事发当晚，外滩人流密度高达6人/m2，但这一数据并没有得到指挥中心的准确监测。事发前，黄浦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并未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风险评估。应对事件的直接做法就是部署警力，却并没有采用科学评估的手段。
第三，风险意识薄弱与知识不足。2014年12月9日黄浦区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区公安分局与市政委等部门做好活动预案。作为活动承办单位，黄浦区旅游局对辖区内重点区域风险评估不足，而黄浦区政府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未检查监督会议具体要求的贯彻落实，也未对可能存在的大量人群聚集做安全风险评估，没有对活动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予以高度重视，缺乏应有认知。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政府及公安局等领导未能及时正确评估人群集聚的风险，知识不足正是一大原因，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无法进行专业评估，导致判断失误，应对严重缺失。另一方面，现有预案及研究成果也存在实践操作性弱的问题。
第四，条块分割与部门协同不够。交通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是人群集散、空间移动、流量管控的关键部门。对于外滩新年活动，地铁、公交、车辆的交通管控都应做好规划评估，这不仅仅是公安局和指挥中心的任务。而对人流的趋向和流动状况，通信技术部门也必须及时将数据信息报送上级相关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部分部门已经完成相关工作，而踩踏事件依然发生，这是因为部门条块分割，协同性不够。
三、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一）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规程，规范评估程序
完善风险评估法制建设，依据国家公共安全法制的要求，结合地方特色，针对风险源的特点，构建完整的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法制体系。对评估程序、运作体制、评估权限等都应有明确和详细的规定。分解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任务，强化任务落实，推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编制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白皮书，强化评估科学性，细化各项评估流程，规范评估程序。同时，要强化执行监督，将风险评估工作寓于日常监管工作中，落实风险防控措施。
（二）加强风险评估技术支撑，更新评估方法
完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形成覆盖全市的信息管理技术平台。建立起公共安全风险数据库及案例库，将历史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在遇到问题时在案例库中检索过去类似案例，对现有风险因素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另一方面，在监测方面，加强监控技术支撑，综合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网络和数字监控等先进技术，建立起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多功能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技术平台，实现更为准确的风险信息获取，并在全市重要场所设立显示屏、户外广播等安全提示设施。在评估方法上，引入专业团队，与国外先进评估方法接轨，采用专业数据统计和理论方法，建立完善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风险评估模型。
（三）建立公共安全专家评估系统，强化教育培训
多元化评估不仅是科学评估的需要，也是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事件发生时，往往需要决策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信息评估并迅速做出判断决策，这对决策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特别高，而现有决策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学者戚建刚认为，应当以现有的应急工作办事机构为基础，通过增强职权职责、配备专家精英、更新软硬件设施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其獨立性、权威性、专业性和精确性，从而集中、统一、权威、精确、高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6]。而对于决策者，应当加强风险评估教育培训，提高管理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评估能力是预防工作得以贯彻的根本保障。
（四）条块结合，推动风险评估的协同合作
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运行流程，建立组织、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机制，保证信息沟通的快速与通畅。协作问题主要来自组织结构因素和现有行政体制因素，组织结构因素包括结构的静态涉及和组织运行的动态过程。因此对于横向联系的组织设计应当以横向协调与横向制约的方式设计，实行层层协调，采用标准化的协调方式。出台有关职责分工的基本制度，建立协调监督制度，设立协调类工作的量化指标体系，纳入部门和个人的工作考核。
四、结语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和模块化的系统，比一般的组织结构都要复杂。风险评估是做好风险管理的前提和保证，为了保证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必须建立高效、灵活的风险评估运行机制。我国目前公共安全保障基础尚且较为薄弱。本文通过结合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案例对其风险评估机制运行进行分析，从评估主体、评估程序、评估方法等方面分析其中显现的问题，进而探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为风险评估的模型建构、科学分析和实践操作提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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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 of Risk Assessment on Urban Public Saf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mpede at Shanghais Bund area
ZHENG Qianqia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speeding up increasingly. With the coming of the risk society，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f social and production factors bring vitality to the city development， but also make the cities face more and more risks of public safety，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urban public safet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t is imperative to construct the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The stampede occurred at Shanghai's Bund area in December 31， 2014 reflects the lack of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of urban public safety. It'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confirm the mai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assessment，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procedures， strengthen the multiple assessment， and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of assessment， then reinforce the found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of urban public safety.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4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意义和基本程序
(一)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
当前,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各地开发力度不断加强,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现代风险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 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1]。政府必须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同时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重大政策出台, 应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同时, 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人为因素很多, 具有难以估计的复杂性, 因此在对重大政策研究过程中进行分类应当区分可控和不可控风险, 本文研究所探讨的是可控的重大政策风险。
(二)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意义
重大政策要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 这就需要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有序的评估方法, 从源头上规避、预防、降低以及控制和应对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因素, 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防范能力。从而及时预警因考虑不周全而侵害部分公民或集团的合法权益, 获得群众对重大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降低改革中的阻力, 确保改革稳定发展。
本文试图运用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构, 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使得风险评估法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以及评估, 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 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 为确保重大政策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 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有序的轨道上, 进而防止严重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
(三)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基本程序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程序是基于管理学中的风险管理理论, 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1.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将对重大政策所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 进行分类、判断以及归类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
2、制定风险评估方案
由评估责任主体 (重大决策拟定部门、政策起草部门、项目申报部门、改革牵头部门以及工作实施部门) 负责制定评估方案, 包括具体组织形式、时间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具体措施。
3、广泛征求意见
评估主体按照评估方案, 就拟定重大政策进行公告、公示或者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听证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来征求各方意见。并将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作为进行风险评估的第一手资料。
4、风险估测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 邀请主管理部门、执行部门、相关专家等组成风险评估小组, 对所收集的风险资料加以分析。同时, 根据风险成因、潜在威胁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等问题, 进行风险规避。经过严格的审查报批程序和周密的判断以及科学研究论证, 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 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大小, 这是风险的定量过程。
5、风险评价
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去衡量风险的程度, 以便确定风险是否需要处理和处理的程度。衡量是否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 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可能引发较大的不稳定事件, 以及是否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二、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研究
风险研究最早运用于项目工程管理。受20世纪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安全进行评估预警思潮的启发,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逐步形成。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预警系统侦测经济安全, 比如美国的“美国商情指数” (哈佛指数) 、法国的“景气政策信号制度”、日本的“日本景气警告指数”等。
国内学者对社会稳定风险指标的研究源于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的社会指标预警课题组, 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出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社会问题指标、主观指标四大类, 40多个主客观具体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宋林飞 (1989) 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为包括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7大类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2]。朱庆芳 (1992) 提出由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仇立平 (2002) 负责的上海课题组提出由17个方面7 0多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阎耀军 (2004) 提出6大类55个指标构成的预警系统。陈远章 (2008) 设计了一套涵盖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社会舆情四个方面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综合国内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得出几点结论。其一, 目前在重大政策中有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 但其研究侧重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方面影响的研究, 对重大政策引发民众冲突的社会风险因素研究方面不够深入和系统 (童星, 2010) , 重大政策拟定部门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包括“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四个方面[3]。其二, 重大政策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 (杨琳等, 2010) , 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应急制度不完善[4]”导致的社会风险发生后恶性循环, 引发出更大的社会风险;“技术支撑体系”没有或者较少建立, 导致缺乏理论指导和媒体监督, 致使相关管理人员不够重视潜在社会风险的发生。其三, 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广泛和全面的特点。但条目过多, 却导致社会监测困难。评价指标体系适用性差, 缺乏普遍性, 操作实施困难, 不具备常规性和抽样性的特点, 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归纳已有的研究, 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和相应的管理状态来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见图1) 。
(一)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
为使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 应先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甄选出来的敏感指标组成的一种测量社会危机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体系”。一般来说, 指标通常是用该地区公众对政治形势、社会发展不平、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政策等影响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因素的估计、推测和判断为基础综合编制而成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包含“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五个定性指标之下, 根据陈远章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又分别建立了18个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 (见表1) , 着力于从全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考察重大政策的存在对社会带来的贡献与影响, 从而降低社会风险, 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探索重大政策前置评估, 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 使其具有有效的操作性, 同时, 也改变了以往的评估指标不够科学性和系统性, 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 建立相应的管理状态测量指标
政府部门相应的管理状态构成, 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各级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意识, 并因为重视民意而及时化解矛盾。这部分内容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应急机制、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为二级指标。根据陈伟珂等“执行过程风险指标”建立了6个三级管理状态测量指标 (见表2) 。
三、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 将上述的各级指标赋予权重值后起先无量纲化后得到社会稳定风险程度指标, 并根据指标大小来进行适度控制。根据图1和表1, 建立下列社会风险预警评估模型:
ESRij为二级指标评价值, ESDi为一级指标评价值, X代表无量纲值, W代表社会风险预期各级指标权重, n为各级指标序号。通过上述公式测量出各级指标权重, 并予以社会风险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对比风险等级予以相对应的风险识别。
上述指标权重是信息化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为了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权重采用既反映决策者主观意志的主观权重, 又反映决策客观数据的客观权重的组合权重。各层次的评价指标确定后, 采用了在专家咨询法 (Delphi) , 请有关专家对每个定性指标打分, 并对不同等级的得分系数求加权平均数。定性指标在不同等级上的分值系数分别为:强1.0、较强0.8、中0.6、较弱0.4、弱0.2。定性指标则是通过对熟悉重大政策对社会风险影响的专家、政府官员等的调查得到的统计结果。在此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 (AHP) , 对不同层次的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在建立判断矩阵时运用专家咨询法对进行两量指标进行比较并赋值, 权重的确定采用了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思路。通过对每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单因素评价可以得到隶属关系矩阵, 它反映了某一、二级指标在各个指标上对各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情况, 某一级指标的隶属情况分析就需要对二级指标的单因素评价结果进行综合。
四、应用前景
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建立在与之相类似的科学理论、方法及技术手段基础之上, 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评估, 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 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 为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 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与秩序的轨道上, 从而防止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盲目决策, 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科学、不合理、不符合群众的期待等此类问题, 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 为决策设置一道“刚性门槛”, 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尽可能减少因决策失误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摘要：根据风险评估的基本理论对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进行研究, 从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和相应的管理状态两方面着手分析可控的重大政策风险, 并建立相应的风险评估体系, 以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关键词：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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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琳, 罗鄂湘.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与管理, 2010, (3) .
公共艺术评估议程 篇5
一、地点：综合楼九楼906会议室
二、参加人员：
（一）河南省高等学校公共艺术教育评估专家组成员：
组长
吴柏林
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教授
组员
王秋兰
郑州大学艺术教育部主任 教授
李新生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
（二）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参加人员：
朱性福 杨剑虹 赵金周 张效利 邵明仓 张劲松 杨富霞 夏莹 闫金友 王存卿 崔继海 范国权 李嘉以及学院其他部门相关人员
三、汇报会议程（时间：4月18日9:30）
第一阶段
主持人：副书记、副院长杨剑虹主持
（1）请专家组组长吴柏林教授介绍专家组成员
（2）介绍参加会议的学院领导
（3）学院朱性福书记致欢迎辞
第二阶段
主持人：专家组组长吴柏林教授主持
（1）专家组组长吴柏林教授讲话
（2）赵金周副院长汇报自评情况
（3）汇报会结束
四、反馈会议程（时间：4月18日16：00）主持人：专家组组长吴柏林教授主持
（1）专家组组长吴柏林教授反馈验收意见（2）杨剑虹副院长做表态发言（3）反馈会结束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事前评估；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29-0156-02
1 引 言
美国著名行政管理学家J·Anderson（1979）认为：“若把政策看成某种有序的活动过程，那么其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大大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全方面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公共政策越来越看重，因为这着实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由此可见，如何更科学、更合理的对公共政策进行事前评估，制定和实施 “中国好政策”，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时效性”，在实际中将“决策”举过头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做到科学决策。
可见，决策在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决策与公共政策事前评估是紧密联系着，从另外一方面而言，科学合理的决策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事前评估体系的支撑。不难看出，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公共政策事前评估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内涵和概念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
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Nicholas Henry（2002）对于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研究是比较早的，他认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内涵是相对的，仅仅是对政策效果的预测。
M：C Alkin（1972）的研究更广泛，更深入，他认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是一种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于确定重要的决策范围。
我国著名管理学家张金马（1991）的研究更具艺术性，他指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目的是在既定的政策原则指导下寻求最优的政策方案。
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1982）认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作用是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有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认识，本研究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内涵提出见解，供学术界讨论。
本文认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主要是指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依据一定的评估方法和标准对政策方案（待评估稿）进行评估，目的是对政策的效果进行预测，从而促进政策的良性发展。
2 形式维度指标构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形式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方式，一切事物都离不来形式。对公共政策事前评估形式维度的评估，主要是对政策本身的外部表现形态进行评估，具体包括政策文件形式、公共政策体系形式以及公共政策程序指标。
2.1 政策文件形式
在浩如烟海的公共政策中，无论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平级关系，公文的公布和传递是不能孤立的，一般都要借助文件本身的”形式“，即由文字语言构成的书面形式来构成。美国管理学家詹姆逊（1998）明确提出文件的“内在形式”就是专指文本形式，它能够反映文件在当时环境背景下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内在方面。无论在哪个国家，公共政策都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文件而存在和流通，而能够直接体现这种“规范”的主要是通过文本形式体现出来的。本文认为对文本形式的评估，主要包括三个指标：政策目标的明确性、政策条文的逻辑性、政策文本的规范性。
2.2 公共政策体系形式
体系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各种要素的统一体。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存在着权力等级不一的公共政策制定主体，也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种类的公共政策主体，及时是同一类型的政策主体，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也会制定出种类不同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构成了国家内部政策体系的多样性。我国政策 “打架“现象颇为严重，因此近年来学者们都将政策体系作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一大范畴。我国学者刘华，周莹（2013）提出将“协同”的概念和理论运用到公共政策体系的评估之中。本文认为对公共政策体系的评估，主要包括政策的连续性、政策的稳定性，政策的协调性等三个评估指标。
2.3 公共政策程序
程序是一个固定、规范的概念，它贯穿于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评价与终止的过程中（李建华，2009）。程序合法对于政策形式合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公共政策程序的评估，主要是针对政策制定方面的内容，包括政策形成的民主化程度、政策形成的科学化程度、政策形成的合法化程度三个评估指标。
3 事实维度指标构建：公共政策预期结果有效性的 保证
事实是事物存在的本质，能够反映事物将来存在状况的具体情况。一般而言，“3E”即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是事实维度评估的三大指标，因此，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事实维度主要是对这“3E”进行预测。
3.1 经济性
公共政策在未来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它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基础。如果一项政策投入的成本太大，或者评估的成本太高，那么从经济角度来看，该政策就应该停止，否则得不偿失。本研究认为对经济性的评估一般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预期运行成本、预期评估成本和预期社会损耗。
3.2 效率性
陈振明（2000）指出效率性即是政策效益与政策投入之间的比例。我们一般都会追求公共政策本身的效率性，因为这能够直接决定了政策在未来短时间内产出的最大化。本研究认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效率性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具体指标：预期资源配置的效率、预期产出的最大化程度、预期政策执行的效率等指标。
3.3 效益性
公共政策预期效益是公共政策运行的根本，人们很难想象一项没有效益、毫无用途的政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简而言之，效益性关注的是产出的最大化程度。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效益性标准一般包括预期经济效益、预期社会效益、预期环境效益等三个指标。
4 价值维度指标构建：公共政策价值的合理性的 源泉
价值维度直接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信念、理想和价值追求，它是政策运行的基本原则。对公共政策事前评估价值维度的评估主要包括三个指标：社会生产力标准、社会公正、人的全面发展。
4.1 社会生产力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去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或者可以这么理解：判断一项政策好坏的标准是多样的。经过几代人的研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判断政策好坏的标准就是看该政策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因此，本研究将社会生产力视为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重要指标，具体包括政策的必要性、政策的适用性、政策的合理性等三项指标。
4.2 社会公正
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导致了公正、公平的分配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而政府干预市场的前提就是因为政府本身所具有的公正和公平性，因此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社会公正评估指标主要包括政策的公平性、政策的公共性、政策的满意度。
4.3 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本研究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个体基本权益的保障程度、个体发展机会的平等程度、个体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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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llianm N. Dunn.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lntroduc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1.52.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7
一、“代课教师”群体
(一) “代课教师”由来
“代课教师”是指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 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自1986年底全国统一封堵新增民办教师的口子, 对民办队伍实行“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以来, 在农村中小学出现的一个新的“代课教师”群体。
(二) “代课教师”的存在现状
我国从1990年以来, 基础教育适龄人口进入高峰期, 农村代课教师需求随之扩张。1990年全国小学在校学生达到12241.38万人。1997年年底, 全国小学在校生达到历史最高点。学生生源变动导致农村教师需求变动, 1986至1997年是农村代课教师规模扩张期, 1986年全国普通中小学代课教师有36.82万, 1990年有55.24万, 1996年上升为91.86万, 据《中国教育事业年鉴》统计, 1997年全国代课教师人数已经高达100.55万人。从2001年开始“逐步清退”到2005年底, 全国代课教师数量从58万人下降到44.8万人, “其中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大约有30万人, 占农村公办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9%”。
(三) “代课教师”的存在基础
1. 教育经费不足是西部农村代课教师存在的关键原因
据统计, 2006年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为4752.7亿元, 当年的GDP是209407亿元, 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27%。由于体制、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有限的教育经费多数用于中东部地区, 致使西部农村的基础教育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
2. 我国特殊的财政体制
我国当前财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在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中, 县乡往往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职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国家把税收大头上划中央, 留给地方的只是一些数额小、零散、不稳定和征收成本较高的小税种, 县乡公共支出缺少必要的税收支持, 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向基础教育。所以很多县市为减轻财政负担, 选择低价聘用代课教师。
3. 完成“两基”任务的现实需要
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是国家有关部门经国务院批准制定的旨在解决西部“两基”问题的计划, 是党中央、国务院扶持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重大举措。这些目标的实现, 就需要改善教育设施, 增加教师数量也成为了必然要求, 代课教师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4. 西部地区教师配备不合理
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编制办、教育部、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按在校生数量核定中小学教师编制的新标准。新标准的具体规定为:初中:农村为18.0:1, 县镇为16.0:1, 城市为13.5:1;小学:农村为23.0:1, 县镇为21.0:1, 城市为19.0:1。但是由于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点布局具有分布广、规模小、学生少等特点, 使得许多教学点的学生人数少于新标准的规定人数, 所以新标准的实施反而加剧了西部地区农村师资短缺矛盾的恶化。也就迫使农村基层政府采取聘用代课教师来补编, 代课教师有了生存的土壤。
二、“清退代课教师政策”的政策分析
(一) 公共政策评估
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在特定情境中, 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陈振明给公共政策评估下的定义为:“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政策的绩效、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评价行为, 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 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科学完整的公共政策过程离不开公共政策评估活动, 它是整个政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贯穿着政策过程的始终。
(二)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分析
关于公共政策评估标准, 众说纷纭。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大陆学者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在此, 笔者认为, 对于清退代课教师公共政策评估应该从政府的目标、西部农村的实践效果、大众媒体的反应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调整优化教师队伍, 实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 严格教师资格条件, 坚决辞退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 逐步清退代课人员, 精简、压缩中小学教学人员。”这在法律上也要求了教师的合法身份。目前存在的代课教师通常不具备教师资格, 在学历上也并没有达到要求, 代课教师素质低, 教学水平差的状况直接影响西部农村基础教育。政府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本意也是想让西部农村的基础教育更加规范化, 教师配置正规化。
但是一味地清退代课教师,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代课教师因为时间或者经济等原因没有进行再培训, 没有考取教师资格证而转正, 并不一定说他们全部没有能力当上合格的教师。这种清退并没有给代课教师进入正规教师队伍的机会, 而一刀切的做法很容易结束他们的教师生涯。
2. 西部农村是这个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 他们的实践效果是政策评估的主要依据。代课教师清退后, 许多学校面临着缺乏教师的境况, 对此, 教育部发言人回答:“创新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补充机制, 加大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的力度。”这个方略也许是好的, 但是不可能仅仅因为这句话就能及时补充短缺的教师数量, 贫困、偏远地区繁重、艰巨的教育任务, 短期内没有足够的教师来填补这个缺口。
另外, 即使国家想通过优秀大学生的支教, 城镇教师的帮助来实现教师数量的满足, 但是他们一方面对当地的教学情况、学生情况了解不够, 他们的教学方式不一定适合西部中小学学生;另一方面, 西部偏远地区生活条件差, 工资水平低, 很少人愿意真正投身于当地的教学事业, 很多人只是暂时地当几年支援教师, 还是会流向中东部地区, 所以西部农村教师的流动量很大。所以到最后, 清退代课教师的后果就是学生想上学, 却没有教师教他们, 被迫辍学, 学生的失学率又升高, 又回到了原点。
3. 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着信息告知、引导参与、信息反馈, 以及监督执行的作用。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名为《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的文章, 引起了强大的社会反响, 代课教师原本陌生的群体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之内, 大家也开始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当“清退代课教师”政策出台后, 一片哗然, 很多教师为了农村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支撑着整个西部基础教育事业, 现在拿到的仅仅是300—800不等的清退费, 太不合理, 也太不人道了。网络、报纸、电视纷纷发表评论, 指出清退方式的不合理。大众媒体的反馈意见以及大众反应是对政策满意度的一种表现, 是对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个方面。
三、解决西部地区代课教师问题的对策分析
(一) 承认代课教师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
代课教师作为我国特殊时期的师资过渡形态, 在农村特别是条件艰苦的贫困、边远地区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缓解了贫困地区师资力量短缺的困难, 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不能被磨灭的。即使是现在, 他们对于西部农村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 “两基”攻坚任务需要他们, 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该也必须承认代课教师作为“教师”的身份, 将他们列入我国师资体系, 并将其作为一个教师群体给予应有的待遇和地位。
(二) 建立公正的遴选和公平的补偿机制
我国很多地区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清退代课教师, 其实在代课教师队伍中, 不乏优秀的、有能力、也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员,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好的资源, 免费组织代课教师参加专业、系统的教师从业培训, 并成立考核评价委员会, 待培训结束后举行统一过关考核, 与考核合格者签订合同, 授予教师资格证, 派回原学校任教, 提供和当地公办教师一样的待遇。针对那些教龄较长、工作业绩较突出的代课教师可考虑适当降低考核合格分数线, 另外, 妥善安置那些未通过考试、即将面临下岗的代课教师, 给予他们更加妥当而公平的经济补偿。
(三) 增加对代课教师在职培训的机会
尽管许多代课教师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教学水平, 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在职培训的机会和资助。为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与教育能力, 代课教师在岗期间应享有与公办教师相同的教育培训机会。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加大相应的财政投入, 将代课教师的在职培训和提高纳入当地的教师培训计划, 切实加强对代课教师的培训。比如, 通过观摩、专家讲座、研讨及城乡教师交流、帮扶等多种培训方式, 提高现有代课教师的教育素质和教学水平, 使更多的代课教师能够基于其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而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获取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力求使得更多的代课教师通过培训有效提升其教育能力和专业素质。
摘要：代课教师是中西部地区特殊的教师队伍, 他们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背景下特殊的也是必然的产物, 他们支持着西部农村的基础教育, 但是现在他们的命运只能用“清退”两个字来结束。本文从公共政策评估的角度认识“清退代课教师”政策, 并从这个角度提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代课教师,清退,公共政策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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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评估范围
从评估之日至“十二运”结束, 辽阳赛区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2 评估对象
重点保障人群包括各省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随行人员、国际和国内要人和嘉宾、注册媒体和赞助商、“十二运”工作人员等。一般保障人群指“十二运”期间在辽阳的所有其他人员, 包括辽阳当地居民及各省、市宾客等。重点场所包括竞赛场馆、接待宾馆酒店、抵离场所等, 以及“十二运”场馆外围管理线。一般场所为行政区域除涉会场所外的区域。
1.3 评估方法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整理辽阳市近年来传染病发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底信息, 分析传染病流行态势, 参考历来国际国内重大会议活动中曾经出现的公共卫生相关事件等文献及信息, 分别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 (可能性、危害性) 、辽阳市人群和设施对预防事件发生的脆弱性, 以及辽阳市现有医疗卫生条件、监测手段、控制手段等软硬件对事件预防控制的可控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列出风险矩阵, 提出评估意见。
2 结果
2.1 辽阳市近年传染病流行态势
2005-2012年辽阳市法定报告传染病23种, 年平均报告7 084例, 年均报告发病率380.84/10万。肺结核、流行性腮腺炎、手足口病、菌痢报告数一直位居前列。
2.2 近年发生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
2005-2012年辽阳市共发生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6起, 其中一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1起, 包括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水痘、手足口病及肺结核疫情。较大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起, 均为2008年报告的手足口病疫情, 具体结果见表1。
2.3“十二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风险评价描述
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概率分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危害影响水平分级得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风险评价描述, 见表2。
2.4 评估结果
共评估出主要风险源为五类19种, 五类分别为传染病、食源性疾病、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污染及化学中毒。其中高等级风险13种, 分别为霍乱、细菌性痢疾、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水痘、乙脑、食源性疾病、室内空气污染、集中空调军团菌病气溶胶污染、生活饮用水污染、化学及生物恐怖袭击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等级风险3种, 分别为鼠疫、疟疾、登革热;低等级风险3种, 分别是炭疽、甲型H1N1流感/H7N9流感、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3 讨论
3.1 肠道传染病
加强食品监管, 保证食品卫生安全;强化环境治理, 降低苍蝇密度, 减少传播几率;充分发挥肠道门诊作用, 切实做到病例的早发现、早治疗、早隔离、早处理;重点做好水产品和外环境的霍乱弧菌监测, 及时发出预警, 减少水和食源性传播风险;倡导注重个人卫生, 饭前便后洗手, 不喝生水, 不吃不洁食物, 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3.2 疫苗可预防的呼吸道传染病
在托幼机构和学校开展疫苗接种, 采取适当的免疫接种策略, 对易感人群开展免疫接种。尤其要加强对运动员居住、比赛场所免疫针对疾病的主动监测, 对报告的疑似病例及时调查处理, 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做好运动员居住、比赛场所及周边环境卫生, 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加强疫情报告意识, 各级疾控机构对报告免疫针对疾病病例要及时调查处理, 控制传染病暴发。
3.3 防止饮用水污染
加强沟通协作, 建立联防工作制度, 加强水源流域环境保护, 消除污染源;做好“十二运”期间的安保工作, 防止人为投毒事故的发生。加强水源流域的交通安全监管, 消除化学品运输车交通意外倾覆导致水源污染事故隐患;市环保部门做好水源水的监控;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水源水和出厂水进行监测, 及时发现问题。一旦发现水源水受到污染, 及时报告和处理;加强卫生监督监测: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重点场所二次供水的监督监测,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定期通报水质检验情况。
3.4 预防食源性疾病
提高食品监管部门执法人员的自身业务水平及管理能力, 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专题讲座及食物中毒拉练演习, 一旦食物中毒发生, 及时迅速赶到现场, 妥善处理, 防止事态扩大, 减少损失;食品监管部门应加大检查执法力度, 对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食品及不符合国家法规的食品经营单位应限期整改, 整改不合格者给予取缔, 以确保广大消费者吃上放心食品;食品监管部门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食品、重点致病因子进行日常监管, 去除污染环节, 杜绝食物中毒的发生;利用各种媒体形式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 宣传单简报、现场咨询等, 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如何预防食物中毒的发生等有关知识, 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及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生产、经营食品的从业人员守法意识, 规范经营行为, 从源头上控制食物中毒的发生;加强食源性疾病 (包括食物中毒) 的监测, 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食物中毒知识培训, 提高医生早期诊断能力, 及时发现、报告和救治病例, 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3.5 室内空气污染
加强涉赛宾馆酒店、场馆卫生许可证索证督导检查工作, 落实客房清洗、消毒和保洁制度;涉赛宾馆酒店和比赛场馆集中空调系统的新风必须直接采自室外, 严禁从机房、楼道及天棚吊顶等处间接吸取新风;涉赛宾馆酒店和比赛场馆公共用品用具要严格遵守消毒制度。内设游泳馆的泳池水做到定期消毒和日常监测;涉赛宾馆酒店和比赛场馆要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制定卫生管理制度和应急条例。当发生传染性疾病暴发流行时, 按相应规范要求进行处理。
3.6 化学、生物恐怖袭击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理顺反恐工作机制, 建议将化学反恐的主责由部队承担, 卫生部门进行人员救治工作;做好恐怖袭击医学救援预案的演练;加强国际检疫, 加强对外来重点地区的人员、运输工具和货物的检疫;建立各种实验室检验和现场检测手段;加强对涉赛区域的安保力度;加强防御、应对和处置生物恐怖的能力, 制定有效的应对政策、相关法规制度和技术标准;加强医院生物恐怖应急队伍的培训及演练, 应急队伍做好备勤。同时还需做好场馆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知识培训。
3.7 可能输入的传染病
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探究 篇9
安德森认为:“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活动的话, 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作为某种功能活动, 政策评估能够而且确定发生在整个政策过程中, 而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最后的阶段。那格尔认为:“政策评估主要关心解析和预测, 依靠经验性证据和分析, 建立和检验中期理论, 关心是否对政策有用, 这种关心是把评估看做一种科学研究活动。”这意味着政策评估是一种搜集相关信息后, 通过分析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各种方案的过程, 然后确定各种方案的可行性以及优缺点, 最终给决策者提供参考。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估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 搜集有关咨询, 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 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 有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在二位学者看来, 政策评估不仅要评估政策方案, 而且要评估政策执行和政策结果。陈振明认为:“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 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 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 作为决定政策变化、政策改进和制定新政策的依据。”
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只是表明人们认识事物的视角不同, 所得出的认知结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综视现有研究成果, 学者们对政策评估在政策过程中重要价值及意义的认识一致性则是毋庸置疑的。
公民参与始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 在近代新公共行政学术观点中已有体现。公民参与的概念各式各样, 不尽相同。公民作为意见表达主体, 为了提高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教等方面的行政能力, 并且监督政府有效的实现公共利益, 公民应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政府部门的决策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影响行为。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公民参与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在政策评估中就能得以实现, 有时, 公民参与的成本过大或者过程复杂将会导致实际操作性不强, 有时, 公民参与的形式不当或者规模较大将会导致政策评估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因此, 孙柏瑛将公民参与形式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政府自主决策;其二是以获取政策信息为目的的公民参与;其三是以政策接受和支持为目的的公民参与;其四是由公民或公民组织主动发起的参与。
二、公民参与政策评估障碍分析
公民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 他们对政策执行的效果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体会。公民参与政策评估, 不仅可以改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而且可以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符合民众之所需。但就当下实际情况看, 我国公民在参与政策评估时仍面临着诸多障碍, 必然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1. 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的范围界定较为模糊
当前,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途径主要有:信访、上访、媒体舆论以及公众议论等。但传统意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模式却限制了公民广泛参与政策评估, 公民参与的热情未能得到关注和重视, 形成政策评估过程的一个缺陷。尤其是公民面对不同政策评估且参与方式与范围又不尽相同时, 这种问题表现的更加明显。
2. 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
目前, 我国关于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制度建设比较滞后, 如政务公开尚不彻底、听证制度还不完善, 加之受诸多人为因素干扰, 使得公民参与政策评估面临诸多困境。现实中, 尽管有一些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评估机构, 但由于缺乏制度约束和规范保障, 导致了这些机构的评估过程透明性不足、评估质量不高、评估效果不尽人意, 甚至评估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 使得公民参与对政府有关部门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没有太大帮助。
3. 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意识不高
实践证明, 要使得政策评估中的公民意见得到真正体现, 首先需要公民自身具有很高的参与意识, 并自视为自己是公共政策的评估主体, 而不是客体, 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策评估中, 而不徘徊于政策评估之外。当然, 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积极性不高的缘由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政府部门只注重自身对政策的评估, 忽视抑或低估了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重要性, 甚至于片面地认为公民在政策评估中的意见由于缺乏专业性等不具有影响力和可操作性, 这种现象反过来也会影响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得公民将是否参与政策评估视为可有可无之事。
三、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优化路径
当下, 随着公众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 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更作为一种可行性较高的民意表达途径, 日渐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与认同。可以说,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不仅意味着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 更是社会民主、公平、公正的重要体现。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评估, 不仅可以方便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和有效交流, 也将有助于强化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 进而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因而, 对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现状进行深入反思, 并提出优化对策建议,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明确公共政策评估公民参与的方式与范围
首先, 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途径, 形成畅通、有效、互动的公民参与渠道。一方面, 要在完善民意调查制度, 在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进行预先信息发布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公民听证会制度, 对与公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定期进行信息公示, 及时获取有关重要决策的民众反馈信息。另一方面, 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克服我国现有行政体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实现公共事项的多部门共同参与、联合治理、信息同步和决策共享。其次, 培育公民的协同意识, 构建公民个体的组织整合。从现有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实践中不难发现, 单个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而由个体所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 要大力培育公民的组织整体理念,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高度重视以公民团体形式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第三, 拓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范围。目前, 我国尚未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边界、范围做出明确界定, 政府依然基于惯性思维, 企图最大限度地占有与行使信息垄断权。而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深入发展, 政府简政放权的速度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 这种现实境况为进一步放宽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范围, 拓展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渠道创造了积极的现实条件。因此, 我国亟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 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应享有的权利、参与范围予以明确规定,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
2. 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法律法规
首先, 制定有利于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的实体性法律法规是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基本保障, 既能够保证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评估中的自身权利得到正当行使, 也足以确保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时的违法行为受到约束与规范。其次, 规范参与程序, 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某种意义上说, 实体法律源于程序规则, 程序规范与法律法规拥有相互一致的内涵。一方面, 程序对于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对于决策主客体而言, 程序能有效地遏制政策评估参与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另一方面, 法定程序内的公民参与是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的重要保证。合理、合法的程序能够保证民意顺畅的传达到公共政策的决策部门, 从而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施行产生积极影响。第三, 为了保证程序的正当合法, 国家应制定有关程序的相关法律法规, 依靠这些法律制度不仅能够保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而且能够保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质量, 促成公民参与权的真正实现。
3. 激发公共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意识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是对网络化治理所提倡的公共部门与第三部门联合治理理念的重要实践, 它要求新时代的公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公共政策的接受者, 而是如同委托——代理理论所提倡的那样, 重视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来源, 使其积极成为公共部门问题的架构者,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帮助政府机构界定和解决重要问题。不难看出, 这种理念在赋予新时代公民更大的权力主动性的同时, 也加重了公民的责任, 对公民自身的素质修养和能力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培育现代公民理念, 提高公民参与意识, 无疑是建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问题。
首先, 营造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社会氛围。政府应当扫除各种与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不融合的旧观念、旧习惯, 提倡以科学、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民主行政观, 注重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 积极营造公民参与政策评估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生存土壤, 引导公民树立平等、权利与法治意识。其次, 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对于政府部门而言, 民主已成为当代社会评估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量标准, 政府应当充分认识现代民主执政的理念, 增强与公众进行合作交流的主动性, 提高自身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回应性。主动引导公民树立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及法制意识, 把吸收公民参与看成是优化政府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 积极维护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体过程。对于公民个人而言, 公民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参与意识与热情, 增强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主动践行作为主体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第三, 提高公民的自身素质, 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评估能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质量取决于公民的政治素养与文化素养。就当前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而言, 在很多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城市, 公民虽然有很高的参与热情与期望, 但由于自身在专业知识、参与技能等必备素质方面的缺乏, 使得现实当中我国的公民参与能力与参与意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 引发了公民参与的低效率。因此,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 增强其参与能力。
摘要：政策评估作为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一种需要按照特定标准、方法和程序来完成的公共管理实践活动。而公民作为政策意见表达的重要主体, 既有权利, 也有义务参与到政策过程的评估环节。现阶段, 我国政策评估中公民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与范围界定较为模糊、参与制度尚不完善、参与意识不强, 尤其是参与途径不够完善。基于这些问题, 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结合相关理论, 对公民参与政策评估的方式、途径提出了完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评估,公民参与,参与制度,参与意识,参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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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公共价值评估框架研究 篇10
关键词：公共价值,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客体,评估指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加强社会建设,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政府保障能力,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些政策下的中国需要充分考虑公共价值, 不断进行公共价值创造;坚持以人为本, 发挥公共资产能力因素的作用, 最大范围的满足公众利益。为了让政府以及管理者明确政府基本的公共价值创造, 建立符合公共价值创造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
一、政府角色与公共价值
美国的总统里根说过: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政府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明确自身存在的价值, 确定自己的角色。
在过去, 政府被看作为“守夜人”。认为政府就是保障社会秩序, 解决社会纠纷的机构。但是随着政府开始不断花费资金, 行使权利进行政府活动, 公民开始逐渐承认政府作为公共价值生产者的角色。并且由于功利思想的影响, 公民更多强调的是政府行为所改变社会的结果, 因此此时政府创造的公共价值在于不计成本的达到公共价值产出值, 政府的角色从守夜人开始转变为生产更多公共价值生产者的角色。
随后, 由于政府存在是在为了保障公平这一新理念的提出, 政府的公共价值目标开始转变, 政府的角色也随之改变。所谓的公平就是政府在基本运作, 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保证公平性, 在任何情况下, 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这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基础, 此时公共价值在于保障社会公平。
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 加之民主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导致公民开始不断尝试加强自己的权利, 并且认为自己有权利与责任去判定与追求价值, 提高自己的生活。于是, 公民开始希望有一个公共机构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期望, 并且采取相应行动来完成目标。此时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 当之无愧的成为最好的选择。政府此时的角色是通过政府活动完成公民全体意愿的公共机构, 政府需要生产公民期望的公共价值。政府不仅仅要在面向重大问题时集中决策, 也应该有定期的讨论, 不断地发现当地问题, 提出最佳解决方案。私企会随着消费者意愿来指导公司的生产活动, 因此, 持有对政府意见的公民也能够在不同方面指导政府生产不同价值水平, 帮助社会了解自己需要创造的价值。
通过对政府角色的讨论, 我们发现公共价值一直在影响着政府的定位。政府只有明确的定位好自己的角色, 才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当政府遇到应该如何为公民更好的创造价值这类问题时, 政府开始在不同情况下随着公民期望的改变而产生不同的价值, 因此政府创造价值的结果与方法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对公共价值的评估框架进行总体的研究。
目前, 我国政府正积极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这是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 并体现其自身公共性的一种政府模式安排。而公共价值绩效评估作为政府治理工具, 体现了现代治理内涵和民主行政的趋势。服务型政府与公共价值绩效评估两者存在着共同的理论意蕴和价值追求。公共价值绩效评估体系是一个体多元、指标合理、标准适当、方法科学的有机体系, 其各个要素要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和体制秉性, 即在主体安排、评估标准、评估客体和指标构建均等方面能区别于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下的效率评估和责任考核, 整个体系必须以增进公共利益、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根本目标选择。
二、公共价值评估主体
在私营部门中, 确定商品服务价值与公司活动的人是能够做出资金运用方面决策的个体, 也就是私营部门价值的评估主体。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 只有明确了价值评估主体才能够明确需要生产的价值, 并且对公共价值进行有效准确的评估。
总体来说关于公共价值评估主体有两种:一种是个体公民, 他们自愿对各种公共价值的相关观点做出努力, 使用的是公民力量;另一种是由全体公民与人民代表组成, 人民代表能够决策出政府的公共资产如何使用, 评估政府的公共价值。这两类公民都是认为价值是由公民评估的。
公共价值作为评估对象, 不仅仅关注于个体的实质利益, 也包括公平对待每个个体。公共价值是利他无私的, 是在保障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基础上, 追求经济利益。总之, 公共价值是从民主决策中产生的合法表示的价值, 并且规定了政府在使用资金与权力时, 应该达成的目的, 并且要求其提出最佳方案。然而, 民主决策有时会引发一些政治争论, 尤其是在个体公民会对相关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时。但是, 通过这些争论行为, 公众能够发现过去忽视的但是却能够提高社会绩效的相关问题。民主决策的结果能够促使市民自愿直接的利用公共资产创造公共价值。同时, 也能够成为政府政策的政治保障, 产生新的价值观点与政府活动方案。
因此, 公共价值的评估主体是那些能够决定出政府生产的重要价值的公民。当个体公民代替其他公民自愿进行价值创造活动或者持有个人观点时, 那么, 他就在进行公共价值评估。或者, 当公民使用集体权利完成既定目标时, 也可以认为他们在评估与创造公共价值。当使用公共资产生产公共价值时最重要的价值评估者就是为民主政府活动就需要达成的价值提出指导意见, 并且能够影响政府机构的公民。
三、公共价值评估标准
在私有企业中, 价值创造的结果能够通过利润进行有效的衡量。这种收支数字是一种价值的评估标准, 因为消费者是价值评估主体, 精确的价格作为评估的标准能够使消费者进行明确的评估活动。在公共部门, 政府与私企一样, 需要有一个精确的评估公共价值的标准。公民作为公共价值的评估主体, 产生不同的公共价值评估维度, 政府根据评估主体对公共价值的不同需求创造公共价值, 只有归纳总结出不同公民的公共价值评估标准, 才能够使政府明确创造公共价值的理论基础。
在政治哲学中, 主要有两种重要的哲学思想, 即功利主义与公平主义, 前者注重政府的完善绩效, 后者注重政府的公平。这两种哲学思想可以作为公共价值的评估标准。首先, 公共价值概念的本身就代表着功利主义。通过公共价值概念促使政府为公民与纳税者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本身是有价值的, 因为他给公民创造价值。因此, 政府存在于功利主义哲学框架中。然而公民在评价政府更多注重的却是公平性, 即要求的公平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公民一直将政府作为一种司法机构, 旨在处理私有个体与公共机构的平衡关系。政府的工作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 保障他们的平等的权利, 此时, 政府存在于公平主义哲学框架中。
公民作为评估主体评估政府创造的公共价值时总是同时运用这两个观点。关于这两种哲学思想的讨论是对公共价值进行评估的关键。原因是因为政府在使用资金与权力达成既定目标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涉及了这两种哲学思想。功利主义规范资金的使用, 公平主义规范权利的使用。但是, 有时功利主义也能够应用于权利的使用过程中, 而公平主义也可以应用于功利主义。两者哲学思想均是公民确定价值的理论基础, 评估价值的具体标准。
四、公共价值评估客体
政府为了改变社会状况而进行政府行为并且创造公共价值时, 需要消耗财政资金、公益精神和公共权力。财政资金是由纳税筹集, 公益精神受政府领导力影响, 公共权力要求私人努力代表公共价值。在民主社会中, 政府最重要的是需要证明自己能够生产公众期望的公共价值, 那么就需要明确公民作为评估主体, 依照评估标准评估公共价值评估客体。
通过对公共价值评估标准的讨论发现, 公民不仅关注成本也关注公平, 即是功利主义也是公平主义, 那么对公共价值衡量时应该关注产出还是生产过程。近期关于政府绩效的评估导致政府不关注生产过程, 认为过程只是达成预期目标的方法, 政府更加关注绩效结果即公共价值产出, 因为它能够表示出政府已经进行价值创造, 并且受到公共价值评估主体的肯定。然而, 政府通过使用特定的方法将公共资产作为投入转化成价值产出, 完成既定目标, 这是政府生产公共价值的流程。只是衡量政府绩效产出就违背了这样的基础。将政府投入, 生产过程以及产出作为公共价值评估客体是对过去政府核算方法的纠正。过去的方法不能真正的回答是否产生了公共价值, 因为他只是在政府活动的最后一个点, 即产出值。过去只将公共价值产出值作为评估客体的思想将公共组织禁锢于已经存在的生产计划目标的方法, 使组织无法检验生产过程的有效性, 也无法创造出更加有效高效的方法。
新的评估客体强调了生产价值链, 即对生产过程进行衡量。从功利主义出发, 公民将对这类方法感兴趣。原因在于它能够明确政府活动的成本与产出值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成功的生产出了净公共价值, 那么未来政府将开始关注现在方法的效率与效益。为了明确政府当前的绩效并且研究如何提高绩效, 那么政府需要拥有可靠衡量当前生产过程的方法。在私企中, 商人关注最终利润, 但他也明白提高利润的方法在于同时明确自己当期的生产过程与绩效水平。政府也是一样的, 在实用主义中, 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产出的衡量也要衡量生产过程, 那样才能反映出生产过程的特点, 并且进行相应的调整。
从公平主义出发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公民期望生产过程能够有效高效的同时保证公平, 并且生产过程能够反映政府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生产过程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不在于政府通过生产过程完成公共价值生产目标, 而是它本身某些特定的方面是有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创造价值还是减少价值在于它自己, 不在于它最终是否完成了公共价值目标。
通过同时将生产过程与实际产出值作为公共价值评估客体能够帮助评估主体明确评估对象, 有效高效的对公共价值进行评估, 并且促使政府管理者研究出新的能够完成既定目标的方法, 产生更多的公共价值。
五、公共价值评估指标
通过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衡量, 从生产开始到结果产出, 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公共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方向。
1. 通过公共价值账户模型创造指标
Mark H.Moore以私有企业中利润表为模型, 提出了公共价值账户模型。这个模型涵盖了公共价值账户体系的主要概念分类, 可以为政府组织创造一个利润等价物。因为公共价值不会通过市场进行货币流通, 既不能以现有的财务测量体系衡量, 也不能很容易的变为货币。但是公共价值的评估主体可以通过公共价值账户对公共价值进行分类总结, 并且做出政策性的反应。账户的右边说明与计量企业活动产生积极价值影响, 并且确定生产的公共价值。另一边说明和计量生产净公共价值所必须花费的各类成本。作为基本的公共价值账户, 主要如表1所示:
通过公共价值账户模型可以建立一个大致的指标体系。这主要是依据账户的右侧内容。作为公共价值评估指标出发点的公共机构任务是公民期望一个特定公共机构产出的主要公共价值。公共机构任务除了包括完成公民赋予的任务, 也包括完成任务过程中对成本的削减。作为纳税者的公民更会要求生产公共价值的成本降低。
客户满意度作为一种评估指标建立依据, 代表社会公众对公共机构产出的公共价值所持态度与评价。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保障公民的权益, 在提高了客户满意度的同时也生产了公共价值。公平性作为第三个公共价值评估指标基础, 要求政府创造公共价值行为过程的公平性, 这也在高效达成既定目标与客户满意度起着重要的作用。
2. 通过战略三角与平衡计分卡连接创造指标
“三圈”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行政案例教学中的一种分析工具。Moore认为战略三角“价值-能量-支持”可随管理者需求不同和不同领域需要, 重塑其实用性与价值。因此, 战略三角发展得更有弹性。
1992年有哈佛大学名师罗伯特·卡普兰及大卫·诺顿首度提出其与平衡计分卡的财政、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的四大视角, 是各国政府作为政策制定绩效评估指标的理论依据。平衡计分卡的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与Mark H.Moore提出的V.C.S.价值、能量、支持与授权等战略三角等理念可以相结合, 且其理论架构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见图1)
平衡记分卡作为一项战略性的管理制度, 促进公司或政府机关之战略及愿景能具体地达成目标, 将原本属于管理者才能订定的战略、愿景, 转化为人民可以实际感受到的公共价值衡量指标, 形成共识, 并与其他相关制度相配合, 发挥集体力量, 将之与战略相连接, 运用各目标间的因果关系等, 合并为组织的战略目标管理, 战略行动架构具体成形, 创造多赢的境地。
六、结论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11
专家表示，目前市场各方对通胀形势判断出现分化。节后食品价格快速回落，大宗商品价格涨势减弱，a蔡臻欣使得2、3月份通胀可能低于预期，但同时，外围货币宽松致使资金流入压力加大，下半年猪肉价格也会面临上涨压力。今年通胀能否控制在目标以内，出现观点分化，加大了对未来货币政策判断的分歧。
货币政策何去何从？
今年是货币政策收紧的拐点窗口？
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指出，货币政策与前期比或有所收紧。谈及今年的货币政策目标，他表示将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比应对金融危机高峰期而言，这一政策是收紧了，但仍能支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目标。”
瑞银证券首席特约经济学家汪涛判断，当前的政策基调可能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随着经济复苏、通胀和房价进一步攀升以及对过度投资和金融风险的担忧再度浮现，预计政府将开始收紧信贷，政策收紧的时点最早可能在4月份。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M2增长目标定为13%左右，较前两年的16%和14%的增长目标有所下降，对此经济学家余永定认为，从方向上来讲，货币政策和去年相比应是逐渐向偏紧的方向来调，但力度到底有多大还需要继续观察。
中国银行经济学家宗良认为，2月份的顺差会推升外汇占款的增加，人民币将面临升值压力，基于回收流动性的需要，货币政策可能会适度收紧。
金融危机后的我国货币政策经历了由“回归稳健——>稳中偏紧——>回归稳健”的三阶段过程，并且主要调控手段也由频繁运用数量型工具转变为公开市场回购操作常态化，其间，汇率、利率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社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那进入第四阶段的拐点会否落在今年？
有分析人士认为，我们可与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第一个阶段进行类比分析，存在许多类似之处：1.经济处于复苏阶段；2.通胀处于上升周期；3.资产价格泡沫存在（2010 年4 月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新国十条”，今年以来房价涨幅加大，在3 月出台了“国五条”细则，房地产调控加码）；4.投资冲动存在（2010 年信贷扩张明显，而当前影子银行风险成为热点，央行在去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提到“部分领域投资冲动持续较强”）。但存在一个较大的差别是，当年经济属于强复苏，资产价格以及投资冲动均要强于当前，而目前经济还是处于弱复苏状态，国际经济形势更加复杂。综合来考虑，即使下半年存在通胀快速回升的威胁，货币政策急促转向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会更加注重前瞻性，“提前、温和、渐进”的特点会比以往更明显。
M2应淡出货币政策中心地位
由于货币供应与增长和通胀关系直接，调控操作相对简单，长期以来，货币供应增速是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围绕M2增速这一货币政策重心，央行或者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调节基础货币供应，或者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货币乘数。
由于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越来越不易预测，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变化，货币供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遭受了持续而广泛的质疑。更不用说，在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目标的同时，央行还进行着利率管制，使得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发挥作用的渠道受抑制。
有专家认为，不能重蹈应对境外流动性来松紧货币政策的覆辙，M2调控要逐步淡出，在关注社会融资总量的同时，要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要从机制上保证和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这需要在融资结构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财政政策中性偏积极
近日财政部公布了2013年度的财政收支预算，测算表明实际力度偏中性，支出预算增速放缓，预计实际情况与去年大体持平；结构上看中央预算更多地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向倾斜，对基建的支持力度一般化。
财政部公布1-2月财政收入与支出累计增速为7.2%和15.7%，财政收入增速较去年4季度明显下滑，而财政支出的节奏依然较快，但其中基建类支出的水平却不高。当然，财政支出仅是推动经济的一个因素，还要结合更加广泛的融资推断。
专家给出对2013年政府预算报告的解读。一是财政支出预算总量并不激进，增速大幅放缓。2013年国家财政支出预算为138246亿元，较2012年预算数增长11.1%，这一增速水平为05年至今的最低者（与2010年略持平，但当年增速较低是因为2009年基数较高），今年的财政支出预算并不激进。但是由于每年财政收入状况不一，实际财政支出与预算存在差异，中性情况下也仅能与去年大体持平。二是结构上看，中央预算中更多地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向倾斜，对基建的支持力度一般化。从已公布的中央预算支出看，高于整体预算增速的领域为：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和农林水事务；基建整体（环保、农林水事务、交运、住房保障四块合计）的支出预算增速（12%）仅略高于整体支出预算增速。仅考虑财政的情况下，其对应的基建增速（12%）低于2012年15%，当然其他方面的资金供应会有所弥补，这里仅仅是假设单一条件。
当然财政政策未来也有渐趋积极的态势。2012年财政赤字目标为8000亿，实际完成8502亿，财政政策力度维持平稳。而13年财政赤字目标扩大至1.2万亿，主要考虑到结构性减税与保障性支出增长，财政赤字扩大表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力度有望再度加强。
财政收入将上升
根据申银万国经济学家的判断，2季度经济增长情况好于1季度，加之基数因素的消除，预计未来财政收入增速将有所上行。全年预计实际财政收入增速有望达到14.5%。
2013年1-2月，财政支出增速为15.7%，比去年提高0.6个百分点。虽然财政收入增速比去年年底有所回落，但是财政支出增速反而逆势提高，反映积极财政政策正在发力。
我们应该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从具体结构看，对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等支出增速比去年12月增速提高8个点以上。根据政府预算报告，2013年财政支出的重点将是民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事务、文化体育与传媒）、节能环保（污染治理、节能产品和新能源）和国防领域（军队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
专家预测，2013年财政支出增速达16.6%，比去年的15.1%有所提高。201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实现温和复苏。
2013年投资主题
从“十八大”中关于加强城镇化建设的指导，到此次两会中温总理对“四万亿”的全面肯定，我们不难判断基于“政策年”的特殊阶段，投资仍将会是拉动我国2013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国泰君安给出了今年的四大投资主题。其一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资逻辑。受益行业包括，工业污染源治理：火电、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等；燃油加工行业：油品升级是解决汽车尾气排放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重卡与相关零部件行业：提升重型车排放标准；工业节能行业：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量，也能够减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重点公司：龙净环保、天壕节能、雪迪龙、威孚高科、贵研铂业、盾安环境、龙源技术、三聚环保、德联集团、海越股份等。
其二是精神疾病救治市场扩大受益。其中轻中度精神疾病中成药受益程度最大。推荐佐力药业、北陆药业及恩华药业。
其三是事件驱动的新闻出版投资机会。图书业：教育类图书是主要收入来源，在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抗周期属性凸显。增持标的：现金充裕且享受政策红利的出版龙头凤凰传媒、中南传媒。报业：在2012年受到宏观经济不景气及新媒体的双重打击，而2013年的广告回暖会给报业带来反弹机会。增持标的：增发带来股价诉求的浙报传媒、中文传媒、博瑞传播。
最后是应急调度电子政务进入扩张期。应急平台是智能会议系统企业的全新商业应用，重点推荐高弹性的相关公司。新进入者：飞利信、华平股份、立思辰；业务转型者：威创股份。
风险评估公共政策 篇12
1 材料与方法
1.1 内容评估
哈尔滨市在哈洽会期间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风险。目标人群为哈洽会期间在哈的所有人员。
1.2 方法
1.2.1 确定专家
邀请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专业领域16名专家参与此本次评估。
1.2.2 制定问卷
根据研究目的, 设计专家意见咨询问卷, 包括专家一般情况、各指标赋值表和专家权威程度表等。
1.2.3 评估方法
参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的《风险管理标准》 (AS/NZS4360:2004) 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订的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技术方案, 运用头脑风暴法和德尔菲 (Delphi) 法按照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等步骤进行。德尔菲法又称专家调查法[1], 充分利用专家的经验和学识, 保证资源利用的充分性, 采用匿名发表意见的方式[2], 具有反馈性、趋同性等特点。此次评估分两轮进行。第1轮评估后, 对专家意见进行汇总整理, 作为参考资料再发给每位专家, 供专家们分析判断, 再进行第2轮评估, 提出新的意见。计算公式为风险R= (I×L) ×V。其中R为风险;I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L为严重性;V为人群脆弱性。
1.2.3. 1 风险识别首先采用头脑风暴法
通过邮件请各位专家依据各自的工作经验, 列举哈洽会期间可能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 选出列举率最高的公共卫生事件。
1.2.3. 2 风险分析
分别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严重性及人群脆弱性对传染病、伤害和公共卫生危险因素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估, 并依据评估出的各风险等级水平提出相应的风险处置措施和建议。风险发生可能性赋值标准见表1;风险严重性赋值标准见表2。
人群脆弱性[1]:主要从人口统计学因素、健康状况、社会政治、文化和组织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评分标准:0=没有脆弱性, 1=低脆弱性, 2=中度脆弱性, 3=高度脆弱性, 4=极高脆弱性。
1.2.3. 3 风险评价
根据风险分值进行风险水平估计, 并列出各风险的顺位。
1.3 统计学分析
通过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 运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咨询结果的可靠性分析主要采用Delphi法常用的几个指标, 包括专家积极系数、协调程度和权威程度等。
2 结果
2.1 参加评估的专家基本情况
16名专家均来自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公共卫生专业领域工作多年, 大部分参加过哈洽会公共卫生保障工作, 分别来自于卫生应急、计划免疫、实验室检验、消毒和传染病防控等专业。其中主任医师9名, 副主任医师2名, 主管医师5名;男性9名, 女性7名。
2.2 参加此次评估的专家积极程度
第1轮和第2轮专家咨询发出问卷各16份, 收回有效答卷各16份, 有效应答率均为100%。
2.3 专家的权威程度
依据专家对咨询指标的熟悉程度和判断, 计算专家对各指标的权威程度。结果显示专家对此次咨询内容的熟悉程度为0.82, 判断依据为0.84, 计算权威系数为0.83, 说明此次咨询专家具有权威性, 保证了各指标评估的可靠性。
2.4 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评估过程中, 第2轮较第1轮变异系数减小, 第1轮协调系数为0.385, 第2轮为0.623, 各位专家的意见收敛, 评分结果趋于稳定, 表明德尔菲法征询反馈过程已近完成。
2.5 评估结果
经过受邀专家两轮风险计分式评估, 共识别出12种风险, 按照其风险程度进行评价和排名, 依次为细菌性痢疾、化学性食物中毒、细菌性食物中毒、二次供水污染、流感、甲肝、伤害、麻疹、霍乱、军团菌病、风疹和脊髓灰质炎。
3 讨论
哈洽会举办期间, 正值哈尔滨市春夏之交, 气温较高, 容易导致食物变质和集中式供水细菌繁殖, 易引发细菌性痢疾等肠道传染病、食物中毒和生活饮用水安全事件。夏季蚊蝇等媒介生物活动频繁, 容易导致媒介生物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同时由于各国、各地参展单位人员大量来哈, 使得输入性传染病的可能性增大。而且由于参展人员众多, 易发生踩踏等伤害事故。如果防控措施不力, 不仅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还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影响。
通过此次风险评估, 选出哈洽会期间12种最可能发生的风险, 并对其风险程度进行评价和排名。针对各种风险制订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能够大大降低传染病等各种风险发生后产生的危害、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然而制订完善、科学的卫生应急预案并保证其实施,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防控风险较大的几类风险中[2]。因此, 对风险较大的几类风险制订完备的预案, 提出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将危害降到最低。在此次哈洽会公共卫生保障过程中, 针对评估结果, 建议在哈洽会举办期间加大军团菌病、脊髓灰质炎、麻疹、风疹等相关传染病防控工作;同时针对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风险较大, 建议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提早干预;二次供水污染极易引起相关传染病疫情暴发, 如甲肝、细菌性痢疾、霍乱等, 哈洽会举办期间要密切关注二次供水情况, 相关机构要加大对末梢水的检测、监测力度;哈洽会举办期间要加大公共卫生相关事件的舆情监测, 完善与媒体及大众的风险沟通机制;哈洽会举办期间由于参会人员众多, 要防范踩踏、挤压等突发事件发生, 在场馆重点场所张贴醒目标识, 提示注意防范措施。
Delphi法已广泛应用于医疗、预防和护理等领域, 是一种重要的评估和决策工具。挑选专家是影响Delphi法预测结果的一个重要问题[3]。调查中, 各位受邀专家均在黑龙江省疾控中心工作多年, 是公共卫生第一线的专家, 对全省传染病暴发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种监测数据掌握的非常全面;专家来自不同专业所 (科) , 各专业领域都有交叉, 保证了对此次风险评估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性。而且, 两轮应答率均为100%, 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黄竹航, 张丽珍, 赵新华.Delphi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杂志, 2011, 5 (27) :459-461.
[2]王瑞平, 郭小芹, 毕安华.2010年松江区上海世博会传染病风险评估分析[J].疾病监测杂志, 2011, 4 (26) :305-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