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精选10篇）

供给侧改革 篇1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供给侧改革 篇2

供给侧改革, 对应于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以需求侧管理为着力点的政策导向。 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从需求侧着眼、着力,在需求拉动经济高速发展方面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实践,使中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当需求全面升级, 而供给体系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水平。 此时,再怎么刺激需求,已无异于南辕北辙。 原有的需求拉动手法疲态尽显,有心无力。

供给侧改革, 其矛盾着力点当为结构性调整和市场化改革,通过解放生产力,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 如切实简政放权;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税赋负担; 切实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企业积极创新、能够创新。 概括来说,就是通过供给侧改革,让企业有钱投入研发和升级。 而只有研发投入主体为企业自身,研发才更贴近市场,投资才更有效率。

供给侧改革,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信号。 当务之急,是尽快完善,尽快落地,尽快付诸实施。而面对积极的国家政策,企业也应行动起来,精心准备。 唯如此,当利好落地,方能浴火重生。

供给侧改革与改革供给侧 篇3

去年底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近来已经成为会展业热议的话题。近日在上海举办的“产业会展高峰对话”（以下简称“峰会”）上，许多业内人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观点和看法。不过，在笔者看来，虽然各位大佬的观点貌似围绕“会展供给侧改革”，实则讨论的是改革会展供给侧的问题。这两者的差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对调的文字游戏，我们要谈会展供给侧改革，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尽快降低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中期应通过市场化手段，让生产要素从那些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尽快向新供给形成和新供给扩张阶段行业转移，更新供给结构；长期则应该深化供给侧改革，减少对劳动、土地、资金、管理、技术等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开启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

由上述理论可知，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解绑供给身上的束缚，通过释放供给活力、增加供给的手段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具体到会展业，所谓的会展供给侧改革应是通过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降低主承办单位及场馆等供给侧单位的运营成本，增加展会项目供应和场馆供应。然而事实上，中国会展业的场馆供应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前面提到的“峰会”认为，一些城市十分重视会展业的拉动作用，建了一批豪华展馆出来晒太阳，并指出缺乏产业支撑的会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对于这个结论的前半部分，笔者完全赞同，业内许多学者和业者也大多认为我国会展场馆普遍过剩，总体利用率极低。不过，对于由此得出的结论，即会展业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笔者则有不同看法。笔者以为，这恰恰说明会展业不能盲目进行供给侧改革，会展业需要的是改革供给侧。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供给侧改革与改革供给侧的区别

供给侧改革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强调的是围绕生产要素，在宏观政策上做文章，解放供给端生产力，刺激经济发展；而改革供给侧则是一个微观而具体的经济方案，是围绕供给侧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或现象进行改革，扭转产业链上游领域的劣势，从而实现产业优化的目的。具体而言，两者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两者作用范畴和辐射范围不同，供给侧改革辐射整个宏观经济，改革供给侧则必须具体到某一具体行业。

二，两者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供给侧改革致力于整个经济的繁荣发展，而改革供给侧则是为了实现某个行业或产业的优化发展。

三，两者具体做法不同。供给侧改革主要通过对宏观政策的改革如减免税收，降低劳动成本等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进行改革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而改革供给侧则是针对供给端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治理以达到更好发展的目的，这种治理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也可以是行业或企业自发进行的。

对会展业而言，目前业内谈到的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对供给侧存在问题的改革，其实质是改革供给侧。比如，在前面提到的“峰会”上，有人提出，尽管我国会展业规模与体量很大，但是许多主办单位不重视创意策划，因此很难出现让世界惊喜的全球顶级大展，会展业的供给侧改革应予以重视。诚然，这位同仁说的情况的确存在，我国会展业的确长期存在重规模、数量，轻创意、质量的问题，这也确实限制了展会品牌化的发展。但是，笔者窃以为，这是属于改革会展供给侧的范畴，而非供给侧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的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制定好，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这一解读，政府市场化改革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而这一点，会展业早已先行一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各地精简会议论坛的同时，关于政府型展会市场化改革的尝试和探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我国会展业正在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力量越来越重要。所以说，目前我国会展业的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中，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供给侧。

会展业需要的是改革供给侧

正如峰会上很多嘉宾谈到的那样，我国会展业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都集中在供应端，也就是产业链上游的主承办和场馆方面。因此，笔者以为，与其把一个经济热词硬往会展业身上套，不如找准症结，从改革供给侧入手规范行业发展，促进会展业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会展业需要改革供给侧的以下方面：

一，办展单位要改变重招商轻服务，重规模轻创新的传统发展模式，加强创意创新，走精品化、高端化路线。我国目前展会数量和规模都很可观，但是国际一流的展会却为数不多，仅停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这与展会偏重规模，缺乏创意和跟风办展等行业不良现象有关。作为会展活动链条的顶端，主办方的品味和追求决定了展会的品质和前景，因此改革会展供给侧要从改变主办单位的办展习惯开始。

二，明确办展单位和场馆方的职责及其服务标准。作为会展供给侧的2个主要方面，办展单位和主办方的职责和服务都缺乏统一的标准。以主办单位为例，主办方是否应该对展商行为和资质进行监管和筛查，目前业内并没有强制规定，各主办单位的做法不尽相同，各行其是。而在展馆服务方面，很多展馆都有其个性化的规定，如水电费的收取标准，进场搭建的时间控制，对搭建商资质的筛查等等，也都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标准是行业进步的关键，会展业改革供给侧应注意这一问题。

三，理性看待会展业的拉动作用，在建设场馆时应充分考虑当地产业基础和市场容量，避免场馆过多过滥，遏制场馆增量，提高场馆利用率。当前我国供应整体过剩是必须直视的事实，决不能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制定税收优惠、增加土地供应以扩大场馆供应。相反，政府应该从供给侧加强管制，收紧供应，防止资源进一步浪费。

当然，并不是说会展业在供给侧改革规律下就无所作为，实际上，正如前面说到的，会展业其实早已开始供给侧改革的探索。政府的退市，展会的市场化运作，放宽展会审批权限，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会展资本的活跃等等，这些都符合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关于供给侧生产要素的描述，属于会展业自发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而有些供给侧改革，如增加土地供应扩大场馆建设，则与行业发展实际不相符合，不能随意而为。总之，供给侧改革不可一概而论，会展业没必要盲目跟风。

教育供给侧改革 篇4

供给侧改革旨在优化教育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当前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仍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近年来，择校热问题较为突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高价学区房在各个城市渐次出现。在基础教育普及之后，公众对教育的供给显然有了更高要求。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他们的教育问题，既不容忽视，解决难度也较大。

其实，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供给机制上。笔者以为，这就需要改革教育供给机制，而这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相呼应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在笔者看来，竞争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教育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化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尤为关键。

降低准入门槛，以开放的姿态引入各方资源投入办学。尽管保障和发展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经费，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直接来办学校。换句话说，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也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主动对社会开放，允许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存在，也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如，近年来，民办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的机制束缚着民办教育的发展。一是对现有民办学校的限制，比如像公办学校一样对民办学校的生源进行划片，这对民办学校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二是对成立民办教育机构的限制，与发起设立公司相比，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难度还比较高，尤其是在用地等方面。

可以通过推行学券，促进公办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学券制度的要害是学校拨款机制的改变。政府可以给每位适龄儿童颁发学券，学校凭借最终的入学人数——也就是学券的多少来向政府申请办学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学校就更有动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更多学生的认同。如果学生对学校不满意，可以转入其他学校。在这种机制下，学生有了选择权，学校失去了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之间对学券的竞争，会在整体上推动教育水平的提升。

此外，可以通过教育集团化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在现有的体系中，优秀的教育机构很难跨区域提供服务——既无法跨区域招收学生，也很难跨区域开设分支机构。假如现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像教育培训机构那样，通过“连锁经营”实现跨地域经营，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尽管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在推进教育集团化，但并不普遍。需要指出的是，集团化不是很多人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而是通过优质校管理水平的提升，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

人民对市场经济的满意，来自于市场竞争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相信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将给受教育者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能深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相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会有很大改善。（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农业供给侧改革讲稿 篇5

一、什么是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15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最高级别的中央会议，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农业供给侧改革：顾名思义，就是和农业密切相关，通过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从农产品供给端入手，从而改善农业的供给结构。核心就是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包括质量、数量，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实现生产与消费地的无缝对接。

我们知道，供给侧改革具有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因此更加注重解决体制机制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二、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其目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彻底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也要看到，一方面农业实现了连年丰收，但另一方面，农业在生产方式、生产结构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过去的政策主要是拼总量，不计成本和资源代价，这种粗放式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比如：

1．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超采地下水等等不计资源代价、透支产能带来的恶果正在慢慢显 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下降。

2．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第一个就是劳动力成本高。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劳动人口的减少，人口的减少，不仅给工业带来较大压力，给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第二个成本，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成本高。高投入、高污染带来的就是高代价、高成本。

3．农业自身短板。一是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条件，生产周期较长，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讲，其经济效益要低很多。二是从农民本身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具有一定的短时行为。三是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落后，现代化程度不高，生产较为分散，受计划经济影响，这些都是农业本身存在的一些弱势。

4.农产品供需失衡。随着近年来，城镇化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的增加，贫困人口2020年全部脱贫等等，我们的衣食住行也都逐渐呈现出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在需求端呢，消费结构是不断升级，比如说过去，只要吃饱肚子就行，现在呢，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又比如，现在对大米白面的需求低了，对肉蛋奶，瓜果蔬菜的需求增加了，那么另一方面，在农业的供给端呢，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和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供给和需求两端的天平出现了倾斜，供需产生了失衡。

那么我们看到，以上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端，因此，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目前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改善农产品的供求结构，适应市场需求。

二、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三、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最终通过倒逼改革，我们国家最终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三、农业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改什么呢，就是要围绕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改革。在源头上，改善农产品结构，在流通环节，改善供给效率，在产品上，既要生产出数量充足的产品，还要满足品种要多样化。

那么怎么改呢，我们知道，供给侧改革有三板斧，三去一降一补，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这个不仅适用于工业，也一样适用在农业上。怎么改呢，一是去库存。比如减少一些粮食库存，调整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之间的比例，使农业结构更趋合理。

二是补短板。第一个要补齐农业自身短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养职业农民、科技推广上等下功夫。第二个要补齐优质品种、短缺产品、生态环境的短板。比如要振兴奶业，增加大豆生产，发展绿色生态、环境友好型农业。

三是增效益。要大力推进规模经营，普及先进的现代农业技术，拉长农业产业链。总之，要通过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四是育主体。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职业农民、大学生村官、科技人员、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引导和发挥规模经营对农业种植的积极性，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

《供给侧改革》读书笔记 篇6

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

吴敬琏 等 著

第一章 中国需要供给侧改革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 首先应该说下不应该如何办。

第一，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的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第二，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

劳动力的结构在产生变化，很多经济刺激计划创造的是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对大学生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很大帮助。比如制造业信息化速度不尽人意，“互联网+”没有“+”到制造业，针对这些障碍，找出解决之道。这样才能使我们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匹配。

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这有助于创新产业的培育。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以免造成产能过剩。

需求侧的政策大多是宏观的短期政策，而供给侧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期性的政策。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前世今生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正像不存在“需求经济学”一样，“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媒体通俗语言讲的“供给经济学”泛指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统称“里根经济学”。

像四万亿的那类投资，是鼓励内需。鼓励内拱，是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

应对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可以局限在基础设施领域，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不分对象地刺激全社会投资，因而导致产能扩张和下一轮的供求失衡。

供给侧改革实际还是调结构

撒切尔主义对通胀的原则就是，治理通胀要不惜以牺牲就业为代价。

林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探讨 篇7

1 林业教育的供给侧

就林业教育而言, “供给侧”是个相对的概念。从宏观上看, 林业院校是供给侧, 社会则是需求侧。从微观上看, 对于林业院校外部而言, 入学前的学生是林业院校的供给内容, 也即中学教育是林业院校的供给侧, 社会则是林业院校的需求侧。对于林业院校内部而言, 在校的林业学生则是林业院校的需求侧, 林业院校是在校林业生的供给侧。因此, 对于林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而言, 既涉及到林业院校本身, 还涉及到即将入学的中学学生和在校林业学生。一般而言, 对于林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更多涉及的是林业院校的教学改革[1,2,3,4,5,6,7,8,9,10,11,12]。

2 我国当前林业教育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首先, 对于社会而言, 我国当前的林业教育在知识传授上缺乏基础性, 学生技能训练不足, 林业毕业生实践能力弱, 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需求。其次, 对于林业院校而言, 其供给侧的中学教育, 应试教育的中学生社会通识教育不够, 尤其是基本民主素质的培养, 入学后乃至毕业后, 由于基础性社会知识的缺乏, 不能很好地理解林业管理、林业技术应用的内涵, 特别是难以运用民主思维和我国正在逐步完善的法律来解决林业实际工作实践中的复杂社会问题。再次, 在林业教学管理上, 浓重的行政化教条式管理, 约束了林业教师教学改革的积极性, 阻碍了林业领域的科研创新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 其中突出表现在教师职称评定与聘用评估中, 对发表论文数量权重占比过高, 严重影响了林业教师教学积极性与教学的创新。在林业教育中, 林业科研创新毕竟是少数, 高质量的教学才是林业教育的根本。因此, 职称制度改革, 在林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中显得尤为重要。

3 提高林业教育的供给能力———理论水平、实践能力

在林业院校层面看, 林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主要是提高入学前的林业专业学生学业水平。在社会层面看, 林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主要是提高林业院校的教育供给能力, 包括教学管理水平、林业理论教育水平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等。

(1) 就教育整体而言, 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 而不是培养精英, 更不是把全体国民都培养成科学家、企业家与政治家。因此, 改革我国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制度, 提升入学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显得尤为迫切。对于中小学教育制度改革, 要逐步取消当前的应试教育制度, 将统一高考改为学业水平测试, 降低大学入学门槛;改革当前中小学课程设置, 只保留语文、数学与英语为基本教育课程, 并减少这3门课的教学内容, 将物理常识、化学常识、生物常识、地理常识等简化合并为自然通识教育课程, 将历史常识、政治常识简并后加入社会学常识、法律常识、民主常识等内容作为社会通识教育课程;对于法学、临床医学等专业要求较高的高校招生, 可以在学业水平测试的基础上, 法学专业学生入学前加试法律常识与社会学常识,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入学前加试生物常识与化学常识。

(2) 在林业教学管理上, 逐步推进去行政化, 高校所有教职员工采用统一的级别管理, 取消行政、事业、技工等人为藩篱隔阂, 借鉴当前的公务员职级平行的工资管理方式, 大力推进工资制度改革。改革目前的职称评聘制度, 将林业教师的职称评聘改为考评结合, 即林业教师职称的评聘, 结合教学成果进行考评, 并且在教学成果评估中, 降低论文的评分比重, 提高教学成效的评分比重, 以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

(3) 改革当前的林业高等教育模式, 以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将目前的林业专业教育模式招生改为本科、本硕连读、博士3种模式, 取消专科与职专, 将其并入本科, 本科生与六年制本硕连读生招生对象为具有高中学业水平的学生或其他专业大专以上的毕业生, 博士生招生对象为林业硕士毕业生或者获得林业工程师资格考生。之所以在林业专业招生对象中增加其他专业学生, 其目的是将其他专业的知识、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等内容引入林业领域, 加强学科间的融合, 以新的思想来开拓林业领域, 遏制长久以来林业领域“近亲繁殖”带来的独自尊大的学术藩篱, 以提升林业研究水平。

在培养目标改革上, 林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一般林业事务工作者, 林业硕士培养目标是高级林业工程师和一般高校林业教师, 林业博士培养目标是正高级林业工程师、林业专业研究人员和林业院校高级专业课教师。

在课程设置改革上, 本科阶段教育适当设置社会通识专业课, 取消政治课教育, 增加专业课比重, 特别是基础林业事务处置课程, 硕士阶段教育增加林业专业技术实务教育比重, 以提高林业专业毕业生对当前林业事务与社会实际环境的融会贯通能力以及林业实务实践能力。

(4) 在实践能力教学方面, 聘请林业实践水平高、能力突出的高等级林业技术人员, 给学生讲授林业实务实践课。

4 改进林业教育的供给方式———案例教学、生产实践、“互联网+”等

林业教育改革的供给侧改革的另一方面, 是林业教育供给方式的改革, 除了改革目前的课堂教学与专业实践之外, 还应该引入案例教学, 加大专业实践的教学管理。

(1) 在课堂教学上, 除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之外, 还应该引入自由讨论、自由命题小论文写作等教学方式, 以及引入教学动画、教学游戏等新的教学工具。

(2) 在专业实践上, 严厉禁止专业实践成为找工作的代名词的走过场做法, 借鉴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实践方法, 林业专业本科生学完专业课之后, 至少要留有半年到1年的时间, 分别到国有林场、乡镇林业工作站、林业产业经济体、县级以上林业行政管理部门等机构中实习, 以完成林业专业基础技能实践。硕士生、博士生至少要有半年时间在省级以上林业行政管理机构、林业院校、林业科研机构和林业产业公司等机构中实习, 以完成林业专业高级技能训练。

在案例教学上, 在林业生产机构、管理机构、科研部门聘请林业生产实践经验、管理经验与科研经验丰富的林业技术专业人员, 教授林业专业学生的案例教学, 以真实的案例和林业亲身实践, 传授学生林业实务处置能力, 培养学生法治与民主意识, 提高学生对林业专业知识深层理解能力与社会实际事务的融合能力, 以及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3) 在林业教学中, 积极引入互联网技术, 尤其是大力推广“互联网+林业实践”和“互联网+林业专业课课件”教学。在“互联网+林业实践”方面, 大力推进林业数据无门槛共享, 让学生在共享数据中更加深入地学习林业知识, 让林业教师与研究者更加方便地获得所需要的教学素材或研究资料。在“互联网+林业专业课课件”上, 让更多更加优秀的林业教学课件实现网上无障碍共享, 以便林业专业学生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课件开展学习,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此外, 还可以将学生选择课件的数量, 作为教师教学成绩进行考核, 以促进教师教学积极性的发挥, 促进林业教师开展林业教育创新, 提高林业教育水平, 增强林业教育的供给能力[12,13,14,15,16,17,18,19,20]。

5 林业继续再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篇8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涛、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文斌，欧盟委员会就业总司司长德特莱夫·艾科特（Detlef Eckert）、就业总司分析部经济分析师约格·派斯（Jorg Peschner）、居住和职业环境促进基金会项目总监约翰·荷雷（John Hurley），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谷建全，副主任郭建军，纪委书记张桂英，副主任刘云，副巡视员、研究员李政新，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高友才、教授李中建，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姚先国，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建民等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主持，欧盟委员会就业总司司长德特莱夫·艾科特（Detlef Eckert），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谷建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牛书成致开幕辞。

中外专家学者评估并回顾了中国和欧盟就业升级与技能升级的变革，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就业升级与技能提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具体、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专家们分析探讨，各抒己见，深度碰撞。

务实合作 把握供给侧改革机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创新和战略部署，是时代发展的选择。

谷建全在开幕辞中说，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考虑宏观又要兼顾微观，既要考虑供给又要兼顾需求，既要考虑结构又要考虑总量，既要考虑近期又要考虑长远。其中，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因素的劳动力，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变量。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数量与结构是决定国家、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正在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就业空间和就业增量，但同时也对劳动力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更优的标准和要求。特别是面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需要大批的创新型和实用型人才，只有通过就业升级和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素质，把原先积淀在传统产业的人力资源重新配置到新产业、新领域中去，才能弥补人力资源短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战略任务，河南在人力资源结构、素质和效能等方面的缺陷和供求失衡问题也日益凸显，难以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降、补”的新要求。因此，推动劳动力就业升级和技能提升对河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牛书成致辞时表示，郑州大学能够承办这么大的国际会议，感到很受鼓舞。中外专家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就业升级与技能提升进行交流，围绕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等问题展开研讨，对促进双方相关领域的政策选择、立法及相关问题的解决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姚先国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并非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而是要改善制度供给，以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发展动能，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制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因此，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是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应该实现依法治国，实行公民权利均等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营造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断优化激励机制，使社会财富持续增长、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思想碰撞 中外多元文化下的高端对话

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里，中外专家学者针对经济转型期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就业升级与技能提升等国内外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深入讨论，具体分析，思想碰撞，求同存异，展开了一场极具指导价值的中外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端对话。

德特莱夫·艾科特指出，欧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共同体，始终强调公平的贸易交易规则，目前面临着生产力发展放缓的问题，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非常平稳，双方于此时进行相关问题的交流和研讨非常有必要。他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正确看待欧盟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欧盟有28个成员国，拥有共同的政策和市场，但同时这28个成员国又分别是独立的个体，拥有各自的政治和经济主张，需要区别对待。

张涛对“十三五”时期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表示，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经济回落主要是第二产业造成的，第三产业是增长的。第二产业占GDP的40.59%，也就是说GDP中只有一小半增速是下行的，大部分增速仍是加快的，只是下行部分增速稍快一点导致了整体小幅回落。而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发展环境和制度做保障，同时还要加强消费和出口等，只有稳定发展才能解决中长期的经济问题，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约格·派斯（Jorg Peschner）在题为《劳动力市场与欧盟经济展望》的演讲中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近年来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就业率有所增长，但是由于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欧盟28国的就业率要想在2020年达到预期的75%存在一定困难，而从长期来看，劳动人口的缩减将给生产力的增长增加很大的压力。

针对全球经济下的人力资本和中国劳动力的职业流动，李建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中国劳动力存在产业之间的流动，且速度非常快，甚至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年龄越高，流动性越小；劳动力的学历越高，职业力就越强。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经济的投资。

针对目前就业形势及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张车伟指出，应继续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打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人才流通壁垒，构建适应市场经济变化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加强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工作。壮大就业指导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加强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政策宣传，搭建信息交流平台，鼓励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以应对经济机构升级下的就业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存在“供给跟不上需求”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那么，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有效增加优质人才的供给，优化支撑我国经济转型的人力资源供给，提高人力资源要素生产率，是当务之急。

对此，李政新指出，人力资源作为当今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和资源，是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方面，职业教育和培训作为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给渠道，是优化人才供给中需要考量的主要因素。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者，必须强化“供给侧意识”，实现人才供给的优化，为此，应该做到“合”“提”“新”“改”，具体来讲：就是聚合资源建设协同育人机制、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质量、创新职业教育和培训供给方式、改革职业教育和培训评价监督机制。

会议期间，欧盟委员会居住和职业环境促进基金会项目总监约翰·荷雷（John Hurley），欧盟委员会就业总司技能和资质部副主任索尼娅·派瑞斯尼（Sonia Peressini），欧盟委员会就业总司政策研究助理曼塔斯·塞克莫克斯（Mantas Sekmokas），荷兰埃因霍芬苏玛学院院长安东尼·温特斯（Antonius Wintels），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文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夏杰长，郑州大学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李中建等中外专家也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

研讨会、茶歇间隙，各专家学者畅叙交流，气氛融洽，打造了一场兼具高度、深度、广度、厚度的思想盛宴。

抢抓机遇 建设包容开放大河南

此次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欧盟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郑州大学等社科领域的中外大咖，针对供给侧改革下的瓶颈和壁垒，分享各自研究领域的经验和智慧，提供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深入剖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河南就业升级和劳动力技能培训问题，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前瞻性、建设性、高水平的建议，为政府科学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为不同文化之间国际对话、沟通交流提供了范本。可以说，此次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具有重要的开放和包容意义。

而提升开放层次，让河南越来越有国际范！

近年来，河南抓住机遇，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在开放发展若干关键环节取得了重大进展。而国家战略给河南融入“一带一路”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河南自贸区的建设，也将促进河南对外开放载体的日益完善，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相信，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将进驻郑州，愈发常态，更多的中外专家学者也将汇聚中原，高端论道，为现代社会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智库力量！彼时，一个更加国际化、开放、包容的“国际郑”将屹立于世界大舞台！

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 篇9

农村改革，活水这里来（政策解读·掷地有声好政策⑥）

本报记者 高云才

《 人民日报 》（2017年12月24日 02 版）

农村改革的源源活水，给“三农”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今年以来，全国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农业农村形势稳中向好、稳中向优、稳中向新，“三农”发展呈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新态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正在成为新目标。

质量变革：农业生产导向从增产转向提质

【改革指引】《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

【镜头】“今年丰收同往年不一样，调整了种植结构，粮食产量稳定的同时，收益还比往年好。”吉林省蛟河市新站镇五家子村种粮大户黄金太的家庭农场流转了150公顷耕地，籽粒玉米调整为青贮玉米。今年平均每亩生产青贮玉米3吨，每吨价格230元，全部卖给周边的养牛场和养羊场。加上其他种植收入和秸秆等进项，刨去成本算大账，预计农场今年收入超过300万元。

牢牢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农”形势稳中向好、稳中向优，农业生产导向从增产转向提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全年粮食产量12358亿斤，比上年增产33亿斤。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表示，粮食产量连续5年超过1.2万亿斤，说明我国农业抗灾减灾能力、科技支撑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粮食生产在发展质量取得提升的同时，产量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稳中向新，是提质导向获得新动能的重要标志。据农业部统计，今年我国籽粒玉米面积新调减近2000万亩，大豆、杂粮杂豆、优质饲草增加1500多万亩。农村“双创”人数超过700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良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面积超过11.1亿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量超过300万个。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稳中向好、稳中向优、稳中向新的支撑，是坚定不移推进农业现代化。要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重点，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等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提质导向，要求推进产品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要调优调高调精农业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强化物质条件支撑能力建设，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和竞争力。要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

农民增收，是农业质量提升的逻辑必然。今年农民增收形势稳中回暖，前三季度农民收入达到9778元，实际增长7.45%。2014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逐季下滑，去年一度没有跑赢GDP，今年以来再次实现高于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两个高于”。这是在部分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殊为难得。农业部预计，今年农民人均收入将突破1.3万元，迈上新的台阶。

效率变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改革指引】《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镜头】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孙丽萍等专家的研究报告显示，每头成年母牛每天产生16公斤粪便、7公斤尿，其中含氮126克、磷61克，这些粪污的化学需氧量为99克，据此计算，万头牛场每天产生160吨牛粪、70吨尿。资深奶业专家邓九强说：“进行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需要大量科技投入和资金投入。”

农业绿色发展，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效率变革。我国是畜牧业大国，据估算全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38亿吨，综合利用率只有60%。总体上看，我国每年生猪病死淘汰量约6000万头，集中的专业无害化处理比例不高；每年产生秸秆近9亿吨，未利用的约2亿吨；每年使用农膜200万吨，当季回收率不足2/3。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效率变革的起点。农业绿色发展总体目标是“三不、两零、一全”，即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秸秆、畜禽粪污、农膜等农业废弃物全利用。

农业的绿色发展方式已经全面布局，多处突破。今年，我国在100个畜禽大县整建制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在100个果菜茶重点县全面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以东北地区为重点开展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示范，在内蒙古、甘肃、新疆开展地膜回收利用机制试点。

完善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强化了现代农业的效率变革，农业资源过高的利用强度得到缓解。

韩长赋强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方式，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今年总体完成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落实保护面积15.5亿亩，在1200万亩耕地推行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坚持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统筹推进工程节水、品种节水、农艺节水，农业用水总量稳定在3800亿立方米左右。农药使用量已连续3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已实现零增长，标志着我国提前3年实现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动力变革：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长30年

【改革指引】《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镜头】河北省霸州市东杨庄乡下坊村老支书杜朱勤说：“土地承包再延包30年，又吃了一颗定心丸呀！”全村土地4000亩，主要种小麦、土豆和花生，超过1/3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农民承包地实行“三权分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俺们现在种地，可踏实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表示，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延包，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动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能变，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不能变，坚持稳定承包关系不能变。

今年以来，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效明显。目前全国整省试点省份已达28个，实测承包地面积15.2亿亩，已经超过二轮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确权面积占二轮家庭承包耕地账面面积的82%。通过几年试点，摸清了承包地底数，让承包农户吃上了“定心丸”，促进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抵押融资，推动了农业人口城镇化进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性安排，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表示，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思路措施要清晰，关键在于四个方面：土地政策、产权制度、经营体系、政策体系。

推进乡村振兴，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发展过程要平等，发展成果要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经济发展上要产业兴旺，生态建设上要生态宜居，文化弘扬上要乡风文明，民主政治上要治理有效，民生改善上要生活富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29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县经过三年试点，全面完成了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全面保障农民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权、收益权，探索开展有偿退出权、继承权试点，慎重开展抵押权、担保权试点。今年6月又确定100个试点县（市、区）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三个指导 篇1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最有效的途径，实现优质高效的教育供给对提高劳动力素质而言至关重要。一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教育服务输出就是对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教育供给质量的高低关系到能否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完成教育过程后成为劳动力，那么教育供给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它的好坏关系到未来劳动力要素的优劣。现阶段公众的教育需求已经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但教育供给存在着单

一、僵化的现象，缺乏个性化和吸引力。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深化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显得尤为紧迫。

教育供给侧改革要实现均衡化

目前，基础教育缺乏有效供给的现象依然很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移到了城市，很难享受到流出地的教育资源，但在流入地城市的教育资源供给中也没有得到安排，导致他们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教育供给方式是低效率的，也不利于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农民工子女能否公平有效地享受到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再者，优质资源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内部的教育需求，导致出现了类似“天价学区房”事件，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更早把孩子送到国外求学，留学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无论是“择校热”还是“留学热”，都反映出我国教育的有效供给长期不足，像“规定学区房面积”之类的“需求侧”措施已经很难达到改革的预期效果。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从供给端去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让基础教育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标准化配置，建立进城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的专项资金，同时放宽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大力扶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供给端，鼓励其从硬件到软件都能赶上甚至超过公办学校，并提供高品质的面向国内的国际化教育，从而从根源上解决教育有效供给不足、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

教育供给侧改革要实现精准化

教育的功能之一是培育出优质的劳动力，但这需要教育供给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就目前来看，教育供给的精准度还有待提高。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农业转移人口不仅是未来结构性改革中劳动力要素的重要来源，也是去除城市房地产库存的生力军，但如何让农民在城市扎根，在城市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关系，关键在于使他们通过职业教育实现稳定的就业，享受到与市民一样的权益。再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化解产能过剩，这些产能过剩企业在被淘汰的过程中面临职工安置问题，但由于职业技能受限，这一群体的再就业渠道受阻，因此需要对他们进行再就业培训。而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即将到来的大批待安置工人却不能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转变为优质劳动力，针对这两个群体的教育供给无论是从制度设计还是从实际操作层面都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对职业教育资源供给结构进行优化，可以考虑由职业教育学校在落后产能的工业园区、进城务工农民相对集中的地方以及待安置分流下岗人员的企业开设集中教学点，采用夜校、周末课堂等灵活弹性的方式进行职业培训，在专业设置上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接，向这些人员提供精准的教育服务。这样既能够盘活中职学校的教育资源，又能够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和产能过剩企业的待安置工人顺利实现就业或创业。

教育供给侧改革要实现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