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罗尔斯“公平的正义”

解读罗尔斯“公平的正义”（共8篇）

解读罗尔斯“公平的正义” 篇1

论人文精神对我国人文社会建设的思考

人文精神一词，源于西方，早在雅典城邦制小国寡民的体制下孕育，可惜的是，这只是自由民的人文精神，奴隶，妇女往往沦为城邦哲学家们构架在人文精神上的牺牲品，所谓（1）早期人文精神，包含三个元素，即人性，主要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意义来说，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超越性，以宗教的意义来说，人是有灵魂的，可以追问、追求生命的意义。从某方面而言，它叙述了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不因前路迷茫而退却，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可否认，雅典的城邦奴隶制的哲学家们，以他们深邃的思想，就认识自身，重视人本的思想，对后来的西方文明产生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以至现代人文精神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深受它的启发。

到现代社会，在人们更多的呼吁人文思想的精神下，一些思想应运而生，我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文精神的重视。（2）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素有”人文精神之父”之称的彼得拉克曾说，(3)人的本性，人的目的和幸福，应当是研究的主题。现代社会更需要一个以人文精神构架的社会体系，使得人与人在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下能够得到平等，充分的发展，便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放眼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腾飞，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也可以说，是经历过人文精神的黎明前夜——十年文革，人文精神的解放，经济的开放，涌入的不仅是大量的先进技术，产品和资金，还有一些价值体系的渗入，经济的解放，催生了人文精神的解放，但是在利欲熏心的当下，如果没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大行其道，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三个代表写入宪法，三个代表中，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理念，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以法律形式呈现，这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人文精神的重视，早在毛泽东时期，那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

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但仍涌现出诸如，焦裕禄，孔繁森这类人民的孺子牛，而在当下，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那样感人至深，躬身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却难觅踪影，不得不说，在法制仍不健全的国家，在一个人文精神并没有认真贯彻的当下，毛主席的一句话的力量，其影响是写入宪法的章程比拟不了的，呵呵。(4)努力建设当代中国新的人文精神。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文精神有其时代的主题和历史痕迹。不同类型的人文精神，其特征和内涵都有一定的差别，在当今中国的人文精神建设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当代中国，构建新人文精神，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充分汲取中外传统文化中各种形态的人文思想的科学内容的基础上，树立起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发展、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文精神，以体现人对人生理想和价

（5）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值意义的追求。

中国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所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有深刻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但也有科学内涵。

但在我国，自古以来传统的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思想主要主要表现为重民，安民，贵民等。东西方人文主义的差异表现在，对人的关注点不同，西方强调个性发展，东方强调集体性，社会性;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着眼不同，中国强调社会等级秩序，西方强调人的平等，可以说，本文开始，所阐述的人文理念与当下中国人文社会建设下所宣扬的以人为本，有共同点，但我国人文精神的历史性，又使得一种平等，自由的人本位思想，很难再当代社会中得到全面的贯彻，这与历史是脱不了干系的。

现代社会，人文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亲切，既遥远又仿佛触手可及的理念，造成这样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在告诉我们人文精神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的政策在宣导人文精神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在标榜人文社会的时候，我们头脑的观念里充斥着人文精神的概念，而作为人文精神所重视自身的我们，却没有受到它的启发，我们肯相信，但我们却肯不承认，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文精神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些学术期刊，党政报纸，官方

新闻才有的名词，于自身却并没有多大关系，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一定是安居乐业，真正的和谐，源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人生真理的探寻。

（1）百度文库

（2）《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陈旭 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世界文明史》

（4）《和谐社会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同构》,陈正良《理论导刊》2007年第10期（5）《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析研究》，陈登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年第6期

解读罗尔斯“公平的正义” 篇2

在人类思想史上, 公平和正义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 公平与正义就开始倍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并逐渐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议题。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德性、理性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 他认为, 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 天性忠厚, 天真单纯, 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 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 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 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在这个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 认为正义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 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3]。他还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 可以是均等的, 也可以是不均等的。而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 恢复业已被扰动的平衡。古希腊这种以人的行为和理性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冬眠后,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近代启蒙思想家又从自然法的角度开始对公平和正义进行诉求, 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罗尔斯正是在吸收前人这些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以新契约论观点形成对正义的判断,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从而创立了制度正义论。正如他所说, “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使这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4]

此外,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还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 “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即“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了满足后, 其他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4]但是对自由坚持的同时, 罗尔斯新自由主义通过“词典序列”使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心转为了“平等”。“在实质结论方面, 我们看到, 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5]。由此可见, 两者在理论前提、哲学基础, 方法论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6]。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批判吸收前人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是迄今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公平正义问题最有代表性和最有系统的论述。其核心内容包括:

1.“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

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 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他认为, “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4]原初状态的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 使得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是正义的, 其目的在于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作为理论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于争议的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它们将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无知之幕”是指原初状态中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 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所处社会的特殊信息, 他们完全是在“无知”的条件下运用博弈理论中的“最大最小规则”进行选择的。它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无知之幕的设定排除了由于自然机会或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使人们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 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们对正义原则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样, 就避免了根据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进行选择所造成的对一部分人 (特别是少数弱势群体) 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

2. 两个正义原则。

在假定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后,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4]。第二个原则是“公正原则”。包括“社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4]。它所涉及的是基本的“善”, 即基本的自由的一个集合。它包括两个要求: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二是基本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该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在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 特别是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况下才符合正义。罗尔斯在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中强调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正义, 并希望通过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获得公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并不像设想的原始状态那样处于平等地位, 由于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应该对其加以补偿。“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 或更严重些, 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3. 新契约理论。

罗尔斯正义理论不仅仅简单地回归古典契约论, 而是将古典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结合起来, 建立了一种新契约理论。他明确指出, 契约论实质上是“假设的和非历史的”, 其核心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在没有正义标准的情况下, 需要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他认为, 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某些正义的原则, 用来支配其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我们面对着许多原则, 但是不知道哪些原则是正义的, 按照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 我们在正义程序中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因此, 关键不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 而在于“如何选择”,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 那么, 我们从中所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通过程序正义, 条件的公平能转变成为结果的公平。在新契约论中, 程序比结果重要, 正义的结果是由正义的程序建立的, 而“原初状态”的设计则保证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现实观照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是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需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现实的一种批判, 也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反思。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对当前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 要重视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正义是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言,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 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 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例,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4]可见, 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善于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在它能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前, 我国的各项改革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如果这种利益调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则社会将和谐稳定, 否则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 在制度的安排上, 我们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形成一个能包括所有阶层、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制度框架。正如他所指出的“社会制度应这样设计, 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 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而“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4]。

第二, 要强调社会分配的正义与公平。分配正义是人类世代向往的理想目标, 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 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罗尔斯认为, “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体系的选择。”[4]“一个正义体系给予每个人以他应得的一份, 换言之, 它分配给每个人以正义体系本身规定的它有权得到的东西。”从我国现阶段来看,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和谐、不平衡的因素, 尤其是分配问题, 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 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 关键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活动运行中实现分配正义。当前,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参与分配者可以按照他们各自提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贡献大小, 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同时, 任何生产要素的提供者都不应当侵占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利益, 否则, 就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必然导致新矛盾的出现和激化, 社会和谐则无从谈起[7]。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分配。

第三, 要发展可持续的代际正义。代际正义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正义, 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中接受和推进正义制度所负有的自然义务。在原初状态中, 订立契约的各方都把自己当作是代表着家庭延续线, 带有连续世代的情感纽带。代际的储存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较为正义的社会中享受较好的生活。罗尔斯关心实际资金的积累率, 一般来说, 应该由社会状况来确定并随着社会状况变化而变化:当人们贫困而储存比较困难的时候, 就应该要求一种较低的储存率;而在一个较富裕的社会里, 人们就可以合理地期望一种较高的储存率。如果储存率太高, 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要么不能形成恰当的储存, 要么由于负担过重而大大干扰经济效率。因此, 必须找到一个适度的储存率, 既能照顾当代人的利益, 又考虑到下一代人的利益。可见, 代际正义“不允许我们仅仅根据各代的时间先后来区别地对待它们”, [4]强调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为借口而损害现代人的公平份额, 更不能为满足本代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下一代人的长远利益。可见, 罗尔斯的代际正义原则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6]李建芳.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J].广西大学学报, 2007, (12) .

解读罗尔斯“公平的正义” 篇3

摘 要：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当前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尤其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诉求。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对解决当前社会问题、处理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罗尔斯；正义原则；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60-02

约翰·罗尔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一直专注于政治道德中的正义问题。在他所著的《正义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正义二原则，即“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开放（机会的序公正平等原则）”[1]。他认为原则之间也有先后顺序，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应当优先于差异原则，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应当居于最大化的平等的自由原则之后。原则之间的先后排序意味着我们在使用一个原则的时候，假定在先的原则应该被充分地满足。在他的书中正义的对象指的是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即那些明确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以及社会合作产生的财富和负担如何进行分配的主要制度。

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虽然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奇迹”并不等于共同富裕也不等于共同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分配的是处于社会上层地位的少数人，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人民则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折射到社会现实中就是教育、医疗、户籍、收入分配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矛盾问题。这些矛盾问题使公平和正义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诉求，这样的价值诉求迫切要求我们思考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

所以，《正义论》中的正义原则对十八大以来进行的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其正义原则中利益和负担的平等分配，以及自由、正义等规则，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和借鉴，应用到改革中来。

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公正的社会价值氛围

自由平等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追求的永恒目标。向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大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公正的社会理念，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始终贯彻到改革和发展的全過程中。正义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底线，如果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制度下的社会都不可能发展，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顺利进。效率优先是发展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单纯的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就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中因为贫富差距所引起的众多社会矛盾已经直接反映出了忽视社会公平问题的一系列不利后果。

“社会公正最终是为了个人生存空间的扩展，实现社会公正依赖于政府执行的公共政策，要提高社会公正的程度，就要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2]。”建立符合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渗透到群众路线践行的各个环节中，这是政府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途径。

二、人民基本权利优先，完善权利的诉求制度

罗尔斯的第一个正义原则突出的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它的绝对的优先性。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按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多少进行公平优先下有所差别的财产分配，这样就既保障了人民的平等自由，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部分集团、个人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既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又违背了平等和自由原则。

纵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如医患事件、极端群体事件、集体罢工事件其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增长，更应该坚持以人的基本权利为本，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必须健全人民利益的诉求机制和表达机制，在发挥已有渠道应有的作用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创新新的表达机制。

三、完善财富分配制度，公平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第二个正义原则，意在说明如何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才是公平正义的。公平正义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却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要达到变革生产关系中的产品分配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目的，我们在在分配方式上必须体现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我国分配体制中的初次分配更多地保障参与经济活动各主体的利益，给予了他们同等的机会体现了平等自由的原则[4]。”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按劳分配的比例过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底层人民未能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罗尔斯认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5]。”因此，在初次分配中不仅要体现机会平等，更要体现机会公正，让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求现实的实现路径。

四、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共同富裕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过程程中，纵然政府在改革之初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大体平等的发展机遇，使之享有基本同等的权利，但是由于人们不同的个体素质、岗位条件的差别、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已经在实际上造成了社会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大部分社会财富通过合理或不合理的手段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社会资源大多集中到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有限的财富和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发挥，还会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社会矛盾。这既不利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当下完全靠先富主动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已经不可能了，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说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人永没有满足的一天，在当前社会道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指望通过慈善事业来降低贫富差距已然不可能。因此为了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手段甚至是必要的行政干预措施。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长期奋斗与追求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正义体现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我们就能够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社会更加和谐、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02，70，5，60-71.

〔2〕张磊.基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当代中国社会公正问题探究[J].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2013（2）.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罗武立敬，刘月岭.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启示[J].理论观察，2014（1）.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信任问题初探 篇4

罗尔斯正义理论中信任问题初探

《正义论》是罗尔斯建构他的正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在这本书中,罗尔斯首次论及了信任问题.信任问题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信任问题的提出对于解决两个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 者：朱琳 ZHU Lin 作者单位：天津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天津,300193刊 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2(7)分类号：B82-06关键词：罗尔斯 正义 信任

法律的故事(公平正义) 篇5

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和睦相处，猎杀的野兽都要平分。有一天，一个猎户生出私念，把打到的野兽偷偷藏了起来。后来，他的行为被发现，他因违反了部落的规矩受到处罚。讲故事的人说，这就是最早的法律。

这种说法其实不对，因为他把法律与刑罚等同起来了。法律要比这早得多，那就是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像猎杀的野兽要平分，这本身就是法律。法律是什么？是“公平、正义的行为习惯”，有了它，就可以保护弱者，对恃强凌弱的人进行约束制裁；有了它，才能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保障原始人逐步进化为现代人。所以，法律才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别的发明仅仅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却能让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所罗门与包青天

相传，３０００多年前，以色列出了一位伟大君主——所罗门王。有一天，两个妇女带着一个婴儿来找所罗门，她们都说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让所罗门断案。两人在所罗门面前激烈争吵，所罗门也无法听出谁说的是真话。于是，他灵机一动，让人拿来一把宝剑：“你们别争了，我把孩子劈开，你们一人一半。”两个女人闻听大惊，一个女人急切地哀求道：“千万别杀孩子，我不要了。”另一个女人则说：“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杀就杀。”于是，所罗门认定孩子属于哀求他的那个女人，因为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人伤害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真正的母亲得到了孩子，企图冒领婴儿的那个女人则受到所罗门的惩罚。

这个故事在西方流传了近３０００年，所罗门也成为正义、英明执法者的化身。与所罗门相似的是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包青天的故事。包公断案，以充满智慧、不惧权贵著称，这两个特点为他赢得了“青天”的美称。

然而，无论是所罗门还是包青天，他们与现代法治的理念相去甚远。比如包公，他既是行政官员，又是侦探，既是检察官，又是法官。这种体制，只能依赖执法者的个人素养，素养高还好办，素养差就容易出冤假错案。

正义女神为什么蒙上眼睛

古罗马神话中有个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她的形象是一手持天平，代表公正；一手持利剑，代表正义。可让人奇怪的是，她的眼睛却用布给蒙上了。

正义女神掌司法，看不见东西怎么行？原来，古罗马人认为，警察是警察，法官是法官，前者要睁大眼睛，而后者是裁判，闭上眼睛就不会先入为主，平心静气才能不偏不倚，准确判断是非。

说起古罗马，就不能不提律师，因为古罗马是律师制度的发源地，而普利尼则是古罗马最杰出的律师之一，许多看似很难打的官司，他都赢了。有一次，一个女人为一笔遗产打算起诉其继母。原来，她８０岁的老父取了新夫人，可两人结合没多久，老人就病死了。新夫人于是想利用老人的遗嘱发笔大财，可老人的女儿不干，她决定起诉继母，就找普利尼，让他帮忙。这是个棘手的案子，但普利尼接了下来，开庭那天，法庭上挤满了人，普利尼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精确的计算，滔滔雄辩几个小时，最终打赢了官司。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个高峰，在这里，出现了完备的法庭和一套程序、第一次将法律划分出公法和私法、诞生了在法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查士丁尼法典》，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鲁诺之死与宗教裁判所

１６００年２月１７日，罗马城内鲜花广场上警卫森严，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布鲁诺被绑在广场中央的火刑柱上，临刑前，他慷慨陈词：“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要来临，真理终将战胜邪恶。”

布鲁诺因为宣传唯物主义哲学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而触怒了罗马宗教教庭，于１５９２年被捕。布鲁诺被关押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８年，受尽折磨，但他的信仰始终未动摇。１６００年２月６日，宗教裁判所最高审判官马德留奇红衣主教宣判布鲁诺死刑。这是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古罗马那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被无情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法庭和各封建领主自己设立的法庭。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罗马教廷最终成为西欧至高无上的宗教王朝，而宗教法庭也逐渐遍布西欧各地，凡是他们认为背离天主教信仰的人都要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布鲁诺就是被宗教法庭杀害的无数人中的一个。

米兰达警告与沉默权

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流行一句格言：“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去揭露自己的犯罪”，也就是说，人在受审问时，有沉默的权利。

最早与沉默权有关的故事发生在１６３９年，几十年后，英国最早将沉默权写入宪法。然而，从那以后，人类为争取沉默权仍然努力了几百年。

看过美国警匪片的人一定会很熟悉一段“套话”：“你有权保持沉默，现在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审判中不利于你的证据。你可以请律师在讯问时到场，若无力聘请，可以为你指派。”这是美国?包括西方国家?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说的话。

为什么美国警察要说这句话？这还有个故事呢。

１９６５年，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一起强奸案，犯罪嫌疑人是个２０多岁的青年，叫米兰达。在警察连续审问下，米兰达招了供，州法院根据他的供述判他５０年徒刑。在律师的指点下，米兰达提出上诉，他声称自己没有罪，所做的供述是违心的，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沉默的权利，不知道自己的供述会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更不知道自己有权请律师。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未通知米兰达有两个权利，因而违反了宪法的有关规定，据此，最高法院判决米兰达无罪。从此，美国警察多了一项工作：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提醒他们拥有两项权利，即保持沉默的权利和请律师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美国警察衣袋里都装着印有这段话的小卡片。

米兰达规则对限制国家滥用权利、消除警察刑讯逼供、保护公民合法权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无明文不处罚

十几年前，澳大利亚曾出现一件轰动全国的官司：悉尼北部的曼利海滩是个裸泳者的天堂，而曼利市政府觉得裸泳有碍观瞻，而且容易诱发犯罪。当地政府翻出１９１９年澳大利亚颁布的一个法案，发现里边有如果游泳着装不当，当地政府可以禁止的条款。于是，当地政府以此为依据，将裸泳者告上法庭。没想到，法庭驳回了政府的诉求，理由是那部法律只规定对各种“着装不当”行为进行处罚，而未规定对不着装的情况进行处罚，所以，法庭无权对裸泳者进行处罚！

为了法治国家的公平正义 篇6

2015年07月06日 09:02:32 来源：光明日报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

“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对政法机关提出的努力目标和明确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有开创之举。今年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密集出台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实施，使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司法体制改革呈现出蹄疾步稳、上下联动的态势。

“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的突破口，当前已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键阶段。”这是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的判断。

从北京到广东，从城市到乡村，司法体制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蓬勃展开、深入推进，向着建设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宏伟目标扎实迈进，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顶层设计：

为改革定向 对顽疾开刀

公正司法是法治的生命线。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积累不少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

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持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敢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改革者要迎难而上，以辩证的思维、开放的胸怀，站在高起点，进行整体性考虑和系统性设计，破难题、固基础、谋长远。

今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为司法体制改革导航定向。从1月30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到6月5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每次会议都审议事关司法改革的文件，一批关乎法治建设全局的改革方案相继通过：

——为司法改革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各项改革任务的政策取向、责任分工、时间进度、成果要求，确保改革任务相互协调、改革进程前后衔接、改革成果彼此配套。

——竖起防止干预司法的“防火墙”。《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为司法机关排除干扰划出“隔离带”。

——让人民群众“告状有门”。《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通过改进法院立案工作机制，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问题，保障当事人诉权。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提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打造法律援助服务“民生工程”。《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指出，要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积极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拓宽了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度和司法公信力，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一系列改革方案的出台，直面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认为：“此轮司法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党中央亲自部署，改革的每一个具体措施均由中央深改组批准实施，这既充分强调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也足以说明此次改革是一个包含了全局性举措的战略任务，更是改革顺利进行和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司法为民：

让改革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惠及人民

司法改革离老百姓有多近？一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2014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案1421.7万件，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收案也达1.1万件，均创历史新高。案件“井喷”的背后，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热切期待。

2015年1月28日上午，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院。随着五星红旗徐徐升起，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正式成立。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部署到挂牌运行，第一巡回法庭的筹建只用了3个月，又一次展示出“深圳速度”。

第一巡回法庭的巡回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其设立使得最高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数据显示，从挂牌成立到5月中旬，第一巡回法庭共收案206件，接待来访4900多人。到过这里的人都亲切地把它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巡回法庭的设立，是司法便民的一个重大举措，而且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问题。我们学术界期待过、讨论过，却没料到这么快变成现实，可见这一轮司法改革行动迅速，看准了就干。”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

长期以来，“立案难”是饱受诟病、多年未解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实行立案审查制，加上“案多人少”的矛盾和行政权力的干预，一部分应当受理的案件被拒之门外。

“狠抓立案登记制度改革落实，决不允许对当事人诉求相互推诿，决不允许让群众为立案来回奔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话语掷地有声。

5月4日一大早，北京市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孙磊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立案。取号、排队、导诉咨询、窗口办理、立案完毕。整个流程走下来，孙磊看了一下手表，从进门到出门才用了22分钟。与此前少则两小时多则半天相比，速度、效率大大提高。

改革为人民群众打开了一条通往公平正义的便捷之门，5月1日起，《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全面施行，法院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核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一律接收诉状，当场登记立案。改革举措受到广泛好评。

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晒出立案改革首月成绩单：全国法院5月份共登记立案113.27万件，同比增长近三成，当场登记立案率达90%。“立案难”归于历史，“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成为常态。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民生问题进入司法程序，广大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法律需求日益增多。6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明确重点援助对象、建立多项机制、拓展法律援助咨询手段，切实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治体系的进步，不但要重视大问题，也要重视小问题，特别是与保障公民权利相关的细节问题，要让老百姓在日常面临的最普通、最简单的案件中得到公正的解决。”中国法律问题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本评价，“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后续推出的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公正司法：

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捍卫法律尊严

“至公无私之心，方能行正大光明之事。”对于司法，老百姓最期待的是公平和正义，最不满的是腐败和不公。

“司法权是终局性的权力，社会中许多矛盾纠纷的是非对错，最终要由司法机关来作出定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说，“由于司法职能的特殊性，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廉洁的关注度更高、期望值更高，对司法不公、不廉的反映也更强烈。”

浙江张氏叔侄案、福建念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机关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每一起冤假错案，都让人痛心。纠错，无疑是追求公平正义最具体的体现。

“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有复杂的成因。除了刑讯逼供，个别领导干部以党委、上级领导之名对司法活动指手画脚、外行干预内行，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领导干部违法违规插手具体案件，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伤害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指出。

改革，就是要敢于向问题动刀，啃硬骨头、过深水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用13个条文建立起3项制度：司法机关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制度；党委政法委对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通报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以及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责任追究制度。

与此配套，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为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划定红线，明确责任追究，确保司法人员依法独立公正办案。

“两个规定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划定了领导干部和司法人员不可触碰的红线、不可逾越的底线，也向全社会表明了维护司法权威应当从领导干部做起的鲜明态度；它为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指明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以此为起点，一系列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举措可渐次展开，有利于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熊秋红说。

与领导干部违规干预案件一样，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处置过程也常常存在“猫腻”，容易滋生司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如何给涉案财物装上“安全锁”摆上了议事日程。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要求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建立办案部门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相互制约制度，探索建立跨部门的地方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财物审前返还程序、先行处置程序等。

一个个改革项目相继启动，一件件制度规范公布施行。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改革，提高了司法公信力，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

制约公权：

大胆探索制度创新强化对行政权力监督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离不开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举动，让人眼前一亮。

国有资产流失了谁来追究监管机关责任？河流被污染了，谁能站出来维护受害群众利益？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内蒙古、吉林等13个省区市开展公益诉讼试点。

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得到授权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检察机关可以起诉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

公益诉讼迎来“国家队”。专家指出，由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符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的要求。

改革总是不乏“探路者”。2014年10月，因“不满”贵州省金沙县环保局行政不作为“怠于处罚”污染企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将其告上法庭，诉请法院判决环保局履行对企业的处罚职责。这是我国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天宝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由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身份合适，实践操作中也切实可行。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地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这既能激活公益诉讼的正能量，也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新的司法利器，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

5月4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李岩出现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代表区政府出庭应诉。这是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北京首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

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部署。2014年11月1日完成大修、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一方面是解决原告‘告官不见官’的问题，同时也是督促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实质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围绕困扰行政审判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创制性规定。可以预见，今后行政审判工作将迎来一个迅速发展的黄金期。

司法民主：

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司法监督司法

2月28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贪腐案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人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坐在审判席上的除了两位法官，还有一位身着正装的人民陪审员。

这位名叫马清彪的人民陪审员是胜利油田法律事务处处长，他被随机选中参审这起贪腐案件，开创了人民陪审员参审大要案的先河。马清彪告诉记者，自己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全程参审此案，并对定罪量刑充分发表意见，履行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

在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渠道，扩大司法民主，可谓正逢其时。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试点方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十四次会议作出授权决定，2015年4月，北京、广西、重庆等10省区市共50家法院拉开了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的大幕。

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放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合理界定并适当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涉及群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原则上实行陪审制审理；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机制等。改革后，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广度、深度、透明度和公信力都将显著提高。

既要让人民群众更直接地参与司法，也要让人民群众更直接地监督司法。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将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的范围由7种扩大到11种，更大的变化是明确规定，人民监督员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选任。这意味着，作为被监督者的检察机关，将不再参与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摆脱了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尴尬。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表示：“人民监督员制度属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人民监督员应当由检察机关之外的机构产生并独立于检察机关，实现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变，拉开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距离，这样才能让监督更具权威和实效。”

总书记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了解一线司法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

解读罗尔斯“公平的正义” 篇7

关键词：芬兰教育,教师地位,教育公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一、引言

在教育界, 当人们谈到哪个国家教育质量比较好时, 经常会想到的国家是芬兰。人们通常会误认为, 教育质量较好的国家是以牺牲教育公平, 把有限资源集中起来用以提升个别地区教育质量, 从而取得标榜性的教育成果。然而, 以视角独到而著称的学者袁征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中指出:“在教育领域,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效率而不讲公平”。[1]事实上, 在芬兰, 公平与效率被高度结合, 并且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以公平与正义作为其教育的核心价值观。近期, 芬兰教育部官方英文网站发布了其教育的最新状况, 新任教育部长汉娜·维尔库宁 (Henna Virkkunen) 发布了芬兰教育状况的报告, 从报告中我们可以总结出, 芬兰教育取得目前成就的重要因素有如下方面:首先, 把公平与公正作为其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其次, 国家对教育大力支持;再次, 高水平的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第四, 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高度尊重;最后, 国际化的教育视野。

二、芬兰最新的教育现状与政策动态及其成功的原因

在芬兰, 教育的普及率高。芬兰人几乎持高度积极的态度对待教育, 目前有99%以上的人获得了综合学校毕业证书。同时, 芬兰教师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各级学校的教师都拥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并受过良好的教育, 其中最有才华的年轻教师还能自行选择参加不同项目、内容和形式的教师培训。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高, 因此教师都非常坚定地致力于教学工作。而且, 芬兰教育的教科书不再集中选择或检查, 学校和教师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选用合适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 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使学校在教育决策过程中有更大的自主性。芬兰教育的最新状况, 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 政府旨在提高每个学校的教育质量

芬兰的重大教育政策的落实都旨在提高每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 因为芬兰的国家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较高水平的教育。另外, 芬兰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还在于其教育的深刻变革。

芬兰的识字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是最高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9月底, 芬兰人口总数大约只有542万人左右, 仅占世界人口的1/1000, 但其出版的科学出版物在世界上占了大约百分之一的份额, 并且, 芬兰也跻身于世界上顶尖的数学与科学领域。考虑到芬兰人口的规模,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2. 政府旨在推进教育的性别平等

芬兰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 是一个具有开放视野的国家, 芬兰实行欧洲普遍设立的学历互认“欧洲学校计划”。这类“欧洲学校”[2]位于欧洲的不同地区, 由欧盟成员国共同管理。

该类“欧洲学校”实行男女平等的理念。目前, 除了芬兰之外, 这类学校还分布在比利时、德国、荷兰、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国家, 所有这类学校都遵循相同的课程, 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后颁发欧洲学校毕业通用文凭, 这大幅度地提高了芬兰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以及知名度。

在学生体育运动方面, 芬兰推行了许多促进性别平等的新举措。芬兰体育联合委员会建议相关部门:“对关注体育方面性别平等的政府预算应当尽快进行评估与实行”。该建议认为, 所有主要运动区设立的经费预算应当考虑性别的平等, 包括当地体育机构、体育设施建设、体育服务、体育科研、儿童与青年健康运动计划等等。而且, 应当把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平等作为教育财政支持政策与相关措施的重要考虑因素。另外, 政府应当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资助体育设施服务与体育活动, 酌情给地方当局拨款并进行国家助学金的分配。比如要求受资助的体育院校以及体育科研机构在招生的男女比例中, 男女性别中的任何一方必须要占到至少40%的份额, 以防止出现性别比例过度失调的不公平问题。

应当说, 芬兰体育联合委员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改变弱势性别群体在体育方面不利地位的提议, 与新加坡国会议员洪维能先生对教育部长王瑞杰“在高校男女生录取比例中出现男生处于弱势的情况”[3]的质询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平等现状的诉求具有同样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 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说道, 在差距不是过大时不应当草率地人为设定标准来机械地改变这种现状, 否则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不过必须注意的是, 当性别录取比例差距过大时, 我们就必须去考虑选拔标准是否存在问题, 如果选拔标准本身对某性别群体就不公平的话就必须马上去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

3. 政府旨在帮助后进生提高成绩

在芬兰, 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1921~2002) 的公平与正义理论在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 芬兰教育部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对因身体残障等因素而需要特别照顾的儿童, 教育部在努力地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芬兰的教育理念强调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快乐地成长, 教师面对学习后进的学生时, 也会耐心地引导其学习, 并且, 当学生在某个学习科目上有困难时, 都可以寻求个别辅导。另外, 学校还通过及时给予后进生帮助, 以尽量减小后进生与其他学生的成绩差距”。[4]对此, 我们应当对我国教育进行深刻反思。目前我国教育出现了不平等现象, 比如在小升初、中考以及高考指挥棒的魔力控制下, 个别学校、教师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判学生的最主要标准, 把学生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加以区别对待, 而这显然有悖于教育公平与公正的理念。

在罗尔斯看来:“社会必须对先天处境不利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这种思想就是要补救由于偶然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在采用补救原则时, 我们应当为智力较低而不是智力较高的人去花费更多资源, 至少可以在他们一生的某个阶段, 例如早期学校教育阶段就应当去这样做, 在学前教育阶段、小学以及中学阶段尤其更加需要注重教育公平。

4. 教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较好的发展未来

在芬兰, 教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并且拥有较好的发展未来, 整个社会对教师都非常尊重。在学校教育中, 师范教育的辍学率通常是最低的。在过去的几年里, 芬兰教育部采取了许多举措, 比如扩大师范教育以防止教师短缺现象的出现。对于教师学历的提高方面, 教师可以在大学教育基础上, 通过教育部提供的研究生课程学习机会获得硕士学位, 这有利于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由于新教师在教育事业刚刚起步时可能会遇到一些与教学相关的实际困难, 因而芬兰教育部为新教师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比如为新教师提供参加各种培训与深造的机会等等。可喜的是, 目前, 我国在提升教师地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比如尽量缩小教师与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差距等举措, 这都有利于加强社会“尊师重道”的理念以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不过, 我们同时也应当注意到, 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改革浪潮中也有逆流, 个别地区实行“被严重异化了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 机械地以教师授课时数为依据决定所发工资的多少。而教师为帮助后进生提高学习成绩而额外提供的课外辅导则不计入教师的绩效, 这很可能导致许多教师为了基本生计在放学后不再留在学校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学习指导。个别地区实行的“被严重异化了的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把教师“民工化”。这大大减低了教师的社会地位, 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同时也挫伤了教师帮助后进生提高成绩的积极性。

5. 教育普及率高并给地方更多办学自主权

在教育部长汉娜·维尔库宁看来:“虽然政府对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给予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 即使政府为学校提供了支持, 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权利对学校的办学行为指指点点和横加干涉, 学校作为法人单位, 有权利自主决定自身的办学行为并从事校本课程的开发活动”。

另外, 在芬兰的义务教育中有着一项重要的规定:“芬兰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去自己所在学区的其中一所学校就读”。这个规定确保了所有儿童都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不论学生的社会地位怎样, 也不论学生的性别、种族、文化、语言、经济等状况如何。更重要的是, 这一政策使得学区内的每一所学校都面临着办学质量上的竞争, 促使学校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质量。

6. 高瞻远瞩的教育教学模式理念和参与国际教育研究

芬兰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一样, 参与了提高学校领导素质的研究。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如何培养良好的领导素质以及如何定位学校领导的责任和新角色。该研究显示, 教学虽然是重要的, 不过同时必须给予学校领导足够的发展空间, 因为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良好的管理才能顺利实现。如果没有学校领导的高效管理, 学校将成为一盘散沙, 即使有再优秀的教师, 也难确保教学的整体质量。学校的核心力量来自校长, 校长的领导素质以及领导力的成功培养是学校能否获得较好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外, 芬兰善于从其他国家学习教育教学经验。“芬兰通过考察德国不分年级制的教学模式后明确规定了所有高中都应实行该教学模式, 在不分年级制中, 学生可以自主设立学习计划”。[5]应当说, 芬兰尊重学生的意愿、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目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比如教育系统中充斥着“重共性、轻个性”的教育价值观, 学校课程出现“同质化”, 而这导致了我国的教育系统中“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现象比较突出。而这正是我国教育值得从芬兰优质的教育中急需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三、芬兰教育对我国提高教育质量以及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启示意义

芬兰各地区、各学校的教育质量较为均衡, 其教育的最根本动因是以公平与公正作为教育价值核心理念, 这也是芬兰教育的最本源的成功因素。对于芬兰这个国土小且人口少的国家来说,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 芬兰非常重视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教育资源的理念, 比如努力为身体残障儿童提供尽可能公平的受教育权。

综上所述, 芬兰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主要可以概括为几下几点:首先, 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教育核心价值观, 在现阶段遵从与相互兼顾“发展与功利、自主与服从、个性与共性、创新与继承”这些教育理念的同时, 应当更加强调前者;其次, 我们应当强化教师持续的专业发展;再次, 我们应当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最后, 国家应当逐渐承担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入的职责, 以便更有效地促进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发展。

目前, 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 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和实验班, 并且禁止公办小学、初中学校进行“小升初”选拔性考试与“择校”行为, 这些政策有利于让每个孩子拥有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然而, 在这种大政策背景下, 个别地区依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情况。个别地区的学校领导与教育主管部门在“择校”行为背后丰厚利益的驱动下, 纷纷通过评选“名校”、“示范学校”、“示范班”等其他名义和手段重新设立和原来一样本质意义上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和实验班。个别地区以奥数成绩作为小升初选拔性招生中的基本条件, 使得家庭贫困的学生因无力支付高昂的奥数培训费用而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因而产生了新的不公平现象。

另外, 在“择校”问题上, 也出现了除个体家庭自发的“个体性择校”以外的国家权力部门“集体性择校”行为, “集体性择校”是权力部门用纳税人的钱对当地最优质学校以单位名义进行资金捐赠并且以所谓“共建”的名义为其单位官员子女获得“学位”的一种集体性择校行为。由于这种行为更加具有迷惑性, 因此比家庭自发的“个体性择校”更加不易被人发现, 然而这种集体性择校行为对教育公平的危害则更大, 因为这直接导致优质教育资源以学生的政治家庭背景为条件进行筛选的教育不公平后果。

长期以来, 我国个别地区的教育功利色彩过于浓重, 导致了教育的片面发展, 个别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了达到“标榜性”的教育功绩以及政治功绩, 牺牲农村与边远地区的利益, 在教育经费分配上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目前, 城乡之间教育质量差距甚大, 个别边远地区由于教育经费严重欠缺, 使得该地区的教育几乎无法取得发展甚至难以为继;而教育发达地区学校中的教育经费则较为宽裕。再加上城市教师工资待遇普遍比农村地区的教师要高, 这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师资队伍质量的差距, 最终导致城乡之间教育整体质量的差距更加扩大。对此, 学者李志厚教授指出:“倘若我们在教育领域上的做法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并且采取公平和正义的理念去实施教育, 这样做的话, 或许我们能够尽量避免一系列的择校问题、应试教育问题以及哄抢学位房等现实问题, 或许可以使得我们在教育公平领域上的矛盾与冲突尽可能地减少”。值得欣慰的是, 目前, 我国各地已纷纷出台政策, 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设立重点学校、重点班和实验班, 并且这些政策正在不断地推行和落实当中, 这些政策有利于让每个孩子拥有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目前, 我国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有了非常大的进展, 异地高考也已在全国艰难地推行, 不过, 我们也需要注意到, 在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和落实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教育公平的真正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据中国新闻网最新报道, 北京、上海于2012年12月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北京的异地高考政策规定:“从后年起, 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 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 可参加高职考试录取。”[6]而上海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则规定:“从2014年起, 上海将实施在沪升学考试的具体方案, 根据方案, 进城务工人员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者, 其子女在上海参加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并完成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学习经历后, 可参加上海普通高等职业学校自主招生考试。”[7]也就是说, 在北京与上海的异地高考政策中, 即使符合条件的异地高考生也只能参加高职院校的录取, 不能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的录取, 而这显然离真正的教育公平实现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过,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 目前能够取得这样的改革成果, 已实属不易了。事实上, 当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差距过大, 并且在社会整体资源偏向个别地区的前提下, 教育公平的推进不可能一步到位, 追求教育公平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应当说, 追求教育的公平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需要的更多是政府维护社会长远稳定以及促进公平理念的坚定决心与强硬手腕。

正如西方哲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说到的:“既然不平等是不应有的, 那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平等予以补偿。”[8]可以看出, 社会应当更加注重公平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既得利益而牺牲公平, 社会必须在处于不利处境者的利益受损之时予以补偿。伯特兰·罗素 (1872~1970) 在介绍功利主义时也说道:“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 为了所谓效率而忽视正义是可怕和可憎的。”[9]

芬兰在教育资源均衡的同时, 也同样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教育效果。并没有出现追求公平就失去效率的现象, 反而取得了教育领域上的突出成就。事实上, 效率问题谈论的是教育投入与产出比之间的关系, 而教育公平问题谈论的是教育资源如何在各群体或个体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 严格上来讲公平与效率并非两个非此即彼的概念。

社会在不断地变革, 在改革初期经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而在教育改革的不断尝试中, 部分个体或集团首次尝到教育改革途中的甜头———摸到了拥有有利地势的“石头”, 就不愿意挪动了, 这些人则是改革中的社会既得利益者。如果这种人性的贪婪没有被自身道德以及被制度加以约束, 那么他们将会为了防止这种突如其来获得的好处的源头被别人破坏, 而千方百计地阻止改革的进一步进行, 甚至采取非法乃至暴力手段对进一步的改革进行压制与破坏, 直至最终成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大障碍。应当说, 教育的种种不公平来自于人性的贪婪, 而这恰恰需要加强有效的制度改革和法律约束。

在罗尔斯看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 对于受惠较少的人着重进行考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只要去回想一下防止财富的过分积累以及维护人人受教育平等机会的重要性, 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到这些努力其实都是值得的。

四、结语

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教育公平问题已成为十八大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这些举措都是社会逐步走向公平正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更加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 把教育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 采取更多政策扶持弱势群体”是人民大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真切诉求。相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人民大众的这些诉求加以考虑并采取新的教育改革措施以维护教育公平乃至整个社会的正义, 促进中国教育的健康、持续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袁征.中国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考[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9:90-95.

[2]芬兰教育部.芬兰学校和“欧洲学校”[EB/OL].http://www.minedu.fi/OPM/Kansainvaeliset_asiat/ulkosuomalaistoiminta/index.html?lang=en.[2013-04-21].

[3]张俊洪, 陈铿, 杨文萍.以罗尔斯公平与正义理论的视角评述新加坡教育的新政策[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 :136-142.

[4]芬兰教育部.在学生运动方面性别平等理念的推广[EB/OL].http://www.minedu.fi/OPM/Julkaisut/2005/tasapeli_-_sukupuolten_valisen_tasa-arvon_edistaminen_ja_sukupuo?lang=en.[2013-04-21].

[5]汉娜·维尔库宁.国际学校领导力研讨会[EB/OL].http://www.minedu.fi/OPM/Puheet/2009/05/Opetusalan_maailmanjxrjestxn_seminaari.html?lang=fi.[2013-04-21].

[6]中华新闻网.北京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EB/OL].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2/12-30/4448796.shtml.[2013-04-21].

[7]中华新闻网.上海公布异地高考方案:与居住证制度相衔接[EB/OL].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2/12-30/4448927.shtml.[2013-04-21].

[8]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M].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76-78.

罗尔斯：落入凡间的正义之子 篇8

童年埋下正义的种子

1921年2月21日，罗尔斯出生于巴尔的摩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威廉·李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杰出律师和宪法专家，也是当时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的密友和非正式顾问。母亲安娜·埃布尔曾任妇女选民联盟巴尔的摩分部的主席。罗尔斯受母亲的影响巨大，她争取妇女权利的工作引起了罗尔斯后来对于妇女平等权利的关注。

虽然衣食无忧，但他的童年却还是遭遇了两次悲剧。在连续的两年中他的两个弟弟因为从他那里传染了疾病——分别染上了白喉和肺炎——而相继离世。悲伤的记忆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灵。罗尔斯后来提起，正是这些不幸使得他的口吃进一步加重而困扰其一生。两個弟弟的相继离世使年少的罗尔斯感受到命运的冷酷无情，也使他对弱势群体有了一种特别的关切。他也开始把目光投向周围的黑人，并和一个黑人孩子成为好友，但这受到了母亲的反对。父亲也像他那个阶层的人一样怀有种族偏见。种族和阶级问题又进入了他的脑海。有一次随家人在缅因州度假时，他发现了当地的穷苦白人受教育的机会和人生前景远不及他。在多年之后，他在《正义论》中写到，由社会制度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生活前景。这是一种特别深刻的不平等，需要正义原则来进行调节。童年的经历似乎已经注定了他今生的使命。

在二战中死里逃生

二战爆发时，罗尔斯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对化学、数学甚至艺术史一一尝试之后，他最后选择了哲学，并遇到了其大学时代最重要的老师马尔科姆。1941年夏季二人的初次见面以罗尔斯提交的论文被严厉批评和退回而告终，但这反而强化了他对哲学的兴趣。1943年1月，聪敏而勤奋的罗尔斯以最优成绩提前一个学期从哲学系毕业。一个月后他接受军训并成为太平洋战场的一名步兵，先后在新几内亚、菲律宾和日本服役，度过了他一生中并不愉快的两年戎马生涯。其间有一次差点遭到日军伏击，但是幸运女神再次降临，因为日军枪响得太早，罗尔斯幸免于难。对于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行为，他表示了深深的谴责。这个正直的青年发出了这样的询问：为什么世间会有邪恶？人类是否可被救赎？建设一个正义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否可能？战争引发了他对人类正义问题的思考，他试图寻找人为的灾难背后的深刻原因和解决之道。他一生的工作就旨在发现正义对我们的要求，并且显示我们人类有能力去实现它。

1946年初罗尔斯放弃升任军官的机会离开了军队这个“阴郁之所”，并得以重返普林斯顿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在那里他邂逅了布朗大学的四年级女生马迪，6个月后，二人于1949年6月结婚，从此罗尔斯有了一位53年温柔相伴的贤内助。1950年罗尔斯可谓双喜临门，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也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安娜。

险遭火焚的传世巨著

1949-1950学年罗尔斯在普林斯顿的一个研讨班上，研习了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有关正义的重要观点，并试图把每一种观点融入一种系统的正义观念之中。1950年到1952年，罗尔斯担任了哲学系的讲师。在普林斯顿，他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得益于他们，罗尔斯摆脱了对形而上学争议的纠缠，投入到建构性的哲学任务之中。1951年的《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性的程序的纲要》是处理罗尔斯成熟理论中中心问题的早期尝试：什么样的决定程序有助于我们公正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此后他便一直致力于《正义论》的研究和写作。

1952年至1953年，他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在牛津基督教会学院游学，在牛津所从事的有关法律和政治哲学的实质性工作对他启发巨大，特别是受到哈特和伯林的影响，奠定了他以后的学术目标：寻找一种将自由和平等在一个政治正义的概念中统一起来的方法。

在他写作《正义论》的年代，美国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外有越南战争，内有黑人运动、学生抗议运动和女权运动。罗尔斯将产生种种社会危机的症结归于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均，并把正义问题的解决放在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之上，希望构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以使人们获得一种有价值的美好生活。

1962年他来到哈佛大学执教。1969-1970学年罗尔斯带着200页的《正义论》第三稿来到斯坦福大学以便专心完成他的巨著。当时还没有用电脑写作的条件，修订的部分由秘书打印出来。一天早晨6点钟，研究中心主任给他打来电话：“夜里几颗燃烧弹在中心爆炸了！你的东西全完了！”罗尔斯的心顿时一落千丈，他8个月以来全部的写作稿都在办公室的书桌上。不过令他欣喜的是他的书稿在火灾中幸免于难，只是经受了水的洗礼。

1970年9月，罗尔斯又回到哈佛，由于同时承担着行政和教学任务，他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对手稿进行最后的润色。他自己也不知道手稿的长度，当哈佛出版社送来587页的校样让他校对时，他也大吃了一惊。1971年年底，这部凝结着近20年心血的划时代巨著一经出版，即震惊了美国和世界，罗尔斯被公认为政治哲学的领军人物。《正义论》引起了对道德和政治哲学中实质性问题的重新关注，实现了政治哲学向正义的转向。众多的学者很快发现，从此他们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中开展研究。罗尔斯对西方的影响涉及哲学、法律、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他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把全部学术生涯都奉献给对一个知识性问题的孜孜不倦研究的楷模。在《正义论》出版之后，他又发表了《政治自由主义》（1993）、《万民法》（1999）等书，作为对其正义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和完善。他的一生在他的论文集中清楚地呈现，这些杰作见证了他呕心沥血的48年。

正义二原则

罗尔斯把社会基本结构作为正义的主题，而把功利主义作为其主要的理论对手。他把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当作一种订立契约的过程。《正义论》的第一部分设计了一种原初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只知道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务，但又处在无知之幕后，对于任何个人信息一无所知。他问道：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天分、财富或者观念，我们将选择何种正义原则？他的答案就是正义二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基本的平等自由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相应于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分别对应于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差别原则主张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要最有益于最少受惠者。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第二原则中机会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表明了在优先性上，罗尔斯认为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两个原则强调了社会制度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原则是关于公民的政治权利，第二个原则是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的部分。他宣布，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罗尔斯通过原初状态和社会契约论来证明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原则。另一条证明途径是通过“反思的平衡”，即将两个原则与常识的正义判断进行反思和对照来达到二者的平衡和一致。罗尔斯坚信他的正义原则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为此，他在《正义论》的第二编中探讨了正义的制度要求，第三编论证了正义理论的稳定性。他坚信，他的正义理想决不是乌托邦。

人如其文的慈父良师

正义的观念不仅是罗尔斯一生研究的主题，同样也是他人生的信条。当新婚的妻子告诉他，她重男轻女的父母只给她的兄弟准备大学教育费用而她和妹妹却无此殊荣时，他就决定一定要为自己的儿女提供同等的机会。后来他的4个子女都在他的支持下念完了大学。

越南战争爆发后，国防部决定不征募学业优良的学生，而有一门不及格的学生则可能被征入伍，这也等于给了教授特殊的权力。罗尔斯认为这样区别对待学生是不公正的。那些家庭富裕和社會关系广泛的学生应该和别人一样承受相同的命运。他和自己的同事联合起来，在学校会议上建议学校采纳他们的建议。

在他的同事和学生眼里，他是一个安静、谦虚、举止优雅、具有绅士风度的人。他如此完美，以致于有人戏称他为“基督”。他不逐名利，也不希望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除了享受和家人朋友一起的轻松时光之外，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研究和教学。1999年他终于同意接受国家人文学科杰出成就奖，在此之前他通常拒绝各种荣誉。她的女儿利兹说他愿意做更多其他的事情而非与首相共进晚餐。他经常指责英国王室的做法和特权腐败影响。这也说明了他喜欢林肯的原因——他认为林肯是一个重视人人平等而且从不向邪恶妥协的总统。在他哈佛的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幅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马迪画的林肯肖像。对于妻子热爱的艺术活动他也一直给予支持和关注。在介绍他的剑桥手册封面上，是他妻子亲绘的他的肖像。他曾一度拒绝刊登自己的任何图片，不明白人们为何会关心他的长相。

罗尔斯在哈佛的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1991年。他把大量精力用于课堂教学，他的演讲总是精心准备，写成讲稿后再三修改。他把讲稿分发给学生，以免因自己有时口吃而影响他们的理解。虽然有时口吃让他难以完整地说出一个单词，而且不用来听也能通过讲稿了解学习内容，但是他每次上课总会让容纳几百人的阶梯教室人满为患，必须早早前去才能抢到座位。上完课虔诚的学生都会拍红了手掌送他离开，直到他听不到为止。在他的学生中有数十名引人注目的哲学家，其中不少是女性，美国大学大多数重要的哲学系里都至少有一名他的弟子。罗尔斯自己喜欢研究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对他们满怀敬意，并一直在思索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作为无数研究生的良师益友，他引导很多人成为了这些哲学家的有影响的诠释者。

有着一双深邃蓝眼睛的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水手，饮茶时像孩子一样贪吃燕麦饼。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七十多岁依然坚持锻炼，喜欢骑自行车、慢跑和远足，就在辞世前的一些日子里他依然每天出来散步，就像他热爱的哲学家康德一样，他比康德多活了一年。2002年11月24日早晨9点30分，这位心如赤子的81岁老人，因为心力衰竭，在家中安详地离去，直到最后的时刻依然保持着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