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简介

魏源简介（共3篇）

魏源简介 篇1

魏源地简介

魏源地，硕士研究生毕业，北师大教育管理在读博士生，陕西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数学奥林匹克一级教练。

担任电厂中学书记、校长十多年来，他坚持实行“党政工团联席会议工作制度”，集体决策，公开透明，学生人数从700余人增加至2300人。

学校曾连续10年荣获户县高考质量奖、教育教学综合奖；09年被评为西安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11年晋升为陕西省标准化高中，并荣获陕西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户县“十佳事业单位党支部”等称号；2012年，学校被评为“西安市首批校本研修实验基地学校”、“西安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再度获户县高考质量奖。

两年来，魏校长本人先后荣获“户县优秀人才”、“户县十佳党员校长”、“西安市学习型职工”、“西安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2012红烛奖’西安教育人物”等称号。

在学校向地方移交的艰难历程中，魏源地依靠群众开展工作，实现“平稳移交”的同时，为学校争取到了600万元的企业支持。鉴于他的出色表现，被授予 “特殊贡献者”和“全国电力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近两年，魏源地校长受邀分别以《教师专业初期的心理准备》、《德育在形成办学特色中的作用》、《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学校管理创新》为题，给户县的青年教师、政教主任、小学校长、西安市的中学校长培训班作专题报告数场；他以《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关注生命价值，讲究生存艺术》为题，给全县近60多所中、小学的教师、学生作报告60余场；他以《爱岗乐业，精彩人生》、《关注教育，造福子孙》为题，给户县的企事业单位、村镇干部作报告10多场。他是县委、县政府首批的“户县优秀人才”（2010年）。《西安晚报》、《西安日报》等分别以《一位学者型、研究型校长》、《充满研究和创新精神的校长魏源地》为题，专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2010年12月10日、14日，魏源地应邀先后在广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地的校长论坛上分别作了《德教为先，育人为本》、《关注人才，更关注人品》的专题发言；16日，在陕西省高中校长课改研讨宝鸡会议上，作为西安市代表，魏源地作了《端正办学理念，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专题发言。附 魏源地的两次拒绝：

第一次，2005年6月，在学校即将从经济效益非常好的电力企业“移交”地方前期，户电一、二厂厂长、书记争相提出，要“留下魏校长，参与企业管理”。回答是“谢谢领导对我的关心。此时，我只能和老师们共命运”。魏源地拒绝了厂领导的好意。

第二次，2006年5月，因不愿被拨离出经济效益好的电力系统，户县电厂中学的教师开始哭闹，当几名教师冲向魏源地办公室，要求他 “解散学校、罢课”时，魏源地断然拒绝道：“教师不能误人子弟，你的要求我办不到！”这几名教师悄然离去。

《魏源思想评析》读书笔记 篇2

——小议魏源的改革思想

摘 要： 魏源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势下,针对财政危机等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改革漕运、治河、盐政等关系国家命脉的大政,开源节流,以增加财政收入； 魏源的改革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就是对改革放的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和积极作用。

关键词：魏源； 改革思想； 现代

一、魏源的改革思想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魏源生活的年代，中国清代封建社会已由康乾盛世转入嘉道衰世。正如魏源所说，当时的封建王朝面临两个危机:一方面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大举入侵，自道光以来，鸦片走私，白银外流.西方国家以海盗行为撞开中国大门。由于内外两方面的严重挑战，清代封建制度开始解体，嘉庆以后，更是江河日下，处于‘旧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末世。魏源目睹了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洋人的骄横跋扈,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其改革的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针对清政府在漕运、治河、盐政等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魏源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思想和远见卓识的改革方案。

首先,针对漕运上存在的弊端,魏源提出了海运漕粮的改革方案。漕运一直备受清政府的重视,是清代“漕、河、盐、兵”四大要政之一。自隋朝开辟大运河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征收租米供养京城,并为粮荒做储备的漕运体系。而如此重大的一项命脉工程却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在漕粮运输的过程中,把持漕运的官吏层层盘剥,凡有关卡的地方就要交费,而且名目种类繁多;虽然漕运的耗费极高,但效率却极为低下,这就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大运河又横贯黄淮水系,更因为水患频发,河道淤塞,严重影响了运河的通航。漕运之弊不但殃及平民,使沿岸众多百姓因此而被迫离家,另谋生路;而且祸及朝廷,使国家的税收大为减少,财政枯竭。

针对这些弊端,魏源提出开辟海运航线,以弥补漕运的不足。但魏源又深刻地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能马上全部实施海运的方案,那样做必然会受到下至以漕运为生的漕丁水手的阻拦,上至靠漕运牟利的各级官员的反对;加上皇

帝以及朝廷中大多数官员都存在以漕运为正统的守旧观念,不愿意变法,更改前制。鉴于这种情况,魏源十分讲究变通之法,他提出在“江、楚、皖”可以海运为权宜之计。这样,既缓解了因反对势力阻挠所带来的压力,又使自己的主张切实可行。同时,他还认为,作为商船集散地的上海和漕粮交兑地的天津是海运能否顺利的两个关键环节,为此,他在主持商船海运的过程中,首先在上海设置海运总局,统一管理海运的各项事务。海运的开通,大大地减轻了漕运的压力,缓解了清朝政府的财政危机,从而使各地的漕粮能够顺利地运往京城。

其次,针对“黄患”引起的问题,魏源提出了治理黄河的整改措施。每遇黄河泛滥,清政府用于治理黄河的开支巨大,几乎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成为了清政府财政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清政府治理黄河费用的增长,无疑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面对这种局面,魏源仔细研究和分析了黄河的实际情况,根据黄河的地势、河流的自然走向及其水性,提出在一年之中的适当时机人为改道的治河方案。由于种种原因,虽然魏源的建议未被清政府采纳,但咸丰五年,黄河再次决口并自动改道,由山东利津大清河入海,这一事实证明魏源提出的改道主张是切实可行的。

再次,针对盐政上存在的积弊,魏源提出了改革的方案。食盐是清朝的重要财源。当时,淮北的盐课普遍呈现出“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困顿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魏源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改革无疑已势在必行。为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改纲盐为票盐,变盐业官营为盐业商运。魏源的“票盐”改革方案,就是要把官营盐业中官吏们层层贪污的私利,转变为商人自由贸易贩运所得的合理利润。他说:“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鹜赴者,何哉?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枭、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伙、浮胥去其二,计利之入商者,什不能一。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这些措施减轻了官盐的成本,简化了繁杂的销盐手续,废除了盐业的垄断,革除了盐业的陋规,打破了僵化的销售区域规定,保护了盐商的利益,保障了国家的盐课收入,满足了群众对食盐的要求,大大促进了盐业领域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们却还未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他们仍然死抱着“闭关锁国”的政策不放,对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作为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魏源,反对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对外开放思想。

第一,在政治方面,魏源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尽管魏源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和评价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但是,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和推崇,对于当时中国国民接纳西方文化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在军事方面,魏源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魏源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使中国人掌握西洋的军事技术,扭转那种兵艘、火炮只能从国外购买的局面。在他看来,仅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为此,他主张对兵制进行改革,一方面,削减军队中的冗员和老弱病残人员,以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由政府培养军事人才,提高战斗力。

二、魏源改革思想的特点

魏源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提出了进行改革的基本原则，即顺民情、乘时势、实事求是、策略灵活。

“顺民情”。魏源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即变革愈彻底，对人民愈有利。为此，一方面要“变古愈尽”，即对社会弊端要尽情揭露，坚决革除。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但有公厨总聚擅，断无万载不更弦。书陈蠢要三薰沐，衣旧蚁顺九洗渝”。除去书虫要薰香三次，洗净衣垢要烷刷九遍，都是说明除弊务尽，改革要彻底，才有利于人。另一方面，要“便民愈甚”，这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有利于多数人的改革，就应坚持；多数人支持的改革，如同水流入海，势不可挡。反对改革，违背民情，就像要流水回头，是决不可能的。只要坚持利国利民的改革原则，改革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乘时势”。即善于把握改革的时机，时机不到，不能实行改革。时机不到，改革不会成功，甚至会走向反面。怎样才是时机成熟呢?魏源提出两条:一是“弊不极不更，时不至不乘’，即弊病已充分暴露，改革的时机就成熟了。二是“根抵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旷。即群众已认识到改革的必要，然后乘势而行改革，必定一举成功。魏源以嘈运改革为例，当时河道阻滞，官吏腐败，积弊丛生，群众要求改革，又有朝廷大员支持。在这种形势下，便大获成功。

“实事求是”。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不可主观盲目行动。首先，要弄清改革的原因，正如医生治病一样，只有找到了病因，才能对症处方下药。其次，要深入调查，博采众议。魏源十分重视实地调查。而且，调查不能带主观色彩，要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只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才能产生正确的意见。再次，调查得到的结论在实行时，也要看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区别对待。如果不问各地实际情况，教条主义地照搬改革方案，必定要失败。最后，改革的效果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来不得半点浮夸和虚假。必须“去伪”，“以实事呈实功，以实功呈世事”。要求不畏艰难，面对现实，扎扎实实，强调改革的实际效果。

“策略灵活”。改革是一场革命，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和守旧势力的拼命反对。因此，改革者必须注意斗争的策略，一方面，要有改革的决心。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斗争策略，不要骤行改革。因为“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改革者也要熟

练地掌握改革的规律，讲究熟练的技巧、灵活的策略，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改革，兴利除弊，强国富民。

魏源改革思想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敢于面对现实，破除顽固保守、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依靠新兴力量，倡行改革。魏源大力揭露社会矛盾和各种积弊，抨击时政，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依靠什么力量来推行改革的问题上，魏源能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当时社会上正在兴起的商人阶层，在改革中，实行“用商、便商、利商”的政策。如潜粮海运，就依靠商人船只，利用商人的力量，打破了官商对盐业的垄断，变盐业官营为官督商运。这些改革已开始突破封建思想的藩篱，有利于商人利益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敢于面对世界，寻找新的思想理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整个清廷封建统治阶级以“天朝上国”自居，狂妄自大，闭关自守，对整个世界盲然无知。魏却能突破重重障碍，认真了解和研究世界形势，传播了科学的“师夷”之说。一方面，他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文化与生产技术;甚至还赞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以实际行动介绍西方，他所编辑的《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以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该书不仅有丰富的资料，而且有精当的论述，是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最有权威的工具书。近代中国的改革思想，如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等，无不受到了“师夷”之说的启发和影响。

第三，敢于反抗侵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力主禁烟抗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魏源非常关心边事，力主加强边防，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完整。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更以实际行动勇赴国难，参加定海保卫战，并提出了集中兵力防海口和“筑定海外域”的两条正确建议。

总之，魏源的改革思想，对当时有关国计民生大政的改革，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师夷”之说，更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中最杰出的部分，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近代新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取了发端和推动的作用，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但是，从总体来说，魏源改革的根本目的未能实现，改革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魏源改革的目的性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当时，世界主要国家已进入 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已较多地发生。而魏源却企图通过改革，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封建秩序。因此，尽管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封建王朝的财政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短期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巩固封建制度却是逆潮流而动。另一方面，魏源改革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商人的力量，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这样就发生了手段和目的矛盾。利用商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为封建朝廷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可能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清明;但是，其最后的结果，必定导向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为封建制度最后走向灭亡开辟道

路.上述两方面的情况，是魏源始料不及的。我们不能抛开时代的因素和阶级的局限，去苛求古人。

三、魏源改革思想的历史启示

没有借鉴、继承，也就没有创造、发展。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改革，无论从性质、内容、目的和意义上，都和历史上的任何改革不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但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认真总结历史上各种改革的经验教训，系统地研究前人的改革理论，对于全面比较各种改革的利弊，预测改革中一可能产生的问题，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改革方针和措施，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秋序地改，仍是大有裨益的。

就魏源所处的时代而言,他的改革开放思想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且无法与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相比拟,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魏源的改革思想却能给我们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体现时代的根本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清王朝曾一度出现过“康乾盛世”的历史局面,但最终因“闭关锁国”而落伍了。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蓬勃发展,并走上向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之时,仍一味地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而不能自拔,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痛苦和灾难的深渊。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向我们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也应紧扣时代的主题,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抓住机遇,开拓创新,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跻身于世界的先进之林。

第二,要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注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而不是将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固定化和模式化,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做到除弊兴利,变法改革,真正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1]魏源·魏源集[C]·北京:中华书局, 1976

[2]关静杰.论魏源经世致用及师夷制夷思想[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6,(04).[3]袁洪亮.近20年魏源思想研究综述[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1)

[4]杨慎之, 黄丽镛.魏源论改革[J].求索, 1983,(05)

[5]李瑚.魏源改革思想试析——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02)

魏源简介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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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大学学报作者：吕锡琛字数：2862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摘要]魏源力图通过诠释《老子》以“矫末世之弊”，他在《老子本义》中阐发了“不盈、务内”的管理之道、“利人外身”的处世哲学、贵贱同一的平等思想，充分彰显出老学所具有的“救世”价值，这些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进行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魏源；老子本义；救世价值；政治智慧；现代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B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5—0093—05

《老子》是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哲人高道、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乃至平民百姓，而且对于现代物理学、哲学、养生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富有启迪。

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曾被众多思想家、政治家所疏解、诠释和发挥，成为中国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汉唐宋明等朝代的一些明智之君亦将其中的政治治理原则运用于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之中，收到了恢复经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安定社会等显著绩效。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并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迫切性之后，一些致力于学习西方，改革图强的思想家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深刻地阐发《老子》的经世致用之学，并将其中的一些主张与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相融会，用以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革除社会弊病的武器。故这一时期老子之学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救世革弊的时代特点。魏源、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对老庄之书的阐释，均反映出这一思想倾向，而撰著《老子本义》以图阐发老学之真意的魏源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

生当内外交困，弊端丛生的清朝后期，魏源将目光投向了《老子》这部饱含经世治民智慧的经典。他认为，自韩非子以下解《老》者虽然不下千百家，但“皆执其一言而阂诸五千言……泥其一而诬其全。”他不满意前人对《老子》各执一端的种种注释，亦无心从养生延命的角度来研究老学，而是将焦点集中于经世致用方面，视之为“救世之书”，希望从中找到救世革弊的药方。围绕这一目的，魏源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 “矫末世之弊”的价值目标

魏源认为，《老子》一书中包含着明道、修身、治国之理的极高智慧：“老子之书，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于是三者。”他强调，《老子》一书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作。在开篇的《论老子》一文中，魏源充分肯定了《老子》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诸多启示意义：老氏书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张)良(曹)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减，宋太祖闻“佳兵不详”之戒而动色。在他看来，能从《老子》中获益最大的是能够体悟大道、掌握治身治世根本原则的统治者；其次是能够运用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以经世济民的统治者；如若达不到以上境界，至少也能促使统治者从《老子》的某些话语得到启示，纠偏改过。可见，《老子》决非如某些浅见者所言，只是玄远虚妄之论，而是一部具有经世致用重要价值的作品，故他立志对《老子》全篇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求其“本义”，以“矫末世之弊”。

他针对历来歧意颇多的老子论礼这一问题进行辨析，认为老子其实是“深知礼意”之人。

而《老子》一文中之所以斥礼义，是由于“深疾末世用礼之失，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怀德抱道，白首而后著书，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不止也。”老子深知古人制礼之精意，然而，他却看到，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礼已经演变为一套虚矫繁琐之程序，失去了古人制礼以协调社会秩序的初衷，引起了诸多弊端。因此，老子在“深疾末世用礼之失”的忧患意识中，怀着“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而不止”的社会抱负，斥责礼制乃“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试图重振淳朴之世风，以求纠偏救弊，这正反映出《老子》作为“救世之书”的特点。

从纠偏救世的目的出发，魏源对《老子》的内容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前代学者对于《老子》中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主张曾有不同的看法或批评，而魏源认为，此话的宗旨是“以太古之治，矫末世之弊。”他分析道，天下之所以不治的原因在于“有为”，而“有为”乃由于“有欲”，“有欲”则由于“有知”。“夫民心之不虚者，以其有可尚、可贵、可欲之事也。”可贵的是，魏源没有停留在《老子》以“不尚贤”、“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等方法“使民不争”、“使民心不乱”、“使民不为盗”，而是更深一层地探寻如何才能做到“不尚贤”、“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从而从更为根本的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

他指出，在政治清明的“治世”，社会运行处于有序的状态，“人尚纯朴”，行所当行，为所当为，故不需要刻意褒扬“贤知”，不屑于玩弄心计，“无事乎以贤知胜人”；而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物取养人，无贵乎难得而无用”。在这样的情形下，“贤与不贤同用，难得与易得等视，民不至见之以乱其心，而争盗之源绝矣。”显然，魏源在这里强调的是，必须营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必须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最终实现民心不乱，绝“争盗之源”。这是对《老子》思想的重要发展，亦是他立志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

他认识到，由于老子的“自然”、“无为”等概念较为抽象，容易引起误解，故针对人们的一些错误理解而诠释说，老子所说的“自然”，是“欲静不欲躁，欲重不欲轻，欲啬不欲丰”，是“迫而后动，不先事而为”，“岂混荡为自然乎?”老子的“无为治天下”也决不是“治之而不治”，而是追求“不治以治之”的理想目标。在用兵方面，是“不得已用之”，而“未尝不用兵”，故决非毫无原则地放弃武力。同样，老子也决非“并常事去之”，不问世事，而是强调“去甚，去奢，去泰”，反对过分和走极端的行为。

他特别推崇《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话语的警戒作用，认为“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见当世勇于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他论述严刑酷法的弊端说：“法网愈密，挂网愈众，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则?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听命，而代天者专权，敢与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祖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语，恻然有感，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这种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来凸显《老子》之救世价值的治学方式，鲜明地体现出魏源老学的经世致用特征以及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 “不盈、务内”的管理之道

魏源专注于对老子救世之道的探求，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之下，“救世”的重任往往多由最高统治集团来承担，故魏源特别重视对于《老子》之社会管理思想的阐述。这些管理思想既包括统治者对于社会的治理，亦包括对于统治者自身的管理。魏源认识到，统治者只有首先约束管理好自

身，才可能达到政治上的清明，也才能够树立标范，教化人心，化成天下。因此，魏源对《老子》中的“行不言之教”、“俭啬寡欲”等管理者道德要求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他深刻地指出，民众之所以铤而走险，轻弃其生，是由于统治者过分地奉养自身：“我自厚其生，则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轻死乎?则是民之轻弃其生，由于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于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诱之而又夺之也。”上文中所说的“我”指的是最高统治者，这段话语的中心意思是告诫统治者“自厚其生”将导致严重后果。统治者的行为往往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厚养自己，养尊处优，广大民众必然会从而趋之。而封建社会那种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有限的经济条件必然不可能同时满足众人对丰饶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之奉养愈厚，则下之生活愈贫，民众的物质欲求被激发而又被强行压抑和扼杀，安居乐业既不可得，自然就会轻弃其生了。魏源深刻地看到，物质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如果不能妥善地节制欲望，很容易产生彼此的攀比和效法：“夫民有生则有欲，则无不以相尚为高，此最难克之心，而有无穷之弊，岂不甚可畏哉!”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问题，魏源推崇老子“无以生为者，其贤于贵生”的结语说：此言乃“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则深远矣。”告诫统治者不能毫无顾忌地厚养己身，而应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为民众树立道德标范。

为了促使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约束，魏源提出“专务于内”的主张。他通过对比谦虚谨慎的好道者与矜夸自大的小人的不同行为和结果，深刻阐述了老子“不盈”、“守虚”、“专务于内”等思想在立身处事特别是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道以不盈为大，不盈者专务于内，有若无，实若虚也。今施且夸焉(施，意为矜夸自大)，则专务于外，无而为有，虚而为盈，无有穷极矣。”

“专务于内”是魏源继承《老子》“处其实不居其华”、谦下守虚、“行不言之教”等思想而提出来的，意为不尚外在的浮华虚词而注重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充实。这正是有道者的风范，他谦虚不盈，“常若不足”，脚踏实地，厚积薄发，努力进行内在的修为，守此原则必将身修国治，建功立业；而小人浮躁浅薄，矜夸自大，“常若有余”，以这种原则处事，“为士则必徇名而荒德，为庶人则必侈末而耗本，为国家者则必至饰外而虚内。虽浅深广狭不同，而其为以己徇人则一而已。特其显者，莫若国家之侈弊为尤易见，甚矣人心之难克，而施之可畏如此。”这种“专务于外”、急功近利的做法对国家行政管理事务中所造成的弊害是不可估量的。这些犀利的指斥，至今对于各级管理者仍然是富有警戒意义的。

魏源之所以重视“务于内”，又是与他对老子“善建者不拔”等思想的深刻理解紧密相联系的，他阐释说：“天下之物，建于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于外者，外物得而脱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终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于心，抱之于内，初无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脱，谁得而拔脱之乎?盖非徒固之于一时，并且固之于后世。世人之建抱者，以智术邀结，则假于外者非己有；圣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则足于内者无所假于外，故真也。”这就是说，外在的建树无论多么功业显赫却终究是可拔、可脱的，故不可依恃。故魏源接着指出：“以是知舍修而言建抱者，非善建善抱者也。离身而言修者，非真修也。修之身，德乃真，尽之矣!”对于管理者来说，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完善是建功立业的根基，因为任何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的关键又在于对人心的影响和控制，管理者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令下属心悦诚服，齐心合力地实现管理目标，也才能上行下效，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长治久安。故只有注重内在的修身养德才是真正不朽、造福后世的事业。这些话语实际上认识到了管理者的人格魅力等非权力影响因素的重要作用，对现代管理者是深有启示的。

三“利人外身”的处世哲学

柔弱不争是老子思想的重要处世原则，在外侮日深的民族灾难面前，在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强盗面前，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又是如何阐释这一处世原则的呢?

在《老子本义》的开篇，他就强调对《老子》这一古代经典不能盲目地生搬硬套，而是

强调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情况而对症下药，他明确地指出：“甘酸辛苦味不同，期于适口，药无偏胜，对症为功，在人用之而已。”

在他看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老子作为一部救世之书，其中的柔弱不争思想并非迂阔过时，反而是针对争战不止的时弊而提出来的。他指出：“老子著书，明道救时，见天下方务于刚强，而刚强莫胜于争战，今将救其弊，而返以慈俭谦退，则天下必以为不适于用，故其所明者以喻之。言吾之道无施而不可，虽用之以战守，亦无不胜且固者。盖慈则必俭，慈则不敢为先，是即兵家以退为进，以弱为强之道，其证以用兵之言者，使即兵以知柔退，即柔退以反于仁慈。非为谈兵而设。”这段话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魏源看到天下“务于刚强”、争乱不已的弊害，大声疾呼停止争战，实现和平之世；第二，强调这是一种用兵者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策略；第三，面对列强以武力征服世界的现实，魏源亦深知标举“慈俭谦退”之德难以为人们所接受，故他强调的“慈”、“俭”之德更主要的是将其作为战守方内部的统治者所信守的道德规范，以此才能够凝聚人心，增强战斗力，“虽用之以战守，亦无不胜且固”；第四，由“柔退以反于仁慈”，进而将其作为人际交往的美德，因此，它又并非仅仅“为谈兵而设”。

对于以上的最后一层意思，魏源是非常看重的，他还在其他章节中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强调，柔弱不争决非在强敌面前懦弱退让，而是不争私利，他将其作为调节民众内部或统治者与民众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他认为，无私无欲是黄老之学的主要内容，他指出，《老子》中对水的特性作了诸多描述和概括：“居善地，心善渊，予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等，但在这些特性中，魏源最为崇尚的还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美德，认为“惟即以此数者为上善，则不若以不争为上善之说之得焉耳。”将以上诸种美德皆誉为上善，则不足以突出不争之德的道德价值，在他看来，最高的善行乃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私利，对此，他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他说：“圣人处柔处下，本以先人而后其身也，而人愈贵之；寡欲无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圣人遵从大道，故柔弱谦下、少私寡欲，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众人之后，利益众生，先人后己，从而必然获得众人的尊崇和拥戴，取得事业的成功。与此相反，汲汲于个人私利却可能适得其反。他告诫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患得患失的人说：“盖患得患失，无所不至，则求荣者适足以取辱，求生者反以之死，自厌而后天人亦厌之矣。”一心只考虑获取个人私利，“厌劳则慕逸，厌辱则思荣，厌忧患则思安乐”，必然会不顾

廉耻，不顾他人，无所不至，结果引起天怨人怒，受到应有的惩罚，取辱亡身。这些论述，进一步发挥了老子关于利己与利他、先人与成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与前代不少思想家相似，魏源亦力图调和儒道，在孔子和老子这两位贤者的思想中寻求相通之处：“知以不忍不敢为学，则仁义之实行其间焉可也。”即懂得信守老子的慈让谦退不争之道则必然能真正地将孔子的仁义道德付诸实践，这些看法虽然并不见得准确，但却对于化解人们对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柔弱不争等思想主张的误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从魏源对于“真知”的阐释中，我们亦可看到他摒除私己而“利人外身”的主张。他指出，“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一句中的“知”，“非闻见测度之谓也。能浑一于物我之间，外无不容，而内无或私者，庶乎真知之矣。是故言其大则内圣而外王，言其化则合天而尽道。尽道者无他焉，常而已矣。”可见，魏源所推崇的“真知”，就是一种浑然无私，宽容博大的胸怀。

四 贵贱同一的平等思想

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治夷，力图吸收西方先进文明以改革封建弊政、拯救中华民族，怀着这一政治抱负，他将老子思想与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等先进思想相会通，以寻求救世之方，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贱为贵本，以百姓心为心，蕴含着极为可贵的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些思想一直成为历代异端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民主自由的智慧源泉，从力主“君道贵因”的《吕氏春秋》，到主张让民众“自治”、“自理”的李贽，无不反射出老子以上政治智慧的光辉。处于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展而弊端丛生的清代，一些启蒙思想家更是通过阐发老庄思想以表达追求政治民主的理想。魏源和严复皆曾以西方民主政治来理解老子，严复在《老子评语》的第三十七章中说：“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新鲜内容来诠释老子思想。魏源则更是注意吸收前人阐释老子以反对封建专制及要求平等的思想，将明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李贽的相关话语辑入书中。他在《老子本义》第三十四章注中引入李贽注释说：“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等，故不免以贵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则能贱矣。何则致一之理，庶人非贱，侯王非贵。今夫轮辐盖轸衡轭会而成车，人但知其为车，而不知其数者所会而成。初无所谓车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

魏源接着李贽之意而发挥说，处于尊贵之位的侯王，乃是由于“积众贱而成贵，分数之初，无贵之可言；积众下而成高，分数之初，无高之可言。如会众材而成车，分数之本，无车之可言。至于无贵贱高下之可言。”这就是说，正因为有众多处于下位的民众的拥戴才有了侯王的尊贵，故侯王并非生来就是高贵者，从本源来看，侯王和民众本无贵贱高下之别。值得注意的是，魏源还不限于阐释老子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本义，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岂但以贱为本、下为基而已邪?盖并我而无之矣。无我则无物，无我无物，则无高无下，无贵无贱。如此则高与下一也，贵与贱一也，彼与我一也。”要求统治者放下那个唯我独尊的“我”，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贵贱观念，努力达到“无贵无贱”、“高与下一也”、“贵与贱一也”、“彼与我一也”的境界。魏源告诫封建统治者，只有效法天地，自然无为，才能真正实现天下的安定：“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宁……侯王亦不自知其贵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宁者，无心而运，无为而成也，”天地自然默默无闻地哺育着万物，不自以为高明，亦不自恃己功，最终却运化和成就了鸢飞鱼跃、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君主也只有彻底放弃自尊自贵的成见，“不自知为贵高”，自守“贱下”，才能获得“不期而生”的效果，真正成就天下大业，“为天下贞”。这些论述中显然折射出魏源向往政治平等，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张。

通过对《老子》思想的这番诠释，魏源成功地接通了古今，虽然他以《老子本义》为名，但显然早已超越了古人的“本义”，而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平等、民主等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