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第三条规定

2024-06-26

党章第三条规定（精选4篇）

党章第三条规定篇1

今天刘广超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入党的条件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我对党的知识有了更深刻地了解。

党章第一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条是申请入党的条件，也是对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

党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一条是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其中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句话，用最概括的语言，阐明了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具体地说就是：第一，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其他阶级出身的人，要成为共产党员，就必须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自觉地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第二，共产党员不是工人阶级的普通一员，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动摇。第三，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觉悟，必须落实到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党章第二条的这一句话，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党员的各项条件之中。

党章第三条规定：“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二)贸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四)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五)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六)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八)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这八项义务，是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也是党对党员的行为的规范和约束。

党章第四条规定：“党员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五)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六)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这八项权利，是党赋予党员在党内的权力和应当享有的利益。党员应当珍惜和正确行使这些权利。

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觉悟，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履行党员义务，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就是不具备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党章第四条规定的党员权利，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条件。为什么党员权利也是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呢?因为党员权利和党员义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马克思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履行义务是行使权利的前提，行使权利是履行义务的保证。而且，从一个党员是否认真地正确地行使党章赋予自己的权利当中，也可以衡量其觉悟和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譬如，一个党员如果不参加党的会议和接受党的教育，不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对同志的缺点、错误漠不关心，不敢提出诚恳的批评，不去认真行使自己的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或者不能正确地行使这些权利，能说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吗?因此，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也是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尺度。

党章对共产党员条件的各项规定，具有党内最高法规的性质。所有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同志，都应当逐条认真学习领会，把握其精神实质，并自觉地按照这些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的条件，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他的先进性的质的规定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任务的变化，党员先进性的侧重点和具体要求，也应有所变化，体现出相应的时代要求。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党章的规定和新的形势任务，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二是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三是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本领，努力创造一流的成绩；四是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这四项要求，和党章第一、二、三、四条的规定是一致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实质上是新形势下衡量共产党员是否合格、是否保持先进性的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必须认真领会，努力实践，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

党章规定的誓词篇2

党章规定的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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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篇3

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意大利的普罗迪（Romano Prodi）、法国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英国的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於传统左派，又不同於右翼主流的“新中派”（the new centre）策略。在克林顿总统率先把其新的政治经济策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后，“第三条道路”便成为欧美左派政党的政治标识，博得了欧美左翼力量的广泛响应，形成为欧美国家中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布莱尔首相上台后，更是高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亲自撰著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以此作为他所领导的英国工党的执政纲领。英国著名学者、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等左翼学者则致力於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吉登斯近年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等深有影响的专著，其他学者关於“第三条道路”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种新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一 “第三条道路”和“新中派”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欧洲政治中出现。人们曾经把介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称为“第三条道路”，把介於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也称为“第三条道路”。正如卢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处於左右之间、或超然於左右之上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谈论一直没有中断过，“2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30年代哈罗德麦克米兰提倡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50年代社会党国际所追寻的介於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60年代东欧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曾求助於这个称谓”。但是，90年代重新出现的“第三条道路”，决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有著新的含义。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者是西方的中左力量（the centre-left），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第三条道路”的最基本意义，就是它声称同时超越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新右派和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左派。换言之，它既反对传统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又反对传统的左翼激进主义政治，同时又分别从传统的左右两翼中汲取营养，继承了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某些价值。它被认为是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中介，它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neue Mitte，new centre）。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用布莱尔的话来说就是：第三条道路代表著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诺社会正义的激情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却是灵活的、创新的和前瞩性的。第三条道路基於其上的那些价值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指引著进步的政治，这些价值就是：民主、自由、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它之所以是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既决定性地超越了专注於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决定性地超越了把公共投资、并且常常也把“社会”和集体努力的重要观念当作罪恶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

被称为布莱尔首相的“精神导师”的吉登斯教授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的联系与区别曾经做过系统的分析，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五大异同，这一分析被当作是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相互关系的权威性阐述。根据吉登斯的论述，新中派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在以下五个方面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第一，在政治价值方面，它继承了老左派的社会正义观点，仍把它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但放弃了其阶级政治，而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它拒绝新右派的极端自由主义，同时接受了其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目标。第二，在经济体制方面，它倡导一种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既不像老左派那样强调管制，也不像新右派那样把解除管制等同於自由，而是力争使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达到平衡。第三，在国家干预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热衷於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也反对新右派过份弱化政府干预，而主张重新界定民主政治，“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即下放政府的权力，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第四，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对民族国家（nation）的轻视，也不满新右派对民族国家的过份自信，而倡导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民族国家观，既要坚持民族认同，又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反省和重构民族认同。第五，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它像新右派一样看到了福利国家存在的致命弱点，但像老左派一样不同意放弃或削弱福利国家，而主张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究竟是新路还是旧途？在“第三条道路”中确实既可以发现新右派的影子，又可看到老左派的痕迹，说它是新右派的继续未尝不可，说它是老左派的延伸也不无道理。然而，“第三条道路”之所以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的“旧”：它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新右派和老左派的价值和策略进行了取舍和重组，抛弃了“国家—社会”、“公共—私人”、“民主—权威”、“权利—责任”和“市场—政府”等传统的两分法，把原先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加以融合，从而把两种“旧”结合为一种“新”：一种新的“中派”，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将老左派与新右派调和了起来，分别秉承了新右派和老左派的某些价值，所以不言而喻，它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著内在的理论渊源联系，对此毋须多论。除此以外，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与80年代开始产生，而在90年代开始流行的三种理论有著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三种理论分别是：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和社竤主义理论（communitarian theory）。

二 “新中派”与全球化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将其新的选择和策略归结为全球化的产物，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其对内和对外政策是所有“新中派”的基本共识。布莱尔把“与日俱增的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看作是我们这一变动不定的时代的首要特征，认为在这个时代中“经济是国际性的；环境是国际性的；犯罪也是国际性的”，所以“新中派”必须是一名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吉登斯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化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转变。他说：“激进的思维和政策必然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研究与其他理论研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纵观90年代各国的各种全球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五个显著特点。“新中派”理论家在参与全球化大讨论的过程中既贡献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深深受到了全球化研究的影响，这些影响明显地体现在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实际策略的选择中。仔细地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全球化理论的下述五个特征，在“新中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明显地存在著。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一种真正的跨国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全球化理论的这种跨国性被“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所完全接受，著眼於从全球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并制订相应的内外政策，成为“新中派”的重要特征。布莱尔及其工党把“国际性的承诺看作是解决跨国问题的逻辑答案，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并更加努力寻求“管理贸易和金融、和平解决争端、确保对新出现的紧急问题作出迅速反应的国际制度”。在这种全球观的指导下，“新中派”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特别是各国“新中派”力量的跨国合作。布莱尔甚至提出了建立一个“中左国际”（International of the Centre Left）的可能性。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新中派”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和价值等的全球化。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本著这样的一种综合性全球观，“新中派”的政治家在制订其内外政策时特别注意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套。例如，施罗德政府的思想库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下属的艾伯特基金会未来委员会在1998年为刚上台的施罗德政府提出了“一条道路，三个目标”的德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这三个目标是：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一条道路是：一种“新的德国模式”，也就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作者还特别强调上述三大目标之间的相互平衡，亦即强调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等的整体性协调发展。据作者所称，这一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是该“委员会详细地研究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英国，布莱尔的主要思想库德莫斯（Demos）及其代表人物马尔甘（Geoff Mulgan，他本人也是布莱尔的主要顾问之一）则因其直截了当地为工党的“新中派”政府制订了一个“整体主义”的政治方案（“holistic”style of government）而名闻遐迩。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於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不同声音。“新中派”认为，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在全球化时代一切东西都处於不断的变化之中，政治思维和政治策略也必须随著时代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而变更，所以布莱尔和其他“新中派”政治领导人特别重视实现其基本价值的那些手段的“灵活性”（flexible）和“前瞩性”（forward-looking）。从“新中派”把原先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观点和策略糅合在一起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正如有人所批评的那样，“第三条道路”是“伴随著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种时尚”，它“既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既不是这种东西，又不是那种东西”。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是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著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新中派”的倡导者们不仅接受了全球化的这种悖论，而且具体地把这种悖论或矛盾贯彻於其一系列政策中。吉登斯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作为对立面的各种全球化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对全球化悖论的辩证思维方式，直接有助於“新中派”走出“市场—政府”、“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公共—私人”以及“激进—保守”、“左—右”的对立状态。

三 “新中派”与善治

“新中派”理论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目标和口号是，“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这一目标构成了其“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新中派”的这一基本观点表明它们充分地吸纳了90年代以来盛行於西方的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思想。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此后“治理”一词便广泛地被用於政治发展研究中。英语中的治理一词源於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於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统治相去甚远。它不再只局限於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作用於社会经济领域，不再在英语世界使用，并且开始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学者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在关於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於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夥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并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从上述各种关於治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少学者眼中，区分治理与统治两个概念甚至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正如戈丹（Jean-Pierre Gaudin）所说：“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於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区别。

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夥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於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著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既然存在著治理失效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等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摆到了学者面前。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元治理”（meta-governance）、“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其中“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的理论最有影响。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於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縪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於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於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正是基於这样一种逻辑，与传统的左派不一样，“新中派”尤其强调公民社会对於民主政治的意义，把培育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既定的主要目标之一。例如，布莱尔就明确地把一个珍惜权利和责任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四大政策目标之一。

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CSO），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具体地表现为政府与各种形式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积极合作，与公民组织建立良好的夥伴。所以，“新中派”深深地认识到，“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技术：与私人部门和自愿部门合作，共享责任和权力”。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比起实质民主（substantial democracy）来，善治更强调的是程序民主（procedual democracy），即强调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制。这一思想在“新中派”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其真实意义便是“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进行非正统形式的民主参与实验，如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的民主化’离不开与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的积极合作”。

善治未必需要政府，反过来，没有政府也可以有善治。善治的这一特性被“新中派”及时地运用於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新中派”倡导的这种全球治理观，目的是试图推行一种“世界主义”政治策略，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一样，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这是一种新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创立，只能通过善治来实现。

四 “新中派”与社竤主义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新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社竤运动”（communitarian movement），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便是“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Al Gore）自称社竤运动对他“大有启发”，参议员布雷特莱更是充满信心地预测，社竤运动将为“未来的政治新时代打下烙印，正如进化论在一个世纪前使我国改变了面貌一样”。法国著名政治家德洛尔也把社竤主义视为减少集权和扩大民主的一大法宝。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既已死亡，社竤主义便成为欧洲左翼复兴的酵母”，并将它作为其新世纪新政治的第四大价值。

社竤主义是在批评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有人说，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则是社竤主义者的“社竤”（community）。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竤”两者同样成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社竤主义以其“公益政治学”而与新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学”相区别，它强调集体的认同，提倡美德和责任，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肯定“积极国家”或“积极政府”的作用等。在“第三条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政策中，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社竤主义这种“公益政治学”的明显印记。

社竤主义者承认个体的权利和价值，但更强调集体的权利和价值。他们所说的集体主要指的是社竤。“新中派”提出了“重建社竤”和“复兴社竤”的口号。在所有社竤中，家庭和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肯定家庭和国家的价值，改造人们对家庭和国家的认同感，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些社竤的忠诚感和归属感，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显著特色。

社竤主义倡导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社竤主义的这一命题事实上成为“新中派”提倡集体利益的道德依据：“我们的独立自主有赖於集体利益；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所处的社竤而变得丰富多彩，或者反之变得枯燥乏味。”

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社竤主义从不认为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天赋的秉性，而认为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奋斗争取的结果，政治参与则是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有效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社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观点也被“新中派”广为接受：“民主的推动力需要通过发现新的参政方法而得以加强，这些方法能使公民参与那些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因为长期以来，在‘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形成了虚假的对立。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在制订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决策时，代表们若能充分考虑人民的意见并鼓励公开的争论，那就能够制订出更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