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概况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概况（精选2篇）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概况 篇1

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纵览党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当然，这种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它的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以来，我们的党代会都是五年召开一次，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党代会的召开不像现在这样有规律。

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在上海召开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中，有12个人出席了中共一大，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这12个人中，最后站在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

值得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党的两位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我们后来把7月1号作为建党节呢？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非常不好找，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都没有确切记住到底是哪几天开的会。1941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文件正式规定7月1号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对中国近代以来救亡运动的发展进行立体考察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冲突运行的结果。首先，从近代中国救亡的发展轨迹看，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近代中国最先进知识群体的必然选择。从1840年到1919年，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潮都在中国演绎过，西方政治制度当中好的东西都在中国实验过，结果中国的民族危难非但没有解除反而日益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失望的情绪。正在这时，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先进中国人的新觉悟——他们经过反复比较发现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第二，从中国早期政党的情况来看，创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党发展到五四时期的必然产物。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随着我国引进西方政治理念而出现的政治概念和政治组织，往往由社团发展而来，而与此相关的社团具有浓厚的政治民主色彩。具有近代意义的社团最初出现在晚清，其目的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国势日衰，就希望建立社团，合群之力，开风气以明志，复兴国家，中国同盟会就是一个典型。过去我们都强调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对中国同盟会所具有的社会主义色彩忽略了。1918年夏天，孙中山主动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电报，表示中国革命党对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十分敬佩，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对俄国革命表示欢迎的鲜明立场比李大钊写《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还早半年。这说明孙中山和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欢迎苏俄革命的政治家，孙中山晚年更是执行联俄外交战略。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来看，1920年到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潮与五四运动是同步的，标志就是1919年5月《新青年》与《晨报》分别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随后上海《民国日报》《广东中华新报》等进步报刊跟进，南北呼应，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神州大地荡漾起来。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中必然注重介绍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比如，《晨报》《民国日报》1919年5月到8月的文章，有很多都是介绍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这些文章比较清晰地告诉中国人民，在各种社会主义政党中，只有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专制，要革命就要有革命党来领导，俄国革命之所以胜利，苏俄之所以在帝国包围当中挺立，就是由于列宁领导的俄共（布）的坚强领导。这对我们中国人的冲击很大，所以我们主张效仿俄国新文明时提出中国建立列宁式的党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振兴中华的一种政治自觉。所以，从以上三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到23日在上海举行。一大提出了一个纲领，就是规定我们党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的目标。但是这个远大的目标如何实现？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这就是二大解决的问题。中共二大提出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认为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最高目标，但如果最高目标脱离实际，“建立共产主义”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空洞的口号得不到人民的认可。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低纲领就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最低纲领，回答目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坚持最高纲领的前提是要做好当下的实际工作。所以我们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把最高理想和现实事情结合起来。我们今天的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最低纲领，而这一切服务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重要议题就是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有关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一大的时候我们决议当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采用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一大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和当地的革命运动，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阶级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该和国民党联合，共同进行斗争。为此，马林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当时是小党，所以国民党希望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要实行党内联合。共产党这边大多数同志表示同意孙中山的意见，但是反对合并到国民党当中去。党的二大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决定与全国的革新党派实行党外联合，但中共的党外联合主张没有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党在1922年8月底又在杭州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和国民党合作方式的问题。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情况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仍存疑虑，因此国共合作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党的合作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特别是津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也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问题、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大。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所以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中共四大于1925年在上海召开。国共合作建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出现了蓬勃发展，二次大罢工失败以后，低潮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广东的农民运动逐步得到发展，革命军队由于黄埔军校的建立而建立起来，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为了总结国共合作建立以后的工作经验、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最近我们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首先就是学习党章。我们的党章进行了很多次修改，四大在党章修改上面有一个组织原则，在党的组织形式上为了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而且决定将党章当中“有5人以上方可组织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最新的党章都延续了这一点。

五大是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当时全国的党员有57967名，而四大时候只有994人。中国共产党的五大是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召开的，是蒋介石集团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半个月、在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召开的。大会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做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主资产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等人当做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不过周恩来、任弼时等一大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六大于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别墅里面召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当中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42人，代表当时全国4万多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遭到屠杀，很多人开始退党，所以我们只知道一个大致的数据4万多人。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了系统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192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各种艰难曲折，所以六大以后17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再召开全国党的代表大会，直到1945年4月到6月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才召开了七大。六大的时候，全国的党员是4万多人，到了七大的时候已经有121万人了。实际上，早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通过了召开七大的决议，但是1937年以后，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处于极其严酷恶劣的战争环境之下，很难集中起来开会，而且全党对重大的是非问题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直到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以后，这些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所以七大才得以顺利召开。

七大是从1945年的4月23日到6月11日，是党的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党代会，也是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会。共产国际1943年已经解散了。七大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该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基本要求。中共七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思想上工作上一致、牢固的理论基础。所以，中共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上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召开的七次代表大会，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是多么地艰难。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共八大是在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在北京召开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1073万。有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路线，我们党召开了八大。

八大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八大对于我们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判断直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们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变化，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九大和十大是在“文革”期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不管是从政治、思想上说，还是从组织上说，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但中国共产党有一种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承认错误、能够改正错误的强而有效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保证。政党的生命力是政党先进性的体现，而政党的生命力又表现在如何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上面，一个先进的政党总是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性质和影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而一个落后的政党总是刻意回避和拒绝自己的错误，更不会理智地分析和改正错误，结果往往是自欺欺人，而丧失掉改正错误的机会，政党的生命力也随之丧失。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表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了坎坷、迷失和曲折，在大起大落、风云变幻、柳暗花明的历史转折中，我们党总是能在挫折中奋起，在磨难中更加强大。

另外，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也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党心、民心、人心的重要途径。党心、民心关系党的兴衰成败，党的革命和执政历史经验表明，民心不可失，民意不可违，凝聚党心、民心不可靠空喊口号、摆虚架子，而是要下功夫。土耳其发生政变时，网上有言论说自媒体在反对政变、镇压政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实际上这是把手段、现象当成了本质。一个党只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为老百姓谋福利才能得到民心，而不是靠媒体，因为媒体只是一种手段。如果埃及总统得不到民心、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他借用什么媒体也不行。决定政党兴衰成败的还是那些老命题——民心问题。所以，我们党不能喊口号，要有真功夫——坚持人民至上的宗旨和原则，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提出，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就是我们党敢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表现。

十一大是1977年召开的，当时全国已有3500多万党员。十一大是在揭批江青集团，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十一大的闭幕式上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所以，十一大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在十一大以后又有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召开的四次党代会。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认为八大所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当今的主要矛盾。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十二大是1982年召开的，当时全国有3965万党员。邓小平主持了十二大的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的历史定位，认为这次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总结了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这个命题对于我们当前的改革、建设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从字面上去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就是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指苏联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模式而言的，更确切地讲是斯大林模式。

1987年召开十三大的时候，全党已有4600多万党员。十三大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了，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根据这个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坚持而且今后也一定要坚持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丰富和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精辟的理论阐释。

十四大于1992年召开，党员5000多万，最大的理论贡献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继续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过去我们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今天依然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我们改革的手段也是我们改革的目标，同时是我们现实当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十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

1997年，十五大召开的时候，全党有5800多万党员。十五大坚持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了我们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源头，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行。中共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可以追溯到十五大。十五大同时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到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02年，出席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代表团增加了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和中央金融代表团。这是中央企业代表团和中央金融代表团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十五大的36个代表团相比，十六大的代表团增加到38个。十六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十七大是在2007年召开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今天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一书，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为主要线索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辉煌与挫折并存、挑战与希望共生的九十多年历史。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中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前行。

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概况 篇2

１９２０年夏至１９２１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６月３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７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３８９号（今太仓路１２７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７月２３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７月２４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２５、２６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２７、２８和２９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７月３０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１０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１１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３０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１５条约７００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５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１２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１９５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８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９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３１号（现恤孤院路３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

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

一、讨论党纲草案；

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９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５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５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

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华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

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

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

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

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

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４４人，中央候补委员３３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２０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1021人，请假5人。列席代表107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大会选举了由170名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名党员。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修改的党章，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应到大会的代表1510人，除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未能出席预备会议外，实际出席会议代表1502名。代表全国党员3500多万。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大会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没有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01名委员和13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各项组织制度、党的纪律作了更充分、更具体的规定。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210名委员和13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7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132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各项改革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75名委员和1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20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由69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2年10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89名委员和13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08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国5800万名党员。江泽民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划了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3名委员和15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15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了由198名委员和158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由1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吴官正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七大在京开幕 胡锦涛作报告 吴邦国主持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吴邦国主持大会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５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在会上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胡锦涛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内，气氛隆重而热烈。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大会由吴邦国主持。上午９时，会议开始时，在军乐团雄壮的乐曲声中，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吴邦国宣布，十七大应出席代表２２１３人，特邀代表５７人，共２２７０人，今天实到２２３７人。他对列席大会的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共分十二个部分：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五、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十、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十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十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0二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胡锦涛强调，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胡锦涛在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后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胡锦涛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继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着力建设高素质领导班子；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胡锦涛最后说，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