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打假案例分析（共3篇）
王海打假案例分析 篇1
于泽远
王海在中国的名气很大，他的打假活动被称为“王海现象”。
王海成名是因为打假。他说，要不是中国有这么多的假冒伪劣产品，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中国人太熟悉假冒伪劣产品了，从假酒假药到毒米毒油，假冒伪劣产品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而且肯定还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进入21世纪。
因为“打假”，王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变成了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英雄，又因为涉嫌“假打”，也被指为“黑吃黑的奸商”，甚至一度被逼“发疯”，在大街上裸奔„„
就在几年前王海声名鹊起的时候，批评他的声音也从未消失。不过人们当时出于对假冒产品的痛恨，对王海打假赚钱还比较宽容，最多也不过指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他“素质低”、“没什么文化”。
但新千年的降临却没有给王海带来好运。
背上“黑吃黑”恶名
2000年年初的“津成事件”给他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他背上了“黑吃黑”的恶名。
去年年初，一个化名李长兵的人与王海签订了一份“打假”合同，根据合同，王海要帮助李长兵这个经销假冒电线的津成公司打垮另一家造假公司，双方并规定违约者罚款10万元人民币。王海在合同上签了
字并收下了李长兵两万元人民币的定金。
这件被媒体称为“津成事件”的丑闻一经曝光，人们纷纷炮轰王海的行为，王海解释说他是想将计就计，要用造假者的钱去打假，“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
但王海已是跳进黄河洗不清，那些早就对他“买假索赔”赚钱的做法表示不屑与鄙视的人们，这下又抓住了他收造假者钱的把柄，王海的道德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南宁上演“裸奔”
津成事件的余音未了，王海去年9月在南宁又成了一起让人瞠目结舌的“裸奔”事件的主角。
9月下旬的一天，王海在南宁突然退出下榻的国际大酒店，在未付分文的情况下坐上德士离去。酒店人员乘车尾随，将王海挡回酒店。但王海拒不付款，并在饭店大堂大打出手，造成部分物品毁损。
媒体惊呼“王海疯了”
当警方将处于“极度亢奋”的王海带离现场后，王海又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下衣裤，只穿一件短裤
跑上大街，大喊大叫。
王海“裸奔”后被警方治安拘留，但王海被带到派出所后又打坏了门和玻璃，结果被送到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精神鉴定。许多媒体用类似“王海疯了”的标题报道这件事。
王海后来解释说，他的行为失常是因为津成“黑吃黑”事件给他的压力太大，终于无法承受，非常失
态地把这口恶气撒在了南宁的桌椅板凳上。
宣布退出个人打假索赔
“裸奔”事件发生后不久，王海正式宣布退出个人打假索赔。
从5年前第一次打假开始，王海的麻烦就层出不穷：他向假冒伪劣挑战，却经常被告上法庭；有人把他奉为英雄，也有人扬言要干掉他；有媒体说王海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消费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也有法官指斥他是个冒牌的消费者„„
提醒消费者自我保护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为王海所著《当头棒喝》一书的序言中说，王海打假唤起了中国的消费者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功不可没。他尤其向中国的司法界提出了是依法办事，还是依传统道德办事的问
题。
中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称赞王海是中国“市场的清道夫”。
买假货赚钱“有风险”
民法专家何山说，打假中有两类人，一类以公益为目的，另一类就是像王海那样以获取利益为目的，这两类人都是社会需要的，都符合民法“尊重当事人意愿”的重要原则，而且这两种行为的效果都能推动
“打假”及维护消费者权益。
但何山表示他更赞成王海的打假，因为买假货赚钱“有很多风险，有赔有赚”。
为私利打假
社会效益更大
北京大学伦理学专家王海明教授也看重王海式的维权，因为他具有一股强大的动力，而公益的维权者
缺乏内在的原始动力－－个人利益的追求。
王海式的维权虽不如公益打假的层次高，但他的社会效益永远大于无私奉献。王海为私利打假更有持
久性，对社会的效益也会更大。
法律不管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因为王海买假是为了索赔赚钱，就认为王海不是消费者的说法“是荒谬的”。《消法》应该将消费者和商家称为“买方和卖方”，只要买了假货就可以索赔。周孝正指出，法律不应该强调崇高的思想，因为法律是不管思想的。
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杨竖昆表示，公益维权也好，利益维权也罢，他们的行动只要效果上能够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我们不需要考察他们的动机，它们都将对法制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指责声不绝于耳
但指责王海式打假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王涌认为，假货盛行是社会经济中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是通过所谓打假公司或“打假产业化”的方式可以解决的。以打假为业者的出现只是增加了制假售假者的成本而已，甚至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说，如果王海为了帮助一个企业打击另一个企业，就成了不标准的打假，可能使王海成为某些有钱造假者的保护人，因为他们可以雇佣王海。
“津成事件”违民法原则
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魏贵勤也认为，在津成事件中，王海明知道对方是被打假的对象，还收2万元订金，然后去打或索要，这不符合《民法》“诚实、信用、公平”的原则。
打假打到底
在去年经历了种种不顺的王海如今怎么样了？新年过后的一天，摘下墨镜的王海在与笔者交谈时说，他还要续写打假传奇。
放弃“买假索赔”手段
王海表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仗以成名的“买假索赔”手段。他说：“我早就预言，买假索赔这种事情，素质高的人可能不屑去做，素质低的人呢，不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好。”
王海抱怨目前中国有很多专业的买假索赔者“素质太低”，不少人甚至打着他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这也是他宣布退出个人打假索赔的重要原因。
注册公司配合政府打假
谈到今后的打算，王海说他将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注册一个“王海公司”，配合政府部门打假。
屡经挫折的王海感悟说，如果把打假作为谋生手段，“任何一个个人都是靠不住的，应该靠机制”。
从维护公共利益
来获得个人利益
如今车房俱备的王海用哲人的口吻说：“我追求幸福的方式是同时追求各种利益的最大化。目前，我选择的具体行为是，通过维护公共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我的幸福。”
王海并不认为他今后的道路会十分平坦，他透露，他的打假公司曾在3个月内赔了17万元人民币，现
在已经有了盈利。
在更高层次上继续打假
王海说，他今后的目标是要把“王海公司”办成一个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的“跨国机
构”，在更高层次上续写他的“打假传奇”。
与王海交谈，你能感觉到他的执着。虽然他已遍尝打假路上的酸甜苦辣，但他今年只有28岁。
连串轰动中崛起
无论是“英雄”还是“奸商”，都使王海成为媒体经常关注的焦点，甚至连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也
要见见这位传奇人物。
然而，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并没有或不想用法律和去同售假者理论索赔，面对便宜的假货，他们选择
了默认。
从“消法”中看到生机
但是，1995年3月，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的22岁山东青年王海从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第49条规定：“消费者被欺诈可获双倍赔偿”。中看到了谋生机会。
当时假冒伪劣产品已在中国泛滥，连北京的一些大型和高档商场也陈列着一些假货。王海就从这些知
名商场入手，走上了一条艰难的打假谋生之路。
首次出招不顺利
王海的第一次打假并不顺利。他在几家商场购买了一批假冒的新力（SONY）耳机。他先把样品拿到新力公司北京办事处，对方确认是赝品后，王海就找到商场去索取“双倍赔偿”，不料商场并不认帐，反坚
持要王海拿出证据。
王海到北京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取证，人家说只负责给产品质量作鉴定，不管商品的真伪；王海又到新力公司北京办事处，人家说绝对是赝品，但却不肯出具书面鉴定证明，他们表示只对“有关部门”出
具鉴定证明，而不对个人。
王海既不是“有关部门”，也没钱飞到日本去取证，他的首次买假索赔因为没有选准目标而告失败。
吸取教训二度出击
1995年10月，王海在总结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后再度出击，他在一些大商场购买了一批证伪比较容易的假货，这次他成功了，在一周内获赔8000元人民币（约1670新元）。
尝到甜头的王海开始四处买假索赔，在与商家源源不断的纠纷中，王海很快引起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和
媒体的关注。
被媒体以“正面人物”形象推介
虽然王海总是在镜头前戴着一副老式墨镜，让人看不清真面目，但他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被中国媒体推出。被假冒伪劣产品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有意通过王海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消法的有关规定。于是，王海打假的新闻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王海出名了。
成了名人后，王海买假索赔行动也变得更加顺利－－在中国，名人可以办成许多普通人办不成的事。
王海买假索赔的成功在中国催生了不少模仿者，一时间，中国很多城市的大商场变得自律起来，纷纷表态要和假货决裂，中国官方也乘机从1995年底起连年开展大规模的“百城万店无假货”的打假活动。
“王海现象”成热门话题
1995年11月，“王海现象”变成了社会各界热门讨论的话题。12月，为中国第一个“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奖金虽然只有5000元人民币（约1040新元），但“中国打假第一人”的桂冠却稳稳地落在了
这个媒体新宠的头上。
接下来的几年里，王海虽然偶遇挫折，不过总体上还算顺利。他凭借自己响亮的名头在中国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挣得了“打假英雄”的称号。
开办“打假公司”
王海不再满足于个人“买假索赔”这种“小儿科”的活动，他要当老板，要开创更大的事业。
1997年8月，王海开办的“大海公司”正式登场，为企业和消费者打假提供各种服务。同年12月，王海所著《我是刁民》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销量不错。
与克林顿会面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在上海举行的一个名叫“构筑21世纪的中国”的座谈会上见到了王海，并称赞王海是“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王海有了国际知名度。
王海打假案例分析 篇2
王海打假始于1995年,当时22岁的王海陪弟弟来北京考试,在一家小书店无意间翻阅到一本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从中发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第4 9条款:消费者在买到假货后可以要求销售者以一赔二。从此,“打假”“维权”和这个叫王海的年轻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了当代中国的特色词语。十几年来,他继续着“打假”事业:
1995年,王海两次从天津伊势丹有限公司购买索尼无绳电话机5部,每部单价2920元,共计人民币14600元。王海经咨询香港(索尼)北京分公司,得知该商品在中国大陆未开展销售业务,同时了解到该无绳电话均系“水货”,且无邮电部入网许可证,属于国家禁止销售、使用的不合格产品。1997年1月14日,王海向天津伊势丹有限公司要求双倍返还价款遭拒绝后,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并最后取得胜诉。
1995年12月,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宣布设立“消费者打假奖”,并且奖励王海5000元。
1996年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打假索赔。
1996年底,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王海任执行董事。他的第一单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打假,王海奔走10多个城市,帮“爱得乐”取缔了40多个售假窝点。
“王海打假”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现象,有人称他为“打假英雄”,认为他的行为实为文明之举,他以消费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为义,其打假行为有助于职业道德的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净化,提高经营者的消费者意识,促进经营者真正重视消费者、将消费者当作上帝。也有人说,王海是刁民,其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不正当的行为,而且从本质上来说,王海并不能算作消费者,打假是执法部门的事,只有执法部门拥有执法权,而公民个人——王海则无此权利。打假不能成为一种与生产和销售商品一样的商业行为。
王海现象的争议实质在于,当消费者知道其将购买的商品是假货而仍然决定购买,并且其购买的目的在于以假货为据进行索赔时,他是否还是消费者。对比本文将深入分析消费者的概念。
二、从王海打假看消费者的界定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从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规定的消费者具有以下特征:
1. 实施消费行为的目的具有特定性,必须是为了生活而消费,即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消费。经济学中,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仅仅是生活消费。
2. 消费主体特定:生活消费包括两个方面:个人消费和单位消费(集体消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只限于个人消费,而不包括单位消费。
3. 消费行为的客体包括用于生活的商品和服务。
从以上分析,王海知假买假并以索赔为目的,按照传统的消费者定义,王海并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但是,有学者认为,消费者的主体身份是在经营者向社会公众的不特定人公开销售的长河中形成的,而不是根据消费者事后将购买的商品用于什么用途而确定的,即不能够用反推的方法将以后发生的事实用以推定此前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行为的性质。如允许反推,则经营者均可以购买者不是消费者为理由而拒绝承担法律责任。比如,如果消费者购买某一商品是为了将其作为礼物送与他人而非自己消费,那他是否就不是消费者呢?也有学者认为:以打假为业的王海是不是消费者,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是一个悖论:如果判决王海式是消费者,他就可以退还假货获得双倍的赔偿,他就不可能自己去消费这些假货;如果判决王海不是消费者,他就只好自己消费这些冒牌货,他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将消费者的概念中的“为生活消费”抛弃,承认王海等人知假买假并追求双倍赔偿的行为是消费行为,短期内确实有助于消除假货、打击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无异于赋予所有社会上的不特定个人以“次执法权”,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打击造假售假的商业行为,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法院类似案件的积压,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争相购买价格昂贵的假货以获得格外的金钱利益,至此,原本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也就成为了众人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因此,王海的以购假来打假的行为不应界定为消费行为,王海并不是真正的消费者。
三、我国消费者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王海现象从本质上来讲,透露出来的是我国消费者保护的不完善,维权无门、维权不畅。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一些伪劣产品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果不予以严厉打击,势必将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不利于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以上问题,反映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三方面的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1. 法制不健全,法律宣传的力度不够:
消费者在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时往往忍气吞声,自愿承受了在消费过程中的不利后果,而不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体现出我国目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可操作性不强,维权意识淡薄。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举证困难。故而应该确立体现保护弱者、倾向于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制度。并且加强对经营者义务和责任的具体化。
2. 执法不严:
行政机关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直接执行者,而执法力度不够、范围不广、执行不严往往导致了制假、售假者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了获取巨额的利润,他们再次铤而走险。因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有关机关应该加打击的力度,使制假、售假者不敢再次违法,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3. 维权途径不通:
王海之所以自己打假究其原因固然有除了诉讼外其他途径效率更低的原因。如果消费者能与有关执法机关进行有效的沟通,相信消费者的维权道路将更加通畅。因此,应增添、完善消费者与维权组织、执法机关的沟通渠道。
参考文献
王海打假案例分析 篇3
为了能顺利完成“双十一”的行动，王海从今年9月起，就出动了七人战队，开始挑选“重点打击对象”。小组中四人负责找项目，先小批量买一些目标货物，拿回来自己测试，两个多月来，他们从100多种产品中重点揪出了十几种。三位采购人员用不同的账号大量购买这十几种产品，囤在不同的地方。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也改变了王海的打假生态。2014年之前，他只有商超和电商两支队伍，随着微商的发展，到了今年，他又组建了微商打假队，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一半来自于互联网。从锁定目标起，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保全，包括网页截屏、购物实时录像。王海称，今年以来，他因打假而获得的赔偿已经有500万元左右。
“逐利”，是很多商家对王海下的定论。“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王海并不掩饰自己对于利用索赔来赚钱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而是坦然地说，“我做这个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文眼 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外界对这个群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却更多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职业打假人一般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维权法律知识，索赔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很多。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和消费者利益保护都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