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精选11篇）
非农 篇1
炒黄金如何把握非农行情，黄金投资把握非农行情的策略分析
炒黄金如何把握非农行情？
首先了解下什么是非农数据，非农数据通常指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变化，非农业就业人数与失业率(Unemployment)一同公布。正常情况下，非农行情分为三波！第一波叫非农前行情：就是预期行情！从ADP数据公布开始到目前均是；第二波叫做非农行情：也就是大家所深知的那几分钟的涨跌！一般代表着8:30-9:00这一段！波动最大的一段！而这段行情较难把握。第三波叫非农后行情：这就是大概非农数据出来一个小时以后！方向得到了确认了！之后的一直到凌晨的一波行情！此外也有延续到次周的趋势性行情。
首先第一波行情，即非农预期行情，根据非农数据先行指标，ADP数据和就请失业金人数，以及美国经济状况对非农行情进行预期。如ADP数据和失业金人数利好美元，市场普遍预期非农数据将表现出色，打压金银。投资者可在ADP数据公布后建立金银持仓，一直持有至周五晚间6点左右。
其次第二波行情，即非农行情。由于数据就在转瞬间反映在市场上，这段行情快速而剧烈，也是最大获利最快的行情，一般投资者较难把握。
对于此时间段行情，第一个方法建议投资者采取双向挂单策略。有一单成交之后就删除另外一个没有成交的单。如果数据没那么大的影响力到不了30点的获利怎么办？那就在你感觉到上攻乏力的时候手动平仓。及时做到止损止盈，务必不要贪心或者长期持单。此类交易手法要求动手迅速，而且坚决果断不可恋战，防止非农行情来回宽幅震荡。一般一年之内，非农数据出炉后行情来回震荡的次数要大于单边走势。（双挂策略，要求执行力强，能承担风险，不贪婪）
此外第二种方法就是非农数据出炉后，迅速分析后市行情，顺势而为操作，但此类操作同样要注意及时止损止盈，同样由于行情宽幅震荡，进场点位防止追涨杀跌，且对交易平台的敏感度要求较高，对投资者研判能力也较高。
对于第三波行情：根据非农数据的结果顺势做单。非农数据公布后30分钟后，行情将趋于稳定。此时根据消息的实际情况，利好或者利空，在做回调或者趁反弹顺势而为，结合K线形态和均线系统操作，务必严格设置止损止盈。若行情给力，有望出现单边行情。在这样的行情中，需要及时止盈。但切忌一点，万万不可盲目反向操作，需谨慎对待。对于非农后行情，一般会延续到周一周二，在周一周二的日内行情，会对行情有所修正，但不会改变大的趋势，所以稳健操作在周一周二的整理行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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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 篇2
关键词：黑龙江省,农民,非农就业
一、黑龙江省农民非农就业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与此同时,该省农村也出现了过剩劳动力,每年都有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就近,跨地区从事非农行业。从城乡的就业情况来看,在分布上,截至2007年,该省全部就业人口为1 827.6万,其中城镇就业人口为878.2万人,乡村就业人口为949.4万人,乡村就业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为53.9%。而1986年,乡村就业人口为492.1万人,从1986年到2007年,乡村就业人数增加了457.3万人。从就业结构上看,1986年,在乡村总就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的人数为4 269 540人,占乡村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86.7%,工业、建筑业的总就业人数为327 140人,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6.7%,从事商业、饮食业、交通运输、邮电业等其他行业的总就业人数为324 722人,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6.6%;而2007年,在乡村总就业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的人数为6 751 454人,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71.1%,其比值比1986年下降了15.6%,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为1 208 432人,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12.7%,该比值比1986年上升了6.0%,从事商业、饮食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等其他行业的总就业人数为153 411人,占乡村总就业人数的16.2%,该比值比1986年上升了9.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值的下降,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的比值上升,从一定程度上看出该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普遍,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镇谋生存。
二、黑龙江省农民非农就业存在的问题
随着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农民非农就业现状的完善,农村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农村劳动力走向市场的同时,大量“农民潮”所引发的问题以及农民非农就业问题,成为当前十分关注的领域。目前,黑龙江省农民非农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一)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难度增加
截至2011年9月,黑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34.9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8%。据不完善统计,农村剩余人口达到400多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约25%左右。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转移、安置问题极其严重。如果将他们输出到各个城市,就将使得该省各城市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城镇失业率将达到更高水平。因此,跨省份输送劳动力为权宜之计,但是,外出务工的工资、报酬水平及其人身安全不得不加以考虑。在就业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使农民打工的收入增加,这也是当前农民非农就业的一大难题。截至2004年前,该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达到350万人,但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仅为36.8%,仅实现收入近100亿元。然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释放,黑龙江非农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二)非农就业的农民局限于市场谋生的最低层
由于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综合能力、技术水平均较低,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层次和转移领域。一国经济在向更高层面发展过程中,必然对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型升级的转轨时期,其对高技能、高素质从业人员的要求自不待言。我国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低,1996年,全国56 147.9万的农村从业人员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仅占5.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8.0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2.15%,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4.01%。全国农村从业人员总的平均接受教育程度为6.66年,刚刚超过小学毕业水平,农村女性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5.98年,比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7.26年低1.28年。黑龙江省农民的现状也是如此,因此农民的自身现状决定其不能满足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对高素质、高文化层面、高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也不能很好地将农业推向现代化水平。
(三)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作用极其重要。同样,在劳动力市场,其资源的优化配置也要通过市场的调控来实现。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我国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不仅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分离,而且也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限制,使得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城乡分割的状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需要补充劳动力时,由于劳动力的长期分割,短期地区域性的劳动力流动都会给流出地、流入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严重侵犯了农民非农就业的自主权,大大增加了农民就业的成本,不仅使农民在非农择业中表现极大的盲目性,而且给农民的就业和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阻碍了农民非农就业的历程。
三、制约黑龙江省农民非农就业的障碍分析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落后
黑龙江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早,政府出台大量政策扶持该产业的发展,但是却忽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致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在农村,无法实现就近转移,或者跨地区转移,但该种转移成本高,不是农民首选的择业方式。这种情况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城市,现象普遍,这些城市工业发展及其雄厚,重工业基础良好,但是其他产业发展及其滞后。近些年,国家大力倡导:“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对黑龙江省的重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却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劳动密集型等第三产业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就不能吸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内部消化饱和情况下,农民非农就业问题得不到顺利解决。
(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培训机构不健全
当前,黑龙江省由于专门对外出务工的劳动者的培训机构缺乏,培训机制落后,以及务工中介部门缺乏,农民在进城务工之前没有一定的就业指导和技术培训,导致农民进入城市后,再加之客观因素:语言不通、环境陌生、生活习惯不适应等,致使农民非农就业道路艰难,而且在心灵上还受到极大的伤害。同时,在劳动力输入地也没有相关部门对该类问题给予重视,没有将本地市场劳动力供需情况对外公开发布。机构的缺乏、信息交流的缺失,阻碍了该省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使农民非农就业现状更加恶化。
(三)扶持农民非农就业的资金缺乏
“非农资本”带动种业资源整合 篇3
非农资本有足够的能力并购现有的许多家优良企业，从根本上左右种业发展方向，既大规模整合产业资源，又有足够能力大手笔地整合科技资源。非农资本大规模进入种业，将很容易地协调好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的关系，协调好生物技术与产业基础的关系，从而真正提升种业的竞争能力。于是，非农资本进入种业必然要大力整合各路资源，在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推进种业创新。中国种业经过市场经济的重大改革，才有可能实现育种资源的整合。
不能被整合的中小企业应设法实现转型，而不要强求朝着实现不了的育繁推一体化目标耗费有限的资源，这也意味着不具备一体化条件的企业应尽早谋求资源整合或转型。
基地型公司早已产能过剩，正寻求新的投资点和谋求转型。中国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正在发生第二次合理布局（转移）；甘肃基地建设将更加趋于理性和规范，而新疆和周边相临省区的制种基地将适度发展。而某些企业在河西走廊投资兴建的落后产能将被淘汰。
东北和黄淮海是种业竞争的主战场，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必须实现转型，或者进入大型企业，或者转型为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或者转型为销售型企业。但谁先认清未来的道路，抢先进入大型企业，或者抢先转型为专业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活下去。
在谋划转型的同时，管理部门要积极推动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和其他各类专业型公司（含服务型公司）的发展。某些中小型公司要坚持向前发展，就迫切需要这类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的技术支撑。
社会实践报告——非农家乐 篇4
近年来黄湾乡各地都逐渐依靠峨眉的旅游资源优势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龙洞村自主建设农家乐，但是也不排除还有一部分并没有发展农家乐，而是“靠天吃饭”。经过我们对当地村民的走访调查了解到，没有发展农家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1.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挣钱，他们认为外面会更有发展前途2.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修建农家乐3.还有当地的地理环境因素，交通不便，当地的地质并不适合修建农家乐等建筑。从村民淳朴的回答中我们知道，他们一年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所挣的钱和依靠峨眉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种植茶叶和依靠峨眉山的地势落差形成的水电站，这样一来人均年收入可达2万元左右。在村民口中得知，年亲力壮的就到外处打工或到就近的水电站工作，其余劳动力就在家种一些经济作物如茶叶，苦笋等。
对于已经开展了农家乐的农户，非农家乐的村民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开发农家乐的大量开发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利润，是件好事。可是由于近年来农家乐的大量开发，游客量的增多。随之环境也有所破坏，生活垃圾也随之增多，生活污水也增多。村民告诉我们，他们的垃圾多数是采取填埋的处理方法，也有部分是由垃圾车带走集中处理。生活污水也是通过土地自身的净化作用来解决污水的排放问题。非农家乐的村民也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做了规划，他们希望在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起来时，政府也可给予一定的扶持，成为第二批农家乐中的新兴之秀，或者说政府也可以扶持村民把路修好，交通顺畅时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解决的问题。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 篇5
一、现有的各种增收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
为了使农民增收，政府提出并实施了诸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大办乡镇企业、调高农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此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兴修梯田、水利，推广现代农业科技，如提倡使用改良籽种和地膜等等，都是提高产量、增加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究竟能不能彻底解决增收问题呢？下面对此做一些粗略的分析。
1、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即由传统的粮食生产，转向发展多种经营，什么能卖钱就搞什么。目前，全国各地农村都在“压粮扩经”，或者栽果树，或者种蔬菜，从局部看，这样做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全国到处都这样搞，长此以往，又会使农业产业结构趋同，出现新的失调。而且，产业结构应该是由市场来调节的，靠行政命令人为地调整，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众所周知，烤烟的返还税比较高，前几年，好多地方基层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打着调整产业结构的旗号强迫农民种烤烟，对不种烟的农民进行处罚，一时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都翻了几翻。但是烟草是国家专卖产品，烟叶不像蔬菜、水果那样直接进入流通市场，而是只能卖给烟草公司，全国的烟厂就那么多，吞吐能力也就那么大，过多的烟叶烟草公司根本收购不了，结果大量的烟叶积压下来，让农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可见，即使产业结构调整了，增收仍然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
2、推动农业产业化。即通过创办各类龙头企业，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以此增加农业的边际效益。创办龙头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目前农业剩余几近于无，而农民又不具备足够的融资能力，因此龙头企业难以大量涌现。计划经济时期靠政府出资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难以存活，如果农产品市场需求不旺，公司无利可图，就只有倒闭或者转产，脆弱的产业链也就会被无情地掐断。从全国产业化发展形势来看，走这一条道路是十分艰难的，目前只有少数比较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产业化雏形，对于大多数边远农村来说，实在还没有条件走这样的一条路，因而也就谈不上通过这条途径，来大面积地增加农民收入。
3、发展乡镇企业。无庸讳言，乡镇企业在发展初期，确实吸纳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农民增收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批管理薄弱、产品粗劣和缺乏资金、技术投入的企业被淘汰了，而另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经过改制、改组和改造，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转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这样不仅不能大量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反而还不断地向外排斥着农民工。从近年来乡镇企业放缓吸纳以至排斥农民工的现实来看，这一条增收渠道已日渐堵塞。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由于农民工在整体素质上的天然低下，能够大量吸纳农民工的乡镇企业，不会再有产生和存活的土壤与气候了。
4、提高农产品价格。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多次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价格和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加入WTO，农产品价格最终要由市场来调节，而不能再由政府依靠行政命令来确定了。单从价格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生产成本远远低于国内，因而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远远低于国内市场，这样我国的传统农业便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期望通过粮食价格上升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今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严峻的现实是，加入WTO之后，发达国家的大宗农产品，会以低廉的价格冲击国内市场，造成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进一步大量失业和破产，这对于农民增收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所以朱镕基总理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是农业。
5、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国家干部职工相比，一个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只是国家干部职工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收入。国家干部职工月工资超过800元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农民却在很低的收入水平上就承担了各类税赋，两者的收入和负担相比之下过于悬殊。而且，国家干部职工还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其他显性与隐性的社会福利，而农民不但没有任何福利待遇，还承担了国家干部职工不用承担的好几种费用。例如，在城市里办学、修路由国家财政负担，在农村却要由农民自己掏钱。近年来通过精简乡镇吃“皇粮”的人数和税费改革试点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这些措施充其量只是缓解一下尖锐的矛盾，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民的命运。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不解决，不缩小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和国家干部职工之间人为造成的差别，农民就不会从经济上彻底翻身，减轻负担也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增收途径不过都是权宜之计，在局部或者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农民增收，从长远看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目前所搞的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是农业系统内的一种微调，并不能使农业本身发生革命性变迁，更不会改变一、二、三产业大格局。从全国来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比较低，绝大多数农村都不具备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条件，而从事产业化的这一部分农民，从数量上看也不会超过农村劳动力的10％，因而所有单纯就农业抓农业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
二、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增收的重要或主要渠道
仔细考察一下近年来农民取得收入的主要途径，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政府一直致力于农业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增收问题，但是农民的大部分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却来自于非农产业。这种结果实在是政府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农民的大部分收入和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来自于非农产业的一个标志，便是每年都在城乡之间汹涌彭湃的“民工潮”。
之所以会出现“民工潮”，首先是因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据测算，我国农村目前大约有4-5亿劳动力，而现有的耕地有一半人甚至仅有1亿人经营就足够了。大量剩余的劳动力为了摆脱隐形失业的困扰，只有到城市去打工，估计每年出外打工的农民在8000万到1亿之间。据了解，在一些传统农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有的村甚至所有的精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出外打工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越是自然条件严酷的地方，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便越多，出外打工的人数也就越多。
其次是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民谋生的一条重要以至主要渠道。目前，农村土地的承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也接近了极限，过多的劳动力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日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解决花钱的问题，这种情况促使农民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挣到钱。据了解，许多地方的农民从打工途径取得的收入，已经占了人均纯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农民收入中的现金基本上都是由打工得来的。
三是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民大多数都从事非农产业。作为弱质产业的传统农业，投资大、回报低，市场需求又不旺，并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蚀，因而单纯靠农业并不能使大多数农民迅速富起来。目前，农村中相对比较富裕的农民，一般都是靠从事二三产业致富的，他们或到城市里从事建筑业，或者凭一技之长做生意，或者利用交通之便搞运输，总之，手中的钱大多数都是从农业之外得来的。综观中国大地上相对富裕的村，或者位于城郊、交通要道，占据着有利的地缘优势；或者靠近煤田、矿山，占据着丰富的资源优势；或者地处风景名胜区，占据着独特的自然优势，总之，这些地方都具有发展二三产业的良好条件。由于这些地方除从事农业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出路，加上这些地方的农民一般都要比别的地方的农民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具有从事二三产业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因而他们便比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先一步富起来了，甚至有一部分农民还住上了洋楼、坐起了轿车。而那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只知道在一亩三分地里刨食吃的农民，是连想也不敢想能过上这样的日子的。
综上所述，由于农业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目前农民从农业本身已经不能得到丰厚的收入，而在农业之外却广泛地开辟了增收的渠道。
三、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非农化
既然仅仅靠发展农业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而且农民目前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那么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的确，2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实践已经表明，只有大量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与非农项目大量占用土地，我国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目前，我国农村户均承包耕地仅7亩多一点，其中14个省区人均耕地低于1亩，更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可以说我国土地的承载力远远超过了极限，其生产资料功能已经严重退化。与耕地减少相对应的是，农村人口却一直处于膨胀之势，由建国初期的4亿增加到现在的9亿。据测算，目前农村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而从事农业生产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劳动力，这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有2-3亿，这么多的人如果都留在农村而找不到出路，不但不能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不仅使我国农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拖了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后腿。因此，只有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只有让更多的农民脱离传统农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与地这种深刻的矛盾，才能为留在农村的那一部分农民开拓相对广阔的生活空间。
不仅如此，农民只有大量地从事非农产业，才能加快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步伐。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一般都在70％以上。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相当低，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甚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要实现城市化，必须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即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大幅度降低，第三产业就业比例相对提高，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应该超过一二产业就业的人数之和。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一般都达到60－70％；不少发展中国家，三产就业比重也在40％甚至一半以上。第三产业是城市新迁入人口的最佳流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就在于从事第三产业。只有大量的农民进城从事了第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目前十分突出的农业就业矛盾，加速实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综观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过程，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大量转移，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在目前农业出路十分狭窄的情况下，单纯地在农业内部调整产业结构，只有局部的效应，不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放在大产业格局中进行，也就是不断地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千方百计地发展第三产业，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趋于合理。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许多城市已经陆续拆除面向农村人高筑的壁垒，许多不合理的收费和限制被相继取消，农民在城市里就业和创业的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但是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还没有得到当地政府应有的关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这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进入农村基层政府日常管理的范围，属于被忽视或遗忘了的一部分人。在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及其负责人看来，农民一但外出打工就脱离了管辖的范围，他们的喜悦忧愁、成功失败与自己关系不大，因而对他们在外面的生活和生产不闻不问，甚至当外出打工人员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四处求助时，也不能给他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应有的关心。事实上，外出打工人员相对于城市人来说，仍然在知识、能力、经验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因而打工时常常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和心理压力，至于被工头欺骗，被老板克扣工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事也时有发生。
非农业户口如何转成农业户口 篇6
与一般的户籍迁出和转入不同，非农户口转成农业户口需要事先应征求当地农村的同意后方可办理入户。因为涉及农村承包地分配问题，村委会往往不同意。外地户口迁入，或者新的户口迁入，增大承包地分配困难。如果你能够得到村委会的“书面同意你的户口迁入的”证明，则可以持证明书去乡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准迁证来实现户口的迁入。
而在申请材料方面也需由派出所上报到县级公安机关户政部门审批（市区需逐级呈报至地市级公安机关户政部门审批）。
其中，迁入农村户口的手续包括：
1、《入户申请审批表》；
2、申请人和被投靠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村民小组同意接收证明（全部村干部同意后签名、按指模）；
4、村委会同意接收证明（村委会主任、书记同意后签名、按指模）；
5、大中专研究生毕业回原籍的，须提交《毕业证》、《失业证》；
6、夫妻投靠的须提交《结婚证》，“非转农”的要提供《失业证》；
7、投靠父母的须提供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或子女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双方关系证明和《未婚证》；
非农 篇7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不必然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Rozelle et al认为,尽管迁移对农业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迁移者给家中的汇款带来的家庭资金增加所抵消[6]。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于1994年对四川和安徽2个省的调查资料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力的替代:在现金很紧缺的地方,外出就业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现金不是很紧缺的地方,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不如非外出户;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并不构成对农村劳动力积累的必然障碍[7]。唐晓腾等指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8]。吴晓娜利用在宝丰县的调查数据证明,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外出户的作物种植结构,但并不影响外出户的农业产出[9]。盛来运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没有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推动了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10]。单玲玉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关系的实证分析,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生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11]。
从文献回顾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学者们对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但争议的重点仍然停留在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经济效果的正反评价层面上,并未进一步深入探究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既成事实下,农户家庭如何化解由劳动力外流而带来的农业生产危机。基于此,笔者根据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农村劳动力项目调查数据,对全国18个省48个县的465户贫困地区农户样本进行研究,使用Heckman两步法从微观层面上考察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农户家庭如何弥补由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对家庭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期对已有研究有所完善和突破。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及方法
根据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情况,本次研究建立如下农业生产模型:
式(1)中:Yk为第k个农户家庭上一年(2008年)的农业收入;xi为第i种生产要素投入情况,包括劳动力、种子、农药、化肥以及土地投入,其系数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值;zj为第j个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控制变量以及地区控制变量。
可以通过OLS法对式(1)进行估计,如果只选择2008年进行过农业生产并且拥有农业收入的家庭作为样本利用OLS进行估计,由于选择影响的存在,其结果存在偏差。因此,采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修正[12]。具体步骤为:首先估计家庭中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probit模型:
式(2)中:若Pk*>0,Pk*=1,则表明第k个家庭2008年有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反之,若Pk*≤0,Pk*=0,则说明第k个家庭2008年没有参加农业生产活动;Zk为方程的解释变量。在式(2)的基础上估计出参与外出务工的逆米尔比率:λk=Φ(αZk)/Φ(αZk),将其带入收入方程(1),以纠正选择性偏差:
一般来讲,如果不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户是期望农业收入较低的农户,则逆米尔比率的系数为负值[13]。
1.2 数据与变量选择
数据取自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对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3个地区的18个省,东部省份为福建、广东、辽宁3省;中部省份为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西部省份为陕西、青海、甘肃、宁夏、贵州、广西、云南。48个县,每个县抽取1个行政村,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465户农户进行调查。表1是对样本户家庭特征及农业生产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考虑到不同地区农作物不同,单纯以产量衡量农业生产能力具有片面性,在此将农产品产量乘以市场价格产生的农业收入作为标准来衡量农业生产状况。本研究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考察样本家庭中是否有劳动力流出,从表1可以看出,93%的家庭中存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说明农村家庭中非农就业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上,化肥和种子以资金投入考虑其投入程度,另外设置了耕地面积和地块数来考察家庭拥有土地数量对于农业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党员和村干部在农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影响,故加入党员和村干部虚拟变量。当一个家庭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时,不但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4],同时也会提高农村劳动者外出概率[15,16,17,18],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流失。因此,在调查中考察了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以家庭中劳动力总的受教育年限除以劳动力人数产生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模型估计
使用OLS Heckman两步法对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2.2 实证结果分析
(1)在选择方程中,比较显著的几个变量是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否存在水土流失以及是否能够贷到款几项。家庭人口越多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大,而家庭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农户越有可能放弃农业生产。如果是土地生产条件较好、没有发生水土流失的地方农户有可能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贷款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2)在收入模型的估计中,大部分农业投入要素对于农业收入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对于存在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家庭而言,由于务农劳动力流失,其农业收入水平比不存在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家庭低。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可以说存在非农就业对于家庭农业收入影响不大,这间接证明了我国现阶段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这种转移对于农业收入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相反,务农劳动力人数对于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但这种促进作用不能说明农户应该加大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因为增加1个劳动力只能将农业的年收入提高973元,反而不如参加非农就业。对于存在非农就业的情况而言,其不显著的效应说明了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在家庭劳动力数量一定,需要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时农户会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其投入,由于非农部门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业部门,因而促进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但并不意味着农民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因为在我国农村,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农户不会轻易放弃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季节性特点,这就促成了大量的农村兼业劳动力存在。对1999—2008年农户就业情况的回顾中也可以看出,虽然10年来全年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呈迅猛上升的态势,但是处于兼职状态的劳动力仍然较为稳定,说明农户在参与非农就业时仍然会留出部分劳动力来保证自己的农业生产稳定不受影响。另外,在家庭雇佣劳动力方面,存在家庭雇工的家庭比没有雇工的家庭农业收入要高近2 000元,一般雇佣工人进行农业劳动生产的家庭本身具有良好的农业经营状况,并且在自家劳动力不足时才会作出投资雇工的决策,雇工一般具有更为熟练的农业技能,这体现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优势,也说明了外出务工产生的“资本化劳动”能够弥补劳动力流失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3)在家庭其他生产要素方面,种子和化肥投入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很显著,尤其是种子投入,土地投入也与预期相同,对农业生产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农村中的公共物品(公路、村民互助组织)以及自然状况(坡地、水土流失状况)则极为显著地影响了家庭的农业收入水平,也说明了现阶段需要从公共物品和环境保护方面入手来开发农业生产的潜力。
(4)最后,从逆米尔比率为负可以看出,放弃农业生产的农户为农业收入期望较低的那部分农户,表明这是农户进行生产活动时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并不会轻易放弃农业生产,也证实了笔者之前的假设。
3 结论与讨论
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较为粗放,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来获取高水平的农业收入。虽然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不可避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但是从农户层面上来看,家庭中存在非农就业对于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劳动力数量对于家庭农业收入水平仍然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农村中大量兼业劳动力以及农业雇工的存在抵消了劳动力流失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其他如种子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公路、村民合作组织的等社会公共资源的存在也会对农户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实现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同时减小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应做到:一是在劳动力方面,完善农业劳动力市场,促进以资本换劳动来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推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二是进一步推进良种补贴和科技支农政策,为农户提供高效的农业生产要素。三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完善农村中公共物品的供给,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外部条件。
摘要：根据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农村劳动力项目调查数据,使用OLS与Heckman两步法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会通过兼业或者资本换劳动的形式弥补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对家庭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并以此提出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非农数据奇差 新兴市场受惠 篇8
进入十月金秋，全球股市迎来一轮狂欢盛宴，新兴市场及商品期货更是大幅上扬，香港市场月初内累计涨幅近二千余点，升幅接近一成;澳门博彩、外资金融、石油能源及中资金融等多个权重板块轮番拉升，港股成功突破二万二沽货阻力区后逼近二万三整数位，国企指数也顺势重上万点大关，技术走势上完全摆脱了早前的空头形态，并且本次反弹走势有望转化为一轮升浪，不排除出现重回二万四的可能。
近两周港汇多次触及7.75强方兑换保证，金管局本周二又向市场注资69.75亿元，自9月以来，金管局15次出手向市场累计注资872.67亿元，规模已超越今年4月A股大牛市之下，金管局注资的715亿元规模。股市转好将吸引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存量资金活跃度提升，再加上新鲜资金涌入的刺激，香港市场估值偏低的公司已出现建仓机会，而大型蓝筹也将具备更多的交易性机会。<＼＼192.168.1.40＼tu＼13年固定彩图＼结束符.jpg>
非农 篇9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两部分，一部分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另一部分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两者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框架，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处在经济落后的阶段，同时地域广阔，资源禀赋不一样，再加上国家早期的重工抑农、城乡户籍等政策的影响，我国农村和城市呈现不同的面貌。大部分农村还是以传统的方式发展，而城市完全呈现以现代工业发展为主的形态，由于地域发展的水平不一致，对劳动力供需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城市工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农村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因而我国的“民工潮”现象实质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问题。当然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全部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正如“拉美陷阱”典型代表巴西，该国在大力发展城市工业的同时促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由于城市无法全面吸收这些劳动力导致了城市的稳定、就业、保障、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要注意吸收和转化问题。当前在这个特殊时期，如何处理好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民市民化关系成为了重要论点。
一、农民非农就业的动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改革的侧重点不一样，城乡差距愈来愈明显，广大农民为了克服家庭的贫困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了世代耕作的土地到城市里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当代农民就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农化就业取向，除受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最深层的还是经济原因，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方面是农村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推力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和农村耕地面积日益减少所形成的逆向增减矛盾是农民非农就业的根本动力
从长远看，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会一直存在，并日趋严重，这是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客观基础。一方面是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另一方面是农业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的加剧，呈现出土地资源压迫人口、农业劳动力大量潜在失业的格局。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产生巨大的推力，迫使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农民非农就业成为了必然。
2.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形成了农民非农就业的直接驱动力
近几年，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比较利益下降，投资成本高，获得收益低。有的地区农业甚至亏损，农民每年净收入几百元，而到发达地区打工每年最低也能收入几千元，如此巨大的反差，促使农业劳动力不得不在农业之外谋求出路。
3.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民非农就业的支撑力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提供更多的农产品，满足非农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食物及原材料。
第二方面是城镇非农产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拉力
1.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是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非农产业的内在拉力
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间的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就形成强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靠地理和经济社会环境的优势以及前几年国家的优惠政策，经济发展很快，社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下必然会吸引一些农业劳动力跨行业、跨地区转移。除此之外，还有诸多非经济差异，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各种农民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等，这种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差别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2.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多，形成对农民非农就业的产业需求拉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大中城市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客观上形成了对劳动力尤其是建筑队伍的大规模需求。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发展了一大批有活力的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在吸纳了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农业剩余劳动力。
3.城镇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对农民的吸引力
城镇不仅具有优越的生活条件、较高的收入、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设施，而且有更多的接受现代教育和在城市氛围中锻炼的机会。农村的农民外出见世面和追求新生活的欲望迎合着这种吸引力。农村中尤其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人口在自我意识的驱使下，除了有改变经济地位的强烈愿望外，还有提高社会地位的追求。这种强烈的心理动力是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二、非农就业农民市民化的障碍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迅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镇化进程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仅为43%，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加快城镇化是当务之急。虽然现实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但其市民化效果并不良好，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障碍：
1.认同的障碍
所谓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肯定性确认，农民市民化本身即是一个身份转变，重新寻找认同团体的过程。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过渡，农民市民化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也在这里。如果不能建立起新的认同团体，这种市民化过程必然带来相应的身份困扰和认同障碍。在对进城务工农民工那里可以了解到，他们十分羡慕城市人的知识、工作和交往生活，常将自己充满各种各样苦恼的生活不自觉地与城里人对比，但在市民化的过程中，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靠买房来获得附带的城市户口，或通过农地补偿变为城里人，以及期望子女能够考取大学进而毕业在城里工作，而事实上遗忘了如何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实现人格平等，要知道人格平等恰恰是城市社会团体意识的基础。
2.身份的障碍
我国社会结构的原则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以身份为标准，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状态。有人说，中国社会在此意义上是一个身份社会，这话不无道理。应当说保障这个身份社会存续的力量主要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框架和户口制度的长期存在。有很多学者一直对困扰农民问题的户籍制度进行反思，并明确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不宜缓行的主张。
3.素质的障碍
现代社会的特征集中表现为它是以工具和知识为主要运行手段的，一个人要想在当前社会生存或者生活的更好，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工具和专门化的知识就成为衡量他是否具备社会生存能力的基本指标。而农业社会和乡村生活所催生的却是守成的习惯，固化的传统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显然从农民进入市民化行列的那一天起，天然的缺陷便制约着他们有机地融入城市生活，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里似乎难于摆脱落伍的命运。
三、着眼农民非农就业，促进农民市民化的思考
农民非农就业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然而让农民变成市民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全面构建农民非农就业的技能培训体系，强化农村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素质。
当前农民非农就业的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岗位，这与现代社会主要依靠知识和现代技能为生存之道相脱节，非农产业越来越需要高技能的人才，农民如果不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必然会被社会所淘汰。作为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农民他们必然在工作中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方方面面限制，他们自身对人力资本投资效果差和动力不足明显，因此需要国家政府来对农民人力资本进行大力投资，近年来我国强化了农村的基础教育，许多地方也基本构建了农民非农就业的技能培训体系，这无疑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第二，健全农民市民化体系，打破旧的户籍制度限制，减少非农就业成本，多方位有次序促进农民身份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是以户籍制度来划分城市和农村居民身份特征的，正是这种身份的制度限制了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快速流动，目前，我国非农就业农民大多数是“离乡不离土”的，也有一部分是“不离乡不离土”的，“离乡又离土”者非常少，这实际上增加了农民非农就业的成本，不利于非农就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实施和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改变旧有的户籍制度，循序渐进促进有条件的农民变市民，减少非农就业的成本，提高效率。
第三，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为农民非农就业，实现市民化提供空间支持。众所周知，城市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摇篮，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一直起着巨大作用，而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现代化非农产业大多集中在城市，同样，作为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的纽带——乡镇也以非农产业居多，因此要想使非农就业的农民变成市民就要大力建设城市和乡镇，为农民市民化提供空间支持。
参考文献：
非农 篇10
关于要求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申请
***，男，*族，身份证号：******************，原籍************，现为****一名在职教师。本人于*年*月至*年*月就读*，毕业后，户籍迁移证已从就读学校的当地公安局转出*年分配到*后，由于本人的户籍迁移证不慎丢失，因此无法办理户籍落户手续，一直到*年*月才通过补漏方式落户在*村，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按户籍管理的相关规定，本人现要求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申请人：* *年*月*日
非农 篇11
济）以外的所有经济类型。
一、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的贡献
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可从国家、城镇和乡村三个层面来加以考察。
1.民营经济对全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分析。我国非农经济类型可概括为公有经济（统计上包括 ）、外资经济（统计上包括）和民营经济（即除上述两种经济类型以外的所有经济类型）。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其对我国非农就业的吸纳带动效应也走过了从微不足道到作用显著再到主渠道的历程。图1和图2显示了我国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人口及其比重的变化，1978年～2005年间，我国总的非农就业人口持续增加，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12341万增至2005年的46091万；公有经济就业人口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再到相对稳定的三个阶段，就业比重在1978年～1996年间处于波动上升状态，但之后呈持续下降状态，至2005年，就业人口为21570万，比重为51.85％；民营经济的就业人口和就业比重20多年来都基本呈持续上升态势，2005年就业人口和比重分别为13406万和32.22％，而且上升趋势明显；外资经济就业人口和就业比重也呈上升趋势，2005年其数值分别为1245万和2.99％，显然二者都远低于民营经济相应项。因此，就全国非农就业发展来看，公有就业基本处于停滞甚至萎缩状态，外资就业虽然处于增长状态，但对非农就业吸纳有限，只有民营经济显示了强劲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综合分析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一方面民营经济就业人口与我国非农就业人口呈相同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无论是就业人口数还是比重，民营经济和公有经济又呈耦合变化态势。这表明一个事实，即民营经济在我国非农就业发展中作出了双重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在公有经济就业人口及比重下降和外资经济就业人口增加有限的背景下，我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主要是由民营经济吸纳完成的；第二个贡献是，公有经济释出的下岗分流人员再就业也主要是由民营经济消化的。而且这两个贡献在未来发展中还将更加突出。
图1 我国各经济类型非农就业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图2 我国非农就业中各经济类型比重变动情况（单位：％）
2.民营经济对我国乡村非农就业的贡献分析。我国乡村非农经济组织主要有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等三种，根据我们前面的界定，其中后两种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随着我国乡村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数据显示（图3、4），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最近的2005年，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就业的拉动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规模逐步扩大、比例波动上升的过程。1978年乡村非农就业人口为2827万人，仅占农村总就业人口的9.22%，其中民营经济就业几乎不占份额；2005年乡村非农就业人口18760万，占农村总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38.69％，其中民营经济就业比重为9.26％。从图1中可了解到，乡村民营经济解决的非农就业人口至1999年达到高峰后出现下降低谷区，这一低谷区是由个体经济的减少所引起，其原因与这段时期我国整个宏观形势处于内需不足、个体工商业者盈利能力差等因素有关。但是自1990年以来，乡村私营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量却呈逐年上升趋势，即使在宏观形势整体较差的时期也基本未受影响。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私营经济对抗不利宏观形势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宏观形势不理想情形下私营经济在缓解就业压力、吸纳乡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果从民营经济就业占乡村非农就业比重变动趋势来看，也可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波动上升的比例同样说明了民营经济在带动农村非农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图3我国乡村民营经济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吸纳的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图4 我国乡村非农就业中民营经济就业比重变动情况
3.民营经济对我国城镇就业的贡献分析。根据数据分析，我国城镇就业中民营经济对劳动力的集聚力也呈逐步提高趋势。1978年，城镇民营经济就业人口仅15万，同期公有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业人口为9499万，二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0.16％和99.84％。显然，改革开放初期公有经济是城镇就业的主要载体，而民营经济的就业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历经20余年的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就业人口无论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比重自1978年以来都逐年增加，而公有经济就业人口（绝对数量自1993年，比重自1978年）则呈逐年下降趋势。2003年城镇民营就业人口首次超过公有经济，到2005年，城镇民营就业人口增加到8918万，而公有经济就业人口下降到7598万，二者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32.63％和26.70％。可以说，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对于缓解公有经济就业压力（如下岗、分流）起到了支撑力量的作用，同时对于缓和因失业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具有积极意义。
人们经常提到外资经济对于创造就业岗位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分析来看，外资经济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相比民营经济而言相当有限。从图5、6可知，外资经济就业占我国城镇非农就业比重在2005年最高，但也只有4.56％，仅相当于同期民营就业的13.96％。事实上，至2005年，我国民营经济就业已超过公有与外资就业之和。公有经济自1993年就业人口下降至2005年的13年间，裁员7212万，同期外资经济仅增加1024万就业人口，显然对就业的吸纳是力不从心的。而民营經济就业人数的增量达8024万，在国企减员分流、外资增员有限的背景下，不仅一定程度解决了公有经济背负的就业包袱，而且也有效地充当了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压力的减缓器，成为中国吸纳劳动力的主要经济力量，为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结论
通过从国家、城镇和乡村等层面分析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的贡献，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
1.民营经济对我国非农就业具有双重贡献。
2.民营经济对我国乡村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明显。
3.民营经济对我国城镇就业的集聚力显著增强。
4.发展趋势表明民营经济在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将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