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简介

刘仁轨简介（精选2篇）

刘仁轨简介 篇1

刘仁轨

刘仁轨(601—685.3.2)，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唐朝大臣、著名军事将领、海军统帅。

刘仁轨出身于隋末的平民之家，由于隋炀帝杨广统治残暴，骄奢荒淫，连年大兴土木，并且不断对外用兵，繁重的徭役、兵役使得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在这种环境里，刘仁轨自幼便过著清贫的生活。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刘仁轨却能够“恭谨好学”(《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从隋大业七年(6)起，各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乱使刘仁轨无法正常谋生，很多时候都是清闲在家中。但刘并没有将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而是依旧专心学习，“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旧唐书·刘仁轨列传》)

唐高祖武德初年，河南道大使、管国公任瑰将曾上表论事，刘仁轨见到草稿后，便提笔改了几个字，使所奏表章焕然一新。任瑰见到表章后，惊异不已，立即将刘仁轨补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不久，又转任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尉。

刘仁轨到任后，很长时间都默默无闻，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才因为一件事情为人所知。当时陈仓折冲都尉鲁宁自恃品秩高，豪纵无礼，无人能止。刘仁轨对其好言相劝，令其不可再犯。可鲁宁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刘仁轨遂将其投入狱中。鲁宁在狱中不期悔改，对刘仁轨横加谩骂。刘仁轨一怒之下将鲁宁乱杖打死。岐州(治雍县，今陕西凤翔)官员见状，急忙上报朝廷。唐太宗李世民闻知此事，大怒不已，但还是有点不明白：“是何县尉，辄杀吾折冲!”(《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于是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面对唐太宗刘仁轨毫无畏惧，神色自若地说：“鲁宁对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时魏征在唐太宗身旁，见刘仁轨处事刚正，便对唐太宗说：“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隋末，百姓强而陵官吏，如鲁宁之比是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五》)唐太宗闻后，转怒为喜，遂提升刘仁轨为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县丞。

随后，唐太宗要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狩猎，刘仁轨上书进言道：“臣闻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计，择之者圣人。是以周王询于刍荛，殷后谋于板筑，故得享国弥久，传祚无疆，功宣清庙，庆流后叶。伏惟陛下天性仁爱，躬亲节俭，朝夕克念，百姓为心，一物失所，纳隍轸虑。臣伏闻大驾欲幸同州教习，臣伏知四时搜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应时，秋稼极盛，玄黄亘野，十分才收一二;尽力刈获，月半犹未讫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直据寻常科唤，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恩，垂听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总了，则人尽暇豫，家得康宁。舆轮徐动，公私交泰。”唐太宗被刘仁轨的奏书所感动，并降玺书表彰了刘仁轨，书中说：“卿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旧唐书·刘仁轨列传》)

不久，刘仁轨任新安(治新安，今属河南)令，后累迁给事中。

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八月，李义府恃宠用事，怂恿属下大理寺丞毕正义将罪妇淳于释放，欲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发觉后，上告朝廷，唐高宗遂派刘仁轨前去查办此事。李义府知刘仁轨风直不阿，为保全自己，将毕正义逼死。刘仁轨到后，秉公办案，因此得罪了李义府，可惜没有人证，最后没有将李义府定罪。但李义府却怀恨在心，显庆四年(659年)，李义府找机会将刘仁轨调出京城，任青州(治益都，今属山东)刺史。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为灭高丽，决定先攻下百济(位朝鲜半岛西南部)，去其外援，然后再攻灭高丽。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10万出兵百济。八月，唐军平定百济，俘其国王及太子，在其地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并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十二月，唐高宗命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发兵高丽。刘仁轨则统领水军，监督海运，负责后勤保障。当时的气候不适宜出海，但在李义府的一再催促下，只得出海，结果遇遇大风，覆船，所部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刘仁轨。这时，李义府暗示袁异式：“君能办事，不忧无官。”所以袁异式在审问刘仁轨时便说：“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而刘仁轨却毫不屈服地说：“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袁异式于是结案上报朝廷，临走时还亲自上锁，以防刘仁轨逃脱。案情上报后，李义府趁机落井下石，对唐高宗说：“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此时舍人源直心出面为刘仁轨说情，并说：“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唐高宗认为源直心言之有理，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随军自效。

龙朔元年(661年)三月，唐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安抚百济余众，不巧王文度于渡海时死去。百济僧人道琛及故将扶余福信拥众据周留城(今韩国扶安)抗唐，又派人前往倭国(今日本)迎回故王子扶余丰，立其为国王。这时，倭国亦欲乘朝鲜半岛三国内乱之时，保住在高丽半岛上的势力，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遂派阿昙比罗夫率日军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苏定方归国以后，道琛与扶余福信引众围攻百济府城，刘仁愿遣使告急。唐高宗诏令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领王文度部众，从近道征发新罗(位朝鲜半岛东南部)兵以救援刘仁愿。刘仁轨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并说：“天将富贵此翁耳!”(《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于是选吉日而行。临行前，刘仁轨发誓：“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旧唐书·刘仁轨列传》)

此次，是刚满六十岁的刘仁轨第一次带兵出征，鉴于没有作战经验，所以刘仁轨治军非常严明。刘仁轨率唐军转战而前，所向无敌。道琛率百济军在熊津江(即今韩国锦江)口立两道栅栏，抗拒唐军。刘仁轨率部与新罗兵四面夹击，大败百济军，士卒争入栅内，由于便桥狭窄，落水及被唐军所歼达万余人。道琛连失两栅，遂解除对刘仁愿的包围，退守任存城(在百济西部任存山)。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兵买马，其势愈壮，对唐军构成威胁。刘仁轨见所率唐军兵少，便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养兵蓄锐。

这时，高宗又诏新罗出兵，援助刘仁轨。新罗王遂遣将军金钦率兵向百济府进发。行经古泗(今韩国泗川)，遭受福信部阻击，金钦只得由葛岭道(今韩国泗川县与晋州县之间)退回，由此不敢复出。不久，福信杀死道琛，兼并其众，专制政柄，扶余丰“但主祭而已”(《旧唐书·百济传》)。

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唐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久攻平壤不克，又值大雪，遂解围归国。唐高宗也认为不宜再战，便下诏书指示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唐军将士也皆欲西归。刘仁轨客观、细致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决定坚守百济，伺机出击。他说：“《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况在沧海之外，密迩豺狼者哉!且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当出师命将，声援才接，凶逆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薮，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拔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众将觉得刘仁轨说得有理，皆相从。

时扶余丰与福信等也认为唐军孤城无援，即将撤退，还遣使探问：“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从此未加防备。刘仁轨、刘仁愿知百济防卫松弛，遂七月趁其松懈，率部突袭，相继攻克支罗城(今韩国怀德)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歼敌及俘获甚众，分兵守之。福信等退守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凭借该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严兵守卫。随后不久，刘仁轨伺其稍懈，率新罗兵夜至城下，驱众从四面攀草登城，天亮时占据真砚城，终于打通了从新罗运粮的道路。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同时请求派兵增援。此时，唐高宗已得知倭国出兵增援百济，遂命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发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莱(治益都，今属山东)、海(治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四州兵7000人开赴熊津。

福信等丢失真岘城后，处境日窘，又与扶余丰之间的猜忌与日俱增。福信遂装病不出，企图趁扶余丰前来问疾之时，伏兵杀之。不料此谋泄露，扶余奉便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分赴高丽、倭国，乞师援助。

龙朔三年(663年)，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令倭将毛野稚子等倾举国精锐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八月，唐高宗以连年用兵海东，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死者甚众，诏罢36州制造船舰，并遣司元太常伯(即户部尚书)窦德玄等分赴10道，询问疾苦，黜陟官吏。九月，孙仁师率部抵达熊津，与刘仁轨、刘仁愿会师，唐军兵势大振。

唐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会上有人认为“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但刘仁轨觉得此举不妥，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说：“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旧唐书·刘仁轨列传》)此举得到唐军诸将的一至认可，于是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前进;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水军与粮船从熊津江入白江而下，和陆军会合，同趋周留城(在今韩国扶安，建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初八，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兵，攻克周留城。由于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率水军万余渡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刘仁轨率水军率先到达白江口。二十七日，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口，两军遭遇。当时唐朝水军为7000余人，战船170艘;倭国水军万余，战船1000多艘。倭军虽在数量在多于唐军，但唐朝因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性能良好著称于世。例如，意大利人菲勒斯著的《中世纪的中国与非洲》上记载：“中国大约从公元6开始，就建造具有五层甲板大吨位的帆船。中国帆船的体积很大，抗风浪的能力很强。”唐代海船之大，可见一斑。此外唐朝水军战船的种类也很多，据李靖《卫公兵法辑本·攻守战具》和李筌《太白阴经·水战具篇》记载，唐朝水军战船共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轲、游艇、海鹘6种。所以唐朝水军的战船在数量上虽处于劣势，但在质量上却远胜倭国战船。

并于这次海战，中国史书记载非常简略，而日本史书则记载较为详细。由于唐朝水军先到达白江口，加上战船精良，刘仁轨遂采取疲敌之策，先抢占有利位置，列战船于白江严阵以待。倭军到后，率先发起进攻，结果不利而退。而唐军仍坚阵而守。二十八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在首战败于唐水军后，仍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实力，错误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不观天气变化，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刘仁轨见倭军来攻，充分利用唐军战船的优势，指挥水军将倭军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火攻，一时“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列传》)经过激战，唐军四战四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倭军战船400多艘;击毙倭将朴市田来津;扶余丰趁乱逃奔高丽，其所佩宝剑被唐军缴获;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和倭军残部投降;百济诸城全部归顺，百济再次得以平定，只有迟受信据守任存城不降。

白江口海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海战，因中国史书记载有限，所以鲜为人知。作战中，刘仁轨指挥有方，在兵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先采取守势，而后因势利导，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并辐以并火，最后取得了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作战的胜利。陆上倭军闻此讯，大惊不已，“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使唐军很快占领了百济全境，形成对高丽的夹击态势。同时也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以备唐军。

此前，百济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平壤道行军总管苏定方回军后，招集亡散，各据险响应福信，白江口海战后，各率所部归降。刘仁轨好言安慰他们，然后让其各自率军攻打任存城，并准备派唐军相助。孙仁师认为：“相如等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刘仁轨却不以为然，说：“吾观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不须疑也。”(《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于是发给黑齿常之等粮食和武器，分兵相随，遂克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家属，投奔高丽。至此，百济皆平。

此时，唐高宗召刘仁愿、孙仁师回朝，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百济经过多年的战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为此，刘仁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安定民心，恢复社会秩序：掩埋骸骨;登记户口，任命官长，治理村落;修路架桥，修补堤堰，恢复陂塘，督促百姓种田养蚕;赈济百姓，赡养孤老。很快便医治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使百姓安居乐业起来。然后刘仁轨又屯田积粮，训练士卒，做好攻打高丽的准备。

刘仁愿回到京城后，唐高宗问道：“卿在海东，前后奏请，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将，何得然也?”刘仁愿据实回答说：“刘仁轨之词，非臣所及也。”(《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唐高宗闻后非常高兴，给刘仁轨晋升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为带方州刺史，并为他在长安建第，厚赏家属。上官仪也不尽感慨道：“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

此时，刘仁轨发现唐军存在许多问题，如将士思归、士气低落、军队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也非常差。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调查，刘仁轨找到了原因，然后于麟德元年(664年)十月初六上书唐高宗：

“臣蒙陛下曲垂天奖，弃瑕录用，授之刺举，又加连率。材轻职重，忧责更深，常思报效，冀酬万一，智力浅短，淹滞无成。久在海外，每从征役，军旅之事，实有所闻。具状封奏，伏愿详察。臣看见在兵募，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唯望西归，无心展效。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何因今日募兵，如此伫弱?’皆报臣云：‘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记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特由于此。‘陛下再兴兵马，平定百济，留兵镇守，经略高丽。百姓有如此议论，若为成就功业?臣闻琴瑟不调，改而更张，布政施化，随时取适。自非重赏明罚，何以成功?臣又问：‘见在兵募，旧留镇五年，尚得支济;尔等始经一年，何因如此单露?’并报臣道：‘发家来日，唯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二年。在朝阳瓮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臣勘责见在兵募，衣裳单露，不堪度冬者，给大军还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来年秋后，更无准拟。陛下若欲殄灭高丽，不可弃百济土地。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若无兵马，还成一国。既须镇压，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议，不可胶柱因循，须还其渡海官勋及平百济向平壤功效。除此之外，更相褒赏，明敕慰劳，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臣恐师老且疲，无所成就。臣又见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咨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云：‘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犹欲苦绳王浚，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抚心长叹。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奋，举无遗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议，更宜改调。臣恐是逆耳之事，无人为陛下尽言。自顾老病日侵，残生讵几?奄忽长逝，衔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胆，昧死闻奏。”(《旧唐书·刘仁轨列传》)

刘仁轨在文中陈述了唐军现在招募兵役中存在的问题，并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利弊。认为府兵制和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将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危险是存在的。唐高宗见到奏章后，非常重视，立即派刘仁愿率兵渡海，接替刘仁轨及所部回国。但刘仁轨却不同意立即回国，并说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说：“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但刘仁愿却说：“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刘仁轨气愤地说：“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

随后，刘仁轨再次上表陈述自己的理由，肯请留下继续镇守百济，并请求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招抚其众。这些都得到了唐高宗的认可。刘仁愿此次出行前，李义府找到他，示意他找机会将刘仁轨杀死，但刘仁愿以国家为重，没忍心下手。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要在泰山举行祭祀活动。此时，百济也已稳定下来，刘仁轨遂于八月三十日率新罗、百济、耽罗、倭国四国使者归国，实现了当年出征时发过的誓言。唐高宗见刘仁轨率四国使者而归，非常高兴，升刘仁轨为大司宪，后又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升任大司宪后，当初陷害他的袁异式非常害怕。为此，刘仁轨宴请袁异式。席间，刘仁轨将酒杯里的酒倒光，然后对袁异式说：“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袁异式这才放心。

干封元年(666年)七月，刘仁轨又出任右相，又封乐城县男。刘仁轨主持政事后，不久即将袁异式升为詹事丞。当时人们议论纷纷，刘仁轨听到后，又立即推荐他担任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知道此事后，对人说：“斯所谓矫枉过正矣!”(《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

同年，高丽内部发生**，唐抓住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丽。总章元年(668年)正月二十七日，刘仁轨出任辽东道副大总管，统军出征高丽。后又改任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今朝鲜大同江)道总管。九月，唐军攻占平壤，俘泉男建，至此，高丽全部平定，朝鲜半岛均为大唐所有。刘仁轨与薛仁贵奉命留守平壤。

咸亨元年(670年)正月初三，刘仁轨请求回家养老，获得批准。八月，唐军因在大非川惨败于吐蕃，唐高宗为保边境安全，请刘仁轨复出，出任陇州(治汧源，今陕西陇县)刺史，以备吐蕃。

咸亨三年(672年)，刘仁轨出任太子左庶子，十二月，又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咸亨四年(673年)三月初十，刘仁轨奉命改修国史。

此时，朝鲜半岛再次出现危机。新罗王金法敏继位后，唐以其地为鸡林道大都督府，金法敏为都督，双方关系一直很好。但咸亨年间(670—674年)，唐攻高丽钳牟岑之战时，金法敏收纳其反唐余部，又占百济故地，派兵防守，阻遏唐军。为此，唐高宗于咸亨五年(674年)正月下诏削其官爵，加封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金仁问为新罗王，令其自京师归国。并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以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大总管，率军征伐。

上元二年二月(675年)，刘仁轨挥军渡瓠卢河(在庆州西)，大破新罗兵于七重城(金城北)，又以靺鞨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斩获甚众。随后，刘仁轨撤军回朝。李谨行继续率唐军作战，三战三捷，新罗遂遣使入贡，并请罪。高宗赦免其罪，并恢复金法敏官爵。金仁问于中途返回，改封为临海郡公。刘仁轨回朝后，因功进爵为公，子侄三人，皆授上柱国。家乡的百姓也以此为荣，将所居之地称为“乐城乡三柱里”。八月二十七日，刘仁轨又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兼太子宾客，依旧负责改修国史。

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挥兵扶州(治同昌，今甘肃文县)的临河镇，唐军兵败。为此，唐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道(军在鄯州城内)行军镇守大使，准备对吐蕃大举反攻。在此期间，刘仁轨曾多次上书唐高宗，但一提出什么要求，都被李敬玄压制，刘仁轨因此对他怀恨心。刘仁轨明知李敬玄无将帅之才，为了报复李敬玄，便上奏说：“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李敬玄一听，叫苦不迭，连忙推辞。这使唐高宗很不高兴，说道：“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李敬玄无奈，只得接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并任检校鄯州都督。仪凤三年(678年)九月，两军交战，李敬玄大败，使唐军损失过半。刘仁轨身为国家生臣，却公报私仇，使唐军遭受重大损失，是非常不应该的。史学家韦述谈到此事是也说：“世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旧唐书·刘仁轨列传》)

永隆二年(681年)三月二十二日，刘仁轨兼太子太傅，原职不变。当时少府监裴匪舒善于营利，奏请出卖宫苑中的马粪，这样每年可收入二十万缗钱。唐高宗为此问刘仁轨，刘仁轨回答说：“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非嘉名也。”于是作罢。裴匪舒又为唐高宗建造镜殿，落成后，唐高宗率刘仁轨一起参观，刘仁轨见后，急忙下殿。唐高宗不解，刘仁轨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唐高宗闻后，立即将镜剔去。

七月二十七日，刘仁轨再次请求回家养老，获得批准。听解尚书左仆射，以太子太傅依旧知政事。

唐高宗后期，武则天皇后操纵朝政。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唐高宗病卒，武则天亲政。刘仁轨做为前朝元老，被加授特进。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刘仁轨再次出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初八，武则天废皇太孙李重照为平民，令刘仁轨专门主管西京留守事务。并写信给刘仁轨说：“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刘仁轨见武则天临朝后，独断专行，于是便以年老体衰为由进行推辞。同时还陈述汉朝吕后祸败的事实，以此规谏对武则天。武则天见是刘仁轨规劝自己，知他年老体衰，不会有太大作为，便派秘书监武承嗣去抚慰他，并说：“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且端揆之任，仪刑百辟，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旧唐书·刘仁轨列传》)不久，刘仁轨进封郡公。

此时的刘仁轨知道武则天势大，没有与她发生冲突，有时还为武则天做事。如裴炎入狱后，郎将姜嗣宗自洛阳出使长安，刘仁轨问他洛阳的情况如何，姜嗣宗说：“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曰：“然。”刘仁轨于是说：“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姜嗣宗很爽快的答应了。第二天，姜嗣宗带著刘仁轨的奏章返回洛阳，结果奏章中说的是“嗣宗知裴炎反不言。”(《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武则天看后，将姜嗣宗绞死。

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改革官制，刘仁轨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正月二十二日(即公元685年3月2日)，刘仁轨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武则天停朝三日，让京城中的各级官员，依次前去吊唁，并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治晋阳，今太原西南)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刘仁轨之子刘浚，官至太子中舍人，于次年遭酷吏陷害，被杀。唐中宗李显即位后，因刘仁轨曾为东宫旧属，所以追赠他为太尉(一说司空)。刘浚之子刘冕，开元年间官至秘书省少监，请求唐玄宗为刘仁轨立碑，得到批准，谥曰文献。

刘仁轨出身贫寒，后虽身居显位，但从不矜倨。每次接见年轻时的旧友，都是穿著很朴素的衣服。当年任陈仓尉时，相工袁天纲曾对刘仁轨说：“君终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后果如其言。

刘仁轨身经隋末之乱、贞观之治，所见所闻非常多，于是撰写《行年记》一书，流行于是。此外，还撰写了《永徽留本司格后本》十一卷。

历史上，刘仁轨素以儒将称著，当时唯裴行俭能与其相比。史书称：“昔晋侯选任将帅，取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良有以也。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则冯众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故王猛、诸葛亮振起穷巷，驱驾豪杰，左指右顾，廓定霸图，非他道也，盖智力权变，适当其用耳。刘乐城、裴闻喜，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旧唐书· 裴行俭列传》)

点评：刘仁轨虽身为文官，但在古稀之年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非常难能可贵。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也使刘仁轨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为数不多海军名将。在与高丽、百济的战争中，唐朝统治者对东征将领可谓精加选择，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将领的指挥和作战才能。如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有统御之才”，李绩“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等，都是唐军将帅中的佼佼者。而刘仁轨则更要高出一畴，他不但智勇双全，而且有较高的政治才能，虽然孤立百济，却能使当地百姓“大悦”，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刘仁增 语用型教学观点概述 篇2

多少年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几乎拓展到课程、教材、教法和考试的所有方面，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是从总体上看，语文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面临很深的困惑。比起任何一个学科，语文教师都付出得更多，得到的回报却是能力差，效率低，学生不爱学，社会不满意。也没有一个学科像语文教学研究得这么多，研究来研究去转化为教学效益的却不多见。一些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只能孤独地挂在自己的树上。大片语文园林，绿瘦红也瘦。

1983年，在全国中语会第三次年会上，九十高龄的叶圣陶先生开始着急了：“不能今年研究，明年研究，研究它二十年，太慢了！能不能快一点儿？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

记得吕叔湘先生说过，在种种问题上遇到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如果能够退一步在根本问题上重新思索一番，往往会使头脑更加清醒，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什么是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吕先生说了：一是认清教的是什么，一是认清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

吕先生的“退一步想”，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贵穷本然”。语文和语文教学的“本然”，是不是都已经认识清楚、探究穷尽了呢？会不会在什么根本问题上有了毛病出了差错，才使得语文教学老是迟迟走不出困境？

老主张“穷究”，吕老说要“认清”，都说明认识“本然”正未有穷期。当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之后，再回归到“本然”上重新思索，再看看究竟路在何方，确是非常必要。

语文教学的“本然”是什么呢？目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势。在多少人绞尽脑汁、难以解脱之时，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反向思维，不以教学者身份，而是从学习者的角度来思考、审视这一问题呢？倘若如此，事情可能就变得简单多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你学习语文干啥呢？绝大数人的回答应该是：形成基本的语文能力，供自己一生的学习、生活、工作之需。因此，语文不管怎样学，到最后要来考察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时，语言应用能力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一个人说的话恰当得体与否，写出来的文章漂亮与否，是很能说明一个人的语文水平怎样的。所以，我们认为，语文教学的“本然”，其实就是言语应用，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必须定位在“语用”上，这是语文教学的根本出路。因此，强化“语用”意识，打造“语用型”语文课堂，让文本言语得以“增值”，让言语技能得到提升，是语文教学的本原旨归。

一、语用与“语用型”教学

所谓语用，是指人们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表达特定意义，并产生相应交际效果的活动，内容包含语法结构、修辞知识、语言符号及其语言与它的使用者及使用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研究它的学科就是语用学，它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门专门研究在不同的言语环境中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的科学，一切与语言使用者有关的语言动态因素都是其研究的范围。具体地说，语用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上下文里语言的使用，包括所产生的字面意义和蕴涵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的学科。”其基本特征主要是：

1、语用学研究语言文字符号的意义及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的不同用法，乃至不同的表达效果，侧重于语言的实用。

2、语用学注重语言本身的使用，以语言为基本的要素，讲究语言的组织与驾驭，特别在乎语言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表意效果，讲究语言规律的内在探索。

当然，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语用”，并不是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用”，而是学生学习语文后的“语用”，即：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正确、合理、妥贴地进行表达，并将已学过的字、词、句、篇等内容，根据语境的需要加以规范、恰当、个性的运用。主要包括词汇、书面语、口语、篇章结构、文章体裁等方面的内容。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语用型”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学术追求，它是基于教学对象是小学生，小学是语言学习的基础阶段这一现实状况而确定的。

二、影响语用能力的主要因素

一个人的语用能力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有：

语感。语感对言语活动具有理解、生成、监控、情感等多种功能。它不仅能灵敏准确的感受、领悟、把握言语对象意义，使人把握言语对象的字面意义，还能捕捉言下之意、弦外之音，甚至还能准确补足对方未加表达的空白部分的意思；它能亳不费力、自然而然地为人们的言语交际提供一种遣词造句的模式，使一个个个体性的意念团变成线性的言语表达，从而使人一开口或者一动笔就能说出或写出合乎语法规范的人人能懂的句子；它能准确而灵敏地判断、辨别出言语作品的正误、优劣和高下。对自已的言语，在说出或写出之前，如果觉察到有什么不妥，会自动加以纠正或补救。在说出或写出之后，还会进行反馈和评价；它能对言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作出反应，引起好恶、美丑、爱憎等情感体验。总之，语感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神奇的功能，足以使其成为一个人的言语能力的核心，它对语用效果的影响作用是潜在而巨大的，不可等闲视之。

语境。语境是语言的存在环境，同时，又是学习者学习、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际的环境。它就象空气，看不到摸不着，但无所不在。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形成自已的语文甚至独特的语言风格。由此看来，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将一个语言交际主体放在一定的语境中，对其进行影响和教育。语文课或语文活动就是让学习者进入一个最优美、最典范、充满了营养、能使他高度吸收的语境当中，收到最好的“真善美的熏陶与教育，培养文学素养，掌握恰到好处的语文知识”的学习效果。

文体。口语没有明显精细的体裁之分，但书面语的表达则有长期“写”出来的文体表现形式规范。可是，停留在对静态的、孤立的语言现象进行句法——语义学的形式化分析只能是在抽象的层面上感知语言，感知文字、词汇和语法，并没有太大的“语用”价值，对言语实践的帮助较为有限。只有着眼于个人的语言应用行为、具体的言语创制与表现，甚至更为关注的是话语（说和写）：语段与篇章，研究人的言语行为、言语活动，将言语放在特定的应用语境中进行认识，指向话语与篇章，指向“说”和“写”的行为实践才是有应用价值的。具有这种良好“文体意识”的人，对某种特定文体的全部表现形式规范和构成因素如主题、材料、结构、语言等特殊要求的领悟与把握能力就高，其言语的表现力就强。

三、“语用型”教学的基本观点

1、“语用型”教学的价值指向于言语活动。

语文即言语，语文课就是言语课，已成共识。“语用型”教学就是以指向于言语活动而非语言活动为价值向取的，这样的一种定性，是厘清了“语言”与“言语”之区别，回归语文教学本原的必然选择。

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而从本质属性和构成来看，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它是一种静态的知识体系；言语则是说话（或写作）和所说的话（包括写下来的话），它由语言运用者、语言运用环境与语言运用作品构成，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语言是“有限手段”，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言语当中；言语是“无限使用”，它凭借语言构造出无数意义世界。首先是语言本身的组合就有无限创造性；其次语言与语言运用者、与语言运用环境的组合同样具有无限创造性。从意义系统来看，语言与言语都有个言——意的关系问题。但语言的意义是固定的，概括地附着在语言身上的；言语的意义是不固定的，它存在于语言与语言运用者、语言与语言运用环境以及语言与语言所构成的关系结构中。例如：“今天是星期天”这个句子，语言的意义是“说话人说这句话的当天是一个星期中的第一天”，这个意义是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固定的，适用于任何人。但在语言运用中，这个句子的意义随着语言使用者，或语言使用环境的不同而出现“说话人说这句话的当天是一个星期中的第一天”之外的意义。如果一对夫妇，丈夫潜心事业，天天伏案工作，不知休息，妻子说：“哎，今天是星期天。”这是对丈夫的关心，是劝丈夫：今天该休息休息啦，放松一下啦。如果是一个小女孩对爸爸说这句话，可能意义又不一样，是提醒爸爸：“你前天答应星期天带我去公园玩，今天该去了。”是提醒爸爸实现诺言。这是因语言使用者不同带来的意义差异。如果语言运用环境不同，同样的人使用这句话，意义也可能不一样。例如即使同是一对夫妇，丈夫潜心事业，很少顾家，妻子不能理解和支持，这天星期天，丈夫又提起包要到实验室去，妻子说：“哎，今天星期天。”这是说：你应该留下来帮我做家务。即使同是小女孩对爸爸说的，但如果她与爸爸关没有约好去公园玩，爸爸一大早就叫女儿起床，那么女儿的这句话是说：“还让我睡一会儿，我又不上学，淡会迟到的。”同样，在这一句话前后搭配不同的语句也可能引起它的意义的变化。例如：“今天是星期天，领导管不着你。”那么，“今天是星期天”是说这是一个没有工作责任的日子。如果“今天是星期天”出现在“今天是星期天，所以我特意把家里收拾一下，还买了好几样菜”这样一句话里，那“今天是星期天”是说这一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或者是说这一天没有其他事，很空闲。

因此，着眼于言语活动的“语用型”教学，实际是对传统的语言分析、语言赏读甚至语言研究的路子改变与重建，它以语言运用为学习语言的起点与终点，让学生在学习语言运用中运用语言，从而形成言语能力。

2、“语用型”教学着眼于学生基本言语能力的提高和发展。

语言教学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语言的基础，主要学习系统的基础语言，从写字、用词、造句、组段到成篇，并学习简单的实用语法。这个层次特别要学会语言的通顺，从用词准确，句子完整，句意明确，句子与句子在结构、语意和语气上连贯，段落层次清楚，最后归结到思路清晰。第二是语言的应用，主要是学习文章的各种表达方式，从记叙性语言、说明性语言、抒情性语言到议论性语言，并学习一些简易的实用语法和实用逻辑。这个层次继续要求学会语言的通顺，并在通顺的基础上逐步求得简洁。第三是语言的提高，主要学习文学语言，从散文语言、小说语言、戏剧语言到诗歌语言，并学习实用修辞。这个层次进一步要求学会语言的流畅生动。就小学阶段而言，应侧重在语言的基础和语言的应用两个方面下功夫。

而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语用能力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规范地运用语言文字，一个层次是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文字。规范地运用语言文字是指在运用语言文字时遵守已有的、共同的语言和言语规则。而创造性运用是在规范运用的基础上更高的一个层次，是对规范运用的超越，是对既有语言和言语规则的突破。如，1999年4月2日《深圳法制报》报道：一位小学四年级学生在一篇题为《一件有趣的事》的作文中写道：“„„老鼠见了我，吓得没命地跑，突然一头撞到墙上，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不省鼠事。”好一个“不省鼠事”！这就是语言文字的创造性运用。真正语文能力高的人，无不是同时具备了规范运用和创造性运用语言的的人。

3、“语用型”教学的基本策略是让学生“亲历”和“历练”。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实践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人类语言能力的获得、发展，始终伴随着语言训练——实践活动；离开这种活动，语言能力就根本无法形成。这就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学不是要教孩子许多关于语言的知识，让他们去研究和谈论语言，而是要帮助他们形成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能力不可能是讲会的、听会的，它必须通过反复实践和练习，这就不能离开多读多写。清朝的颜元说得好：“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工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因此，成功的语文教学，一定要创设条件，让学生在听说中学会听说，在阅读中学会阅读，在写作中学会写作等。语文教师的讲解、传授，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训练和学生的各种形式的自我语言实践活动。

“语用型”教学的实践应当突出两个环节：一个是感受的实践，即借助文本，通过感悟、欣赏言语现象，感受语方使用的精妙和特点；二个是旨在将所感受的言语现象转化为语用的实践，即教师创设具体的语用情境，迁移从文本感受到的言语现象，提高言语表达能力。这一过程，必须强调“两历”：一是亲历，二是历练。

所谓“亲历”，就是亲自经历、亲身体验。一个人言语能力的提高，肯定是自己的事，其他任何什么人都是无法越俎代庖的，必须强化自身的亲历亲为和切实体验。“没有人能真正传授一种语言，只能提供条件让语言在学习者的头脑中自然地发展起来。”（洪堡特）而有了体验，知识的学习不再是仅仅属于认知、理性范畴，它已扩展到情感、生理和人格等领域。在实际的学习活动中，“亲历”表现为：第一，强调身体性参与。学习不仅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而且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嘴说话，用自己的手操作，即用自己的身体去亲自经历，用自己的心灵去亲自感悟。这不仅是理解知识的需要，更是激发学生生命活力、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需要。第二，重视直接经验。重视直接经验，从课程角度来说，就是要把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生活世界看成重要的课程资源。从学习角度来说，就是要把直接经验的改造、发展作为学习的重要目的。这样，学生一旦从文本或生活中获得了言语经验，就能够直接作用于言语实践，使直接经验不断丰富、发展、升华，从而实现知识与能力的统一。

所谓“历练”，就是学生参与言语实践的过程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地练。

因为，语用是一种驽驭语言的技能，凡属技能都需反复历练，多写才能笔顺，勤练方可文畅。所以，语文能力的提高，必须以一定数量的语言材料积累和反复多次的语言实践为基础。早在50多年前，叶圣陶先生在《略谈学习国文》中就曾说过：“国文教本为了要供学生试去理解，试去揣摩，分量就不能太多，篇幅也不能太长„„但是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学校里的定期作文，因为须估计教师批改的时间和精力，不能把次数规定得太多。每星期作文一次算是最多了；就学生历练方面说，还嫌不够。为养成写作的习惯，非多作不可；同时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也非多作不可。”虽然讲的是阅读与作文，但对言语实践活动不也一样具有指导意义吗？

4、“语用型”教学讲求“以语言带动内容”。

任何一篇课文都是通过具体可感的语言表达一定的思想，是特定的内容和特定的形式的统一体。语言学习过程应该一个理解语言文字和理解内容相统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借助语言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第二阶段是在理解内容的基础上，体会课文内容的语言表达特点和规律。可见，理解课文内容是语言学习的前提，忽视或放弃课文内容（特别是难点、疑点、重点、突破点）的分析是不可取的。但是，上述过程的出发点是语言，落脚点仍是语言。也就是说，课堂教学以语言应用为主线，带动对课文内容、情节和思想的理解，即教师强化学生对语言的表达特点及语言对思想内容的表现力的认识，引导他们学习语言表达的方式。这种“以语言带动内容”的总体策略是“语用型”教学所讲求的，也是区别于以内容学习为主的教学的显著特点。

正因如此，理解和感悟课文的内容和语言，成了语言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语言应用必须建立在熟知、掌握语言和言语的各种规则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正确、规范、有创意的表达才不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因为，语言见之于声音，有共同的语音规则；语言见之于文字，有共同的书写规范；语言表达意义，有共同的组合法则等等。读错音、写错字、违反了遣词造句的一般规则等都不可能达到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因此，语言运用不可能绕过语言的理解和感悟，必须将其纳入自身体系之中。所以，“语用型”教学的首务工作就是要借助文本，感受语言特点，领悟语言规律，进而在熟练掌握语言规则的前提条件下掌握根据语境使用语言的规则，即言语规则。关于这一点，李海林先生在《言语教学论》中用非常概括的语言提出了四个指标，即“语言与言语内容、语言与言语主体、言语主体与言语客体之间的高度和谐关系以及这三者高度和谐的美学效果，即所谓‘风格’”。以上这些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以及言语在特定语境中的运用规则是正确运用语言的前提。而言语规则的获得，没有理解、感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理解”、“感悟”和“运用”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概念，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运用”不能离开“理解”“感悟”这个基础，“运用”才是最好的理解和感悟。

5、“语用型”教学融“工具性”与“人文性”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