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毯代理计划案

跳舞毯代理计划案（精选5篇）

跳舞毯代理计划案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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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产争议案代理词, 篇2

郭国汀

【关键词】析产、继承、共同共有财产

【全文】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接受吴永方、吴永升之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今天到庭参与本案一审诉讼活动。通过走访有关单位及知情者，取得了大量证据，上午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本人对全案有了全面的了解。本代理人认为：原告的主张是公平、合理、合法的，我们向法庭提交的第1至第25号证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法庭调查则进一步核实了此点。相反，被告的主张既不公平、又不合理、更不合法。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是证明不了问题（如附件1、2、3），就是虚假的、伪造的（如附件4、5），被告的辩解则是建立在无视事实，缺乏证据，脱离法律之基础上的。本案讼争的焦点乃是：1941年到底有没有对水东街54号房产进行分割？兹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判决时参考。

一、讼争的水东街54号房产从未经过分割

法庭调查业已查明：吴濯庭生前共有房产六处，即吴自建的水东街54号、55号、56号；吴向他人典入的新丰街104号；吴继承吴嵩年的南大街105号和54号（见证据

17、证据20第四页），除水东街54号以外，其它房产从未经分割，这已为双方不争之事实。

被告在答辩状中辩称：房屋早在1941年就由吴濯庭作了分割，因当时其已有三子三女，故分得居住管业的房间最多，计八间一厨。在今天的法庭调查中被告再次作如是说。我们向法庭提交的大量证据证实，被告的这一辩解纯属谎言。

从情理上看，依长汀的风俗习惯，要分家析产，都是由亲房叔、伯共同见证、立分关簿，将各房分得之财产登记得清楚明白，而且均是对所有的财产进行分割。而1941年时吴濯庭便拥有上述六处房产，因而不可能仅就水东街54号进行分割。

从证据上分析，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用于证明1941年已对水东街54号进行了分割，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也未证实分割之事。反之，被告方的证人吴大康确证实：吴家过去没有分家析产（见证据19），尽管原、被告均承认自1941年始，已分为三家各自谋生（见证据20），但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分家析产。原告方证人梁井金（见证据3）、李炳荣（见证据6）、曾庆鸣（见证据7）、吴大鑫（见证据15）、戴荣模（见证据16）均证实讼争房未经分割。此外，原、被告双方在1966年社教时均填写成份申报表：“有自住房屋半所。”而魏辅庭所填写成分申请表亦称：房屋已分给二个儿子各住半所（见证据20），这从侧面证实被告的所谓1941年已分割之说不真实。若1941年被告果真多分得房产，也就不存在“各有房屋半所了”。

就事实而言，被告曾试图以其子女多来说明其1941年分得8间1厨的理由。现已查明1941年被告仅有三子一女，而该女被告亦当庭承认于出生后不到百日便已送人（见证据20第2页），也即，当时被告仅有五口人，而原告当时同样也有五口人（其中原告吴永方的胞弟后夭折）。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水东街54号于1939年6月已被日本习机炸毁（见长汀县志第一册（大事志）第27页），证人吴大鑫的证言（证据15）、戴荣模的证词（证据16）以及原告之父吴子衡于1957年写的亲笔自传中的记载均证实了讼争房被炸毁之事实。而被告今天亦当庭承认了这一事实。吴家诸人在房被炸后，举家迁居至新丰街典入的郑屋居住，直到1945年才迁回讼争屋居住，而水东街54号实际上是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才重新建成（见证据9、15、16）。因此，原、被告与吴濯庭夫妇分家各自谋生实际上是在新丰街的郑屋，1941年时水东街54号仍是空地，按被告的说法，必然是对宅基地进行分割，这显然是十分谎谬的。

二、讼争房产属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

如上所述，讼争房迄今尚未分割，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7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视为共同共有”。在本案中，吴濯庭夫妇死后，原被告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反之，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表明双方为房产分割之事，长期争吵不和，甚至发展到打架，而讼争的六处房产均未经分割，因此本案讼争房产均属于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又查最高人民法院民他字（1987）第12号“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因此，本案系对双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析产、分割的纠纷。

三、关于被告单方赎回新丰街104号的问题

前已述及新丰街104号系吴濯庭之遗产，因而也属原、被告双方共同共有财产，《民法通则》第78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明文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被告已当庭承认其单方向官梅生赎房，证人官梅生、官炳旺证实吴日新并未征得原告方同意而单方取赎（证据2、21）。被告吴永源当庭承认事后原告曾“侧面”提出要求支付一半的赎房款。事实上原告对被告单方赎房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均是不同意的。早在1982年原告即正式向长汀县法院起诉，指责了被告采取欺诈手段单方取赎的做法，要求平分新丰街104号之产权（见1982年诉状，证据14），至于被告的证人严玉书并未证明什么（见证据22）。本代理人认为：被告单方赎房应视为代表共同共有人原告所为，依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0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之规定，新丰街104号房产权理应由原、被告双方平分。原告应支付被告475元，同时被告应将自1982年赎回新丰街104号房产出租所得租金的一半返还给原告。

四、关于被告主张多分房产的问题

继承法第13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继承法》第14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因而主张多分遗产的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二则必须是继承人。至于其他人要分遗产则须是扶养较多的人。

被告为了多占房产在答辩状中及今天的法庭调查中编造了吴永源于1964年至1967年与魏辅庭共同生活的谎言。证人梁井金（证据3）、官炳旺（证据21）、戴汉声（证据5）、李炳荣（证据6）、曾庆鸿（证据7）、罗玉华、官秋林（证据8）均证实：吴永源从未与魏辅庭共同生活；被告方证人汤泽生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被告之附件4及证据24）。例如，原告自已说他1964年开始与魏辅庭共同生活居住，汤泽生在1990年2月的证词中说是“1963年结婚后同祖母共同生活居住”，而1990年7月25日又说是1961年或1962年的事。汤还说，魏辅庭是在后栋楼上或楼下居住，而实际上她一直都是在前栋楼上居住直至去世。汤还承认此种说法是“自已的看法，是解释”。被告之附件5“程府狗屡妹”的证词更是一派胡言（证据23）。查长汀社教工作团1966年12月24日制作的“阶级成分申报表，编号17”第58页记载：“关于评定吴日新商业资本家家庭成分的报告”：“母：魏辅庭现分居，这次评地主”。第222页：“关于评定魏辅庭地主家庭成分的报告，魏辅庭——她现在一个人生活，与子吴日新分居，她现有房屋五所，每年收租金180元”。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根本不存在吴永源与其祖母共同生活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吴永源夫妇与吴日新分开生活的真实原因乃是，“丘慰清与永源的妹妹口角，进而与其婆婆口角（证据23），并非如被告自称的那样“照顾和赡养，老有所靠。”而且，当时永源夫妇工资低微，1964年又生了孩子，而魏辅庭则每月有50余元的生活费，这正是她不愿意与子孙一起共同生活的真实原因。

吴永芬每月有寄5元给祖父母，年节则寄8元倒是事实；吴永方则每月有寄10元给祖父母，永升则断续有给祖父母3至5元。但这仅是晚辈孝敬老人的一点心意。事实上，也远非魏辅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证据表明：魏辅庭当年有固定租金收入每年至少180元；1961年卖水东街60号得款数百元；1962年出典南大街9号得典价300余元；1961年将新丰街92号转典得款1860元；以上三项合计至少得款2600元；平均（1961-1967）每年有433元，外加固定每年180元租金收入，其一个人每年有610元，即每月平均有50余元的生活费，而当年大米仅9分一斤，由此可见其生活完全由自已解决措措有余，而且生活水平之高远非其子孙家庭可比（证据20）。这一事实本身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其愿与子孙一起生活的心理。

离婚纠纷一案原告代理词 篇3

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弘大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原告张*的委托，特指派我作为张*离婚一案的诉讼代理人，通过阅卷以及与当事人的沟通，并结合庭审情况，对于案件的事实已清楚掌握，现结合法律与案件事实情况，发表一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感情确以破裂，法院应判决其离婚

本案中，L女士与M男士无论从性格还是生活上都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L女士都有思想准备，也在努力去做，为的就是组成一个家庭不容易，要为家庭多考虑，所以L女士在与M男士生活中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为的就是家庭能够和谐美好。但M男士的行为太让其失望，M男士对孩子不管不问，不承担抚养义务，还经常对L女士拳打脚踢，对其家暴。由此导致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请求法院判决离婚。

二、婚生女应由L女士抚养，M男士按法律规定承担抚养费用。

原被告于2003年5月经人介绍相识，于2003年10月15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L女士于2004年7月生育一女。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L女士要求抚养女儿。孩子从出生一直由其抚养，其已经适应目前的生活方式，并且对方对孩子不管不问。孩子现在的日常生活需要母亲照顾，且女孩跟随母亲无论从以后的生活还是生理期教育都对孩子有益。对方没有照顾过孩子，根本不会照顾孩子，孩子跟随其生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基于孩子成长考虑，孩子应该由 L女士来抚养。

对方应支付抚养费用。抚养费义务是一项法定的义务，抚养费用也是法定的费用，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之规定，子女不管跟随哪方抚养，对方都要承担抚养费用，据此，依照法律规定M男士应支付抚养费用。

三、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

L女士与M男士有一处房产，位于颍东区**巷*号*幢*室。权属证书表明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是夫妻用其共同财产购买。因此，此套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转换。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根据法律规定，此套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于房产的分割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分割。

跳舞毯代理计划案 篇4

代理词暨补充申诉意见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受再审申请人王树凡（即“王树芳”）委托，山西晋一律师事务所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诉偏关县新关镇人民政府、秦凌志（即“秦林弟”）婚姻行政登记一案申请再审阶段的代理人。鉴于《再审申请书》并非代理人代书、代理人的部分观点与《再审申请书》中的部分观点有不是太吻合之处，因此本代理意见并非对再审申请书中意见的补强而是补充，且申请再审本身就是实行审判监督，故请求贵院，即使再审申请书中未陈述的理由甚至本补充意见与再审申请书中观点冲突的，也希望贵院能充分参考，能够对再审申请书中意见与本补充申诉意见单独进行引述，对补充申诉意见是否采纳在贵院出具的结论性文书中也做出相应的评价。同时代理人也声明一点，本代理意见与再审申请意见不一致的部分，以有利于进入再审并经贵院采信的意见为准。

现就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作出补充申诉意见：

一、关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补充申诉意见

本案涉及的最大争议就在于是否适用最长诉讼时效的问题，而不论一般情况下的诉讼时效适用还是最长诉讼时效的适用，其起算点都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因此确定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间就尤为重要。代理人认为对于“作出具体行政为之时”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即载有行政行为意见的载体送达给行政相对人才算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与判决同理，只有送达给行政相对人后行政行为才是确定的，为送达之前行政机关可以不公开的变更或者自行撤销），而非狭义的理解将“作出发证决定的时间”（制作好证件）视为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

（一）本案的所谓“行政行为”就是办理离婚行政登记，“作出行政行为”就是“发放《离婚证》”，也就是给当事人送达载明具体行政行为（准予离婚）的载体（《离婚证》）。易言之，给当事人发证了则视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了，未发证则视为未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诉讼时效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的“作出之日”应该是指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文书或者证件向当事人也就是行政相对人送达之日，诉讼时效也应该从行政机关给当事人送达之日起计算。未送达之前行政行为仍应视为未作出，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或者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关于此，代理人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参考行政复议法方面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当场作出行政行为的自作出之日起计算复议时效。而证明是否是当场作出的同样得以行政相对人的签收回执为准，但是本案当中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也就是偏关县新关镇人民政府是当场作 1

出行政行为的，何况本案申请人根本未到镇政府申请过离婚自然也就不存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行为之所。同时原国务院批准并经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效力期间1994.2.1-2003.09.30）中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也明确写明“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结婚证）之日起，解除（确立）夫妻关系”。从此也可以看出，只有将证件向当事人送达后才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

（三）如果两个行政相对人收到《离婚证》的时间不一致的，诉讼时效应当各自从各自收到之日起计算，如果给一方送达而未给另一方送达则视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尚未完成。离婚登记的行政相对人是两个人，也就是申请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双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该是指给双方都发放《离婚证》，如果两个行政相对人收到《离婚证》的时间不一致的，则对双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不一致，当然的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各自从各自收到之日起计算，因为“无法用原告签收判决的时间计算被告的上诉期”。如果给一方送达而未给另一方送达则视为行政行为的作出尚未完成。

（四）不能用《离婚证》上载明的日期起算诉讼时效，而应当以签收《离婚证》的签收回执单上标注日期为准。本案当中并无《离婚证》发放的送达回执，更无给申请人发放的送达回执，因此无法证明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自然也无法确定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

（五）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应以“实质送达”为准而非“形式送达”为准。简而言之，就是在没有法律特殊规定的情况下，给申请人的证件不能让他人以他人名义代领或者让他人以申请人名义冒领。更不能将代领或冒领后就视为对申请人的送达。

二、关于其它问题的补充申诉意见

（一）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问题

本案的一、二审裁定书中均写明法院要求申请人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进行笔迹的证伪。代理人认为此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笔迹问题不应该由申请人证伪而应该由偏关县新关镇人民政府证实。此有行政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为依据，而且抛除该原则，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对自己所举证据证实本身也是其责任。

（二）维持一、二审裁定容易导致不良社会影响

1、婚姻登记机关的纠正职责无明确规定。从现行婚姻登记法律中可以看到，婚姻登记错误的纠正职责未在《婚姻登记条例》（效力期间：2003.10.01-？）进行规定，在取消了原《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的纠正职责、且是否适用《行政许可法》中关于行政许可纠正的规定无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当事人被不法侵害且侵害呈持续状态而得不到有效救济，目前为止代理人尚未看到相关经过行政机关自行纠正的案例。

2、司法途径无法得到救济会导致乱象。如果按照一、二审裁定所认定的，证书标注时间则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时，即开始计算诉讼时效，那么利用非法婚姻登记恶意侵占他人财产的问题将没有渠道制止，“被结婚”、“被离婚”后要求新行使婚内财产分割权、继承权等将会成为侵占财产的新的违法手段。

3、如不予以纠正则会纵容行政机关恶意剥夺行政相对人诉权。为避免被诉后败诉，行政机关可能采取不送达文书或者让他人代领甚至冒领规避被诉，如此反而纵容了行政机关恶意违法。

综合以上所述的全部意见，代理人认为：

1、离婚行政登记的行政相对人为夫妻双方，作出离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是给双方发放《离婚证》；

2、本案中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应该是指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证件也就是《结婚证》向申请离婚登记的行政相对人即夫妻双方送达之日。

3、签收时间不一致的，作出离婚行政登记的时间应当以在后签收行政相对人在签收回执上标柱的签收时间为准；

4、签收《离婚证》的行政相对人在签收回执上的签收应该是实质的签收而非形式的签收。被他人以他人名义代领或者他人以申请人名义冒领的均不应视为对申请人的送达；

5、仅对一方发放《离婚证》而另一方未取得《离婚证》应当视为离婚登记行政行为尚未完成。

6、不能将一方领取《结婚证》的时间视为另外一方诉讼时效起算点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不能对未实际领取《离婚证》的一方起算起诉期限。何况本案中并未出现签收回执单用于证明签收“离婚证”的时间。

因此，本案中申请人的起诉未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一、二审裁定以本案超出诉讼时效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因此，代理人特恳请贵院撤销原一、二审裁定，并裁定再审本案。另鉴于本案已经从2008年走到今年走了长达七年的时间，与之相关联的交通肇事案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及与身份关系挂钩的继承纠纷案均已中止诉讼达十年，为能尽快正确的审理本案，代理人建议直接由贵院提审按照二审程序审理并作出正确的判决，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

以上代理意见谨供贵院参考

代理人：山西晋一律师事务所 刘鹏飞律师

跳舞毯代理计划案 篇5

代 理 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根据法律规定，浙江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陈某的委托，并指派我担任其代理人，依法出席法庭参加诉讼活动。

本案通过刚才法庭调查、质证，代理人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代理人除对原告主张的借款的真实性有异议外，认为被告郑某即使有向原告借款，也属郑某的个人债务，不属陈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有：

一，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事实依据。

1，被告陈某对原告提供的《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2，原告在诉状中称“两被告因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不事实，原告对此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实际上原告提供的汇款凭证，通过其继父、妻子支付给被告郑某四笔共计60.50万元，但是证人一与原告母亲不具有婚姻关系，证人二与原告已于所谓的借款发生之前2009年11月30日离婚，其所主张的亲属身份关系均不存在。至于证人一于2009年10月21日汇款给被告陈某父亲10.20万元，是证人一与被告父亲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二于2009年12月28日、31日次，10年1月15日、1月27日共四次汇款给被告郑某，也只能说明证人二与郑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另外原告所主张的16.80万元也没有交付的证据。所以，被告对《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

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借款已经交付履行。

2，被告陈某与被告郑某虽于2001年11月12日登记结婚，生育一个孩子，但未按本地的风俗举行结婚仪式，被告陈某与孩子长期生活在娘家，生活费用由陈某的父母承担。而被告郑某长期在外，陈某对郑某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陈某与郑某没有固定地共同生活，没有一个固定(稳定)的家，更没有为共同生产或生活向外举债的必要。

原告提供的《暂停人口信息登记证明》，证明被告陈某在“曾于2010年7月10日到2010年9月6日在地南京”，而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发生时间在2009年10月21日至2010年1月27日，原告主张的立据时间是2010年12月份。该证明反而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时间和立据时间，被告郑某于陈某不在一起，被告陈某没有共同借款的时间。

3，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郑某的借款是与陈某共同意思表示，即共同举债的合意。

所以，即使被告郑某向原告借款的真实的，在事实上是被告郑某的个人债务。

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法律依据。

原告认为被告“陈某对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偿还义务”，缺乏法律依据。虽然最高法院《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代理人认为，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对《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的理解应当回归立法，忠于立法，应根据《婚姻法》

第41条、结合《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规定，综合认定。

首先、《婚姻法解释

（二）》是对《婚姻法》相关问题作出的解释，其第24条的规定是相对于《婚姻法》第41条夫妻共同债务所作出的司法解释。而《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共同偿还。明确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共同债务”应在《婚姻法》第41条规定的“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范围内。

其次、《婚姻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其法理基础是夫妻日常家事代理，即是指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法律行为时，被代理方须对代理方从事家务行为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譬如：妻子因子女教育需要而向他人借款，应属其与夫的共同债务，其丈夫应共同偿还。

关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的法律依据，《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一)规定，夫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该解释明确了夫妻日常

家事代理限为“日常生活需要”。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必然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同样适用《婚姻法解释

（一）》第17条规定，限于“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的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而被告陈某与郑某虽已领取结婚证，但领取结婚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办理孩子的出生手续和户口登记，俩被告在事实上尚未组织家庭共同生活。被告郑某借款不可能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其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再次、在《婚姻法》第4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的前提下，原告主张夫妻共同债务，应对被告郑某借款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承担举证责任。理由有：

1，原告是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在控制风险方面具有较大的主动权，在收集证据方面也有优势，如果原告认为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完全可以在出借时要求夫妻另一方作出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2，即便不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告的债权并非无法实现，其债权仍可以向借款的夫妻一方即被告郑某主张

3，被告陈某没有参与借款关系，如果对被告陈某课以过重的举证责任，则很可能诱发虚假诉讼。

所以，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的借款，出借人认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承担举证责任。

基于上述，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借款虽发生在被告陈某与被告郑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属于被告陈某与郑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是俩被告人夫妻共同债务。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采纳

代理人：浙江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 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