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几点建议

关于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几点建议（共6篇）

关于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几点建议 篇1

【摘要】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涉及诸多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本文就举证责任分配、赔偿标准的法律适用和过

错责任的专业判断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审理；医疗纠纷；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16；1391

3【文献标识码l 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04)02—0109—03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民事证据规定》自2002年4月1日施行，同年9月1日．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

件的通知》。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对审

理医疗纠纷案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以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通知和指导性意见为我们正确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提供了依据。

一、关于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有两层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

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事

实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事实主张

如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则要承担不利后果，这个不利后果

就是败诉。【1]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是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

任。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就提出了举证责任分担的两条规则：

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而不尽举证责任的，应做出被告胜诉的判决；

肯定者应负有举证责任，否定者不负举证责任。以后学者又在这两条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多种学说，如消极事实说、基础事实

说、法律分类要件学、推定事实说等等。举证责任分配就是法律

对由何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进行强制性分配，各种案件中举

证责任分配的形式只有两种，即要么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即我们所称的“举证责任”正置，也就是

“谁主张、谁举证”，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形式适用于大部分民事案

件；要么由否定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完成举证

责任，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形式即所谓的“举证责任倒置”，这种举证形式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几种特殊

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是对举证责任分配的特例，是把通常

由主张事实方负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对方。《民事证据规定》较

为明确地规定了各种特殊侵权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各自应承

担的举证责任，在适用举证倒置规则时，还应当特别注意并不是

所有案件事实都“倒置”给对方证明，主张事实方必须对与案件

有关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法官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一

般原理，遵循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发挥司法的能动主义特征来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t2

3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 原告(患者)就存在医疗关

系和医疗损害结果举证，被告(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

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举证。因医疗行为引

起的侵犯诉讼，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3 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包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具有人身

损害后果、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及医务人

员主观上有过错四方面要件，《民事证据规定》对医疗机构的举

证责任的规定是：“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

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

举证责任。”因此，根据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上述规定，在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中，患者应负责对医疗关系与损害结果存在举证，医疗机构应负责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举证。也就是说，如果患者不能证明医

疗关系或医疗损害结果存在，应依法驳回起诉；如果医疗机构认

为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没有过错，应该举证，从而推翻因果关系推定或过错推定，否则因果关系或

过错推定成立。实际上，医疗机构只要证明一个推定不成立，即

只要有一个侵权构成要件不成立，侵权责任就不能成立，就能够

除其全部赔偿责任。1．4 j

2．医疗机构可以用提供病历资料、医学文献等履行举证义

务，以证明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不应强求医疗机构用鉴定结论证明。《民事证据规

定》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

推定，但并没规定医疗机构必须用鉴定结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民事证据规定》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和过

错推

定原则，没有对医疗机构证明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不

成立的方式、形式或标准作出规定。病历资料、医学文献与鉴定

结论同为证据，只要这些证据有足够的证明力，能够证明医疗机

构的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和不存在过错，即

应视为医疗机构履行了全部举证义务。鉴定不是确认因果关系

和过错的必经手段，不少

医疗纠纷案件实际根本不需鉴定，即可

通过审查病历资料作出判断。例如，青霉素引起的过敏性休克

是否依用药规范做了药敏实验，特殊治疗是否尽了说明义务等

等。

3．医疗机构提供的病历资料、医学文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及不存在过错时，医疗机构

负申请鉴定的责任。有无过错或有无因果关系是解决医疗纠纷的核心，而有无过错或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医学领域的专

门性问题，多数情况下法官难以直接判断，通常需要委托鉴定。

《民事证据规定》第25条规定：“对需要鉴定事项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

或不预交鉴定费用或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案件争议的事实

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16条规定：“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取收集证据，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从以上

规定中可以看出，申请鉴定是举证责任的内容，因此，根据举证

倒置原则，当医疗机构提供的病历资料、医学文献等不足以证明

无因果关系和无过错时，由医疗机构承担申请鉴定的责任。如

果医疗机构不提出鉴定的申请，即可能导致法官无法认定案件

事实，法官即有理由基于因果关系和过错推定原则，判决医疗机

构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002年11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就一起医疗侵权纠纷，因医院不申请鉴定，判决医院败诉)。需

要强调的是当出现需要通过鉴定证明而医疗机构不申请的情形

时，法官应当充分释明，促使医疗机构提出鉴定申请。

4．当医疗机构通过提供病历资料、申请鉴定等完全履行了

举证责任后，患方仍有异议，此时应当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由患

方就有无因果关系和有无过错举证。从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中的四个构成要件和关于举证倒置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医疗机构只

对其执业范围的医疗行为举证，当医疗机构穷尽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后，患方仍有争议的，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生举

证责任转移，由患方就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和存

在医疗过错举证。在医疗行为之外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因素和

可能性太多，很多因素确实是医疗机构不可能控制和把握的，要

求医疗机构“继续举证”显然不妥。_5 例如，患者出院后出现的损

害后果是医疗行为造成还是院外损伤所致的争议，如果医疗机

构通过病历、鉴定等证明了损害后果与医疗行为无关时，即应发

生举证责任转移，由患方举证否定医疗机构的证据，而不应苛求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2期)

医疗机构再次或继续证明是院外损伤；再如，医疗机构申请鉴定

后，鉴定结论证明医疗机构不存在过错，而患方仍主张医疗机构

存在过错，此时，举证责任(如申请重新鉴定的责任)应由患方承

担。

5．医疗机构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的，导致认定医

疗损害的因果关系及过错要件的证据不存在或证据不足的，应

由医疗机构承担不利后果。《民事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示

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

以证明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病历资料是证明医疗机构医疗行为及病

人病情的主要证据材料，且是进行技术鉴定的主要依据，如果医

疗机构损坏或丢失了该证据材料，导致案件事实无法认定或不

能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

6．医疗机构申请鉴定后，由于患方不配合导致鉴定不能进

行的，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或不利后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

行办法》第38条规定：“因当事人拒绝配合，无法进行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的，应当终止本次鉴定。”《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暂行规

定》第2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结鉴定：⋯⋯、(二)

被鉴定人或受检人不配合检验，经做工作仍不配合的”医疗纠纷

案件实行举证倒置原则，申请鉴定并通过鉴定结论证明自己不

存在过错是医疗机构的责任。但是当医疗机构申请了鉴定，而

由于患方不配合鉴定活动，致使医疗机构不能通过获取鉴定结

论证明自己无过错时，仍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显然

有失公平。此时，应责令妨碍举证行为的当事人(患者)承担举

证责任或不利后果。

二、关于医疗事故赔偿问题

纵观《条例》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虽然构成医疗

事故的医患纠纷事件范围较以往有了明显扩大，规定更趋合理，但仍有一些医患纠纷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规定医疗

机构有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依据民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医疗机

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区别在于，在法律上决定医疗机

构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是过错和因果关系标准，而《条例》中的标准则是过失和违法标准。前者的范围显然比后者要宽泛得

多，不仅包括行为人有故意行为，也包括行为虽无违法但确有过

错，并且给患者造成了损害事实，而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

关系的情况。_6 j上述两种情形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确定赔偿

标准：

1．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应当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确定赔偿标准。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92)民他字第13号

《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一案

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明确答复医疗事故案件参照《民法通则》

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审理后，全国法院一般都根据《民法通

则》第119条确定赔偿标准。去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50条对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有21项规定，这个规定使医疗事故

赔偿标准有了具体的依据，改变了过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一次性象征性补偿的做法，提供了赔偿标准。但是《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仍然与以往实践中依据《民法通则》

掌握的标准相差很多。今年元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2期)的医疗赔偿纠纷，诉至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

此，今后构成医疗事故诉至法院的案件，应当参照《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第50条的规定确定赔偿标准。

2．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确有过错，并造成相

应损害的，按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并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确定赔偿标准。《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第49条规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

责任”这一规定和《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相抵触，根据两

个法效力高低和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适用上位法的原则，条例

中关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规定无效。对于这种情

况，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

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

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及全国法院民事审判

工作会议的“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

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应

当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

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精神办理。

三、医疗侵权纠纷中过错责任的专业判断问题

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法官要审查判断是

否存在医疗过错问题；患者提交的医学论断或申请专业知识的人员出庭说明。《民事证据规定》第61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

性问题进行说明。”以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时，法官也要做出

审查判断。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可用下列方式解决，以获取专业

方面的判断意见：

1．根据《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15条的规定，交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文证审查，提出采信方面的建

议或专业意见。

2．咨询专家。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

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和《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

规定》组织专家，就医疗过错问题进行鉴定。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92

[2]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责任倒置的实证分析．人民法院报，2003—

4— 8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

定．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37

[4]杨立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新进展和审判对策．人民法院报，2002—

5— 17

[5]顾加栋，王存贵．关于药品侵权的几点思考— — 一起注射疫苗过敏案

件评析．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10(2)：94～97

[6]田斌榜．质疑“不属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与医

学杂志，2003，lo(2)：66

(收稿：2003—09—09；修回：2004—03—16)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几个主要问题 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法院受理的票据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上诉到二审法院的票据纠纷案件亦有所增加。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履行着信用和支付的职能，在我们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票据工具在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和流通。由于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使用在我国启动较晚，因此当事人通过票据实施的商行为不够规范，加之票据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所以给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和法律的理解与适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通过对特殊案件进行讨论研究，加强上下级法院裁判思路的交流以及向有关票据法专家请教理论难点、热点问题等方式，对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予以凋查研究，撰写出该类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在审理该类案件过程中，我们强调按照票据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办事，同时强调尊重金融机构行业习惯和惯例，不能自己创造所谓的规律、经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来看，越来越重视对市场规律的研究与评判，更加强调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创新，而绝不实盲目的创新。

[关键词]

一、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案由确定不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通知的有关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案由分为五十四类300种，种案由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为了便于司法统计，根据具体情况，少数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见多发的若干项（用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表示），但此种案由并不限于所标明的几项。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应当直接适用种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项。根据以上规定，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将案由细化到种案由，而不应只将案由定在“票据纠纷”这样的大分类上。某庭在审理的8件票据纠纷案件中，除1件以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1件以票据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外，其余6件均以票据纠纷确定案由，违反了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引起注意。一审法院如果在确定案由上没引起足够重视，二审法院应及时予以纠正。

2、法律用语不准确

有些一审法律文书个别法律用语不准确，二审法律文书末予以纠正，反而原样抄录，应予以注意。如有文书表述：“„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根据《票据法》第82条规定：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由于支票是见票即付的票据，不存在承兑的情况，因此“„出票人应当承担保证该支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的法律用语是错误的；还有一审文书表述：“„XX支行作为代理付款人，对转帐支票负有审查的义务，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根据《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规定，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因此，付款人和代理付款人不是一个概念，支票的付款人是银行等法定金融机构，而代理付款人是付款人委托付款的其他金融机构，就上述案件案情来看，XX支行应是付款人而不是代理付款人；另外涂改的支票构成票据变造，对于票据变造的情形，在票据上签章的人应如何承担票据责任，《票据法》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票据的变造并不导致票据的无效，因此关于“„其未能识别出因涂改而无效的支票而错误划款„”的表述亦是错误的，二审文书应予以纠正。

（二）相关对策

要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加强票据法相关知识的学习，不仅要学好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对关于票据的金融专业知识有所涉猎，每个法官都应为成为复合型人才而努力，这也是我国加入WTO后，新形势对法官的要求。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及分析

（一）关于票据的效力

《票据法》第8、9、22、76、85条对无效票据的情形作了规定。其中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的大小写须一致，否则无效；第9条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22、76、85条规定的都是票据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无该记载事项之一的，票据无效。

对以上规定的理解，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对第9条的理解，有人认为，只要更改了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之一的，该票据首先应认定为无效票据；也有人认为，《票据法》第14条规定了票据的伪造和变造，根据该规定，被伪造、变造后的票据仍然有效，票据债务人根据其真实的签章和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如果动辄适用第9条之规定认定票据无效，那么第14条的规定还有何意义，并且也不利于实现票据这种流通工具的职能。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我们既然在商品经济社会的条件下，允许票据的存在并确立其地位，目的就是要发挥票据所具有的各种经济职能，如果我们通过行使司法权轻易否认其效力，势必导致限制票据流通使用的后果，这与我们的立法初衷是相悖的。

对《票据法》第22、76、85条的理解，分歧较大。例如在审理涉及支票的票据纠纷案件中，因支票的出票日期等不象金额和收款人一样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故有人认为只要出票人在出票时未记载出票日期，即使出票日期后来被持票人补记，该支票仍应认定无效；有人则认为，虽然《票据法》未规定出票日期可以授权补记，但《票据法》第85条的规定是为了规范人们使用票据的行为，目的在于强调票据行为的规范性，不是为票据的效力设置障碍，如果轻易认定出票人未记载出票日期的票据是无效票据，那么就会纵容出票人的这种恶意行为，因为出票人可以故意签发无出票日期的票据，当持票人向其主张票据权利时，其以未记载出票日期票据无效的理由抗辩，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抗辩，那么我们就会不断鼓励这种签发无效票据的行为，给恶意出票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机，达到欺诈的目的，给善意持票人带来损失。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总之，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象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一样，以鼓励交易和流通为宗旨，以保障交易安全为目的，不可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亦不要轻易认定票据无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司法权的良性导向作用。

（二）关于票据的无因性及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票据权利的存在只依票据本身的文义为准，权利人享有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意即票据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成立，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各自独立。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根据票据享有权利的人与承担义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如出票人、受款人、背书人、受背书人、持票人、承兑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等。这是票据本身所固有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在实质上是一种由法律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抽象出来并作出独立规定的法律关系。票据关系是一种形式，票据当事人之间之所以发生票据关系，是因为有一定的原因或实质关系，这种原因或实质关系在票据关系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关系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说的基础关系，又称为票据的实质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三种：原因关系、资金关系、预约关系。票据当事人之间发行、转让和授受票据，必有一定的原因，作为票据授受原因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为票据原因关系。其中的“原因”即为“票据原因”。票据行为的产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关系。这些关系大多是民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又与票据的发行、转让相关联，故称其为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虽各自独立但又相互牵连。首先，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是无因证券，一经签发，就产生了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与票据的原因相分离，即无论原因关系有效与否，对于票据权利的效力不发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的效力，即票据发行或背书转让等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条件，即可产生有效的票据关系，即使票据的原因关系存在着缺陷，或被解除，或被撤销，但票据关系仍然有效；（2）票据债权人行使权利时，无需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一般只以合法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3）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原因关系的无效或缺陷等事由来对抗非直接当事人的善意持票人。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此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合法持有人的票据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票据法理论上所称的票据的无因性。正是由于票据这种无因的性质，才使得票据权利的转让与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有所不同，民法上一般财产权利的转让应当以通知债务人为要件，而票据权利的转让则是依背书或直接交付的方式即可，无需通知债务人。此外，一般财产权利转让后，新权利人通常要承受原权利人在权利上的瑕疵，债务人对原权利人所能行使的抗辩对新权利人也可以行使。而票据权利转让后，原则上新的持票人不承受前手在票据上的瑕疵。由于票据权利转让的这种特点，才使票据更易于流通，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又存在着联系，即牵连关系，具体表现在：（1）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2）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票据债务人可以与其前手之间存在的抗辩事由向其行使抗辩；（3）持票人取得票据出于恶意，即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明知债务人与出票人之间或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票据债务人对前手的原因关系的抗辩可以延续对抗此种知情持票人；（4）为了清偿债务而交付票据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不履行，原债务不消灭；（5）票据上的请求权如因时效而消灭，并不意味着原因关系消灭，可依民法上的关系予以请求。票据法中这种牵连关系的规定，就是票据无因性的例外。

《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该规定即是票据无因性特征的反映。但《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第74条规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以上对基础关系的强行规定，很容易使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误认为票据关系的成立与否受原因等基础关系的制约。有人会认为，既然法律明确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如果违反，自然会导致票据无效或者票据行为无效。在我们发育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初期，由于一般企业的商业信誉尚需提高，法律从保护票据运作过程的安全性角度出发，为防止票据流通中的欺诈行为而作出如此相关规定有其立法合理性，但如果滥用这些规定，势必否定票据无因性原则，给票据流通带来影响。鉴于此，《规定》中的第14条对《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作了限制解释，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得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之后，审判实践中对该原则的贯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票据无因性例外情况的处理，却产生理解上的偏差。毋庸置疑，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票据的无因性又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是要受到限制的。例如《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规定》第2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第37条的有关规定也反映了票据无因的相对性。但在审理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时，有的法官往往对票据债务人提出的抗辩不予理会，或者要求票据债务人对提出的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该做法与《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是相悖的。在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以基础关系起诉，债务人完全可以对方未履行约定义务而提出抗辩，为什么以票据关系提起诉讼就丧失了抗辩权呢，双方的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起诉案由更改就被剥夺抗辩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此，对票据无因性还存在例外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上还需更加透彻和准确。

（三）关于举证责任

《票据法》几乎没有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给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造成难度，《规定》的第三部分专门对举证责任予以规定。该部分规定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说明票据诉讼的举证责原则上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即谁主张，谁举证。第二，当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票据债务人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说明该《规定》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要求持票人对票据的有效性及持票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抗辩的，根据对该《规定》的理解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应认为由该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主观上不具有善意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时，持票人才对持票的合法性负责举证，以便更好地保护合法持票人的利益。而对于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只要票据债务人提出抗辩，持票人就应对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负举证责任。第三，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说明《规定》建立了票据诉讼举证期限制度。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证据、故意有证不举，或毫无期限地不断提举新证，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规定》开创了建立举证期限制度的先例，在司法解释领域作了一次有价值的尝试，我们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注意适用。

（四）关于法律适用

《规定》第六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适用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民商事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就应注意在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有关行政规章时，首先要审查其是否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有在其与法律、行政法规不抵触时，才可以参照适用。例如《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而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该签章不具有票据法上的效力，但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说明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并不无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该条规定与票据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在适用时应予以注意。

综上，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还会遇到更多法律理解及适用的问题，需不断研究总结，以提高对票据纠纷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实现法官追求公正和效率的最大理想。

三、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及其意义

在我国《票据法》中，既有第4条款规定的“票据责任”又有第6章规定的：“法律责任”如何理解和区分二者，特别是票据责任之间的区别，法律作这种界定有何意义，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这一系列操作，下面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对此作详细分析论述。

[相关案例]

1998年6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罗湖区袁某和王某订立了一份私房买卖合同。合同规定：王某把属于其个人所有的私房两间卖给袁某，价格为25万元。双方交接房屋并在房屋管理部门依法办理了产权变更手续，袁某取得了对该两间私房的所有权。6月5日，袁某向王某签发了一张以1998年6月5日为出票日、金额为25万元，以袁某的开户有何中国工商银行南昌市罗湖区分行为付款人，以王某为收款人的支票，经签章后拒付给了王某持有。6月7日，王某又从胡某那里买了一辆价值25万元的切诺基小轿车，并把所持有的由袁某签发的25万元的支票背书转让给了胡某。同年12月8日，胡某持该支票向袁某的开户银行提示付款。该开户银行以该支票已超过票据权利时效即自出票之日起6个月未行使权利而消灭为由拒绝付款。于是，胡某便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请求王某与袁某返还其与该支票的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王某与袁某以票据权利已经消灭，票据即该支票已经作废为由拒绝付款，双方发生分歧，而诉诸南昌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法理研究]

根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持票人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袁某应当返还胡某与票据金额相当的25万元，承担到底是什么责任，票据责任抑或民事责任？即本案裁决袁某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里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主张，依据《票据法》第18条的观点，袁某换25万元，承担的是民事责任，因为《票据法》第18条观点，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各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即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王某不承担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袁某和王某应当对票据未获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

（一）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分

本案例给我们提出了很理论性同时又具操作性的问题如何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

所谓票据责任，根据票据法的观点，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票据责任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当事人根据票据行为或者法律观点而承担的票据义务，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09条观点：单位、个人和抑或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支付结算办法》第5章观点的责任大多也属于这种票据责任。狭义的票据责任是《票据法》第4条、第44条、第70条、第71条等观点的：在票据上签章的票据行为人应当对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义务。这里的责任与义务的内容是一致的。本文所指的票据责任是指狭义上的票据责任。而民事责任是指违反民事义务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不等于民事义务，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前提，二者的内容并非一致。

票据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具体来说，二者可作如下四点区分：

第一，票据责任具有双重性。而民事责任则不具有双重性。票据责任的承担者，即票据债务人，具有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这时由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所决定的。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使得产生于同一票据上的众多票据行为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互不依赖，即使某一票据行为无效，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任何干扰和妨碍。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使得票据行为一旦要式具备，即产生法律效力，而不问产生票据行为的基础关系如何。纵使基础关系无效或者有瑕疵，票据行为的效力也不受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点，票据才得以在社会上自由、安全地流通，发回其汇兑工具、支付工具、信用工具、融资工具和结算工具的作用。因而票据才被广泛使用，快速而便捷。为适应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的需要，保证票据的快速流通性和交易安全性，《票据法》观点票据债务人负担付款和担保的双重责任。票据的主债务人，即直接承担票据付款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主债务人，即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出票人，其对票据持票人的付款责任是绝对的，不可免除的。只有在主债务人付款后，债务人的责任才宣告解除，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才归于消灭。票据的次债务人，即对票据查对和付款负担保责任的人，例如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本票的背书人、支票的出票人、背书人等，其在票据不获查对或者不获付款时，承担票据责任。次债务人在向持票人支付了票据金额后，便解除自己的票据责任，从而获得向其前手进行追索的权利，直至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或保全主要票据权利，例如提示承兑，提示付款，则除汇票的承兑人，本票和支票的出票人外，其余次债务人的票据权利随之解除。如果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而消灭如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2年期满后则次债务人的票据责任也相应解除。

第二，票据责任具有连带性。所有票据当事人对持票人均负有共同的责任。民事责任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或双方协商的约定时才承担共同责任，才具有连带性。多数情况下，均属于一人责任，自己责任，法律后果完全由一个人承担，而不连带他人。而票据责任则不同，在持票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时，所有在票据上签名盖章的人都要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票据当事人进行追索，而不问先后顺序和有无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持票人的权利才得以保障。其他民事债权不获实现时，只能以与债权人发生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为追究对象，令其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追究与债权人没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承担民事连带责任的除外）。

第三，票据责任以票据上所记载的事项为准。而民事责任则以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的责任内容为准。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尺度完全由法律严格规定。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完全依靠票据上的文义来确定，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权利，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时，只能依据单据上记载内容，而不得以票据以外的证据方法来变更或补充其权利。同样，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必须依签名时的票据上记载的内容对票据承担责任，不管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时，均以票据文义为准，任何人不得以票据文义以外的事项要求债务人承担票据责任。

第四，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最重要的不同在于：票据责任是以金钱给付义务，它基于票据行为而产生。而这种票据授受、签章等形式意义行为的产生，并不反映导致票据授受的具体交易形态或原因。民事责任则基于违反合同的约定义务或法定义务而产生，它是违反具体交易形态中的义务或侵害某种具体权利的结果。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在票据当事人之间存在票据责任，但未必存在民事责任，例如出票人对其间接后手应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但他们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古不存在民事责任，有时民事责任是票据责任产生的原因，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原则上仍然独立，票据行为一旦完成，票据责任即产生，即使票据责任不能成立，也不影响民事责任的存在。反之，主张票据责任，不不必证明导致票据责任的原因关系的义务或责任的存在。

在本案中，胡某确实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示付款，违反了《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但是，应当看到胡某不仅没有在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甚至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6个月内行使票据权利，他不仅仅是错过了提示付款期10日的期限，也错过了行使票据权利的期限，而且是丧失了全部的票据权利。既然已丧失了全部票据权利，就不能再向出票人行使票据权利，要求出票人依据《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如果说，持票人胡某单纯是错过了10日的提示付款期限，而没有错过行使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6个月，那么他可以依照《票据法》第92条的规定，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但是本案却并非如此，胡某持有的支票的出票日是6月5日，可他在12月8日才向银行提示付款，依据《票据法》第17条的规定，因时效届满，其票据权利已经消灭。因此不存在票据责任的问题，即出票人袁某不再承担票据责任。

袁某的票据责任虽然不存在了，但其返还责任仍然存在。这是因为，票据法第18条的，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偿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从本案的全部事实以及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袁某和王某因票据时效而不承担票据责任，其承担的责任属于民事责任，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两种观点并没有具体确定袁某和王某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以及王某不承担的理由。袁某承担的是因持票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民事权利而引起的民事责任。主张第一种说法的学者，只看到了这个案件的某个环节，而没有全面考虑案件的整个事实。在本案中，持票人胡某因丧失票据权利既不能向王某也不能向袁某主张票据权利。但是，王某作为与胡某存在合同关系中的债务人，在票据款项没有兑付的情况下，胡某的合同义务即付款义务事实上没有履行，而不履行合同义务仍应当对胡某承担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胡某仍有权要求支付货款。第二种意见看到了王某与袁某承担连带责任则没有依据，因为王某承担的是合同责任，袁某承担的是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责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责任，不存在连带关系。

（二）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

大体来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意义，可以从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讲，目前比较统一的民商法大前提下，民事责任与票据责任到底属于什么关系，如何界定民事责任体系及票据责任制度，学者们一直见仁见智。从《票据法》的规定来看，第6章是归于票据法律责任的集中观点，在其他几章尤其是前3章中，即有票据责任的规定，也有票据法律责任的规定而毫无疑问，票据法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关于票据法上民事责任的规定，由此显得票据法中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错综复杂。因此，具体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将有助于理清票据法律责任体系的脉络，从而更宜深入研究票据责任这项方兴未艾的制度，对于探讨民商法体系大前提下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也大有裨益。

其次，从实务操作层面看，区分票据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利于正确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合理裁定票据责任与违反票据法的法律责任承担，尤其是在票据法中既规定有票据责任，又规定有民事责任时，严格区分票据责任和民事责任，有利于保护持票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制裁债务人的违法行为，保证票据有一个安全、自由的流通环境，促进票据的稳健运行，加速票据高效快速流通，充分发挥票据的应有作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关于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几点建议 篇3

国家实行免收农业税、粮食直补等土地政策以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高了，随之土地承包纠纷明显增多。特别是当前春耕期间，诉讼到法院的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呈大幅度上升趋势。面对农村日益增多的这类案件，人民法院如何加强审判职能，有效保护好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此，我们对法院当前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思考。

一、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类型

1、转让承包型：转让或转包方流转期限未到就往回要地，而受让方或承包方以未到期限为由拒不退还。

2、资源发包型：沿江乡镇江南套子里的土地很多，把大

量废弃地作为资源发包给“种地大户”，他们把这些废弃地开垦成耕地后，本村农户要求解除合同，将这些土地作为机动地分给农户。

3、以地抵债型：承包农户欠村里的承包费无力偿还，便

将承包地以固定价格卖给现耕地户。现在土地增值了，他们便纷纷主张权利要地。

4、代耕代种型：外出打工农民长期居住在外，其土地撂

荒，村里或本人找人代为耕种，现耕种户拒绝退还。

二、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成因

1、承包关系不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大稳定小调整”，村里都是顺延第一轮土地承包的现状，对原来的承包基本未动。有的村没有重新签订承包合同，也没有发放土地使用证。发生转让或转包等方式流转后，村委会并没有明确与原承包户及耕种户的承包关系，对有争议的土地，有的村干部说包给了原告，有的说包给了原告。

2、合同签订不规范。转让或转包合同书内容不规范，条

文有的看是转让，有的看又是转包；有的约定显失公平，有的约定流转期限已经超过合同本身的履行期限。

3、流转程序不合法。转让、转包未经村委会同意或备案，有的经过村里只是村委会领导个人点头，转让后村委会并没有更换承包人的姓名，也没有重新颁发土地使用证，这样就使转让必须经过村委会同意这个法定条件很难把握。

4、发包手续不健全。村委会把废弃地作为资源发包给种

地大户，并没有经村委会集体研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决定，有的只是村委会领导个人同意，合同书上连公章都没盖。

三、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特点

1、矛盾突出难解决。土地现在大幅度增值，每亩价格旱田约150元到200元，水田约200元到300元。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命根子，失去的拼命要夺回来，现耕

种的又不远放弃。双方当事人虽然多是亲戚朋友，有的还是父子兄弟，但也很难调解，而且判决后多数上诉

2、政策法律难把握。有关部门对土地承包纠纷出台了相关的解决办法，但其中有的地方与法律规定不太一致。有的文件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双方合同纠纷，长期合同三年以上的，要将承包地返还给原承包户，明显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精神相抵触。承包方经发包方同意，将其经营权有效转让，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受让方不应存在退还的问题。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要求，转让须经村委会同意，而转包只要村委会备案即可。另外，流转双方当事人和村委会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法律行为都有纰漏，在审理中难以分清责任，法官在这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

3、季节性强时间紧。起诉时往往都是即将开始春耕的时候，强烈要求返还土地，当年便进行耕种。这样要求我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答辩期内开庭，实行庭前调解，发挥简易程序的特点，快捷简便的予以审理。

4诉讼费与审理工作量大明显失衡。土地纠纷案件矛盾大，案情复杂、涉及土地有的达上百亩、上千亩，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而案件受理费仅为50元，诉讼费数额小，同审理投入力度严重不平衡。

四、减少和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对策

1、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土地承包纠纷大幅度增加，这

是农村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给审判工作带来了新任务新要求。法院审理不好这类案件，就会影响到党的农村土地政策的贯彻落实，影响相对稳定的承包关系，给农村的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审判人员，能够给予高度重视，把土地纠纷案件认真、适时、审慎、妥善地审理好，既要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政府减轻压力，又要充分保护好承包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防止因审判不利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2、因势利导，耐心调解。土地纠纷案件虽然矛盾突出，不好调解，但我们还要把坚持调解作为审理好这类案件的首要原则。通过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进一步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化解矛盾，消除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更好的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3、客观公正，及时解决。客观，就是既要稳定第二轮土

地承包关系，保护好原承包户的利益，又要维护合法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保护好现有的已耕种多年的耕地农户的利益。公正，就是要在参考相关农业政策的同时，严格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做到以政策为参考，以法律为准绳。及时，就是不能久调不决，还是要果断裁决，不贻误农时，确保有经营权的农户耕种土地。

4、认真总结，摸索经验。对于土地承包纠纷这类新型案

件，在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分歧很大。法院要在审理的同时，总结摸索出普遍的有指导意义的原则以供遵循。对于在第一轮或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未分得土地者起诉向村里要地的案件，法院不应受理，应由有关部门解决。对于土地经营权转包或转让纠纷案件，主要就流转价格和期限调解协商，调解不成，接包方就得将土地返还给转包方。审理土地纠纷案件，要准确界定是否经村委会研究同意这个法定要件。对已经通过村委会研究同意的，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还应由受让方经营，因为原承包户已经因为转让解除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终止了原有的承包合同。对于与种地大户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签订的承包合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起诉的，应确认该合同无效。国家实行的“两补”，议定要发给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而不是现耕种的农户。对于返还土地一方在增加土地生产能力上得投入，要给予合理的补偿。

5、明确责任，加强管理。大量土地纠纷的产生，有的乡

镇政府和村委会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不够规范，特别是对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缺少必要地监督管理。在土地纠纷问题突出的今天，又不能够积极出面调解处理。因此，充分发挥乡镇政府和

村委会的监督管理作用，是当前解决土地纠纷问题的关键，也是以后防止土地纠纷蔓延的根本所在。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委会应建立土地日常管理机制，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程序加以规范。通过加大监督力度，纠正违法行为，有效地维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6、加强学习，提高本领。现在土地承包法已经颁布很长

关于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几点建议 篇4

“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X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这一重要要求，必须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深入探究公司治理中面临的法律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做法和建议，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对市场的规范引导作用和价值导向作用，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X市第X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X年至X年上半年该院审理的公司类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基本情况

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股权转让为第一大案由。X中院成立于X年X月X日，同年X月X 日起正式受理案件，辖区包括X区六区。其中，X区是X的经济强区、CBD所在地。辖区内活跃的经济主体为该院提供了大量公司类纠纷案件素材。

自X年X月至X年X月，该院共受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X件，其中X年受理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上半年X件（见图一）。除X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案件数量略有下降外，案件数量均呈逐渐上涨趋势。同时，公司类纠纷案件类型多样，股权转让为第一大案由。自X年X月至X年X月，该院审结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共X件，占公司类纠纷案件结案总数的X%；另外，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均占比较大。

从公司人格取得至消灭，不同阶段案件特点不一。第一，在公司设立与股东出资方面，一是公司设立纠纷案件数量少、标的额小，公司未设立时发起人因设立协议产生的矛盾较多；二是股东资格纠纷成因众多，包括股权代持、冒名登记、股权转让、出资、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等；X是股东出资纠纷诉争成因集中于股东未按期足额出资和抽逃出资，股东转出出资欠缺正当理由。第二，在公司经营与公司治理方面，一是公司决议未彰显意思自治，程序事宜引发效力纷争；二是股东知情权纠纷逐年增长，小股东起诉行权较多，行使方式范围争议不断。

第X，在公司股权转让与对外担保方面，一是股权转让成因日趋复杂，不仅涉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优先购买权等传统成因，还涉及对赌协议效力、私募基金模式、名股实债、公司控制权纠纷等新型成因；二是上市公司相互担保多发，对外担保审查趋于严格。

第四，在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方面，一是损害股东利益案数量少，损害行为及损害结果证明较难；二是损害公司利益类型主要为挪用或侵占公司资金、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及竞业禁止，多为公司直接诉讼，股东起诉的情况较少。

第五，在公司解散和清算方面，一是司法处理强制解散比较谨慎，判断构成公司僵局的标准较严；二是未依法清算时由义务人承担责任，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原因分析

有些公司内部规范欠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亟待提高。公司章程是处理纠纷的重要依据，但其实际上发挥的作用不足，许多公司的章程基本照搬工商部门提供的公司章程模板，导致股东权利行使、分

红管理、对外担保、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议事规则、董事与高管义务等方面不够完善。有些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名存实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极易利用控制地位，滥用权利。法制观念和风险意识缺乏，将全面风险管理流程融入企业的战略、经营、财务、投资、市场等领域迫在眉睫。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非公众公司的小股东、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债权人难以及时了解掌握公司经营动态、财务状况及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和决策。

经济社会发展催生新类型案件，对政策法规调整提出实践新要求。新类型案件往往伴随经济形势变化而产生。如当前经济形势及金融监管秩序下，企业融资压力大，选择股权融资方式注入资金带给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但也出现前期审查不足、资本募集设计不完善、权利义务欠衡的相关问题，进而引发私募股权投资、对赌协议等新类型纠纷。宏观层面围绕市场主体进行的改革举措对公司治理、司法裁判中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公司资本认缴制改革后瑕疵出资股东产生的知情权等纠纷、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平衡等问题，清理僵尸企业背景下公司合并、解散纠纷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

裁判尺度需进一步统一，相关法律法规仍待完善。因立法空白、司法审判认识差异产生的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安全感，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解决市场主体间的矛盾。如关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效力问题长期观点不一，违规担保屡禁不止，相关诉讼纷争不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民营企业成长迅猛、国企体制改革、公司融资障碍重重等问题，亦使得公司治理、融资等领域亟待新的规则供给。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加快了公司法制度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在新时期经济形势下，公司法相关规则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

三、对策建议

股东应依法履行义务，正确行使股东权利。首先要理性对待注册资本，积极履行出资义务。注册资本过低可能导致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过高的注册资本可能会带来过高的责任和风险。因此，股东在设立公司时，应结合公司所在行业资质要求、公司发展规划、股东自身经济状况和风险承担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设定注册资本和认缴期限。在认缴出资后，应依法、及时、足额出资，依法依规办理增资减资手续。其次，积极参加股东会，重视权利行使。股东积极参加股东会不仅是股东会顺利召开和股东会决议发生效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监督管理层运营、有效预防和化解公司运作中的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中小股东要主动在股东会上表达自己的诉求。再次，依法履行清算义务。股东等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妥善处理公司债权债务，依法依规注销公司。最后，股东之间应当彼此尊重，诚实守信行使权利。股东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各项规定，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合理行使权利，加强及时沟通交流，减少扯皮和内耗，共同维护公司内部和谐稳定。

公司应规范内部治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首先，高度重视公司章程。重视章程的“意思自治”，结合公司的性质、规模、经营目的、运营实际，考虑各方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公司运营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内部治理机构，使公司治理实现规范化和个性化的统一，避免公司章程仅作为公司设立要件而被束之高阁。其次，严格遵守公司程式。如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股东会、董事会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避免因决议不成立、可撤销影响决议效力进而影响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再次，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情况、文件性质和内容等情况，综合确定资料的公开程度、可查阅程度和相应的方式方法并在公司规范中予以明确。最后，履行勤勉忠实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的日常经营者，应当履行勤勉忠实义务，以保护股东和遵循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管理公司。董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应当制定符合公司的战略和政策，推动建立完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流程管理制度、约束机制和激励制度、辞聘管理制度、档案制度、证照印章管理制度等。

关于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几点建议 篇5

纪检监察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是对所调查案件的再审查，是纪检监察机关履行审核把关、严格依纪依法办案，切实提高案件质量和执纪能力的重要保障。何把好案件审理质量关，是落实“审理大计，质量第一”的关键所在，是坚持实事求是，依法查办案件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案件审理工作最本质的要求。审理质量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纪检监察机关案件审理工作，如果在质量方面出现问题，不仅影响纪检监察队伍的形象，更会给受审查对象带来直接的伤害。当前案件审理质量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事实不清。处分违纪人员要以事实为依据，因此对违纪人员进行处分的前提是将违纪事实查清楚。实践中，有些案件详细过程没有查清楚，有些案件违纪人的违纪手段和方法未查清，有的案件违纪人主观方面以及应负的责任未查清楚，还有些案件不注重量纪事实的调查，这都给案件处理带来不便。

证据不到位。一般而言认定关键事实、关键情节的直接证据至少需两个以上，如果不能取得两个以上直接证据，则要求供证双方在主要事实、关键情节陈述上基本一致，否则不能认定。对于没有直接证据只有间接证据的，则要求各个证据直接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并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然而不少案件没有达到上述要求。有的案件证据不规范，如复印件未注明出处也未盖印，有的以开座谈会的形式调查取证、多人一证，使得证据不合法。

定性不准。有的案件没有定性就处理了，这是不符合要求的，所有案件必须定性，不能用写实的办法来结案；有的案件定性不准，如在贪污、挪用、侵占等错误的认定上，往往把侵占错误定为贪污或挪用。在定性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从违纪错误的构成要件，即违纪主体、违纪客体、违纪主观方面、违纪客观方面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错误性质。

程序不规范。有的案件缺乏必要的程序，如见面材料、处分决定没有给被调查人签名，没有召开支部大会或审理谈话的案件没有相应的情况说明；有的案件则违反操作程序，如查审不分，调查取证和审理都是相同的人，有的召开支部大会没有让受处分人参加。

量纪不统一。有的案件量纪明显偏轻，处分不到位；有的案件则量纪过重；有的案件该给处分的，却不给处分，不符合免予处分条件的而给予免予处分；同一类型的错误和量纪情节，在不同的案件上，给予的处分档次却不一样，甚至有较大差距。

影响案件质量的原因分析

当前，纪检监察案件审理质量之所以存在不少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对案件质量认识不到位。对案件质量不重视、认识不到位，是导致目前案件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部分案件调查人员认为案件只要办完就可以了，至于案件质量是次要的，认为案件质量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审理人员也存在侥幸心理，以为案件经过了调查取证，走一走程序就完了，也不认真审阅案件，不按照相关标准要求案件移送与审理的质量。

审理人员欠缺、业务不精。案件审理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需要审理人员有较强的专业素养，特别是个案疑难问题上，有的案件要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否则难以胜任这份工作。当前专业审理人员欠缺是影响案件审理质量的关键因素。以县级纪检部门为例，审理室一般只有一至二名工作人员，随着案件数量的逐年递增，疑难案件层出不穷、审理程序和要求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在实施“乡案县审”制度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审阅卷宗、琢磨细节，只能粗线条地审理，客观上也影响了案件审理质量。而且，大部分审理人员都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专门的知识培训大多是边学边审，边审边学。

缺乏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案件审理是查办纪检案件的重要环节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将案件审理与其他环节割裂。但审理实践中，“坐堂审案”、“闭门办案”的现象仍然不少，缺乏与案件调查部门的沟通与交流，导致对案件的了解限于案件材料。缺乏与违纪人员所在单位的沟通，违纪人员所在单位对违纪人员的各方面了解远比办案人员更清楚、详细，实践中我们往往不注重与违纪人员所在单位联系，导致对部分案件的处理不够全面、彻底、效果不佳。

审理缺乏有效的指导和监督。因为审理专业的欠缺，一方面需要我们不断自学，另一方面需要上级纪检部门或相关单位要强化指导。但实践中，给予案件审理的规范与指导相对滞后。以案件量纪为例，当前许多案件在适用《党纪处分条例》或《政纪处分条例》时没有较明确的适用条款而只能用兜底条款。量纪方面，在区分“情节较轻”、“情节较重”和“情节严重”方面，大多没有量化标准，而又没有及时地给予相应指导，导致案件审理量纪时无所适从，不可避免地出现量纪不统一，从而影响案件质量。

提高案件审理质量的方法与途径

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提高案件审理质量，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提高对案件质量的认识。思想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提高案件质量，首先要求我们对案件质量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对案件质量的严格要求绝不是“吹毛求疵”，更不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案件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到纪检监察队伍的形象，更事关被审查对象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强化质量意识。就审理角度而言，要把好案件受理关、严把事实证据关，严格以“二十四字”办案方针为原则要求案件审理，确保案件质量高标准。

强化人员保障、提高专业素养。审理工作政策性、业务性较强，需要一支适应专业特点的高素质审理队伍。一是实行案件审理人员准入制。把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放到职业化、专业化的层面考量，统一案审人员的委任标准，提高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工作的职业准入“门槛”。注重在公检法司、乡镇纪委、派驻纪检组选调熟悉经济、法律、金融、审计等专业知识的人才进入纪检监察办案队伍，保证办案水平，确保办案质量。二是建立办案后备人才库。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挑选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良、吃苦耐劳的人员，形成办案人员梯队，弥补纪检 监察机关人手不足的问题。三是开展全员培训，强化日常学习。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纪检监察业务培训会，从各个环节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培训，掌握办案基本知识及工作的新要求、新规定。同时，采取专题讲解、互动提问等方式将办案知识纳入纪检监察机关的学习内容，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实用性。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首先要加强与查案有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在案件内部的审理中，审理部门一定要与内部科室多沟通，多协调，在坚持案件质量第一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尊重办案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其次是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及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在案件查办与处理上我们有许多地方可以向司法机关借鉴和学习，加强同这些部门的交流沟通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同时要加强与发案单位的沟通，这既是尊重被调查人所在的单位，也是我们跟踪监督被调查人的一种方法，不仅得到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支持理解，也对教育其他党员干部很有益处。对有些重大复杂案件，及时征求上级纪委案件审理室的意见，使我们少走弯路，更慎重、更稳妥的处理了案件。

关于审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几点建议 篇6

学习了《解释》，虽然略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但学习下来，感到还是非常贴近近年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出现的新动向的。

我个人认为，近几年出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与过去有不同的特点，其原因可能是商品房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家可能还记得，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商品房市场遭受重创，价格下挫，因此在过去（可以粗略地指99年以前）产生的商品房合同纠纷，往往表现为出现“烂尾楼”，办不出“小产证”，开发商不接受小业主退房等。而近年来，我国商品房市场复苏，价格上扬，甚至有人认为过热或产生泡沫，因此近年产生的商品房合同纠纷，往往表现为产生问题后（包括无证预售或存在质量缺陷等），开发商同意退房而小业主不同意退房。

针对商品房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商品房合同纠纷也呈现不同特点，因此，《解释》出台十分必要。下面我就《解释》的部分条款，结合近年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实务，谈一下学习体会。

一、无证预售，合同是否有效

对于无证预售问题，过去一般按照《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认为开发商在未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预售商品房，是一种违反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的行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对此，《解释》仍然遵守了这一法则，在第一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实务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开发商为尽早获得建设资金，违规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证》的情况下，就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获取部分或全部房价款。但由于近年商品房价格的上扬，开发商利用“无证预售合同无效”这一法律规定，要求认定为该销售合同无效，以便另行高价出售。显然这是违背公平法则，也就导致了违法者获利。因此，第一条进一步规定：“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这应该是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过来看，如果房价下跌，购房者以开发商无证预售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而退房，是否可以？《解释》没有细分，但从以往审判实践看，一般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维护市场稳定角度出发，也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从正反两方面比较分析，我感到最高院仍然认为，只要在起诉前补出手续，仍倾向于合同有效。

二、广告及宣传资料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以及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看，开发商售楼广告及宣传资料，一般不作为合同一部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购房者可以要求将开发商在售楼广告或宣传资料中的承诺写入合同。但这等于是说，如果不写入合同，还是没有法律约束力。就此，《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这一规定应该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精神一致。所谓要约邀请，从合同法原理看，当然不存在对方一经承诺立即生效的问题，当然也就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但《解释》第二条并不局限于此，而在条款上作了重大突破，第二条进一步规定：“„„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这一规定应该说对开发商相当严厉，对购房者权益保护有很大好处。但这条究竟是指什么呢？什么叫“商品房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什么叫“具体确定”？什么才算“对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会所，一个是学校。在开发商售楼广告中，如果明确将在什么时间内提供会所，以及购房小业主将享受哪些服务，笔者个人认为应当符合“视为要约”的条件。近年来，对于会所问题其实购房者投诉也比较多，但一是缺乏合同依据，二是房价上涨，只要一向开发商投诉，开发商就说可以退房，许多购房者也只能哑巴吃黄莲了。那么，如果在售楼广告中介绍商品房周围将建成九年一贯制小学，并且小业主不用缴纳入学赞助费，笔者认为则并不符合“视为要约”的条件，具体讲就是学校设施并不在商品房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对于入学的承诺在时间和条件上并不具体明确。为什么这样讲，又如何套用第二条的有关规定呢？这有待通过司法部门的具体适用案例作进一步分析，但我初步认为，第二条规定的“商品房规划范围”指的应当是商品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用地范围，在开发商大产证上体现的是商品房共用土地面积的四至范围。所谓“房屋及相关设施”应当指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具有使用功能的机器、设备、线路、管道及装饰。所谓“具体确定”，比较难以掌握，但基本上我认为以审判机关据此作出判决是否可供执行为标准，如果审判机关按照广告中允诺作出判决根本不能执行，理解会发生歧义，则不符合“具体确定”这一条件。所谓“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也比较难掌握，必要时可委托评估机构就此评估。

总之，在此条款下，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开发商在售楼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允诺的任意性，并且一旦发生符合第二条规定的广告允诺未兑现，则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而不用担心开发商说可以退房。

三、如何界定认购书的法律性质

实践中也有这种情况，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了认购书，或预订书，但由于商品房价格上扬，所以有的开发商以种种理由拒绝与购房者进一步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

从传统法理角度分析，认购书、预订书是一种约定签署合同的合同，也就是说，商品房认购书是，开发商与购房者约定在某一时间，或在某一条件成就时，签署商品房预售合同，悔约不签，则需承担某种违约责任。但《解释》第五条也作了较重大的突破，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那么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认购书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呢？的确是有的。最初的开发商制作的商品房认购书一般都比较简单，购房者在签署认购书时支付一定比例的订金。但也发生了购房者悔约退订的情形，而且购房者为了订金不被没收，其往往不说自己悔约，而是说自己和开发商在签署预售合同过程中重要条款不能达成一致，按照市房地局的有关规定，应获全额退订。

针对这种情况，开发商也有相应对策，就是将一份认购书制定得十分详尽，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在预售合同签订时产生重要条款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那么，这种合同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于这种认购书，在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情况下，第五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就是说，对于这种认购书，如果价格上扬，开发商拒绝与购房者进一步签署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则该认购书就是一份预售合同约束于开发商。

当然，如果深入讨论，个人认为这也仅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应用，也就是最终该认购书是否可认定为是一分预售合同，需要从程序上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认定。如果以此认购书向房地产交易管理

部门申请产权证，可能会不被接受，当然也不能以条款认为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行政不作为。

四、商品房退一赔一问题

商品房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商家欺诈、退一赔一”的条款，曾经是一个争议焦点，可以说也一直没有解决。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曾明确，商品房作为大宗商品，不适用退一赔一。但实践中，也发生过在仲裁案件中，支持了退一赔一。当然，与消法不同的是，此退一赔一是指退赔购房者已支付房款的一倍，而不是房价款的一倍。

对此，《解释》基本上采纳了仲裁实务的一些做法，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在第八条规定了两种情形，即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出卖人将房屋出卖或抵押给第三人，导致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在第九条还规定三种情形，即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出卖人隐瞒未获预售许可证的事实、隐瞒房屋已抵押的事实、隐瞒房屋已出售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