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和子孙诗歌

青春和子孙诗歌（精选4篇）

青春和子孙诗歌 篇1

青春和子孙诗歌

尽管奉献了青春和子孙

那远去的悲欢，

那沉寂的坟茔，

总让我们不能成声。

曾经烈火焚起的青春，

曾经艰苦奋起的躯体，

在风沙肆虐时，

也曾乡愁顿起。

传统节日里，

夜静月圆时，

浓郁的乡思，

常常无处搁置。

悲凉的大漠孤雁，

飞进不眠的梦中，

尘封的年华和秋草，

涌着奔腾的渴望。

岁月如梭，

屯垦戍边的.特质不曾褪色。

也许，

我们曾经忘记了谁，

在繁复的花瓣层层舒展时，

在夜晚街道灯火阑珊处，

然而，

那发边的风霜，

蹒跚的步伐，

佝偻的身躯，

却一次次让我们心怀颤动。

在青春的华年，

用挚热绣出沧海桑田，

悠悠的回首中，

是那不流血的“战场”，

和那渐渐老去和逝去的“战友”。

不曾后悔，不曾褪变，

尽管奉献了青春和子孙。

落户北京：青春和子孙 篇2

但是，父亲来北京是一种必然，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转折：新中国将要定都北京。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将要为之改变。

进京洪流

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崩溃之际，首都南京有130万人口，其中仅公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在共产党的军队打来之前，他们人心惶惶竞相逃离，一部分撤到广州，一部分就地遣散，当时甚至有被遣散的数千公务员因疏散费不到位跑到政府门前请愿。而当时的北平，虽然不是首都，却同样演出着达官贵人争先逃离的场面，北平围城后他们在南苑机场挤成一片，仓皇登上美制C46运输机，向南飞去。

不管是逃到了广州后来又到了香港的，还是留在本地未走的，那些前公务员的命运已定了，他们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历史浪潮冲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位置，将要被新的人群代替。

而那些将要进京代替他们的人，大多还分散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省市，他们多是投向共产党的青年学生和年轻干部，投身革命的那一天也并没想到，历史的潮流会把他们带到北京，一夜间成为国家中央政府的公务员。

1949年10月19日，新政权第一届中央政府的组成名单公布，除了政务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以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等四个委员会，一共设了30个部，包括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重工业、交通、文化、卫生、科学院等，这些机构的首长，大多数由从延安过来的中共领导人担任，小部分由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及其他党外人士担任。此前周恩来与毛泽东曾反复商量，最后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政务院的人员基础，以华北人民政府的人马为主，然后陆续从其他几个大行政区抽调一部分人来补充。这个名单是一个包括500名副部级干部的队伍，但是各部委的中层以下干部，还在空缺中。

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

在政务院的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向大家说明了新政府的组织形式、人事安排与干部来源。他说，政府草创之始，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

这三部分人中，对原国民党政府的旧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与新政府的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亦在1950年1月3日发出一个联合通知，分配出各地区各产业职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名额。然而对于新政府来说，最能解“近渴”的方法，就是从全国各地调集干部。

“当时我们年轻”

1949年6月，我父亲黄宗甄奉调从上海来到北京。当时他34岁，除了“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的身份，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来北京，是为组建新中国的科学院。父亲刚加入中共时间不长，却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的建院骨干，可见当时新政府旗下科技人才之缺乏。

当时父亲的新职务是科学院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到北京，分配给父亲的住房在地安门，在一座大四合院里面给了我父亲三间房。我妈妈带着我大哥一同来到北京，当时大哥不足两岁，二哥和我还都没有出生。

这四合院原来定是属于一个大户人家的，至少有三进，当时里面还有假山，我听说这里曾经是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一处住所，但没有找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它被用做科学院宿舍后，加盖了三排洋房和车库，住进了有二三十户人家，其中包括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和编译局局长杨钟健（后来任古脊椎与古人类动物所所长）等，可见这个院子之大。至今我还记得院里那两棵大白皮松，每到夜晚松涛会哗哗作响，伴我入眠。

但这并不是我们所住的地安门东大街上唯一的政府宿舍大院。我所知道的，在我家马路对面，有交通部的大院，再往东走，有外交部的大院，外交部的那个大院我觉得比我家住的这个院子还大，我头一次去里面玩捉迷藏，甚至都一度迷路了。在中共接管北平时，各个进驻的单位都是跑马占地，把闻风逃跑的国民党大员前朝阔佬留下的空宅统统接收，变成自己的单位属地。

实际上，我家住的房子是坐东朝西的房子，是原主人的两间餐厅和一间厨房。餐厅全部铺着木地板，隔扇都是精致的木雕格子，可见原主人日子过得很排场，虽然变成家居房间用并不那么适合。但是不久后，即使这样的房子也不容易住上了。从1950年开始，新政府开始大批从外省市调入人员，后来的人们许多刚到北京时，只能先住招待所。

据学者韩光辉的研究，1949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开进北京城时，北京城区住着约150万人口。而另一位学者朱谐汉的统计数字是，自1949年始，北京每年从外地选调人员支援北京建设，1950至1960年净迁入人口137.3万。也就是说，上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北京市区的人口膨胀了近一倍。仔细想一下，我上中学时班里同学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是一半对一半，倒也差不多。在我居住的那条地安门东大街上，每天我上学会一家一家地到同学家串，走进机关大院，也钻进胡同小平房，官宦子弟和平民百姓“胡同串子”就这样混为一堂，在一个屋檐下上课。

新生活开始了

刚到北京的南方人有两样最不习惯：一是风沙大，刮起风来头上要蒙纱巾；二是要吃馒头——南方人觉得馒头粘在嗓子里咽都咽不下。但是很快，他们就顾不得这些了：他们完全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翻看1950年1月16日的一张《广州国华报》，上面有一条“北京通信”，题目是“政务院规定地方人员单衣式样”：

一、五零年地方人员单衣颜色（军队及公安系统另规定）一律灰色。

二、样式：

①、男干部一律中山服翻领，四个明口袋，勤杂人员四个暗口袋。

②、女干部一律延安服（旧称列宁服）。

③、学校教职员与机关干部同，学员一律学生服，普通领子，三个暗口袋。

三、帽子样式：

①、男女干部及勤杂人员一律八角工人帽。

②、学生一律学生帽（即旧式的解放军帽）。

四、企业生产单位各工厂商店等职工，一律蓝色样式与行政机关人员同。

衣装只是新生活的一个侧面。新国家的建立，不仅服装变了，说话的词汇都换了，娱乐方式变了，整个社会生活翻天覆地。

今天的人们说到国有单位的大锅饭，会说到这种单位是多么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百无聊赖。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说起那时的工作气氛，都是一个字“忙”，加班加点，常常没有星期天。国家百废待兴事务肯定是非常多，但他们也花大量的时间在政治学习和搞运动上。“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文革”……这些政治词汇串起他们的青春岁月，串起一生。

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是一家人分配简单的一两间平房，因为工作忙，孩子大一点就送幼儿园，而且是全托的，很多人的孩子甚至生病了都留在幼儿园不接回家。工作太忙，常常没有上下班，也没有周末，说出差就出差。

后来我上学后问过一些同样是从外地调北京家庭的同学，情况都差不多，基本都是在全托幼儿园长大，父母都顾不上管孩子。这一拨生在北京的孩子们，从小说的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常常会取笑父母的外地口音。我在回想，自己和哥哥从幼儿园回来，听到父母用温州话聊天，跳着脚要求他们“说北京话！”，那时是不是自认为自己才是纯正的北京人？但是长大以后我发现，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朋友却全是这种二代移民的北京人，极少有老北京。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很微妙的气质同类相吸？

我从小生长的那个大院，基本没有一户老北京。院里的居民来自全国各个省份，每一户人家迁进来，都带着自己的原有风格，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都传说，有一户广东人家的老太太，进了北京后从来都赤脚走路，尤其是下雨天，说她“脚底板扎了按钉都没感觉”；我也看到我母亲学做饺子，不知饺子皮是怎么擀出来的，就擀出一张大面饼，再用小碗在上面一个个扣出圆形面皮……但是很奇妙的是，这里的生活气氛却深得老北京的神韵。像在北京所有的四合院一样，我们的生活全部在邻居面前透明，街坊间互相串门就像进自己家一样随便。到了吃晚饭的时光，家家在院里摆上小饭桌，小孩子们端着碗偏偏跑到别人家去蹭饭。有一次我哥哥不知什么原因被锁在屋里，到了吃饭时间家里也没人，邻居李叔叔就用凳子把哥哥从后窗接下来，到自己家吃饭。

级别决定一切

那时候，单位不但给分配房子，同时还配给家具：一张四方的八仙桌，4把木凳；1张书桌；2块床板，4个床凳。这些都是要付租金的，但租金很便宜，每月不过1～2元。

公家给配家具，这在当时的机关中成为惯例。我在长到十几岁，家要从地安门的院子搬出时，才知道其实家里没什么自己的像样家具，那沙发、写字台、书柜、床、凳子、五斗柜什么的都是公家的，只有两把竹椅子是从老家带来的，一张大床一个书桌是后来买的。所有这些配置，都是根据干部的级别来的。级别高当然配置也高。到后来，干部的供给制已经改为了包干制。也就是说，把原来公家包管一切的物品折算成钱发给你，用不完的可以归自己。

1949年前，中共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是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后来逐步推行工资制，到1954年时，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包干制亦在内）已经各占一半。到了1955年，中央机关干部全面实行工资制，设行政级别共30级，最低的20.88元，最高的649.06元。（详见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北京工人的平均工资， 大约是在五六十元，后来很多年也没有动过。

在很多早期进京的人员记忆中，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的北京户口是怎么办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户籍制度。从1949到1957年间，中国居民是可以自由地在境内定居和迁徙的。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从1958年开始正式实行。从那时起，这一张北京户口，不仅意味着你在北京的居住权利，也意味着你的就业（无户口者没人会用），你的衣（布票和棉花票）、食（粮票，副食本）、住（房屋基本都来自单位分配）、行（不用说买自行车要凭票，连公共汽车的月票都要单位盖章），那张户口卡意味着你生活的一切。

就这样，我的父母一年年在北京生活下来。工资，定了级就不会轻易再动了，钱不多，但物价也不高，肉一元钱一斤，粮食两毛钱一斤，够维持一种水准不高的生活。每月除了领工资，还要领粮票，记得粮票的比例大概是面票占到55%，米票占到25%，剩下20%是粗粮，一般是玉米面。从小生在江南的父母到底不习惯面食，记得母亲说她吃馒头，“怎么就粘在喉咙里咽不下”。

到了初冬，父母就要忙着买冬储大白菜，买不到就会一冬没有菜吃；还要忙着买烟筒安炉子，一冬取暖也是头等大事。直到我们家搬到有暖气的房子里以前，我父母十数年吭吭哧哧与蜂窝煤炉作战，每天早上，我在浓烟中被呛醒，那是炉子又灭了，父亲正蹲在那里用旧报纸点火；每天晚上回到家，见母亲愁眉不展，蜂窝煤火只有一小半还有点微弱红光，封火又失败，看来3个钟头都吃不上饭了。现在想起来，父母这一代人，在适应北京的生活上所付出努力相当艰辛，虽然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看这一切却是自然而然：所有的北京人不是都要这么过的吗？

北京仍然在扩大，人口仍然在膨胀。从1961～1970年，净迁入北京的人口是100.7万。当然，这里除了从各省选调进京的干部，也包括分配来的大学生及复员转业等各种途径来京的人口。原来市区里的四合院和胡同平房不够住了，北京开始兴建新的干部宿舍小区，除了沿复兴路西去的一系列部队大院，最有名的小区有羊坊店、三里河、百万庄、二里沟、和平里……先后盖起了一片一片居民楼，里面大多住着各大部委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今天看这些小区的楼房，窄小，没客厅，非常简陋；但在当时，有暖气，有上下水道和厕所，令人羡慕不已。

所有这些来北京的移民们，他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改造成北京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北京也在他们的改造中，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北京，她从古老雍容的古都北平，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一个在严格计划经济轨道下运转的精密机器，每个人都被固定在既有位置上，过着不能逾矩却稳定而贫穷的生活，而且，每个人都成了充满热情的政治动物。——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之间，谁对谁的改造更大呢？

彻底成为北京人

一些进京的人员由于不习惯北方，想方设法又调动走了，但更多的人留在了北京，如今他们静静地在北京的居民楼里安度晚年。我的父母在退休后曾经回温州老家探亲，回来后对我说，已经不能适应家乡夏天的酷热和冬天屋里没暖气的阴冷了。不管他们刚来北京时心里怎么想，北京成了他们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他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北京。

而他们在北京生、北京长的下一代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这一代人是什么时候最终“归化”成北京人的？我的二哥给我讲过一段亲身经历。1969年，“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我的父母都被揪斗关了起来，造反派勒令我们全家即日要搬出地安门的家。当时家里没有大人，大哥已经赴内蒙古插队，唯一能成为顶梁柱的是我15岁的二哥。他不知道全家三间房里这些家当怎么才能搬走，而院里的邻居们慑于政治恐惧几乎没人敢伸头帮忙。

二哥找到一个平板三轮车运输站。那几位五十上下的“北京板儿爷”相互看了看。其中一位微胖的大汉子只简单地问了问，就跟其他三位说：“怎么样？咱们都去吧！”又对哥哥说：“孩子，别着急，搬家的事情交给我们了。”哥哥一听就哭起来。他摸着哥哥的头道：“这么大了还哭呀。要经得住事儿啊，小伙子。男儿有泪不轻弹。”“现在想想，他们心里什么都明白。”二哥后来谈起这事说。

赞颂青春和梦想的励志诗歌 篇3

赞颂青春和梦想励志诗歌(一)

我来到这座正下雨的城市

你扶着车把站在斜阳的午后

发梢把广场的阳光拂得细碎

忽起的风携落下珠线儿雨滴

像晴空猝不及防的一次洗礼

我来到这座正下雨的城市

从此下的尽是忘了带伞的雨

风吹起你的长发吹到了雨里

我从雨珠里捕捉着你的笑意

直到车水马龙都在伞下迷失

我来到这座正下雨的城市

雨在车窗上蜿蜒模糊了思绪

明明你只是飘零的素色裙衣

却像一尾灵动游弋的斑斓鱼

在失了重力的世界忘情嬉戏

我来到这座正下雨的城市

从偶然相遇懵懂之初的开始

你是笔尖上旋转着的一场雨

于我的时光里下得心旷神怡

自和你在天色暗淡时别离

阴晴寒暑浓云翻滚无关天气

人来人往没有惊讶也没欢喜

这座城市走到哪都不再成诗

赞颂青春和梦想励志诗歌(二)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作别今天的霞光。

那草地上的露水，是我们努力过的汗水;

水滩里的倒影，在我的心里惆怅。

那桑树下的榆阴，不是倒影，是回忆;

珍藏在绿叶间，沉淀着往日的梦。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任何哀愁。

赞颂青春和梦想励志诗歌(三)

雨，淅淅沥沥

玫瑰染上了水珠

我想，摘下来送给你，不管它是否带刺。

愿你会喜欢，喜欢她的俏皮雨露

喜欢她的浓郁芳香

还有，我那扑扑地心动。

赞颂青春和梦想励志诗歌(四)

很想为生活写施

我粗糙的手，怎么也握不住纤细的笔。

还是用我习惯了的铁锹和锄头吧，可以毫无拘束尽情发挥。

我用铁锹在荒芜里写下风雨，用锄头在四季中写下，播种、收获、喜悦。

青春励志诗歌,挥洒青春 篇4

年轻张扬的我们，置身青春的驿站，以一腔澎湃的热血，用迎接太阳的双手，推开光明与希望之门。为了寻找青春岁月的光芒，我们插上撒满阳光的羽翼，伴着子夜的钟声出发，洋溢澎湃的激情前行，寻找那份独属我们的青春的辉煌。

也许青春之路漫漫，也许前方充满坎坷与荆棘，但我们敢闯，敢拼，以理想为经，以行动为纬，朝着远方的目标不懈的前行。

在时光的隧道里，用犀利的目光将天空钻出蔚蓝，让激动的心似利箭射向苍穹，直指无尽的宇宙，坚守到青春最美的尽头。希望的钟声敲响着黎明，相信清晨的阳光灿烂，相信理想的焰火正旺，相信青春的灯火正亮，而有志青年的前途定将一片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