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度

测度（精选9篇）

测度 篇1

新经济测度

一、新经济的定义与几种测度思路

（一）新经济的定义

首次提出“新经济”一词的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以及其他多数美国文献，均称新经济的促成技术仅指信息技术（注：中国文献中的“新经济”则多由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微型机电系统等在内的多种技术促成。）。多数人认为，新经济是过去里各种结构变化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新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相关的制度结构。

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经济”的含义有如下方面：(1)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2)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即人们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3)一国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的各个部门。“新经济”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一个立体的综合概念：它并不仅指某一产业／部门或某些产业／部门，但这一或这些产业／部门是“新经济”概念的核心；这一或这些核心产业／部门的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具有广泛甚至全面的应用与渗透力；这一或这些核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应用与渗透效应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即这些核心产业／部门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型态。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社会三个层面是“新经济”概念缺一不可的要素。作为新技术，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形成了新的独立的信息产业部门，与此同时，它在其他几乎所有国民经济产业部门都具有全面的应用与渗透力，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正在彻底地改变社会生活方式与内容。本文认定，当前的新经济即为信息经济。

信息产业指同信息的生产、出版、传递、处理以及信息设备制造、信息系统建设等活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总称。人们关于信息产业外延的界定有多种观点，最大的共识在于信息业由属于制造业的硬信息业和属于股务业的软信息业组成，最大的分歧在于软信息业和硬信息业究竟涵盖哪些行业。试以正式施行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1997)、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三版）和美国《商业周刊》进行全球信息企业实力排行时所用标准来说明这一分歧，如表1所示。

表1 信息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四种界定的区别

附图

信息经济指信息行业和非信息行业的一切信息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部分：(1)信息提供业，指直接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并以信息商品形式出售的产业部门；(2)政府或非信息企业为了内部需要而进行的`信息活动；(3)信息工具的制造业，其中信息工具包括计算机、通信、电话、电台等。信息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以至于独立信息经济部门的形成及其壮大，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经济形态――信息经济的出现。

（二）几种测度研究思路

第一，从各种“异常”经济现象中判断新经济是否存在，如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PPI,)关于新经济的系列研究报告。PPI对新经济的测度指标共有三类71项，为理解和把握新经济动态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数据可得性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测度具体的新经济部门在开业数、生产、贸易、就业等方面活动的规模，如OECD秘书处推出《测度ICT部门》的报告(Pattinson,Montagnier  and  Moussiegt,)，按国际社会基本公认的信息通信部门的定义，确立了一个测度ICT部门产出的框架。

第三，在测度新经济部门直接经济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测度新技术在传统经济部门中广为应用的间接影响。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的角度对新的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深入影响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并指明了目前面临的诸多数据与方法困境(Landefeld  and  Fraumeni,2000)。

二、部分国家新经济基本情况的测度

按OECD的界定，确立信息产业的定义必须依据两条原则：第一，信息设备制造业的产品必须实现信息处理与通信的功能（包括信息传递与显示），物理现象的删除、检测和／或记录或物理过程的控制必须应用电子处理；第二，对信息服务业而言，产品必须使信息处理和通信功能能够通过电子手段来实现。这两条原则将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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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 篇2

目前国内外在船厂风险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船厂日常经营风险方面的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则很少, 船厂接单风险及其测度的研究文献则更少。Kavussanos、郭欣等以及王晨歌等学者分别从船价及付款方式、成本及合同风险等方面对船厂的一类或多类风险进行定性研究[1,2,3]。定量研究方面, 学者们在借鉴其他领域风险评价或测度研究方法的同时, 认为纯定量分析技术无法解决风险测度中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问题[4], 针对此缺点提出了模糊综合评价法、神经网络法、功效系数法等方法, 如许立坤和林滨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客观存在的船东风险进行了研究, 并对两家船东进行了实证研究,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5];陶永宏、祁爱琳则从船舶行业层面将BP神经网络法运用到风险测度中, 并考虑造船市场风险滞后性的特点, 用功效系数法进行优化[6]。

199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光远教授发表的《未确知信息及其数学处理》揭开了未确知数学的第一页, 该学科的创建开辟了有别于随机性、模糊性和灰性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在各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 如:周书敬等将其用于房地产投资环境的评价中, 克服了以往单层次模型的限制, 实现了有结构决策和无结构决策的结合[7];郭奇将此法用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 并对三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实证研究, 取得较好的效果[8]。这些研究表明, 该理论作为研究未确知信息的一种数学方法, 可以定量描述具有未确知性的事物处于未确知状态时的大小, 避免了采用其他数学方法造成的信息度量的误差, 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信息度量方法。

2 未确知测度理论在船厂接单风险测度中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 船厂接单风险具有未确知性。一般风险具有客观性、可变性等特征, 但因船厂订单建造周期长、投资额大、技术要求高等特点, 在完成过程中未确知因素大量存在且不断变换, 由此造成其在风险复杂度和强度上都远高于其他行业。船厂接单风险具有五大显著特征:复杂性、高度集中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和潜在性, 其中复杂性和潜在性最易导致风险的未确知性显现。

其次, 尽管专家们对各要素了解已经很专业, 但在风险估值时将他们的判断集中于一个数值点是不现实的, 而未确知测度理论采用区间处理方法可以根据所选取指标的特点和数据的实际状态所决定;且多位学者认为风险等级是有序分割, 各区间性质不同, 笼统采用最大隶属度识别判断不符合实际, 应采用置信度识别原则[9,10], 而未确知测度理论就是采用该原则。

正是船厂接单风险的特性使决策者在识别接单风险时对其真实状态和风险的数量关系不能准确地识别和度量, 这就要求我们利用科学的方法正确识别风险, 改变风险发生的环境条件, 从而减小风险的负面结果, 而未确知测度理论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方法。

3 船厂接单风险测度模型

3.1 船厂接单风险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

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是船厂接单风险测度的重要内容, 其能否全面准确地反映风险影响要素将直接关系到测度结果的有效性。通过参阅大量文献和对南通、扬州及南京等地船厂进行实地调研, 确定指标体系。

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遵循一条主线、四大目标和五大原则:

(1) 一条主线, 即以供应商—船厂—船东为主线。订单的风险是由宏观经济风险波及到造船市场, 最终从供应商和船东的风险行为综合作用于船厂, 供应商和船东的风险是外部风险的集中体现, 这是船厂订单风险的传导机制, 也即风险的变化规律。这条主线贯穿风险的始末, 只要抓住这条主线, 就严格遵循风险的变化规律。

(2) 四大目标, 即费用、进度和质量及稳定性的目标。前三种风险管理的三大铁定目标同时也是风险传统的三大信号;对于最后的稳定性是特指船东的可靠度, 每在船市萧条期, 船东遇到危险就将风险转嫁给船厂, 做出弃船、撤单的行为, 对船厂造成很大的危害, 可见订单的可靠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3) 五大原则, 即层次化与扁平化相结合、完备性与简明性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指导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3.2 风险区间的划分及指标的处理

本文按照分值将警度区间划分为五个等级, 考虑到制造业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临界点, 所以本文以50分作为有无风险的临界点, 50~60分作为第一风险区间, 依次划分区间, 五个区间分别对应风险一级至五级。分类标准如表1所示。

(1) 定量指标的处理。本文中共有9个定量指标, 由于各指标的特性不同, 所以各自划分的标准也要因指标而异。其中:船型创新度指标的风险指对船型的不同创新程度所带来的技术上的不确定, 本文用风险值表示。该指标是由船型的建造历史重复性和船型的技术难度来决定的, 且船型的技术难度又是相对于船型的建造重复性而言的, 二者存在乘积关系。正常情况下, 船型的建造历史重复度越高, 船型建造时的技术难度也就越低, 风险性也就越小;反之亦然。根据船厂造船的实际情况, 首制船风险最高, 同类船型建造3次以上即为成熟船型, 风险基本上就已经很小了。本文按照造船技术的难度, 将目前我国所造主要船型分为五个等级 (如表2) , 其中难度最高的为一级, 难度越高则对应的风险也就越大。故船型的计算公式表示为:Hk=Xi×Yj, 其中Hk表示船型的创新风险, i表示同类船型船厂历史建造次数, Xi表示船舶的船型重复性所对应的风险系数, j表示对应船型类别。

与表2一一对应, 表示船型的技术难度等级分布形式如下:

Hk相应的等级分类分别如表3所示。

钢材综合利用率根据行业实际情况最高在94%左右, 本文以92%作为低风险的警戒线。国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波动幅度是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编制的反映我国钢材价格走势的综合指标, 由于该指标的风险主要发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所以该指标应以船东询单当时的指数为基准, 考虑未来1至2年内的波动风险,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年鉴》, 通常以10%作为最高风险的警戒线。船厂工人工资占行业平均工人工资指标参照《中国船舶工业年鉴》计算得出。汇率波动 (上升) 幅度指标根据汇率波动程度对船厂的实际影响来划分, 该指标具有一定的预测性, 实际值应以实际询单时间为基期, 考虑未来1至2年内的波动风险。新船价格指数、船东资产负债率依据《中国船舶工业年鉴》所拟定。历史违约次数指标, 如果船东违约2次及以上, 则其信誉在行业内基本就荡然无存了。

(2) 定性指标的处理。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以定性指标居多, 要将这些因素参与数学计算, 需要运用适当的数学工具将其定量化。本文选择利用未确知有理数或盲数表达专家对船厂接单风险要素的估计, 可以更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论文所有指标的划分结果如表1所示。对于极大值指标, 对应的风险等级依次为风险高、风险较高、风险中、风险较低、风险低;而对于极小值指标, 对应的风险等级则相反。

本文确定的船厂接单风险测度指标体系如表4所示。

注:论文是以供应商-船厂自身-船东这样一条主线分析识别风险的, 上表的排列顺序与此主线的不一致是为了排版的整洁性需要, 对论文的结果无影响

3.3 船厂接单风险未确知测度模型构建

设有m个待评价的对象, n个评级指标, 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关于第j个属性的测度值, 对于每个xij有p个测度等级。令μijr=μ (xij∈cr) 表示测量值属于第r个评级等级的Cr的程度, 且满足非负有界性、归一性以及可加性。

未确知测度分布函数中直线型未确知测度函数是应用最广的函数, 本文采用此构造方法构造出分类标准的未确知测度函数:

本文采用客观的赋权重的方法———熵值法来确定单指标的权重p, 设μij所确定的信息熵为:

则vij反映了向量μij各分量取值的集中程度, 即指标Ij的重要程度, 称vij为指标的分类区分度。令:

显然, 故称ωijr为指标分类权重, 则综合指标的未确知测度为:

由于评级空间是一个有序分割类, 即评级等级有序, 判别准则不适用最大隶属原则, 因此, 引入置信度识别准则进行计算。设置信度为λ (0.5<λ<1) , 通常取0.6或0.7, 本文对此重新确定, 实例中计算结果为0.9, 令:

则判断xi属于第k0个评级等级ck0, 即xi不低于ck0等级的置信度为λ, 或低于ck0等级的置信度是1-λ。

综上可知, 构建基于未确知测度的综合测度流程如图1所示。

4 案例分析

2012年9月20日, B公司向A公司询单, 订单为MR型成品油船建造合同。B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公司, 航线遍及中国以及东南亚、澳洲、欧洲、地中海等地, 运输网络完善。C公司是A公司钢板的主要供应商。A公司与B公司是首次合作, C公司也同样是新的供应商。该张订单对于A公司因不同的建造次数而风险差异很大, 因此本文分首制船、建造过2条和3条以上三种情况探讨其风险大小。

(1) 假设为首制船, 根据表3, 对应的风险区间为60~70。

1) 定量指标及定性指标的处理。首先, 定量指标数据如表5所示。

注:预测数据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实际数据由中国船舶网、myspic及克拉克松等网站收集和整理

其次, 对于定性指标, 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要将专家意见参与数学计算, 需要运用适当的数学工具将其定量化, 本文选择利用未确知有理数或盲数表达专家对船厂订单风险要素的估计, 可以更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然而由于人类自身认识能力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 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和局限性, 所以专家意见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也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 我们用可信度来描述, 取区间[0, 1]某个值来量化表示。设α表示可信度, 这α=1表示最可信, α=0表示最不可信[13]。对专家可信度进行度量, 我们常采用如下方法之一或结合使用: (1) 由专家本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给出; (2) 由作者根据该专家的成就或者相关经历给出; (3) 由周围对专家较为了解的人给出。本文考虑到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 决定选取方法 (2) 。对于专家数量的选取, 一般以5~10人为宜, 也可以因情况而异。设有n名专家F1、F2、…、Fn组成专家组, 对船厂订单风险要素进行估计, 各个专家评价结果的可信度相应为α1、α2、…、αn。计算步骤如下:

(1) 专家F1关于专家组的综合可信度为:

(2) 专家组的综合可信度为:

(3) 由于专家评估区间有交叉, 需对专家估计的区间的端点值aij、bij (j=1, 2, …, n) 按大小进行排序。若设所得序列为ai1, ai2, bi1, bi2, …, aik, bik, 则根据此序列可组成新的区间序列[ai1, ai2], [bi1, bi2], …, [aik, bik], 设此时的置信度为γ1、γ2、…、γk, γj (j=1, 2, …, k) 的求解按比例分配的方法得到。以区间[ai1, ai2]的可信度γ1为例:

本文经选取专家调研及其可信度评价等过程, 最后根据公式 (6) 和 (7) 分别求得各专家和专家组的综合可信度分别为:α1=0.2, α2=0.2, α3=0.3, α4=0.1, α5=0.2;α=0.9;各指标的评估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看出, 测度指标评估区间有交叉, 因而进行无交叉化处理及可信度的计算。对于要素“主机供应可靠性I111”, 首先对ai1和bi1重新排序, 结果为70、75、80、85, 于是得到新的区间序列:[70, 75]、[75, 80]、[80, 85]。根据公式8可得γ1、γ2、γ3:;同理可得γ2、γ3分别为0.5和0.3。则对要素“主机供应可靠性I111”的估计结果为:I111:, 根据未确知有理数及盲数期望的定义及运算法则计算得:

, 由于E (f1 (x) ) 的总可信度α=1, 故该一阶未确知有理数实际上就是实数78, 即x1=78。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其他关键设备供应可靠性I112”, 结果如下:

同理可得其他指标相应的结果, 篇幅限制, 不再一一列出。

2) 指标测度过程以二级指标下的底层指标“主机供应可靠性I111”、“其他关键设备供应可靠性I112”为例来说明单指标测度过程。对于I111, 将专家组评分综合值x1=78代入分类标准的未确知测度分布函数方程中:μ111 (x∈c1) =0, μ111 (x∈c2) =0.3, μ111 (x∈c3) =0.7, μ111 (x∈c4) =0, μ111 (x∈c5) =0, 故指标I111的单指标测度向量为: (0 0.3 0.7 0 0) ;同理, I112的单指标测度向量为: (0.8 0 0 0.2 0) 。由以上各个单指标测度向量可得同一个二级指标下的测度矩阵为:;同理可得:。由公式 (2) — (4) 可得:;同理得v112、ω112为0.5020、0.4475。

故I11指标下的分类权重为:, 由公式 (4) 可得:;同理可得:μ12= (0 0.1857 0.1108 0.2314 0.4721) , μ13= (0 0 00.1975 0.8025) 。同样根据公式 (2) — (4) , 重复两次上面的计算, 可得最终的测度值:μ= (0.210.2287 0.5942 0.0329 0) 。

3) 识别与排序。由于评价空间是一个有序分割类, 因此可用置信度判断准则来进行判断。根据前面的计算, 取λ=0.9, 由上述综合测度评价向量和公式 (5) 可知, k=3, 故该订单的风险等级为三级。该结果对决策者来说, 该订单的风险较大, 要极其慎重考虑, 建议不接单。

(2) 假设建造过两次, 依据上述算法, 则对应的测度值为 (0.1375 0.3421 0.1649 0.3555 0) , 相应的风险等级为四级。

(3) 假设建造过三次以上, 依据上述算法, 则对应的测度值为 (0.0308 0.0264 0.0851 0.38250.4752) , 相应的风险等级为五级。

据此分析, 后两种情况下订单均可接, 只是前者风险更大一些, 建造时要将风险严格控制。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针对当前造船市场风险巨大的现状, 探寻船厂接单的风险测度模式, 经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本文将未确知测度理论引入到船厂接单风险测度研究中, 并与客观的赋权重的方法———熵权法有机结合, 根据船型建造次数不同则风险差异较大的规律分三种情况进行探讨, 测度出企业的风险级别并给出接单建议。这表明未确知测度理论能够定量解决船厂的接单风险问题, 避免纯主观的盲目性, 为决策者接单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2) 不同的时间及不同的船厂测度对应的权重和结果也不同, 本文在此只对船型不同、建造次数进行了分类讨论和测度, 船厂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测度。另外, 该测度方法若与网络技术相结合形成决策系统, 将为船厂提供更加高效的决策工具, 这也为笔者及其他学者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摘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船厂接单风险再次笼罩整个船舶行业, 这些风险较为复杂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此提出未确知测度理论来测度经营者因信息掌握不全条件下的风险, 以期为决策者作出接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未确知测度理论的概念和应用现状进行概述, 分析该理论在接单风险测度中的可行性, 并依据1-4-5思维方法建立船厂接单风险测度指标体系, 构建船厂接单风险测度未确知测度模型;最后, 通过案例进行有效性和实用性分析。

关键词：接单风险,测度指标体系,未确知测度理论,风险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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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指数的测度 篇3

宏观的“幸福”基于微观的“快乐”

卡尼曼与斯密分属于两次现代化，斯密那一轮现代化的主题是富强，他认为国富之道在于个人自利而达至利他；而卡尼曼这一轮现代化的主题是幸福，他认为幸福之道在于人人追求自己的快乐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幸福。卡尼曼与斯密的治学方法，都有海洋国家学者独有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个人看社会、从微观看宏观。

卡尼曼研究的本行是快乐学，又被人称为快乐心理学(Hedonie Psychology)。而他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演说中特别提到的行为经济学家奚恺元则称这门科学为Hedonomics。我把这个概念译为幸福经济学（Happiness Economics）。享乐（hedo）这个词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国人往往一看享乐、快乐，就以为不关正事，殊不知快乐与幸福同构，如果把快乐经济学比作微观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就相当于宏观经济学。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宏观寓于微观，熟悉在游戏追求的快乐中“烹小鲜”，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治大国”之道。卡尼曼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尼曼抓住了我们所说的“谋幸福”之道的微观机制所在。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实际上就是我从2003年起一直向国人提倡的国民幸福总值（GNH）。如何计算国民幸福总值，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般的做法是把它当作宏观统计问题，但卡尼曼的解法与众不同，他最近提出的DRM算法是一种微观测度方法，但按他的说法，这种方法可以推广到宏观上去，用于描述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他的合作者克鲁格教授介绍说，研究小组正与盖洛普一起，通过电话调查的方式测量国民幸福指数。他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有可能在一年以后广泛采用这种方法。我希望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

日重现法（DRM）及其背后的思想

在《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 （DRM）》一文中， 卡尼曼与其合作者克鲁格教授提出了DRM这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这篇论文发表在2004年12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

日重现法 (DRM)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 (DRM) 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ESM）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的活动和体验。

在卡尼曼的视野中，以往的国民生产总值之类的国家统计，存在着系统性的统计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工业化的价值判断反映到统计上来，强调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资为本。以资为本，就是以钱为本，以GNP为本；以人为本，则是以福为本（这是奚恺元的说法），以GNH为本。

以人为本反映到统计上来，便成为了卡尼曼所指出的“通过当下体验效用的时间整合定义幸福的经济模型，要求对人们日常生活体验的品质和持续时间进行细节测度”。日常生活中时间分配的信息，是许多国家的国家统计学的一部分。除少数例外，时间-预算研究通常并没有包括人们对于活动的满意度的测度。同样，特别情形下的时间-使用和主观体验的问题，也很少被包括在主观幸福(SWB)调查中。这些研究通常依赖于关于幸福或满足的全球报告, 而这些报告往往只涉及生活的一般方面，或工作、家庭这样的领域。

这就是说，人本之人具有高感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用测度理性资本（人的“类”本质）的方法来测度。要高度注意人的感性方面的特征，包括：当下体验的价值，我称之为体验效用或意义价值；特别情形下的时间-使用和主观体验，也就是后现代哲学说的“此在”的价值；包括时间分析在内的日常生活体验的质与量。事实上，卡尼曼的分析已得出了与许多全球报告不同的统计结论，例如后面将谈到的对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现象的解释。

日重现法 (DRM)的实质是统计上的现象学方法，即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它是一种彻底地反黑格尔现代性的思想方法，即扬弃“绝对理念”（确定性常态统计），而贴近体验（不确定的非常态调查）。这是以“体察民情”为核心而设计的统计方法，是一种“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的统计方法。而在这种统计学背后，是一种融社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之中的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

卡尼曼具体介绍说：“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混合的方法—日重现法（DRM），它将‘时间-使用’研究与从情感体验中恢复的技术结合起来。DRM 应答者首先通过由一段有顺序的情节构成的日记，唤醒他们对前一日的记忆，然后通过回答关于情况或感觉的DRM问题，描述每一个片断，就像体验取样法一样。”这有点像高科技条件下的“访贫问苦”、“拉家常”。

体验取样法（ESM）的优点是长于反映人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感觉。这种技术提供了对应答者生活中的瞬间样本的丰富描述，可以避免延时追忆和评估对体验的扭曲。然而，体验取样法花费较大，参加者负担水平较高，而因抽样较少，对罕见或较短的事件提供的信息也较少。卡尼曼认为，体验抽样法的结果在与DRM的结果进行比较时，可以作为标杆（黄金标准）， DRM的所长在于有意地再现那些靠探查实时体验而获得的信息。换句话说，DRM的专长，在于探查实际民情，专克统计偏差，更不用说有意造假了。

DRM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关键在于其采取了语境的先进科学方法。语境方法的精髓，就是要求联系上下文网络，确定节点的意义。用卡尼曼的话说就是“联系于活动（例如工作交换）和环境（比如受时间压力的工作）的体验”，“唤起前一天的语境，这种语境有意地引导出特别的和近期的记忆，因而可以减少回忆的错误和偏差”。

卡尼曼还归纳了DRM的五个设计要点：(1)引出访问对象前一天生活的细节描述； (2)根据逼近连续结果的目标，进行实时体验测度；(3)程序设计可以支持不遗漏特殊生活片断的回忆；(4)将生活片断所处的客观环境数据，用结构化的方式引出；(5)对每个片断中的情感体验进行多维描述。这篇论文得出了许多特别有趣的统计判断，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方法改变对实质结论的影响

卡尼曼等人通过对一个由1018名妇女组成的样本的子集（909个样本）的调查统计分析，就幸福和快乐问题得出了一些与工业化方法不同的判断。最集中的一点，就是对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现象的解释。Hedonic Treadmill是指收入增长，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即所谓的“有钱不快乐”现象。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基础上，认为有钱就快乐，增长就幸福。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却一致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单单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并不能增加幸福。DRM可以区分服务和体验的不同，它揭示了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是机械对应的关系。幸福是对服务的体验，而不是服务本身，这里边的原因，用DRM可以很好地透视。DRM就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象，贴在体验上，贴近人本，了解那些对于人心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在于：如果GDP增长与“人民满意不满意”只有非常微弱的联系，两者之间有一大块空白需要弥补，那么“为人民谋幸福”就必须依靠以人为本的思路来进行，否则，就会在根本目标上出问题。

卡尼曼说：“对快乐水车现象的分析，显示出DRM在幸福研究上的潜力。”他认为，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经济、环境对幸福影响很大”的判断不同，有三个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一是人的个性对情感有普遍深入的影响；二是当前处境的局部特点（Local Features）会对情感发挥有力的影响；三是生活环境对于情感体验只有相当小的影响，在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后，这种影响只发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这就意味着，从解决温饱到走向幸福，我们要从眼睛冲上转向眼睛冲下，关注以往的三个盲点，一是个性化问题，二是基层问题，三是文化问题。过去“快乐水车”总是原地打转的现象，是由这三个方面跟不上造成的。GDP在这三方面，往往有劲没处使，还不如“千手观音”之类的“小玩意”的作用大。

如此看来，卡尼曼的评价并不过分：DRM 或它的改进方法，可以为开发社会幸福核算系统做出贡献，有可能成为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中国网络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篇4

中国网络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互联网和互联网经济.发展网络经济首先应明确发展的.目标,把握当前的发展状况以及同发展目标的差距,而这些都应基于对网络经济定量的测度和规范的横向比较.本文拟对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状况作初步的定量测度,并与美国网络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

作 者：张蕊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 刊 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年，卷(期)： “”(9) 分类号：F49 关键词： 

测度 篇5

在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上，综合评分分析法是主要使用的方法。但是综合评分分析法需要专家对各项评价指数的权重进行赋权，这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降低了权数的科学性。所以，笔者主要介绍两种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度方法，一种是横向比较法，适合于对比不同地区在同一时期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能够找到信息化水平不同的原因；另一种是纵向比较法，适合于对比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信息化水平差距，同时可以对未来的信息化发展进行预测。横向比较法：对不同的地区选择n个分指标，为了方便对比要将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将量纲不同的指标转变为能够直接进行对比的数据。借助对各个地区的n个指标进行数据对比，得出不同地区主成分评价结果。纵向比较法：首先，要计算出n个分指标的权重系数，将基年各指标对应值的指数设定为100，通过不同年份相同指标与基年指标相除，得出年度不同实际指标值的指数，不同指标的指数与权重相乘，将所有指标指数相加再除以项数，就得到了信息化指数。假设信息指数为A，则A＝∑W（Xi／S），i＝1，2，…，n。式中：S为基数，W为权重，Xi为指标实际数值［5］。

5结语

建立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有助于衡量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真实水平，在制订各项衡量指标时，必须坚持简明性、科学性、全面性等原则，结合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数据采集的实际难度，这样才能确保制订出的测度指标能够发挥作用。

测度 篇6

摘要：在系统归纳循环经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了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的概念;构建了评价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建立了灰色多层次综合测度模型(AHP-GRAP测度模型);结合云南省的相关数据对云南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合理分析了实证结果.作 者：苏芳    闫曦  作者单位：苏芳(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闫曦(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曲线规建模和测度机理 篇7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 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但同时也对企业在这样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否能够生存发展提出了挑战。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但大多企业生命周期都较短。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探析企业成长轨迹的规律, 构建并定量的分析企业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成长要素, 分析测度机理, 建立曲线规模型, 揭示企业成长机理, 分析获得企业成长过程中各阶段的关键影响因素和突变因素, 为准确地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及制定战略奠定基础, 不仅可以丰富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 也对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曲线规建模与测度机理

由上文分析可知, 企业成长轨迹是在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动态复杂非线性的曲线轨迹, 本文构建一种以时间为尺度, 综合分析企业在各阶段与阶段间转变的成长要素, 探析成长轨迹的变化规律, 从而达到优化企业成长轨迹,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1.曲线规的内涵

曲线规 (lexible brake curve rule) 是通过分析出企业成长中各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关键点, 以及推动企业成长过程中阶段间产生跃迁转变的突破点, 进而分析出关键点的关键因素和突破点的突破因素, 结合成长轨迹变化速度和变化的加速度两个量来描述分析企业成长轨迹变化规律, 进而更加准确的甄别出产生企业成长轨迹变化的规律所在和本质原因, 从而寻求最优的企业成长轨迹的一种测量尺度。

2.曲线规构建步骤

由曲线规的定义可知, 建立曲线规模型主要是识别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计算出企业成长速度和成长加速度, 从而发现企业成长的本质, 即首先对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企业发展的特点进行定性的划分;其次确定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再次对企业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关键点和阶段间转变的突破点进行识别;最后通过对关键点和突破点进行辨别后, 计算企业成长速度和成长加速并与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得到企业成长的最优轨迹。

3.曲线规模型构建与测度机理

则由δ1、δ2、……δn向量集表示即得到企业的成长轨迹函数。

假定分析企业在第n阶段的企业成长轨迹, 可根据 (2) 式可知:

①关键点

关键点是由在企业成长过程中在某个或某些阶段起支撑作用的影响因素构成, 即当在第n阶段时, 对Dn影响起主导作用的Dni进步推导出Dnij, 则该因素就是对企业成长轨迹产生关键点影响的关键因素。

②突变点

③成长速度

综上所述可知, 通过关键点、突变点、发展均速和成长加速度四个量对企业成长轨迹变化规律进行分析, 准确描绘, 从而确定参考量和突出分析产生这些现状的原因切入点和研究重点。

4.曲线规测度机理分析

通过上面公式 (4) 计算获得企业成长速度的改变, 进一步用公式 (5) 计算成长加速度准确找出企业成长速度改变的原因, 为关键点和突破点的识别提更了更进一步的准确性, 同时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的描绘出企业成长轨迹变化规律。

三、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中对曲线规模型 (LBCR) 的建立和测度机理的研究, 主要得到的结论有以下几点:一是结合中国背景下, 研究企业成长轨迹的变化规律, 识别出对企业成长轨迹的主要影响因素;二是由于企业成长的复杂非线性的曲线轨迹, 分析出在企业各阶段存在的关键点和阶段间跃进存在的突破点;三是构建了曲线规模型, 即可运用数据更加精确的甄别出企业成长轨迹中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以及对关键点和突破点产生主要影响的关键因素和突破因素。通过上面的结论结合企业成长速度和成长加速度的计算可以较精确的分析企业成长的变化规律和描绘出企业成长轨迹, 根据轨迹特点和轨迹发展趋势, 及时合理制定战略决策, 促进企业不断实现量的积累和质的转变, 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森森.刘德胜.企业成长理论新进展:非线性成长机制[J].山东大学学报, 2014, (1) :131-136.

[2]付宏.中国新创企业成长轨迹的实证研究[D].武汉大学, 2011.

以品种测度国民幸福总值 篇8

国民幸福总值（GNH）是社会关注热点，其测度上最大的困难在于，难以把握幸福的主观性与收入的客观性之间的关联。选择品种这个指标作为GNH的成分指标，可以非常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品种本身是客观指标，却可用来显示主观选择。

品种，代表选择。品种与幸福的联系在于，幸福取决于更多的选择；没有选择，就谈不上幸福。

品种与国民幸福的内在联系

1、品种测度是人类发展指数思路的推广

用品种测度幸福，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学理渊源完全相同，体现的都是“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但测度上有改进。

二者都源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通俗理解就是“有钱不等于快乐”。能力理论“以自由看待发展”，认为，收入不等于幸福。要从测效用，转向测价值（偏好）。不光要测收入，还要测出同一收入（代表发展），可以用来实现多少种不同的偏好（beings and doings）（代表自由）。学理上，（选择）自由先于（功利主义）幸福。因此对自由的测度可蕴涵幸福的测度。

品种，正好是森说的能力的一种理论抽象，相当于他说的“能力集”（capability set，“‘能力集’包含可供选择的实际生活内容项组合的信息”）。不同于森之处在于，他说的能力，是选择具体目标的能力；品种则把能力，抽象为能力的数量（即一共有多少种可实现的能力）。把能力集，理解为品种的集合。以自由看待发展，在指标上可“变形”处理为，以品种看待GDP。通过测度同一GDP中包含多少种选择，观察人类获得自由的水平。

品种可以反映同一元钱对不同人的不同意义。表现出有钱与快乐之间的关系：同样收入条件下，人的选择越多，实现最贴近本义（满意）的选项的概率越大；人的选择越少，越远离人的本义的实现。例如，全国人民只能选蓝绿两种颜色的衣服，与可选二百种颜色的衣服，满意的概率有客观不同，幸福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

2、与GDP有内在关联，却又独立于GDP

HDI三个具体指标期望寿命、识字率（入学率）、人均GDP，是森参与设计的。相比GDP，加入了社会因素。但测度效果与他的初衷比有相当距离。尤其是人均GDP，没有独立于收入，甚至不如基尼系数敏感。幸福测度由此走向另一极端，偏向主观的满意度测度。同各种经验性的满意测度比，品种测度相当于把满意的“意”（所要满足的意义）抽象为意义的数量（一个品种代表一个质上不同的意义），从而得出一个意义总量（经济范围内人类获得自由的总量）。

如果不求精确，在经济内部，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收入是数量与价格之积，幸福是品种与价格之积（选择的总价值量）。总福利含义，从数量与价格之积，变为再乘以品种。GDP与幸福之间存在一目了然的内生关系：同一个GDP，由2万种商品构成，还是2亿种商品构成，对GDP本身来看，没有任何区别（因为设N=1，所有产品同质，数量与价格之积不变），但对人要满足的意义来说，完全不同。每个人认同的意义不同，体现在商品上，表现为选择不同质的产品。价格不变条件下，由较多品种、较少数量构成的等量的总福利，比较少品种、较大数量构成的等量的总福利，将意味着更高的幸福值。

这也符合经验上由托夫勒总结的人类经济发展，由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生产趋势；同时符合人类从同质化的物质需求满足，日益向异质化的文化需求满足发展的消费趋势。这个过程，就是人类从较不自由向更加自由转变的过程，是幸福提升的客观基础，与人类发展指数的取向是一致的。可以认为，HDI是品种测度的特例，它相当于品种测度中，同等收入水平下，可以选择的不同的寿命水平、知识水平这类具体的品种大类。而森的本义，是选择越多越好。HDI只取寿命、知识指标等，是受统计指标限制。

品种测度的可行性

迪克西特与斯蒂格里茨1977年提出的D-S模型，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实现了品种与收入、均衡关系的内生化。由此解决了在均衡水平上计量品种的技术性难题。

均衡条件下，品种不可以通过主观意愿增减。不像满意度那样容易造假或出现样本偏离。因此比满意测度更为客观。原因在于，统计测度的品种，一定是供求平衡，市场结清后的品种，是客观的。人为从供给方增加品种，提供虚假的选择多样性，会受到市场惩罚。同时，供给受生产方式的制约。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一定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一般规律是，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品种多样化会提高生产成本（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1977）；在范围经济条件下，品种多样化会降低生产成本（潘泽，1982）。

从需求方看，人们会为差异化产品更多付钱，因为差异化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但这要受到收入条件的限制。经验规律是，人均收入3000美元-5000美元以上，或总收入中可自由支配收入占到60%之上，是多样化需求开始跃过同质化需求的临界点（这两种需求对应张伯仑的双需求曲线，多样化需求曲线即垄断竞争中为差异化支付溢价的那条需求曲线），特定情况下（如体验经济、成瘾性行为）甚至出现需求曲线向上。

联系均衡进行品种测度，有助于克服满意测度的根本局限。多数满意指标，都与均衡无关，与经济只有外在关系，不可能（在初次分配内）通过经济本身的调节作用，与幸福相互作用。实质问题是，幸福等于欲望减去满足。联系均衡，欲望就会受到供给（实质是为获得幸福肯不肯付出劳动）的制约。而不联系均衡，包括满意测度、主观幸福（SWB）测度，难以区分正常欲望（有支付和劳动付出保障）与贪欲（只索取不付出），会鼓励不正常攀比。

品种测度本身也有局限，它只在经济范围有效，不涉及“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等联系于心理、社会因素的现象。如果要超出经济范围测度幸福，就需要有心理类指标（如满意测度、SWB测度）及社会类指标，进行全面分析。但品种测度结果，会为心理、社会测度中的超常欲望，提供一个正常欲望的“自然率”参照系。政策含义是一旦超出自然率，为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就需要考虑采取文化手段（例如印度通过印度教降低欲望水平）、宏观经济手段（例如通过二次分配调节基尼系数）、社会手段（例如“等贵贱、均贫富”）进行调节。而品种测度的直接政策作用，是提供数量信号指示，通过市场手段，利用供求关系，使欲望与满足达到平衡，并在均衡中使幸福值上升（以自由看待发展）；通过微观机制，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幸福问题；仅在市场失灵后，再求诸宏观和社会手段。

国民幸福总值的聚焦问题

选择品种这个指标，可以同时兼顾国民幸福总值指标选择上的四种聚焦的考虑：

——是不是经济指标：国民幸福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性，在经济指标外，附加社会指标，无疑是可操作的办法。但这意味GNH外生于经济。容易造成GNH与GDP的对立，排斥幸福的经济内生因素。而品种测度是经济自身指标，它与收入有内生联系。

——是不是事实判断：满意测度与SWB测度诉诸价值判断。品种测度只是事实判断，同HDI一样，客观参照性强。二者可以结合。

——是否是累积性指标：品种测度利于形成时间序列的累积值。而满意测度与SWB测度难以进行时间序列中的基值比较。

测度 篇9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①的迅速发展日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度量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成为国际贸易及产业经济学界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及经济效应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分析了近几年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度量

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涉及面广，生产形式复杂多样，且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难于进行准确的统计，对其进行准确的度量一直是垂直专业化分工问题研究的难点，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外学者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度量主要采用零部件贸易数据、加工贸易数据、投入产出表等设计相应的指标进行度量。

(一)利用零部件贸易、加工贸易或中间品进口数据进行度量

表1列出了此类研究的代表性文献，由于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Revision 2)无法区分全部零部件贸易及普通商品贸易，耶茨(Yeats)只计算了主要机械及交通运输设备(SITC 7)这一组产品的中间品贸易情况。芬斯切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用中间品进口占非能源原材料购买总量的比例来测度外包的程度。吉恩斯科和古格(Geishecker and Grg)利用中间品进口及产业产值数据测度外包，此类数据的获取较难，仅对于加工贸易盛行的国家适用性较强，可以利用加工贸易数据与相关产业产值数据进行测算。以上学者的研究都不能准确反映全球化生产的现象，他们只是基于发包国的角度进行分析，中间产品进口也不全为外包生产的产品，因此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测算存在偏差。

(二)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度量

由于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各个产业详细的中间投入、出口和产出数据，利用投入产出表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进行测算，相对于其他方法来说能够更可靠地反映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水平以及不同产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和发展趋势，从而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从表2可以看出，自坎帕和哥德保(Campa and Goldberg)尝试利用投入产出表方法③测算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以来，国内外学者根据现实的生产及贸易情况，对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的方法做了大量的改进。胡默尔等人(Hummels et al)将垂直专业化分工定义为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可以用绝对量和相对量两种方法度量。VS值的表达式为VS=(进口中间投入/总产出)×出口，K国VS比例的表达式为：

其中，K表示K国，i表示i行业，X表示出口。在计算VS比例指标时使用投入—产出表，从中可以获得行业水平的投入、总产量与出口等数据。相应的可以将VS比例的表达式写成矩阵的形式

是里昂剔夫逆矩阵，它表示各部门进口的中间产品成为最终出口产品之前，在第2阶段、第3阶段……第n阶段体现在国内产出上的一种直接和间接的循环利用效应。迪恩等人(Dean et al)则认为胡默尔等人(Hummels et al)所暗含的假定(如果某行业的产品可以分解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那么可以假设中间产品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等于最终产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对中国来说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政策，加工贸易盛行，加工贸易进口实际上属于中间投入品，一般贸易进口中既包括中间投入品也包括最终产品和资本品，所以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应大于最终产品中进口与国内生产的比例。因此，他们对胡默尔等人的方法做出了改进。随后，库普曼等人(Koopman et al)也认识到胡默尔等人的方法在测算加工贸易盛行国家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缺陷，他们对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拆分，设计了一个一般化的公式来计算当加工贸易盛行时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9]迪恩等人(Dean et al)采用库普曼等人(Koopman et al)拆分的投入产出表，对VS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正。阿马多尔和卡布拉尔(Amador and Cabral)根据胡默尔等人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测算方法，通过使用投入产出表和国际贸易数据构建了一个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的相对指标。[11]王等人(Wang et al)对胡默尔等人提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指标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在多国框架内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使其能测算一国直接的进口和通过第三国的间接进口，从而对价值链进行完全分割。[12]孟等人(Meng et al)则尝试使用戈什基于供给的投入产出模型从供给方面测算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13]

学者们虽然构建了不同的指标，测算了不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但都得出了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大幅提高的结论。如坎帕和哥德保(Campa and Goldberg)的研究发现，1975-1995年，美国进口投入品占中间品购买总量的比例增加了1倍，加拿大、英国在1993年时均有超过20％的中间投入品来源于海外。胡默尔等人(Hummels et al)的分析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出口占到分析国家总出口的21％，在1970-1995年26年间，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增长了4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分析认为，中国总的垂直专业化率在1992-间增长了近50％，达到了21.8％，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跨度。库普曼等人(Koopman et al)对中国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程度及分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出口贸易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份额大约为50％，是用胡默尔等人方法计算结果的两倍，电子设备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达到了80％，外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高于国内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9]阿马多尔和卡布拉尔(Amador and Cabral)对过去40年的世界垂直专业化分工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过去40年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大量增加，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大量增加。[11]王等人用1990-的亚洲投入产出表对东亚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及美国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中国家日益融入东亚的国际生产网络当中，东亚国家和地区对美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中间产品出口日益增加。[12]

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度量随着研究的深入，指标构建更为合理，为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现象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但这些指标的构建受数据可得性及商品贸易和行业分类无法直接确立对应关系的约束，分析还存在一些很强的假设条件，而假设的不同又影响分析的结果。如迪恩等人(Dean et al)、库普曼等人(Koopman et al)改进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测算方法，试图将加工贸易单列，以建立适合中国特点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指标，但中国加工贸易数据的统计只统计到章，每一章同时包含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行业，而行业的归并划分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难以准确对应，分行业分析研究的价值大大降低。同时，因投入产出表编制时间较长，对垂直专业化分工进行分析的数据也存在较长时间的滞后，分析结果能否反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前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还存在疑问，对当前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要大打折扣。

二、对垂直专业化分工产生经济效应的分析

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参与国经济效应的研究，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分析。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包括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参与国福利的影响，对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工资与就业水平的影响以及对技术扩散、转移和生产率的影响。

(一)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参与国福利的影响

国外学者有关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参与国福利影响的分析普遍认为，尽管垂直专业化分工可能会使特定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受损，但能促进参与国总体福利的增加。代表性的研究如蒂尔多夫(Deardorff)认为，如果片段化生产不改变商品价格，那么必然增加参与生产国及世界的产出价值。尽管一个国家会从片段化生产中获益，但其国内的一些要素所有者他们的利益可能受损。[14]蒂尔多夫(Deardorff)还对贸易及片段化生产对特定群体、国家及世界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认为片段化生产会增加世界的总体福利，反对制定政策对片段化生产进行干预。[15]琼斯等人(Jones et al)认为，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产品内分工中劳动密集工序的生产而获利。[16]但也有学者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降低了发达国家的总体福利，如萨缪尔森(Samuelson)设立了一个标准的2×2×1的李嘉图模型，假定各国要素禀赋相同。他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司将产品生产部分工序外包给中国、印度等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会直接引致发达国家国内失业状况的恶化，降低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种长期趋势。[17]仲恩和莫森纳(Jung and Mercenier)通过一个两部门的南北贸易模型分析外包及企业间技术差距对工人福利的影响，他们认为，企业中等技术水平的白领工人的福利会因为国际外包而下降。国内生产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国内生产企业福利越低，而依据美国数据进行的具体模型分析却没有支持他们分析的结论。[18]国内学者王中华、梁俊伟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标准贸易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增进了世界福利，但在特定分工模式下可能会损害一国的福利，并且对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19]

(二)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国外学者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就业和工资影响的分析，主要基于行业和企业层面数据对发达国家的大国进行了分析，很少有对发达国家小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和对象不同，但研究结果大都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的增加对增加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和就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会降低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作者的工资和就业水平，也有少数学者得出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不大或影响不确定的结论。

1.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就业和工资能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不管是基于行业数据，还是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劳动者总体还是分技术水平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就业和工资能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扩大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芬斯切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认为，外包增加了对美国高技术工人和非生产性工人的需求，降低了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且外包使得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上升。[20]芬斯切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还计算了中间品贸易及技术变化对美国工资的影响(技术变化由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的支出代替)，认为技术变化和外包分别解释了35％和15％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上升。[21]昂特(Arndt)认为，发达国家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进行海外外包能提高就业率和工资，且能提高生产商在最终产品市场上同国外竞争者竞争的竞争力。如果外包在劳动力充裕国和稀缺国之间发生，将同时提高两国的就业率和工资。[22]而格拉斯和萨基(Glass and Saggi)分析认为，北方国家向南方低工资国家的离岸外包，可以降低北方国家的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并使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激励进行创新活动，使南北国家间的相对工资降低。[23]

安德顿和布赖顿(Anderton and Brenton)就分来源国的外包对英国低技能工作者就业和相对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使英国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显著降低，高技术工人工资上涨的40％和就业增加的1/3都可以由此解释，而来自工业化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不显著。[24]海森等人(Hijzen et al)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国际外包显著降低了对低技能工作人员的需求，能够较好地解释英国制造业不同技术水平工人就业结构的变化。[25]艾格等人(Egger et al)利用一个奥地利社会保障数据的随机样本，基于微观层面就国际外包对就业在部门间转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外包对制造业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显著降低了就业转移到制造业部门的可能性，这一特征在缺乏竞争优势的部门更为显著。[26]卡恩(Kahn)分析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法国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相对工资的影响不大，但使部门内低技术工人就业水平下降，高技术工人的就业增加。[27]谢和吴(Hsieh and Woo)就中国香港地区向中国内地的外包对香港地区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自1980年以来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大幅增加。[28]格斯海克和吉格(Geishecker and Grg)利用德国详细的家庭面板数据，按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训练水平将工人划分为三类，对国际外包与工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外包使德国最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超过了1.8％，而使最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增加了3.3％。[29]

赫戈和泰林(Helg and Tajoli)就国际片断化生产对德国和意大利高技术和低技术劳动力就业相对比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片断化生产对意大利高技能工人就业的增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德国低技术工人相对就业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30]格斯海克(Geishecker)利用微观层面数据，分析了国际外包对德国个人就业的影响，认为国际外包显著降低了个人的就业保障，并且这种

效应在高、中、低技能工作者之间并未存在很大差异。[31]穆驰(Munch)用10％比例的丹麦人口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外包使制造业工人离职风险增加了6.5％，国际外包对就业工人的工作转换会产生正的影响。[32]艾格和克莱科梅尔(Egger and Kreickemeier)在小国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结合相对要素禀赋、仍留在国内生产的部件的技术密集度、工资均等偏好和失业保障水平等因素分析片断化生产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验证了芬斯切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艾格(Egger)等人关于片断化生产促进高技术工人就业及收益增加的结论。[33]弗恩驰(Frensch)构建了一个假定非完全专业化的引力模型，进行了引力回归实证分析，分析结果与欧洲离岸外包活动实际相符，早加入欧盟的国家向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及东亚进行外包，早加入欧盟国家的低技术工人受到的损失更大。[34]穆驰(Munch)基于丹麦1990-20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应用竞争风险模型估计了国际外包对工作转换和失业的影响。分析认为外包会增加低技术工人的失业风险，但会降低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工作转换风险。[35]克斯拉和斯坦伯克(Koskela and Stenbacka)在劳动力异质的假设下，通过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外包与工资对均衡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包使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外包程度的提高使高技术工人的均衡失业增加，低技术工人的均衡失业减少。[36]胡默尔等人(Hummels et al)通过丹麦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就外包对不同技术水平和不同工作职位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外包的增加会使低技术工人就业下降，高技术工人就业增加。从事相对危险工作工人的工资下降，而从事经营及管理工作的工人工资增加，对从事研发的`技术工人工资的影响不大。[37]柯尼希和克斯拉(Knig and Koskela)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的假定下，通过一个企业和工会之间谈判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外包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认为当博弈双方仅对工资进行谈判时外包对工人工资影响不确定，当双方就工资和利润分配进行谈判时，外包会增加工人的收入。[38]

国内学者王中华和梁俊伟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认为，中国承接发达国家垂直专业化生产环节带来的技术密集度的提高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进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扩大了收入差距。[39]王中华等人认为，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要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效应更为显著。[40]唐宜红和马风涛的研究则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中国工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降低了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41]这一分析结果与王中华等人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

2.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资和就业产生的影响不大或影响不确定。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小国的分析，得出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资和就业产生的影响不大或影响不确定的结论。贝利和劳伦斯(Baily and Lawrence)针对近些年美国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失业的现实，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国际外包不是就业下降的关键原因，美国出口的疲软是导致工人失业的主要原因。[42]艾格等人(Egger et al)就奥地利1990-制造业向东欧转型国家的外包对相对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当外包发生在技术密集型的部门时，会使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高技术工人的工资上升。但若外包发生在奥地利的低技术密集型部门，外包对相对工资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43]多伦哈什(Dluhosch)指出，片断化生产会使高技能劳动者收益增加，但在一些情况下，低技能劳动者可能受益更多，同时存在一系列参数值使两种技能的劳动者都会受益。[44]

(三)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的影响

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技术扩散和转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能否促进技术扩散及技术溢出的途径上。派克和萨基(Pack and Saggi)通过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发包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承包企业产生的技术转移，假定这一技术会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的其他企业，这种技术扩散使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提升，从而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但因为双重边际化问题的解决，发达国家发包商和发展中国家承包商收益也会增加。[45]沙布尔和默克利(Jabbour and Mucchiellli)对跨国公司和当地供应商后向关联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使用西班牙1990-20企业层面的数据，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企业间的后向关联对技术溢出有正向作用。[46]沙布尔(Jabbour)使用法国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及研发活动的数据，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证实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成为技术扩散的途径。[47]阿密格尼(Amighini)对中国ICT产业全球分散化生产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这类产业的市场份额急剧增加，现已成为世界三大出口国之一。中国从低端的加工组装起步，从技术扩散中获益，现在可以独立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中间投入品，加工贸易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48]

国内学者王中华等人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证明，中国积极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促进工业行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升。在资本密集型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更大。[49]孟祺和隋杨使用-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进口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并没有明显获得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的技术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出口网络。[50]肖文和殷宝庆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垂直专业分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制造业技术进步，与预期相反，研发投入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低集中度、低开放度、高技术行业中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51]张杰等人基于派克和萨基(Pack and Saggi)的模型[45]框架，对外包以及依附于外包活动的技术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垂直外包活动中的技术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52]

(四)垂直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

国外学者主要利用数据统计较为全面的国家和地区的微观企业数据，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因分析方法存在差异及研究国家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大多数文献都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少数学者则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受时间因素及企业自身特征的影响，作用不确定。国内学者的研究相对滞后，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他们主要利用产业层面的数据，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或结论进行分析，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1.垂直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艾格等人(Egger et al)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奥地利制造业对东欧转型国家的外包，显著提高了奥地利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影响在低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要小，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要高。[26]艾米提和魏(Amiti and Wei)研究认为，服务业离岸外包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影响，可以解释1992-间生产率增长的11％，制造业离岸外包的影响相对较弱，可以解释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53]古格等人(Grg et al)利用爱尔兰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显示，从事产品出口企业的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54]刘和董(Liu and Tung)利用中国台湾l 336家出口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离岸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增长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率高的企业参与离岸外包的程度更高，这进一步提高了它们的劳动生产率。[55]格斯海克和古格(Geishecker and Grg)[56]分析了爱尔兰电子部门的离岸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制造业离岸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显著，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吉玛和古格(Girma and Grg)利用英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就外包对生产率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的外包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57]卡拉贝兹和阿贝塔(Calabrese and Erbetta)应用方差分析法就外包对意大利汽车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制造业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作用，服务外包的影响不明显。[58]但吉玛和古格(Girma and Grg)、卡拉贝兹和阿贝塔(Calabrese andErbetta)的分析没有区分国内外包及国际外包。艾默克(Ehmcke)利用德国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对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估计，认为外包企业比非外包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要高27％，增长率要高7％。德国生产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外包来解释。[59]

国内学者胡昭玲对中国工业部门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证明产品内国际分工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密集型与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更显著。[60]刘庆林等人使用符合中国特点的生产分割指标，考察了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割对于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参与生产分割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发包国的经济水平不同对生产率提升作用存在差异化影响。[61]

2.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少数学者对一些欧洲小国及欧盟国家的分析，发现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古格和汉利(Grg and Hanley)利用爱尔兰1990-1995年电子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不管是制造业外包，还是服务离岸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明显，但如果将企业划分为经营上游和下游环节的企业，则经营下游环节企业的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都有显著影响，经营下游环节企业的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62]艾格和艾格(Egger and Egger)通过欧盟12个国家1992-22个制造行业的数据，就国际外包对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欧盟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限制了生产要素和产出结构的及时调整。在短期内，国际外包密集度每增加l％，将会使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降低0.18％，但长期内，将会使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增长0.53％。[63]奥尔森(Olsen)就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的文献做了一个综述，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外包行业和企业自身的特性。制造业企业将其服务环节外包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意义不大，而服务行业的企业外包服务环节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64]

(五)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贸易量、经济周期及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贸易量的增长、传递经济周期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伊什和易(Ishii and Yi)通过模型证明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在合理的需求弹性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做出合理的解释。[65]易(Yi)针对国际贸易对关税下调的非线性弹性，建立了一个加入垂直专业化变量的动态李嘉图模型，并运用现实贸易数据进行模拟。分析认为70％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增长能够被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型所解释。[66]陈等人(Chen et al)用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OECD国家的时间序列贸易数据，分析了中间产品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跨国公司出口额的趋势，验证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在解释这些趋势中的重要作用。[67]黄等人(Hwang et al)对中国、日本、韩国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进行了测算，通过一个多层次模型，分析发现垂直专业化分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贸易的发展。[68]本斯等人(Bems et al)分析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世界贸易的下降量是GDP下降量的4倍。通过国际投入产出表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世界贸易量的下降起到了显著的影响。[69]寇斯和易(Kose and Yi)利用巴库斯等人(Backus et al)提出的两产品标准国际经济周期模型来验证国际贸易在传递经济周期方面的作用。他们认为，由运输成本降低导致的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能引起经济周期的同步，考虑垂直专业化因素的模型分析，也显示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70]

国内学者张小蒂和孙景蔚结合1995-年中国各产业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及指数，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产业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他们认为，从长期看，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利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71]

三、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较大进展。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未来对该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垂直专业化分工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度量方法应得到进一步的改进，指标构建须更加合理

如我国《20投入产出表》中就给出了分行业来料加工贸易进出口的数据，这样就可以按照迪恩等人(Dean et al)的思想，结合胡默尔等人(Hummels et al)的方法对我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更为准确的度量。王等人(Wang et al)对于多国参与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测算进行了尝试，[12]尽管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较为滞后，但

这种基于多国的测算更贴近全球分工生产与贸易的现实，应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孟等人(Meng et al)基于供给角度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测算，[13]能更全面地考察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及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更多地获取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

国外学者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经济影响的分析，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相对比较充分和全面。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较多学者运用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相比之下，国内学者的研究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则主要是用行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尚未有学者利用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而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能更准确地反映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资、就业、技术溢出和生产率等的影响。因此，今后国家统计部门应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或者国内学者通过调研、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来获取企业层面的数据，积极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测算指标，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为国内劳动者就业、工资的增加、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三)更多地探询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利益得失

国外学者对垂直专业化分工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本位，探究发达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利益得失，对广大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今后应加强以发展中国家为切入点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探讨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生产中的利益得失，以便更全面地把握垂直专业化分工给不同类型的参与国带来的经济影响。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