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指标测度

贫困指标测度（共6篇）

贫困指标测度 篇1

长期以来，领导力的概念在国人心目中模糊不清。权力、领导、职位、提拔经常与领导力的概念混为一谈。在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对权力的敏感和追逐成为一种时尚。厚黑学成为领导学的同义词。某些企业行为全方位政治化已经成为令人十分担忧的社会疾病。面对庞大和强势的政府，某些民营企业家的战略重点和时间安排，用一个总裁形象的描述来表达，变成“从经营市场到经营市长”。在跨国公司，高层领导的工作效率被企业内部权力之争而大大削弱，争权夺利成为众多在京大型跨国公司的亚文化。

领导不等于领导力。权力更不意味着领导力。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唯一可以让下属心甘情愿追随的领导者身上渗透出的引人魅力就是影响力。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明确指出领导力必须建立在领导影响下属的基础之上：领导力是让下属做你期望实现、他又高兴并愿意去做的事情的一项艺术。古今中外，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一统天下，到刘备桃园三结义；从色诺芬在士兵中的崇高威望，到下属对拿破仑的绝对忠诚；从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的魅力到丘吉尔面对挑战的视野和勇气，优秀领导者的身上总是具有一种让追随者难以抗拒的影响力。他们的行为被美国领导力专家库泽斯与波斯纳总结归纳为以下五个特征：

★以身作则(Model the way)

★共启愿景(Inspire a shared vision)

★挑战现状(Challenge the process)

★使众人行(Enable others to act)

★激励人心(Encourage the heart)

刘澜的《领导力沉思录》一书中对10位西方领导力大师的观点从8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国人正确理解领导力的内涵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在理念上我认同他们的观察，中外领导力的大量案例也证实他们观察的准确性。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管理者和领导者的重要区别：管理者按章行事，领导者以身作则。管理者维持现状，领导者展望未来。管理者事必躬亲，领导者与人同行。管理者维持局面，领导管理者独善其身，领导者激励人心。问题是，卓越领导者五大行为的核心动力和基础是什么？

判断力

领导者的判断力包括思想、观点、理念、视野、分析力度、哲学理念等等。在形而上方面，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思想和判断对人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特别在西方金融危机后世界和市场形势越来越不明晰的今天，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的领军人物急需提升自己的思想、视野、分析力和判断力。准确的判断力是领导者挑战现状、共启愿景的基础，也是吸引下属追随的源泉。

专业知识能力

领导力就是专业能力。专业主义精神是领导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影响力的重要基础。苏格拉底早在2000年前就评论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总是最愿意服从那些他们认为是最棒的人。所以，当人得病的时候，他们最容易服从医生，在轮船上则服从领航员，而在农场里则服从农场主，这些人都是他们各自领域里最有技能的人。一个最清楚知道应该做什么的人，往往最容易获得其他人的服从。”《领导力沉思录》书中的10位专家本身就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每个人都是领导力领域里面的大师。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由于市场众多的机会，不少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失去对专业钻研的热忱，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对专业技术缺乏精益求精的态度，一心想着走捷径，迅速提拔致富。

品格魅力

领导力就是品格魅力。影响力的基础来源于领导者本身的品格和素质。西点军校领导力的经验说明，追求真理、评判是非、自我约束、坚强果断是卓越领导者产生影响力的源泉，也是他们激励人心、使众人行的基础。勇气、尽职尽责、决策能力、诚信、坚忍不拔的意志、换位思维、适应性、高恢复力等等是西点军人四年中坚持的理念和行为。卓越领导力可以说是领导者综合素质提炼的过程，也是人品不断完善的过程。强调领导者的品格魅力实际上强调的是：要做事，先做人。中国老祖宗孙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领军人物的品格视为衡量领导的重要条件——智、信、仁、勇、严：智者不惑，无信不立，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严以律己。有品格和素质的人，不论有权无权，领导还是非领导，他们的影响力是永恒的，是不可磨灭的。

建立事前制衡和事后追究机制。“由于决策者的意志自由性和软弱性，使权力潜在的扩张性和排他性成为决策中最不稳定的一个变数，因而一旦缺乏制度约束和责任监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专权和腐败。” [iii]要防止企业决策的随意性，推进企业决策的合法化，就必须建立起两个机制：一个是事前的制衡机制，即企业决策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另一个是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就像建立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一样，凡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相关责任人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

2、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如果对相关法律规定不了解，就会造成决策违法，企业就会因此受到巨大损失。为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年公布《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规定国有企业从2004年6月1日起实行法律顾问制度，以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总法律顾问的任职实行备案制度。所出资企业按照企业负责人任免程序将所选聘的企业总法律顾问报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所出资企业的子企业将所选聘的企业总法律顾问报送所出资企业备案。企业总法律顾问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负责，全面领导和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保证企业决策的合法性。其实，不仅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尤其是达到一定规模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当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帮助企业决策。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参与决策可以确保决策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避免决策与法律政策相违背。

3、实行决策程序法定化。企业决策是一个过程，科学的决策需要严格的程序来控制，所以需要实行决策程序法定化。决策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确定目标、拟订可行方案和方案优选。决策是针对目标而言，没有正确的目标就谈不到正确的决策；决策产生于可行方案的比较，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各种可行方案就成为决策的基础；方案的选择是决策的重要一环，需要企业领导者进行科学的定性、定量分析和果敢、准确的直觉判断，并能对已实施的决策做出正确的评价与修正。企业决策程序法定化是现代企业决策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企业领导在决策过程中运用法律、法规调整和规范决策行为,从而确保决策行为依据法定的程序科学运行。程序违法必然导致决策失当，现实生活中因忽视决策程序和草率决策而导致决策失误的事例举不胜举。依法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决策的整个过程都必须严格地遵循法律的制约和规范，确保各种决策以及决策的各个环节都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民主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观的表达；科学决策的主要标志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由此看来，企业的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其关键在于决策过程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科学化，在于通过一系列具体机制予以保障。

4、建立、健全决策者责任制。过去，许多国有企业的决策由于责任不明，国有企业决策者没有决策失误的压力，导致“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屡见不鲜。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实行责权利挂钩，实行“谁决策、谁负责”，才能杜绝随意决策、草率决策的混乱现象。要保证决策科学化，使企业决策更加合理或避免重大失误，必须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则，使企业决策纳入法制轨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建立、健全决策者责任制，明确规定决策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使之对其决策负责，当决策者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决策活动中有违法行为或产生严重后果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5、建立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论证制度。对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论证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进行调查研究，必要时可以外出进行考察；（2）收集有关资料；（3）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协调会、书面征求意见以及媒体、企业网站等形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4）根据需要组织企业法律顾问组专家参与论证，听取有关法律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6、建立专家咨询制度。为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对重大工程项目和涉及企业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必须经过专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拟定和评价方案。

7、建立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企业的重大决策，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个人不得擅自做出重大决策。

总之，决策合法化是企业管理的应有之义，决策合法化是科学管理的保证，如果企业不能依法决策，企业管理科学化必将是一句空话。

贫困指标测度 篇2

根据一般贫困致贫因素,结合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实际状况,参照已有研究成果和前人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多维测量,运用层次分析的方法,构建了西藏贫困代际传递的多维指标,从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方面设立具体指标。

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可以分为6个一级指标,这些指标将作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构成要素,也能很好地体现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在每个一级指标下面设立2—5个二级指标,是每个一级指标的构成要素,也能很好地反映一级指标所反映的具体内容,每一个二级指标都是能够逐一列出的,能够通过直接获得或者是经过简单计算能够量化的,也能够准确、清晰地反映和表达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本文参照陈文江、杨延娜、李晓明、韩春等国内学者建立的贫困代际传递多维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实际情况,确定了能够全面反映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22个核心指标。

二、西藏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构建原则

贫困代际传递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个人等方面为一体的系统概念。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构建应结合西藏农牧区的独特性,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考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状况,在构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五个基本原则。

第一,科学性原则。西藏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的选取要符合科学性要求,既要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又要避免指标存在重叠交叉。

第二,全面性原则。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是一个综合的、多维的系统,所关联的内容多且覆盖面广,涉及到资本、信息、个人、家庭、制度等方面,确保指标能够全面反映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避免漏选。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在选取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指标时,我们要考虑贫困代际传递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不能凭空臆想,也要确保所选取的指标体系能够切实有效反映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

第四,特殊性原则。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与其余省份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共性,也有其独特性。指标的设计和选取要突出西藏农牧区的特点,构建适合评价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指标体系。

第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涉及指标数量众多、面广。其中部分指标可以量化,部分指标无法直接量化。

三、测量指标的设计

按照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特殊性、定性与定量的原则,结合西藏农牧区的特殊性,吸收借鉴国内学者的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本章设立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总指标,总指标下设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6个一级指标。

(一)生产资本

生产资本可以用草场面积、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交通条件进行测量。因此,我们在选取西藏疲困代际传递时,把草场面积、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交通条件作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生计资本因素。

(二)制度体制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农牧区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政策制度和体制上的支持,使得西藏贫困代际传递有所减少,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户籍管控程度、农田、草场所有权、农牧区社会保障完善程度都能导致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因此,我们在考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时必须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三)宗教文化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由于缺乏科学引领,一部分信众将大部分收入捐给寺庙或者进行布施,留给自己的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生产生活,导致陷入贫困且传递给下一代。选用信仰支出、人情支出、消费观念、生产观念作为影响农牧民贫困代际传递宗教文化方面的4个二级指标。

(四)家庭状况

家庭状况代表着农牧民生计状况的好坏,分为家庭经济收入、父辈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健康状况、家庭住房条件五个方面的二级指标。

(五)社会资本

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程度较低,信息沟通渠道过少,有些区域仅仅依靠电话、电视等了解外界信息,互联网普及程度非常低。社会资本采用信息沟通渠道和关系网络两个二级指标。

(六)个人条件

由于西藏教育起步较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导致劳动力流动和就业受阻,摆脱贫困的难度加大,为贫困代际传递埋下了隐患。个人条件因素分为个人受教育程度、个人劳动技能素质、个人努力程度、个人参与程度4个二级指标。

四、多维测量指标框架及权重分配

(一)多维指标框架

根据国内学者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多维测度,结合西藏农牧区特殊的代际传递,我们设立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6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多维指标测量体系(如表1所示)。

(二)贫困代际传递指标权重分配

指标权重分配是指标在评价过程中不同的重要程度的反映,是对评价指标进行的一种主观评价和客观反映的综合度量。权重赋值合理与否,将会影响整个评价结果,对评价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科学性、全面性、合理性、公正性是指标权重赋值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采用专家问卷打分调查法,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某因子的重要性判断。共计发放专家问卷20份,回收20份,对回收专家的20份问卷进行算术平均,构建判断矩阵。按照一般层次分析法的划分,通常分为较弱、一般、较强、强、很强,我们把五个等级分别赋值1—2、3—4、5—6、7—8、9—10。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首先,明确问题目标。了解西藏农牧区代际传递特点、规律和影响因素,确定影响代际传递的机制,把握代际传递各因素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关联关系。其次,递阶层次结构的建立。将影响贫困带传递的因素按照是否存在共性关系进行归纳,同时剖析代际传递因素之间的特性,并将其组合形成更高层次。最后,判断矩阵的建立。通过确立递阶层次结构,就能明确上下层次各因素之间的隶属关系,针对某一层次因素,下一层次中与它有关联的因素之间重要性程度,评判其判断矩阵。将各指标因素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对所列各层指标根据其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判断评分,通过计算矩阵特征向量确定各层指标间的重要程度,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出特征向量,并将特征向量做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向量,具体判断矩阵构造过程如下。

设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体系为A,系统层评价指标集为B=B1,B2,B3,……,Bn),构造判断矩阵

,Bij表示Bi比Bj的重要程度,比值越大,说明越重要。反之,Bji=1/Bij,表示j与i比较的不重要性。对专家判断结果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得到判断矩阵。

指标相对权重计算采用几何平均值法计算,具体计算方法:(1)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2)计算;(3)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向量Wi,;(4)计算最大特征值(P为判断矩阵,W为权重列向量,Wi为权重向量的第i个分量,n为矩阵阶数);权重向量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对应的特征向量。通过Matlab软件对特征向量和特征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即得出权重向量。除去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外,其余特征值负平均值用来度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一致性指标,一致性比例。

通过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广泛征求收集专家意见,综合考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独特性和地域性,本章节设立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6个一级指标,22个具体指标,通过平均法计算确定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指标的权重,通过专家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体系的评判,判断出系统层六大指标系统的重要程度,构造出系统层评判矩阵,通过计算,评判矩阵的特征向量,也就是系统层六大系统指标的权重,即B1,B4,B2,B3,B4,B5,B6的权重为0.18,0.13,0.16,0.20,0.16,0.17。同时CR<0.10,说明该评判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可信度较好,计算的权重是有效的,符合检验要求。具体权重分配(如表2所示)。

五、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测量指标评价体系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权重得分分别为0.18、0.13、0.16、0.20、0.16、0.17,家庭状况(0.20)>生产资本(0.18)>个人条件(0.17)>宗教文化=社会资本(0.16)>制度体制(0.13),可以看出家庭状况和生产资本高于其余指标。家庭状况在代际传递多维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父辈家庭状况优越,再加上生产资本的富裕,通过个人条件的培养从而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贫困代际传递就会减少,反之贫困代际传递就会增加。从具体指标来看,所罗列的指标权重相差不大,表明每个指标都可能导致西藏贫困代际传递,但父辈经济状况、信息闭塞程度、关系网络、个人教育、努力程度、技能以及参与贫困治理的能力等等对西藏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维指标数据收集具有有限性,同时权重评价也带有主观性,所以西藏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陈文江,杨延娜.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4个村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0,(4):18-23.

[2]李晓明.我国山区少数民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6):150-152.

[3]韩春.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16):46-48.

贫困线测度方法的述评 篇3

关键词：贫困；贫困线；测度

一、引言

贫困问题困扰着当今世界的发展， 被联合国列为社会发展问题三大主题之首。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多民族的国家，地域差异较大，因此，贫困问题更加严重并且多种多样。虽然我国自成立以来，在脱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据《中国发展报告2007》公布的数据： 1978～200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共减少了2亿多人。但同时在贫困方面我国还存在很多问题。然而，我国贫困理论研究尤其是贫困线测度研究，起步较晚且不成熟，并不能很好地度量我国的贫困程度，进而不能更好地解决在反贫困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全国的反贫困进程，所以对贫困线测度的研究是迫在眉睫。

二、贫困线的度量

（一）直接计算法

1. 市场菜篮法

英国经济学家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1991）于1901年定义贫困时，他采用了贫困线方法，当时他测定的贫困线是：一个5口之家维持正常身体功能所需的每周最低支出是20先令8便士。①具体操作方法：

首先确定一篮子的基本消费品（以向量X1表示），其中包括社会生活中最起码的生活水准和必需品的种类和数量，其次根据商场价格（用向量P表示）来计算拥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现金量，该金额就是贫困线，从而将贫困线设定为生存标准：

其中，B是考虑到价格、浪费等因素而作的调整，或对X1未包括的项目所作调整。②

这种测量方法的优点是透明度较高，较容易被接受和理解，但缺点是这一系列的消费物品往往很难选择和确定，致使预算标准建立的难度较大，而且价格在不同地区的变化幅度较大，所以很难反映地区间的差异。

2.恩格尔系数

1965年，美国社会安全局的经济学家欧珊斯基（Orshansky）在郎特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方法加以改善提出了恩格尔系数法，能反映地区间的差异。在西方国家确定收入贫困线的主要方法就是“基本食物支出—恩格尔系数法”，也就是恩格尔系数法：

收入贫困线=基本食物支出÷α

其中α为一国人口中较低收入阶层的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即恩格尔系数③。

这种方法在应用范围上要比郎特里的计算方法要广，但是它也有不足之处：（1）该方法没有考虑到相对贫困，计算得出的贫困标准往往偏低；（2）恩格尔系数在国际上通常被认为60%，并不见得适合每个国家或地区；（3）由于相同的食品收入比率只是反映类似的饮食偏好而并不一定是相同的资源禀赋。因此用食品收入比率定义贫困线有时是非常武断的。

3. 马丁法

经济学家马丁瑞沃林先生在恩格尔系数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热量支出法，也就是马丁法，该方法把相对贫困考虑进去，用高低两条贫困线来定义不同的贫困情况。

低贫困线是食物贫困线④加上刚好有能力达到食物贫困线的住户的非食物必需支出，这是维持居民正常生活的最低标准；高贫困线是指食物支出达到食物贫困线的住户的总支出。现在国家统计局就是用马丁法来计算我国的贫困线。

马丁法的优点是理论完备，即包含了绝对贫困的思想也包括了相对贫困的思想。但马丁法的不足之处是，在实际中很多贫困家庭的非食物必需支出就是他们的总支出。因而高低两条贫困线有可能区分不出来，计算出这两条贫困线很难说出是高贫困线还是低贫困线。

（二）间接计算法

1. 收入平均数法和收入比例法

收入平均数法是把居民收入按不同水平进行统计分组，以全部居民人均生活消费除以2或3作为贫困线。

收入比例法又称国际贫困标准线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提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收入法本质上也可以看成是收入比例法，除以2也就相当于乘以50%。

这两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计算方便，并且反映了一定的贫困相对性与地区差异性，具有动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缺点主要是计算的贫困线不够准确，而且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线，这一比例往往脱离实际，不一定适应于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2. 生活形态法，也称“剥夺指标法”

不同于前面两种方法是从家庭收入入手， 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汤森从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等生活形态作为切入点，提出一系列有关贫困家庭生活形态的问题，让被调查者回答，然后选择出若干“剥夺指标”，再根据这些剥夺指标计算出“贫困门槛”，从而确定哪些人是贫困者，最后分析他们（被剥夺）的需求以及消费和收入来求出贫困线。

生活形态法的优点是贫困的定义和度量是动态的而且不但涵盖了物质方面，也包括了非物质方面，考虑到了贫困的多元性。缺点主要是其客观性方面。生活方式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很难用数据表达出来。

3.唐钧提出的综合法

唐钧综合了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国际贫困标准法后提出了综合法。他划分了三个层次的贫困，分别是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

综合法分3个步骤：

（1）用生活形态法来确定中国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的贫困家庭生活形态，并以此找出符合这些生活形态的贫困群体，求出生存线（2）分析一般市民和贫困户的收入和消费，求出生活必需品的菜单，再用市场物价来较为可观地求出最低生活保障线，也就是温饱线。（3）为方便实际工作者今后对最低生活保障线进行调整，将贫困线与社会平均收入挂钩，同时求出当地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计算出出发展线。

该方法是市场菜篮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国际贫困标准法的综合，能非常全面而系统的测量贫困，但是测量数据非常大而且很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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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中国学者对贫困线的研究比国外学者晚半个多世纪，农业部1981 年才首次确定了中国用来划定贫困县的第一条收入线， 即使用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0 元和50 元来划分1977～1979 年的穷县和穷队。而且中国早期的贫困线测度方法比较粗糙，就算是中国目前城市贫困线的标准和确定方法也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且多难以操作。上面所讲直接计算法和间接计算法，直接计算法测量的贫困的主要因素是食物支出，计算方法也比较简单粗暴，忽视了精神层面对贫困的影响，所以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的贫困状况。而间接计算法不仅考虑到物质方面对贫困的影响，更关注精神方面对贫困的影响，所以我国可以采取间接计算法，而国内学者唐均提出的综合法既是间接计算法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所以我国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来测定我国贫困线。而且，减贫战略也可以根据唐均提出的综合法的三条贫困线制定相对应的战略，先解决生存再解决温饱最后解决个人发展问题。（作者单位：西藏自治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西博姆.朗特里.贫困：城镇生活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01.

[2]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3.（03）

[3]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萨缪尔森.经济学[M].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5]K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1sted. New York ： Wiley ，1951

[6]K J Arrow （ ed. ） . Choice ， Welfae and De2velopment . 1st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A B Alkinson.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2t y. 1st ed. Ox ford ： Clarendon Press ，1975

[8]梁树广，黄继忠.基于贫困含义及测定的演进视角看我国的贫困.中国农村研究网.2013.07

[9]西博姆.郎特里.贫乏研究[M].长译弘毅译，东京：株式会社千城，1975.1-2.

[10]Townsend， P. The concept of poverty， London： Hciancmmann，1971.

[11]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12]乌德亚.瓦格尔.贫困再思考：定义和衡量[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3，（1）.

[13]汤森. 国际贫困分析. 见： 魏津生. 中国大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

[14]于学军， 解振明. 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J].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15]唐钧. 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 [J].海： 上海科学出版社， 1994.

[16]李实. 阿玛蒂亚.森与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 改革， 1999， （1） .

[17]郭熙保， 罗知. 论贫困概念的演进[J].西社会科学.2005.

[18]吴国宝.贫困线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述评[J]，经济学动态.1995.11

[19]杨冬民， 韦苇.贫困理论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及对西部反贫困实践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5.（1）.

[20]王敬涛.贫困度量与分析问题探讨[D].2007

[21]Martin Ravallion. On the coverage of public employment schem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1， （34）.

[22]吴清华.当代中外贫困理论比较研[J].人口与经济.2004（1）.

[23]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4]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注解

①西博姆.朗特里.贫困：城镇生活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01.

②西博姆.朗特里.贫困：城镇生活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01.

③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

④食物贫困线是根据营养学会制定的最低营养标准，最低收入户的这些食品消费支出总和.

贫困指标测度 篇4

1 竞争均衡及衡量指标

竞争均衡虽然字面意思上很容易理解,即:联赛内各球队间竞技实力均衡,但若对其准确的定义描述却非易事。原因在于,人们对比赛的偏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说明哪场比赛是实力均衡、哪场比赛是实力不均衡的。因此,先前的学者参照不同标准设立的许多衡量竞争均衡的指标,如Breuer等(2009)指出可以将竞争均衡指标分为测量“分散度”(dispersion)和“集中度”(concentration)两大类;Fort(2006)分成单场比赛不确定(game uncertainty)、季后赛不确定(playoff uncertainty)和连续赛季不确定(consecutive-season uncertainty)三类;按照时间还可以分为赛季内和赛季间等。本文将一个特征为联盟,其中为赛季t中每支球队经历比赛轮数、为赛季t中拥有的球队总数量、为i球队在赛季t中的胜利场次,现考虑以下常用指标:

2 常用指标

2.1 胜率标准差比(RSD)

胜率的标准差比是为常用的衡量竞争均衡的指标,最早出现于Noll(1988)分析NB A、Scully(1989b)分析MLB、Qurik和Fort(1992)分析NHL和NFL等文献中。其定义为:实际胜率标准差(ASD)与理想胜率标准差(ISD)之比,因此表达为:

公式(1)中,为赛季t联盟实际胜率标准差;为赛季t联盟理想胜率标准差。这就意味着RSD∈[1,+∞),当RSD→1时,表示联盟竞争完美均衡;当RSD→+∞时联盟倾向竞争极端不均衡。

2.2 竞争均衡赫芬达尔指数(HICB)

通常而言,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常被用来测量产业组织中企业市场份额的集中程度。但衡量竞争均衡时,则测量某期间内或者赛区内冠军队伍集中度,计算方法为将每支球队胜利场次的比重平方后求和。用于体育联盟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一般会修正为竞争均衡赫芬达尔指数(HICB),其定义为实际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AHHI)与理想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IHHI)之比,其表达式如下:

公式(2)中,为赛季t联盟实际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为赛季t联盟理想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可以看到,当联盟实力完全均衡时(每支球队的胜利场次都是总场次的一半),AHHI趋向与1/n;而当联盟的球队数增加时,AHHI会减少。因此,当HICB=1时,联盟为完美竞争均衡,当HICB变大时,联盟竞争倾向于不均衡。

2.3 竞争均衡集中度指数(CICB)

集中度C(x)是另一种常用的衡量强队积分分布集中程度的方法。定义为排名前x的球队的积分和与剩余所有球队的积分和之比,衡量联盟中的强队能够获得的积分比重。用于衡量体育联盟时,往往受联盟的球队数量影响,一般会修正为竞争均衡集中度指数(CICB)。表达式为:

公式(3)中的x表示取积分榜前x名的球队作为计算对象;j=1,2,…,x,是按照积分榜次序。值得注意的是C(x)是原始集中度C(x)调整后的指标,其中考虑了联盟球队数量的因素。容易理解,当取值较大时,表示联盟的竞争越不均衡。

2.4 基尼系数(GINI)

基尼系数是常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指标,Schmidt和Berri(2001)用在职业体育联盟中修正为竞争均衡指标。表达式为:

计算基尼系数时需要先按照胜率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为[0,1],当取值为0时表示竞争完全均衡,当取值为1时表示竞争极端不均衡,说明仅有一支球队在联赛中获得所有胜利。

以上为较常用的衡量竞争均衡的指标。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能够刻画出在赛季t中拥有n支球队联盟的实力差异情况。当n、t和r发生变化时,往往会对指标产生影响。这就造成了指标间在用于联盟横向比较时(如比较NBA、NFL时)会对竞争均衡状况产生误差判断。因此,当进行指标分析时,就应该清楚何时、使用何种指标是恰当的。

3 指标选择

3.1 使用局限

每个指标都不可能完美的表达真实的比赛情况,上述竞争均衡指标也不例外。虽然它们经常出现在已有的研究文献当中,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平局比赛”。由于上述指标最初大多用于北美地区“4大”联赛(NBA、NFL、MLB和NHL)的竞争均衡分析中,因此指标均使用了胜率(一队胜利场次/一队应参加的总场次)。但这在足球联赛中就不再适用。常用的方法是用得分率(一队所得积分/一队能获得最大积分)代替胜率。但这样会出现的情况是:一支平局比较多的球队和一支输球比较多的球队的得分可能是相同的Eckard(1998)指出用胜率衡量竞争均衡的一个缺陷就是无法识别出单个球队的积分变化等信息。如表1中,两个联盟A、B均有3支球队,联盟A中球队a总是冠军得住;而联盟B中每支球队都获得一次冠军。通过计算可得,两个联盟的单赛季RSD均是0.5774,但显然联盟B的竞争均衡程度更高。另外,若用使用集中率指标,虽然能衡量前几名球队与其他球队间的差距,但对于前几名内部的排名变化依然无法显现出“谁是冠军”。

再次,“异常值”。职业联盟的偶然性通常是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某某球队成为当年最大“黑马”等等。但这也为指标衡量球队间的实力状况增加了难度。以胜率标准差比(RSD)为例,由于指标反映的是实际胜率离散度与理想胜率离散度间的相对程度,当(异常值)出现时,指标的敏感度就非常大。

最后,“联赛比较”。从上述指标构成可以看出,都是由联盟球队数量n、每队比赛轮数r和球队胜率w构成,因此不同联盟就会有不同的特征。这样产生的问题是:在比较联盟间的竞争均衡程度时,就难以确定一个有效的参照。Depken(1999)讨论了实际赫芬达尔一赫希曼指数(AHHI)的上限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当联盟中球队n≥2时,实际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会随着n的增大而减少。随后,Owen等(2007)给出了修正的赫芬达尔指数(HHI*)Fort(1992)提出的获得冠军(或分区冠军)平均年限(year per championship,简称YPC),即:每球队已获得所有冠军(或分区冠军)用的总年限除以每球队获得冠军的次数。该指标的意义在于,假设每个分区赛(division)内有10球队,理想均衡状态是每个球队依次每年获得冠军1次,这样每个球队每隔10年才能获得1次冠军,每队的YPC等于10。也就是说,当联盟中每队的YPC越接近球队数量时,表明联盟的竞争均衡程度越高,

第二,衡量连续多赛季的竞争状况。以上常用指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只能衡量单个赛季的竞争均衡状况。要想得到连续多赛季的竞争状况,其中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原有单赛季胜率标准差比(RSD)扩展为多赛季胜率标准差(RSDm),公式(1)则变为

需要注意的是,公式(5)成立的前提是连续T赛季中每赛季的联盟比赛总场次是不变的,即:rt=r。Humphreys(2002)提出一个修正指标③—竞争均衡比率(competitive balance ratio,简称CBR),作为衡量多赛季的办法之一:

其中,公式(6)中WPCTi,t表示t赛季中i球队的胜率,表示i球队T赛季间的平均胜率,所以σT,i代表i球队T赛季间的胜率标准差,σN,i代表t赛季的联盟胜率标准差(对于每一赛季而言,相当于σA),相当于N支球队在T赛季间的平均胜率标准差,相当于T赛季间的平均联盟胜率标准差。因此,σT,i越小表示i球队在T赛季间的胜率是稳定的,且也越小;σN,t越大表示t赛季的联盟竞争均衡程度越差,且也越大。因此,当等于0时,表示T赛季间每支球队的排名位置并未发生变化(如表1中的联盟A),即便是单一赛季联盟竞争均衡程度再高,也意味着T赛季间的竞争均衡程度是低的;当等于时,表示N支球队在T赛季间的平均胜率标准差就等于T赛季间的平均联盟胜率标准差(如表1中的联盟B),这意味着T赛季间竞争是完美均衡的。

4 结论

如何衡量竞争均衡一直是职业体育联盟理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专家参照统计学、经济学等理论,致力于构建出符合体育竞技规律的理想指标,用以更好的评级联盟竞争状况。本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前文献中常用的4类指标及其意义,如胜率标准差比(RSD)、竞争均衡赫芬达尔指数(HICB)、竞争均衡集中度指数(CICB)和基尼系数(GINI)。这些指标的共同特征是,都是参照经济学中已有的指标体系构建并赋予竞技比赛的含义。虽然上述指标在使用起来时较为方便,但仍需注意它们的范围。由于这些指标的构建方式不是过于强调联赛局部就是过于强调联赛整体,凸显出在“平局比赛、谁是冠军、异常值”和“联赛比较”四个方面的使用缺陷。另外,笔者给出了两个备选指标作为补充-获得冠军(或分区冠军)平均年限(YPC)和竞争均衡比率(CBR),以解决季后赛和多赛季的竞争均衡分析问题。综上所述,每个指标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测度竞争均衡问题应该选取恰当方法才能让得出的结论更加科学。使用单一指标时是具有风险的,会使得研究视角过于片面,建议采取多指标权衡比较、检验,才能让政策分析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Dr.Christoph,Breuer,Tim,等.试析欧洲足球冠军联赛中的“竞争平衡”[J].体育科学,2009(4):3-16.

[2]Depken li C A.Free-agenc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ajor League Baseball[J].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9,14(3):205-217.

[3]Eckard E W.The NCAA cartel and competitive balance in college football[J].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8,13(3):347-369.

[4]Fizel J.Handbook of sports economics research[M].M.E.Sharpe,2006:280.

[5]Fort R,M J.“Competitive Balance in Sports Leagues:An Introduction”:Comment[J].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2003.4(2):154-160.

[6]Fort R,Quirk J.Pay dirt:The busmess of professional team sports[Z].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NJ,1992.

[7]Humphreys B R.Alternative measures of competitive balance in sports leagues[J].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2002,3(2):133-148.

[8]Owen P D,Ryan M,Weatherston C R.Measuring competitive balance in professional team sports using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J].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7,31(4):289-302.

贫困指标测度 篇5

一、粮食安全的涵义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 获得生活必需的粮食供应是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由于一些长期困扰世界粮食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 粮食供给与人口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 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将粮食安全定义为: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受到充足的粮食, 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这个定义包含了充足的粮食供给、获取粮食的能力以及二者的可靠性, 这三个方面缺少任何一项都不能保证粮食安全。

从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的情况看, 我国所面临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 更不同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粮食安全应该是一个兼顾国家整体与无数个家庭的个体、生产与生活、数量和质量并重的综合体系。

二、粮食安全常用的测度指标及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态势可以通过一定的数量指标来反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粮食库存安全系数。

国际上习惯以世界结转库存量占年度消费量的百分比作为粮食安全系数, 以17%~18%为安全边际, 即库存粮食可供二个多月的消费需求, 以接上下一季度的供给, 若系数低于14%则可能出现粮食危机。粮食安全系数是反映粮食安全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国的粮食储备实行国家和地方两级储备制度。2003年以后, 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 库存量连续下降。近三年来, 国家粮食储备连续增长。其中, 2006年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粮食1.238亿吨, 同比增加885万吨, 占全社会粮食收购量的61%。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时指出, 我国目前的粮食储备在1.5亿~2亿吨之间。

按照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的规定测算, 我国粮食储备数量应该在8500万吨~9000万吨之间。其中, 粮食后备储备应该为2500万吨, 周转储备应该为6000万吨~6500万吨。但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我国粮食储备数量的安全警戒线应高于国际粮农组织确定的17%~18%的标准线, 以相当于全年粮食总消费量的25%~30%为宜。

目前我国粮食年总消费量大体为5亿吨。按此标准计算, 国家粮食储备量应保持在1.25亿吨~1.5亿吨, 即2500亿斤~3000亿斤。同时, 国家后备粮食储备相对稳定, 数量为7500万吨, 其余5000万吨~7500万吨为粮食周转储备。2004年以来, 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增长, 从2004年到2007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依次达到:46946.9万吨、48402.2万吨、49749.9万吨和50150.0万吨。因此, 在我国粮食连续4年增产的背景下, 我国的粮食库存安全系数完全可以保证在安全线之上。从储备的品种结构来看, 国家储备粮以小麦、稻谷、玉米为主。其中, 小麦占50%以上, 稻谷占30%上下, 玉米占17%左右, 其他豆类占3%左右。

尽管粮食储备数量充足, 但其成本较高, 国家对粮食储备的补贴效率较低。2003年, 中央财政对粮食企业补贴增加345.72亿元, 年均增长率13.64%。因此有必要在保证粮食储备数量和质量的同时,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粮食稳定供给的状况。用公式表达为:VI= (yt-y赞t) /y赞t

注:其中VI为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Y为t年的实际粮食产量:y赞为t年的平均趋势粮食产量。波动系数越小, 生产稳定性越强;波动系数越大, 则稳定性越弱。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粮食生产周期都比较规则, 周期的长度为3-4年, 28年周期的平均长度为3.5年。与此同时, 粮食产量波动系数总体比较稳定, 均值在4%左右。但进入2000年以后, 波动系数有所增加, 特别是2003年粮食减产比较严重, 粮食产量波动系数达到了9.05%。但随着2004-2007年的连续的增产, 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又逐渐减小。

从长期趋势看, 造成我国粮食产量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粮食政策, 以及由此带来的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例如1980-1982年, 政府连续三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增幅高达49%, 并且开始允许按照农民家庭人口承包土地, 明确15年不变, 粮食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同时粮食播种面积也占到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因此, 为了保证我国的基本粮食需求, 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稳定、完善和强化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 加大惠农力度, 尽可能减少粮食产量大幅波动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3、粮食自给率。

粮食自给率, 指一国国内能够满足自己粮食需求的程度。国际上一般把粮食自给率大于90%定为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 大于95%定为基本自给。一般认为,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粮食国际贸易获得所需的粮食, 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但考虑到我国不同于一般国家, 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粮食产销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因而在国际贸易中会出现“大国效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已在铁矿石等大宗原材料的涨价中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威胁。而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性产品, 更不应该过多地依赖国际市场。笔者认为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应该保持在95%以上, 但在个别品种上可以有所差异。在总量上, 入世后除2002年为净出口外, 其余几年都表现为粮食净进口, 特别是从2004年起净进口大幅度增加, 每年都在2000万吨以上, 尽管进口数量有所增加, 但粮食自给率仍能保持在95%左右。但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近几年粮食进口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进口大量大豆所导致的。2007年我国大豆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 粮食自给率面临着下滑的风险, 如何保障我国大豆的供给已成为一个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问题。

4、低收入居民粮食保障水平。保障粮食安全, 不

仅应考虑国家获取粮食的能力, 而且还应考虑低收入家庭和个人获取粮食的能力。增加低收入居民的粮食供给, 可以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结果显示, 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3%;低收入人口也从2000年的6213万减少到2006年的3550万, 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比例从6.7%下降到3.7%。与此同时, 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 贫困人口的粮食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 各地经济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异, 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社会保障水平还有待提高, 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因而需要继续加大力度, 采取各种措施, 提高这部份人的收入和粮食保障水平。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从以上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各项测度指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逐年提高, 成效显著, 尽管近期国际粮价涨速惊人, 但我国的粮食安全基本上是有保障的。为了进一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完善粮食储备体制。

使粮食库存安全系数稳定在25%-30%, 同时提高国家对粮食储备补贴的使用效率。

2、进一步加强惠农措施。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促进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使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稳定在2%-4%。

3、确保粮食自给率在95%以上。

调整粮食结构, 在适度进口的基础上, 增加国内大豆的生产与供给, 缓解目前的“大豆危机”, 减轻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和压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粮食安全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 我国粮食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到世界粮食价格以及其他国家的粮食供给。因此, 在确保我国国内粮食供给的同时, 我们应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应对这一场全球性的粮食短缺危机。

摘要：本文从粮食安全测度指标的角度, 分析了目前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认为在粮食产量连续四年增产的背景下, 我国完全有能力应对当前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的冲击, 并针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测度指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参考文献

[1]林燕、于冷:中国粮食产量波动分析[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06 (6)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贫困指标测度 篇6

一、上市公司收益质量评价体系

(一) 定性分析

首先, 应进行环境和行业分析, 主要包括对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的分析。和谐的社会环境是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优越的经济环境和行业发展前景给企业的收益质量提供了保障。然而如果社会动荡混乱, 经济萧条, 行业不景气, 则上市公司的发展必将困难重重, 良好的收益质量将无从谈起。其次, 实施危机信号分析, 主要包括审计报告是否存在异常现象, 企业是否中途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增长过分迅速等。这三种情况都可能是上市公司收益质量低下的主要表现。当然如果认为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几种现象就轻易地得出该企业的收益质量低肯定是错误的。只有从整个评价体系考虑, 才能克服以偏概全的缺点, 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第三, 还要考虑上市公司对会计制度的选择和运用情况, 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等等。

(二) 定量模型分析步骤

第一步, 收集权威机构对上市公司各年度财务报告给出的综合评分指标的得分。 (也可以用其他数据组, 但该数据组要能够综合反映收益的获利性、收益的持续性、收益的持续、收益的成长性、收益的变现性、收益的结构性) 。第二步,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第三步,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综合评分指标各部分的权重。第四步, 根据第三步确定的权重, 建立反映上市公司收益质量的综合评分公式。第五步, 运用该公式对目标公司进行评分, 最终确定目标企业的收益质量。

二、上市公司收益质量测度模型

(一) 收集数据并建立数据集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

注:GSi表示公司i;CZ, JG, HL, CX, BX分别为成长型评分, 结构性评分, 获利性评分, 持续性评分, 变现性评分的缩写。即该表格表示从公司1到公司i各自的成长性, 结构性, 获利性, 持续性, 变现性的得分。

(二) 对上述数据集进行归一化处理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

注:归一化处理指首先选出每一类指标的最大值, 然后用同类指标的其他值除以最大值。在该模型中笔者假设公司1的成长性评分最高, 公司2的结构性评分最高, 公司i-2的获利性评分最高, 公司i-1的持续性评分最高, 公司i的变现性评分最高。

(三) 确定各综合评分指标权重

企业的不同利益关系人对收益质量各指标的重视度不同。如投资者可能比较重视收益的持续性和成长性, 而债权人可能更重视收益的变现性。但大多数情况下利益关系人与投资人的立场一致, 因此本文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成长性 (CZ) , 结构性 (JG) , 获利性 (HL) , 持续性 (CX) , 变现性 (BX)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各评价指标权重如表3所示:

(四) 综合评分公式

具体如下:

其中SYZL (GSi) 表示公司i的收益质量测度值, 公式右边的各系数为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 右边括号内的内容为归一化处理后的结果。

三、上市公司收益质量评价方法应用与测度模型检验

(一) 案例简介

案例源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酒类板块中的三家企业。他们是宜宾五粮液、贵州茅台、青岛啤酒。之所以选择酒类板块中的三家企业, 主要是因为这三家企业都是我国的著名企业, 而且有权威部门公布的排名顺序, 本文试图通过官方排名验证本文构建的收益质量评价模型的科学性。

(二) 定性分析

三家上市公司都属于最著名的酒类企业, 因而在政治环境、社会和经济环境、诚信环境以及行业环境方面是一致的。其次, 经过收集资料发现这三家企业在会计制度的选择和运用以及会计人员的学历、职称等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第三, 会计师事务所对三家上市公司连续多年的审计, 发布的都是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其他方面也没有明显的异常现象。

(三) 定量测度模型的检验

具体如下:

(1) 该部分数据是从沪深证券交易所网站获得的。而且, 对三家企业各指标的评分是沪深两市通过综合计算提供的, 因而具有可行性和准确性。同时, 也更能真实地代表五类指标 (成长性、结构性、获利性、持续性、变现性) , 进而反映企业的真实收益质量 (具体数据见表4) 。

注:表格中数据源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网站。

(2) 对上述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见表5) 。

注:表格中数据源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网站。

(3) 确定各综合评分指标的权重。

根据上文的模型, 得出成长性 (CZ) , 结构性 (JG) , 获利性 (HL) , 持续性 (CX) , 变现性 (BX) 各部分的权重如下 (见表6) :

(4) 根据综合评分公式 (1) 得:

贵州茅台的综合评分:SYZL=0.297×0.8606+0.055×0.4604+0.103×0.988+0.159×0.7195+0.386×0.8489=0.8327405

宜宾五粮液的综合评分:SYZL=0.297×1+0.055×1+0.103×1+0.159×1+0.386×0.8644=0.9476584

青岛啤酒的综合评分:SYZL=0.297×0.2333+0.055×0.4078+0.103×0.4807+0.159×0.1739+0.386×1=0.5368813

从上述的收益质量测度值可以看出, 三个上市公司中宜宾五粮液的收益质量最好, 贵州茅台的收益质量第二, 青岛啤酒的收益质量第三。我国近年来公布的中国酒类产品综合排名中宜宾五粮液名列第一, 贵州茅台名列第二, 青岛啤酒名列第四。可见本文研究的结果与权威机构的评价一致, 这也证实了本文构建的测度模型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储一波、王安武:《上司公司盈利质量分析》, 《会计研究》200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