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水平测度

建设水平测度（共8篇）

建设水平测度 篇1

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以下简称兵团)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当前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均的矛盾已发展成为阻碍社会稳定与进步的主要矛盾之一[1]。兵团作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区域,当前存在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质量较低、不均等问题严重的现状与兵团“十二五”规划中提出“重点提高公共财政保障水平,集中力量办好住房建设、用电用气、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和文化惠民工程等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大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职工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要使命,而满足兵团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兵团重要使命的强有力保障。在国家提倡政府管理体制转型,不断加强城镇化建设以及兵团努力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兵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为兵团“三化建设”和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新时期兵团发挥作用“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三大作为提供重要保障[2]。另外,当前测度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本文所选取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1 兵团基本公共服务现状

跟随国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导向,在国家政策性倾斜和兄弟省市对口支援下,兵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供给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从经费支出来看,2012年兵团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方面的支出分别是62. 17亿元、62. 13亿元、6. 64亿元和120. 25亿元,与2007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13. 4% 、164. 9% 、127. 4% 和130% ,增长幅度巨大; 从供给结果看,兵团普通中小学生师比分别由2006年的14. 4人和17. 45人下降到2011年的11. 92人和15. 9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2006年的99. 53% 提高到2011年的99. 86% ,普通中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由2006年的14. 29㎡增长至2011年的25. 09㎡,兵团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疗机构床位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分别由2006年的7. 5人、6. 22张和0. 29个增长至2011年的7. 79人、6. 24张和0. 48个,2011年兵团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率 ( 由各参保人数比上当年兵团总人口数计算所得) 分别为30. 83% 、45. 65% 和23. 98% ,与2006年相比分 别增加了1. 25% 、4. 75%和0. 01% 。

兵团及各师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随着时间均呈现优化态势,但由于兵团的特殊体制及各师地域环境、经济结构与发展程度的不同,导致各师之间的各项基本公共 服务呈现 不均等分 布状况。截止2011年兵团各师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从0. 005公顷 /人至0. 78公顷 /人呈不均等分布; 2011年兵团第七师普通小学生师比已调整为12. 6人,与第一师的19. 2人相差6. 6; 第十三师普通中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发展至36. 25㎡,同年的第十四师普通中学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仅有18. 68㎡,基本只占到第十三师指标值的一半; 以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疗机构床位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为 例,2011年发展最好的师分别是十三师 ( 12人 ) 、十三师 ( 10. 82张) 和七师 ( 0. 7个) ,与发展最差的师,即建工师 ( 3人) 、建工师 ( 2. 6张) 和四师 ( 0. 25个) 存在巨大的差距; 2011年兵团在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方面发展较好的第二师,其参保率是发展较为落后的第三师的两倍。兵团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化现状严重阻碍了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使得促进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研究显得迫切重要。

2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处理

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对象应该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兵团级层面,以兵团作为评价对象通过构建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体系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兵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另一个层面是师级层面,选取十四个师作为样本地区,对不同师域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行考核。

2. 1 指标体系设计

指标体系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评价指标按照一定层次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联系评价方法和评价对象的桥梁[3]。得到客观公正的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评价结果,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当前已有诸多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的学者,也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城乡及区域差异研究为主。任强、杨顺昊( 2010)[4]运用综合评价指标法,选取7个方面共14项指标就中美两国公共服务在投入、产出和效果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研究; 马昊、曾小溪( 2011)[5]运用综合评价指标法,选取4个方面共10项指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并选取各区域内代表省份作为样本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各项研究中仍没有对于其范围给予统一认定。由于兵团多数师部地处偏僻,经济发展滞后,当地居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较低且较为单一,本文秉承着代表性、可比性、可得性的原则,在参考诸多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6,7],结合兵团“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际情况构建了1个一级指标———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1个二级指标———各师基本公共服务指数,4个方面指标———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并在每个方面指标下面设置3 - 6个,共15个单项指标,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本文选取兵团十四个师作为样本指标,由于第十四师是2001年成立的,故在选取2001 - 2011年作为样本的时间序列; 即本文是以2001 - 2011年兵团十四个师的各指标数据为基础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数据主要来源于兵团2002 - 2012年统计年鉴、各师2001 - 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各师官方网站。

2. 2 数据处理

论及基本公共服务在投入角度的差异较为容易,可通过人均财政在区域间的差异来进行衡量。但基本公共服务效果在区域间的差异比较难于衡量,因为指标效果的衡量方式各不相同。将某一区域内不同种类的效果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必须使用一种方法,即综合评价方法———运用多个指标多个参评单位进行评价,其基本思路是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一个能够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来进 行评价[8]。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在进行综合评价时,为避免各单项指标由于计量单位的差别以及其数值数量级间的悬殊差异所造成的不合理影响,需要对各评价指标做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由于指标体系中的单项指标类型不一致,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如每千人拥有技术人员数和普通小学生师比分别是正指标和逆指标。对于不同类型的单项指标需要分别作不同的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针对正指标类型:

针对逆指标类型:

yi代表各单项指标的评价值,其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 xi代表各单项指标的实际值,maxxi和minxi是在2001 - 2011年间不同师域该指标实际值中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后,通过对各个方面指标赋予各自的权重,将经过极值法处理过的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多个单项指标数据整合,使其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方面指标的评价值。在总结多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切合兵团实际情况,本文选择加权算术平均的合成方法。考虑到所选取的方面指标都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指标,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故本文决定对不同年度的各方面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系数,各单项指标赋予其在相应方面指标中的同等权重系数,以此合成为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

最后,为了实现文章的核心点,即对兵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评价,就需要相应的统计指标来测度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与变化。这样的统计指标有很多,如基尼系数、泰勒指数等,最常用的是变异系数。本文即采用变异系数对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具体原理如下:

其中ei代表第i年的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si代表第i年各师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标准差,代表第i年的各师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平均值。ei是个逆指标,用来比较不同时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变化程度。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ei越大,则代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越不平等,相反,ei越小,则代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越均等[9]。

3 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分析

基于2001 - 2011年兵团十四个师的各项数据,依照本文中已构建好的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按照上述指标处理方法依次进行,最终得到如表2所示的结果来考核兵团整体基本公共服务及兵团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四项基本公共服务在2001 - 2011年间的变化情况。

由于变异系数是逆指标,因此从总体来看,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变异指数由2001年的0. 24上升至2011年的0. 39,其中2001 - 2006年基本围绕在0. 26的水平附近波动,2007年后则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表示由十四个师代表的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不均等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且从2007年开始不均等程度呈现加速状态。从单项指数来看,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的变异指数分别由2001年的0. 56、0. 24、0. 43、0. 42增长至2011年的0. 65、0. 33、0. 53、0. 46 , 表示各方面指标的均等化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其中变动最为平缓的是基础设施指标,整体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波动幅度在0. 015左右; 波动最为剧烈的是公共医疗卫生指数,2008年达到最大值0. 63与2001年最小值0. 43之间相差0. 2 ; 社会保障指数的变动趋势接近于扁平的“U”型,其变异指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下降后上升,基础教育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取某一时间点的截面数据可以看出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各组成部分的均等化程度大小,除2008年外,2001 - 2011年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四项内容中均等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其中均等化水平最低的基础设施与均等化程度最高的基础教育间的差距是均等化程度处于中等的的社会保障 ( 或公共医 疗卫生) 与基础教 育间差距 的两倍。

导致以上结果的主要原因包括独特的战略布局与地理区位因素、经济因素、财务管理体制制约、人才缺失等多个方面,其中地理区位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各师部在地理空间位置上分布的差异性较大。由于兵团特殊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兵团下辖师团点状分布在全疆16个地州市区域内,其中绝大多数团场分布在沿2000余公里边境线和两大沙漠边缘,处于“风头水尾”和高寒地区,这些地区地理环境复杂特殊、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与内地等省份相比,兵团基本公共服务服务供给成本偏高;如三师、十四师等处于沙漠边缘的一些师部生活环境恶劣,组成师部的团场数量较多且分布散乱,增加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位于新疆绿洲经济中心地带的多个师部,如八师、建工师、十二师、十三师等,均分布在天山北坡经济带,拥有相对充足的水源和适宜的生活环境,组成师部的团场分布相对集中,减少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且这些师部的基本公共水平随着地方城镇化建设得到了提升; 此外,由于新疆地域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这就决定了团场点多、面广、线长,人口较分散的分布特点,绝大多数团场距城市较远,团场与团场、团连之间间距也较长,交通不便,这也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较高,公共服务区域差异较大。

经济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兵团各师的经济发展差距逐年增大。以2012年兵团各师贫困团场数可知,沿天山北坡经济带建设的各师经济情况普遍高于新疆其他地域各师,如第七师、第八师等贫困团场比例低于20% ,而地处南疆和边境的一些师的经济发展情况较差,如第三师、第四师等贫困团场比例达到100% 。虽然兵团基本公共服务资金多数来源于国家投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需要当地师部团场给予配套,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师团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从而也拉大了各师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另外,自2010年起国家对兵团实施的对口支援政策,从整体上提升了兵团及各师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但由于支持力度不尽相同也会拉大各师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财务管理体制制约主要体现在兵团是中央一级预算单位,只有财务权而没有财政权,当前兵团的财务体制主要特点是过度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支持,使得兵团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缺少主动性与灵活性。但国家并没有对兵团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给予百分之百的资助,多数基本公共服务仍需要各师( 团) 配备相应比例的资金,而兵团各师中除了第八师、第六师等个别有建制市的师除外,都没有税收收入,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团场经营地及团场企业,资金相当薄弱,制约了当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另外,国家对兵团基本公共服务的扶持多是专项支出,是国家在统筹考虑全国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能面面俱到符合兵团的实际需要。

人才方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人才数量不足。由于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重要使命,环境恶劣地区、边境团场、南疆贫困团场经济基础差,人员待遇不足,部分地区社会治安存在隐患,使得兵团人才严重紧缺、流失严重;近年来南疆频发暴力恐怖事件,同样条件下北疆地区比南疆地区更能够吸引人才、“拴心留人”,南疆要留住优秀人才,各方面待遇条件需比北疆和内地高出很多,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偏高。如位于昆仑山北麓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和田地区的第十四师,47团医疗岗位编制为28,实际在位人数为22; 224团医疗岗位编制为35,实际在位人员数为33。

4 结论和对策

本文依据新疆兵团统计局的公开数据,构建了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兵团十四个师域2001 - 2011年的多项数据,通过综合评价指标法及变异系数对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兵团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深,且自2007年开始不均等化节奏逐年加快; 第二,兵团公共服务各方面指标的均等化水平均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下降; 第三,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四项内容中均等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 第四,造成当前兵团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主要是地理区位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大、兵团财务机制不灵活以及兵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人才数量不足且质量低下。

通过以上的定量定性分析,对未来兵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是加大对少数民族聚居团场、边境农牧团场、南疆三地州贫困团场倾斜力度,着力提升欠发达团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健全各项扶持政策,加大向边境贫困农牧团场倾斜的项目支持、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支持力度,切实改善少数民族、边境团场、南疆三地州等贫困团场的民生工程设施条件; 鼓励经济发展较好师团通过资金支持、定向援助、对口支援等各种形式支持欠发达的落后团场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并形成长效机制,从而加快推动兵团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均衡; 通过科学植树造林改善生存环境,加快“撤连并镇”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应[10]。

二是加强薄弱环节建设,构建一体化的居民社会保障安全网。以突破兵团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和瓶颈为抓手,突出建设优先序。由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分析可知,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基础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环节主要为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北疆按优先序排序,应加强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工程。南疆按优先序排序,应加强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基础设施、民族团结和就业服务 ( 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尤为重要) 。在南北疆团场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时,南疆更应侧重医疗卫生、民族团结和就业工作,北疆更应侧重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工作。

三是继续加大缩小兵团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力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前国家及兵团党委要继续加大对边疆贫困地区的政策引导和财力倾斜,继续加大力度开展“疆内援助”和“对口援疆”等系列项目,促进其由靠“输血”现状尽快转变为自身“造血”,提升经济实力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好经济基础。

四是改革财务管理机制,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争取财政主动权。坚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建立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增长长效机制,争取中央财政扶持和加大对兵团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和比重; 加大推进“石河子模式”,争取多设兵团建制市 ( 镇) ,按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在中央转移支付的基本上建立由市政府和各级政府 ( 或各师与各团场)分类别、按比例合理负担、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通过转变财政投入的方式和结构来调节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增加兵师财政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实现权责利对等,并将之标准化、制度化; 公共支出向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南疆团场、新建城市、边境团场、贫困团场和民族团场倾斜,促进公共服务资源的区域均等化配置; 在具体财政支持中,确保兵团财政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民生,增加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团场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入,大力提升贫困地区和薄弱环节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水平。

五是加强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才建设。分别通过做好提高待遇、加强培训、增加交流、做强宣传、增强扶持力度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方面吸引人才投身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工作中,另一方面提高兵团已有基本公共服务工作人员的整体质量;积极探索适宜边疆贫困地区的、差异化的“拴心留人”政策,简化人才引进程序,适度放宽人才考核标准、门槛和职称评审条件,提升技术人才待遇条件和工作环境,为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夯实人才基础; 继续按照侧重边境贫困团场与南疆贫困团场的原则,兼顾各师团场人才岗位需求情况,认真做实兵团人才订单、定向免费培养项目; 完善城市义务教育学校、医院对团场的优质人力资源共建共享和技术人员对口交流支援制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流动服务等手段提高团场、社区等基层共享城市优质技术与人力资源。

摘要：为促进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选取2001-2011年间兵团十四个师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四个方面的多项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和变异系数法对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发现,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及选取的各组成部分的均等化水平均随着时间推移呈降低趋势,兵团基本公共服务四项内容中均等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不均等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理区位差异大、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独特的财务管理体制制约以及优秀人才的缺失,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变异系数

建设水平测度 篇2

摘要：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还没有形成一套明确的指标体系，从而导致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在建设、规划以及指导方面都缺少相应的依据。因此，构建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成为了当前较为重要的任务之一。通过对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的研究，可以及时准确地向农户提供相应的技术信息、优惠政策、农产品价格对比等内容。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农户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进行生产和管理，提高其决策的科学性。笔者结合建立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相应的理论依据对其进行了解释，并且提出了用纵向比较法和横向比较法两种措施对未来农业信息进行预测。以科学的方式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测度的措施，解决农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障碍。

所谓农业信息化，指的是农业领域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资源，开发出新型智能化工具，以推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及产业化的发展。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也决定着国家整体层面信息化水平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农业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改变。所以，建立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能够有效衡量农业信息化取得的成绩以及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科学预测未来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方向，这对于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定量方法综述 篇3

关键词：产业集聚,测度,定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情况和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新技术以及日益激烈的竞争都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产业的发展必须遵循本身发展规律,形成区域集聚,并在集聚的过程中迅速提升行业竞争力,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因此,产业集聚的研究对于我国乃至各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地区产业的有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产业集聚一般指由一定数量的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一般包括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产业的集聚,是一种集聚经济。目前学术界对于界定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主要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类方法。定性分析方法主要为专家意见法、企业调研法等。专家意见法一般通过邀请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等专家,面谈后采用Delphi法等方法,调研收集所需关键信息,分析某个特定产业在一定区域的集中程度。企业调研法是通过对研究区内的企业进行调研,以此获取它们对(区域)内外贸易情况、合作联盟模式、研发投入等信息,辨识出集聚,并进行后续的产业集聚分析。

定性方法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在进行区域经济研究时针对性较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定性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分析的需要,而且由于研究结论往往缺乏横向比较的统一口径,人们逐渐转向量化的集聚辨识方法。产业集聚定量分析法主要有行业集中度法(CRn法)、空间基尼系数、H指数、空间集聚指数、哈莱—克依指数以及熵指数等。

1 行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n of Industry)

在各种测度产业集聚水平的方法中,行业集中度为最简单、最常用的计算指标之一,它是衡量某一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标志。行业集中度是指某一产业规模最大的n位企业的有关数值(如生产额、销售额、职工人数、资产总额等)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额。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表明,CRn代表X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的市场集中度,Xi代表X产业中第i位企业的生产额或销售额、职工人数等,N代表X产业的全部企业数。行业集中度能够形象地反映产业市场集中水平,测定产业内主要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与竞争程度。其优点为:CRn对前几家市场占有率大的企业份额变化反应灵敏,测算方法简便易行。缺陷为:其一,行业集中度虽受企业总数和企业市场分布两个因素的影响,但CRn指标仅考虑前几家企业的信息,没有综合全面考虑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其二,存在着因选取主要企业数目不同而测度水平不同的问题。

2 空间基尼系数(Space Gini Coefficient)

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时创立了揭示社会分配平均程度的洛伦兹曲线。Gini依据洛伦兹曲线提出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基尼系数。1996年,Keeble等人将二者用于测量行业在地区间的分布均衡程度。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是两个对应的指标,其值在0到1之间变动,越接近1则说明集聚程度越强。Krugman(1991)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测定行业在区域间分配均衡程度时,提出了空间基尼系数。空间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产业空间分布均衡性的指标,其数值可依据i区域j产业构成的空间洛伦兹曲线进行计算。

令

qij表示i区域j产业的产值(或就业人数);是i区域的工业总产值(或区域就业人数);为j产业的全国工业总产值(或全国总就业人数);为全国工业总产值(或全国总就业人数)。根据Ps为横轴、Is为纵轴建立的洛伦兹曲线计算空间基尼系数:

SA为洛伦兹曲线与正方形对角线围成的面积,SB为下三角形的余下部分面积。

产业空间洛伦兹曲线下凸程度越小,空间基尼系数值就越接近于0,说明产业j的集聚程度较低;反之,洛伦兹曲线下凸程度越大,空间基尼系数值就越接近于1,说明该产业可能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而在其他地区分布很少,或者说j产业的集聚程度较高,在地理上比较集中。

3 郝希曼—郝佛因德指数(H指数,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与N指数

H指数最初由A.Hirschman提出,后经哥伦比亚大学O.Herfindahl在《The Centralization of Steel Industry》一文中进一步阐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X代表产业市场总规模,Xj代表j企业的规模,N代表该产业内企业数。Sj=Xj/X代表第j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或以就业人数计算的第j个企业的规模)。H指数实质是赋予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Sj一个权重,通常对大企业给予的权重较大。H的取值在0≤H≤1的范围内变化。H指数越小,则产业市场集聚程度越小;反之,H指数越大,说明产业市场集聚程度越大。

H指数在测度产业集聚水平时具有三个优点:第一,H指数能准确反映产业或企业市场集中程度,因为它考虑了企业的总数和企业规模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二,H指数能及时反映市场垄断与竞争程度的变化。由于H指数是用市场相对规模的平方之和测定产业集聚状态,所以H值对市场占有率较大企业的份额变化特别敏感,而对市场占有率很小的企业份额变化反映相对迟钝。第三,H指数对产业内企业的合并与分解反应灵敏,且计算方法相对容易。H指数测度缺点主要是直观性较差,需要全面统计资料。

N指数是H指数的倒数,是一种“当量值”。在衡量产业集中度时,它等于市场中存在的规模相等的企业数目。N指数的值越大,表示产业分布越分散;N指数越小,表示产业集聚程度越强。

4 空间集聚指数(或地理集中指数,Concentration Index of Industrial Space)

Ellison和Glaeser在研究中发现,利用空间基尼系数G比较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时,由于各产业中企业规模或区域大小的差异可能造成跨产业比较的误差,基尼系数大于零并不一定表明产业集聚现象一定存在,因为基尼系数没有考虑到企业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在1997年发表的《美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一文中提出空间集聚指数概念。

该指数综合了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不仅考虑了由空间基尼系数反映出的区域差异,也考虑了H指数反映的企业规模影响。它假设某一经济体的某一产业内有N个企业,并且该N个企业分布于该经济体内的M个区域中,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β为产业空间集聚指数,pi为i区域某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qi是该区域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sj为第j个企业市场占有率,H指数表示该产业中以就业人数为标准计算的企业规模分布。

该指标的贡献在于:一是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的缺陷,因为G指数忽略了对企业规模的要求。Ellison和Glaeser以美国的真空吸尘器产业为例,大约75%的雇员受雇于四个最大公司中,此时,这些公司所在地区会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但并不能简单认为这些地区存在集聚现象。二是该指数可以方便地进行跨产业、跨国家,甚至跨时间的比较。在运用到比较分析中时,该指数不受产业大小、工厂地理分布区域大小,或者是地理数据精确程度的影响。

产业空间集聚β指数是从地理空间来衡量制造产业的集聚水平,反映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该指数同样也是用较大的数值来表示较高的产业集聚程度,反之则说明集聚程度越低。

5 哈莱—克依指数(Hannah-kay Index,HK指数)

哈莱和克依在H指数的基础上提出更为一般的指数簇,定义,则HK指数为:

可见,H指数为R在α=2时的一个特例,R值的“当量企业数”为。式中HK值所代表的意义与一般情况下相反,即HK值越大,表明集聚水平越低;HK值越小,表明集聚水平越高。

6 熵指数(Entropy Index)

熵指数是借用物理学中度量系统有序程度的熵而提出来的,其计算公式为:

熵指数实质上是对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Sj赋予一个的权重,与H指数相反,对大企业给予的权重较小,对小企业给予的权重较大。但与HK指数一样,熵指数所表示的意义与一般情况也是相反的,即熵指数越大(小),产业集聚水平越低(高)。

在市场垄断情况下,E等于0,但在众多同等大小企业竞争情况下,E等于lnn。鉴于熵指数存在这种缺陷,C.Marfels在此基础上作出改进,采用E的反对数的倒数(即e-E)来度量产业集聚水平。

式中,当产业集聚水平提高时,e-E也会相应变大,在众多同等大小的企业竞争情况下,e-E约等于0;在市场垄断条件下,e-E等于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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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英明.产业集聚研究述评[J].经济评论,2003,(3):117-121.

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篇4

人,是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探讨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在《国富论》中详细阐述了人口数量、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从两种生产相适应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同时存在,相互制约和发展。物质资料生产要与人口的生产相适应,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不同的社会里,其表现形式和实现的程度有所不同。我国学者主要从流动人口特征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人口特征下的经济发展制约因素、人口分布特征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人口特征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四个方面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然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人口特征对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所以从人口统计特征入手,分析人口特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和程度,有利于相关部门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山西省分11个地级市,分别是太原市、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 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中对山西省的统计均是按照这11个地级市进行统计汇总的。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山西省11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个维度进行排队分析;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出各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用因子得分来表示各个地市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可对11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排序比较,另一方面方便进一步研究人口特征等其他特征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影响机理与协调程度。

从数据的可获取性考虑,选取2010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第一产业GDP、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工业企业数、工业总产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科学支出、教育支出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

二、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描述性分析

从GDP总量来看,太原市遥遥领先,占全省的19.78%;忻州市、阳泉市最少,二市GDP合计只占全省的9.65%;其他地市差距相对较小,具体分布见图1a、1b。

从GDP的结构看,山西省GDP以第二产业为主,占比55.42%,其次是第三产业,占比37.98%,第一产业最少,占比6.6%。

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分布来看,各地市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太原市第一产业占比1.7%,而运城市占比17.1%;太原市第三产业占比53.39%,而吕梁市仅占25.63%。各地市GDP具体构成比例如见图2。

三、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一)因子分析简介

因子分析是一种从研究变量间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其一般模型为:

式(1)中:X1X2…XP为实测变量;aij(i=1,2,…p;j=1,2,…m) 为因子载荷;Fj(j=1,2,…m)为公共因子;εi(i=1,2,…p)为特殊因子。

在各个因子不相关的情况下,因子载荷aij是第i个原有变量和第j个因子变量的相关系数,即Xi在第j个公共因子变量上的相对重要性。因此,载荷越大,第i个变量与第j个因子的关系越密切;载荷越小,则说明第i个变量与第j个因子的关系越疏远。

为了使找到的主因子更易于解释,往往需要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进行因子旋转的目的,就是要使因子载荷矩阵中因子载荷的平方值向0和1两个方向分化,使大的载荷更大,使小的载荷更小。

最后,计算因子得分。由于公共因子能反映原始变量的相关信息,用公共因子代表原始变量时,有时更有利于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因而往往需要反过来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变量(或样本) 的线性组合,即

βjp为因子得分系数,式(2)称为因子得分函数,用它来计算每个样品的公共因子得分。

接下来再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即

式(3)中:Fj(j=1,2,…,m)值分别为各样本在公共因子上的得分;γij(i=1,2,…;j=1,2,…,m)为各公共因子的信息贡献率, 其值为第j个因子的贡献率与m个公共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之比;γijFj为第i个样本在第j个公共因子上以第j个因子的信息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的因子得分;Si为各样本的公共因子综合得分。

(二)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通过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指标间的相关程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1,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KMO取值0.593,可以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 对GDP、第一产业GDP、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工业企业数、工业总产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八个原始指标,根据碎石图提取了2个因子(F1、F2),它们可以解释原始数据中的92.207%的信息,如下表1所示。

(1)主成分因子解释。

第一个公因子F1主要包括GDP、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工业企业数、工业总产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这些指标反映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GDP的发展水平,能反映各地市非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故F1可称为非农业经济因子;第二个共因子F2只包括第一产业GDP,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市第一产业GDP的发展水平,故F2可称为农业经济因子。

(2)计算因子得分。

由表2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得因子得分公式如下:

(3)计算各地市综合得分。

采用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按二个主成分因子分别计算山西省11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山西省11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及排名情况,见下表3。

(三)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分析测度结果

从表3结果可见,太原市的综合经济水平以绝对优势排第一,主要原因是非农业经济因子处于绝对优势,农业经济因子的得分排第十。运城市的综合经济水平排第二,主要是因为运城市的农业经济以绝对优势排第一,非农业经济因子的得分排第六。说明运城市是山西省的农业大市。长治市、临汾市的综合因子得分紧随其后,但长治市的非农经济要好于临汾市,而临汾市的农业经济要强于长治市。综合经济水平排名靠后的是朔州市、忻州市和阳泉市。按照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因子得分可把山西省11个地市分为三类,第一类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包括太原市、运城市、长治市、临汾市;第二类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包括晋中市、吕梁市、晋城市、大同市;第三类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包括朔州市、忻州市、阳泉市。

摘要：经济发展水平是个综合性的概念,经济发展不仅要有数量上的增长,更要有质量上的提高,准确度量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关重要。文章针对2010年山西省11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因子分析,不仅有利于从各个维度对这11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序比较,而且有助于研究人口特征等其他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影响与协调。

建设水平测度 篇5

我国的互联网建设起步略迟, 但发展迅速, 网络信息消费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今, 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及网络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信息产业迅速发展, 网络信息消费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高层次消费活动, 成为信息产业的主体。

1. 网络信息消费概述

(1) 网络消费与信息消费。

在谈网络信息消费之前, 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信息消费与网络消费的概念。

信息消费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信息消费作为当前新型消费领域的重要部分, 为我国信息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 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网络消费是人们借助互联网络而实现的自身需要的满足过程[2]。

网络消费与信息消费之间的关系概括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 (1) 网络消费是社会发展下出现的一种新型消费形式, 从时间顺序上说, 它的出现晚于信息消费。早在19世纪初, “信息”便被作为科学概念提出。 (2) 从涉及内容上看, 信息消费的涉及范围宽于网络消费。信息消费的主要内容除了书籍和报纸 (第一媒体) 、广播 (第二媒体) 和电视 (第三媒体) 的消费之外, 还有如今越来越宽泛的信息利用过程, 更重要的就是网络消费中的大部分内容 (见图1) 。

我们不能说网络消费被包含于信息消费中, 因为其中部分内容如寄发邮件或通过论坛发布并讨论信息等, 都有其新意及独特性。

(2) 网络信息消费。

网络信息消费是指在网络条件下, 消费者为满足自己的需要, 利用网络获取各种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一种高层次的消费活动[3]。如今, 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 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网络由于其快速便捷、信息量大、节约成本等优势, 成为人们在信息消费过程中的首要选择[4]。综合上述的网络消费与信息消费二者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 二者交叉的部分, 即依托互联网的信息消费就是网络信息消费。

目前, 我国网络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Internet的发展与大范围的普及, 加上人们对信息的需求, 使得网络信息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网络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在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 网络信息消费不仅能降低信息消费的成本, 更表现出其及时性、快捷性和高效性。网络信息消费成为信息消费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通常意义上, 网络信息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网络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两部分。其中网络信息产品主要是指电子信息产品以及网络上流通的数字信息产品。信息服务则是指通过对用户的研究与分析, 组织有针对性的服务, 把信息传递到用户, 使信息的价值得到充分合理的应用, 帮助用户解决实际应用中遇到的问题。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见图2。

本文中, 笔者将信息服务分为电子信息服务和传统信息服务。传统信息服务主要包括文本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中介服务等, 而电子信息服务主要包括数据库服务、联机检索服务以及信息处理与软件开发等。

2. 我国网络信息消费研究现状

目前, 国内关于网络信息消费的研究较少, 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通常放在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网络技术及环境对网络信息消费活动产生的影响、网络信息消费呈现出的新特征等方面。其中, 董明霞在2009年发表的《我国网络信息消费存在的几大问题》和《我国网络信息消费现状浅析》两篇文章中, 对我国网络信息消费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有系统的概括, 指出我国网络信息消费呈现出人口多、结构不均衡等特征, 并受到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限制以及消费者自身素质的影响。

而在实证分析上, 当前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分析, 二是高校网络信息消费。在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 互联网的广泛覆盖改善了以往农村信息闭塞的状况, 一些乡镇的网络基础设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很多农民也逐渐走上信息化道路, 开始通过网络进行消费, 乡村作为待开发的广阔市场, 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而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 学生由于其信息需求广泛、量大以及求知欲强等特性, 成为网络信息消费的主要群体。如何掌握学生的消费心理, 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消费观, 使他们可以最大程度的合理化利用网络资源, 成为网络信息消费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概念, 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科学、高效、积极的融合, 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5]。网络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依托着丰富的信息资源, 与信息技术水平以及信息产业的日趋壮大息息相关。两化融合在实现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是网络信息消费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此环境下, 网络信息消费中对各种信息资源利用是否更加充分合理、不同层次不同区域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有何差异、如何对网络信息消费进行测度以期真实的反应其水平, 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3. 我国网络信息消费水平综合评估

目前, 网络信息消费作为信息产业的主体发展迅速, 如何对网络信息消费水平进行测度成为研究的重点。结合已有的对网络信息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以及网络信息消费行为模式的分析与研究, 笔者初步构建了网络信息消费水平测度模型 (见图3) , 拟以互联网基础资源、网民规模、用户结构特征以及网民网络应用情况为切入点, 综合评价我国网络信息消费水平。

(1) 互联网基础资源。

互联网本身基础资源的发展是网络信息消费的重要支撑条件, 与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息息相关。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主要包括四个重要组成部分:IP地址、域名、网站以及国际出口带宽。本文在此基础上加入了.CN域名数和CN下网站个数两个参考因素, 结合2009-2011年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与研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 我国IPv4的地址数量为3.30亿, 拥有IPv6地址9398块/23;我国域名总数为775万个, 其中.CN域名数达到353万个;中国网站总数达到230万个。此外, 国际出口带宽为1 389 529Mbps。图4为2009-2011年互联网信息消费基础资源年增长率, 通过半年增长率变化能更加清楚、直接的看出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消费基础资源的发展情况。

从图4中可以看出, 我国IPv4地址数近半年的增长率有所下降。IPv4地址资源一直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根本与关键, 而以目前的增长率来看, IPv4地址资源正濒临枯竭。与此相对应的, 我国拥有的IPv6地址数在同期出现大幅度增长。IPv6的发展代表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走上了新的起点, 将成为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持。IPv6地址数的大幅度增长体现出我国互联网由IPv4向IPv6过渡的良好趋势, 从长远来看, 必将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网络资源匮乏带来的种种问题。另外, 我国.CN域名数和网站个数在经历了2009年12月到2011年6月的大幅度下降后, 目前终于结束跌势, 逐步进入稳定回升的状态。而中国国际出口带宽近年来发展较为稳定, 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

(2) 网民规模。

网民是进行网络信息消费的主体, 网民规模对于网络信息消费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图5为2007-2011年中国网民规模、半年增长率以及互联网普及率发展情况。

结合图5中的数据看, 自2007年至今, 我国网民规模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互联网普及率也呈上升趋势。而与此同时, 网民规模的增长速度却缓慢下来。从2007年12月起, 我国网民规模的半年增长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除去2009年由于3G手机上网带动网民规模的增长而产生的一个小涨势, 我国网民规模增长持续减缓。

造成这一现况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我国农村地区人群缺乏对电脑以及网络基础知识的学习, 没有很好的环境令其熟悉并掌握网络操作技能;另一方面, 网民规模的增长受到网民年龄、素质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 在目前我国居民老龄化、收入水平差异大等现况下, 使网民规模增长以及互联网技术得以普及的难度会持续增大。

(3) 用户结构特征。

如前所述, 我国网络信息消费水平受到用户结构的影响越来越不容人们所忽视。本文中涉及到的用户结构由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收入和城乡六个结构部分组成, 这里重点选择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收入结构作分析。

注:以上数据来自第25~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其中I Pv6地址数增长率是计算求得, 部分2009年数据有所缺失。

注:以上数据来自第28次和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从年龄结构上说, 近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中高龄网民所占比重明显增大。截至2011年底, 30~39岁的网民数较2010年同期上升了2.3个百分点。笔者认为, 30岁以上年龄段的网民人数所占比重决定着中国网民年龄结构是否合理与均衡, 这部分的人群心智成熟, 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应该作为网络信息消费的重点发展对象。另外, 低龄网民方面, 从2008年所占比重的0.4%到2009年的1.1%, 再到2011年的1.7%, 低龄网民所占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这跟当前国家重视学校基础网络设施建设的方针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如今, 各中小学都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网络教育课程, 并将如何解决校园网络环境的安全问题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从性别结构上说, 自2008年12月到2011年同期, 男性网民所占比例分别为52.5%、54.2%、55.8%和55.9%, 女性网民所占比重为47.5%、45.8%、44.2%以及44.1%。可以看出, 男性网民所占比重逐渐增大, 而与之相对的, 女性网民所占比重在不断减少。

网络信息消费尚处于发展阶段, 消费支出较高是当前影响甚至制约我国网络信息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网络信息消费一般表现为网民家庭月均上网接入费或者是月均网吧费, 还有就是网民的手机上网花费。而通过统计报告的数据, 笔者发现, 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人数比重2009年为30.3%, 2010年占到网民总人数的1/3, 而到了2011年, 这部分人数所占比重达到38.9%。因此, 不难看出, 虽然收入2000元以上的人数在不断增多, 但就整个网民规模来看, 依然还是低收入人群所占比重较大。造成这一局面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群体, 他们没有收入, 却是网络信息消费的主要人群, 在学习期间需要通过网络汲取知识, 同时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休闲娱乐以及沟通交流。

(4) 网民网络应用。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 2011年中国网民在互联网沟通交流方式上发生了明显变化:电子邮件和论坛/BBS等传统沟通交流类应用的用户规模有所下降, 电子邮件使用率较2010年同期减少了6.7%, 论坛/BBS用户量也有所减少。微博在2011年成为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它的出现使得网络新闻不再一枝独秀, 丰富了网民通过网络获取新闻信息的方式。截至2011年底, 除了网络视频行业外, 大部分网络娱乐类应用的使用率都有所下降。电子商务类应用的用户规模依旧持续增长, 网络购物、在线预定等应用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网民所接受, 团购作为新兴的网络服务增长势头极为强劲, 2011年用户年增速高达244.8%。

根据各网络应用针对的领域特点, 笔者将各网络应用划分为四个大类, 分别为信息获取、商务交易、沟通交流和娱乐休闲 (见图6) 。

对网民网络应用类型划分后, 笔者将原本分散的各网络应用按大类整合, 得出2009-2011年中国网民各类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 (见图7) 。

注:以上数据来自第27次和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从图7可以看出, 交流沟通类的用户规模增长较为迅速。除了微博这一新起之秀, 在交流沟通类应用中, 即时通信使用率持续上升, 其主要原因是手机中即时通信软件以及智能手机应用市场近年来的稳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开发减少了应用成本, 给用户的使用带来了便捷, 更开拓了智能手机的市场, 在满足越来越多用户需求的同时提高了手机即时通信的使用率。

另外, 在娱乐休闲类别中, 网络游戏应用用户规模一直居高不下, 在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各类网络应用排名里, 2009年12月以及2010年6月的统计结果表明, 网络游戏的应用排名均为第五。这类用户通常具备年龄小、低收入、低学历三个特性,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网络游戏上, 对其成长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而在2010年底时, 网络游戏的使用率出现下降, 由2009年的68.9%下降至66.5, 这或多或少说明网络信息消费逐渐由不成熟向理性化消费发展。此外, 网络视频的使用率近年来明显走高, 这和目前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及自由、宽松的政策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微博等网络沟通交流类应用也成为网络视频传播的重要媒介, 大大拓展了网络视频的传播范围。同时, 由于网络视频的传播受到流量以及版权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与限制, 其发展仍面临着巨大考验。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互联网基础资源、网民规模、用户结构特征以及网民网络应用情况四个方面入手, 综合评价了我国网络信息消费水平。

总的来说, 近年来, 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发展呈稳步上升趋势, 一些资源的枯竭带来了另一些资源的兴起, 它们为网络信息消费的发展和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网民规模一直快速增长, 但受到用户素质、用户收入情况、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已处于饱和的边缘, 增长率持续跌落, 需要如3G手机上网等新的促进因素带动网民增长。此外, 用户属性与结构特征对网络信息消费行为的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而在网民网络应用方面, 利用网络进行娱乐休闲和彼此间沟通交流的用户规模远远大于商务交易与信息获取类, 通过网络进行学术研究、知识信息浏览以及科普工作的用户数较少。这说明我国网络信息消费还不成熟, 缺乏正确的引导。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网络信息消费尚处于起步阶段, 仍存在很多问题, 如网络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水平较差、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可信度差以及网络市场缺乏信息监管机制等[11]。针对这些问题, 政府以及相关人员应尽快给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如加快对信息系统、数据库等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再比如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加大网络信息监管的力度, 这样既能有效的保证网络信息的质量, 同时也能逐渐提高消费者对网络信息消费的信任感。

综上所述, 我国网络信息消费处于一个积极、宽松的发展环境中, 发展速度迅速、态势良好, 但仍受到用户属性、网络安全问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长远来看, 我国网络信息消费必将逐步向法制化、可持续化、理性化消费发展, 使得网络使用者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网络信息, 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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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水平测度 篇6

一、城市低碳发展水平测度指标的构建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从低碳城市的建设目标来看, 低碳城市发展不仅要使城市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 石化能源的比重不断减少, 还应逐步提升城市各化石能源利用率与单位能源的产出效率。而城市低碳发展水平主要与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消费模式和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因此, 对低碳城市发展水平的测度, 我们选取最能体现低碳经济水平的5个指标, 即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地均碳排放量、碳生产率和碳排放强度。低碳城市发展水平测度指标含义如表1。

二、江门与珠三角周边城市低碳发展水平指标对比分析

为反映江门的低碳城市发展水平, 采用上述测度指标的计算方法, 根据2011年珠三角地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 测度出江门市及其周边———广东珠三角地区城市的各低碳经济指标值。并对珠三角地区各城市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

珠三角各城市主要低碳发展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大的是广州、最小的是珠海;人均、地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是深圳、最小的是肇庆, 其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10.56吨/人, 地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值2.17万吨/km2;二氧化碳生产率最高的是深圳, 最小是惠州, 9城市均值为0.65万元/tco2;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大的是惠州, 最小的是深圳, 均值为1.59 tco2/万元。下面就各项测度指标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

1、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大的是广州, 其次是深圳, 说明广州、深圳经济规模总量最大;二氧化碳排放最低是高能耗产业比较少海滨旅游城市珠海市;江门、肇庆二氧化碳排放量居珠三角城市群位倒数第三、第二, 是因为产业规模小, 能源消费相对少。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 可以将珠三角城市分为3个等级:工业发达、综合能源消费大、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高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是属于第一等级;中山、江门和惠州属于第二等级;珠海与区区域面积珠三角地最大而工业相对落后的肇庆属于第三等。珠三角城市群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见图1所示。

2、人均地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人均、地均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反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人均、地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深圳 (图2) , 说明深圳是社会经济最发达, 是广东城市化率最高 (100%) 、产业最为密集而科技最为发达、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的城市;广州、珠海、佛山、东莞、中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地均二氧化碳排放相对较高, 说明社会工业经济发达、产业比较密集, 城市化率较高;惠州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 但地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低, 说明惠州工业经济发展迅速, 但城市化率低, 农业经济仍占较大比例;江门与肇庆人均、地均二氧化碳排放均较低, 肇庆最低, 说明两地区国土面积大但经济总量规模低, 二、三产业相对滞后, 农业经济占的比重较大, 城市化率低, 特别是肇庆产业结构中农业经济比重极高, 是珠三角地区的典型农业大市。

3、二氧化碳生产率

单位CO2排放的产值, 该指标反映产业经济运行效率及城市低碳技术水平。碳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牺牲的代价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 是衡量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的质量指标。二氧化碳生产率最高的是深圳, 最小是惠州, 排放强度最大的是惠州, 最小的是深圳。说明深圳产业规模大、三产业比重大, 产业结构合理, 处于价值链高端的高科技产业居多, 而惠州产业尽管产业运行效率高, 但高能耗产业占比重大。江门二氧化碳生产率位居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之后, 与东莞接近, 略高于惠州与肇庆, 但低于珠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 说明江门城市总体经济运行效率还比较低 (图3) 。

图1球三角城市群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比分析

图2珠三角城市群人均、地均二氧化碳比较分析

图3珠三角城市群碳生产率与碳排放强度对比分析图

4、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单位GDP的CO2排放量, 该指标反映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能耗结构合理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小是深圳、其次是珠海、广州 (图4) , 说明深圳、广州、珠海整体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先进, 惠州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大, 说明该城市经济发展仍处于粗犷式发展阶段, 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比重相对较大。佛山与中山居中, 肇庆、东莞、江门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 化石能源燃料使用量比较大, 城市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升级。

图4珠三角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聚类分析

5、江门在珠三角城市群中低碳发展地位分析

为准确反映江门在珠三角地区低碳发展中发展水平, 我们采用层次聚类法, 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地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生产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变量, 对珠三角各城市主要低碳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 可以遴别出珠三角城市低碳发展类别水平, 江门、中山、珠海与肇庆为一类别,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低;惠州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是很高, 但二氧化碳生产率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极高, 可单独为一类别;佛山、东莞为一类别, 碳排放总量、人均二氧化碳、碳生产率排放居中, 而地均二氧化碳相对居高;广州、深圳为一类别,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生产率均比较高;江门市于珠三角城市群低碳发展水平类别如图6所示。

为便于直观把握江门在珠三角城市群所处的地位, 我们以较能反映城市低碳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技术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二氧化碳生产率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分别为纵横坐标, 以“○”圈大小表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以“○”的颜色深浅表地均二氧化碳排放 (密度) , 绘制珠三角城市群低碳发展水平势位图 (图5) , 从图可以看出, 但珠三角整个区域低碳发展均不是很理想, 人均碳排放低而碳生产率又高的理想状态未曾出现。江门市尽管人均、地均碳排放低, 生态环境较好, 碳生产率中等, 但在碳排放强度方面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江门城市区域低碳发展的技术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

图5珠三角城市群低碳发展位势图

三、结束语

通过与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碳排放指标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江门城市低碳发展总体上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相对较小、人均地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低, 特别是江门全市森林覆盖率为42%, 林业用地绿化率为89%, 远高于珠三角其他城市, 这是江门低碳城市发展的优势, 将为江门城市经济发展碳汇交易创造有利的条件。随着江门台山核电、双水热电联产工程、川岛风电等重大能源项目相继建成, 江门的能源结构将有巨大变化, 江门的低碳城市建设将提升一个新的台阶。但目前江门碳生产率低、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 化石能源燃料使用量较大, 江门城市低碳发展有巨大的空间潜力。因此, 在以后的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 江门在做大做强工业经济的同时, 应重点调整城市产业经济结构,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走高端化发展道路, 这将是江门低碳城市建设长期努力的方向。

摘要：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转变能源消费方式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关键。本文以广东低碳试点城市——江门市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能源消费特征的基础上, 以碳排放总量、人均与地均碳排放量、碳生产率和碳排放强度为城市低碳发展测度指标,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层次聚类分析, 认为江门城市低碳经济发展在珠三角城市群中总体上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

关键词：化石能源消费,江门市,珠三角城市群,低碳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赵敏, 等.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 2009, 22 (8) :98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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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玲.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 2011, (7) :78-80.

[4]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低碳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R].粤府函[2102]45号.

建设水平测度 篇7

关键词：公共交通,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经济学观点认为,当城市规模增加,空间集聚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性,会促进城市规模扩展。 然而,空间集聚同时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也随着城市区域扩大而放大, 反过来影响居住条件和部分降低集聚效果[1]。 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城镇化发展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预计下一个10年将有3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任何城市城镇化率达到一定程度时, 都会伴随着更大的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问题, 公共交通使用的增加, 能够降低交通拥挤和二氧化碳的排放[2]。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进程中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促进城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型、 破解城市交通存在问题的重大选择, 也是引导和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3]。

从发展角度看,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城镇化会对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公共交通应该适度超前发展[4]。 然而,中国现有600多个城市,而大多数城市区域正经历由于城镇化带来的空前人口增加,世界最大的人口迁移过程对运输服务施加了巨大压力[5]。 那么,中国大中城市公共交通能够支撑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吗? 本文将构建公共交通能力系数,用以测算并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对城镇化支撑的发展水平, 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建议。

一、能力系数及发展模式定义

(一)能力系数设计

本文设计了能力系数指标, 用以测量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对城镇化支撑的发展水平。 能力系数定义为:在给定的运输能力条件下,公共交通能够满足城镇化需求的程度。 设城镇化发展产生的公共交通需求为D,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为S,能力系数为Φ,则三者的相互关系如式(1)所示。

能力系数Φ值大小,表明公共交通运输能力支撑公共交通需求的程度,有以下3种情况:

Φ>1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冗余

Φ=1公共交通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平衡

Φ<1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不足

当Φ≥1时, 公共交通对城镇化发展才有支撑作用,但同时如果Φ值远远大于1,也会出现公交系统产能过剩,运营成本增加问题。 因此,在一定时间段内,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应该大于公共交通需求,即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应该适当超前发展, 具有一定的能力储备。 但是,对有些城镇化发展缓慢的城市,公交能力储备不宜太大,要注意能力过剩问题。

(二)发展模式定义

考虑到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需要一定周期, 而且不同城市由于其城镇化率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公共交通发展模式也不相同。 基于能力系数Φ值, 定义城市公共交通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三种模式为: 超前、 同步和滞后发展模式。 三种模式的具体涵义为:(1)超前发展模式(Φ≥1.2),即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先于城镇化发展。 城市在财政预算允许情况下,积极储备和提升公共交通运输能力;(2)同步发展模式(0.9<Φ<1.2), 即公共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与城镇化发展对公共交通需求增长基本同步;(3)滞后发展模式(Φ≤0.9),即公共交通运输能力落后于城镇化发展。 三种模式,其实施条件在供给弹性、服务水平和先期财政投入等方面有所不同(见表1所示),城市实践时应注意实施条件的差异。

二、发展水平测度

(一)参数标定

式(1)描述的计算能力系数的各个参数,在具体应用时要根据公共交通实际运营情况进行标定。 研究表明,票价、服务水平、私人小汽车拥有率、车辆质量和人口变化等因素,影响城市公共交通需求[6],这些因素的相互叠加形成 “城市公共交通年客运总量”。 本文用“城市公共交通年客运总量”表示城镇化发展产生的公共交通需求; 一个城市的交通运输能力取决于众多条件,如道路面积、运营车辆数、司机人数、服务频率、平均每辆车的载客人数和管理水平等等。 因此,本文采用运营车辆数、平均每辆车的载客人数和平均每辆车全年总服务频率的乘积, 表示公共交通年运输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将式(1)具体描述为:

式中,N表示城市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 (辆);M表示平均每辆车的额定载客人 数(人 );S表示平均每辆车全年总服务频率 (1年按365天计);D表示全年公共交通客运总量(万人次)。

设每辆标准公共汽车的额定载客人数为48人, 平均每天每辆车运次为10次,一年按365天计,“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和“全年公共交通客运总量” 两个指标数据取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2013》公布的统计数据。

(二)不同规模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

根据2012年城市人口数据, 将中国大中城市按照其城镇人口(市辖区)规模分为6组,即30-50万人、 50-100万人、100-150万人、150-200万人、200-250万人和250-400万人,对每一组城市群选取一定的样本城市,共选取样本城市78个。 利用式(2)测算出样本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 对样本城市公共交通能力系数进行统计分析, 人口数为30-400万城市20112012年公共交通发展情况 (以平均能力系数为准 ), 如表2和图1所示。

从统计分析结果看,在研究的6组数据中,超前发展城市数为22个,占总数的28.2%,而滞后发展城市数为34个, 占比43.6%。 滞后发展城市群中,150200万人城市群发展最落后 , 滞后发展城市数达到78.78%,其次是30-50万人城市群滞后发展城市数达到55.56%,也就是这两组城市群中,一半以上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落后,在现阶段不能支撑城镇化发展。 在100 -150万人城市 中 , 滞后发展 城市数也 占到43.75%,将近一半城市发展落后。 相比之下,200-250万人规模城市群是公共交通发展最好的城市群,超前和同步 发展城市 数占到这 个规模城 市总数的77.78%。

(三)不同区域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行政区城市排列顺序, 将样本城市所在区域分为6组,即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和西北等6个区域。 对这6个区域城市公共交通能力系数进行测算,不同区域城市群2011-2012年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见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6个区域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性:(1)华北地区超前发展城市数占该区域样本城市总数的比重最高,达到50%;(2)华东地区24个城市中,超前和同步发展城市数为18个, 占样本总数的70%;(3)中南地区18个城市,其中超前发展城市占比33.33%,达到6个城市;(4)东北地区9个样本城市中,超前发展城市只有2个,占该区域样本城市总数的22.22%;(5)西南区域样本城市数为10个,但没有超前发展的城市,滞后发展城市数占比为80%;(6)西北地区9个城市中 ,只有银川市公共交通发展情况较好(平均能力系数为1.206),其他8个城市发展情况一般,滞后发展城市数达到6个,占样本总数的78.67%。

图2是6大区域平均公共交通能力系数对比结果图。 从区域平均公共交通能力系数看,华北、东北、华东和中南4个经济区域公共交通发展情况较好,区域平均能力系数均超过1,城市公共交通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 西南和西北两区域城市公共交通总体发展落后(能力系数小于0.8),对城镇化发展需求支撑力度差。

从全国水平看, 城市公共交通平均能力系数为1.02, 表明2011-2012年间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城镇化发展需求基本平衡,但运输能力缺乏弹性。

三、结论

根据测算的城市公共交通能力系数Φ值大小和相应的发展模式定义, 城市可根据自身条件设计发展模式。 总体上看,2011-2012年间全国城市平均公共交通能力系数为1.02,城市公共交通运输能力缺乏弹性。 因此,中国城市公共交通整体上应该加快发展步伐,从当前与城镇化同步发展模式,转向超前发展模式,在未来几年加大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但是, 由于不同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能力和城镇化速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应针对具体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现状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设计公共交通发展模式。

对城市公共交通能力系数高(Φ≥1.2)的超前发展城市(如深圳、北海市),建议适当放缓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强度,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重点应放在改善服务水平、 提高运营效率和增加公共交通出行吸引力等方面。

对城市公共交通能力系数中等(0.9<Φ<1.2)的同步发展城市(如徐州、长春和青岛等),建议在后续发展中注意城镇化发展节奏。 一方面要提升公共交通运输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公共交通运营效率的提高。 对城镇化发展速度快的大城市,要考虑公共交通超前发展,积极规划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可投资兴建BRT和轨道交通等快速公共交通。

建设水平测度 篇8

房地产业发展不仅是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而且与民生息息相关。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差别, 这包括各地区在房地产业发展规模和质量的差别。各地区应该针对自身发展水平调整房地产业发展结构, 引导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1]

发展水平又称“发展量”, 是指时间数列中的每一项具体指标值。它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在各个时期所达到的规模和发展的程度, 既可以表现为总量指标, 也可表现为相对指标或平均指标。发展水平实际就是时间序列中的每一项具体数值。

房地产业发展水平表现在多个方面, 主要有房地产业发展的总量方面、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企业状况及其经营等方面[2]。

具体而言, 本文选取反映房地产业综合发展的八个指标, 分别是:

每万人拥有房地产业企业个数Y1

每万人房地产业竣工产值Y2

房地产业年末从业人员的人均利润Y3

每万人房屋建筑施工面积Y4

每万人房屋建筑竣工面积Y5

每万人房地产业实收资本Y6

每万人房地产业资产合计Y7

房地产业总产值占GDP比值Y8

2 数据的分析

本文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 得到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 提取前三个主成分, 方差贡献率达87.441%, 因此前三个主成分足以反映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方差贡献率、主成分的总得分值, 这个总得分值反映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3,4]。其中具体数据如下各表:

表1给出了该分析从原始变量中提取的信息, 可以看到所有的指标损失都很小, 主成分几乎包含了各个原始变量至少99%的信息。

表2则显示了各个主成分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情况, 保留特征根大于0.8的主成分, 从表中可以看出保留三个主成分为宜, 这三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8个变量信息的87.441%, 可见效果是很好的。SPSS计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如表3所示:

由主成分分析可知, 第一主成分F1主要由每万人房地产业竣工产值、每万人房地产业实收资本、每万人房地产业资产合计、每万人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指标决定, 而且这些指标在主因子F1上的载荷均在80%以上, 这些指标代表房地产业施工规模和企业的资本的发展, 而且主因子F1对Y的方差贡献已达58.911%。第二主成分主要由房地产业年末从业人员的利润总额决定, 该主成分反应的是房地产企业利润状况。第三主成分主要由每万人房屋建筑竣工面积、每万人拥有房地产业企业个数决定, 该主成分反应的是竣工量和企业数量的发展状况。

通过表3计算出发展指标所占权重, 再根据《山东省统计年鉴》 (2011) 各地区建筑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和各地区建筑业增加值, 通过SPSS计算的出各地区的得分情况, 如下表4所示:

其中:F=0.58911*F1+0.15538*F2+0.12992*F3, 计算的出F的平均值约等于0。

Fl代表各地区房地产业发展规模, 由Fl一列可以看出济南市、淄博市、青岛市、东营市在房地产业发展规模上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F1与各地区生产总值有关, 即包含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由F2一列可以看出烟台市、东营市、青岛市房地产业发展速度方面比较好, 这与这部分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较快有关。

从图1中可以清楚的看出综合得分F东营市排名第一, 其次是济南市、青岛市、淄博市这几个市归为房地产业发展较发达地区 (得分大于1.5) ;第二类地区, 次发达地区 (得分在0到1.5) 由威海市、烟台市、泰安市、日照市、潍坊市组成;第三类地区, 较发展地区 (得分在0到-1.5) 由莱芜市、枣庄市、滨州市、济宁市、临沂市组成, 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第四类地区, 欠发展地区 (得分小于-1.5) 由德州市、聊城市、菏泽市组成。各个分类如下表5所示:

3 发展水平的分析及政策建议

3.1 较发达地区

较发达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和较佳的投资环境, 房地产业吸引力大, 投资收益较高。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可以进一步做大做强, 在提高房地产业的效益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但也要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 警惕房地产业过热现象。一旦经济发展减缓, 房地产业将受到重创, 在当前经济下行空间主要稳定房价[5]。

其中, 东营市作为山东人均GDP最高的地区, 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在其经济的支撑之下, 是目前发展最好的地区。济南作为省会城市, 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继续在房地产业内在质量方面加快发展。青岛市、淄博市则可以继续借助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有利政策, 采取优惠措施加快发展。

3.2 次发达地区

次发达地区在吸收资金方面, 应大力吸收外资或民间资本进军房地产业;加强管理, 规范房地产企业的市场行为;建立健全的住房供应体系, 尽快解决房地产业的结构性矛盾, 合理配置住房与非住房, 高档住房与低价位住房的结构和比例。

其中威海市、烟台市、日照市可以充分利用沿海风景资源, 环境优美的优势, 发展旅游地产和休闲养老地产, 从特色房地产入手来发展房地产业。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 搞好拆迁与开发的关系, 积极探索社会保障机制。泰安因泰山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 应充分利用泰山景色和其文化氛围来吸引更多资金, 逐步完善投资环境, 加快旅游地产开发。潍坊作为山东省交通条件、城市环境、城市规划等方面非常优秀的城市, 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 加快房地产业的发展, 借助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和中国人居环境奖的契机, 加快住宅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促进房地产业总量保持增长和住宅建设质量全面提高, 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3.3 较发展地区

较发展地区应加速房地产业的发展, 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 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效率, 可把房地产作为基础产业, 增强后发优势。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狠抓招商引资工作;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力度, 搞活房地产二、三级市场;加强监管, 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6]。

这一区域集中在鲁西南地区, 由于其经济水平和环境资源的限制, 房地产业发展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 莱芜要充分利用其钢铁基地的优势, 加速发展保障性住房, 努力改善住房环境。枣庄应该紧紧围绕“天下第一庄”的优势, 努力拓宽融资渠道, 加强房地产质量管理, 加速城市棚户区改造。滨州市要借助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机遇, 加速生态环境的改造, 加快房地产业发展速度。济宁市应该借助打造鲁南苏北区域中心城市的机会, 加快房地产业的发展, 同时更要注意质量的提高。临沂市作为鲁南经济的核心城市, 在加快房地产业发展的同时, 还应在房地产市场的管理方面形成良好的制度, 积极探索适合本区域房地产业发展的合理的制度政策。

3.4 欠发展地区

欠发展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影响, 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无论从房地产的总量、规模, 还是投资上, 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欠发展地区可以在我省的政策支持下, 把房地产业作为先导产业, 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加大土地开发面积的同时, 稳定房地产价格, 使房价与居民收入水平相称, 切忌只求速度和投资量, 造成房价虚高。要切实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7]。

其中, 德州可以充分利用其打造太阳城的机会, 发挥其独特的日照优势。走出一条地方有特色的房地产业之路。聊城市应该利用其江北水城的美誉, 加快招商引资, 把房地产业规模做大做强。菏泽市要借助省里给的优惠政策, 结合自身实际, 稳步发展基本商业住宅, 合理布局商业房产, 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4 研究结论

通过对山东省17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 可以基本得出以下结论: (1) 山东省各市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不平衡, 不同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别, 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联系。 (2) 通过分析, 山东省各市房地产业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较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较发展地区、欠发展地区。较发展地区和欠发展地区如果制定合理的房地产业政策, 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 (3) 山东省在制定房地产业政策时要侧重于宏观调控, 各市制定房地产业政策要侧重中观搞活。政府在制定房地产业总体发展战略时, 不能搞“一刀切”, 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 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 (4) 各地市要充分认清自己本区域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 以及当前的问题, 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或文化环境, 尽快使本区域的房地产业发展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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