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度评价（共12篇）
测度评价 篇1
随着旅游产业地位的提升和旅游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已形成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旅游产业内部结构还存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之处。从旅游产业的特征出发,本文以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 采用多种评价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多维评价、测度和比较分析,以期为当地旅游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发挥更大的地域带动作用提供决策参考。
一、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状况分析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优势,旅游业发展呈现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态势,1996 - 2012年沿海11个省市区实现旅游收入总量从3 025. 43亿元增长到37 039. 1亿元,年均增速达15. 8% ,接待游客总量从2. 72亿人次增长到31. 31亿人次,年均增速为15. 5% 。2012年沿海11个省市区旅游收入总量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20% ,旅游业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旅游经济的构成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在产品供求关系中所产生的关联即为旅游产业结构,广义上的旅游产业结构包括旅游部门结构、组织结构、地域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等,狭义上的旅游产业结构主要是指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行业部门之间的技术和经济比例关系。相对于旅游业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旅游消费构成比例并不合理 ( 如图1所示) 。1996 - 2013年,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部门基础要素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超过50% ,其中长途交通和住宿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餐饮支出,而相对于其他三个基础要素而言,游览支出所占比重较小。相对于旅游基础要素而言,由于当地旅游需求弹性较高,所占旅游外汇收入比重较小, 购物要素的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20% 左右 ( 发达国家和地区达到30% 以上) ,娱乐支出所占消费比例未超过8% ( 低于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20% 的比重)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食、住、行、游等旅游基础要素所占比重偏高,而需求弹性较高的购物、娱乐等旅游提高要素所占比重较低,呈现明显的滞后状态。虽然我国沿海地区旅游总收入近年来持续增长,但是旅游总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远低于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他人均指标和相对指标也偏低,这表明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
二、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测度与演化特征
( 一)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分析及时序 变化规律
1. 旅游产业结构差异分析。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可以从总体上反映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且可从时间序列演化的动态角度反映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变化趋势。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对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与全国旅游产业结构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相关指标采取1996 - 2013年沿海11个省份和全国的入境旅游收入中各要素所占比例,指标数据来自1997 - 2014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Sij为不同区域i地区 ( 沿海11个省份) 与j地区 ( 全国) 的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k为旅游产业要素,n为要素的总个数,xik表示旅游产业的某要素在i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xjk 表示旅游产业的同一要素在j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相似系数Sij的值通常在 [0,1] 的区间内。当Sij= 0时,表明所研究的两个区域产业结构完全不相似。Sij的值越接近于0,表明所研究的两个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小; 相反,相似系数Sij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所研究的两个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当Sij= 1时,表明两个区域的旅游产业结构完全相似。当Sij0. 5时,表明所研究的两个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若两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大,表明所研究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严重,应及时创新不断适应旅游产业发展。
通过对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进行测算 ( 如图2所示) ,1996 2013年间我国沿海地区与全国国际旅游相似系数均超过0. 5,表明我国沿海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国际旅游产业结构与全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从省域视角来看,辽宁、天津、山东、福建和广西各省的旅游产业结构与全国的相似系数逼近于1,表明这几个省份旅游产业结构与全国极度相似,属于极度相似型; 河北、广东、上海、浙江、江苏、海南的相似系数也较高,属于非常相似型。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我国沿海大部分省份的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有所下降,江苏和河北的下降幅度最大, 分别降为0. 801和0. 847,这表明它们在2006年旅游产业结构开始出现不同,有趋异发展的态势。海南省的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自2008年开始出现波动、下降趋势,这表明海南省自2008年以来开始调整自身产业结构水平,进行创新和优化。
2. 旅游产业结构稳定性分析。基于沿海地区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分析,本文引入旅游产业结构熵值以分析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H为旅游产业结构熵值,n代表旅游产业结构各行业的个数,Pk代表第k个旅游产业部门产值在旅游产业总产值的比重。H取值通常大于0, 且熵值越大,表明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越强,旅游产业结构发展越趋近于成熟; 反之,H值越小,表明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稳定性越差。当旅游产业结构熵值H = 0,则表明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的测量值只由其中一个旅游行业或部门提供,其他部门均没有贡献 ( 如图3所示) 。由此可知1996 - 2013年间我国沿海地区与全国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熵值在0. 691 - 0. 893之间,除个别省份外,整体变化趋势相同。全国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熵值的极差为0. 035,沿海11个省份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熵值极差均高于全国,这表明沿海地区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系统变动幅度大于全国。我国沿海省份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系统稳定性的变化, 可以分为2个阶段: 1996 - 2006年,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属于波动变化阶段; 2006 - 2013年,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属于逐渐稳定阶段。到2013年,我国沿海地区与全国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熵值稳定在0. 82左右,表明其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系统趋于稳定。
( 二)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分析及时 序演化规律
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的分析包括旅游产业构成比重分析、结构变动指数分析和结构生产力分析三个方面。
1. 构成比重分析。旅游产业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多项基本要素,分析不同年份这些要素对旅游产业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可以有效揭示各个行业的发展变化规律。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入境旅游者花费为指标依据, 对我国沿海11个省份的国际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构成比重进行分析,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 1997 - 2014) ,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Xi表示旅游产业i行业的消费支出,n为构成旅游产业的旅游行业或部门的个数,Ri表示旅游产业中i行业在旅游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由图4 ( 左上) 可知1996年在国际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基础要素构成中,除上海、江苏、浙江外,长途交通部门所占比重均最大,最高达到43. 5% , 住宿和餐饮部门所占比例也较高,游览所占比例均为各省最低,均不超过5% ; 高附加值要素中的购物所占比重较大,最高达到28% ,娱乐部门所占比重均不超过10% ,表明旅游产业结构亟需调整。
由图4 ( 右上) 可知2002年除江苏、浙江省外,长途交通部门所占比重依然为最大,但相比1996年有所下降,最高值降至39% ,餐饮和住宿业的比重也均有小幅度下降,游览部门的比重在各个省相对有所提升,但均未超过10% ; 高附加值要素中的购物所占比重较大,较1996年具有小幅度提高,最高达到30. 6% ,娱乐部门所占比重比1996有所提升。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中游览、购物和娱乐部门的所占比重2002年均有所提升,这表明旅游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程度调整,但依然存在不合理之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由图4 ( 左下) 可知在2009年沿海地区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基础要素中,所有省份的长途交通所占比重依然最大,最高值保持在40% 左右,与2002年相当,住宿和餐饮的比重与2002年相比也基本持平,游览部门比重依然不超过10% ; 高附加值要素中的购物所占比重较大,与2002年相比各省份购物部门出现均衡发展态势,娱乐部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所提升,最高值提升至11. 4% 。这表明至2009年沿海地区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在稳定发展中逐渐趋于均衡态势,但高附加值要素所占比重依然较低。
由图4 ( 右下) 可知我国沿海11个省份2013年国际旅游产业内部结构的基础要素中,除海南省外,长途交通部门所占比重依然为最大,但相比2009年,最高值降至36. 8% ,餐饮和住宿业的比重也均有小幅度下降,游览部门的比重有微弱幅度上升,但均未超过10% ; 高附加值要素中的购物所占比重整体较2009年有所提升,大部分省份娱乐部门所占比重比2009年有所下降。我国沿海地区2013年旅游产业结构中餐饮、住宿业比重小幅下降,游览、购物部门的所占比重均有所提升。
以上分析表明1996 - 2013年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各部门发展情况逐渐趋于稳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但依然存在基础要素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亟需进一步向高级化方向发展。
2. 结构变动指数分析。本文引入Moore结构变动指数 ( Moore,John H. ,1978) ,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进行度量,其计算公式为:
Ms为Moore结构变动值,Xi,t为第t期第i产业在旅游外汇收入中所占比重,Xi,t -1为第t - 1期第i产业所占比重。旅游产业可分为n个产业,将每个产业当做空间的一个向量,n个产业就可以表示为空间的n维向量。旅游产业划分为长途交通、餐饮、住宿、游览、购物、娱乐、邮电通讯、市内交通、其他服务9个部门,在这里n取值为9。当某一个行业在旅游经济中的比重发生变化时,它与其他行业 ( 向量) 的夹角就会发生变化。所有夹角变化的情况累计起来,就可以体现出旅游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结构变化情况。
定义各行业份额之间变化的总夹角为θ ,θ = arccos Ms为夹角的度数,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旅游行业结构变化程度,θ值越大表明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变动性较大,稳定性较差; 反之则表明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变动性较小,稳定性较强。根据上述公式及旅游外汇收入中各部门所占比重,计算出1996 - 2013年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指数。由图5可知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指数的极大值为66. 59,极小值为2. 41,极差高达64. 18,这表明沿海整体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大、稳定性差,对我国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利。沿海旅游产业结构变动状况可以划分为2个阶段: 1996 - 2008年期间沿海省份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内部变化较大,一方面体现出国际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相关行业和部门的发展,促进旅游资源要素的分配;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不稳定,产业结构需要调整。2008 - 2013年期间,除个别省份如海南、天津外,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变化趋于稳定,但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升级。
3. 生产力系数分析。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是旅游产业结构变动指数相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能够反映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产生变动时,对旅游业发展起到的推动或者阻碍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通常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越大,表明旅游产业结构发生变动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越大,能有效推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反之则表明旅游产业结构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较小, 不能有效推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计算公式为:
其中的Ps表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Ps> 0 ,表明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经济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Ps< 0 ,表明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经济起到负向阻碍作用。ri表示旅游业某指标在i时期的总增长率,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这里采用旅游外汇收入指标加以表征,Msi表示旅游业某指标在i时期的结构变动指数。
根据上述公式及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1997 - 2013年沿海地区11个省份的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由图6可知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的最大值为13. 58,最小值为 - 5. 7,极差达23. 28,表明沿海地区各省份间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发展的差异较大。除1998年、2003年、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和非典的影响,导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出现负增长、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为负值外,其余年份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大于0,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当地旅游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04年各省份出现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的极大值点,表明这一年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业发展的推动力是较大的。由于局部政治形势紧张,山东和江苏2013年国际外汇旅游收入受到影响,出现极小值点,其他年份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大都位于0 - 5之间, 表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小。总之,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指数较大,而生产力系数却相对偏小,表明其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未很好地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此,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 三) 旅游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及演化分析
为了分析沿海地区1997 - 2013年旅游产业结构变化,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演化特征,本文采用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为指标表征,利用Geo Da软件的四分位功能绘制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的空间分布分位图。图7为1997年、2006年和2013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的空间分布分位图,沿海省份按照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的值分成四个等级,以四种不同颜色表示,颜色越深表明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值越大,该省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由此可知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格局,由环渤海地区逐渐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发展演化,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调整对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第一梯队的构成呈现出逐渐集聚的特征,由1997年的山东、广东两个省份变化为2006年的河北、上海,最后演化为2013年的山东、江苏省份, 表明这两个省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动作用最小,是亟需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省份。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珠三角地区的省份逐渐向环渤海地区转移, 第四梯队由原来较为集中分布的环渤海地区逐渐分散分布。就各个省份而言,辽宁省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一直处于第三和第四梯度, 但有轻微下降的趋势,辽宁省应根据现代旅游业发展的特征,调整产业结构水平使其更好地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河北、山东、江苏、上海和海南省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并不稳定, 河北和江苏省由第四梯队下降至第一和第二梯队。上海市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先降低后提高, 但一直处于第一和第二梯队,整体水平偏低; 山东和海南省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表明这几个省份应采取措施稳定当地旅游产业结构,避免旅游产业结构过大波动带来的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天津、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省市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相对稳定,并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表明这几个省份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强的带动作用,应继续稳步发展。从整体而言,珠三角地区各省份的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具有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 对当地旅游经济带动作用较好,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应采取措施带动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的整体提升。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时序变化规律进行分析,本研究表明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优化升级的过程之中,旅游产业结构系统逐渐趋于稳定,但依然存在食、住、行、游等旅游基础要素所占比重偏高,购物、娱乐等旅游高附加值要素所占比重较低的问题,且绝大多数省份的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缺乏创新,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偏低。根据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演化分析,可知珠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对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好,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应加快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更好地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第一,合理配置产业要素,提高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应以旅游产业各要素构成结构为切入点,增强旅游行业部门间的关联性,促进旅游产业各部门的紧密、协调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应针对目前旅游产业结构的现状,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深化旅游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力度,不断调整旅游产业内部各部门的关系,逐步增强游览、购物、娱乐等部门的比重,更好地实现旅游资源配置,提高旅游产业结构效益。
第二,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旅游产品结构升级。我国沿海地区具有内陆地区不可比拟的滨海资源优势,独特的旅游资源是打造特色旅游产品的前提和基础,旅游产品需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不断优化升级。沿海地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旅游资源优势,增强创新型旅游产品的开发,重点开发海洋旅游、海岛旅游、城市、生态、度假旅游产品等,加快旅游精品建设,推动旅游产品结构水平的不断提升,最大程度的增强对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贡献; 同时,沿海地区之间应加强合作,实行横向联合,开发跨区域的旅游产品,实现资源共享,通过改善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推动旅游产品结构升级,突出沿海地区综合竞争力,逐渐形成区域旅游经济效益。
第三,增强旅游集聚效应,带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旅游集聚发展所产生的规模效应与经济效益,有利于带动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沿海各省市应推动旅游产业实现数量型向质量数量型转变,实现旅游产业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挥旅游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强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协同与互动作用,积极形成跨区域、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大型旅游集团,通过旅游企业集团化、专业化发挥规模优势, 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带动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第四,实施旅游科技创新,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创新。针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过高的问题,应积极实施旅游科技创新,建立旅游目的地信息系统、计算机预定系统等加快各部门的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提高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以适应新时代消费者追求快捷、新奇的体验,将“智慧景区”、“智慧酒店”等系列的“智慧旅游” 不断推进,以旅游服务、管理、营销和体验的智能化为途径,通过加速旅游科技创新,实现高新技术与旅游业的结合,提升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份额,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创新。
第五,加强区域联动发展,提升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针对沿海地区尤其是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系数较小、对旅游经济推动作用较弱的问题,应加强各区域间联动发展,重点打破行政壁垒、实施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市场共拓、联合营销、协调运作的区域联动发展模式, 发挥旅游发达区域的旅游辐射带动功能,推动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增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测度评价 篇2
基于指标区分权重的未确知测度综合评价模型及其应用
摘要：分析了指标对区分样本所属类别所作贡献的大小,定义了指标的区分权重.建立基于指标区分权重的未确知综合评价模型,并用于滏阳河水质污染综合评价.作 者：庞彦军 王小胜 栗文国 PANG Yan-jun WANG Xiao-sheng LI Wen-guo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理学院,河北,邯郸,056038期 刊：大学数学 PKU Journal：COLLEGE MATHEMATICS年，卷(期)：,24(1)分类号：X824关键词：地面水质量 未确知测度 综合评价 区分权重
金堂县工业化进程测度和评价 篇3
关键词：金堂县;工业化水平;指标评定体系
一、工业化综合指标评定体系构建
综合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国外发展经济学家和胡欣、廖元和等国内学者的有关理论，参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我们认为工业化是一种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由农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工业经济为主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增加的趋势，在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
1.指标的选取
工业化水平的高低，主要通过工业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等相关指标反映出来。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可行性及可比性，本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指标，构造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标评定体系。
2.建立指标评定体系
参照H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一书中对工业化过程大体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设计，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国内经验估计，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见表1）。为各指标的权数值。其权数按重要程度设置，通过借鉴有关研究及征求有关专家意见，设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指标权重值依次为0.25、0.15、0.15、0.18、0.16、0.11。由于对各等级值简单取整反映变化过程和地区差异不明显，故采用等级值取小数，从而使工业化渐进过程和地区差异充分显现出来。其计算方法是：以下限定等级，余数与组距对比取小数，加权算术平均确定综合等级。
3.综合测度实证
实证的目的在于检验工业化各阶段指标权重值是否恰当，综合指标的测度是否有效，能否起到纵向看进程、横向看差异的作用。现测度2001-2010年全国工业化进程（见表2）。
根据表2中的测算结果，2004年我国工业化进程综合等级值为2.95，接近工业化中期，2005年工业化综合等级值为3.04，我国已整体步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测算与国内相關研究基本符合，应该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二、综合测算金堂工业化进程
建国60年以来，金堂工业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国企改革，狠抓招商引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金堂的工业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2004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强力推进“工业强县”战略，以工业集中发展区为载体，坚持招大引强，工业经济加快发展，逐步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1.金堂工业化发展水平
经测算（如表3），2008年综合测度指标等级值为2.14，金堂整体步入了工业化初期阶段，到2011年综合测度指标等级值达2.55，蓄势向工业化中期加快推进，工业总量和发展质量双双加快发展，预计到2014年将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测度与评价 篇4
1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区域碳减排影响因素分析和评价。如Crame[1]、Rosa[2]、Cole[3]等学者基于部门数据分析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人口、城市化水平、能源使用效率、住房面积与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徐国泉等人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s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4]。宋德勇[5]采用两阶段LMDI模型对我国1990—2005 年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分析,得出其具有周期性特征。而一些学者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国家和区域的碳减排绩效, 如Ramanathan[6]应用DEA方法从能源、经济等四个方面分析中东和南非17 个国家的碳减排绩效。Zaim[7]与Zofio[8]研究不同形式的环境DEA模型下OECD国家碳排放环境效率,得出环境法规的实施会给OECD国家带来相应的产出损失。王群伟等[9]基于环境DEA模型评估了了我国各个省市碳减排效率,指出产业结构、能源强度等因素对碳减排绩效有显著影响,且碳减排绩效具有收敛性。姚奕,倪勤[10]基于投影寻踪模型,对中国各个省市1996—2008 年碳减排能力进行了评价,提出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改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碳减排能力。岳文婧[11]等基于IPAT指数分解模型对世界主要国家碳减排力度进行了研究。王小兵、雷仲敏等人以东北地区为例,提出了该地区节能减排的能力测度方法及相关对策[12]。何加锋等应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省域层面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选取关键性指标和国外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得出和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13]。张炜玲通过对比人均GDP、单位GDP、产业结构与各产业能耗指标,得出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和美国平均水平,具有良好的低碳发展基础[14]。
在已有文献中,对于区域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透析,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来比较我国各区域能源效率差异以及碳排放状况,但是对于区域碳减排能力评价研究还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在对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测度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合作减排策略,以期为其他省市开展碳减排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2 指标体系构建与模型方法
2. 1 指标体系构建
当前对于区域低碳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指标体系主要是从能源—环境—经济三个系统的宏观层面概括低碳发展的综合情况和影响因素。如冯碧梅将区域低碳状态解析为三个子系统即自然生态低碳、产业生态低碳和人文生态低碳,构建包含三个层次的湖北省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15]。马元三在归纳国内区域低碳发展评价指标的准则层时,也总结出同样的结论[16]。但是随着区域低碳研究的深入具体,发现这类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区域碳减排能力表征缺乏一定的针对性,有必要构建更加契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以往研究中往往忽视技术和碳汇能力的影响,实际上这两方面的作用在逐渐凸显,技术创新的不断投入和绿化面积的增加都会提高区域碳减排能力。此外,产业发展能力、区域碳转移能力等指标也都能恰当反映区域碳减排能力,理应纳入指标体系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从经济发展能力、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碳转移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产业发展能力五个方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采用坚持强相关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借鉴相关学术成果[10,11],选取16 个指标综合反映区域碳减排能力水平,构建京津冀碳减排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下表1) 。
2. 2 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
2. 2. 1 权重确定。本文选取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赋权步骤如下: 假设有m个待评方案,评价体系的指标为n个,对此可以建立数学模型: 设域为:
每一个样本由n个指标的数据表征组成:,可以得到评价系统的原始数据表征:。
( 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单位不同,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指标:;负向指标:
( 2) 数据坐标平移。为了消除指标值对数计算的影响,对于x'ij进行坐标平移,其公式为:
( 3) 第i个评价对象中第j个指标的的比重计算。设有m个评价对象,n个指标。比
重计算公式为:
( 4) 第j项指标熵值的计算。
( 5)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对第j项指标,指标值的差异越大,对碳减排能力评价的影响就越大,熵值就越小,定义差异系数:
( 6) 求权值: 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可得出个具体指标的权重值。即。
2. 2. 2 样本的评价。对样本的评价,可以用第j项指标xj的权重wj与标准化矩阵中第i个样本的第j项评价指标接近度x'ij作为xij的评价值fij。,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为:
对于多层结构的评价系统,可以根据信息熵的可加性,利用下层结构的指标信息效用值,按比例确定对应于上层结构的权重Wj,对下层结构的每类指标的效用值求和。
全部指标效用值的总和:;相应各子系统的权重:。
对应上层结构的评价值为:;若高一层有k个分量,则上层结构的评价值:;某个区域碳减排能力总得分为:
2. 2. 3 数据收集与处理。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2002—2013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2002—2014) ,《北京统计年鉴2014》, 《天津统计年鉴2014》和 《河北经济统计年鉴2014》,由于所选取的碳减排能力指标的可获取性,选取2001年—2013 年这13 年间的数据开展研究,对于少量缺失数据采用回归替换法插补。根据( 1) 和( 2)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按照yij = x? ij +0. 01 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平移得到标准化数据矩阵。再按照上述公式分步计算,得到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如表2—4 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将京津冀2001 - 2013 年各指标初始数据按照1. 2 节数据处理方法进行处理,计算出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五个一级指标得分,如表5—7 所示。最后,通过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得到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水平得分,并绘制出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水平对比图( 下图1) 。
由图1 可以看出,2001—2013 年京津冀三地碳减排能力均有所增加,但是河北省碳减排能力增幅不大,明显落后与北京和天津两市,河北省目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仍然是其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尤其是工业的对GDP贡献率比重很大,而河北省的第三产业一直增幅缓慢。从整体上看,京津冀整体碳减排能力已形成了梯度差,天津处于中间位置,河北省的碳减排潜力巨大,但是必须借助京津冀协同力量降低河北省的排放量。
3. 1 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一级指标分析
结合表5—7,绘制出2001—2013 年北京、天津、河北省碳减排能力变化趋势图( 如图2—4) ,进一步对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一级指标分析。
( 1) 经济发展能力方面: 2001—2013 年,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均持续增长,其中北京市经济发展能力从2001 年的0. 002 上升到了2013 年的0. 106,天津市经济发展能力从2001 年的0. 0015 上升到2013 年的0. 1049,河北省经济发展能力从2001 年的0. 0011 上升到2013 年的0. 0765,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增长能力均较强,这也为京津冀合作碳减排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 2) 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 2001—2013 年,京津冀区域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均有所下降,但是河北省下降幅度很小,仅从2001 年的0. 0763 下降到了2013 年的0. 0545。从2001—2013 年,河北省主要依赖能源消耗和工业发展拉动GDP增长,提高河北省能源利用率和调整其二次产业结构比重对京津冀合作碳减排至关重要。
( 3) 碳转移能力: 2001—2013 年,京津冀碳转移能力在持续增长,北京市的碳转移能力从2001 年的0. 0142 上升到了2013 年的0. 085,天津市碳转移能力从2001 年的0. 0122 上升到2013 年的0. 0797,河北省碳转移能力从2001 年的0. 0102 上升到2013年的0. 0766。
( 4) 技术与碳汇能力: 2001—2013 年,京津冀技术与碳汇能力在不断提升,这也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技术创新、低碳经济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方式。北京市的技术与碳汇能力从2001 年的0. 0158 上升到了2013 年的0. 0819,天津市技术与碳汇能力从2001 年的0. 0114 上升到2013 年的0. 039,河北省技术与碳汇能力从2001 年的0. 0051 上升到2013 年的0. 0438。
( 5) 产业发展能力: 产业发展能力里面包含了一个正指标和一个负指标,无法简单评判,可以分开讨论,见下文的二级指标分析。
3. 2 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二级指标分析
根据表2—4 中京津冀指标的权重数,可以得到如下图5 所示的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指标权重对比趋势图。
由图5 中可以看出,从横向比较看,北京的人均GDP、区域( R&D) 经费投入强度和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明显高于其他两地。河北省的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和工业贡献率均高于京津两市。而天津的这些指标在和北京和河北省对比时,基本处于中间位置。北京的经济能力和科技能力在京津冀三地中优势很大,一大部分原因是北京属于政治文化中心,高校云集,也是首先发展起来的几大城市之一。河北省GDP增加还主要依靠传统的老工业,如钢铁、化工、水泥等行业,这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也有一大部分是从京津两地转移过来,所以在考虑京津冀合作减排的过程中,主要是要考虑河北省对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碳减排贡献率,降低其能源和碳消费比重。天津目前老工业已初步转型,目前滨海新区集聚了航空、新能源、生物制药等科技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碳减排潜力较强。
从指标权重比较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比重较大,这也说明农村的发展是提升整个区域经济能力的着力点,这也和国家城镇一体化政策相关,加快京津冀城镇化进程也是提高京津冀经济能力的方式之一。进出口贸易额方面,天津和河北相差不大,但都明显低于北京,所以在京津冀合作减排中,必须加强进出口方面的合作,这也是碳转移能力的体现,天津应充分发挥天津港的港口优势。在外商投资方面,由于北京的区位优势,目前外商投资倾向于在首都设立公司,所以北京的外商投资力度强于津冀,但是目前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也集聚了一大批外企,未来其潜力巨大,河北省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吸引新能源类型的企业入驻,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通力合作。在区域技术成交额方面,其比重在整个体系中处于中游,这也反应出目前京津冀低碳技术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低碳创新和低碳产品的开发。区域( R&D) 经费投入强度方面,在这个体系中处于下游水平,京津冀在科学和技术经费上投入力度不够,应加大该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在碳汇方面,其比重处于整个指标体系的中游,这也和国家政策相关,碳排放源的概念已被广泛接受,而关于森林和草地等植被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却未普及,京津冀应加强碳汇方面的宣传和引导,增加整个区域的绿化覆盖率。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对比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为目标,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对2001—2010 年京津冀碳减排能力进行了测度,从经济发展能力、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碳转移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产业发展能力五个方面,以及细化的十六个指标着手,得出以下结论及合作策略。
( 1) 2001—2013 年京津冀碳减排能力综合排名: 北京> 天津> 河北,北京的经济发展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要明显高于津冀两地,其人均GDP、区域( R&D) 经费投入强度和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也比津冀有很大优势。
( 2) 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基本已形成梯度差,而区域合作碳减排的主要因素在于河北,河北省GDP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应加快调整河北省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同时要提高能源利用率。通过借助京津两地的教育、科技、技术优势,利用河北省自身的区位优势,综合考虑制约河北省低碳发展的因素,可以使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城市建设有较大提升。
( 3) 京津冀区域合作碳减排路径选择,制度创新是关键,京津冀区域政府是合作的主体,其引导工作是合作减排的前提; 在产业、技术、碳汇、碳交易合作方面,京津冀区域要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加强区域联动联控,最终降低京津冀区域整体碳排放。
摘要：从影响区域碳减排能力的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算京津冀2001—2013年的碳减排能力,基于此提出京津冀合作碳减排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碳减排能力综合排名:北京>天津>河北,北京的经济发展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要明显高于津冀两地,其人均GDP、区域(R&D)经费投入强度和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也比津冀有很大优势;(2)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基本已形成梯度差,而区域合作碳减排的主要因素在于河北;(3)京津冀应在制度、产业、技术、碳汇以及碳交易机制等方面展开碳减排合作。
中国股市流动性风险测度研究 篇5
引言
证券的流动性是指证券的变现能力。从证券流动性的概念来看，其本质是指在现在价位不变的情况下或在价位波动较小的情况下，能够卖出证券的数量或金额，如果能够卖出的数量或金融较大则该证券的流动性较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流动性还指在现在价位不变或在价位波动较小的情况下，能够买入证券的数量或金额，这也是证券市场比较普遍存在的流动性问题。个人投资者对流动性的要求较低，而机构投资者则异常关注流动性的风险问题。如封闭式基金分红、开放式基金面临巨额赎回时都会遇到资产变现的问题，尤其是后者。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较大，在市场上涨时，基金管理者希望提高仓位来获取股市上扬带来的收益;但市场下跌时经常出现交易量急剧减少的情况，如果这时出现较大数额的基金赎回申请，基金需要进行仓位调整，这就涉及到资产的变现问题，基金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将最终影响单位资产净值。近期开放式基金扩容速度不断加快，前期市场讨论的封闭式基金转开放的问题也已经浮出水面，基金银丰契约中规定1年后由封闭转开放，届时封闭转开放将会成为市场趋势，这也对目前封闭式基金投资运作中的仓位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流动性风险研究、测度就成为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首要问题。另外，固定受益证券如国债、企业债相对于股票而言，市场的流动性较低，因此基金在买卖国债、企业债时，较难获得合理的价格或者要付出更高的费用。
本文就是针对这种需求，利用金融工程的有关理论来对基金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进行研究的。
文献综述
由于交易机制的不同导致流动性的成因也存在差异。在报价驱动市场(做市商)中，做市商负责提供买卖双边报价，投资者的买卖委托传送至做市商并与之交易，因此做市商有责任维持价格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与之相反，在委托驱动市场(竞价交易)中，投资者的买卖指令直接通过交易系统进行配对交易，买卖委托的流量是推动价格形成和流动性的根本动力。
早期欧美证券市场均以做市商制度为主，因此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流动性研究都是围绕做市商制度展开的。其中又分为两个理论分支：以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理论认为，市场微观结构的主要功能是价格发现，而价格是影响流动性问题的实质所在。Kraus和Stoll(1972)研究了纽约交易所市场上大宗交易对流动性的`冲击;Garmam(1976)研究了随机库存模型的价格影响;Garbade和Silber(1979)研究了市场出清价格与流动性的关系;Glosten和Milgrom(1985)将信息经济学引入流动性研究，主要考虑了信息成本对流动性的影响。另一个分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易量、价格与流动性的关系上;Hasbrouck和Seppi通过流动性指标分析得到指令流对收益的影响。
目前关于竞价交易市场中流动性研究的文献极为有限，Niemeyer(1993)、Hamao(1995)、Biais(1995)、Hedvall()、Ahn()等学者研究了竞价交易下买卖价差和流动性的关系问题。
国内关于流动性的研究文献更少，蒋涛(2001)在总结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的经验模型，其核心思想是交易量与价格序列是相互影响的，交易量(主要是交易量增量)是通过收益率的波动来影响价格的，因此两者共同决定了股票的流动性。经验模型首先针对股价收益率序列构造自
测度评价 篇6
关键词：上海水域 溢油应急能力 未确知测度 综合评价
0引言
2010～2012年间，上海港油类、危险品进出港船舶均保持在6.5万艘次的水平，每年油类、危险品货物进出港约
5 000万吨，繁忙的水上交通运输活动是水上污染事故的主要源头之一。上海港从1999 年至2012年间共发生各类船舶油类与化学品污染事故约200起，油类与化学品累计泄漏量近
2 800t，平均每年发生污染事故14.54起。因此需要对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做出客观评价，了解现有溢油应急能力的实际水平，发现不足并提出建设方向。
本文构建了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未确知数学评价模型对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进行评价，得出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能够应对的一次溢油事故的最大溢油量，不仅解决了评价过程中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得出了量化评价结果。
1 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评价的范围限于上海海事局辖区。目前，上海海事局辖区内的溢油应急物资主要由社会清污力量配备，因此评价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主要是对上海海事局辖区应急联动清污单位和新建成的外高桥溢油应急设备库清污能力的评价。
本文提出的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仅指上海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包含清除、卸载、围控和防护等，这既利于量化评估上海目前溢油应急能力，同时又避免了许多主观因素的干扰。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以上海水域溢油应急抢险能力为评价对象，是在对溢油应急抢险能力相关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以往事故数据、油类货物运输情况和相关规范性文件，根据一定的评价模型，对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具体评价体系见表1.1。
2未确知测度评价模型
2.1 单指标未确知模型
按照测量方式可将对事物的测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未确知测度属于间接测量。因此，首先要建立一个测度空间或可测空间，再定义度量法则。
评价对象 关于指标 的观测值使 处于第 个评价等级 的程度，可用具体实数记作：
满足归一性、可加性、非负有界性3条测量准则的 为未确知测度（简称“测度”），可称 （1.1）
是对象 的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 表示 处于各评语等级的未确知测。
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在确定溢油应急能力评价指标权重时，先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分别确定主、客观权重，再利用博弈论进行组合权重的确定。
设 个权重向量 的现行组合为：
（1.2）
是基于基本权重集的一种可能的综合权重向量，它的全体 表示可能的权重向量集。
因此，寻找最满意的权重向量的目标是使 与每个 的离差极小化。由此，导出对策模型：
（1.3）
上述模型是一组含有多目标函数的交叉规划模型，求解该模型能够得到一个跟多种权重赋值方法在整体意义上相协调和均衡一直的综合权重结果。根据矩阵的微分性质，可以得出式（1.3）最优化的一阶导数条件为：
（1.4）
运用Matlab软件即可方便的求出上述方程的解 ，将 代入式（1.2）便可求出综合权重向量 。
2.3 多指标综合测度评价系统
设 表示指标 的权重，且 需满足 和 两个条件，则称
为指标
权重向量。若已知 的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关于 的各项指标分类权重向量为 。
令 （1.5）
则 为 的评价向量，其中 表示 处于 等级的未确知测度。
2.4 识别评价准则
设置信度为 ，通常置信度 取为0.6或0.7，最大值为1。令：
（1.6）
则判定 属于第 个评价等级 ，其真实含义为 不低于 等级的置信度为 或说是低于 等级的置信度是 。
3 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未确知综合评价
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评价空间可记作：， 分别代表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和Ⅴ级，且 ， 表示空集。若 能力等级比 的能力等级要低，记作 。因此， 为评价空间 上的一个有序分割类，在有序评价空间上依据置信度识别准则评定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的等级。
根据上海水域近年溢油事故油类泄漏数量、IMO统计溢油事故吨数分级和国内外溢油事故等级划分以及溢油应急能力评价标准等，经过向上海海事局、东海救助局和大连海事大学等专家学者的咨询，将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评价等级分为5级，即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和Ⅴ级，具体含义为：Ⅰ级可以应对一次溢油量为小于100t的污染事故；Ⅱ级可以应对一次溢油量为100～500t污染事故；Ⅲ级可以应对一次溢油量为500～1 000t的污染事故；Ⅳ级可以应对一次溢油量为1 000～1 500t的污染事故，Ⅴ级可以应对一次溢油量为1500吨的污染事故。具体将具体溢油能力的各个等级与对应的程度规定如下：
本文所选取的评价指标均为定量指标，由于各指标测度函数计算过程类似，只是具体的测度函数分布区间不同，因此以上海水域海上溢油应急预案最适于应对溢油吨位进行计算示范。2011年经过修订完善的《上海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中规定了溢油事故等级。经过咨询相关专家，本文认为海上溢油应急预案最适于应对溢油事故吨位为1 000t。
根据表1.2，可以确定海上溢油应急预案最适于应对溢油吨位的测度函数分布图如下图：
图1.1 海上溢油应急预案最适于应对溢油吨数的测度函数分布图
Fig.1.1 Marine oil spill contingency plans best suited for dealing with spills tonnage measurement function distribution
目前，相关应用研究多利用直线型测度函数分布，但是平滑的抛物线比直线型测度函数得出的概率更贴近“真值”，因此本文采用抛物线型分布。具体测度函数如下：
（1.7）
由上式得出，当 时，得出海上溢油应急预案最适于应对溢油吨位的评价矩阵为 。
根据《上海内河船舶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国家船舶应急设备库设备配备管理规定》（试行）、《船舶污染海洋环境风险评价技术规范》（试行）、《沿海船舶污染事故应急能力评估指南》和《港口码头应急能力评估指南》以及广东海事局下发的《广东海事局辖区沿海船舶溢油应急队伍溢油清除能力范例参照标准》等文件对各项指标标准的规定，并结合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建设实际，根据表1.2，划分了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并用matlab软件可以画出各指标的测度函数曲线图。
根据各指标测度函数分布图，和上海水域各指标实际数据 ，得到了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 为属于各等级的测度）：
（1.8）
根据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赋权方法以及上文提到的博弈论组合赋权，经计算得出各指标最优的权重向量为：
（1.9）
根据上文介绍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和式（4.21）、（4.23）的结果，最终得到多指标未确知测度向量： 。
取置信度 ，即可得到上海水域溢油能力评价等级：
（1.10）
由上述结果可知，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属于第Ⅴ级。
本文利用未确知数学的评价模型，结合走访调研的具体数据，对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上海水域溢油应急能力为可以应对一次性溢油量为1，500t的溢油污染事故，较以往应急能力评价时得出的定性结果更进一步，评价结果也从上海海事局2013年2月宣布的“一次溢油控制清除能力基本达1，000t”的处得到佐证，两者差距主要在于本文考虑了上海水域东海救助局、上海打捞局和社会公司等应急联动单位的应急物资储备。
由于调研数据的不完全和不具体，在确定测度函数分布区间时还有待提高。调研数据资料还欠完整和细致，尽管不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但还是给评价结果的详细性和完美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还有待细化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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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书吉，费良军，雷雁斌等.两种综合赋权法在灌区评价中的应用研究.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09.01：207-211.
测度评价 篇7
1 居民生活质量的内涵
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内涵, 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生活质量是衡量居民生活优劣的尺度, 是从以居民为利益中心的微观层次上测度居民生活满足程度的综合概念, 这一点确是毋庸置疑的。
国外对于生活质量的评价, 多倾向于主观性指标。对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评价, 要根据我国的现状来进行, 我国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远不如城市居民。因此, 在此种情况下, 适合采用客观指标来做评价, 这对于了解农村居民生活的不足具有更为直观的效应。
生活质量是个多维的概念, 对其的评价也要从多方面来进行, 但过多的指标会使得评价抓不住重点, 因此我们要遵循代表性和重要性原则, 选取信息量大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 以便使得能用较少的指标涵盖大部分的信息。
2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生活质量的内涵和农村居民的生活现状, 我们把其分为居民物质消费状况、居住水平、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社会保险覆盖率、通信水平六个方面。
2.1 居民物质消费状况
居民物质消费状况包括量和质的提升。衡量居民物质消费水平量的提升最概括的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但是这两个指标相关性较大, 重叠信息较多, 评价时容易产生共线性。而人均收入水平比人均消费水平带有更多的信息量, 涵盖的东西更多, 在此我们选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代表。衡量居民物质消费水平质的提升也即是消费层级的提升的指标, 国际上常用的是恩格尔系数。这里我们选用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恩格尔系数表示。
2.2 居住水平
衡量农村居民居住水平, 常用的是指标是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2.3 健康水平
衡量居民健康水平的常用指标有居民平均预期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于我国对于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的普查, 每10年才进行一次, 没有连续数据, 因此我们选用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来表示。
2.4 受教育水平
该项指标常用的是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根据我国每年的人口抽样数据, 我们采用6岁以上儿童受教育水平。对于受教育年限的综合方法, 我们把文盲半文盲定为0年, 小学定为6年, 初中9年, 高中、中专、技校12年, 大专及以上16年。将每等级的受教育年限乘以该等级的人口比重, 然后加总, 即得到人均受教育年限。
2.5 社会保险覆盖率
社会保险覆盖率是衡量人们福利水平及国家对居民生活保障状况的重要指标, 这里我们选用最贴近居民利益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和养老保险覆盖率表示。
社会保障覆盖率=0.6×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0.4×养老保险覆盖率
2.6 通信水平
通信水平反映了居民对信息的消费程度。当今社会, 信息是不可或缺的, 谁掌握了信息, 谁就掌握了创造财富的主动权。
农村通信水平=0.2×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0.4×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0.4×每百户电话拥有量
3 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状况的实证分析
由于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较多, 这里我们参考全国小康社会进程指标体系、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 采用主观赋权法确定权重和确定目标值。
对于正指标实现程度计算公式用
其中Xmin为目标值, 对于逆指标, 实现程度计算公式用
其中为Xmax目标值, 根据以上计算方法, 计算的各指标实现程度如下表1所示。
从表中可看出, 生活质量综合实现程度在近几年呈逐渐上升趋势, 生活质量提升明显, 实现程度由2002年的51.03%到2007年的76.51%, 平均每年提升5.09%, 特别是2007年, 比上一年提升了7.182个百分点, 是2002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在近几年对“三农”的支持。按此发展速度, 到2020年完全可实现预期目标值。
(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的实现程度近年呈上涨态势, 2007年达到了69.01%, 比2002年增长27.75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增长5.5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增长。
(2)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改善缓慢, 20 07年比20 02年提高了6.23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只提升1.25个百分点, 在所有指标中处于倒数第二位。
(3) 农村居民居住水平实现程度最高。人均住房面积2002年以来一直处于90%的实现程度上, 2006、2007年更是达到了目标值, 实现程度100%.
(4) 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实现程度较低, 2007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处于7各指标中最低水平, 平均每年增长4.95个百分点, 国家对农村的医疗支持水平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
(5) 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最慢, 2007年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实现程度79.81%, 比2002年提升4.39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只提升0.88个百分点。若按照此速度, 到2020年只能达到91.25%, 据目标值还差8.75个百分点, 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6) 农村居民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实现程度最低, 只在2007年超过了50%, 但整体上提升速度最快, 2007年比2002年提高52.69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提升10.54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由于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升较快所致。
(7) 农村居民通信水平实现程度提升较快, 2007年比2002年上涨48.91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提升9.7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居民对信息越来越重视, 而且电视、电话、电脑价格也越来越便宜, 居民购买量提升很快, 这使得居民信息化程度提高较快。
综上所述,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在近几年实现了蓬勃发展, 为今后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 但也存在许多的问题, 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居民恩格尔系数、受教育年限增长最慢, 改善缓慢;农村居民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实现程度最低, 且尚不完善, 尤其是农村的养老保险还很不健全;农村居民医疗水平实现程度较低, 医疗关乎居民的生命安全, 急需国家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课题组.2007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检测报告[J].统计研究, 2009, (1) :5～11.
[2]张润清, 谢艳辉.中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级指标体系研究[J].经济论坛, 2004, (4) :116～119.
测度评价 篇8
中共十二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其主要的信号包括首次确定公共服务的基本范围;在规划的24个纲要指标中有9个是关于民生的指标等。这些举措的目的, 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出台, “生活质量”、“居民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已经成为坊间热议的时代词汇。全国各地纷纷出台各类措施或政策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本文意图构建测度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 找出影响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居民生活质量内涵与研究方法
“生活质量”概念最早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在1958年提出的。所谓生活质量, 就是用来反映居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 又反映社会和心理特征, 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具体包括:经济条件、物质生活、生活环境、精神生活和居民素质, 它的内容决定了它具有综合性, 各方面相互制约。例如居民收入很高, 但环境污染大、社会秩序恶化, 则不能说生活质量好;同样, 若环境与社会秩序都很好, 但收入水平不高, 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
人们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很难全然一致。有些人侧重于研究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 比如幸福感, 满意度之类的研究;而有的侧重于客观方面, 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评价一个地区的生活条件综合水平。通常资本主义国家在研究生活质量的时候主要采用了后一种处理方法。本文也是借鉴了这一思路。由于生活质量反映了居民生活多方面的内容, 所以需要选取的指标也较多, 并且指标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相关性。具有这类统计特点的样本适合于采用SPSS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本文就是运用了这一方法, 对影响生活质量的多项指标进行因子提取、命名、计算因子得分与排序, 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价。
三、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就如同生活质量的概念一样, 在实证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选择上, 口径也通常不一致。本文主要是侧重于从经济条件的角度考察嘉兴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经过多轮剔除与筛选, 我们最后选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病床位数、人均居住面积、人居用电量、人均用水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以及人均拥有道路等共10各指标来构建嘉兴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根据嘉兴市统计年鉴1998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 其原始样本数据如下表所示:
四、嘉兴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因子分析
把上述样本原始数据导入到SPSS16.0数据库中,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是:首先对涉及到不同维度的所有统计指标做标准化处理;其次对指标间交互相关的数据实施一系列数学运算, 找出其中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起决定作用的若干基本因子, 得出一个能相对清晰揭示各指标内部关系的因子载荷矩阵, 确定具体的因子模型, 达到降维化简之目的;最后对摘取出来的因子作进一步分析, 计算因子得分, 并合成一个综合评价值, 以综合评价特定区域内某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 必须检验所选择的指标及样本数据是否能够进行因子分析。判别方法是相关系数矩阵检验以及巴特利球形检验。相关系数矩阵的输出结果显示, 大部分的相关系数都较高 (大于0.3, 单边检验值小于0.05) , 各变量呈较高的线性关系, 这说明选取的指标能够从中提取公共因子,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球形检验的输出结果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180.182, 相应的概率Sig为0.000, 因此可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 KMO值为0.509, 较好地通过了KMO度量标准, 即原有变量适合作因子分析。
其次, 进行因子提取与命名。因子提取依据的是总体变量解释矩阵的输出结果可知, 因子旋转后累计方差比没有改变, 但重新分配了各个因子解释原有变量的方差, 改变了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 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
我们根据因子负荷矩阵, 提取并命名了影响嘉兴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三大因子, 分别是生存环境F1、公共服务水平F2及收入水平F3。根据表2中的各项因子权重, 我们能够算出1998年~2007年三大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 并进行各年份的位次排名, 其结果此处略。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 总体来讲嘉兴居民生活质量是逐步提升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 从三大指标的权重来看, 以住房和能源占有率等为标志的生存环境对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力最大, 公共服务水平次之, 收入水平的影响力最小。这是因为, 从生存环境来看, 政府近年来大量财政投入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城市绿化等方面, 人们的居住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嘉兴正在成为宜居城市, 人们感受到满足程度在提升。从公共服务方面来看, 嘉兴是省内较早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地区之一, 公共服务质量的逐渐提高与范围的逐渐扩大, 使得嘉兴居民生活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生活质量整体上有了显著提升。收入水平对于嘉兴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对滞后, 除了由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的相对稳定之外, 更主要体现了物价指数持续增高, 进而可支配收入增幅并不显著, 所以名义收入的上升并未能很好地拉动生活质量的提升。
第二, 在综合名次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2007年, 此年度不但没有延续前几年的居民生活质量位次上升的势头, 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倒退, 这主要是受到来自环境因素恶化的影响。结合嘉兴经济多年粗放增长的实际情况, 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瓶颈约束, 另一方面给环境造成的长期累积的负面效应, 污染等问题既阻碍了可持续发展, 又大大降低了居民生活质量,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思的问题。
五、结论与建议
1. 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对于城镇居住的环境整治要从源头抓起, 要通盘考虑、上下联动、综合治理, 加强依法行政, 强化监督管理, 建立环境污染整治监督机制。认真实施污染有奖举报制度, 积极组织开展群众举报,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作用。各地要定期组织污染整治专项检查, 对检查情况要及时通报, 对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要予以曝光, 并根据《浙江省环境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的有关规定, 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等。
2.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拥有良好的或者社会所认为的最基本的居住条件, 会严重影响到居民的道德水准、社会行为规范乃至对当地社区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个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水平和对当地社区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 对周围社区, 对当地社会, 都有着直接的外部性作用住房,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住房极端困难者由于缺乏安定适宜的居住环境, 身心健康受到较大困扰, 很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保障性住房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亮点, 也是调控房价的重要的手段保障性住房是面向城市的中低收入者, 解决他们买房贵住房难的问题, 这是最大的安居工程, 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3. 继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还得依赖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基层政府, 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财政充实了,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 农民收入增加了, 一些可能的公共资源如医疗等才能变成可利用的公共服务。
4. 控制物价上涨幅度,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随着嘉兴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逐渐丰富。但2003年以来, 市场物价水平呈现较强的上升趋势, 对城市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影响很大, 中低收入群体用于购买肉、蛋、奶、鲜菜 (鲜果) 等主要副食品的数量较上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支出却有所增多。物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 消费支出增加科学发展观要求, 物价的上涨幅度必须小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的增长幅度, 这样才可能实现居民生活质量的真正改善, 而不只是收入名义上的增长, 因此, 政府必须适度控制物价的上涨, 以改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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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5]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测度评价 篇9
在知识经济时代, 智力资本管理己经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Bornemann等人 (1999) 通过研究发现, 能够较好地管理其智力资本的企业比一般企业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Bontis (1998, 2000) [1][2]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偏最小二乘法 ( PLS) 等计量方法测量智力资本构成, 研究智力资本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及与企业绩效的关系。Marvidis (2004, 2005) [3][4]采用VAICTM方法分别对日本银行和希腊银行进行智力资本绩效研究, 证实了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国内目前对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上, 方润生, 李垣 (2002) [5]通过对企业管理层人员变动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认为管理层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对企业绩效的改善存在明显的积极作用。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在企业绩效和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Teece 2000) [6]。由此可见, 在理论研究中, 学者们普遍指出智力资本对企业市场价值、股票价格、企业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智力资本能够构建和保持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
从现有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 国内外关于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多数采用定性方法, 定量的较少。国内外虽然有不少文献对智力资本评价进行定量研究, 但是对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却比较少。基于此, 本文引入了未确知数学理论, 建立了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未确知测度模型。
2 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的基础工作就是制定、设计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或可操作性) 决定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和归纳, 根据指标构建的基本原则, 建立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1所示。
3 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未确知测度综合模型
设x1, x2, …, xn为待评价的n个企业, 则评价对象空间为X={x1, x2, …, xn}, 称之为论域。对xi∈X, 有m个评价指标I1, I2, …, Im, 指标空间I={I1, I2, …, Im}。用xij表示对象xi在指标Ij下的观测值。设C={c1, c2, …, ck}为评价空间, 其中ck (1≤k≤K) 为第 个评语等级。
(1) 单指标未确知测度
对象xi关于指标Ij的观测值xij不同时, 则该指标使xi处于各评语等级的程度也不同。设xij使xi处于第k个评语等级ck的程度为μijk=μ (xij∈ck) 。那么, μijk是对程度的一种测量结果。要求μ满足:
其中, 1, 2, …, nj=1, 2, …, m;k=1, 2…, K;称上述三条准则为“非负有界性、归一性、可加性”, 满足这些准则的μ称为未确知测度。
则称矩阵
为对象xi的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其中μ
(2) 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象xi关于指标Ij的观测值xij使对象处于c1, c2, …, ck各个评语等级的未确知测度为
指标权重w
令
显然, 0≤w
由Vj的上述三条性质可知, 由 (6) 式定义的w
为指标I1, I2, …, Im关于xi的分类权重向量。
(3) 综合评价系统
将μijK改写成μijK=w
知
因此, 如果关于xi的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 (2) 已知, 关于xi的各指标分类权重为 (7) 。令
则μi为xi的评价向量。
(4) 评价准则
用评语等级划分是有序的, 第k个评语等级ck“好于”第k+1个评语等级ck+1, 所以最大测度识别准则不合适, 改用置信度识别准则。
若{c1, c2, …, ck}满足ci>ci+1 (i=1, 2, …, k-1) , 设置信度为λ通常取0.6或0.7, 令
则判xi属于第k0个评价等级ck0。
4 算例
由表1可知, 构建的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指标同时包含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 这里将各指标的评价等级分为5级, 用评价等级表示为:C={c1, c2, …, c3}={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评价分级系列见表1。
定性指标需要他人做出评价, 本案例中请专家、企业内部中高层管理者和业务经理作为参评者, 共10人, 每位参评者对企业做出评价, 每项指标以10分计, 分布于5个评语等级上。根据参评者评价结果, 企业的得分统计数据见表2。定量指标根据调查的实际数据来评价, 企业的实际数据见表3。
对于定量指标需要根据未确知测度函数来确定对象的单指标测度矩阵。根据 (1) 求得所有定量指标的单指标测度值, 结合表3可以得出企业的单指标测度矩阵为:
根据式 (4) 至 (6) 计算出指标分类权重向量为:
由18个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及指标权重向量, 按式 (8) 得评价向量为:
取λ=0.7, 根据式 (9) 得:当k0=2时, 0.4117+0.4487=0.8604>0.7。因此, 该企业的智力资本绩效水平被评为较好水平。
根据本研究建立的模型, 企业可以定期进行智力资本绩效评价, 以随时发现偏差, 这样可以在绩效下降初期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防患于未燃。同时, 采用本模型还可以对多个企业进行智力资本绩效评价, 并对其进行排序, 根据排序和等级评定结果判断企业智力资本投资和管理的效率。同一类智力资本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对企业的作用程度就不同, 因此, 有必要建立科学、可行、通用的绩效评价模型, 以帮助企业定期对企业智力绩效进行评价, 以有效利用这些智力资本, 同时及时发现企业内部欠缺的智力资本, 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未确知测度模型, 考虑到评价空间的“有序性”和“信息不确定性”, 给出了合理的置信度准则和排序的评分准则, 可使评价结果合理、分辨率更高。与主成分投影、物元分析法、BP神经网络模型相比, 未确知测度模型既可以对评价结果进行优劣排序, 又可以进行等级评定。刘开第教授通过采用未确知测度法、物元分析法、BP人工神经网络和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城市质量进行评价, 最后验证了未确知测度的优越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摘要：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绩效决定了该企业智力资本是否具有竞争力, 智力资本的绩效评价对于智力资本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目前国内研究对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相对缺乏的问题, 本文建立了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未确知测度模型, 将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结合起来评价智力资本绩效, 同时, 该模型考虑到评价空间的“有序性”和“信息不确定性”, 给出了合理的置信度准则和排序的评分准则, 使评价结果更加合理、分辨率更高。
关键词：智力资本,企业绩效,未确知测度,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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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评价 篇10
笔者基于未确知测度理论
1 未确知测度理论
假设某个评价对象中包含m个评价因素,每个评价因素里面包含n个评价指标,分别用x1,x2,…,xn表示,指标空间为A={x1,x2,…,xn},其中xi表示评价因素的第i个测量值。对xi有z个评价等级c1,c2,…,cz,评价空间为U={c1,c2,…,cz},设第k级比k+1级“强”,记为ck>ck+1,若c1>c2>…>cz,则称{c1,c2,…,cz}为评价空间U的一个有序分割类
1.1 单指标未确知测度
若μik=μ(xi∈ck)表示测量值xi属于第i个评价等级ck的程度,且要求满足:
式(2)称为“归一性”,式(3)称为“可加性”。满足式(1)~(3)的μ称为未确知测度,简称测度
1.2 指标权重的确定
设wj为测量指标xj在整体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且满足0≤wj≤1,则称wj为xj的权重,w=(w1,w2,…,wm)称作指标权重向量
由于单指标测度评价矩阵式(4)是已知的,因此可以通过式(5)和式(6)求解wj。
1.3 多指标综合测度评价向量
若μik=μ(m∈ck)评价因素m属于第k等级的程度,则:
显然有0≤μik≤1和,所以式(7)为μk未确知测度,向量{μi1,μi2,…,μiz}为多指标综合测度评价向量
1.4 置信度识别准则
为了对评价对象作出最后的评价结果,引入置信度识别准则:设λ为置信度(λ≥0.5,通常取0.6或0.7),若c1>c2>…>cz,令:
则认为评价样本m属于第k0个评价等级
2 矿井通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煤矿通风系统设计要求,以及现场调查结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并将其总体分为4类:通风网络、通风动力、通风设施和通风管理。再从4类指标中选取14个因素
图1 矿井通风系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分级标准化法,将每个评价指标划分为5个等级,评价空间为{c1,c2,c3,c4,c5},分别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Ⅴ级,分别表示矿井通风系统安全、较安全、一般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
表1 矿井通风系统评价指标分级标准
根据上述单指标测度函数定义和评价指标分级标准,构建通风系统评价指标的单指标测度函数,如图2~6所示。
图2 X1,X2,X4,X10,X11,X12,X13,X14指标测度函数
图3 X3指标测度函数
图4 X5指标测度函数
图5 X6指标测度函数
图6 X7,X8,X9指标测度函数
3 工程应用
以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糖浆渠二矿为例,该矿属低瓦斯矿井,煤尘具有爆炸危险性,采用边界并列抽出式通风方式,地面回风井口安设有2台同等能力的主要通风机
表2 评价指标赋值
将表2中各指标的评价赋值代入单指标测度函数(图2~6)中,计算得到矿井通风系统的单指标评价矩阵(μijk)14×5:
根据信息熵理论确定矿井通风系统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该矿井通风系统安全评价指标权重为(w1,w2,…,w14)=(0.195 36,0.130 24,0.082 74,0.068 95,0.055 16,0.068 95,0.055 77,0.037 18,0.037 18,0.055 77,0.063 81,0.063 81,0.042 54,0.042 54),据式(7)和式(9)确定矿井通风系统的多指标综合测度评价矩阵为:
由此可知:评价等级c1>c2>c3>c4>c5,取置信度λ=0.7,由式(8)得:
因此,可以判断该矿井通风安全级别属于Ⅱ级,即较安全型,符合该矿的实际情况。
4 结语
幸福的测度与标准 篇11
感觉论的回答是，幸福不是哲学推理，“幸福”只是表达一种关于快乐和满足的主观感受，因此，谁感觉到自己的需要或欲望得到满足，谁就可以说是幸福。理智论的回答是，只有按照客观的“好生活”的标准和价值所确定的那种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需要有自我意识，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否则便不能算是幸福。
感觉论的幸福不都等于猪或傻子的幸福，因为对幸福的感受也可以是包含价值的，当一个人觉得他所认为是有价值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或者他的欲望合理地接近于某种价值时，即使不能用客观的“好”来衡量，他仍然可以自称幸福。
美国雪城大学哲学教授琳·麦克弗尔在《幸福》一书中举了五种感觉幸福者的特殊例子。
第一种是“幸福的白痴”。他不动大脑，也没有动大脑的需要，整天乐哈哈，吃饱喝足倒头就睡，无忧无虑无烦恼。
第二种是“幸福的瓶盖收集者”，其愿望和生活目的是成为世界上收集瓶盖最多的人，这是他经过思考后确立的人生目标。当他认为已经收集了非常多的瓶盖（是否确实如此另当别论）时，他因此觉得非常满足而幸福。这种人包括其他“一门心思”从事专好的人。
第三种是“幸福的受骗傻子”。设想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这男人其实是个坏蛋，而且根本是在玩弄这名女子。她受到欺骗，非但不知道上当受骗，而且觉得非常幸福。希特勒时代的许多德国人就是如此。
第四种是“幸福的不道德成功者”。他们是像希特勒、卡扎菲、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或是飞黄腾达的贪官污吏。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作恶，也没有罪恶感，他们在信众的拥戴中感觉到幸福。
第五种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怀有某种高尚、美妙的理想，为了某种完美的正义事业，即使为之付出痛苦的代价，乃至饱受牢狱之灾，甚至丢掉性命，也还是觉得幸福。
麦克弗尔指出，我们对这些人所感觉到的“幸福”往往会有颇为矛盾的直觉反应。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并不“真正幸福”；但另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不能说他们没有得到满足，甚至是相当程度的满足。如果我们同意，“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此而已，它最重要的特征是相信自己得到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并且得到了与这种相信一致的快乐”，那么我们便没有充分的理由说这五种人不幸福。
在理智论者看来，上述五种人的幸福都不符合“好生活”的标准，“好生活”要求人的全面自我实现，包括身体、心智、价值判断、成熟理性。人在肉体的本能需要之外还有精神和心灵的需要，因此浑浑噩噩是一种脑死状态，玩物丧志是一种心灵锁闭，上当受骗是一种变相奴役，不道德的成功是腐败之恶，不切实际的理想是非理性的虚妄。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人在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障碍，那种主观感觉的幸福其实不过是幻觉和自我欺骗的结果。
理智论者的幸福观虽然能对感觉论者的幸福观提出价值质疑，并对极端的感受主义有所制衡，但这种价值观却也很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绑架，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革”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便是一个例子。正是因为思想统治用权力武断规定和强行灌输的价值来代替本该在公共社会中通过人们理性思考来形成的价值共识，与人的全面自我实现有关的幸福观念变得难以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以提升幸福感为目标的施政方针就更需要从建立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开始，而不是绕开价值观来急急忙忙地做实证的幸福评估。幸福不是一种个人陈述，而应该是一种评价——你真的幸福吗，好生活标准是什么等等。
绕开价值观的幸福评估总是把幸福设定为一些满足物质欲望的数字指标，如20平方米的人均住房、每户一辆汽车、一万元的收入、70岁的平均寿命等等。这些数字可能是幸福的测度，但并不是幸福的标准。这就好比我们用温度计只能测得温度有多高，而不能用它来提供关于温度的标准。水烫并不是因为温度计的读数是40度，40度只是测出水有多热，但不是“烫”的标准，如果“烫”的标准是70度，那么40度便是“不烫”。同样，满足物质欲望的数字指标不是幸福的标准，而顶多不过是某种“幸福”的测度，如果幸福的标准需要在物质之外添加公民权利、道德修养、心灵自由的话，那么纯物质性测度显示的便不是幸福，而是不够幸福。
测度评价 篇12
“国不可一日无粮, 家不可一日无米”,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安全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 实施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 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力度, 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 2013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193.5万吨, [1]连续7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水平。但是, 随着我国人口的继续增长、城乡居民膳食结构的不断升级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粮食消费需求增长的速度快于粮食供给增长的速度, 供需缺口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粮食净进口规模达到7748万吨, 粮食年度自给率已降至88.4%, 其中大豆自给率仅18.1%。[2]新形势下,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粮食需求不断增长和水、土地及劳动力资源消耗不断加快的双重挑战, 确保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及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难度加大。因此, 科学构建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准确测度, 分析和辨识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需要重视的问题, 对于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 本文在分析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基础上, 构建了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目标兼顾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对我国粮食安全进行了测度, 并提出了确保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二、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分析
借鉴众多学者的观点, 本文将粮食安全看成包含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四个系统组成的综合体。
1. 数量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新阶段, 粮食供求状况显著改善, 实现了从粮食长期短缺到总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1996年粮食产量登上50000万吨新台阶, 达到50453.5万吨, “九五”期间, 粮食产量基本保持在50000万吨水平。 (1) 但是, 1998年以后, 由于粮食连年丰收, 库存不断增加, 市场粮价持续下跌, 严重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加之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 粮食产量持续下降, 由1998年51230万吨降至43070万吨。 (2) 2004年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取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 极大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粮食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2007年, 粮食产量达到50160万吨, 2007~2013年粮食产量均保持在50000万吨以上。然而, 近几年来, 由于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 粮食 (包括大豆) 已突破90%的自给率, (3) 我国粮食数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2. 质量安全
“食品安全, 粮食为先;粮食安全, 质量为先”。粮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最基本的营养来源, 无论官和民, 一日三餐不可无粮。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因此, 粮食安全目标已由过去单纯注重数量安全向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及生态安全转变, “吃得安全、吃得生态、吃得健康”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合格、卫生、有品质、有营养”是新时期人们对粮食质量安全提出的新要求。然而, 在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数量、价格、流通、质量等关键性因素中,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政策的引导, 粮食数量、价格、流通等方面的问题已得到了有效解决, 粮食生产日趋稳定, 粮食价格日趋合理, 粮食流通日趋顺畅。但毋庸讳言, 粮食质量安全问题却日益凸显, 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时刻牵动着国人的神经, 成为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
3. 生态安全
在市场理性的主导下, 一方面消费者希望用最少的钱买到最新鲜、可口的粮食;另一方面, 粮食生产者则希望投入更少的农业生产资料、更少的劳动, 收获更多的产出。因此, 唯一的路径就是将农业变成工业, 其结果就是在粮食生产过程中, 化肥、农药、地膜、除草剂等化学原料变得比阳光、空气、土壤还重要, 使农田生态环境恶化, 造成大气、水体、土壤污染, 最终直接或间接污染粮食与食品。2012年我国化肥施用量5838.85万吨, 平均每公顷农作物施用化肥0.36吨, (4) 2011年我国农药、地膜的使用量分别达到178.70万吨、229.45万吨, 平均每公顷农作物分别施用农药11.01千克、地膜14.14千克, (5) 远远超过农业发达国家化肥、农药、地膜的使用量。人类不加选择地滥用化肥、农药、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合成试剂, 不仅会危害鸟类和其他野生生物, 而且直接威胁着农业生态安全, 人们不能获得符合要求的粮食及食品, 连最基本的生存健康需要也得不到满足。
4. 资源安全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6亿吨大关, 连续第十年实现增产。但我国粮食生产也面临着耕地减少势头不减、水资源短缺加剧、劳动力资源短缺加重等多重压力, 粮食资源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减少。2012年人均耕地仅有1.34亩, (6) 不足世界人均耕地3.38亩的一半。其次, 我国水资源短缺的态势加剧。目前, 我国水资源供给特点是“一缺两不均”, 即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左右,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年缺水总量超过400亿立方米, [3]而且水资源分布在区域上、季节上高度不均。最后, “谁来种地”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 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 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和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趋势不可逆转。据统计, 1000户农户中, 粮食生产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了63%, 20岁到29岁的只有3.5%, 30岁到49岁的约占25.3%。[4]
三、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本文以粮食安全为研究对象, 应用系统综合评价理论和方法, 建立了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多目标兼顾的评价指标体系, 如图1所示。
1. 评价方法
由于粮食安全状况涉及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综合指标, 且各指标之间没有明确的定量关系。同时, 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因此,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和运用模糊评判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后, 采用综合指数法将取得的数值进行累乘, 然后相加, 最后计算出粮食安全的综合评价指数。
2. 指标筛选
从我国粮食安全的概念、内涵及目标出发, 在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等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 筛选出能尽量准确评价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指标体系, 包括粮食数量、质量、生态、资源等环节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 建立一套健全的食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其主要构架如图1所示, 共分3个层次。
(1) 总体层, 代表某一国家、地区的粮食安全总体水平, 是衡量粮食安全水平高低的综合指标, 用0~1之间数值表示, 数值越接近1, 说明粮食安全的综合水平越高, 反之越低。它的数值由下一层指标计算确定。
(2) 中间层, 是支持粮食安全综合水平的指标。根据粮食安全的内涵与所涉及的主要现实社会特征设立了四个中间层指标, 即粮食数量安全指标、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粮食生态安全指标、粮食资源安全指标。这些中间层指标数值的高低表示了粮食安全不同组成部分的安全状况, 也分别用0~1之间数值表示, 数值越接近1, 说明粮食安全水平越高, 反之越低。这四个中间层指标值的高低受指标层指标数值的影响。
(3) 指标层, 由8个指标组成。这一层指标是本评价体系中的基础评价指标, 将从本质上反映粮食安全各部分的状况, 具有可测性、可比性、可获得性的特点。
3. 指标处理
本文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和Min/max比值法或Max/min比值倒数法对指标层进行处理, 结果如表1、表2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4. 指标权重确定
根据Min-max标准化方法和Min/max比值法或Max/min比值倒数法计算出各个指标值之后, 采用德尔菲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为确保该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本文邀请了马晓河、程国强、钟甫宁等15位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著名农业经济专家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根据15位专家的打分结果, 对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赋值进行了计算, 结果如表3所示。
四、我国粮食安全度的测算
本文以粮食安全性 (用APS表示) 为综合指标, 计算2001~2012年粮食安全性变化。
1. 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
APS=APQS×30%+QSAP×25%+ESAP×25%+ARS×20% (1)
2. 计算结果
(1) 根据Min-max标准化方法处理结果计算的我国2001~2012年粮食安全即APS如表4所示。
(2) 根据Min/max比值法或Max/min比值倒数法处理结果计算的我国2001~2012年粮食安全即APS如表5所示。
从表4、表5可以看出, 2008年以前, 我国粮食安全系数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根据Minmax标准化方法处理结果显示, 2003年粮食安全系数仅为35.2, 主要是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滑入新世纪的最低点, 粮食数量安全系数最低所致;2009年之后, 粮食安全总体向好发展, 但2012年粮食安全系数仅为54.5;根据Min/max比值法或Max/min比值倒数法处理结果显示, 我国粮食安全系数呈现出相同的趋势。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结论
(1) 我国粮食总量基本平衡, 丰年有余, 但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由表4可以看出, 如果以2001年为基期, 根据Min-max标准化方法处理结果计算的APS基本呈现下降的态势。尽管在最近两年略有好转, 究其主要原因是最近两年粮食数量安全指标在上升, 但粮食质量安全、生态安全指标均在下降, 因为粮食数量安全指标的上升导致的APS上升幅度超过了粮食质量安全、生态安全指标下降导致的APS下降的幅度;根据Min/max比值法或Max/min比值倒数法处理结果计算的APS仍然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只是最近两年有所好转, 原因同上。因此, 当前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任重道远。
(2) 粮食“安全度”的确定必须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佳经济效益的“安全度”的临界点应该是粮食生产收入与非粮食生产收入的平衡, 最佳经济效益应达到农业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生产竞争性用途上的收益临界水平, 即“农民收入平价”原则, 把农业收入提高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最佳社会效益的“安全度”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最佳生态效益的“安全度”就是要使农业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在物质与能量输出输入的数量上、结构功能上经常处于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平衡状态, 使农业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政策建议
(1) 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确保粮食产量不滑坡。在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国内外形势日趋复杂、灾害日趋频发重发等严峻形势下,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 来之不易。今后粮食产量在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的难度更大, 形势更严峻。因此, 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新增投入向粮食主产区 (县) 倾斜, 提高农业补贴资金的针对性、有效性, 构建农业补贴资金与粮食产量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 筑牢粮食安全的基础。
(2) 正本清源, 不断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水平。首先, 要严把生产环境安全关, 坚决控肥、控药、控添加剂, 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 遏制粮食产地环境恶化的趋势。其次, 要形成“从田间到餐桌”全覆盖的监管制度, 建立更为严格的粮食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并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最后, 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模式, 比如社区支持农业, 在确保生产者收益的同时, 使消费者获得安全的粮食, 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3)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不断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一是加强农业监管,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健全农业投入品质量检测制度, 实行最严格的监管, 重点查处使用和销售高毒、高残留农药等违禁生产资料。二是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平衡施肥使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提供免费测土配方服务, 提高肥料利用率和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促进农业生产节本增效。三是推广高效低毒农药使用技术, 减少农药对环境的污染。通过提供补贴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的使用, 鼓励应用生物农药和物理防治方法。
(4) 加强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 确保粮食资源安全。要以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为载体, 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为核心, 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为重点, 以确保粮食资源安全为目的, 推广应用节约型的耕作、播种、施肥、施药、灌溉与旱作农业、秸秆综合利用等节约型技术, 大力培养农民和农业企业的资源节约观念, 大力发展循环农业、集约农业等有利于节约资源的农业形态, 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以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 应用系统综合评价理论和方法, 构建了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目标兼顾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我国粮食安全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 近年来, 尽管我国粮食数量安全系数不断提高, 但粮食质量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系数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 而且超过粮食数量安全提高的程度, 因此, 兼顾多目标的粮食安全系数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基于此, 本文提出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以确保粮食数量安全、正本清源以确保粮食质量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确保粮食生态安全、加强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以确保粮食资源安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测度
参考文献
[1]董维嘉.今年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 全年产量创历史新高[Z].中国新闻网, 2013年12月6日.
[2]石玉.粮食安全, 国家一号战略[N].时代周报, 2014-01-23.
[3]肖俊彦.警惕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下降[J].农业经济问题, 2012,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