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实体经济（共8篇）
农村实体经济 篇1
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虚拟经济具有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特征。由于虚拟经济部门庞大的资产规模和高速的资金流动，虚拟经济运行状况的优劣对实体经济，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虚拟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短短的时间里，无论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还是外汇市场，都从无到有得到了快速发展。虚拟经济的发展在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1.虚拟商品的价格较好地揭示了实体经济运行状况。金融商品价格信息中包含有实体经济的信息，揭示出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金融工具市场上形成的这种价格能较真实地反映出某种金融产品的供求情况及一段时间内价格变化的趋势，因此价格不但有指示性功能，还可以通过价格的发现功能来判别企业运营的好坏、投资业绩的优劣，实现对所投资的企业或项目实行有效监管，而且也有助于其相关商品价格的稳定。金融领域中的价格变动也影响到实际资源的配置。如国债等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有助于发现未来市场的利率水平，反映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态，也为国家制定调控宏观经济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虚拟经济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和提供融资服务。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有价证券，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在价格决定机制上的优越性使其能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借助通信技术，可以灵活引导资本从效益低的企业、行业和地区流向效益高的企业、行业和地区，然后带动整个社会资源向高效益的领域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虚拟经济中担任最基本角色的是金融中介机构，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虚拟经济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吸收储蓄资金，而且能够有效地配置储蓄资源。由于金融中介具有很强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使之能够利用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挑选出有前景的企业及其管理者，从而实现储蓄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非生产性资金向生产领域转移，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促进技术创新，加快经济增长。
(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消极作用
虚拟经济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仅其优点得不到有效发挥，而且会放大和加剧其负面影响。虚拟经济活动，并不直接参与价值转换和价值创造，其投资回报纯粹来自资产价格本身之上升。当市场上的投资者不再关心虚拟经济所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而只关心它本身的价格高低时，他们的行为更多的为投机行为，这时市场上便出现了大量的投机者，这样只会增加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虚拟经济的过分扩张可能引发经济泡沫。经济泡沫一旦破灭，股票等资产价格将大幅下跌，信用危机出现，投资者信心和投资预期将严重受损，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重创，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1.虚拟经济若过度膨胀会产生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危害。泡沫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的经济现象，而伴随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金融衍生市场由于其明显的投机和虚拟性特征，往往被视为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金融衍生产品具有虚拟性的特征，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由于“羊群效应”，政府干预失控，大量过剩资本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进入股票、外汇等市场，导致资本价格扭曲，在资本价格泡沫的诱导下，信用扩张加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一旦破裂，往往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突破口，引起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实体经济大幅缩水，生产过剩，失业增加，需求萎缩，国民经济走向衰退。泡沫经济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生产成本的过度膨胀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出口贸易的增长，降低出口竞争力，破坏贸易平衡，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如墨西哥和巴西的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金融风暴，情况虽然千差万别，但从经济泡沫到形成泡沫经济直至爆发经济危机，这一过程都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且背离实体经济运行造成的。
2.虚拟经济无序扩张易引发金融危机。随着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虚拟经济具有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特征。由于虚拟经济部门庞大的资产规模和高速的资金流动，虚拟经济运行状况的优劣对实体经济，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虚拟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短短的时间里，无论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还是外汇市场，都从无到有得到了快速发展。虚拟经济的发展在提高社会资金的利用率、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1.虚拟商品的价格较好地揭示了实体经济运行状况。金融商品价格信息中包含有实体经济的信息，揭示出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金融工具市场上形成的这种价格能较真实地反映出某种金融产品的供求情况及一段时间内价格变化的趋势，因此价格不但有指示性功能，还可以通过价格的发现功能来判别企业运营的好坏、投资业绩的优劣，实现对所投资的企业或项目实行有效监管，而且也有助于其相关商品价格的稳定。金融领域中的价格变动也影响到实际资源的配置。如国债等各种衍生金融工具，有助于发现未来市场的利率水平，反映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态，也为国家制定调控宏观经济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2.虚拟经济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为实体经济动员储蓄和提供融资服务。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有价证券，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在价格决定机制上的优越性使其能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借助通信技术，可以灵活引导资本从效益低的企业、行业和地区流向效益高的企业、行业和地区，然后带动整个社会资源向高效益的领域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虚拟经济中担任最基本角色的是金融中介机构，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运作，虚拟经济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吸收储蓄资金，而且能够有效地配置储蓄资源。由于金融中介具有很强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使之能够利用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挑选出有前景的企业及其管理者，从而实现储蓄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非生产性资金向生产领域转移，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促进技术创新，加快经济增长。
(二)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消极作用
虚拟经济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如果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仅其优点得不到有效发挥，而且会放大和加剧其负面影响。虚拟经济活动，并不直接参与价值转换和价值创造，其投资回报纯粹来自资产价格本身之上升。当市场上的投资者不再关心虚拟经济所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而只关心它本身的价格高低时，他们的行为更多的为投机行为，这时市场上便出现了大量的投机者，这样只会增加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虚拟经济的过分扩张可能引发经济泡沫。经济泡沫一旦破灭，股票等资产价格将大幅下跌，信用危机出现，投资者信心和投资预期将严重受损，实体经济就会受到重创，甚至诱发金融危机。
1.虚拟经济若过度膨胀会产生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危害。泡沫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的经济现象，而伴随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金融衍生市场由于其明显的投机和虚拟性特征，往往被视为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金融衍生产品具有虚拟性的特征，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由于“羊群效应”，政府干预失控，大量过剩资本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进入股票、外汇等市场，导致资本价格扭曲，在资本价格泡沫的诱导下，信用扩张加速了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一旦破裂，往往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突破口，引起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实体经济大幅缩水，生产过剩，失业增加，需求萎缩，国民经济走向衰退。泡沫经济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生产成本的过度膨胀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出口贸易的增长，降低出口竞争力，破坏贸易平衡，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如墨西哥和巴西的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金融风暴，情况虽然千差万别，但从经济泡沫到形成泡沫经济直至爆发经济危机，这一过程都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且背离实体经济运行造成的。
2.虚拟经济无序扩张易引发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增强，虚拟经济的影响逐步增大，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投机活动，虚拟经济实现的资本配置作用，主要是由于虚拟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而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是通过投机活动来实现的;虚拟经济所提供如“套期保值”的风险规避功能，也是通过投机者来分摊的。泡沫经济中投机活动盛行，资金需求剧增，这就会诱使银行不断提高资本利率以获得更高的收益。高利率又会促使银行不断扩大其信贷规模，放松对信贷资产的审查和检查工作，而实体经济由于无法承受越来越高的银行利率，从而使其发展过程中正常的资金需求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虚拟经济的无序发展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引发经济泡沫的破裂，于是金融系统运作遭到破坏，银行抗风险能力降低，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适度发展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在发展速度上虚拟经济应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保持一定的比例需求。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有所不同。当国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时，显示实体经济对虚拟资本供给出现制约，虚拟资本应该增加。另外，若虚拟经济无序扩张、膨胀太快，在规模上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发展的承受范围，这就会造成与现实经济相脱离，产生严重的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时，虚拟经济又会被强制性地回归现实经济，然而此时整个社会经济已遭受了重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发展虚拟经济要把握好“度”，使其与实体经济不断磨合，实现稳步发展。我国金融发展历史较短，金融监管手段、方法落后，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发展虚拟经济要坚持渐进式原则，严控制其的膨胀规模和膨胀速度，防范金融风险和泡沫经济的产生。
(二)注意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有效结合
虚拟经济的监管部门在资本市场上处于开放的最前沿阵地，要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要保持虚拟经济的稳步发展。历史上许多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其对虚拟经济发展的监管不严导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血的`教训，已经给予了我们足够的警示。为此，我们首先是增加透明度，要在完善会计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的基础上，让金融交易中的虚假成分得以及时充分显现，让不利于资源配置、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因素能够被人识别。其次要完善法律制度，完善事后处理机制;同时还要建立一套有效的行政机构，直接对市场的准入、运行、发展等实施严格管理。另外，强大的舆论监督机制，严厉的处罚机制，也都是完全必要的。从中国监管实践来看，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监管技术和监管效能的提高。虚拟经济系统不稳定性有一部分源于信息不对称，而监管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仅可避免从众行为给虚拟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还可同时带来正面的效果，可以降低交易费用，降低因对交易对手相关的信息获知不完备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三)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发展
面对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实体经济的状况是虚拟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实体经济状况良好，则虚拟经济的运行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实体经济出了问题，虚拟经济的运行就会受到影响。如上市公司质量下降、宏观经济不景气、股市就会处于低迷状态，证券市场交易活动的活跃程度必然受到影响。反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形式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效的资金融通，极大地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体经济资金需求。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为风险控制提供了新手段，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实体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从而在整体上增强了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四)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在法治和信用制度建设上都相对滞后，若不尽快建立完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高效的法律体系，虚拟经济中的基础———信用就难以建设起来的。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信用机制的保障下应该趋于长期化，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只有这样经济系统才能保持健康发展。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银行、企业、个人对信用记录的需求非常大，依靠政府力量可在短期建立起信用制度的框架，不仅可保证虚拟经济的良性运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积极的。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一文中写道“切记，信用就是金钱”，虽然这是在1748年提出的，但对当今经济的发展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三、总结
总之，虚拟经济必须通过其对实体经济资源配置、规避风险、提高效率等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尽管虚拟经济系统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与成长过程，但是，实体经济始终是其基础，制约其发挥，要系统地分析两个经济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对立和统一，从而协调发展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农村实体经济 篇2
最近有报道称, 华尔街高管不再坚守, 而是选择奔赴实业界任职。无独有偶,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连任后发表的首份国情咨文中, 再次明确提出要支持美国制造业, 创造更多职位, 并通过减税等手段吸引更多企业回流。
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 对于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是一种正面的力量。过去40多年来, 西方发达国家放任货币信用扩张, 鼓励金融投机和衍生金融交易, 令虚拟经济恶性膨胀。凭借货币霸权和虚拟经济, 发达国家得以长期维持高赤字、高债务、高杠杆、高消费, 从而造成全球经济严重失衡, 最终演变成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是金融持续动荡的根本原因。1970年, 全球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足100%, 今天已超过400%!虚拟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 严重威胁着实体经济。在过去140年间, 全球共发生金融危机150多次, 规模波及全球的危机就超过10次。
时至今日, 主要发达国家虽然认识到虚拟经济之害, 但在高喊回归实体经济的进程中, 似乎仍没有完全改弦更张。如美国政府一再强调要重整制造业, 重整贸易, 重振实体经济;日本和英国多次宣称要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复苏, 然各国实际采取的宏观政策, 似乎与此目标背道而驰, 尤其是上述国家长期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政策, 在客观上进一步助长了虚拟经济和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以来,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背离的趋势, 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美联储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时期,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6%, 粮食价格上涨20%, 油价上涨高达59%;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期间,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0%, 粮食价格上涨15%, 油价上涨超过30%……多轮货币宽松犹如火上浇油, 刺激债券和衍生金融交易异常活跃, 股票指数连创新高, 但实体经济和就业却萎靡不振, 致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量化宽松的效果, 对其批评之声日涨。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篇3
调整有两个内容：一是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要“消肿”，二是重建其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如果忽视这个基本认识。虚拟经济的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而成为“脱缰野马”，最终变成整个社会的“洪水猛兽”，只是时间问题。
此轮金融危机究竟何时见底?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影响将渗透到何种程度?美国现有的各种救市措施是恰到好处还是南辕北辙?危机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暴露无遗，引发了学界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哪些深层思考?日前本刊记者就这些热点话题对话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请他着重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视角对此作全新解读。
《新广角》：眼下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渗透且有越演越烈之势。究竟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经济学界的判断迄今依然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南辕北辙。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家对于危机处理方法的认识，美国经济界还为此引发了相当激烈的大分裂大论战。那么，您认为导致此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刘骏民：是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
次贷危机只是起到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深层次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并导致虚拟经济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因此，即使各种救市措施一时奏效，但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各种金融危机就会不断发生，直到开始触及和缓解这个问题。
这里不妨对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情况人手进行分析，观察其失衡的情况。对美国的实体经济状况(以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表示美国的实体经济即依托于实实在在物质生产与服务的产业)，和美国的虚拟经济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进行的分析表明，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且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也从1950年占其GDP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l 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不再具有往日辉煌，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仍然过高地计算了制造业在其GDP中的比重。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例，该公司曾经是美国制造业强大的象征之一，但其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福特公司出售汽车创造的货币利润远远低于其从事金融活动获得的收益：2007年，福特汽车公司全年税前利润为58亿美元，其中，竟然有5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是福特公司经营信贷和租赁等金融业务所得，而出售汽车创造的利润仅为8亿美元。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爆发前，在美国，靠制造业赚钱对企业家正在渐渐失去吸引力。当时的调查显示，许多像福特这样的制造业企业大多在从事各类虚拟经济的活动，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中也因此隐藏着越来越大的虚拟经济创造GDP的活动假象。也就是说，虽然GDP统计数字反映出的虚拟经济不断增大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还不足以说明虚拟经济在当代美国经济中的真实比重。
在美国经济“去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同时，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却在不断加深。美国债券，其中包括次级债务、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已经成为美国人创造货币财富的机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由此，如果将美国比作一支股票，用其虚拟资产总市值除以其GDP算出的美国股的“市盈率”已经高达36倍左右，而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出来其他国家的“市盈率”最多只有十几倍，如日本是16倍左右、中国是10倍左右，这充分说明，美国经济已经犹如一只市盈率过高的股票，具有了相当的泡沫性。
《新广角》：那么，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演进的呢?
刘骏民：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成。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资本金融项目一直是逆差，这个时期美国经济的对外循环方式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如，美国对外贷出美元和对外美元援助，得到美元的国家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这种经济运行方式和美元循环方式导致外部需求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持续依赖，刺激美国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
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美元的流出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便一路绿灯畅通。因此可以说，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停止与黄金挂钩那一刻起，美国就开始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上世纪整个7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有5年是逆差。这标志着美国对外贸易从经常项目顺差的循环方式向经常项目逆差的循环方式演变。1982年以后，美国开始了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的时代，即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用美元现金买回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卖出产品及资源得到美元的其他国家再用得到的美元现金购买美国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资本金融账户流回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方面消费了别国的资源、商品、劳务；另一方面又在境外留下了越来越大的美元债券和其他的美元金融资产，这期间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通过资本金融账户不断回流的美元刺激了美国境内可以炒作的“虚拟资本”的不断膨胀，这些“虚拟资本”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这种循环方式刺激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并造成了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
《新广角》：这也就是您所说的美国经济特殊的运行方式?
刘骏民：对。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证券化浪潮以来，美国经济运行方式就悄悄发生着重大变化。随着这一变化的深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实体经济的雄风早已不再，美国人的生存方式也因此改变，他们已经不再依赖于自己能生产什么和生产的数量、质量如何而生存，却更多地依赖于美元能够买到什么和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收入。
炒股票、炒房地产等等非制造业的经济活动完全可以不通过任何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人们的货币收入。只要货币收入能够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人们消费支出就可以维持在高水平上，而只要有高的货币收入，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可以确保美国人的消费品供应。因此，美国国内的经济运行方式不是为人们生产什么，而是为人们能够保持购买力来“生产”货币收入。它由此产生了两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是美国虚拟经济活动的繁荣，只要能创造出货币收入，而不管生产不生产产品和劳务；二是以其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也只将高端、高价的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将低端低价环节转移至国外。
《新广角》：这曾经使某些经济学家羡慕不已啊。
刘骏民：可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在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时也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因为低价品都是生活必需品，它没有需求弹性，所有生活必需品即使在人们收入下降时对其需求都不会有太大的减少。那些高价品则不然，收入减少时往往先减少对其的消费，如奢侈品名牌高尔夫球拍等等。虚拟经济发展和高端高价生产保留的同时，美国富人也在增加，靠劳动工资生活的人少了，靠资产收入生活的人多了，人们越富裕，对资产收入的依赖越强。但遗憾的是，虚拟经济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会使一般人一夜暴富，而金融危机的显著功能就是也能将富人瞬间变穷，特别是那些缺乏自保能力的中产阶级，转瞬间，他们可能会一贫如洗。一个人、一个阶层，乃至一个国家概莫能外。当消费减少时，高价产品会先于低价产品萎缩，也即，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虚拟经济越庞大越强，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就越弱。
《新广角》：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尚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您的这一观点或许会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对于继续发展虚拟经济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刘骏民：关键是两者要匹配。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转移市场运作的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整体运行效率。若匹配失衡，麻烦就来了，而且两者负面传导，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虚拟经济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和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但无论如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高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也就是说，如果忽视这个基本认识，虚拟经济的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而成为“脱缰野马”，最终变成整个社会的“洪水猛兽”，只是时间问题。
我国虚拟经济目前还处于比较浅层次的阶段，目前，我国的虚拟经济与整体经济的匹配程度还不够，国内虚拟经济主要停留在股市上，而A股又是“单边市”，金融产品过于单一。而且，虚拟经济占GDP比重过低。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发展虚拟经济的情况完全不同，不是过度的问题而是建立和完善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不需要平衡虚拟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应遵从适度和平衡原则，积极防止虚拟经济的负面作用。
不过，当前我国需要做的仍然是加大虚拟经济的发展，以满足我国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如果虚拟经济没有大的发展，国外大资金进入以后没什么资产可买，而我们调控的经验又不足，那就很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
《新广角》：既然此轮金融危机是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所致，那您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这种失衡调整过来——
刘骏民：调整有两个内容：一是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要“消肿”，也就是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以及资产贬值使得虚拟财富大量削减；二是重建其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前者决定着金融危机持续的深度和时间，后者决定着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调整方向以及经历衰退的时间长度。
《新广角》：从目前来看，美国的救市政策主要是向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或直接干预、重组乃至接管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降息，还有就是扩大财政赤字，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反复游说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您看——
刘骏民：这一系列救市措施无疑是在进一步加剧美国境内外金融资产的膨胀，特别是境外金融资产的膨胀，显然是饮鸩止渴。
必须看到，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引发空前的美元危机。
货币没有含金量之后，其价值就是其购买力，即单位货币能购买到的产品数量和劳务数量，金融资产则不能判别货币价值大小，也就是说，最终美元的购买力是要用实体经济来支撑的。在正常情况下，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媒介贸易和投资，其购买力是由在全世界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来衡量的。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引起人们拒绝接受甚至抛售美元时，美元的购买力就只能由美国的实体经济来衡量和支撑。现实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元在境内外的规模不断膨胀，而美国实体经济却在不断萎缩，随着本次金融危机的蔓延，长期潜藏在美元自身的巨大危机来临了。
金融改革和实体经济 篇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不可否认，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效应，是振兴经济全局的催化剂，若处理不慎也会成为撼动全局的火药桶。因此，国内外经济形势越是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越是加大，就越需重视金融体制改革的独特关键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强烈激发我国的经济潜能，大幅开拓我国经济发展空间,创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我国传统的金融体制是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上建立的，它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特点是高度垄断，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传统的金融体制也开始迈开改革的步伐。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不仅伤害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而且威胁到长期稳定发展，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不容忽视的是，新形势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新要求。
因此来说，一方面要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继续推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改革，发展农村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制和增资扩股，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并推动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存款类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将每年新增存款一定比例投放到农业或涉农领域。同时要加快金融业制度和产品创新，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活力和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和完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体系，深化中小商业银行改革，促进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更加专注于社区居民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提高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要加强宏观统筹指导，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要着力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完善监管体系，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是中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必经之路。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加强管理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和信息系统创新，形成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协调发展的社会氛围，推动银行业金融体系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
金融体制改革
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及金融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度垄断没有完全打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较少，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缓慢。这些体制性缺陷，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影响稀缺资金的配置效率。所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
2011年4月份以来，温州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小企业老板“跑路”甚至跳楼等恶性事件，8、9两个月出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最为严峻的形势。
温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温州“两多两少”纠结：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民营企业多而信贷融资少。从民间资金供给方来看，由于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民间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大量资金流向民间借贷领域;从民间资金需求方来看，借贷主体多是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体制内融资困难，不得不向体制外寻求融资。正是因为民间资金供需双方各自面临的困境：供给方难以获得满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导致供需双方转向民间借贷领域，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间资本呈现“高利贷化”。
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
一要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使民间借贷从地下无序的“灰色地带”走向地上“阳光”规范运作。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招安”，要多疏少堵、因势利导，让其成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组成部分。对高利率借贷不能让其在“地下”野蛮成长，而应在“地上”理性发展，既要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更要重视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建设、监管体系改革和金融体制创新。
二要引导民间资本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构建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的“门当户对”的金融格局。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社区银行经验和我国村镇银行经验，逐步放宽民间资本组建地区性民营中小银行的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民营中小银行，将满足条件的现有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改造成规范化运作的民营中小银行，在市场准入和利率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卓博教育版权
三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努力消除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的双轨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基准利率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减少民间金融“高利贷”化的生存空间。
四要创新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分层次的监管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多元化和分层化。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的监管模式。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在地市、县的监管能力优势，赋予其对地市、县域内草根金融类中小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权力。
发展实体经济（范文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一个国家应对外部冲击、巍然屹立的关键。
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更需要得到重视和支持。实践证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而且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这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提供了深刻的警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变化。中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只有壮大实体经济，筑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稳定和大局稳定这一系列“稳”的目标。只有不断做强实体经济，提升经济质量，才有可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突破,为“进”创造条件。
发展实体经济，要让各类市场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更多地向实体领域聚集。政策措施要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济，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不断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务，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拓宽投资空间，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的运营环境，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让人们对做实业有兴趣、有信心。
发展实体经济，要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收入分配要更多地向劳动倾斜，充分利用财政、税收等调节手段，让做实业的人感到有奔头、能致富，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要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期以来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为经济发展及时化解风险，遏制投机炒作。
当前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要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些传统产业出现萎缩不可避免。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老路，必须同步调结构、上水平，加快转型升级，下大力气发展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加大技术改造以提升竞争力，保持实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是弱化虚拟经济，而是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握住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现代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要发挥好金融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实业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延续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发展实体经济（范文二）
近年来，我国部分实体经济领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发展苗头。一些实体企业为了追逐高回报放松主业，转向房地产和民间借贷市场，投机氛围浓烈，这不仅影响了经济健康运行、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由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用工荒和高成本的生存困境，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二是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比较利益诱导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垄断行业投资无门，竞争性行业过度竞争导致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据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2年)》称，在温州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投机和高利贷的资金占比高达60%。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
五是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措施]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只有筑牢这个根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才能实现，稳中求进才能落到实处。
巩固实体经济基础是避免经济 “硬着陆”的关键。当前要高度重视如何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实业致富的市场环境，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一要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
二要努力减少投机暴利，限制投机暴富，挤压“炒”经济的空间，营造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高度重视上游产业过度垄断和下游产业过度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
三要推动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高成本，防止多种因素叠加，过快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积极财政政策要以减税为中心，增加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
四要改革金融体制，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良性互动，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
践行普惠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 篇5
银行腾讯大粤网·财经频道2015-07-28 13:12 我要分享
[摘要]作为客户数量最多的银行，邮储银行专注服务“三农”、小微金融，积极创新融资模式，努力构建“O2O”的立体化金融服务网络。
在小微金融服务方面，自成立以来，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超过2.3万亿元，有效解决了1200万户小微企业的经营资金短缺困难。截至今年6月末，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237亿元，1-6月新增贷款664亿元。八年来，邮储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特点，推动产品创新工作，形成了“强抵押”、“弱担保”、“纯信用”相结合的全产品体系；改变“自下而上”做小微的思维定式，立足网点优势，通过专业化机构打阵地战，建设了578家专业化的小企业特色支行，覆盖全部36家一级分行，为高新科技、电子商务等222个细分行业提供专业服务。
然而，在当前创新不断的大环境下，有越来越多的新兴小微企业缺乏的已不仅仅是资金支持。品牌的传播平台、技术的指导、商业模式的交流、行业信息的了解等均是其所需。
针对这些涌现在市场的新诉求，自2010年以来，邮储银行连续六年举办“创富大赛”活动，与地方经信委、人民银行、银监局等共同组织，为个人创业者和小微企业搭建“一个联盟，四大平台”为基础的创富综合平台。“一个联盟”，是建设以支持中小企业客户发展为目的、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为支撑点的创富联盟；“四大平台”分别包括：资金支持平台、品牌传播平台、技术指导平台、商业模式交流平台，形成了“帮扶小微企业、助力百姓创业创富”的良好氛围。
邮储银行还联合经济日报共同推出了“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在这一指数当中，集合了全国75%县市、2500户以上小微企业样本的月度运行情况，全面考虑了小微企业采购、生产、绩效、信心、融资、成本各个环节，重点关注小微企业运行中融资、成本、风险问题。该指数填补了国内小微企业现行统计指数的周期性空白，为小微企业确定自身发展路径、政府宏观决策、政策导向、社会机构健全小微企业服务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积极创新融资模式 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徐学明表示，当前，社会融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社融股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银行传统的存贷汇服务模式已无法满足客户的需要了。为此，邮储银行积极创新融资模式，走“投贷债”联动发展的路子，积极拓展PPP、产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政府债务重组等融资方式。6月份，邮储银行在全国首个地方高铁PPP项目——济青高铁（潍坊段）项目中成功中标，投放资金43亿元。未来，邮储银行将加大对城市轨道建设发展专项投资基金、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基金、充电站和充电桩建设投资基金，以及现代物流投资基金等方向的投资，力争三年投资总量达到3000亿元。
创新举措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篇6
为契合轻资产的科技型企业发展需求，农行上海分行努力创新担保方式，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一是加强与政府部门、担保保险等机构合作，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对上海市科委推荐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保证保险贷款，贷款到期后返还部分保险费，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着力解决企业融资贵的难题。二是针对新三板、上海股交中心已挂牌和拟挂牌企业研发股权质押贷款，无需追加其他担保方式，节省企业抵质押、担保手续费。三是针对成熟高新技术企业推出“科贷通”产品，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发放信用贷款，解决科技型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生产中的资金需求。
针对贸易型企业“短、频、快”的融资需求，农行上海分行升级服务平台，推行电子化融资渠道，加快企业资金周转，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支出。一是针对票据结算量较大的企业推出票据池融资产品，依托强大的现金管理平台对企业票据进行托管并建立票据质押池，以池内票据债权及监管专户资金为质押，为企业提供短期融资盘活企业资金占用，有效满足客户资金需求。二是推出线上产品“智动贷”，与客户一次性签订循环贷款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企业通过农行网银自主提款还款，随借随还，加速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的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利息支出。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哪一个重要 篇7
几乎与此同时, 中国GDP占世界比重, 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 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 2014年达到13.3%,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 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
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 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 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 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 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 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 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王者归来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 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 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 或者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 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关注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 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 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 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 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增长到865.03万亿美元, 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 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 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 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 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 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 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 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 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 1980年至今, 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其频度和烈度史上罕见。
尤其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金融危机, 重创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核心国家后, 影响范围越来越遍及全球。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 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 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 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 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 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 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逐鹿”先进制造
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 过去20多年来, 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 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 1995年中国工业规模总量不足0.4万亿美元, 2013年则超过4万亿美元, 中国工业规模增长了10倍。由此计算, 中国工业占全球比重, 从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短短11年间, 中国仅用11年就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
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 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 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 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 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 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 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 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
任重而道远
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第一的国家, 但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离“制造强国”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目前, 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 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而且, 总体技术水平落后, 自主创新能力弱。2013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额2322亿美元, 超过当年石油进口额。
国内每生产一台CDMA手机, 要向美国高通公司交10美元专利费, 而几乎所有支持中国新4G标准的高端手机都采用高通芯片。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 我国优质、低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 数控机床、精密设备不足5%, 且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轿车工业装备都依赖进口。
中国工业资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的态势仍然有待改善。据测算, 2010年, 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与此相反, 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 中国制造处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 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时, 所获利益甚少。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 近几年, 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相互作用下, 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上很不景气, 工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 多数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滑, 实体经济经营发展风险加大。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 2014年国有五大银行以占500强营业收入的6.39%, 创造了35.6%的净利润;266家制造业企业创造40.1%的营业收入, 净利润仅占18.8%, 五大行利润近乎所有制造业企业利润的两倍。
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继续扩大。统计数据显示, 1999~2002年我国虚拟经济规模维持在10万亿元左右, 与GDP维持着1倍左右的比例。2003年一跃超过20万亿, 自此迅速扩大, 到2009年已达122.5万亿元, 为GDP的3.7倍。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未强”时刻, 外有强邻环伺, 内有“脱实入虚”隐患, 何去何从?自古华山一条路, 唯有向上, 美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将是砥砺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最好“磨刀石”。
不要失去创新能力
近现代以来, 无论是中国自身的探索实践, 还是美欧发达国家的经验镜鉴都充分印证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 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最强的创新驱动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中, 发挥着中坚作用。
实体经济艰难回归 篇8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实体经济面临要素流失与市场萎缩双重夹击，产业面临空心化潜在风险。只有让实体经济的根基更加坚实，才能摆脱危机，赢得未来。”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近日在“第四届APEC中小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财富论坛”上说。
当下，稳增长的关键是提振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我国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提振实体经济，并提出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但重振实体经济是个缓慢的过程，最新数字显示，6月份制造业扩张速度降至去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实体经济仍未见反弹迹象。
这正是考验政府决策的时刻。
有“急功近利”的观点认为，为了尽快见效益，应该采取政策刺激的办法，也就是重启四万亿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这两种“打强心剂”式的“西医疗法”，尽管确实能让经济短暂地强劲复苏，但将来则要承担更大的苦果。
近日，外界突然发现长三角各地政府都在回头重提实体经济，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样板间，长三角的回归，或许是中国回归实体经济的一个信号。但回归实体经济已然成为世界潮流。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实体经济的扩张行动，将使中国传统制造行业遭逢强劲对手。
长三角重提实体经济
“失去的实体经济产能永远地失去了，而新的又没有产生，”浙江省政协委员郭胜华的一份提案如是写道，“传统优势产业是国民经济之本，是一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力源泉，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赖以成长的土壤。”
近日，人们发现，长三角各地政府都在回头重提实体经济。而此前有一段时间，长三角各地频繁喊出总部经济等口号，纷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仿佛制造业失去了立足之地。
6月26日上午，浙江丽水市举行总投资127亿元的56个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强调要加大工业有效投入、增强工业发展后劲。
“工业是基础这点不能丢。”浙江省发改委相关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浙江实体经济的思路是“做优农业、做强工业、做实服务业”。
今年浙江省发改委已经将2009年至今，国家和省级各部门出台的实体经济鼓励政策中涉及要素保障、税赋减免等“实”的政策汇编成书，共900多条，发到各相关部门及相关企业。
这些政策之外，是浙江省舟山海洋经济、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温州金融改革三大国家战略所创造的新经济增长点，以及在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和全省民营经济大会基础上的“引浙商回归”。
夏宝龙曾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未来三年浙江省将引导150家左右的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创建“总部型、品牌型、上市型、高新型、产业联盟主导型”五类实业企业。
老工业基地南京则把重心放在了软件上，建立以中国(南京)软件谷为核心，南京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为两翼的“一谷两园”软件产业集聚区，围绕“1+8”创新创业政策链展开，“政府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将引导重工业往软件行业发展。”南京市科委副主任刘小斌对媒体如是说。
目前南京已吸引了IBM中国软件授权培训中心、中科院软件所科技成果孵化中心等项目落户。据统计，2011年南京市软件业务收入达到1520亿元。
作为配套，立足于本地的高校资源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是南京最大的优势。中国(南京)软件谷的政策是，对获评杰出人才等的给予一次性高达30万元的奖励。
不同于江浙两地的是，上海的特色在总部经济，“这么高的综合成本下，一般制造业基地不可能放在上海，外迁是客观规律，但制造业依旧是基础，上海的制造业重点应放在精度高的装备机械类上。”上海市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指出。
5月底召开的上海金融支持实体产业经济发展会议上，12家银行正式与上海签约，自今年起连续三年为上海市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重点实体产业滚动提供总额6600亿元融资支持。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在会上指出，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确保上海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推动产业布局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发展。
事实上，上海两个中心方案获批后，曾经上海个别官员认为上海建设金融和贸易中心，制造业似乎将远离上海，但如今张江、金桥等开发区地位重新受到重视凸显了制造业亦回归到上海。
“与其说回归实体经济，不如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加快提升制造业。”陈维指出，造成长三角实体经济困境主要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本身制造业水平低。“但核心还是在打破垄断，允许民资进入高端制造业。因为没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服务业，回归实体经济的重点应该提升制造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细化。”
伴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低迷，国内房地产调控和投资增速回落的压力，“出口导向”的长三角经济转型升级任重而道远。
发达国家的“制造扩张”
不仅是中国在回归实体经济。金融危机之后，不少人注意到一度将制造环节“扔”向海外的发达国家，开始重拾制造。最新数据似乎表明，这些国家重拾制造的方式并不是将制造环节收缩至国内，而是采取了以攻为守海外并购的方式。
这一点，在中国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中国传统制造行业遭逢强劲对手。
著名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市场发展放缓的大环境下，并购案例数量和交易金额双双回落。发生在中国市场的并购，无论是国内并购或是外资并购，均呈现回落态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资本对中国的传统制造行业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的传统行业受外国公司青睐，机械制造一枝独秀，共完成8起并购交易，涉及金额10.31亿美元，占外资并购交易总额的61.6％。
清科研究中心分析师周倜如表示，在中国市场，去年同期机械制造方面的外资并购有两起，今年上半年外资并购则有8起。由两起到8起，外资并购的同比增速之高集中反映出其兴趣点的重新聚集。
影响仍在延续的金融危机给全世界上了一堂令人难忘的课，这堂课尤其令不少长期倚重金融发展的发达国家印象深刻。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它们在第一时间就重拾了对制造环节的关注。
在专家看来，外资在并购市场表现出的对传统制造业的特别关注，恰恰是这些国家希望能够重新夯实制造的反映之一。
“在没有稳固的实业作为支撑的情况下，繁荣的金融市场只是空中楼阁。”周倜如指出，外资收购是西方国家发展制造业的一种表现，可视为其看中制造业和中国市场的未来，以及扩大版图、丰富产业结构的一种表现。
“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实体经济才是发展的根本，实体经济的兴衰，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项凯标指出，西方各国准备要重新发展实体经济，回归经济发展的本体，这种发展方式也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规律的。
不过，周倜如特别指出，与其将外资喜好的新改变解读为“重拾制造”，将其解读为更具攻击力的“制造扩张”更贴切。
“目前西方国家国内失业率过高，将增加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振兴制造业上，重拾说法应运而生。但是，面对高额的人工成本、厂房成本等，个人认为，让资本家重拾制造环节是难上加难的。所以重拾这种说法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基本不可能。从全球角度讲，从制造业的需求长远来讲是会呈增长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力雄厚的国外公司在海外扩张是发展的趋势。”周倜如指出。
与此同时，一向以制造见长的中国企业也并未放松对这个领域的关注。看来，中国企业正在遭逢强劲对手。
清科数据显示，去年同期机械制造方面的并购交易共35起。其中，国内并购29起，海外并购4起，外资并购2起。今年上半年并购交易共50起，同比增长约42.9％。其中，国内并购31起，海外并购11起，外资并购8起。
周倜如表示，“不难看出这个领域在中国并购市场越发活跃。未来几年，产业将优化和调整、机械制造行业的并购预计还会增加。”
“中国的着眼点正在逐渐向高新产业发展，但是并不代表中国从传统行业移开。中国传统行业的历史悠久，但是核心技术的占有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产业升级是必然的，是海外并购给企业产业升级的一种新思路。”周倜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