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论文（精选7篇）
天朝的崩溃论文 篇1
失败的教训
——读《天朝的崩溃》
《天朝的崩溃》一书是北京大学茅海建教授研究鸦片战争的成果，该书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念解析鸦片战争并着重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可是当今社会更多的是关注鸦片战争的意义，而看的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①。茅教授在书中专门分析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是犯错的，并对战争涉及清王朝的种种史实进行考证，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另外还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吸取以往的教训，正视以往的错误。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一个民族理应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自我批评。为此，作者从多个方面详实的再现了鸦片战争中的情节，并深入的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且有许多独到而极具颠覆性的学术观点。
鸦片战争的彻底失败告诉中国人 这样一个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的潮流。著名史家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曾论及这样的问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②茅海建教授正是这一观点的认同者。作者就武器装备、制造工艺、武备管理体制等方面做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经过这样的对比之后，就不难发现清军的落后了。在西方的英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赖以为生的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西方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英方已经使用初步发展的火器时，清军却是冷热兵器混用。清方少有的一些火炮相当一部分还是明朝的遗物，质量差，铸炮工艺落后，弹药少，几近报废的程度，而火枪也不过是极其落后的鸟枪。而作用更大的海军，差距则更大，清方的防御系统——炮台、城，却又相当的落后，以至于根本无法抵御英军强大的火力进攻。另外还有就是英军已经有着近代军事技战术，最好的例子关天培的虎门，一流的的将领，一流的防御体系，在天朝可谓是最好的防御体系之一，可是却轻而易举地被英军攻破。英军的强大以及清军从未领略过的战术是英军制胜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不仅仅虎门之战，鸦片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战争清军的失利都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所有这些很自然的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这样的观点是我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确实如此，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即使战术再劣拙，在对阵装备战术极其落后的军队时很难说有什么劣势。况且，即使以前接受的一些观点，如①
②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1995年版，三联书店，25页《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1987年版，岳麓书社，11页
清军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并且可以在本土作战以逸待劳其实若是仔细分析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清方当时的常备军有80万之多，可这些兵力是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实际驻守于某一地方的兵力并不多。调兵又要涉及时间和空间，以当时的条件，调兵实际上的作用甚微，并且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财力和物力。而英军却可以相对集中兵力，加之其舰船的先进技术，部队机动性甚强，使得清军反而疲于奔命，并没有以逸待劳的优势。加之，日久承平，军队腐化，训练废弛，军纪荡然，清军的战斗力已经很差。另外还有就是时下很多观念认为当时只是官场腐败，殊不知当时的清军已经存在着普遍腐败的现象，下层官兵在作战时一触即溃对于战争的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
对鸦片战争中的主要当事人的评述，作者是从林则徐禁烟开始说起。在我以前接受的教育中，林则徐是不容任何质疑的，林则徐被描述成了神话。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林则徐在当时甚至是现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人物。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对敌情进行了相应的判断，却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情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可他的部署却是几近于“书生议兵”式的想法，根本无法抵御船坚炮利的英军的进攻。可是出于历史的巧合，英军并未直接对广东发动进攻，而只是封锁了广东沿海，但这绝不是因为英军惧怕林的武备。可是这却给后人造成了假象，即使当时的人也认为只要采取林则徐的策略则必胜无疑。正是出于这样的误会或者说巧合，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其实今人关于林则徐在战争中思想发生变化的这一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林被称为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后来林多方搜集资料编成《四洲志》，可是研究表明林被贬伊犁后，更关心的是人事变动和自己的复出。这些说法都是值得我去思考的，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也不可一厢情愿的认为谁怎样怎样。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史料去研究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自然地我们不能苛责古人，换位思考，历史人物的思想不可能过度地超出其所处的时代。
同样的误会发生在琦善身上。后世对琦善的评价多称其为“卖国贼”，可是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了琦善根本没有卖国的动机，扣在他头上卖国的罪名也无法成立。之所以分析出这样的结果，乃是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中英两国实力的对照和两国的各自不同的心态。琦善之所以被称为卖国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跟英方的交往中，以主张“抚”为主，而这与当时主“剿”的主流观念格格不入。可是主抚的大臣违背了主剿的皇帝的旨意，必然会招到贬黜。可为什么后来继任的官员实际上是主抚的，为什么却没像琦善一样落得“斩监侯”的下场呢？这就不得不提鸦片战争中清朝官员的谎言风暴了。
接任琦善职务的伊里布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可是对英作战的失败，以及英方船坚炮利清
军不堪一击的现实使他逐渐走向主抚。可是他又是生活于天朝的官员，上面有可以不用讲道理的独裁帝王力主主剿，为此他不得不撒谎以自保。就这样，从伊里布开始，以后的继任大臣无不对皇帝大人撒谎。随后的杨芳、奕山等人，在最初也都是主剿派，可是当他们尝到英军船炮的滋味的时候，无一不成为主抚派成员，同时也成为谎言专家。下面是不断的战争失利，上面却是接二连三的战事捷报，当谎言被皇帝识破的时候，皇帝就罢黜掉欺骗他的官员。铺天盖地的谎言使得大清朝的最高决策者，高高在上的道光皇帝作出的决策根本不符合战时的实际情况。可作为臣子的又不能违背天子的旨意，为此只能不断地编织新的谎言以掩圣听。于是乎，堂堂的大清国皇帝就生活在了谎言之中。这样的事实在以前所学的关于鸦片战争问题是没有被提及的，而事实上这种无处不在的谎言对一个国家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对事实真相浑然不知，那么所做出的决定必然脱离实际，而不切实际的决策则会导致战争的失败。
另外一点深刻的教训则是清朝官员思想的落后愚昧无知和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战争中的清方官员一开始都是主剿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英军的船坚炮利，当他们领略到英军的厉害时，又变成了主抚。如后来的颜伯焘，一开始对于其斥资几百万两白银修建的防御工程非常自信。可是“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①后任的两江总督裕谦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虽然裕谦对于剿灭英夷极其用心，可是他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模糊不清的概念，也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其实不仅仅这二人，鸦片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清方官员都是这样的情况，缺少这种对近代化的认识，对当时世界的了解。促成他们强烈的主剿观念实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外夷的偏见，以及理学的教导。这样的事实说明大清朝的官员在处理近代国家事务时还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而对近代化的事物则是一无所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上，对西方已经踏入工业社会一无所知，不晓得所谓的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已经踏入近代化社会，而仅仅还认为他们不过和以往的边境蛮夷一样。这种思想上的落后、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无知、对近代国家事务的愚昧也是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南京条约》的签定过程中，同样处处显露出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落后愚昧和无知。谈判代表之一，前两江总督伊里布的家仆，对英方提出的条款可以说闻所未闻或知之不详。事实上，即使是伊里布本人或是大清朝的其他官员也未必懂得条款的真实含义。不知不觉中，一个是中国割地又赔款的条约就签定了。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一个危害并不比《南京条约》小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又签署了，随之失去的是中国的关① 《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1995年版，三联书店，341页
税自主权、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可条约的中方签定者并不这么认为，耆英当时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并且让今人感觉怪诞的是耆英对新约的签定是完全同意的，问题是在签约之时实际上已经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了。愚昧和无知仍在继续，危及中国国家利益更大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发黄埔条约相继签定。可那些审议、批准这些条约的军机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没有认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权益造成何等的损害。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当时西方的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要求与中国签约，而主事者耆英也本着“一体颁发”、一视同仁的原则一并予以接受，而道光帝接到耆英的报告，朱批：“所办甚是”。
作者对每一个战争中重要角色的战后的表现的剖析和评论同样是发人深省的，包括林则徐、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刘韵珂、耆英等12位人物。他们对战败体会最深，理应有猛烈的反省，有复仇的欲望。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或者毫无反应，或者“柔夷”，或者阴制，唯有林则徐一人是对抗的态度，可是作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林就应该具有更高的眼光，进而思考到关于近代化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并未看到。蒋廷黻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写《中国近代史》时曾有这样一句话：“从民族里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瞭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①确实，在分析鸦片战争中中方的这些士人精英时，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致命伤。因为这些人物是当时清朝最重要的官僚将领，甚至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人物，可是他们没有觉醒，更不用指望其他的士人了。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和反思，这种思想上的麻木愚昧似乎更值得今人去反省。
另外我还想说的一点事关于三元里事件的。看过此书后，作为战争中的一个插曲，它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否由于情感或者道德层面上的宣传，使得这个事件的影响被夸大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作者用相当大的一个篇幅分析了三元里事件，通过书中分析我得知三元里事件并不像以前教科书中宣传的那样起到了那么大的作用，毕竟三元里事件并没有对英军造成多大的影响，也没有影响到战争的轨迹。这种观点颠覆了我以往对三元里事件的看法，也使得我能够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作者甚至认为三元里事件不过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这说明历史事件由于宣传的原因、道德情感上的缘故，其真正的历史意义被扭曲了，事实的真相也被扭曲了。通过这么一个事例我想说的是对待历史，确实不能仅仅停留在以往的宣传上，更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情感上。学习历史就要理性、辩证、客观的去分析历史，剖析历史，试图探究到历史的真相。①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1987年版，岳麓书社，24页
读过此书，让我从更深层面上认识到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失败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情感道德的层面，而应该更加深入的去分析历史的背景，剖析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我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研究历史，就是应该吸取历史所提供的那些失败的教训，进行自我批判，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天朝的崩溃论文 篇2
2. 决斗开始了, 土豆捅了包子致命的一刀。 (打一食品)
3. 老鼠对野马说:
“我昨天和猫约会呢!” (打一食品)
4. 马不信, 把老鼠提溜了起来。
(打一蔬莱)
5. 一只羊在吃草, 一匹狼从羊身旁经过, 但没有吃羊。
(打一海产品)
6. 又一匹狼从羊身旁经过, 还没有吃羊。
(打一海产品)
7. 第三匹狼经过, 羊冲狼大叫, 狼还是没有吃羊。
(还打一海产品)
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篇3
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全面洗雪他们所认为的耻辱，要经历一个如此漫长的过程。一九○七年，中英双方达成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议；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府收回部分租界主权；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实现了关税自主；一九四三年，英国政府声明放弃除香港、九龙之外的全部在华租界，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这一过程达到高潮，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至此，一八四○年中英第一次战争、即一般所称的鸦片战争所导致或被认为所导致的全部有形后果终于被彻底清除干净。但它给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却远未痊愈，使理性的思考仍然不能取代感情的冲动。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从来就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次之上，影响着至今一百多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
可以举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批判的荒谬。某极具影响的青年报曾刊出一张照片，照片中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向紫禁城太和门走去，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
自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分子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猖獗起来了。看，这是一个乘着轿子进故宫找皇帝说事的洋人。
很明显，照片是在一九○二年所谓“两宫回銮”之后拍摄的，因为在那以后，那位傀儡皇帝才开始在内廷里接见洋人，他们才被允许通过太和门。这时距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主要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洋人见皇帝才不再如从前那般艰难。把洋人见皇帝与第一次中英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否过于牵强附会姑且不论，而把“洋人”等同于“帝国主义分子”，把乘轿子进宫“找皇帝说事”说成是“猖獗”，好象是没有弄明白“与洋人说事”（外交）正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臣子无外交”，只有皇帝才能够也理应履行他的这项职责，旁人无法代劳。但文字作者的真正意思是说：洋人们只有在朝贡时才能觐见皇上，否则就是“大胆”、“猖獗”。不过，对皇上如此呵护有加的作者居然把皇上龙体安憩的地方称为“故宫”，按照满清律例，应归入“大不敬”罪之列，实属十恶不赦。
根据作者的意思推测，中国应该重新建立朝贡体系，才能让他感到洗雪耻辱和扬眉吐气。具有这一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就我所知，台湾有一个名叫柏杨的作家曾在《中国人史纲》中热情讴歌过天下共主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大陆也有一位名噪一时的经济学博士发表过自己的类似主张。那位经济学博士曾发起一场对历史的挑战，博士的论文情绪激昂、言词夸张，读上去象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在对中英第一次战争作了一番杳无新意的道德批判之后，博士提出要以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来代替目前这种由各主权国家独立共处所形成的世界格局，目前的世界格局被博士看成是纷争的来源。博士有所不知的是，中国的“天下主义”正是《诗经》中所歌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演变成后来对外关系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四夷皆我藩属、按远近教化区分等级的一套完整的朝贡体系。当博士经常在外面这样胡言乱语的时候，人们还会严肃看待他在经济学中的高见吗？在进行了一百多年的道德批判之后，中国人在思想深处较之一八四○年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从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还有许多人在为朝贡体系感到自豪，说明这样的道德批判对社会发展毫无益处，但它之所以普遍流行却另有理由。可以讲深一点，只要政治动员构成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作为政治动员重要手段的道德批判就将长期流行下去，历史研究也只是在为它提供永不枯竭的题材。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茅海建先生所著《天朝的崩溃》一书就被看作有些创见了，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一些满纸口号的历史专著相比较，《天朝的崩溃》一书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具体翔实，同时还具有情节生动，语言平实的特点，大受读者欢迎。作者在书中一再说明他将超越道德批判的狭隘视野，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使此书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发行，成为近年来有关中英之间第一次战争最好的一部专著。但在我看来，《天朝的崩溃》一书缺乏的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反映出作者在思想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把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这两句名言合起来说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思想史，思想的价值决定了历史的价值。正是在思想上的停滞不前，大大削弱了全书的份量。中国知识精英知识贫乏、视野狭隘与思想浅薄的通病，作者也不能完全避免，在书中不时流露，使他难于再作进一步的开拓，仍然囿于道德批判的传统框架当中无法解脱。尽管本书号称是“对鸦片战争的再研究”，最终还是无力重新解释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为道德批判供应更多的细节，使之显得真实可信。
一八四○年中英之间所爆发的第一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这一名称就暗含了一种先入为主的道德批判。从一开始，作者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再研究”中最为关键之处，不知不觉坠入它的轨道，作者的全部努力沿着这一方向进行，与他超越道德批判的声明已是南辕北辙。除了细节丰富之外，其基本结论仍然只是一些老生常谈，价值十分有限。这当然不是说，在历史中只有翻案文章才有价值，而是说要把自己的立论置于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首先就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认同是常识的那些旧有观念并不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它们同样应该受到怀疑，需要进行论证。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获得观念上的突破，真正促成我们思想上的发展及其进步，而思想的发展及其进步正是社会发展及其进步的根本原因。
要具体指出本书的局限，我想从战争的起因讲起。在英国政府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一八三九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小心谨慎执行的是一项旨在以和平方式争取与满清政府建立平等、直接外交关系的长期政策，为此，他们居然忍受住了满清政府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奇耻大辱”，具体的说就是发生在一八三六年的“律劳卑事件”。英国政府无意支持内皮尔勋爵（Napier·Lord，当时被满清政府有意译为“律劳卑”）提出的强硬主张，反而大幅度削减驻华机构的预算，降低驻华商务监督的行政级别并缩小其编制。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消极无为的特点了。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政府对它的外交官所遭受的屈辱听之任之以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都不愿意去招惹妄自尊大的满清政府，他们在任期间几乎是无所事事，整天呆在伶仃洋的小艇上，穷极无聊的打发时光。只是当后来义律出任第四任商务监督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义律主要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积极执行着一项消极无为的对华政策。为了与满清政府建立起直接联系，他竟然违反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再指示而不惜作出卑下姿态，向满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蒋廷黻先生曾就此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的‘将就了事，敷衍过去’”。〔1〕
关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它在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巴麦尊写道：
关于构成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九日和十二月七日来信主题的鸦片走私贸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了使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的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2〕
在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时，巴麦尊在发给义律的有关指示中也仍然强调：
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3〕
当义律因为全面违反英国政府的指示而遭免职之后，巴麦尊在发给新任全权大臣的长篇训令中再次重申：
女王陛下政府对于这件事情（指禁止鸦片）不提出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中国政府完全有权禁止鸦片，如果它愿意的话，从事一项违禁品贸易的英国臣民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4〕
对于鸦片贸易，义律的立场比英国政府走得还要远，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他并不满足于英国政府一般的不干预政策，反而企图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的责任。他甚至提出与满清官员一起去阻止鸦片走私，因为他相信，那些英国鸦片贩子不大把满清政府的辑私官员放在眼里，他希望一旦他出现在辑私现场，有助于防止那些人的轻举妄动。出于对鸦片贸易急剧扩大的忧虑，他还更进一步鼓吹英国政府积极干预以制止鸦片走私。在林则徐所发起的最新一轮禁烟运动中，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警告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义律在通告中说：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在虎门以内的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中从事上述非法鸦片贸易的女王陛下臣民：如果有任何中国人因任何英国臣民或臣民们严重造成的死亡或任何伤害前来，该英国臣民或臣民们被正式判定有罪后，将受到重大的惩罚，如同该罪行是在威斯敏斯特的女王陛下法院管辖范围内所犯的一样。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受雇于这些帆船、快艇和用其它方式装配的船只在虎门以内从事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对执行搜寻和捕获任务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武力抵抗是一种非法行为，而且他们将按照这种方式承担后果并接受惩罚，即如同上述武力抵抗是在他们本国或任何外国反对他们本国政府官员或任何其它外国政府官员一样。〔5〕
即使就是因为“林维喜案件”而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四处飘泊之后，义律也没有改变他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写道，没有任何人比他“对于在中国沿海进行的这种强制贸易所带来的耻辱和罪恶抱有更深刻的厌恶态度，我不知道在该贸易与海盗行为之间有何选择”。〔6〕
这些史料呈现出与道德批判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幅画面，最起码可以说，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他们所采取的禁烟措施并不企图干预。事实上，他们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相当严肃，我认为要比当时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权利及国家主权还要认真，上面的那些引文就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态度。这里再多举一些例子。当有一次邓廷桢试图在广州商馆外面广场绞死一位名叫何老近的据说是鸦片贩子的人时引发了西方商人的骚乱。本来，邓是想以此方式威胁那些被认为参与鸦片贸易的西方商人，而西方商人则认为这个广场属于他们所租用的商馆，平时被他们用作锻炼身体的场地，居然当成了广州当局的刑场，因此非常愤怒。这场骚乱规模很大，差点导致严重的后果，而邓廷桢也因为此事考虑得太欠周到，不敢向北京的皇帝报告。当事情传到伦敦之后，巴麦尊质问那些参与骚乱的西方商人：“他们根据所说的什么权利，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干涉中国的司法官员们在一座中国城市内为执行他们上级官员的命令所作出的那些安排。”〔7〕还有一次，为了管理在广州逗留的英国水手，义律上报了他所制定出的一个章程，巴麦尊在咨询了法律顾问的意见之后立即指出：“这些章程事实上等于在中国皇帝所辖领土内的黄浦建立了一个警察制度，将是对独立国家所享有的绝对主权的一种干涉”〔8〕，断然拒绝批准。
所引用的史料在已经公开出版的英国官方档案中都可以看到，但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却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作者对这些相当重要的史料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似乎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片面。
既然英国政府对待中国主权的态度如此认真，他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要去干预中国的禁烟运动，因此，根据逻辑推理，满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就不会促使他们去发动战争。再退一步说，即使英国政府的目的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要去“阻挠林则徐禁烟”，也实在犯不着去发动战争，因为满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奏效，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承认了这一点。皇帝罢免林则徐的理由是“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并不完全是借口。以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推导当时，我们本来应该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英国社会中反对鸦片贸易的人数非常之多，正是他们在议会辨论时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鸦片战争”，这是我所知道的“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要让这样的议会最后批准战争，必须提出充足的理由。考虑到英国政府并没有设立宣传部，也无法垄断媒体，他们的理由或者说是“借口”要让大多数议员们接受，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量。尽管如此，在最后表决中，政府的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当然，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满清政府。
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作者是这样评价：“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林则徐是否违反大清律例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加以讨论的问题，而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撇开作者在这里的失误不论，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这里包含了一个对法及法律的认识问题，看起来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满清官僚还是现代学者都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正义的禁毒行为可以毫不顾及法律的正义原则，对那些更加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又可否同样办理呢？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被宣布的中心任务，今天是禁毒，明天可能就是严打，乃至于什么计划生育、人口普查等等，如果法律的正义原则必须屈从于它们的功利性考虑，那么，法律的正义原则又可能适用于何时何处呢？而毫无正义可言的法律又如何去构成一项诉求于社会良知去自觉遵守的道德义务呢？这也正是当年西方在华要求治外法权的主要理由，也是至今为止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无法逾越的一大障碍。
不仅仅是法律，还应该看得更宽一些。在一八三九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中英双方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反差终于变得尖锐起来，构成了双方冲突的主要来源。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不同价值观念在双方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未被重视。知识精英习惯于用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更加通俗的说就是用钱来解释历史，把功利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动机，而将其它一切都说成是“借口”和“幌子”，反映出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但利益，只有被认定是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总是通过它的视场来审视自身利益，这种视场犹如照相机的变焦镜头，同一利益既可被放大到不惜背水一战的程度也可缩小为忽略不计。当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面对同一事物时，事物实际上是怎样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物应该是怎样。正是他们对应然的不同看法，提供了一条线索去探索那场战争的起源。当然那需要大得多的容量，远不是本文所能包纳，只能点到为止。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照此看来，《天朝的崩溃》全书并没有多少新意，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此书的重大缺陷。很容易就把此书归于编年史、语文性历史、诗歌性历史、修辞性历史等形形色色的假历史中去，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都付出了巨大心血，但对于观念的突破却作用不大，正好应证了克罗齐的一句话：“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9〕全书笼罩在作者对国家发展的忧思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体现出一种情操的价值，让人想到克罗齐所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10〕。在洋洋四十万字的篇幅之中，作者居然无法就中英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意义再多作一点阐述，他只用了三十八个字非常草略的写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应世界潮流。”隐含其中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落后就要挨打”之类，不过是人云亦云。
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就有“剿”、“抚”两手，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除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方面别无选择以外，其余所有的各次，最后都是选择了“剿”。而每次选择“剿”时，都认为自己有所凭恃，可以一战，并不觉得就腐朽落后，反倒认为对手是些半开化的“蛮夷”，“犬羊之性，饮毛茹血”，由此可见他们的评判标准根本不同。既然“先进”“落后”与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这里面就包含了更深的主题，有着更多含义，限于篇幅，姑且不论。仅就技术层面而言，众所周知，当中国落后时挨打，先进时仍然挨打，毫无两样。甲午战争时被认为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洋水师让人轻易歼灭，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真正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全付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再次取得了对日军的压倒性技术优势，可还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除了这些事实之外，对“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大炮的热情讴歌，也与“落后就要挨打”自相矛盾，所以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销声匿迹，直到在把发展当作硬道理之后才重新成为历史的主题。历史学对于现实政治如此紧密的配合，反映出中国知识精英们服务于政府的主动精神。
“落后就要挨打”最早是在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大背景之下喊出来的，表达的是知识精英们对于历史的肤浅认识。中国知识精英在思想、精神及人格上的堕落，正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却通过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大肆渲染，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物质技术不如人家。他们把“落后就要挨打”作为政治动员中的重大主题，号召人民起来去实现他们自己“精英治国”的梦想。但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最终总是可耻的沦为别人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正如革命总是要吞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识精英们也会为他们所唤起的利维坦吞噬。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当它不幸被如此感情冲动的动员起来之后必然会丧失理性的思维，从上到下呈现出全面的浮躁，功利主义泛滥，历史决定论流行，乌托邦的许诺最让大家心动。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深刻背景之中，那种为了单一目标而最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的作法被认为具有最高的效率就成为包括中国思想界许多大师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同选择。而在西方，早就有人已经雄辩的证明，极权毫无任何效率可言，只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除了思想上急功近利、政治上极权专制之外，一个动员的社会在经济上理所当然会去选择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经济上的三位一体再遇上头脑发热，一走极端就会去发动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其发展与进步的目标，反而导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降临。总结历史，正如作者所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由，它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只有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我们才会对我们的目标真正有所理解，对“发展”与“进步”这些观念本身的认识也会获得新的深度；或者更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才会清楚我们所需要顺应的是什么样的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
写于一九九七年
注释：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102页，东方出版社。
〔2〕《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258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3〕《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52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4〕《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第906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5〕《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5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6〕《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483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7〕《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40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8〕《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第334页，胡滨译，中华书局。
〔9〕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8页，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篇4
篇一：《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史书该如何书写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书报告
学号+姓名 岭南学院
摘要：
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让我重新认识了鸦片战争中的人和事，启发我重新审视所读过的史书，打破固有的对历史人物道德评价的束缚，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回到历史的大背景去，还原真实的历史。其与众不同的史学观点，也启发我思考，史书该如何书写。我认为，史书一方面固然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客观记录史实，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宣扬正确的观念。另外，读史的人也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研究历史。
正文：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将一百多年前那场中国近代开端的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天朝的崩溃》与其它史书不同的是，它不单单是在讲故事般地告诉人们鸦片战争中发生了什么，而是系统地从清朝的军事力量，到琦善、林则徐、杨芳、奕山等官员将领，再到签订的各个条约，全面地分析鸦片战争。
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是作者“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1作者坚持“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2因此在《天朝的崩溃》中，琦善不再是绝对的坏人，林则徐也不是绝对的圣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个人的观念加上对时局各方面的考虑造成的，所以人的行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用简单的善恶的道德观念去给人下定义。第二，就是相较于之前看的史书，《天朝的崩溃》写作方式严谨，史料详实。作者旁征博引，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附有标明出处的史料为基础，让人信服。当得起“研究”这两个字。
书中，茅海建先生逐条批驳了判定琦善是卖国贼的原因，根据史料，分析出“禁烟，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拒绝增兵虎门和私许香港”都不是琦善的所为。琦善之所以在道德评判中被定义为“恶”，或许是因为他是主和，而非主战派，这和传统的“贫贱不能淫，富贵怒能以，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不符。“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3因此哪怕妥协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更好的选择，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道德上也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琦善和林则徐，一个被奉若圣人，一个臭名昭著。加上道德的评判，人们就更容易忽视历史的细节。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先妥协再图自强，比硬要往枪口上撞更要明智一些。
而更进一步来说，我们是在一百多年后，站在高台上审视着鸦片战争中各个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当1 2范冠华：《百度百科——天朝的崩溃》 2014-02-1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 1995-04 自序1页然能评判谁的决策是精明的，谁的决策愚蠢之极。可就算我们再明智，都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错误的价值，正是在于给我们警示。孩子的世界总是善恶分明的，他们的看到一个人物，第一反应就是将他归纳为好人还是坏人，纯粹而简单。然而真实的世界远非如此。一个成年人若总是期望在现实中也能将一个人定义为绝对的善或恶，未免太幼稚了。尽管道德评判能够让人对事件的把握更清晰，更有踏实。如果你知道“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参与谋划用马桶大粪御敌；如果你知道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曾在日本港口从美国的船换中国的船时，情愿走冒着掉进太平洋的危险两船之间搭着的木板，也不愿意踏上日本的领土；如果你知道曾国藩在临终时还不安于天津教案中，到底是该选择对大局更有利的向列强妥协，还是为了民族气节与洋人撕破脸皮……那你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会变得更无所适从，对他的褒扬或指摘都缺乏底气？其实，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才是人性。
如果读史，只是想弄清是非对错，就完全没有发挥历史的价值。“现在有几本写这段历史的教科书、研究著作、小说故事，乃至剧本、影片、电视剧……敢于直面反省有关内容的？我们不敢勇敢地面对它，只能说明国人依然不能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至今还有人以为……一个好皇帝、几个清官，便能赶上西方。”4企图将中国近代的屈辱归咎于“卖国贼”的恶行，就是没有挖掘出鸦片战争失败的实质，没有能充分的认识到鸦片战争带给现在的价值。
“尽管今天许多人对民族斗争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我认为，它难阻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政治的攻势。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低级形式的斗争…..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5因此，茅海建先生写下《天朝的崩溃》，还原最真实的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让后人能够对历史进行最客观、冷静的分析，给现实一些启发。仅仅停留在埋怨某些历史人物的邪恶、懦弱，臆想他们就是中国胜利的全部阻碍，这只能是麻痹自己的阿q精神。只有敢于面对鸦片战争中国必败的原因，才能够让我们反省历史，认清现实，建立民族认同感。
然而茅海建先生的过于客观冷静地分析鸦片战争中的人物，让我感觉似乎缺少了一些热血喷薄的东西。“宣传与研究不同。当时宣传的目的，在于激励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事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宣传家手中的道具。”6尽管说历史要客观，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是值得褒奖的，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宣扬，以激励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历史的其中一个价值，这样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不是客观到让人感到冷冰冰的无法接近的历史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天朝的崩溃》提出新颖独特的观点，引发学术界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反而会促进大家去思考，这对中国的史学研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作为史学家，也要权衡好“研究”和“宣传”的尺度，冷静的研究必然是最主要的，对美德的褒奖、宣传也要融入史学中。
而读史的人，不能停留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层面上，而要把握历史的细节，反躬自省，以史为鉴。4 5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06-0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 1995-04 568页正如书中所说：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所以，每一个读者都要带着自己对历史的思考，去看历史尘封的人和事。篇二：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何为真正的历史
——《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是作者茅海建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主要探讨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作者搜罗、考订了与该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料档案，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还原一个全面而客观真实的鸦片战争。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本书对我关于鸦片战争的理解和历史观无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让我看到了不同于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教科书上或多或少带着点政治味儿的鸦片战争史实，读到了不同于我们从小被耳濡目染的散发着道德味儿关于各种忠臣英雄以及卖国贼的论断，让我开始思考何为真正的历史。
本书中让我耳目一新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一直为多数人所诟病的卖国贼琦善被指控的四大罪名并不属实，而历来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①林则徐并不能承载如此盛誉。在历史的舞台上，在鸦片战争这出戏里，林则徐的红脸，琦善的白脸，其实都是后人所描画的。林则徐提出行之有效的御敌方案，不一定是真正看清了当时的世界局势，更多的可能是出于维护天朝体统；琦善原本只是个妥协派代表，虽然说爱慕虚荣、贪生怕死的毛病是有的，但将这些毛病放大，将他斥为为一己私欲卖国求荣的卖国贼恐怕又有失公允。其二，广州三元里抗英、反英国人入城事件的意义被过分夸大，其作用也比所宣扬的更为有限。三元里如今作为一个抵抗外寇入侵的文化符号，作为一个对民众进行爱国思想教育的载体，其体现的精神并非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精神，只不过是普通百姓在自身利益受侵害的情况下的保家行为，不一定出于挽救整个民族的存亡，若将其上升到爱国行为的高度，并不妥当。虽然我们常说“国① 出自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评价 家”、“保家卫国”，但家与国始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保家与卫国也不是相同程度的行为，不应混为一谈。其三，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可完全怪罪于无耻的卖国贼、腐败的官员、昏聩的皇帝，亦不可完全归咎于腐朽落后的制度。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小学乃至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上的历史，或是市面林林总总的历史类书刊上的历史，还是民间坊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历史，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首先，“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尤其是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所著史书往往服务于某阶层的价值观，往往会带有政治思想导向性，使得历史沦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我们学习历史，往往是被迫长期戴着政治正确的眼镜，偶尔取下眼镜看到一些新颖的观点，反倒会觉得惶恐不安。其次，历史还有可能染上道德的色彩。“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由此而生的历史不免掺入了个人主观感情色彩，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更多的是道德上的指控或过度赞扬。再者，在某种程度上，后人对历史的评判无不属于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是实验，没有模型可以用来推理演绎。后人的推测虽符合一定历史发展规律，却不一定符合当事者的心态，不一定符合当时的事实。如此一来，想揭开历史的面纱，辨清何为真正的历史便不是那么容易了。
因此，对于何为真正的历史，我们不能尽信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亦不能一味听信史学家的观点。“当每一种史料都流露出史料作者的倾向性时，历史学家似不应跟着史料走，而应当进行分析或综合。”如果我们愿意摘下政治正确的眼镜，如果我们愿意放下道德的指控，如果我们能撇开个人的主观臆测，也许可以发现真正的历史，还历史一个更清晰的面目。
② 本书第五章《东南壁垒的倾塌》，第343页，三联书店，1995年4月
③ 本书第四章《广州的“战局”》，第306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序言，第1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⑤ 本书第四章《广州的“战局”》，第307页 ⑤④③② 篇三：《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从历史的失败中站起来
——《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摘要：就170年前的中国而言，要在鸦片战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法改变也是注定的事实。而我们要做的，是吸取当年清朝没有吸取教训的教训，吸取历史的教训，勇敢地站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本文讨论的主旨显而易见：“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该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①而答案很明显：鸦片战争中清朝必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英国当时的情况。虽然当时英国还没有进入工业革命，但是，一直以来英国的君主都很注重本国的经济发展。另外，我们都知道，英国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对外扩张，或者说是对外国的侵略。从伊丽莎白一世时的“对新世界的探索”到鸦片战争后日不落帝国的形成，英国从未停下他的脚步。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英国的传教士总是渗透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书上。一切都在说明，几百年来，英国人都很注重对外面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对外界事物文化的吸收和渗透，他们希望能借此促进自己国家的发展。
在中国情况却截然相反。中国依赖农业生存，经济缺乏发展。清朝政府亦有一种自傲，一直以来都认为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因此拒绝也没有必要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于是也便有“闭关锁国”等等固步自封的行为。虽然清朝政府在早期亦有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但是因为技术跟不上、工艺粗糙、政策排斥等原因，引进的东西生产规模都很小，无法引用乃至普及。而在本人看来，这样的自傲后面还有隐隐的怯懦，也正因为这份怯懦，清朝政府没有勇气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
这样一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守是当时中国的硬伤，保守导致了清朝的落后，而落后则彻底地表现在了战争最基本的实质上——军事力量。
当时，清军与英军在军事力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当时中国对于武器的发明及生产的能力和规模十分有限，根本不足以和外界抗衡，而西方各国一直将武器的发展放在优先地位，“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
②混用的时代。”英军用枪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两种军用枪，而清军用枪则只是“自
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③——鸟枪——枪身长、点火装置落后、射程短、射速慢，比起英军用枪足足落后了两百年；清军的火炮实质上只是土炮，火力就跟鸟枪一般——铁质差、铸炮工艺落后、炮架及瞄准器不完善、炮弹质量差——根本没有起到远程射击的作用也没有多大威力；虽然清军和英军的火药在当时处于同一水平，但是英国由于重视军事发展，对火药的生产规模相对于清朝政府来说相当庞大，甚至在接近工业革命时期更是依靠机器极大规模进行生产，因此相比起来清军的火药十分缺乏；至于战船，英军当时为世界之最，数量、木料坚实度、抗沉能力、行进速度、装载量、火力，都是清军所望尘莫及的；而在最基本的军费投入上，清军的投入明显不足，水师的兵力就只能抵御海盗袭击，根本没有办法正式应战。如此看来，鸦片战争不是一时失利，而是输在方方面面了。硬件跟不上，最基本的打仗条件——军事力量跟不上，战败是必然的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史进入现代史的转折点，而它之所以成为转折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后进入衰落。其实一个国家的历史犹如人的一生，有起伏有兴衰，会打败仗很正常。其实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和中国同样落后，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也同样受到侵略——日本在1853年收到美国东印度公司的侵略，也就是所谓“黑船事件”④。而在一年后，当再次受到侵略时，日本被迫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自然国门也被强迫打开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后来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强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还被日本侵略了，究竟是什么让日本从一个被欺凌的弱国成为强国？是他们对历史失败的深刻反思、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和向前迈进的勇气。日本在被打败后，全族人民在温床中觉醒，不睡觉地奋斗，引起了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同样落后，同样受侵略，日本战败后迎来的是发展，中国战败后迎来的是衰落。问题的重点很明显——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后，没有任何对自己国家国情的思考和改进，还是一味地保持落后，不思进取，没有从中反省，翻身进步。其实历史的兴衰很平常，我们学习研究历史的原因是要从前人的成功中获取经验，从历史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站稳了积极建设自己的国家。正如作者所言：“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从历史的失败中站起来。① 引自本书23页
② 引自本书33页
③ 引自本书34页
④ 见本书558页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5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题记
经过对本书的部分总结，鸦片战争清朝失败的军事原因主要有：未掌握战争主动权；调兵速度慢；对于对手实力的低估及实战经验的不足导致战略错误；武器技术和材料落后，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通货膨胀使得军人收入无法维持生计，因而导致贿赂成风，军纪败坏（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经不可逆转）一击即溃；清代武科举考试要求与近代战争南辕北辙；文官把持军队指挥权；军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下贱；军队无合理退役年龄由于封建体制的束缚，吏治腐败，官员推卸责任；清朝官员对于国际事务（禁烟）的无知，外交远远没有步入近代化轨道；以“天朝”逻辑思考，妄自尊大;对英国力量的轻视；决策者道光皇帝的无能；统治集团对“边衅”的恐惧；英国的“殖民主义”思想，以中国禁烟为借口挑起战争。国库空虚，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道光帝节俭的性格使战争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财力等等，所有的这些比起我们高中所学的知识更为丰富和细致，对于了解历史的真实，借鉴历史的经验更有帮助，可是也向我们提出了更加复杂与严苛的难题。我想，学习历史应该训练认识深度，在繁琐的事实中而不是教科书中找到真正的认识。
作者茅海建先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关心历史与国家，史学知识深厚，且叙述条理分明，有根有据，我很佩服他查阅及描述细节的能力。在我看的版本中重点的句子或引语等是用黑体字特别标出的，让人对强调的部分印象深刻。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又看到了眼前出现那些已经重复过无数次的场景：曾经强大到可以无视一切，曾经以为会万世长存的“天朝”慢慢走向腐化，走向落后。谎言和粉饰充斥在它的表象下被人任意的欺辱和践踏，最后只能分崩离析，以一种悲剧的方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是没有挽救，也不是没有挣扎，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几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的衰落，爱国主义也改变不了不可救药的无知。在这样一个黑暗横行的社会里，爱国之心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这样看来，无论什么事物都是相对的，若是封闭自我，妄自尊大，不知进取，浑浑噩噩的度日，再强大的帝国都有覆灭的一天。
令我感到惊喜的是，作者没有用语有些过于枯燥，让一般人难有很深的阅读兴趣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也许学术是严谨的，容不得半点趣味的，写历史就该用刻板的，正统的学术性语言，可是要想广泛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让更多得多的人能了解历史的真相，私认为类似这样生动形象的语言的定然会有很大的帮助。
近来我对以前学习的历史有了不少新的理解：历史不是空洞的推断和规律，而是事实与无数的细节，每一件事都是由无数个因素构成的，并随时可能因为其中某一个因素发生巨大的变化。反之，一个简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没有学习的欲望。历史不是童话故事，里面没有绝对好的人，也没有绝对坏的人，只能说改变历史的是一些极其复杂的人。在特定的时期，那些改变历史的人或许有着他们的抱负和信仰，但也会有无知和退缩。也许我们今天主流文化所推崇的前进不能换来积极的结果，而一时的退让才是生存之道。可是所有的可能最终只会有一种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又深深地影响到了下一批的无数可能。于是历史一直在前进，以它选择的道路，后人的悲叹永远也只能是悲叹了。有意思的是，历史在发展之后并不一定能被人们忠实的，分毫不差的记录下来，为了一些特定的政治目的或是其他与利益相关的理由，历史被以一种歪曲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方式在宣传，这里我想起了一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想知道什么，而是别人想让我们知道什么，知道这样的事实可以达到怎么样的目的。《天朝的崩溃》中写道：“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的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 书中还描述了妥协---投降---卖国的“奸臣模式”作为例子。清末无数的名臣便是被套进了这个简单却有效的圈套。其实应该不只是在面临民族危机的时候，在任何的时候，真相只有一个，而由于种种原因，想要得到它太难太难。在时间的流逝中真实受到了多重的打磨，最终面目全非。“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所谓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亦或是“忠臣”和“奸臣”都只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决定。确实，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该“断章取义”，只选取人物的一两个“代表性”决定就断言了他们一生的性质。
突然记起中学时期的一个问答题：怎样才能制止战争？当时真不知怎么的答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这试题本身就很搞。那么多伟大的政治家和国家领袖都没能解决的问题却用来问一些孩子，并且某些题中竟然还有点数和字数的下限规定。若是这样的难题真的可以在考卷中得到解答的话，世界和平怎么还会成为那么艰难的梦想呢？
天朝的崩溃论文 篇6
这诸多疑惑，在阅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后大都得到了解答。本书又名《鸦片战争再研究》，是茅海建先生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与之前所读文献不同，茅先生除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海量史实外，更致力于站在当时的情景下，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去解读历史，使得许多在今人看来荒谬的行为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他用鸦片战争中决策的皇帝与诸位官员构建书的脉络，在官员们的决策做法中窥探大清国的政治军事环境，评价清王朝在此历史转折点的所作所为，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如作者自己所言：“我选择鸦片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化理应发生的起点，专门分析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误的，试图回答一些问题。”可谓推陈出新，别树一帜。
“历史学家可以说谎，但历史不会说谎。”本书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作者对待历史极为认真的态度，这从书中丰富详尽的引用和注释便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其坚持事实、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
在之前的认知中，琦善、伊里布等人就是“汉奸”、“卖国贼”，林则徐则是能救国于危亡却被构陷而壮志难酬的民族英雄。但在此书中，作者通过严格分析，将有关琦善“卖国”的证据一条条驳倒，告诉我们是琦善而非林则徐促成了道光帝“查剿鸦片”的决定，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是去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便被视为“投降”，“投降”又被提升为“卖国”，帽子便这样一顶一顶加在了琦善头上。他同样告诉我们，林则徐固然有着值得称颂的业绩与精神，却绝不是大厦将倾时可支的那根“独木”，与同时期其他官员相比，他肯致力于新知的努力，了解了英国殖民的历史，做着当时官僚士子们不屑于做的事情，实为难能可贵。但他的见识水平、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使他未能准确了解对手的实力、战术，亦未能对战争做出正确的判断。他是一个寻求进步的人，但再伟大的人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个人，总是无法彻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而当时人们对林则徐的盛赞和期许，更多是因为那是当时他们所能抓住的难得的希望;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对林公的敬仰与怀念，多的是对那段苦难历史的侥幸与不甘。
历史学家与我们普通大众一样，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分析错误，从而避免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中华民族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我们不能忽视几千年历史沉淀所积累的民族缺陷，正视缺陷是消除缺陷的必要条件。这便是历史应当给予我们的价值。
回到书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合时宜的想起了另一本似乎毫无关联的书——《三体》，脑海中总会浮现“歌者文明”对太阳系文明实行的“降维打击”。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与中国似乎就可以贴切的对应这两个文明。就像《三体》中面对“黑暗森林”法则自以为已做好准备沾沾自喜的太阳系文明一样，当时的清王朝也仍然沉浸在“天朝”的美梦里，以为泱泱中华根本不必将区区“岛夷”放在眼里。于是，英国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军事理念就如一块二相箔，使得清王朝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不是两个国家的交战，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对旧时代无情的全面碾压。在历史的车轮下，忠臣良将、义理仁心都不过是蚍蜉撼树而已，更何况这个旧时代已是千疮百孔、根枯叶烂。
在长期领先于世界背景下，“天朝上国”成为了我们的定位，清王朝的强盛也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天朝”的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正如茅先生所说，“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而当这个梦被强行打破时，我们才恍然发现自己的落后与无能为力。
茅海建先生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和军官三个方面将中英军事力量进行了对比，使我们看到了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和清军当时的种种乱象。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执法者犯法的罪恶足以致命。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但当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却又只是利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讲述“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这种以偏概全的论调，难免让人觉得有“阿Q精神”的味道。
除去军事上的种种问题，鸦片战争暴露出的君臣关系问题更令人深思。天朝的落败，打破了当时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固有的“天朝不可战胜，岛夷不自量力”的思想，他们虽然疑惑，却并不能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因而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他们津津乐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他们认为剿灭才是天朝对待这些蛮夷之邦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以此类推，败仗的责任自然不能推给皇上，就只能由不主战的大臣承担，而给他们带上“奸臣”的帽子，并且逐渐由“奸臣”变为“卖国贼”。对于在文化专制主义和儒家学说千年的影响之中形成的“君臣是非善恶忠奸”的理念，著作家和史料研究者们的行为不仅不是对当时社会忠奸理论的反思和改变，反而是为了使其更加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皇帝独断专制却又漫不经心，大臣战战兢兢却又谎话连篇。“知识给人力量，愚昧也给人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在战争开始相当长时间之后，清朝自道光皇帝至各位大臣对英军的实力仍然模糊不清，以至于多次战争后清军的防御和战法都无创新。这又如何能不败呢?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本应看到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抵抗侵略，实际上却是上下欺瞒得过且过，实在令人扼腕。
其实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完成军事现代化的组织，也就是全面进入热武器时代。但没有成功，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就更是自古以来的问题了。这倒可以解释另一个我本不理解的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对“汉奸”的指责?结合后来的“三元里抗英”中劝解三元里民众的余保纯成为了众人心中的“汉奸”一事，我想，在鸦片战争时期，“汉奸”可算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难以解释的是由、责任、后果，便可以被转移到“汉奸”身上。
在本书的最后，茅先生将清王朝与当时同样遭受列强侵略的日本做了对比，我们看到“黑船事件”之后的日本，是如何以与清王朝截然不同的态度开始奋斗与发展，终在“明治维新”后突飞猛进，甚至在鸦片战争结束52年后由当初的被侵略者成为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苦难。我思考着与作者相同的问题：在鸦片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的血如何才算没有白流?以鲜血换来的成功是荣耀的，而以鲜血换来的失败更应当被重视。唯有牢记“血的教训”，认真思过，直至奋发图强重振辉煌，方可称作不辜负。一百余年前是如此，一百余年后更是如此。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当如此吧。
天朝的崩溃论文 篇7
大电力系统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随着我国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 超高压电网逐步形成, 系统结构日趋复杂, 当系统受到较大干扰时, 就可能在电压稳定薄弱环节导致系统电压崩溃。此外, 电力系统中存在的大量非线性、冲击性扰动负荷或其他扰动源, 不但影响公用电网的安全运行, 还对各种电力用户的用电过程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电力系统中, 人们把扰动、负荷增大或系统参数变更后造成大面积、大幅度电压持续下降, 运行人员和自动控制系统也无法阻止这种电压衰减的情况称之为电压崩溃[1]。对电压崩溃机理的解释不同, 则定义的崩溃点也不一样。文献[2]认为电压失稳主要是由于负荷动态引起的, 因此将动态负荷的有功功率最大点作为电压崩溃点。文献[3]认为电压失稳是由于负荷功率的增长超过了网络传输极限, 因此将负荷最大功率点作为电压崩溃点。文献[4,5]则将潮流Jacobian矩阵奇异点作为电压崩溃点。现有的基于潮流方程静态安全指标算法以电网向负荷高压母线输送功率的极限状态作为静态电压稳定临界点, 与实际的临界点有一定差别, 文献[6]认为静态电压稳定临界点是任意一个动态负荷从电网吸收的电磁功率达到最大值时的极限运行状态。
本文通过对简单交流支路方程组进行几何分析, 得出临界电压崩溃潮流的电压电流特性, 并在实验室环境下用物理实验的方式复现其机理本质, 测试数据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本文认为电压崩溃是指扰动后造成功率输送特性与负荷功率特性不相容, 节点电压超出允许的范围, 使系统负荷失去原有工作特性的现象。系统电压失稳后可能导致电压崩溃, 但电压崩溃并不是电压失稳的唯一终极结果。电压失稳后是否发生电压崩溃, 关键取决于负荷的电压特性。
1 临界电压崩溃的特性
潮流功率方向送端为S、受端为R的简单交流支路示于图1中, 线路电阻为rSR、电抗为xSR, 取S、R端的电压为VS、VR, 支路电流为ISR, 支路送端S输入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分别为PSR、QSR, 受端R输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分别为PRS、QRS。
根据文献[7], 图1运行点为式 (1) 、 (2) 方程组的解。
如不计线路电阻 (接近于高压输电网络稳态运行情况) , 则图1运行点有解的2个电压分量为:
对于输送给定的刚性有功负荷PRS情况, 当式 (3) 中无功负荷QRS取最大值:
时, 式 (3) 有唯一解, 即图1电路临界电压崩溃状态时的电压分量为:
令
由式 (5) 、 (8) 可以观察到:
(1) 临界电压崩溃的电压特性。若输送PRS*=0的有功负荷, 其临界崩溃的无功负荷QRS*=0.25、电压VR*=0.5。随输送的有功负荷加大, 临界崩溃电压升高。
(2) 感性无功负荷特性。若输送PRS*=0.5的有功负荷, 其临界崩溃的无功负荷QRS*=0、电压VR*=0.707。若负荷端为感性无功负荷, 则电路在有功负荷不很大、电压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发生电压崩溃。
(3) 容性无功负荷特性。若输送PRS*=1的重有功负荷, 其临界崩溃的无功负荷QRS*=-0.75、电压VR*=1.118。若负荷端为容性无功负荷, 则电路在有功负荷较大、电压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发生电压崩溃。
(4) 电压崩溃特性。交流电路具有随输送的有功负荷增大, 临界电压崩溃的无功负荷相应减小的固有特性。若受端负荷特性是有功增大、无功也增大, 特别是电压降低时无功负荷相应增大, 则电路易引发电压崩溃。一旦出现QRS*+P
(5) 最大有功负荷输送特性。从电压崩溃的角度看, 只要负荷端能提供足够的容性无功 (例如馈电支路的无功补偿) 或提供受端所需的电压 (例如输电支路的有载调压) , 则电路的有功负荷能力可大幅度提高。
2 物理实验与数据分析
本实验的目的是在给定网络结构或电路参数的情况下, 当负荷发生扰动时, 给出电压崩溃、电压崩溃临界点的机理解释, 并且验证式 (9) 、 (10) 的合理性。
本实验采用荧光灯和空调机作为综合负荷, 测试实验接线图如图2所示。开始时先投入功率为P=825 W (功率因数cosφ=0.75) 的空调机负荷, 该负荷经ZL=9.5∠90° Ω的阻抗接至恒定电压为VS=220 V的电源上, 然后依次投入荧光灯负荷, 测量每次投入荧光灯负荷后的的电压和电流, 测量结果见表1, 其伏安特性曲线如图3所示。
本实验中的阻抗ZL=9.5∠90° Ω系阻抗ZL2=19.5∠90° Ω和阻抗ZL3=18.7∠90° Ω并联而成。在逐渐增加负荷功率时, 末端电压下降并不多, 负荷没有发生电压崩溃现象 (电压仍在190 V以上) , 是由于一方面线路阻抗小, 另一方面负荷在此阻抗下并不算重。但是在每次增加荧光灯负荷功率时, 如果断开阻抗ZL2或ZL3当中的任何一个, 则电压降低至120 V以下, 空调机都将因保护动作而停转, 但荧光灯则因端电压高于50 V并没有熄灭。此外, 如果在每次增加荧光灯负荷功率过程中, 都并入ZL=17∠90° Ω的阻抗于负荷两端, 则空调机也都将停转, 而荧光灯仍保持气体放电。这是由于感性阻抗产生的感性电流与线路电流叠加后增大, 在线路上产生的电压降也增大, 造成空调机端电压低于120 V而停转, 而空调机负荷退出运行后, 荧光灯负荷端电压仍保持比较高的电压的缘故。
实验测试结果表明, 电压稳定与负荷功率及电网网架结构的强弱有关, 有2种情况可能导致电压崩溃现象的发生:一是线路阻抗一定而负荷功率很大;另一是线路阻抗很大而负荷功率一定。在输电线路安全、稳定运行时, 随着负荷功率不断地增大, 负荷端电压逐渐下降, 当负荷功率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以本实验为例, 应为大于1 110 W) , 负荷将发生电压崩溃, 如表2所示;若线路只带825 W的负荷功率, 当线路阻抗增大到一定值时 (以本实验为例, 应为大于12.8 Ω) , 负荷也会发生电压崩溃, 如表3所示。在发生电压崩溃的过程中, 电压调节特性最差的负荷首先失去原有的工作特性, 电压调节特性较好的负荷次之。另外, 负荷类型对电压失稳也有很大影响, 功率因数高的负荷 (如荧光灯) 对电压稳定的影响远没有低功率因数的负荷 (如感应电动机) 那么严重。
表2、表3中测量值与计算值存在一定的偏差, 是由于不计线路电阻的情况, 如不忽略电流流过线路时所产生的电压降落及功率损耗, 则采用式 (9) 、 (10) 可合理解释临界电压崩溃的物理特性。
3 结 论
在实验室环境下, 经过对负荷类型及其综合负荷特性的实验测试, 本文认为, 电力系统发生电压不稳定 (电压崩溃) 与负荷功率的轻重及电网网架结构的强弱有很大的关系, 或者说系统的电压稳定性主要是由传输网络和负荷的综合特性所决定。
若送端系统 (电源侧) 与受端系统 (负荷侧) 具有很强的联系, 则线路阻抗ZL小, 可传输功率P+j Q就大, 系统相对稳定;若送端系统与受端系统之间的联系很弱, 则线路阻抗ZL大, 可传输功率P+j Q就小, 当负荷功率越来越重时, 系统容易发生电压失稳乃至电压崩溃。对于那些年久失修、老化的输电线路, 由于其阻抗增大, 可能产生的电压降也大, 容易造成过载而导致失电。因此, 要防止电压失稳、规避电压崩溃, 就要保持网络之间比较强的联系, 从传输系统来考虑, 电网架构要考虑采用多回路和环状系统, 以改善受端电压和潮流特性, 为了适应负荷的需要, 需配置足够的、布置合理的、单机容量和电厂容量不过份集中的电源。采用串联无功补偿可以减少线路的等值电抗, 从而减少线路的有功和无功损耗及电压损耗, 这有助于提高电网的功率传输能力。此外, 在电压中枢点增加并联电容器或电抗器或者用FACTS设备进行合理的无功和电压调节, 可以改善系统的潮流分布和无功流向, 保持电网最小的有功和无功损耗, 使系统具有最大的功率储备。
摘要：针对电力系统静态电压稳定问题, 通过对简单交流支路方程组进行几何分析, 得出临界电压崩溃潮流的电压电流特性, 并在实验室环境下用物理实验的方式复现其机理本质, 测试数据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关键词：电压稳定,临界电压崩溃潮流,物理实验,负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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