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留学中介的选择

英国留学中介的选择（通用8篇）

英国留学中介的选择 篇1

英国留学怎样选择中介

随着出国留学大军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其中，随之留学行业也由此借势而起，但这其中也免不了鱼龙混杂，学生和家长能否正确地选择留学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学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选择留学机构呢?什么样的留学机构好呢?选择留学机构有要注意些什么呢?

选择留学中介注意事项第一点：实力规模别盲从

规模太大的留学机构，由于在宣传，招生，办理手续，安排日程，等各环节上都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因此时常会造成服务拥挤现象，顾及不到所有学生方方面面的需求，也就是所谓的店大欺客。反之，规模太小的留学机构，因为资金有限等原因，在服务流程中，缩减开支，使得服务质量也难以达到学生和家长的需求。综上所述，在选择留学机构的时候，尽量选择中上规模的留学机构，这样不管是机构的资本实力，还是服务质量，都会保持一个恰好的水平，是学生出国留学的最佳选择，口碑才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选择留学中介注意事项第二点：资质必须要看到

这一点从实际情况来看，家长重视，孩子容易忽视。一个好的留学机构必须要具备国家认可的相关资质，但是如何判定该机构的资质是否被国家认可呢?于学义称，资质的`判定是多方面的，营业执照上标有机构营业范围，消费者应留意该机构营业范围是否含有自己所需要的服务项目。另外，留学机构还需要得到海外院校的正式授权，如果没有海外院校的正式授权学生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学生和家长还需了解留学机构做得好的国家是哪些，尽量根据自己的方向选择留学机构。

选择留学中介注意事项第三点：顾问必须得专业

选择具有专业咨询团队的留学机构很重要。留学机构属于咨询行业，就如同法律行业，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往往要依靠经验的积累。在国外大的教育机构做过代理的咨询顾问对国外教育、出国留学有较多的了解、专业水平也较高，一个好的咨询顾问能够非常精准的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为其分析介绍适合的留学国家及院校，并制定专属于该学生的最优申请方案，反之就只是单纯的院校推介。

选择留学中介注意事项第四点： 签证申请看经验

签证看似简单，实则一旦出现失误，满盘皆输，签证申请是整个留学过程最关键的一步，留学机构服务的整体实力主要体现在海外院校及各国使馆的资源上，很多专业的留学机构拥有各层次的外国学校资源，积累着大量的成功申请经验。一个好的留学机构通常可以帮助学生提高签证通过率。同时由于签证的要求不断发生变化，好的留学机构能够及时作出应对策略。此外，外国移民局对于记录良好的留学服务机构会有多种优惠政策，从而大大简化申请的流程，并提高签证申请通过率。

选择留学中介注意事项第五点：后续服务最关键

一个专业的留学机构为学生提供的服务，必须能够延续到国外,如学生出国后的接机、住宿、续签，乃至将来申请办理绿卡等延伸事务。具备这些完善的后续服务，才能赢得学生和家长的信赖。选择出国留学机构对于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庭来讲都需要慎重，面对繁杂的申请流程、签证手续和后续服务，一定要选择一家后续服务较完善的留学机构。

英国留学中介的选择 篇2

中介语语料库在语言教学和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陆俭明(2012)指出,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有助于我们客观了解汉语学习者的习得表现和发展过程,有助于揭示学习者汉语学习的规律,是进一步改进汉语教材、革新汉语教学方法、提高汉语教学质量的基础。近年来,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为了推进这一发展趋势,促进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先后于2010年和2012年主办了两届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目前已有多家高校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崔希亮、张宝林,2011;肖奚强、张旺熹2011),不但为汉语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也为语料库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过从目前已建成的语料库来看,基本上都属于共时语料库,即采集的语料为学习者的横向共时语料,相比较而言,纵向追踪语料仍十分缺乏。

长期以来,纵向研究被视为儿童母语习得实证研究的基本工作。在儿童母语习得领域,研究者们很早就开始采用纵向语料来研究儿童的语言发展。Leopold(1939～1949)通过对自己两个女儿习得英语和德语的纵向个案追踪调查,历时10年撰写出版的4卷本著作是采用这一方法的范例。大约30年后,Brown(1973)通过对不同年龄母语学习者的调查完成了一项典型的群案纵向研究。国内很多学者对汉族儿童母语习得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纵向调查的基础上。例如,上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对自己的儿子从出生开始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追踪记录,写成的《儿童心理之研究》是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研究的开创之作;李宇明(1995)在对女儿6年半语言发展追踪日记的基础上,撰写的系列研究论文和《儿童语言的发展》一书是汉族儿童母语习得纵向个案研究的范例。除了个案研究以外,也有很多群案的纵向调查。例如,李讷、汤珊笛(Li & Thompson,1977)对17名台湾儿童习得汉语声调过程所做的为期7个月的追踪调查,吴天敏、许政援(1979)对5个婴儿从初生到3岁期间言语发展的追踪记录和研究,等等。为了支持汉族儿童母语习得研究,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学界已经建成了一些汉族儿童母语发展语料库,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的“汉语儿童语言研究语料库”Doughty & Long(2003:1)所指出的:“(由于)纵向研究极少,大量的二语习得研究是横截面式的,使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存在严重的限制。”例如,很多二语习得研究利用学习者早期横截面语料得出了二语形态句法线性发展和固定的习得顺序,但Fillmore(1976)、Huebner(1983)等学者的纵向研究却显示,实际上学习者的早期语言产出很大程度上依赖预制的语言构式,有些句法特征看起来习得了,其实它们仍然不是学习者的句法系统中可分析的部分。因此,只有通过纵向追踪调查才能全面了解学习者由预制的套语到可分析的语言结构、由重复模仿他人话语到自主生成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

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纵向发展语料及追踪研究起了重要作用,Ellis(2008)指出,二语习得的许多理论框架受到了早期纵向个案研究的影响,Van lier(2005)也认为这些纵向的个案研究以相当实质性的方式帮助了整个二语习得领域。由于纵向追踪研究能观察较完整的二语发展过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转变点,因此特别适合习得过程研究(王建勤,2009;文秋芳、胡健,2010)。从宏观层面来看,二语习得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总结第二语言发展模式,关于二语习得模式,长期以来存在线性(linear)和非线性(nonlinear)发展模式之争。线性发展模式认为,学习者的二语水平从零起点到本族语水平的发展是日渐进步、稳步提高的过程。这一假设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包括词汇发展研究、句法复杂性发展研究、写作流利度发展研究等。与此相对,非线性发展模式认为,二语发展并非总是连续上升的过程,学习者的整体语言水平或某些语言特征在某个阶段出现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并非偶然现象,学习者的进步模式除了线性上升或下降形式以外,也包括N形、V形、Ω形、U形等不同模式(文秋芳、胡健,2010)。以往根据跨层共时语料进行的汉语二语习得顺序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基本上都得出汉语二语特征线性渐增的结论,但基于纵向语料的研究会发现一些新的规律。例如,邱野(2012)、冯瑶(2012)等根据南京大学留学生汉语中介语纵向语料库所做的研究发现,汉语二语习得也同时存在U形或者W多波形等非线性发展的特点,尽管学习者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语言特征的习得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局部存在发展停滞甚至退步的现象。

二语习得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学习者并非从目的语规则的“零知识”突然跳跃到对规则的完美习得,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发展过渡阶段才能到达彼岸(施家炜,2006)。通过纵向追踪调查,对二语学习者获得第二语言能力的渐进过程做出准确的描述,研究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二语发展步骤和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二语习得规律,在规划和实施二语教学活动时,把握二语发展中的关键转变点或临界点。因此,对于研究汉语二语习得过程,既需要截面数据,也需要纵向数据,纵向追踪语料库起着共时语料库难以替代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语料库各有其效用,我们需要推动各种类型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与发展。

二 中介语纵向语料的采集

中介语纵向语料的采集首先要考虑采集的时间问题。二语发展纵向研究多长时间比较合适?Ortega & Iberri-Shea(2005)认为受到生物时间和教学时间两种因素的潜在影响。第一,由于被试生理、心理发展条件的变化,二语纵向研究跟生物时间有关;第二,教学机构的学期、学年制是最方便的语料采集和研究时段,从已有研究可知,一个学期、一年和四年时间为很多纵向研究采用。不过如果研究的目标不是整个二语发展过程,而仅仅是某项二语特征的习得过程时,一种常用的方法是选择学习这项语言特征的时间(从发生到掌握)而非学习者的生物时间或者教学单位固定的学期或学年。

纵向语料的另一项基本特征是采集多波数据(multiwave data),因为数据是重复收集的,而且通常至少要收集两次,才能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者语言发生的变化和增长。因此,数据收集的频率和时间间隔需要仔细考虑。在决定多长时间观察和收集一次数据时,既要考虑到教学单位的时间安排和被试的情况,也要考虑到研究的总时长、样本的大小、研究目标及其精细度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教学强度大、研究精细度高、发展变化快的被试语料采集的间隔时间就要短一些,反之,则可以长一些。

数据的可比性也是收集纵向语料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Gass & Mackey(2011)指出,第二语言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通过观察、录音、录像的方式获得自然数据(Naturalistic Data),另一种是通过问卷的方式获得诱导产出数据(Promoted Production Data)。如果采用不同的任务和话题诱导产出数据,在分析某项语言特征的纵向发展变化时,有时很难分清变化究竟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还是由不同的话题或任务因素引起的。因此,在每次数据收集时应尽可能保持相似的程序和内容,从逻辑上讲,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并不能保证不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如果研究者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语料采集精确重复同样的任务和话题,一方面前面相同的任务和话题势必会影响到后面的话语产出,另一方面多次重复相同的任务可能减弱被试的兴趣,甚至造成被试消极应对,因而严重影响到数据的有效性。鉴于以上因素,目前收集纵向语料比较常用的做法是,采集被试自然环境下的产出语料,或者使用循环而非重复的任务导出学习者的语料。

高质量的二语习得研究依赖于高质量的语料。Myles(2008)认为高质量的语料库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口语的、纵向的、包含着足够的学习者、代表了广泛的母语—目标语配对。首先,口语语料能更好地代表学习者语言产出体现的语言系统,由于受到在线言语产出的压力,与书面表达受到较多监控处理特征相比,口头表达相对来说更能反映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其次,要真正研究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变化,纵向语料比跨层语料更加适合。再次,要概括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规律,需要有足够的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最后,由于语言类型上的差异,如果要了解语言迁移的作用,调查学习同一目标语的不同母语学习者非常重要。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在南京大学建设了两个小规模的汉语中介语纵向语料库:“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和 “美国学生汉语作文纵向语料库”。

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收集了100多位外国学生共计约400个小时的口语发展语料,其中包括90多位学生期初、期中和期末口头报告录音录像,期初和期末OPI口语考试录音,讨论课录音等以学期为单位的低密度纵向跟踪音频和视频语料共约200个小时,还有对10名外国学生为期半年到1年的自然谈话高密度跟踪录音共约200个小时。目前已转写了其中6人大约140个小时的录音,共约150万字的语料。自然谈话语料的采集,我们采用每人每1～2周1次、每次1个小时的面谈方式,由调查者跟学生进行一对一面谈。面谈内容参照美国外语教学学会OPI模式自然进行,主要围绕被试的个人经历,从日常生活、近期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想谈起,逐渐过渡到对一般性社会话题再到各种抽象话题的讨论。谈话过程全程录音。目前,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中自然谈话语料的规模,计划把其中的自然谈话追踪语料建成一组取样更为平衡的数据。为此,我们制定了语料补充采集计划,即在已采集语料的基础上,最终达到下述均衡要求:为期一年的纵向跟踪访谈对象12名,初级零起点的新生和中、高年级分别已学了一年与两年汉语的外国学生各4人,在每个水平等级的4名学生中,来自欧美的学生和其他地区的学生各2名。

美国学生汉语作文纵向语料库是单一国别的留学生作文语料库,收集了90多位美国学生为期一个学期到一年的60多万字的作文发展语料,包括课堂限时作文和课后不限时作文,既有必须选择给定语言点的限制性写作,也有无指定语言点的自由写作。平均每位学生的作文10篇。我们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把语料划分为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初级学习者相当于在中国大学学完半年到一年汉语的留学生,中级学习者相当于在中国学完一年到两年汉语的学生,高级学习者相当于在中国学完两年以上汉语的学生。作为发展语料,我们按照写作的先后顺序对每一篇作文语料进行了编号,并根据语言水平分级存放。

三 汉语中介语纵向发展的分析方法

语料库的建设往往跟一定的研究目的和语料分析方法紧密相关,如何对语料进行分析,不仅直接决定语料采集的内容和方式,也会影响到后续的整理、标注和检索。早期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以偏误分析为研究目标,因此,除了能提供少量的“基础标注”(张宝林,2010)信息以外,主要提供的是偏误信息。虽然这些偏误信息可以很好地用于偏误分析和研究,但要想进行更加全面的“表现分析”(刘珣,2000),偏误语料库提供的信息则明显不足。因此,如何进行中介语的表现分析以及如何对相关信息进行标注是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汉语二语习得表现分析研究的维度仍然比较单一,通常只限于语言表现的正误层面。例如,对于汉语二语习得过程研究,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仍是对学习者使用特定语法项目的正误频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推断出不同语言项目的习得次序(acquisition order)或某个语言项目的发展过程(developmental sequence)。又如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把”字句的习得过程等。这种聚焦于中介语在准确性单个维度上的发展分析方法,我们称之为分立式测度法。虽然这一方法简明易控、操作性强,能够较好地描述中介语在准确性方面的状态和发展变化,不过却存在测量指标单一、难以揭示中介语的全貌及在不同维度上的动态发展轨迹等问题。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例如,Wolfe-Quintero et al.,1998等),测量学习者语言发展的综合表现通常包括三个维度:复杂性(complexity)、准确性(accuracy)和流利性(fluency),简称为“三性分析”(CAF analysis)。“三性分析”是对语言表现进行多维度综合测量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综合式测度法”。“三性分析”最早来源于对儿童母语成熟度的测量手段研究(Hunt,1970),后来Skehan(1989)提出把它用于测量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表现。不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发展出一套针对二语学习者在不同任务条件下的语言表现进行测量和分析的比较完整的测度指标,并形成了相对可靠实用的操作框架(参见Skehan & Foster,1997;Skehan,1998;Wolfe-Quintero et al.,1998;Ellis & Barkhuizen,2005;Ellis,2008; Housen et al.,2012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如何完善以“三性分析”为核心的综合式测度法提出了新的建议,Skehan(2009)认为应该把对词汇使用的测量补充进“三性分析”,文秋芳、胡健(2010)则提出在“三性”的基础上,需增加一项多样性,与复杂性、准确性和流利性一起作为“四性分析”。在传统的“三性分析”中,多样性属于复杂性的一部分,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归类不无道理,不过在这种分析框架中复杂性承载的内容太多,范畴不够显豁,从有利于测量的角度考虑,笔者赞成把多样性从复杂性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测量的维度,这样新的语言表现分析框架就是由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组成的综合测度指标系统。

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有部分学者采用综合式测度法对汉语中介语表现进行过探索性研究。例如,施家炜(2002)采用“平均句长”“平均停顿次数”和“正确使用频次”三个量化指标对一名韩国学生汉语句式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追踪研究;靳洪刚(2007)认为汉语作为一种“主题突出语言”,在语法和篇章结构上跟印欧语言存在明显差异,提出以话题链代替T单位作为汉语结构成熟度测量指标的设想;袁芳远(Yuan,2009)对二语习得研究中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三方面的指标研究进行了回顾,提出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也可以采用一套综合测度指标;曹贤文、邓素娟(2012)从流利性、准确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以及汉字、词语、语法等多个层面,对中越两国学生的书面语言表现进行了测量。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价值,为我们采用综合测度指标分析汉语中介语表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我们认为,汉语中介语系统的纵向发展是一个使用准确度、表达流利度、结构复杂度和类型变化度等多维语言能力协同发展的过程,一个熟练的说话者能够采用复杂的结构、丰富的词汇和格式、准确流利地运用语言。因此,在建设新的汉语中介语纵向发展语料库时,需要从以上角度考虑如何采集语料,如何标注和提取中介语综合表现信息,突破以往只能从中介语语料库中检索偏误信息的模式,为研究汉语中介语系统提供比较全面的综合语言表现信息,以便全面地测量汉语中介语的动态发展轨迹。

四 语料的转写、标注和相关工作

在建立口语语料库时,口语语料的文本转写比较费时费力,我们曾尝试用电脑软件把汉语中介语录音自动转写成文字,但效果不佳,经比较,还是人工转写更好。在人工转写文本时,我们一开始是音档和文档各开一个窗口,但听、写过程中窗口频繁转换非常麻烦。后来找到一款辅助转写录音的软件:SitMan PC 复读机,这款软件把语音和文本融合在一个界面上,可边听边写,而且具有完备的复读复听功能,使用起来很便捷,大大提高了转写的效率。在转写时,如何处理语音错误,涉及到转写文本的真实性和质量,我们的处理办法是:

(1)如果是口误,如把“学习”说成“学校”,或是心理词汇记忆错误,如把“舞厅”说成“跳厅”,或是类推错误,如把“牲口”说成了“动物口”,都按照学生的实际录音语料转写成文字。

(2)如果只是发音不到位,不影响听辨和交际的发音问题,暂不考虑,直接转写成相对应的文字(具体发音错误留到语料发音标注时再处理)。

(3)在听不清学生到底说的是什么时,用相似的拼音或者音标符号标出。学生说了英语词或者其他母语词,就直接转录成英语或者相应的母语,如果听不懂学生的母语或外语词,也用拼音或音标符号标出。

当说话者的一个话轮结束后,我们在句末标上结束的时间,例如3’22”,表示这段话是在录音文档的第3分22秒处结束的,以便于今后的语料库中流利性信息的提取。

作文语料的整理相对容易一些,我们收集到的外国学生汉语作文原始文本包括两类:一部分原始材料本来就是电脑输入的电子文本(学生交作业时直接把电子稿寄到教师邮箱中或者上传到专用教学网络平台上),另一部分原始材料是手写的纸质文本。对于电子文本,直接保存并编号;对于手写的纸质文本, 根据真实性原则统一录入电子文本,在文本转写过程中,碰到别字和非汉字词语,原文照录,碰到缺笔少画、多笔多画、错笔错画的错字,则用“*”代替,并在后面的括号中标出正确的字。

如前所述,标注的信息取决于今后的研究目的和提取信息等方面的要求。由于涉及到中介语在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多个维度以及汉语字、词、句、篇等不同层面的“语言表现”指标非常多,如果语料库中对所有这些指标都进行标注,实际操作中并不可行。另外,一些指标的分析并不需要专门的人工标注,只要设计软件或利用已有软件就可以进行自动统计和测量。因此,首先要对“语言表现”的测度指标进行合理的筛选,把不需要专门标注的测度指标与其他测度指标分开。例如,涉及到字和词的种数与例数在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方面的各种测量指标基本上都可以用已有软件工具解决,不需要专门进行标注。其次,要区分通用简洁型语料库和专用复杂型语料库在语料标注时对测度指标的不同要求。通用简洁型语料库只需要从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一类测度指标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一两种进行标注即可;而专用复杂型语料库则需要围绕特殊的研究目的,从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一类测度指标中选取多项指标对语料进行标注。再次,口语语料与笔语语料的测度指标与标注内容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别。有些测度指标只适用于口语的测量,如与发音准确度和口语表达流利度相关的测度指标等;另外也有一些测度指标只适用于笔语的测量, 如与汉字准确度、复杂度和多样度相关的测度指标等。

就中介语“语言表现”的综合标注来说,目前可选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鉴“基础标注+偏误标注”模式,在偏误标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把其他综合指标参数纳入“基础标注”部分。另一种模式是按照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分为四个子系统对共核语料分别进行标注,然后合成一个精加工的熟语料库。经过对小规模样本的标注实践和分析,我们认为前一种方式简明实用,可以满足建设通用简洁型纵向语料库的需要,而后一种标注方式更符合专用复杂型纵向语料库的需要。南京大学“汉语中介语纵向语料库”为通用简洁型语料库,我们借鉴了北京语言大学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偏误标注形式③,同时增加基础标注的内容,例如,增加了话题链作为复杂性标注信息,不当停顿(大于1秒)和自我修正(重复、错误话头、重组等)作为流利性标注信息,“把”字句、被动句等常用的语法格式作为准确性和多样性的标注信息,从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对语料进行了简洁性标注。

英国留学中介的选择 篇3

关键词：论证性语篇  篇章信息结构  中介特征

篇章信息结构，又称篇章宏观结构（Van Dijk，1980）、篇章宏观信息结构（郭纯洁，2006），是负载不同功能的各种高层次信息单元之间建构起的一种功能关系网络，是语篇宏观结构组织建构的核心要素之一。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本体研究，着力研究篇章信息结构的类型、组织特征、不同语言篇章信息结构的异同等（Van Dijk，1980;廖秋忠，1988;Büring2003;杜金榜，2007;郭纯洁，2006）;二是习得研究，主要针对中介语篇章信息结构的构建偏误、发展特点、习得模式等进行探索（Kaplan，1966;吴丽君，2002;马明艳，2009）。两大板块中，前者方法成熟，成果丰富，后者起步较晚，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针对汉语中介语的探索，虽然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很多。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未能有效提取篇章信息结构的构成参项;二是将篇章信息结构视为平面、线性结构，忽视了其系统性与层级性;三是研究方法陈旧，主要依靠“思辨+举例”的分析模式，对语料库、实证分析等利用不充分。鉴于此，本文拟在提取篇章信息结构构成参项的基础上，采用定量统计与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日本留学生论证性中介语篇的信息结构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一、研究设计

（一）语料的收集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语料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日本留学生制作的汉语中介语语篇，该部分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为了保证语料内部的均衡性，我们以语料库中日本留学生对《吸烟对个人健康和公众利益的影响》这一测试题目写成的所有成品作文作为总样本库，随机抽样了其中的30篇，构成日本留学生论证性中介语篇抽样库，简称IJ组。

另一部分语料是母语为汉语的中国大学生的汉语语篇。这部分材料来自现场测试。参加测试的是38名大学生，其中男生18名，女生20名。这些被试的母语均为汉语，具有较好的汉语书面表达能力和良好的合作态度。测试题目、时间（限时30分钟）与日本留学生一致。测试结束后，我们对收集到的汉语语篇进行了评估，从中选取了30篇综合评估良好的作文作为本文的研究素材。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这30篇汉语语篇按CT1～CT30（CT代表Chinese Text）进行了编号。

（二）信息结构的形式化

1.篇章小句的切分。我们语料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将所有语篇的小句切分出来，并用专门的符号Cn（n表示小句在语篇中的编号）进行标注。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以徐赳赳（2003：58）提出的标准作为主要的切分依据。

2.篇章信息结构树形图的绘制。根据廖秋忠（1988）对论证性语篇形式化的研究，结合本文使用的语料，我们将论证性语篇信息结构的形式规则，总结为以下7条。

（1）T→[I]A[C]

（2）A→PE或EP

（3）C→[S][AD]

（4）AD→AD 1 AD 2……AD N（N≥1）

（5）P→P[CI]

（6）E→[I]{E {E1E2……EN }}[S]（N≥1）

（7）EN→EN.1 EN.2……EN.n（n≥1）

其中，T代表整个语篇;I代表T中的引言部分或E中的总提部分;A代表核心论证部分;C代表结尾;P代表论点（论题）;E代表论据;S代表C中总结论据重申论题的部分或E中的总结部分;AD代表C中与论题有关的引申部分或与论题无关的题外事项，这其中既可以包括作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也可以包括作者发出的号召，提出的期望、忠告、建议等;CI代表说明澄清部分; E1E2……EN代表一级分论据，其中N表示一级分论据的数量，取大于等于1的整数;EN.1 EN.2……EN.n代表某一级分论据的下位分论据，即二级分论据，n表示二级分论据的数量，取大于等于1的整数。{{ }}表示信息模块之间存在上下位关系，内外括号间的成分为上位信息，内括号中的成分为下位信息。 [ ]表示该成分为可缺失成分。

下面我们以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内的一篇留学生作文为例进行简要说明。

“在公共场所、不允许抽烟”这个措施，我个人认为很有道理（C1）。

首先，从吸烟的利弊来看，吸烟明明是有害无益的（C2）。至今，连自己吸烟的人也知道吸烟对身体有害（C3）。但是，长年养成的嗜好，他们难以离开（C4），在公共场所有人吸烟的话（C5），他吐出的烟雾至少损害他的周围好几个人的健康（C6）。对他个人的健康不用说了（C7）。

其次，我们要考虑吸烟者和不吸烟的人的权利（C8）。这样的措施很有可能引起吸烟者的反对（C9）。那么我们应该保护谁的权利呢（C10）？我们不得不承认吸烟也是一种享受（C11）。可以算是一种爱好（C12）。但是，给别人添麻烦而且损害别人的健康的爱好不被承认是个爱好（C13）。

总之（C14），我赞成“在公共场所边走边不允许吸烟”这个措施（C15）。吸烟对人们的健康根本没有好处的（C16）。我希望（C17）不久的将来没有烟雾的世界会实现（C18）。（IJL6）

IJL6中，C1是论点，C2～C13中使用了两个论据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是论据E1（C2～C7），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二是论据E2（C8～C13），吸烟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最后一段（C14～C18）为整个论证结构的结尾部分：作者一方面总结了上文的重述论点，另一方面就公共场所的吸烟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通过分析、拆解，我们将该语篇的信息结构形式化为图1。

图1：篇章信息结构树形图

3.篇章信息结构模块间功能结构关系的确定。通过分析确定出信息结构树形图中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功能结构关系。

（三）研究参项提取与数据收集分析

1.研究参项

结合论证性语篇的特点与树形图，我们提取出了信息结构的五个构成参项。

（1）信息层，指篇章信息结构系统中负载各种信息的不同层级。

（2）信息点，指的是篇章信息结构中负载不同信息的各类功能模块。

（3）信息量，指的是各类信息结构模块，即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点，携带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的量。本文中，我们主要以小句的数量作为判断宏观信息模块信息量的标准。

（4）信息模式，指篇章制作者在对各类信息模块进行筛选、分层、组配、排序等一系列认知操作之后会最终形成的各具特点的层级化信息模型。

（5）信息模块间结构关系，指篇章信息结构同一信息层上两个或多个信息模块之间存在的功能结构关系。

2.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文收集的主要是日本留学生样本组（IJ）与目标语对比组（CT）内所有语篇的信息结构参项数据。数据分析过程中，本文使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Excel和SPSS18.0 for Windows。

二、结果与讨论

（一）信息层的特征

表1：IJ组和CT组内信息层总数的均值

组别 样本数 信息层数均值 标准差

IJ组 30 3.1667 0.74664

CT组 30 3.5667 0.67891

根据表1，IJ组的30个样本共有95个信息层，均值为3.1667;CT组共有107个信息层样本均值为3.5667。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t=-2.171，p=0.034<0.05，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日本留学生论证性语篇的信息层级数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

表2：IJ组和CT组内不同类型信息层的数量

信息层类型 组        别

IJ组 CT组

首  层 30 30

第二层 30 30

第三层 25 30

第四层 9 14

第五层 1 3

合  计 95 107

表2是两组不同类型信息层的数量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两组的首信息层和第二信息层数量相同，不存在差异，CT组的三、四、五信息层的数量均高于IJ组，t检验的结果表明CT组三、四、五信息层的数量，显著高于IJ组（t=-2.171，p=0.034<0.05）。也就是说，日本留学生汉语中介语篇的浅层信息数量与母语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深层信息的数量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

（二）信息点的特征

表3：IJ组和CT组内信息点总数的均值

组别 样本数 信息点数均值 标准差

IJ组 30 7.5667 1.52414

CT组 30 10.0000 2.33415

根据表3，IJ组内所有样本共227个信息点，均值为7.5667;CT组共有300个信息点，均值为10.0000。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t=-4.781，p=0.000<0.05，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日本留学生论证性语篇的信息点配置量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

表4：IJ组和CT组内不同信息层的信息点数量

组别 不同信息层的信息点数量

总计

首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IJ组 64 81 60 19 3 227

CT组 79 88 84 38 11 300

表4是两对比组内样本不同信息层的信息点数量对比。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首信息层的p=0.004<0.05，第三信息层的p=0.007<0.05，即首信息层和第三信息层的信息点数，两对比组存在显著差别。第二、四、五信息层的p值分别为0.149，0.063和0.271，均大于0.05，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5：IJ组和CT组内不同类型信息点的数量

组  别 不同类型信息点的数量

总计

I A C P E S AD CI

IJ组 22 30 19 32 95 10 17 2 227

CT组 33 30 23 32 143 15 22 2 300

表5呈现的是两对比组样本内不同类型信息点的数量。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I类（p=0.033<0.05）、E类（p=0.000<0.05）信息点的配置数量存在显著差异，其余类型的信息点p值均大于0.05，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表3、4、5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留学生论证性语篇配置的总信息点数量远低于汉语母语者，具体来说，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首信息层和第三信息层上的I类和E类信息点配置数量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

（三）信息量的特征

表6：IJ组和CT组内不同类型信息点的数量

组别 信息点数量 信息点信息量均值 标准差

IJ组 227 9.3744 7.56598

CT组 300 16.1033 16.13258

根据表6，IJ组的30个样本共有227个信息点，总信息量为2128，均值为3.1667;CT组共有300个信息点，总信息量为4831，均值为16.1033。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t=-6.359，p=0.000<0.05，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日本留学生论证性中介语篇的信息点信息量均值显著少于汉语母语者，日本留学生在相同时间内的信息量输出能力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

（四）信息模式的特征

表7：IJ组和CT组内样本的信息模式类型及其分布

信息模式 日本留学生 母语者

全息性模式 P前置 10 17

P后置 0 3

选择性模式

I缺

省型 P前置 8 0

P后置 1 3

C缺

省型 P前置 1 0

P后置 4 6

I+C缺

省型 P前置 4 0

P后置 2 1

IJ组和CT组内样本的信息模式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全息性模式，指信息结构首信息层中“I”“A”“C”三类信息模块均为缺失的一类信息模型;另一类是选择性信息模式，指首信息层信息模块存在缺省的一类信息模型。根据表7中的数据，IJ组内样本全息性模式占33.3%，选择性模式占66.7%，选择性模式中比例最高的是“I缺省型”，其次是“I+C缺省型”和“C缺省型”;从P的位置来看，前置式占76.7%，后置式占23.3%。与IJ组相比，CT组以全息性模式为主（66.7%），选择性模式为辅（33.3%），P前置式（56.7%）略高于P后置式（43.3%）。

综合上述分析，与汉语母语者相比，日本留学生构建的汉语中介语篇，倾向于选用“I缺省型选择性模式”作为主要的信息模式类型，倾向于“全息性模式”作为辅助信息模型，倾向于将p类信息靠前配置。

（五）模块结构关系的特征

表8：IJ组和CT组内样本使用的结构关系类型及所占百分比

结构关系 日本留学生 汉语母语者

主

辅 背景

关系 事实 6.73% 13.57%

观点 5.77% 4.29%

问题 1.92% 0.71%

重述关系 8.65% 8.57%

综述关系 1.92% 2.14%

增述关系 单一型 期望号召 3.85% 3.57%

建议忠告 5.77% 4.29%

复 合 型 0 1.43%

证据关系 28.85% 21.43%

总提关系 6.73% 5.00%

说明关系 1.92% 1.43%

平列 联合关系 25.96% 26.43%

对比关系 1.92% 7.14%

小       计 100% 100%

IJ组内各个信息模块共使用了9种不同的结构关系，使用的总频次为104次，CT组使用的结构关系类型也是9种，使用总频次为140次，显著高于IJ组。从各种结构关系的使用比例来看，“背景关系”日本留学生的使用比例为14.42%，汉语母语者的使用比例为18.57%，“对比关系”前者的使用比例为1.92%，后者的使用比例为7.14%，日本留学生这两种关系的使用比例分别比汉语母语者低了4.15%和5.22%;“证据关系”中，IJ组的使用比例为28.85%，比CT组高出了7.42%。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留学生篇章结构关系整体建构能力要低于汉语母语者，但是在构建篇章时使用的结构关系型例与汉语母语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日本留学生“背景关系”“对比关系”的使用率低于汉语母语者，但“证据关系”的使用率要高于母语者，也就是说，日本留学生偏好集中使用论证结构的核心关系类型构建篇章，对不同类型结构关系的使用不均衡。

（六）日本留学生论证性语篇信息结构的中介特征

根据对不同构成参项特点的分析，我们将日本留学生论证性语篇信息结构的中介性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层级建构能力，尤其是深度信息层级的建构能力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通过日本留学生与汉语母语者之间的对比，我们发现留学生篇章信息结构的层级复杂度与总体建构力明显低于母语者，而这种差异主要在第三、四、五信息层之间，首信息层与第二信息层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日本留学生建构浅层信息的能力较强，但是构建深层信息的能力不足。

第二，信息点的配置能力，尤其是I（引言）类信息和深层E（论据）类信息的配置能力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从各类不同信息点配置的数量均值来看，日本留学生信息模块的整体配置能力要低于母语者。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类信息点的配置上：一类是I（引言）类信息，留学生的中介语篇更倾向于缺省该类信息;另一类是第三信息层E（论据）类信息，目标语篇显著高于中介语篇。

第三，篇章信息结构的核心信息导入方式与母语者不同。与汉语母语者通过附属背景信息导入核心信息不同，日本留学生更偏好在不涉及背景信息的状态下直接进入论证结构的核心部分。

第四，信息量输出能力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通过信息点信息量均值的比较，我们发现日本留学生信息点的信息量均值显著少于汉语母语者。也就是说，日本留学生在相同时间内的信息量输出能力显著低于汉语母语者。

第五，倾向于选用“I缺省，P前置，选择性模式”作为主导信息模型，选用“全息性模式”作为辅助信息模型。从对比结果看，汉语母语者在构建论证性语篇时，倾向于采用全息性信息模型，倾向于将P（论点）置于论据之前，日本留学生则不同，其在建构语篇时，偏好采用I缺省的选择性信息模型，将全息性模型作为附属模型。

第六，信息模块结构关系建构能力低于母语者，且各种结构关系使用不均衡，存在核心关系类型偏好。日本留学生使用的结构关系型例与汉语母语者基本一致，但是使用的数量远低于汉语母语者。日本留学生结构关系使用的另一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偏好性，即偏好使用“论据”和“联合”两种关系进行篇章构建。这种倾向与留学生篇章建构的模式化特点存在密切关系。

综上，与汉语母语者相比，日本留学生论证性语篇信息结构的构建呈现出信息输出量偏低、深层论据信息构建力不足、偏好使用核心型例和I缺省选择性信息模型等中介性特点。

三、篇章信息结构教学策略的选择

1.充分重视语体的制约作用，实行分语体教学。语体对语篇的宏观信息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语体不同其信息结构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差异性让我们提高宏观信息结构教学有效性与针对性最好的方式是进行分语体的教授与训练。大多数教材在编写中会提到某一种或几种篇章结构模式，但是对同一语体信息结构存在的多种变体关注度不够。鉴于此，教学过程可以在坚持分语体教学的基础上，建立以常用结构模式为核心的宏观信息结构原型范畴，做到分语体训练与分模式训练的有机结合。

2.充分重视微观信息结构系统的外在影响，在教学中做到宏观与微观相互结合。语篇内的信息结构可分为微观与宏观两大类。其中，前者是后者形成与建立的基础。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在教学实践中除了对宏观信息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门训练之外，教师还要不断提高留学生的微观信息结构构建能力，在日常教学中要有意识地通过“归纳主题句”“话题句扩展”“给话题作文”“篇章链接语填空”等训练手段来沟通学习者的这两种能力。

3.充分重视各个构建要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教学中进行分解性的“面—点”训练和组合性的“点—面”训练。篇章信息结构是一个多要素聚合而成的综合体，在教学实践中可以进行由面及点的分解性训练。比如，教师可以对论证性语篇中各个构成要素的建构能力进行分项训练，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由点及面的反向组合式练习，比如，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通过“篇章连接词填空”“关联词改错”等方法训练留学生把握信息模块间功能关系的能力。

（本文为2014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课题“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日本留学生论证性语篇信息结构习得研究”[项目批准号14Q02]、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语类理论视阈下的对外汉语篇章教学模式研究”[项目号：2013A06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杜金榜.法律语篇树状信息结构研究[J].现代外语，2007，（1）.

[2]廖秋忠.篇章中的论证结构[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1）.

[3]吴丽君.日本学生汉语习得偏误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2.

[4]马明艳.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9.

[5]Büring，D.On D-trees，beans，and B-accents.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2003，（26）：511-545.

[6]Kaplan，R.B.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1966，（16）：1-20.

[7]van Dijk，T.A.Macrostructures：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Global Structure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aciate，1980.

怎样选择天津留学中介 篇4

学生出国留学一般都会选择中介，在选择留学机构的时候要注意中介的机构资质!那么天津留学中介怎么选呢?

对于天津你了解多少?天津位于华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天津滨海新区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天津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常驻举办城市。

天津留学中介怎么选?天津留学中介有哪些?

北京东方人力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是北京小编必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留学公司服务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甲2号盈科中心B栋1201室。子公司覆盖上海、广州、成都、西安、重庆、武汉、厦门、长沙、济南、郑州、天津、宁波、南京等全国13个省市。主打留学品牌--。

通过独家开发的高度定制留学crp服务系统，拆分留学流程，简化申请步骤，帮助留学家庭更轻松的应对留学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关卡，每一步都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旗下留学网站主打留学咨询、留学顾问个人展示及各年各地区留学案例对比。

【启德留学】启 德教育是国际教育领域的知名品牌，是最专业的`留学咨询机构之一。成立于，至今已为数以万计的留学生提供了出国留学服务。凭借雄厚的国际教育资源优势，成立了启 德出国留学教育、启 德学府和启 德游学三大子品牌。此外，启 德留学打造的“免费留学法国”、“留德直通车”等项目，树立了行业的领先地位;同时，启 德还拥有最广泛的欧洲、亚洲国际院校资源，是新加坡教育服务署在中国的荣誉合作伙伴。

【新通国际】新 通教育(创立于,国内留学服务行业和国际化教育领先企业,浙江省著名商标,著名品牌,浙江新 通留学有限公司)，成立以来，精英团队植根中国，面向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致力于为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及海外投资发展提供最专业优质的服务，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最积极的海外传播者。

英国留学中介的选择 篇5

很多想要申请美国留学的学生和家长在选择美国留学中介的时候很纠结，国内那么多家美国留学中介机构，到底选哪家好呢?下面专家为大家推荐一个靠谱的美国留学中介机构。

申请美国留学，如果自己不善于DIY，最好还是找一个靠谱的美国留学中介帮助自己申请，什么样的美国留学中介靠谱呢?那当然要数了，下面专家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办理美国留学的优势。

1.办理美国留学业务最早

是业内最早开始从事美国留学的专业机构，从起，在“9.11”事件之后美国留学签证通过率处于低迷阶段就已经服务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硕博士高端申请。这几年，又引领行业开拓美国低龄留学，服务人大附中、北京四中、东北育才等一系列国内高中名校，十余年来的不懈努力为开创了“北美全能申请专家”的声誉。

2.AIRC美国国际招生协会权威认证

作为业内最早开始从事美国留学的专业机构之一，多年来以高端的服务理念、力求完美的申请方案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得到了AIRC美国国际招生协会的认可。威久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第三家获得此项认证的美国留学中介机构。此认证包括威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所有子公司。

3.境外分支服务机构最多

20威久北美分公司在美国旧金山注册成立。，威久继运营了7年的旧金山分公司后，更是确定了以北美，美西，美中，美南为战略的四大服务中心，并成立了第二个分支机构-佐治亚州分公司。

4.首创中美双顾问精英咨询团队

威久美国部首创了中美双顾问的精英咨询团队，提供高端后期体贴式服务，成功解决了为国内高端申请人提供定制式服务需要。多年来的客户服务经验积累，为我们创造了业内铮铮口碑。

5.合作院校最多

十余年来，我们已经直接和美国近200多所大学建立了直接合作关系，在和大学互惠的前提下，我们要保证我们推荐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大学要保证我们威久送的学生必须得到优先录取。在与美国院校多年合作中，威久推荐学生的质量以及在申请中的规范与专业操作流程使威久在美国大学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与专业信誉。

6.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深度合作机构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UNY)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学，在美国教育界享有极高评价。作为业内办理美国留学的翘楚，受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亲睐，与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强强联合共同致力于帮助更多的国内学生享受到SUNY高质量的教育。每年，威久都会有大量学子成功申请到SUNY的offer，在录取中，SUNY也会优先考虑威久推荐的优秀学子。

7.服务最全面

威久服务内容包括：前期咨询、签约、材料处理、申请、签证、住宿安排、机票预订、接机、找监护人等全套服务，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步步紧跟，让学生的留学之路一路畅通。

8.顶级世界名校申请最多，奖学金最丰厚

每年，帮助上千名学生申请到美国大学的offer，其中数以百计的哈佛、耶鲁、普林斯度、宾大、哥大、杜克、布朗、卡耐基梅隆、加州伯克利等世界顶级名校。并且数十年来累计为威久莘莘学子获得了近亿元人民币的奖学金。

9. 咨询顾问最靠谱、最资深、最诚信

威久美国部的咨询顾问80%都有海外学习工作经验，在留学行业从业平均5年以上，且都接受过国外院校的正规培训。威久遴选咨询顾问的标准在业内一直特立独行，我们坚持只要最有良心的那些顾问，我们谢绝那些良心有愧却签约很强的顾问。我们一直坚信，吃亏是福，威久多吃亏，学生就能多得福。

10. 文案最权威、最专业

去澳洲留学中介选择定要谨慎 篇6

去澳洲留学中介选择一定要谨慎。大家可能在选择留学中介的时候会难以对比，又或者有些学生并不了解该怎样去挑选从而选择到了不好的中介，希望大家在选择中介这件事儿上谨慎一些。

每年都会受理几件因去澳洲留学遭遇而被骗的消费投诉。通常分为两种，最明显的是超范围经营，即公司本无权经营澳洲留学中介业务，但也顺手赚一些“外快”;另一类是挂靠在一些合法中介某个部门名下“借牌上市”，一旦出现问题，立刻走人。此外，这些澳洲留学中介公司一般都有注册登记的公司作幌子，大多数是合资企业，公司名称均挂上“咨询”、“代理”等字样，有较大欺骗性。并且选择租用较大的宾馆酒店或中高档写字楼作为“办公”地点，以造成规模较大、较正规的`假象。

市消协提醒家长注意，选择澳洲留学中介要看其是否有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和工商部门核发的经营范围中含有“留学中介服务”字样的营业执照。而数据显示，众多自费留学中介中，具有资质的中介很少仅有数十家。此外，还要提醒家长，正规的澳洲留学中介机构早已在网上“明示”，学生和家长可以到“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进行查询。

英国留学中介的选择 篇7

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等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这些指标一般是能够反映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变量。由于中央银行并不能直接对最终目标进行控制,其会根据具体的最终目标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对它们实施间接调节。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货币政策时滞。根据实证分析,实际货币供应量变化对实际产出的作用时滞在8—10个月左右,而股票价格、汇率的作用时滞分别为13—19个月和23—25个月。因此,为了及时监测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并准确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作用,中央银行选定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将政策工具与最终目标联系起来。操作指标、中介指标和最终目标构成了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见图1) ,为货币政策有效实施提供必要的参考。

一、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的理论标准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的选择主要符合以下四个标准:

( 一) 相关性

在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中,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是出于中央银行监测货币政策效果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要求中介指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高度相关,操作指标与中介指标高度相关。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通过这两个指标的变动全面了解和准确控制货币政策效果。比如,作为操作指标的准备金总额的变动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灵敏的变动,进而实现对最终目标的控制。

( 二) 可测性

指标的可测性是可控性的前提。中央银行不仅要保证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的相关性,还要确保指标数据的易获性,即可测性。在这里,最终目标相当于经济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中介指标相当于解释变量,只有解释变量值能准确快速的获取,才能通过经济模型分析解释变量的变化情况。

( 三) 可控性

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必须是中央银行可以根据最终目标,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有效控制的指标。当最终目标有所偏离时,若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不可控,中央银行也无法使其驶入正轨。在直接融资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下,许多学者认为货币供应量逐渐失去了可控性。

( 四) 抗干扰性

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要求能较好地抵御外部因素的干扰,减少其反映货币政策效果的误差。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货币政策指标更换的频率,提高货币政策目标的整体效率,稳定宏观经济金融体系。

上述的四个标准是基于理论分析得来的,然而实际上,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的选择不仅仅是基于这四个标准,更多的是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改变,比如一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市场发育程度、经济管理体制、金融创新、利率市场化进程等等。

二、影响中介指标与操作指标选择的客观条件

( 一) 对外经济依存度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一国对外经济依存度逐步提高,国内金融和国外金融开始融为一体,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此背景下,一国的货币政策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金融稳定的要求,还受到国外环境的制约,也就是说经济对外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外经济依存度不高,较为封闭的经济体一般只需要达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金融稳定这三个目标就可以了。而对外经济依存度高的开放经济体还需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币值稳定,还需要面对蒙代尔的“三元悖论”等问题,因此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会相应地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也会根据最终目标的更换而改变。

通常来说,对外经济依存度由国际贸易量和国际资本流动量决定。一国国际贸易量越大、国际资本流动量越大,其对外经济依存度越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量( 见图2)和国际资本流动量( 见图3) 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全球贸易总额和资本流动量增长巨大 ,各国对外经济依存度大大提高,此时传统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相关性大大降低,各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见下页表1) 。

在新的金融条件下,短期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货币替代现象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与最终目标的相关度,大多数的西方国家纷纷放弃了以数量型指标( 货币供应量、信贷量) 为中心的货币政策体系转而对与实际经济活动关联性更强的价格型指标( 利率、汇率、MCI) 进行监控,这是各国对外经济依存度提高的必然要求,更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 二) 直接融资规模

直接融资是指没有商业银行作为中介的, 通过购买股票、债券获得资金的一种融资机制,是间接融资的对立面。直接融资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市场化进程、资本市场发育状况和金融资产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资本市场深入发展,冲击了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加大了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比例,从而使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大幅提高。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逐渐从货币渠道转为信贷渠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呈现出复杂化特点,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的不确定性加大。以中国为例,新增人民币贷款与直接融资比重走势( 如图4所示) ,可以看出直接融资比重逐年增长。

另外,金融资产的发展使得非银行机构也具备了货币创造功能,加大了中央银行通过基础货币这一操作指标来监控货币政策效果的难度,这种“脱媒”现象使得传统的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的可测性大大降低。邱崇明( 2003) 认为,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扩大和金融创新,三大因素叠加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很大变化,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果将更加明显。鉴于此,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以社会融资规模、金融资产收益率等作为新的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

( 三) 金 融创新

金融创新主要包括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创新。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革命性的金融创新改革,其影响范围延伸至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浪潮再次来袭,并持续至今。随着金融创新浪潮的涌现,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大面积产生,金融业务多样化发展,社会公众的储蓄投资行为也发生了质的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也日渐复杂,对中央银行间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进一步得出其对中介指标和操作指标选择有着必然的影响,分析如下:

1.限制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中央 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控制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调整商业银行贷款量,进而调整货币供应量,以达到最终目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商业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相对固定,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基本源于社会公众存款。然而,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通过创新表外业务,灵活运用回购协议、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非存款性金融工具,降低存款比例,增加其他类别下的资金,成功规避了中央银行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量的约束,并可获得可观收益。

2.弱化了再贴现率的效用。当商业银行缺乏短期资金、流动性受限时,传统做法是向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中央银行在其中处于被动地位,即是由商业银行来决定是否进行再贴现,再贴现数额多还是少。另外,随着金融创新的普及,贴现窗口的诸多弊端开始显现,商业银行更愿意通过在国内或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证券化产品或短期存单来筹集资金。相比之下,通过货币市场融资,成本更低,期限相对更长,更符合商业银行的利益。实际上,再贴现政策的信号意义比操作意义要更大一些。

3.强化了公开市场业务的力度。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证券,以吞吐基础货币,从而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一国公开市场业务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商业银行是否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第二,该国是否有发达的证券市场。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不仅满足政府融资的需要,也为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便利。

结论

轻松玩转留学中介 篇8

地球村概念的普及,把世界变小的同时,留学也从稀罕事变成了平常事。今天是东家奶奶的孙子去了德国,明天是西家阿姨的女儿去了美国,中国人去外国镀金的多了,外国人来中国镀金的也多了。留学需求的增长,更是催生了一批专业留学机构的增长。目前,全国共有留学中介400多所,仅北京就占了70多所,其余的主要分布在上海、深圳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留学中介老总告诉记者,只要每年有200个客户,他所经营的中介利润就可以达到100%。在全球都在喊金融危机的时候,留学中介却显得格外坚挺,无论是危机也罢,还是H1N1也罢,北京美加百利咨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刘世鹏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的时候称,这些危机对留学市场基本上没有威胁,留学生增长的势头依然在继续。

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2008年年底,中国共有留学生139.15万,而2007年为14.4万,2008年已经上涨到17.98万,2009年这样的势头据刘世鹏介绍,一点没有减弱的迹象,相反,咨询的人较2008年同期还有所上扬,他估计,2009年,留学生的数量应该会突破20万。

据记者了解,市场增长的部分主要来自自费留学生,这些学生中,本科留学占45%以上,研究生及以上留学占30%左右,而这些留学生中,有超过60%的学生会选择通过中介实现留学梦想。

留学市场正在苏醒

依照目前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来看,20万人一年左右的市场仿佛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口,有2500万在读大学生,而中国目前在读的海外留学生只有50万。这个数字和中国周边国家相比,明显落后。

以韩国为例,韩国也属于汉语言教育背景国家,和中国的教育消费习惯基本相似,韩国目前有人口5000万,在读大学生250万,留学生43万,留学的人数占到了在读大学生人数的17%,而中国留学生只占到中国在读大学生的2%。

刘世鹏说:“单看市场容量,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市场潜力很明显还没有完全被激发出来。”但是他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南方一些企业的破产,恰恰给留学市场带来了春天。

中国南方向来是制造业的密集地,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许多单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重创,行业洗牌及重组,2009年在中国南方一直保持高热。“企业转型,对人才的需求,会加剧留学市场的膨胀。”刘世鹏称。正如电影《天下无贼》里葛优所言:目前“中国最缺的是什么?”“人才!”

在记者对一些企业的采访中,尤其是外资和合资企业,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也都表示,如果是有留学背景的人才,公司会考虑优先录用,并且很欢迎这样的人才加盟。因为,留学生首先没有语言障碍;其次在国外生活过,对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情况都很了解;最后,专业知识过硬的话,会很容易胜任工作。

当然,除此之外,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留学市场注入了活力。北京第二中学毕业生吴倩(化名)在高中毕业后,就选择了去日本留学,她告诉记者,像她这样的学生班上还有很多,“虽然自费出国留学需要花很多钱,估计要100万左右,但是对北京的孩子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班的同学很多不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能出国,而是因为成绩呀什么别的限制不能出国。”

在北京第二中学门口记者遇到的一些孩子家长,也都称,只要孩子用功读书,他们愿意让孩子去留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条件好了,只要有机会,让孩子走出国门长点见识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心愿。”张阿姨在和记者聊天的时候感慨地说。

近些年,国家为了鼓励留学、鼓励留学生回国,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尤其是对高科技人才,不仅在工资福利上提供保障,还提供专门的研究基地,就像股市的利好一样,这些利好也刺激了人们出国留学的愿望。一股新的留学热潮正在苏醒,那么,对留学中介来说,这股渐渐苏醒的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服务质量是关键

统计数据显示,每年中国去国外留学的学生,10%是公费,90%是自费。对留学中介来说,90%的自费留学生就是市场。由于海外留学不是观光旅游,加上费用昂贵,所以大多数的留学生会选择有专业知识的留学中介来帮助自己。

刘世鹏在谈到留学中介对学生提供的帮助时,提到了两点:留学中介对国外高校及各高校专业的了解能为学生最快地找到适合学生的学校和专业。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高校有3000所以上,如果学生想去美国留学,光是研究这3000多所高校就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但是留学中介对这些信息了如指掌,通过中介,留学生等于是找到了信息直通车。其次,留学中介的老师对英文的运用和把握可以成功地帮助学生完成各项申请,获得教授的青睐。

留学中介属于服务性质的公司,从以上两点我们也不难看出,对留学中介来说,市场竞争就是服务竞争,关于这点,刘世鹏也表示赞同。目前,留学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留学中介机构,这些机构有的是单一的中介服务,规模大一点的还包括培训、移民等服务。但是不管服务的种类如何,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这些机构的客源。

“现在的消费者不像从前了,如今他们在消费的时候也明白货比三家,所以有特色、扎实的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源。”刘世鹏对记者说。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一些消费者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正在中介为儿子办理手续的马阿姨就愤慨地告诉记者:“某某机构承诺的很好,结果办理的时候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白白耽误了时间,换了机构以后,才顺利办好。”直到记者离开的时候,马阿姨提到耽误了她时间的机构还觉得愤怒难平。

其实,多数留学中介的业务都很单一,就是帮助学生顺利出国留学,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做深做细,服务跟不上,墨守陈规就会失去像马阿姨这样的客户。刘世鹏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美加百利之所以自2004年创办以来,一直能在业界保持良好声誉及良好客源,就是与他们重视服务分不开的。目前,他们又推出了职业规划配合留学的新的服务产品,职业规划与留学进行有机结合,这在国内业界还是首家。

当然,除了美加百利,其他的留学中介也在服务上努力地下着功夫,比如办留学送礼品,课外老师单独辅导等等,让留学市场异彩纷呈。吴倩(化名)也和记者说过:“不喜欢中介瞎承诺,知道实情才能及时地对所需材料进行补充、完善。”按她的话来说,就是,“你别忽悠我,我又不傻!”谈到对中介的选择,她说,服务和质量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和吴倩(化名)一样,众多的消费者其实都是这样的心态。

利润空间潜力很大

留学热不是偶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这股热风会吹得更加强劲,尤其是80后崛起的现在,跨国对他们来说有时就是几个简单的动作连接,喜爱生活、喜爱异域文化、喜爱创新,留学趋势也随着他们变得不再安分,逐渐向好的市场对想要创办留学中介的投资人来说究竟该如何把握。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发现,留学中介的规模大致分为三种,规模较大的一般都形成了集团化管理,旗下拥有多种服务品种,培训、留学、移民、教育等等,并且在国内拥有多家连锁。如:新东方,该集团已经成功在海外上市。规模中等的一般拥有员工不到千人,服务比较单一,以留学和移民为主营业务。规模小一点的从几个人到几十人不等,业务主要就是办理留学。

刘世鹏告诉记者,一个留学中介其实内部结构很简单,基本上就分为人力资源和市场两块,而人力资源是公司服务的根本,市场主要是做推广。对一个想要创办属于自己的留学中介的投资人来说,最需要花费精力的应该是在人才的选拔和利用上。由于留学中介本来就是以专业著称,所以,中介的员工自己就应该是专家,这样才能得到客户的认可。

创办留学中介一般分为三步走:资质认领;选址、选人;广告宣传。基本的费用看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清楚的得知:

以北京为例,留学中介员工的平均工资为3500元,四环以内办公室租赁的费用大约为2元/平方米/天。假设成立一个小规模的留学中介,需要员工30人,需要办公面积100平方米,员工工资加上办公租赁费用,一个月共计111000元,加上其他一些支出,如办公用品,水电等等,5000元,那么平均一个月的固定运营费用在116000元(不包括首月,首月因为购置办公器材以及缴纳注册资金,会多出很多),那么一年运营的固定费用大约为1392000元,假设广告宣传100万元,那么一年的总运营成本就是2392000元。这其中广告宣传的费用是灵活的,可以视市场的情况来定,可多,可少。

那么,留学中介的利润究竟怎样呢?依照目前的市场情况,除非是高端出国需要支付中介费十多万元,一般的留学平均支付的中介费大约为2～3万,假设一个上述机构一年成功办理留学200人次,那么收入为400万元～600万元,缴纳了各项税款,扣除运营成本(包括广告)之后,该机构至少盈利在100万元以上。如果客源更多的话,利润会更高。

试想依照中国目前的市场,一年200人次,一个月平均只有17人,这样的业务完成起来难度应该不会很大,如果每年只要完成120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月完成10人,机构就不会亏损。对于日益膨胀的市场来说,依照计算,创办留学中介就仿佛是请了财神回家。

掌握好盈利的关键点

留学中介固然是块香饽饽,一旦成功运营就可以坐享其成,不仅利润丰厚,还可以得到帮助了的人的赞美,对投资人来说,怎么看都是美。

但是,据刘世鹏介绍,现在留学中介资质的申请相较前几年变得困难了许多。一是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要控制市场容量;二是因为一些不良资质的中介扰乱市场。所以,对留学中介资质的审查,教育部审批越来越严格。最近几年获得资质开业的留学中介机构并不多。

除此之外,随着竞争的激烈,留学中介无形中附送的产品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样,就压缩了利润空间,比如原来要收费的培训,现在可能会以某种形式直接送给消费者。这对企业来说,等于是失去了一部分收入来源。

另外,一些不良中介带来的不好影响,也使市场产生了动摇,使得消费者对留学中介的认识产生扭曲。不仅如此,刘世鹏说,目前整个市场的秩序虽然是良好的,不存在明显的不良价格竞争等情况,但是国家方面没有规范的管理,对资质的要求没有进行细分,比如哪些机构不能办理某个国家的留学等,所以市场有点混乱。

听起来,这些不良情况的存在对市场的确有着诋毁,但是,从刘世鹏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市场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还是适合投资和生存的。比如:市场的前景逐年向好,市场没有明显的不良价格竞争,市场的利润可观等等。关键是,你有没有找准盈利的关键点。

关键一:

人才竞争

前面我们一直在强调对留学中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服务质量,所以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着中介生存的成败。留学中介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撰写申请资料,帮助学生了解国外的各种信息,做出选择,所以老师的语言能力,以及对国外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刘世鹏就对记者说,在留学中介工作的员工需要每天不停地浏览国外各高校的网站,熟悉每个学校的专业特长,以及教授的研究方向和近几年的研究项目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工作量大,要求高。只有这样,工作人员才能在服务的过程中凸显服务质量,在帮助学生撰写资料的时候才容易投教授所好,提升申请的成功率。

关键二:

品牌战略

以北京为例,北京有70多所留学中介,但是被大家耳熟能详的不会超过20家,相信消费者的首选一定是在20家以内,除非是其他的中介真的有很强的优势,才会转移目光。这就是品牌效应。可是品牌的经营是漫长的也是最让投资者觉得没有把握的,原因在于品牌是看不见的,只是存在于人们思想里的一种认识。

刘世鹏将品牌经营分为了美誉度和知名度。他说,知名度通过广告很容易获得,但是美誉度其实才是品牌经营里最为重要的。美誉度不是通过广告就可以获得的,而是通过你的服务,你的客户口耳相传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如果美誉度和知名度完美结合,那么,品牌的建设也就大功告成。

目前,中国的留学中介已经呈现出品牌化趋势,品牌之战不久就会展开。

关键三:

找准服务圈,创办特色经营

对留学中介来说,客源是生存的根本,所以扩大服务圈对留学中介来说就是扩大利润来源。目前社会上主流的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学生部分,但还有20%的市场是一些工作之后想要继续深造的人士。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积累,不仅有财力支撑,而且目标明确,中介服务这些客户不仅效率高,回报也高。

除此之外,留学中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服务产品多元化也已经成了趋势,特色经营更是这个行业招揽客户的招牌,别人有的我都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有,或者我在申请某个国家方面有特殊的优势,这些都是留学中介在竞争中夺魁的法宝。

关键四:

积极参与到优胜劣汰的战争中